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新研究 · 九變第八
九是數之極，九變不限於九種變化，而是多種多樣變化的意義，與「七變八化」「千變萬化」的意義相同。利害為戰爭的指針，先述為將者遇利害應知所變通，次述對敵運用利害，最後則指出為將者五種有害的性格，而促其省察。首尾一致，天衣無縫。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
這與前篇的發端相同，想是孫子用以起下文。解釋見前。
圮地無舍，
圮地，即濕地，不衛生之地，這種地帶不可宿營。
這裡所說的「圮地」與《九地》篇的「圮地」，一為指示我們以「無舍」，一為「則行」，意同詞異。
衢地合交，
衢地，即介於我、敵及他國之間的中立國，彼之向背，影響戰爭至巨，故應好好地和他結交，以便我軍通過，更進而使其切實援助我，或參加我方對敵作戰。
外交的重要
在近代戰爭上，中立國更為重要，因為一國對外作戰，絕不能樣樣依賴本國，如軍費、糧食、燃料、武器等免不了要仰給於中立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英蘇各國皆租借於美國），且空軍之通過其領空，及其飛行根據地的借用；海軍的通過其領海，及其軍港的借用、燃料的補給等，亦所必需，然這都是取決於外交的。孫子於兩千多年前，早已注意到中立國與外交的重要性，他的眼光，真是遠大！
絕地無留，
對於水草缺乏、糧食困難與交通不便的絕地，應迅速通過，不可停留或久留。
這是一種常識，無須詳解。
圍地則謀，死地則戰，
陷於被包圍之地時，則宜速出奇謀以解脫之，詳見《九地》篇。又，陷於難以生還的死地時，則宜出以死戰，以圖於死中求活。
途有所不由，
軍隊的行進，有時對正大的道路也會舍而不走，例如拿破崙征奧地利時越阿爾卑斯山，鄧艾征蜀時繞道陰平。又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軍竟採取非常手段，破壞國際法，取道中立國比利時以攻擊英法協約軍。過去日軍進攻我國時，在中國南部各役中，往往走小路而不走大路。
軍有所不擊，
有些敵軍也不必攻擊的，如果在整個作戰上沒有什麼影響，也有僅予以監視牽制，而不進擊的情況。
城有所不攻，
有些敵城也不必進攻，也有僅行包圍——以炮擊或封鎖，而不作肉彈的強襲。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軍於一九一四年八月侵入比利時，為了速調主力軍侵入法國，對於列日、那慕爾兩城，僅以預備軍監視之，而待其自滅。
地有所不爭，
有些敵地（或中立地）也不必爭奪的。這裡的地字，依編者的研究，具有兩種意義：（一）可供戰鬥上用的土地，如城塞、要隘等；（二）有財富之地，如都市、鄉村等。
美軍行動合乎孫子原理
上面所說「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這三個原則，至今還是不變的。像美軍此次在太平洋上的反攻，當攻下菲律賓、硫磺島之後，下一行動應為我台灣，或小笠原，甚至同時登陸中國大陸。他卻不然，仍本其「越島攻擊」的戰法，登陸沖繩，以沖繩為基地，進攻日本本土。因為在這廣大的戰場上，如果「軍有所必擊」「城有所必攻」「地有所必爭」，一來既分散兵力，增加消耗，二來還要延長戰勝的時間。所以美軍此舉合乎孫子的原理。
君命有所不受。
在戰場上，元首的命令有時也可以不服從，而採取臨機應變的處置。
春秋時，元首（君侯）是文官，不是武人，所以服從不諳軍事的元首之命，而致僨事是不行的，孫子大概有感於斯而發吧！孫子是言，實與「軍不可從中御」及「軍中不聞天子詔」兩格言，皇然成為歷代主將的口號。
「自『圮地無舍』至『死地則戰』為常法。自『途有所不由』至這項為九變。先常法，次及變通。老子說：『不知常，妄作凶。』」
——北村佳逸
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所以將帥能夠通曉這九變之利，那算是用兵的能手了；倘若不通曉這九變之利，縱是熟悉地形，也不會得地利。又，在指揮統率上，不知這九變之術，縱見熟悉如何取得地利，也不會發揮用兵的微妙，而博得勝利。
【九變】為多樣變化、變通意。不限於九種變化。【得人之用】是說善於用兵。
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
基於上述，所以智將的思慮，必常顧到利害的兩面；因為利中必有害，害中亦有利。利害是相錯綜的，沒有絕對的利，也沒有絕對的害，好像形之有影，影之隨形。
凡事皆有利害兩面
《作戰》篇說：「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
老子說：「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前後相隨。」於此，可見老子與孫子的話，實合乎今之相對論、辯證法。
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
於害中，雜入利以考慮，乃竭力抓著干去，則任務可以完成；於利中，雜入害以考慮，而巧避之，則禍患亦可免除。
【信】是相信，或把握，或完成意。
