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爾傳 · 自 序
1961年5月6日，是印度詩聖泰戈爾先生的百歲誕辰。世界各國崇拜泰戈爾的人，早已準備在那一周里，舉行盛大的紀念會，編印百年紀念冊，熱烈地虔誠地慶祝我們這位才華蓋世的詩人。
源遠流長的印度，它的文化正是多彩多姿，有聲有色。一方面有高度的聰明睿智的聖哲，另一方面有目不識丁的文盲。一方面有粉堆玉琢的泰姬陵，另一方面有不蔽風雨的茅樓土屋。一方面有揮金若土的百萬富翁，另一方面有露宿街頭的平民。在歷史上，它曾有幾度淪於敵人的手裡，但是，由於吸收和同化的作用，它仍屹立不動地現著一脈相承的最光榮的文化傳統。
當代第一流的政治家尼赫魯總理說得好：甘地和泰戈爾是他的思想上的父親。其實，甘地、泰戈爾、尼赫魯三人，他們是印度的苗裔，同時，也算是時代的驕子。他們的影響已經超過時間空間，而成為世界的瑰寶了。
泰戈爾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文化的領域裡，他是個詩人、戲劇家、畫師、作曲者、音樂家、教育家。當他在世的八十年間，他越活越起勁，做什麼像什麼。在這麼一個偉大的導師面前，我不禁覺得自己太過渺小，對於他的高深的造詣，優越的成就，實在不敢妄贊一詞。
在思想上，泰戈爾一生受佛祖釋迦牟尼的影響獨深。他說在他的心靈深處，他認為釋迦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人物。他恨不得生在釋迦的時代，有機會親聆釋迦的教導。
其實，釋迦之所以偉大，全在於他的光風霽月的襟懷，救苦救難的行徑。假如釋迦生前是個叱吒風雲的將相，緊操人民的生命財產的大權的帝王，當時也許是威風凜凜，殺氣騰騰，使人敢怒而不敢言，可是時過境遷，什麼權威，什麼勢力，早已煙消雲散，連一點痕跡也看不到了。
只因釋迦看透人間的權威勢力，榮華富貴，只因他傾全力來充實精神上的生活，加強內在的價值，一切的一切，都達到全真、盡美、至善的地位，所以他所發現的真理才會萬古常春，千古不朽。
泰戈爾接受釋迦的教訓，思想上早已打下堅固不拔的基礎。本立道生，此後一切言論，所有行動，都是百變不離其宗，他大可隨心所欲地發揮他的良知良能了。
在政治上，他是個愛國主義者，同時，又是個國際主義者。為著愛護祖國，他敢把千千萬萬人求之不得的爵士的榮銜，拱手奉還英廷，表示他對1919年旁遮普事變的無聲的抗議。
但是，他的濃厚的祖國愛，並不妨礙他的天下一家的國際主義。他晚年曾漫遊世界各國，足跡到處，老是受廣大青年的崇拜。假如他是個單純的狹窄的國家主義者，恐怕愛護他的人並不會那麼熱烈了。
在教育上，他主張躬行實踐。他要使個人從事全面的發展，以便適應千變萬化的環境。但是，我們須知道，他的教育的動機，並非為己，而是利他；並非仇恨，而是互助。他要人類互相友愛、同情、合作。換句話說，他的教育最崇高的宗旨，不但是傳道授業、灌輸知識，而是使學者能夠和環境協調。
普通人的眼光短淺，無論什麼事情，都從自己的立場作出發點。他卻認為扶掖人家，幫助人家進步，這等於生命的擴大和延長。因此，他的下半生，把全副精神和全部財產寄託於他一手創辦的國際大學上邊。能說又能行，有理論又有實踐，泰戈爾真不愧為一位偉大的教育家。
在處世上，他是個徹頭徹尾的人道主義者。從最激烈的革命志士看來，他也許會被認為太容易妥協的中庸主義者，但是，從遠處著想，真正的人道主義者，才是匡時救世的良藥。他既不會走極端，又不會走回頭路。他絕對不是機會主義者，他只是腳踏實地往前邁進。這種「慢而穩」的辦法，比較那些像患瘧疾的人一樣，忽冷忽熱，忽友忽敵的態度，實在更容易讓人接受。
