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 第三節 雕版的發明與紙墨筆硯製造的改進
雕版印刷術的發明 在歐洲，使用拉丁字母，因此他們認為必須發展到活字版的應用，才算是印刷術的發明；在中國則不然，由於中國是不使用字母而使用單字的，因此只要有雕版的發明，就是印刷術的發明了。
秦漢的印璽，漢魏的三體石經，南北朝的碑誌石刻，如果對它們進行模拓的話，實際就是印本了，所不同於後來木板的，印璽石刻模拓出來，大都是陰文，而後來的雕版則是陽文。唐韋應物《石鼓歌》：「今人濡紙脫其文，既擊既埽白黑分。」韓愈《石鼓歌》：「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差訛。」可見石拓在唐代已很流行。韋應物詩中還說：「秦家祖龍還刻石，碣石芝罘李斯跡。世人好古猶共傳，持來比此殊懸隔。」那麼可見李斯刻石的拓本，在韋應物之前很早，甚至可以說在漢魏有紙以後，就已經有拓片並流傳很廣了。這種石拓本，儘管是陰文，但不能不說它是雕版印刷術的濫觴。
關於雕版的首先使用，前人曾說是在隋開皇十三年（公元594年）。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云：
載閱陸子淵（名深）《河汾燕閒錄》云：「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廢像遺經，悉令雕板。此印書之始。」據斯說，則印書實自隋朝始，又在柳先，不特先馮道、毋昭裔也。……余意隋世所雕，特浮屠經像，蓋六朝崇奉釋教致然，未及概雕他籍也。唐至中葉以後，始漸以其法雕刻諸書，至五代而行，至宋而盛，於今而極矣。
但陸深《河汾燕閒錄》「悉令雕板」四字原作「悉令雕撰」。陸深所引材料，見於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原文亦作「廢像遺經，悉令雕撰」。像，是塑像，經，是佛典，意思是把被破壞的佛像，重加雕塑，已殘缺的佛經，重加修撰。因此說隋代已開始有雕版印刷的說法，是靠不住的。
也有人引明邵經邦（公元1491—1565年）的《弘簡錄》卷四十六云：
（唐）太宗後長孫氏……崩年三十六。上為之慟。及宮司上其所撰《女則》十篇……帝覽而嘉嘆。以後此書足垂後代，令梓行之。
認為可以證明雕版印刷在這時已開始使用。我們認為現存有關唐代文獻，如《舊唐書》《新唐書》《通鑑》《唐會要》《冊府元龜》等書籍，都沒有提到把《女則》梓行的事情，而且「令梓行之」的文氣，也不像唐人的語氣，《弘簡錄》雖然是一部好書，可是這一條不知引自何書，恐怕也靠不住。
倒是《雲仙雜記》，雖是一部宋人冒名唐人所作的偽書，但它引用了《僧園逸錄》所說：
玄奘以回鋒紙印普賢像，施於四眾，每歲五馱無餘。
這說法倒是有可靠成分的，因為從玄奘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回國，到麟德元年（公元664年）病死，這二十年間，佛教在玄奘的影響下，頗有發展，大量的佛像，用雕板來印刷，也比較合算，並容易普及，這個時候的生產水平，也可以適應這樣要求，因此張秀民同志認為這是雕版印刷之始，我個人是同意他的說法的。而且雕板印刷發展的過程，從開始由雕版圖像才演進而為雕版文字，也符合事物發展規律的。
雕版印刷既然使用於佛像，當然必然會應用於文字。唐中葉以後，長慶四年（公元825年），元稹為白居易作《白氏長慶集序》云：
