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爾傳 · 第十二章 談民族主義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這是孟子的名言。
「我愛生命，我更愛真理；我愛國家，我更愛世界，我最愛人類。」這是泰戈爾對於政治問題的基本態度。
在《印度、我的女神，我鍾愛你》那首詩里，我反覆吟誦，字裡行間，無處不表現他的愛國的熱誠。他頌揚印度的古聖先賢，他讚美印度的名山勝水，他祈求印度給他以生命和愛情，他說印度人的膚色、服飾、宗教真是多彩多姿。他希望法國人、英國人、蘇聯人、德國人、日本人能夠在各自的國土裡繁榮滋長，可是最後成為普通人類的一分子，即世界的公民，大家在陽光的照耀下，信奉一個上帝，造成天下一家。
在《印度的民族主義》那篇演講里，他對於民族主義這問題，發揮得淋漓盡致。一般人僅知道、泰戈爾為著保持詩人的身份和風度，不喜歡被捲入政治漩渦，但他對於政治問題卻有一貫的主張，這事情誰也不能否認。
泰戈爾認為，印度的問題是社會問題，而不是政治問題。在西方國家裡，政治問題支配人們的思想。原因是，西方國家的民族比較統一，它們的資源不夠，所以它們自然而然從事政治和商業的活動。一方面，它們沒有內部的複雜問題；另一方面，它們要想法應付強盛而貪婪的鄰國。因此，內求統一，外抗強敵，已經成為它們解決政治問題的基本態度。以前它們先行組織，然後從事掠奪；如今，它們繼續表現同一的精神。它們要組織起來，侵略全世界。
印度有史以來，就被民族問題糾纏不清。雖然如此，印度歷代的偉人曾竭盡智能，來協調各民族的歧異，以便找到統一的基礎。假如印度國內的民族問題能夠得到合理的解決，那麼它對於人類將有大貢獻。這兒我要特別指出泰戈爾的金玉良言。他說：
「一切民族的歷史，僅算是更大的歷史的一章罷了。」這是多麼高超的思想！
不錯，人類都懂得自愛、自衛，但是人類也富有同情及互助的精神。凡是缺乏這種高尚的精神力量因而不能跟人家合作的人，遲早將會毀滅或沒落。凡是能夠跟人家合作的人，這才能夠生存而且得到文明。因此，自有史以來，人類在互相殘殺與互相合作，追求自利與尋謀互利，二者之間必須有所抉擇。
問題在這兒，現在各集團的民族將互相鬥爭呢，還是尋求協和互助的真基礎呢？將不斷競爭呢，還是不斷合作呢？
泰戈爾相信，凡是能夠設身處地，尋求合作的國家，才有生存的機會。相反的，凡是好鬥成性，不能容忍的國家，將會毀滅。
從前交通不便，各國封疆而治，彼此互不往來。現在交通非常便利，「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在這當兒，假如有人包藏禍心，整天從事軍備比賽，這簡直等於自殺。因此，有志之士應該發揮仁愛的力量，具備正確的思想，要替全人類尋求福利，不要單獨一個國家打算盤。
泰戈爾會大聲疾呼：
我堅信，假如我的同胞能夠拒絕那種教育，說什麼國家比較人類的理想更偉大；這對於印度將有切實的益處。
泰戈爾始終相信自力更生，不要隨便藉助別人的力量。他說：
歐洲有它的過去。因此，歐洲的力量在於它的歷史。我們印度應該下個決心，不要藉助人家的歷史。假如我們抑制自己，我們等於自殺。當你向別人借貸不是屬於你的生命的東西，這些東西只會粉碎你的生命。
祖宗雖然是聖人，但對於愚蠢的子孫一點也沒有什麼幫忙。同樣的，歐洲強盛，無濟於印度的落後。回想殖民地時代，亞非有許多國家的人民，以西歐為「祖國」，以西歐的文明為自己的文明，這簡直使他啼笑皆非。
這兒泰戈爾堂堂正正地提出他反對民族主義的具體主張：
我不是反對某一民族，而是反對所有民族主義的一般觀念。什麼叫做民族呢？
這是把整個民族成為有組織的國家的現象。這組織不斷地堅持人民須強有力而又有效能。但是，過分追求強有力而有效能，結果，將使人類斷喪精力，損失他的自我犧牲及創造的高尚的性質。這樣一來，人類將把他的犧牲的能力從他的終極的目標（那是道德的）改為維持這種組織（那是機械的）。然而在這事情上，他達到發揚道德的滿足，所以，這對於人類非常危險。
泰戈爾認為，印度最需要的就是從內心出發的建設工作。它要不顧一切逼害，從失敗及吃苦中，一步一步地贏得精神上的勝利。我們應該向那些占著上風的人表現我們的精神上的力量，即為真理而吃虧的力量，假如我們不能表現這力量，我們只有求乞的一途。
