泰戈爾傳 · 第十四章　榮銜如敝屣

第一次大戰期間，印度非常同情聯軍的行動，大家出錢出力來支持戰爭。這種見義勇為的精神，深得英國當局的讚賞。那時，聯軍所標榜的民主政治以及民族自決的口號，打動每個印度人的心，於是他們便向英國要求，提早使印度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 誰料事與願違，英國的諾言遲遲沒有實現。因此，印度便組織一個「獨立同盟會」。英國震驚，把同盟會的首領菩桑夫人逮捕。不幸英國這種估計完全錯誤，結果，獨立運動風起雲湧，一發而不可收。 就旁遮普一省而論，戰爭期間，他們的犧牲極大。他們對英國沒有履行諾言這事情，非常不滿，可是英國的態度卻十分強硬，不輕易接受印度的要求。甘地知道民怨沸騰，他籲請英國改變態度，可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他的建議不被採納。因此，他便號召全國休業，以示反抗。 誰也知道，甘地所採用的是非暴力的不合作運動。不幸在許多地方，警察和群眾都控制不住感情，所以發生流血事件。外侮當前，促成印度教徒與回教徒空前的合作。他們精誠團結，步伐一致，非爭取印度的完全獨立，誓不甘休；這是1919年間的事情。 對於那次不幸的暴動事件，泰戈爾義憤填胸。他寫了一封信給印度總督詹斯福特勳爵（Lord Chelmsford），把英廷所賜贈的爵士的榮銜，雙手奉還。 總督閣下： 政府對於旁遮普的局部紛亂事件，運用非常的手段來彈壓，這事情使我驚訝，同時，也使我認識，作為英屬印度的子民，我們的地位是孤立無援的。政府所加於那些不幸的人的嚴厲的處罰，以及它所採用的方法，使我們相信，除了一些顯著的例外，在往古來今的文明政府的歷史上找不到同等的情形。貴政府擁有摧殘人命最有效的組織，現在竟運用這種組織的力量來應付手無寸鐵的人民，這種行為我們絕對認為與政治上的方便行事無關，與道德正義更無緣。 我們旁遮普的同胞所受的侮辱和苦痛的記載，已經透過沉寂，達到印度每一角落，而人民的心中所激發的普遍的憤怒，我們的統治者卻熟視無睹——他們也許私自慶祝，他們曾給人以值得恭賀的教訓。 這種冷酷無情的行為曾博得英印大多數報紙的頌揚，其中有些報紙曾以開玩笑的態度儘量描寫我們的苦痛的情緒，而政府當局對於這事情一點也不加以制裁。另一方面，凡是可以代表受苦受難的人的痛苦的呼聲，裁判的意見，卻一字不准發表。 因為我知道我們的呼籲也是徒然，而報復的熱情已經使我們政府的高貴的政治家的風度掩沒——事實上，政府大可寬大為懷，這才和它的力量及道德傳統相配合——在這當兒，我所能夠替我國做的一點事情，就是自己負起一切後果的責任，在言論上支持我的幾百萬同胞去抗議，因為他們在恐怖的痛苦中，已經啞口無言了。 現在已經達到這時代，榮譽的徽志使我們的恥辱在不調和的國恥中更見明顯。就我而論，我願意卸除一切特殊的徽志，站在我的同胞的旁邊，他們因為是微不足道，很容易受到非人類所應受的恥辱。 為著上述的理由，我迫得很不願意地很遺憾地請求閣下除去英皇陛下賜我的爵士的榮銜，那是由你的前任總督親手惠贈的，他的高尚的心志，我永遠念念不忘。 你的忠實的朋友泰戈爾·羅賓德羅那特 爵士的榮銜，他倒不稀罕，但是，這個銜頭多少是代表社會對他的認識和敬重，現在形勢逼得他要公開否認，他的心裡的苦痛不問可知。此外，旁遮普事件，使他的希望幻滅，這更是不好受。他時常相信英國人處理事情的公平正直，這種性格使英帝國在處理政治問題的時候，比較其他各國更受人歡迎。他個人有許多英國朋友，同時，英國作家給他的影響也很大。現在他已經筋疲力盡，而且心裡不大愉快，所以他更覺得周遭一切事物似乎都有差錯。 旁遮普事件引起人們普遍的注意，在許多場合里，他都發表演講。結果，弄得雙方都對他痛恨。然而，當局面最壞的時候，他還能夠對安德烈寫出這樣的信： 雖然我們這麼怨恨英國，但是我不能不愛你的國家，因為它給我幾位我最親愛的朋友。我非常喜歡這件事，因為仇恨是可恨的。好像一個將軍為著戰略關係，把全部敵人趕到「死路」，以便殲滅他們，我們的憤怒的情緒把全國人普遍化，以便在精神上給他們以最大規模的打擊。…… 事實上，所有國家的好人，彼此之間具有親和力。燃料的外表不同，但火焰卻一致。當這個國家的光焰照到我的眼帘的時候，我承認它和那種照耀印度的途徑，照耀我們的家庭的光亮一模一樣。讓我們找尋那種火焰，同時，我們要知道，凡是分裂的精神占優勢的地方，就是黑暗統治的地方。 