《白氏長慶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而樂天《秦中吟》、《賀雨》、《諷諭》等篇，時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自註：楊、越間多作書模勒樂天及余雜詩，賣於市肆之中也）
又《冊府元龜》卷一百六十載：
（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二月丁丑，東川節度使馮宿奏：「准敕，禁斷印曆日板。劍南兩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日曆鬵於市，每歲天文台未奏頒下新曆，其印歷已滿天下，有乖敬授之道。」故命禁之。
唐范攄《雲溪友議》云：
紇干尚書苦求龍虎之丹十五餘稔，及鎮江右（為江南西道觀察使，在大中元年至三年——即公元847年至849年），乃大延方術之士，乃作《劉宏傳》，雕印數千本，以寄中朝及四海精心燒煉之者。
日本來唐學問僧宗於唐懿宗咸通六年（公元865年）歸國時，曾攜回大量佛經和雜書，其中有「西川印子《唐韻》一部五卷，同印子《玉篇》一部三十卷」（《新書寫請來法門等目錄》），所謂印子，就是指雕版印刷印成的書本而言的。
由於元白詩歌，家家傳誦，曆書又是農業社會的不可缺少之物；《唐韻》、《玉篇》這類字書，一般封建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又需求迫切，因此雕版印刷才先從這些方面開始應用，這也是完全符合當時客觀要求的。至於紇干迷信神仙燒煉之術，欲為之鼓吹，故雕印《劉宏傳》數千本，以分贈同好，既然需要數千本之多，自然抄寫不上算，而刻之梨棗了。總之在唐中葉以後，印刷術已經大大有發展而應用於各方面了。
在敦煌石室曾發現有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王為二親造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用七張紙黏成一卷，全長十六尺，高一尺，首尾完整無缺。卷首還有釋迦牟尼在給孤獨園，坐蓮花座上，對長老須菩提說法的扉畫，妙相莊嚴，刻鏤精美。全卷字體也端正秀挺，是很成熟的一部作品，可見雕版印刷事業在此以前一定有很長一段時間的發展，才會到達這樣高的水平。可惜這現存的第一部印本書，已經被斯坦因拿走，不在國內了。
另外有唐僖宗乾符四年（公元877年）和中和二年（公元882年）兩種曆書，這兩種曆書也是在敦煌石室發現的，也都被斯坦因運往倫敦。中和二年曆書還印有「劍南四川成都府樊賞家歷」字樣，說明這也是民間出版的私歷。其字體的秀挺，風格的古樸，也反映了當時雕版印刷的很高水平。
唐柳《柳氏家訓》序說：「中和三年（公元883年）癸卯夏，鑾輿在蜀之三年也（唐僖宗逃蜀）。予為中書舍人，旬休，閱書於重域之東南，其書多陰陽雜記、占夢、相宅、九宮五緯之流，又有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浸染不可盡曉。」由此可見，在唐代末年，成都書鋪已經有不少刻本書在出售了。到了五代，後唐長興三年（公元932年），宰相馮道等奏請由國子監校正九經，刻版印賣。據《五代會要》云：