自「智者之慮」至此，尚有人作這樣稍具體的解說：即智者對於敵軍的企圖、地形等情勢的考察，必並以利害的兩面，其結果，雖判斷為對我軍有利的，但有利必有害，其所雜入的害，如能設法除去，則我就可戰勝敵人。結果雖判斷為對我軍有害（如上述的圮地、絕地至受君命等），但有害必有利，其所雜入的利，倘能把握（如上述的無留、將在軍不受君命等），則在戰爭上便可避免覆軍殺將的禍患。
老子說：「勇於敢者則殺，勇於不敢者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
因此，欲使諸侯屈服於我，聽我指揮，在於捉住他的弱點而示之以害；欲使諸侯為我奔走，在於委託其以事業；欲使諸侯奔附於我，在於誘之以利。
為達到本節各項的目的，當然是採取外交手段。至關於「役諸侯者以業」亦有解為：慫恿諸侯大興土木，或唆使其與他國交戰，以盪盡人力、財力，而失去戰鬥力，免為我患。
「有時討之，有時誘之，有時利之——德川家康是其標本。今日的友，明日的敵；昨日的敵，今日的友；好惡由己，生殺隨意——這是家康的狡獪。弄得諸侯一日不安，互相猜忌，天下洶洶。」
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故用兵之法，不可僥倖敵人不來，要恃我常有足以抵抗的國防力；也不可僥倖敵人不來攻，要恃我常有攻而不破的防禦力，或常保持著沒有為敵可乘的虛隙。（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凡爾登要塞，為德軍多次猛攻，屹然不陷。）
本節是孫子勸人「厚於求己」，與《軍形》篇說「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的意思照應。
充實國防
戰爭是達成政治目的的手段，是一種動的東西。看之似爆發，卻不爆發；看之似不爆發，卻又爆發。這爆發的時間，是超乎一切理論，為任何人所不易斷定的。故一國為應對不時的戰爭，最好預先充實國防力、國防力充實，便可「恃吾有以待也」，與「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像今日各國的普及軍訓，擴充軍備及獎勵科學發明，即屬此意。孫子在春秋時代，目睹群雄對峙，一國時有被侵略的危險，所以在《孫子兵法》中，力說充實國防力的重要性，其原理至今，益見正確。
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也；
就將帥的性格說，約有五種危險性應戒除。其一，是必死。本來決死而戰的果敢，是軍人的本分，也是最高尚的行為，但由於缺乏智謀，暴虎馮河，必致為敵誘殺。
老子說：「堅強者死之徒。」又說：「勇於敢者則殺。」
《司馬法》說：「上死不勝。」岳武穆將軍說：「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
必生，可虜也；
有智謀者，往往沒有必死之勇。及至身臨戰場，畏怯多疑，只想生還，必為果敢之敵所生擒。
於此，亦可這樣解釋：「富有智勇，欲以小兵當敵的大軍，以最少的損失想收最大的戰果，固是良將之器。但畢竟因為兵力寡弱，變為『以卵投碬』，則不難為優勢之敵擊破，俘虜而去，例如李陵被擒於匈奴。」
老子說：「而民生生，動皆之於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也？以其生生也。」
《司馬法》說：「上生多疑。」
忿速，可侮也；
容易受刺激而輕躁的人，是可以侮辱的。他遇受侮辱時，則失自製心，變為輕躁，易墮入敵人的詭計中。
「忿速」對任何事情，僅是用感情，使意氣，缺乏鎮靜與理智。
老子說：「輕則失本，躁則失君。」
仲尼說：「小不忍，則亂大謀。」
廉潔，可辱也；
廉潔本是可貴的德行，但失之急於潔已，喜矯飾，好名譽，便易為敵利用其短以污辱之，而乘其隙。
愛民，可煩也。
愛惜士卒，本是善德，但因溺於愛惜，便不能採取果斷的行動，易為敵人所煩——「勞之」，疲於奔命。亦有解為：對於扼守險阻的敵人，我乃分兵騷擾其人民，這時，有仁心的敵將，不忍坐視，倉皇赴援，勢必墜我術中，而吃大虧。
老子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作戰綱要》
《作戰綱要》說：「欲使完成戰勝之效果，須行猛烈果敢之追擊。然當戰勝之後，一般多以目前之成功為滿足，而躊躇於果敢之追擊，常致功虧一簣。故各級指揮官應以極堅固之意志，斷行追擊。戰鬥後，勝者之疲勞固大，而敗者之體力與氣力更屬困憊，故勝者慎勿為部隊之損傷整頓等因素所拘束，尤須克服疲勞與補給之困難等，一意決行追擊，以完成最後之勝利。此際各級指揮官不惜對部下為過劇之要求，否則仍須更大之犧牲，而再攻擊敵人也。」
這是關於追擊戰鬥的記述，可作為本節的註解。
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以上所說的五種危險性格，或偏倚性格，是為將者最大的缺點，用兵上最大的災殃。足以造成全軍的覆滅，自己被殺的悲慘，必以這五種為原因，這是為將者不可不深深地審察的。
五危與五德
原來利中有害，害中有利；長處即短處，短處即長處。然所以能棄短留長，則在於修養有素；取利避害，則在雜於利害而考慮。此孫子最後所以督促我們說：「不可不察也。」但這樣的解釋還是不夠的，為將者欲避免此五危，一定要具備《始計》篇所說的五德——智、信、仁、勇、嚴，然此固關乎先天的稟賦，尤關乎後天的修養，為將者能就此不斷地修養，自可兼備五德而避免五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