換句話說，泰戈爾雖然極端討厭殖民地制度，但他對於英國人毫無仇恨，而且有相當的敬意。他曾說：「最優秀的英國人，是世界人類中最優秀的標本。」泰戈爾這種對事不對人，攻擊制度而不攻擊人身的寬大的作風，無形中給印度帶來很大的光彩。更難得的是，泰戈爾如此，甘地和尼赫魯也是如此。在印度民族運動的過程中，大家認清目標，積極進行，到了目的達到之後，過去不愉快的事情已成歷史的陳跡，大家忘記得一乾二淨，這是多麼漂亮！ 甘地所倡導的不合作運動，原來是反對採用一切暴力的。這事情甘地了解，泰戈爾也了解，可是實際執行的人卻不大了解，所以當地曾有少數人對泰戈爾發生誤會。 還有一層，一些眼光短淺的人，以為歐洲的文明是物質文明，印度的文明是精神文明。泰戈爾卻坦白地指出，歐洲人征服物質的力量的功勞，這主要的是精神上的成就。假如印度人不了解這一點，將來吃虧的並非別人，而是自己。就精神文明而論，從希臘詩人荷馬到英國小說家康拉德，他們的成就並不小。此外，歐洲歷代殉難的烈士之多，正如恆河沙數，我們並不能說人家不懂得什麼真理。簡單說一句，東方和西方並非對立的，而是相互合作的。凡是高傲的人，不論是印度人或英國人，都不足為訓。 現在讓我們談談語文問題。自他五十歲左右，他才開始運用英文來寫作，尤其是用英文來翻譯他已經成名的著作。那些譯品固然給他帶來國際的聲譽，但是就文論文，像湯遜所說的那樣，「他的翻譯對我是一種隱蔽——在他的詩和西方人士之間罩著一層雲霧」。 泰戈爾是個敏感的人，他更有自知之明。他覺得自己的英文還不夠水準，今後還是運用孟加拉文來寫作，這使他更能夠自由運用。 1921年2月2日，他給湯遜的信就是這麼說： 你知道，當我50歲的時候，我才開始追求你的語文。我要贏得它的青睞，這種希望似乎太遲了。因為我沒有在任何大學得過學位，所以我知道自己的缺陷——我實在不敢闖入那個專門保留給天使去踐踏的田地。在我的譯文裡，我戰戰兢兢地避免一切難題，結果，我的譯文比較流利，但也比較淺薄。……當我開始假冒自己的作品的行為的時候，我是鬧著玩的。現在我對於這種奇形怪狀的東西，不禁會發抖。我願意承認自己的錯誤的行為，退到我的原來的職業，單純做孟加拉文的詩人。從茲彌補過失，我希望不會太遲。…… 上述的一段話，一方面說明泰戈爾的過分謙遜，另一方面證明母語教育比較任何語文教育來得重要而且有效。 然而世間的事情，有時是求之不得，有時要拒絕也不容易。自泰戈爾將爵士的榮銜奉還英廷後，他對於世俗的所謂名譽，更抱著非常冷淡的態度。他是忘懷得失的，任何事情都不能打動他的心。可是許多著名的學術機構，都要和泰戈爾發生一點關係，這才能夠把該機構的地位儘量提高。 普通學術機構和學人及政治上的風雲人物發生關係，不外幾個方式，如：頒發獎金，擔任講座，賜予名譽博士學位。 當泰戈爾馳譽國際文壇後，這些機會源源而來，可是除了最著名的大學外，普通學術機構的講座及名譽學位，他一點也不稀罕。 牛津是英國兩個老大學之一。牛津當局老早就想贈與一個名譽博士給泰戈爾。可是自泰戈爾把爵士的榮銜奉還英廷後，牛津當局不能不有戒心。他們認為，泰戈爾既然視榮銜如敝屣，爵士的榮譽既然可退還，那麼牛津的名譽博士學位恐怕也不會被接受。 1926年，牛津大學授意桂冠詩人布力治（Robert Bridge），請他徵求泰戈爾本人的意見，同時，把一切應備的手續告訴他。在布力治致泰戈爾的信中，他很唐突地透露了一句話：「我覺得你的被選是沒有多大把握。」這封信使泰戈爾頗難處置。假如他到了英國，而牛津大學又沒有賜予學位，這將使他十分尷尬；何況那時他到處大受歡迎，人家的熱烈，和英國的冷淡，倒成個劇烈的對照。 1930年，泰戈爾曾到牛津去講學，不過牛津的學位，遲遲沒有頒發，這事情曾使一般印度文藝界憤憤不平。到了1940年，牛津大學覺得事情再也不應該遲延下去，於是很有禮貌地用本人不必親自前往牛津領獎的辦法，授予名譽文學博士的銜頭；這在牛津的歷史上僅有兩次先例。 那時，牛津大學的代表為冀厄爵士（Sir Maurice Gwyer）及印度哲學專家拉達克里希南爵士（Sir S. Radhakrishnan），地點在聖蒂尼克坦。文名廣播遐邇後的泰戈爾，一般人的恭維的信件，他早已不大重視，不過牛津大學的名譽文學博士的學位是個例外。據說，那天拉達克里斯希爵士用拉丁文致辭，泰戈爾用梵文致答詞。拉丁文和梵文都是死文字，可是這些古色古香的情調，更和一代大詩人的身份相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