後唐長興三年二月，中書門下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敕令國子監集博士儒徒，將西京石經本，各以所業本經句度，抄寫注出，子細看讀，然後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隨秩刻印板，廣頒天下。」……其年四月……委國子監於諸色選人中，召能書人端楷寫出，旋付匠人雕刻，每日五紙。
漢乾元年（公元948年）閏五月，國子監奏：「見在雕印板九經內，有《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本，今欲集學官校勘四經文字鏤板。」從之。
周廣順三年（公元953年）六月，尚書兼判國子監事田敏進印板九經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冊。
顯德二年（公元955年）二月，中書門下奏：「國子監祭酒尹拙狀稱：准敕校勘《經典釋文》三十卷，雕造印版，欲請兵部尚書張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敕：其《經典釋文》，已經本監官員校勘外，宜差張昭、田敏詳校。
這部巨大的九經雕版工程，經過二十二年的長期進行，終於雕刻完成，在全國發行了。與此同時，後蜀宰相毋昭裔在成都也奏請後蜀後主孟昶鏤版刻印九經。毋昭裔同時還出私財，「令門人句中正、孫逢吉等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刻板印之」（《十國春秋》）。這些書的木版，蜀亡後，毋昭裔的兒子毋守素把它運到北方，廣為刷印，「諸書遂大彰於世」。可見，雕版事業到了五代十國，有了巨大的發展。這給此後宋代印刷事業的進一步發展和活字版的出現，打下了雄厚的基礎。
雕版印刷的發明，對於當時文化傳播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這是中國古代勞動人民在文化發展史上的巨大貢獻。中國印刷術發明以後，很快傳播到亞洲的友好鄰邦去，以後並對歐洲的印刷事業的發展，也起了深刻的影響。可以說，中國印刷術的發展，推動了整個世界學術文化的前進，因此其意義是極其重大而深遠的。
紙墨筆硯的製造與改進 雕版印刷術的發展，促使紙張具有更廣泛的用途；而書法、繪畫藝術的發展，要求造紙技術在質的方面更有所提高。唐五代的造紙技術，是在魏晉南北朝的基礎上，大大前進了一步的。
《唐六典》卷二十《古藏署令》：「益府（成都府）之大小黃白麻紙，杭（州治錢塘，今浙江杭州）、婺（州治金華，今浙江金華）、衢（州治信安，今浙江衢州）、越（州治會稽，今浙江紹興）等州之上細黃白狀紙，均州（治武當，今湖北丹江口）之大模紙，宣（治宣城，今安徽宣城）、衢等州之案紙、次紙，蒲州（治河東，今山西永濟西蒲州鎮）之百日油細薄白紙。」這都是作為貢品來收藏的。
《唐國史補》所載唐代著名產紙地：「紙則有越之剡藤、苔箋，蜀之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長麻、魚子、十色箋，揚（治江都，今江蘇揚州）之六合箋，韶（州治曲江，今廣東韶關西北）之竹箋，蒲之白薄、重抄，臨川（今江西撫州）之滑薄，又宋（州治宋城，今河南商丘南）亳（治譙縣，今安徽亳州）間有織成界道絹素，謂之烏絲欄、朱絲欄，又有繭紙。」亦都馳名全國。