泰戈爾對於印度問題的認識，似乎比較一般人都深刻。他認為印度問題，等於世界問題的縮影。印度的面積既廣大，人口又複雜，它是把幾個國家合併為一個地理上的單位。歐洲剛好相反。歐洲是一個國家分裂為許多國家。這樣一來，歐洲的文化和發展，有多數國家的力量，同時，也有單獨一個國家的力量。另一方面，印度既因複雜而顯著一盤散沙，又因統一而顯著積弱無能。這兒他舉了一個妙喻：真正的統一，好像圓球，它一直往前滾，毫不費力地挑著它的責任；但是，複雜是個多角形的東西，它需要全方力來拉推。
泰戈爾認為，當印度的民族主義者談到理想的時候，他們根本忘記民族義的基礎還是空空如也。那些竭力維護這些理想的人，在社會習慣上是保守不過。他們以為瑞士的民族雖複雜，但他們可團結為為一個國家。可惜他們忘記，瑞士的人民彼此可以通婚，因為他們屬於同一的血統。在印度，它就沒有共同的本然的權利。此外，歐洲各民族不會互相抗拒，而印度的階級社會卻是「河水犯不著井水」，彼此漠不相干。
在外人的統治下，印度的工業一向受壓迫。先天既不足，後天又障礙重重，它怎麼能夠抵擋列強的龐大的工商業的進攻。有人還自作主張，說印度須停留於農業的階段，連武器也可以不懂得運用。這樣一來，印度豈不會陷於「人為刀俎，我為魚肉」那種可憐的境地？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泰戈爾漫遊歐美。他深刻地覺得，歐洲人經過一次大戰後，個個筋疲力盡，渴望和平，而和平的源泉不消說是東方。因此，東方的和平哲學，一度被西洋人重視。從表面上看來，歐洲人似乎已經覺醒了。
然而歐洲人多數是信奉尼采的哲學，主張強權政治。他們對於物質文明及富國強兵等觀念仍是牢不可破。從那時起，他們雖然已經開始提出裁軍問題，但是他們口是心非，嘴裡說的是一回事，手裡乾的又是一回事。因此，他們一方面大談和平與裁軍，另一方面卻努力重整軍備，甚至張牙舞爪地準備作更大規模的戰爭。這兒泰戈爾又有個妙喻：一個因水流的壓力受傷的魚兒，它計劃要到空中翱翔。這意思實在很好，不過魚兒很難做到。
泰戈爾認為印度極明了和平的真諦，它不但使裁軍問題可以解決，而且使它化為真正在的力量。有一件事使泰戈爾覺得非常難過。當他以一代文豪的身份，向一些厭戰的西方人士宣揚東方的和平哲學的時候，湊巧甘地在印度所領導的不合作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在他給安德烈的信里，他曾這麼說：
我愛我的同胞，我珍重他們的友愛。然而命運給我這麼安排，要我的船在逆流中行駛。當我在海洋這邊宣揚東方和西方文化合作的那時候，正值那邊宣揚「不合作」的理論，這是運命多麼大的諷刺！
上文我已經說過，泰戈爾愛國，更愛世界，最愛人類。他不會一味崇拜東方的精神文明，貶抑西方的物質文明。他主張二者是相反相成，使基礎和上層建築物維持適當的平衡。仁愛是靈魂終極的真理，可惜不合作運動不必要地傷害這真理。這兒泰戈爾又有個妙喻：不合作運動，不是從我們的火爐里發出來的火焰，而是把火爐和家庭都焚燒了之後所發出來的火焰。
泰戈爾是純粹的詩人，不是政治家，所以他對印度的政治鬥爭，只能站在超然的旁觀者的地位來批評。從遠處著想，東方和西方的合作，這早已成為天經地義，誰也不應該非議；不過這種合作必須站在平等的立場上，不然，奴隸和主人談合作，恐怕會越談越遠。
從近處著想，不合作運動是印度民族運動過程中必經的階段。它表示民族的覺醒，它象徵無聲的抗議。明知一架土布的織布機，對於近代工業的發展，對於建國工作的前途不會發生很大的力量，但是它使全體印度人恢復無比的自信心，說民族運動須自己動手來干，不能躺在蘋果樹下，等蘋果慢慢地擲到嘴裡。
民族主義發展到極致，彼此將封疆而治，只顧自己，不顧他人，甚至把別人的國家犁為田園也在所不惜。這種狹窄的民族主義，好像害蟲一樣，遲早會把美麗的花卉一一吃掉。
除眼光短淺的政客和戰爭販子以外，真正偉大的政治家，像詩人、思想家、宗教家一樣，應該具備偉大的懷抱。他們應該提倡「天下一家」，使每個民族、每個地區拿出最精彩的東西貢獻給世界，不要使民族主義成為人類進化的絆腳石。
然而泰戈爾是個「懷鄉病者」，雖然他對於民族運動也許要採取不同的形式。當他遠遊北歐及德國的時候，他的「懷鄉病」爆發，這可以從他的信里透露出來：
但是，我只想回到我的同胞那邊。我在那兒過了一生，在那兒干我的事業，施與我的愛情。假如我的生活的收穫不大豐富，我也不在乎。收穫物的成熟，這就給我以報酬。……他們知道我一生把夢想的種子播在那兒。但是，黃昏的影子在我的行程上加深，而我已經疲倦了。我不要從我的同胞處得到毀譽。我要在繁星下休息了。
人情樂於懷土。漢高祖做了皇帝後，他連做夢也會想到故鄉。何況代表民族靈魂的偉大詩人，他的懷念家鄉，愛護故國，正是人之常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