孔子說得好：「德不孤，必有鄰。」泰戈爾的人道主義發展到淋漓盡致，使他到處都有友人，尤其是同時代的法國的大文豪羅曼·羅蘭，可以說是和他不謀而合。他們二人，相尚以道，在交誼上，真是情深骨肉。這種作風，只有單純的人道主義者才能夠做得到。
在詩學上，他是20世紀最有成就的大詩人。論數量，他所寫的詩篇，多達28000行，比歷史上各國的著名詩人都多。論品質，在他寫詩的60年間，雖然有各種不同的風格，但他的愛好自然，崇尚自由，歸真返璞的作風，大可和中國的大詩人陶淵明相伯仲。一般受過詩學薰陶的中國讀者，一讀他的詩篇，誰都有深切的感覺。
在過去40年間，中國的新詩的作者，受他的影響，比較歐、美、日本的詩人還深。他的意境高超，風格曠達，韻味無窮。此外，他所運用的題材，多是中國的讀者最熟悉的題材。他所採取的散文詩的格調，最適合新詩人的作風。因此，我們的詩人很容易和他起了共鳴的作用；同時，他的詩篇也能夠深叩我們的心弦。
多年來，我懷抱著述《泰戈爾傳》的志願，尤其是自《尼赫魯傳》出版後，蒙印度友人一再來信鼓勵，這更加強我著述印度偉人傳記的決心。過去一年間，我僅做準備的工作，把我所能買到借到的有關於泰戈爾的資料，儘量研讀、分析。用力既專，熱度自然增加，到了發表的熱誠再也沒有法子抑壓下去的時候，便著手寫作。
但是，這部傳記是不完備的。一來泰戈爾的詩篇，大多數是用他所慣熟的方言——孟加拉文——寫出來，我不懂孟加拉文，不能運用許多寶貴的資料，這是個大缺陷。二來泰戈爾是個多才多藝的作家，而我是個普通人。以一個普通人來衡量一代巨人的成就，這正合中國的一句古話：「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因此，這本書斷定會失敗，可以說是毫無疑問。
寥寥三百篇的《詩經》，中國的文人學者費了兩千多年工夫，寫了汗牛充棟的數量的文章，但是，截至現在止，誰也不敢說他對於《詩經》有關的問題，全部了解，只此一家，並無分號，此後用不著再研究了。
泰戈爾一生從事詩學的研究和寫作，他的卷帙的繁重，範圍的廣泛，遠非一部《詩經》所能比擬，因此，誰敢自誇他能夠把握泰戈爾的全部著作，我真願意執弟子禮，拜他為師。
話又說回來，泰戈爾的全集的整理和印行，還有待於世人多年的努力，那麼目前我們只好採取「束手無策」的態度，等全集整理和印行之後，才動手研究，豈不是更合理和省事？
起初我也這麼想。後來記起古代兩個著名書法家的言行，心裡不禁又活躍起來。
從前王羲之，費了15年工夫，專攻「永」字，以其備八法之勢，能通一切。元代的趙孟也說：「昔人得古刻數行，專心而學之，便可名世。」由博返約，執簡御繁，這本來是研究學問的一個方法。這方法由王、趙兩位實驗的成功，更得到具體的證明。
我知道，光憑現時擺在我的書架上的一些書籍，是不能完全了解泰戈爾的。但是，我可以運用王、趙的方法，朝夕賞玩，熟讀精思，希望積少成多，做一天，有一天的新收穫。
最後，我要感謝印度駐馬來亞及新加坡的高級官員，尤其是達爾先生（S. Dahr）和馬立克先生（G. J. Malik），他們經常供給我以必要的資料，使本書能夠按時問世。
在中文著作里，本書僅算是一個開端。按照拋磚引玉的通例，等到《泰戈爾全集》及其他有關資料一一出版的時候，本書不是全部要改寫補正，便須自動地送到字紙簍里，此外沒有第三條路。
連士升 1960年10月8日誌於新加坡雲海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