現在再分別介紹。
益州的麻紙（以破布作紙漿製成的），質量尤好。唐皇帝制書除拜宰相用黃麻紙，故稱拜相為宣麻。制詔由學士草制，不自中書出，則用白麻紙。當時婺州出產的藤紙，每年以六千張作為貢品。皇帝的敕旨、敕牒，都用黃藤紙繕寫；道觀薦告詞文，則用青藤紙，以朱筆繕寫，稱之為「青詞」，見於《翰林志》。
益州的麻紙大量運到長安供朝廷各部門使用，《新唐書·藝文志》稱：「玄宗創集賢書院，學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給蜀郡麻紙五千番。」當時皇家圖書館的「四庫之書，兩京（長安及洛陽）各二本，共二萬五千九百六十一卷，皆以益州麻紙寫」（《唐六典》卷九）。在東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雜說篇》里，曾說過用黃來染紙，可使蠹蟲不生，謂之「染潢」。到了唐朝，紙製成，也經過染潢這一手續，近年敦煌發現的唐人寫經，有的往往經過染潢然後書寫的。
在東晉南北朝，剡溪（今浙江嵊州一帶）的藤紙，是馳名全國的。到了唐代，剡溪的藤紙，原料漸漸有枯竭的趨勢了。舒元輿《悲剡藤文》中說道：「剡溪上綿四五百里，多古藤，……溪中多紙工，萬斧斬伐無時，擘剝皮肌，以給其業。」「異日過數十百郡，洎東洛（洛陽）、西雍（長安），歷見書文者，多以剡紙相夸。」可見在國內市場上，剡溪的藤紙，仍有著很高的聲譽。
越中（今浙東）和閩廣，還以嫩竹造紙，稱為竹紙。所謂「越中竹紙」（元鮮于樞《箋紙譜》），「閩人以嫩竹」（《本草綱目》引宋蘇易簡《紙譜》），唐人李肇還提到「韶之竹箋」（《唐國史補》）。
「江南楮皮紙」（宋陳《負暄野錄》），「楚人以楮為紙」（《本草綱目》引宋蘇易簡《紙譜》）。
「又有繭紙」（《唐國史補》），所謂「吳人以繭」（《本草綱目》引宋蘇易簡《紙譜》）。
在沿海一帶，也以海苔製紙。隋詩人薛道衡已有《詠苔紙》詩，可見用苔來製紙，當在隋代中葉。李肇在《唐國史補》中也提到越之「苔箋」。「海人以苔」（《本草綱目》引宋蘇易簡《紙譜》），當是就地取材。宋陳《負暄野錄》稱：「苔紙以水苔為之，名側理紙。」
「臨川（江西撫州）之滑薄」（《唐國史補》），可能接近於後代的連史紙。九江（今江西九江）出雲藍紙，宋許《彥周詩話》云：「段成式與溫庭筠雲藍紙詩序曰：『予在九江，出意造雲藍紙，輒分送五十番。』」《唐國史補》又提到「揚之六合箋」，所謂「臨川之滑薄」、「九江雲藍紙」和揚州之六合箋，都不知是用什麼材料製成的。
「羅州（治廉江，今廣東廉江北）多棧香樹，身如柜柳，皮堪搗紙，土人號為香皮紙。」（唐段公路《北戶錄》）「唐人詩中多用蠻箋字。南番中出香皮紙，色白，紋如魚子。」（《負暄野錄》）可見香皮紙是嶺南的特產，馳譽全國。四川的蠻箋，就是模仿香皮紙而得名的。
在唐代，西川地區是造紙業比較發達的地區，它幾乎可和江南的造紙技術媲美。蜀中造紙的材料，據蘇易簡《紙譜》云：「蜀人以麻。」《新唐書·藝文志》稱：「玄宗創集賢書院，學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給蜀郡麻紙五千番。」麻紙外，《負暄野錄》又稱：「蜀中藤紙。」蜀紙之最著名的為薛濤箋。薛濤是唐憲宗、唐穆宗時期的蜀中營妓，能詩，喜造紙。費著《蜀箋譜》云：「薛濤以浣花潭水造紙，故佳。其〔錦〕江旁，鑿臼為碓，上下相接，凡造紙之物，必杵之使爛，滌之使潔，然後隨其廣狹長短之制以造。砑則為布紋，為綾綺，為人物花木，為蟲鳥，為鼎彝，雖多變，亦因時之宜。」「薛濤所制箋，特深紅一色爾……蓋以胭脂染色，最為靡麗。」唐代詩人看到深紅色的薛濤箋，就得詠詩來讚美它。《太平寰宇記》云：「薛濤十色箋，短而狹，才容八行。」那麼，薛濤箋不僅只是紅色，還具有多種顏色。
