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秦 · 第一章 總論

周之季也，封建諸國，俱已略盡，惟餘七國，所謂稱雄者也。地博而勢強，兵多而氣驕，皆有因利乘便、宰割天下之心，而皆無政策，無定見。得於東者旋失於西，成於此者又毀於彼，此天下之所以紛紛不定也。 夫稱強於七國之中者，則六國畏之。來享來王，至榮也。作威作福，至樂也。珠玉美女之玩，高堂廣榭之適，又時君之所至願也。於是七雄之君，各思徼幸於萬一，而達其目的矣。自以智短才淺，急於求賢。草澤下士，一言投契，萬乘之王不惜紆尊降貴，郊迎庭見，屈膝再拜。黃金白璧，美人車馬，恣其所欲。雖周公之吐握（周公禮士甚，至有求見者立，即見之。方食嘗，立吐其哺；方櫛嘗，立握其發），文王之養老（伯夷、太公以文王善養老而歸之），不能過也。 語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七國之君，既求士矣，且重用之矣，此於理宜昌。然而詭得詭失，苟且圖存，甚則破國亡家，並不能保其社稷。所謂富國強兵者，卒未見其明效，是又何也？吾蓋反覆思之，而知其故矣。 戰國之君，非真有禮賢之精意，而能虛己以從也。故孟子不用於齊梁，荀卿以蘭陵令終，而屈原至於自沉。使果好賢，何至於此哉？彼之所好，在於闢土地，朝秦楚，蒞中國，撫四夷，求逞其大欲。揣摹之士，知其然也，乃托富國強兵之策，以投其所好。於主德之得失，絕不敢措一辭。復夤緣左右，巧為蒙蔽，苟求利祿。彼多欲自侈之主，墮其術中，尚不覺悟，以為吾誠得士矣，富強之效不難致矣。此孟子所謂緣木求魚者也。 吾讀史，知一種時勢，自有一種人才，應時勢之要求，蘊釀而出，以應其變。戰國之時，於地理則易統一而為割據，於用人則易世家而為布衣，於學說則尚功利而輕道義。其合於長治久安之道與否姑置勿論，而既成此特殊之時局，則必有特殊之治法以維持之。運會所趨，遂生出一種之人才，而影響於時局。 時則至尊者莫如君主，至貴者莫如武人。顧武人君主雖尊貴，猶如無汽之機械耳。而為之汽力者，則惟當時之所謂策士。朝秦暮楚之流，紛紛者何限？雖孟子之所羞稱，然皆造時勢之英雄，未可等閒視之者也。 戰國之世，大勢在秦。六國之君相，倉皇應付，無不失敗，久之而合縱（古作從）連橫（古作衡）之新名詞出焉。所謂合縱，言六國聯盟以拒秦；所謂連橫，言秦聯五國以擊一。縱之利在六國，橫之利在秦。一利一害，針鋒相對，彼此對待之政策，至是始明，而造成之者蘇秦也。 【批評】 太史公曰「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又曰「張儀之行為，甚於蘇秦，此兩人真傾危之士」。由此觀之，蘇秦之為人，其可知矣。然其人於歷史上，關係非小，《少年叢書》中，豈可少此人物？ 太史公以蘇秦之政策偏於傾危而深惡之，然擾攘之中，事勢萬變，蹈常襲故，亦非救時之才。譬如行舟於險灘之中，非巧為迎距，則必有沉溺之患矣。 大約古人每有短處，後人學古，但學其長，勿學其短，則遂無不可學之人。 譯文 周朝晚期，原來朝廷分封的各個小國都已經被吞併殆盡，只剩下七個國家，就是所說的戰國七雄。這幾個國家幅員遼闊，勢力強勁，軍事實力強大而氣勢傲慢，都意圖趁有利的時機和便利的機會征服天下，卻沒有具體的政令和確定的方針。所以在一段時期內，各個國家攻下東邊，接著在西邊失守，在一方面有所成就，很快就在另一方面失敗，這就是天下紛亂不定的原因啊。 一個國家在七國中稱霸，其餘六個國家就會畏懼它。讓其他國家來進貢、朝拜，是極大的榮耀。站在其他國家頭上獨攬威權擅行賞罰，是極大的樂事。能夠賞玩珠寶玉石以及美女，能夠舒舒服服地住在高大豪華的宮室里，是當時各國國君最大的願望。於是這七個國家的君主，都抱著萬分之一的僥倖心理，想要達到自己的目的。