蜀「紙以人得名者，有謝公」。謝公不知指謝姓何人，謝公「創箋樣以便書尺，俗因以為名」（費著《蜀箋譜》）。謝公所創製的十色箋，據《成都古今記》載蜀箋，「其目曰深紅，曰粉紅，曰杏紅，曰明黃，曰深青，曰淺青，曰深綠，曰淺綠，曰銅綠，曰淺雲，凡十樣。又有松花紙、金沙紙、流沙紙、彩霞紙、金粉紙、龍鳳紙、桃花、冷金之目。」費著《蜀箋譜》還提到蜀中「箋紙有玉版，有貢余，有輕屑，有表光。玉版、貢余，雜以舊布破履亂麻為之，惟輕屑、表光，非亂麻不用。」十色箋制裁較少，有似嶺南的香皮紙，因此也蒙上「蠻箋」這一稱號。唐詩人韓浦《寄弟》詩：「十樣蠻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花頭。」可見蜀十樣箋也得稱蠻箋。《唐國史補》里講到蜀紙，也有「蜀之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長麻、魚子、十色箋」等名目，可以證實《成都古今記》中所載的蜀箋，顏色在唐人著述里都早已提到了。蜀箋中，魚子箋算是最精緻的一種，顏色光潔，紙面上還隱約帶著霜粒的鱗鱗花紋，故晚唐詩人陸龜蒙魚箋詩有：「搗成霜粒細鱗鱗，知作愁吟喜見分。向日乍驚新繭色，臨風時辨白萍文。好將花下承金粉，堪送天邊詠碧雲。見倚小窗親襞染，盡圖春色寄夫君。」（《襲美以魚箋見寄因謝成篇》）
五代十國世，吳越有蠲紙，南唐有澄心堂紙。
宋程《三柳軒雜識》云：「溫州作蠲紙，潔白堅滑，大略類高麗紙，東南出紙處最多，此當為第一焉。由拳皆出其下。」「吳越錢氏時，供此紙者，蠲其賦役，故號蠲雲。」由拳的產紙，是由麻來製造的，疑蠲紙也是屬於麻紙的一類。
澄心堂紙，據《珍珠船》稱，南唐「李後主，留意筆札，所用澄心堂紙、李廷墨、鳳尾硯，三者為天下冠」。李後主所造澄心堂紙，甚為貴重，宋初猶有存者。《負暄野錄》稱：「南唐以徽紙作澄心堂紙得名。」米芾在《書史》中批駁了以徽紙（徽州即今安徽歙縣）為澄心堂紙的說法，以為澄心堂紙是池紙（池州治秋浦，今安徽貴池）。他說：「紙多有益於書，由拳麻紙硬堅損書，第一池紙。勻之易軟少毛，澄心其制也。今人以歙為澄心，可笑。古澄心以水洗浸一日，明日鋪於桌上曬乾，漿已去，紙復元性，乃今池紙也。特搗得細無筋耳。古澄心有一品簿者，最宜背書。台藤（今浙江天台一帶的藤紙）背書，滑無毛，天下第一，余莫及。」繪畫寫字，都推澄心堂紙，元鮮于樞《箋紙譜》亦云：「南唐澄心堂紙，細薄光潤，為一時之甲。」《後山叢談》：「澄心堂，南唐烈祖節度金陵之宴居也。世以為元宗書殿，誤矣。趙內翰彥若有澄心堂書目三千餘卷，有建業文房之印。」宋董《廣川書跋》：「江左書兩等紙，用澄心堂所作，穀皮細抄，其上本入中隱堂，備親覽者，為御府書。其下入文館，以廣圖籍。書有楷法，而字頗校讎，今散落人間，往往收藏為佳玩，與供進者絕異。」澄心堂紙是南唐李氏由御府監造的精緻紙張，它在五代和北宋享有很高的聲譽。從《廣川書跋》中「穀皮細抄」一詞來看，大概澄心堂紙是用穀皮來製成的，它細薄光潤，載譽古今。
據《負暄野錄》稱：「若蜀箋、吳箋，皆染搗而成，蜀箋重厚，不佳，今吳箋為勝。」澄心堂紙是不染色者，細薄光潤，適宜書畫，此紙出，自當獨步一世。
唐代北方「有桑皮紙」（《負暄野錄》）。唐蕭誠（玄宗時人）「善造斑石文紙，用西山野麻及虢州土谷，五色光滑」（《法書要錄》）。「蒲〔州〕之白薄重抄」（《唐國史補》），亦名重北方。
除了造紙以外，「又宋（州治宋城，今河南商丘南）、亳（治譙縣，今安徽亳州）間，有織成界道絹素，謂之烏絲欄」（《唐國史補》），也是書家所喜用的。
墨 沒有紙以前，就有墨了，竹簡和絹素，都可以用墨來書寫的。漢代用終南山之松來造墨，扶風渝麋縣（今陝西千陽縣東）的墨，是非常馳名的。蔡質《漢官儀》：「尚書令仆丞郎，月賜渝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曹植詩：「墨出青松煙，筆出狡兔干。」可見用的是松煙。晉衛夫人（王羲之的老師）《筆陣圖》說：「墨取廬山松煙。」到了唐代，河北易州（治今河北易縣）和河東潞州（治上黨，今山西長治）的松煙，尤見名貴。《通典·食貨典》，易州上谷郡，年貢墨二百梃；潞州上黨郡，年貢墨三梃。大概都是松煙。到了五代的時候，南唐改用黃山松、黟山松、羅山松來制墨，用的基本上也是松煙。而松煙的缺點是色彩暗淡，無光澤，儘管重用膠漆，還是挽救不了這個缺點。到了唐代，「長安分石炭，上黨結松心」（李嶠詩），松煙之外，也採用油煙，尤其喜歡用桐油的煤煙來制墨，墨成，光澤逾於松煙。在《雲仙雜記》里引《成老伯墨經》說：「墨紋如履皮，磨之有油暈者，一兩可染三萬筆。」又云：「墨染紙三年，字不昏暗者為上。」字不昏暗，用桐油煙煤逾於松煙煤。北宋「熙、豐（宋神宗熙寧元年至元豐八年，即公元1069至1085年）間，張遇供御墨用油煙入腦麝」（《輟耕錄》），才正式發展以油煙來制墨。
制墨，和膠是首要的事情，如果「有上等煤，而膠不如，墨亦不佳；如得膠法，雖次煤，能成善墨」。「凡膠，鹿膠為上。」鹿膠，「一名白膠，一名黃明膠。墨法所稱黃明膠，正謂鹿膠」。「凡煤一斤，古法用膠一斤，今（北宋時）用膠水一斤，水居十二兩，膠居四兩。」「膠多利久，膠少利新。」除了和膠以外，還摻漆入鹿膠中，「若以漆和之，生漆三錢，熟漆二錢，取清汁投膠中，打之勻，和之如法」（晁以道《墨經》）。
膠和煤煙，都有臭氣必須攙入香料。韋仲將《墨方》：「合墨法，以真珠一兩、麝香半兩，皆搗細後，都合下鐵臼中搗三萬杵，杵多愈善。」賈思勰在《齊民要術》中用木、雞白、真珠、麝香四物摻入。唐君德用醋石榴皮、犀角屑、膽礬三物摻入。又一法，用木皮、皂角、膽礬、馬鞭草四物摻入。南唐李廷用藤黃、犀角、真珠、巴豆等十二物摻入。真珠粉摻進入墨，使墨磨成之後，閃閃發光；麝香除臭氣，發香氣，所以古人用來和墨。
漢代渝麋墨稱枚，魏晉時以丸形，所以稱墨丸。後來有螺子墨，大概也有丸形的。黃山谷言李廷墨能削墜谷中，經月不壞。唐末易州又墨工奚鼐、奚鼎兄弟，以制墨著名。奚鼐子奚起、奚超傳父製法。五代初，北方戰亂，奚超一房，自易州南渡江南，定居歙州（今安徽歙縣），南唐主賜姓李氏。奚超子李廷（一作李廷）、李廷寬、李承晏皆以制墨擅名江南。《十國春秋》云：「李廷居歙，其地多美松。時江南又有朱君德、柴詢、柴成務、李文遠、張遇、陳，著名當時。其制有劍脊、圓餅、拙墨、進貢墨、供堂墨，其面多作蛟龍，其幕有宣府字，或著姓氏，或別州府，然傳者絕少。」「黃山谷於幾間取小錦囊，有墨半丸，以示賣墨者潘，隔囊手之，即置几上曰：『天下之寶也。』出之乃廷墨。」但李廷父子尚用松煙，到了北宋，始改用桐油煙煤來制墨。一直到今天，徽墨尚享有盛名。