他們自認為才智不足，所以求賢若渴。平民百姓，一句話跟君主的見解相合，就能讓兵車萬乘的大國君主不惜放下尊貴的身份，在郊外迎接，在朝廷上召見，以隆重的禮節對待他。黃金白玉，美人車馬，想要多少給多少。即使是周公吐哺握髮（周公非常尊敬有才能的人，以至於有求見的人在等待，立刻就去相見。如果他正在吃東西，就立刻吐出嘴裡的食物；如果他正在洗頭髮，就立刻用手握住，停止洗頭髮），文王贍養老人（伯夷、姜太公因為文王尊敬老人贍養老人而去投奔他），也不能超過他們了。 俗話說：「得到人才的國家就會興盛，失去人才的國家就會滅亡。」七個國家的君主，求到人才後，就重用他們，按理說國家應該會漸漸興盛起來。然而得失出於偶然，有的國家僅僅能夠維持，有的就國破家亡，不能保存他們的國家。所聲稱的使國家富強軍事實力提高，最後並未見到明顯的效果，這又是什麼原因呢？我反覆思考這個問題，明白了其中的緣故。 戰國時代的君主，並不是真正地明白禮賢下士的含義，虛心聽從賢士的意見。所以孟子在齊梁之間遊說卻不能被任用，荀子以蘭陵令的身份去世，屈原甚至於在汨羅江投水身亡。假使這些國君真的尊敬賢者，哪裡就到了這種地步呢？他們所看重的，在於開闢土地，使秦、楚這樣的大國來朝拜，在中原稱霸，安撫周邊的少數民族，以求顯示自己的權力。善於揣摩意圖的人，知道國君心裡的想法，就假借有富國強兵的方法，來迎合國君的喜好。對於國君品德上的對錯，這些人卻一點也不敢多說。攀附權貴，左右巴結，用巧妙的手段蒙蔽國君，只追求一時的利益。那些野心勃勃的國君，陷入他們的手段里，尚且不覺悟，一心認為自己確實得到了賢士，富國強兵指日可待了。這就是孟子所說的「緣木求魚」了。 我閱讀歷史，知道在一種時勢之下，自然就會產生一類人，順應時勢的要求，積蓄力量待時而出，順應時代的變化。戰國的時候，從地理環境上來看，國家統一變為諸侯割據；從任用人才上來看，從世家子弟變為平民百姓；從提倡的學說上來看，各個國家都崇尚功利而輕視道德仁義。這種情況跟長治久安之道契合與否姑且放在一邊不討論，這種特殊的時勢形成以後，那麼必定有特殊的方法來維持這種狀況。這種形式下，一種人才應運而生，對時局產生一定的影響。 那個時代地位最高的沒有比得上君主的了，最尊貴的沒有比得上將帥的了。可是他們雖然看起來尊貴，卻只不過跟沒有動力的機器一樣罷了。可以為他們提供動力的，就只有當時所說的策士了。反覆無常的那些人，都紛紛出來發揮自己的能力。雖然孟子不好意思稱讚這些人，但是他們都是影響時勢的英雄人物，不能把他們看成一般人。 戰國時代，主導能力掌握在秦國手中。其餘六國的君主和宰相們被動地應對，卻沒有不失敗的，過了很久才有「合縱」（古代寫作「從」）、「連橫」（古代寫作「衡」）這樣的新名詞出來。所謂的合縱，就是六國結成聯盟來對抗秦國；所謂連橫，就是秦國聯合五個國家來攻打一個國家。合縱對六國有利，連橫對秦國有利。合縱連橫與七國厲害相關，針鋒相對，秦與六國之間對峙的策略，到這個時候才漸漸明朗，而造就這種情形的就是蘇秦。 【評論】 太史公說「蘇秦死在反間計之下，天下人都笑話他，不願再學習他的東西」，又說「張儀的行為，比蘇秦還過分，這兩個人真的是非常狡詐的人」。從這方面來看，蘇秦的為人，就能夠被人們知道了。但這個人的歷史地位不低，《少年叢書》中怎麼能少了這樣的人物呢？ 太史公認為蘇秦的主張偏於陰險狡詐而非常厭惡他，但是世間之事瞬息萬變，一味地拘泥於以往，不算是匡救時弊的人才。比如說在水流湍急的地方行船，不能巧妙地計算各方面因素，那麼就必然有沉舟的危險。 大概古時的人或多或少地都會有一些短處，後來的人學習古人的時候，只學習他們的長處，不學習他們的短處，這樣就沒有不值得學習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