黑墨以外，《雲仙雜記》引《大唐龍髓記》云：「楚王靈夔使人造紅白二墨為戲，及書寫衣服，黑衣用白書，白衣用紅書，自成一家。」可說是五色墨的濫觴。
筆 在用紙以前，古人已經用筆來寫在簡素上了。最近考古發現，幾次出有古筆，形制古拙，筆管較今筆為長。《莊子》：「畫者吮筆和墨。」《博物志》：「蒙恬造筆。」馬縞《中華古今注》云：「蒙恬始作秦筆耳，以柘木為管，鹿毛為柱，羊毛為被。所謂蒼毫，非謂兔毫，竹管筆也。」人間傳說：「張芝、鍾繇用鼠須筆，筆鋒勁強有鋒芒」（王羲之《筆經》），可是王羲之卻不信此說。《法書要錄》謂王羲之「寫《蘭亭序》以鼠須筆」。王羲之既不信張芝、鍾繇用鼠須筆，自己也不見得會用鼠須筆，所以用鼠須筆之說，恐是後世傳聞之誤，未必真有其事。衛夫人《筆陣圖》講到制筆時，「要取崇山絕仞中兔毛，八九月收之，其筆頭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腰強者」（《法書要錄》引）。王羲之《筆經》也說：「諸郡兔毫，惟趙國毫中用。趙國平原廣澤，無雜草木，唯有細草，是以兔肥，毫長而銳。」「時人咸言兔毫無優劣，管手有巧拙。」《新唐書·藝文志》：「玄宗創集賢書院，學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歲給河間（郡治樂城，今河北獻縣東南）、景城（郡治清池，今河北滄州東南）、清河（郡治清河，今河北清河）、博平（郡治聊城，今山東聊城）四郡兔千五百皮為筆材。」可見筆材基本上都是採用兔毫製成的。白居易的新樂府《紫毫筆》：「紫毫筆，尖如錐兮利如刀。江南石上有老兔，吃竹飲泉生紫毫。宣城之人採為筆，千萬毛中揀一毫。毫雖輕，功甚重，管勒工名充歲貢。」段公路《北戶錄》中也稱：「宣城歲貢……紫毫三兩」以作筆。這個紫毫筆，也是以兔毫充筆材。據《雲仙雜記》說：「白樂天作《紫毫筆》詩云：『宣城石上有老兔，食竹飲泉生紫毫。』予守宣（州治宣城，今安徽宣城）時，問筆工：『毫用何處兔？』答云：『陳、亳、宿數州客所販；宣自有兔毫，不堪用。』蓋兔居原田，則毫全，以出入無傷也。宣兔居山，出入為荊棘樹石所傷，毫例倒禿。」可見宣州兔毫筆，並不是用宣州土產的兔毛，而用的是陳、亳、宿等州兔毛，不過由於宣州筆工技術過關，選擇精良，從而宣筆和宣紙、徽墨一樣，在國內獲得很高的聲譽。
宣城制筆的筆工，在唐、五代，以諸葛氏最為著名。據宋葉夢得《避暑錄》稱：「筆出於宣州自唐，惟諸葛一姓，世傳其業。」據說南唐時，宜春王李從謙，「喜書札，學習二王楷法，用宣城諸葛筆，一枝酬以十金，勁妙甲當時」（陶榖《清異錄》），當時一枝普通的筆，只值三個制錢，而諸葛氏之筆，一枝酬以十金，可以稱為高級毛筆了。
筆管以竹最為適宜，《朝野簽載》稱：「歐陽通以象牙犀角為筆管。」《新唐書·歐陽詢傳》亦稱：歐陽通「書亞於父，晚自矜重，以狸毛為筆，覆以兔毫，管皆象、犀，非是未嘗書」。實際筆管應取輕便，不必一定要取金銀牙犀來裝飾，王羲之《筆經》云：「昔人或以璃、象牙為筆管，麗飾則有之，然筆須輕便，重則躓矣。」
東晉時，王隱作《筆銘》：「豈其作筆，必兔之毫；調和難脫，亦有鹿毛。」在王隱之前，秦蒙恬曾以鹿毫為筆。唐劉恂《嶺表錄異》：「番禺地無狐兔，用鹿毛、野狸毛為筆……其為用與兔毫不異。」歐陽通也採用狸毛為筆。又「昭（治平樂，今廣西平樂）、富（治龍平，今廣西昭平）、春（治陽春，今廣東陽春）、勤（治富林，今廣東陽春西北）等州，則擇雞毛為筆。」「韶山（今廣東韶關）擇雞毛為筆。」雞毛筆「可以抄寫細字」。雞毛筆之外，又說：「溪源有鴨毛筆，以山雞毛、雀雉毛間之，五色可愛。」可見制筆的材料、品種很多。當然當時最廣泛所喜用的，還是兔毫，毋怪韓愈要給管城子中山毛穎列傳了。
柳公權是一代書家，他有一帖云：「近蒙寄筆，深慰遠情。但出鋒太短，傷於勁硬。所要優柔，出鋒須長，擇毫須細，取管不在大，副切須齊。副齊則波掣有憑，管小則運動省力，毛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洪潤自由。」（《楊升庵外集》錄文）對筆的要求，可以說是很切實而全面的。
唐代科舉制度的發展，筆也成為舉子重要工具之一。《清異錄》載：「唐世舉子將入場，嗜利者爭賣健毫圓筆，其價十倍，號定名筆。筆工每賣一枝，則錄姓名，俟其榮捷，即詣門求阿堵，俗呼謝筆。」這也可說是筆史中一樁有趣味的故事。
硯 在紙發明以前，已經用硯來和墨或漆了。衛夫人之硯，據她的《筆陣圖》說：「其硯取煎涸新石，潤澀相兼，浮津耀墨者。」《晉儀注》：太子納妃有漆硯。據米芾《硯史》：「今人有收得右軍（王羲之）硯，其制與晉圖畫同，頭狹四寸許，下闊六寸許……色紫類溫岩，中凹成臼。」「又有收得智永硯，頭微圓，又類箕象，中亦成凹矣。」「又參政蘇文簡家收唐畫《唐太宗長孫後納諫圖》，宮人於瑪瑙盤中托一圓頭鳳尾硯。」硯的形制，沒有後世那樣多樣化。
柳公權「常評硯，以青州石末為第一，言墨易冷，絳州黑硯次之」（《舊唐書·柳公綽傳弟公權附傳》）。青州硯分青石和紅絲石兩類。「青州青石，色類歙，理皆不及，發墨不乏，有瓦礫之象。」「青州紅絲石，彌佳，大抵色白而紋紅者，慢發墨……紋理斑石赤者，不漬墨，發墨有光，而紋大不入看。」（米芾《硯史》）另一種說法，青州紅絲石，「紅黃相參，理黃者其絲紅，理紅者其絲黃，須飲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渴燥」（李之彥《硯譜》）。《十國春秋》云：「江南主尤重紅絲硯。」
「歙硯，出於龍尾溪，以金星為寶」（李之彥《硯譜》）。歙硯亦稱婺源硯，據宋人洪景伯《歙硯譜》稱：「唐開元中，獵人逐獸至長城裡，見疊石如城疊狀，瑩潔可愛，因攜以歸，刊粗成硯。……至南唐中宗精意翰墨，歙守又獻石並硯工李少微，國主嘉之，擢為硯官令。」宋人隨筆：「南唐有國時，於歙州置硯務，選工之善者，命以九品之服，月有俸廩之給，號硯務官。歲為官造硯有數。其硯四方而平淺者，南唐官硯也。其石尤精，製作亦不類今工之侈窳。」李之彥《硯譜》載：南唐「李後主得青石硯，墨池中有黃石如彈丸，水常滿，終日用之不耗。」因為歙硯是南唐封域之內的產品，李氏自然要對它加以珍愛了。
李肇《唐國史補》稱：「端溪紫石硯，天下無貴賤通用之。」可見端硯在唐代已很著名。唐詩人李賀有《楊生青花紫石硯歌》，歌云：「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雲。傭抱水含滿唇，暗灑萇弘冷血痕。」據《端溪硯譜》：端州治高要縣，縣東三十里有斧柯山，即硯岩也。先至者曰下岩，下岩之上曰中岩，中岩之上曰上岩，自上岩轉山之背，曰龍巖，即唐取硯之所。又舊硯譜謂：端溪，水中石，色青；山半石，色紫；山頂石尤潤，如豬肝色。李賀歌中的「踏天磨刀割紫雲」，當是指山頂紫色之石。「暗灑萇弘冷血痕」，則指鵒眼。僧齊己亦有《謝人惠端溪硯》詩，可知端溪硯在唐代已大量生產。
紙墨筆硯的保養方法，在《雲仙雜記》引《文房寶飾》里提到：「養筆以磂黃酒舒其毫（並使其不蠹）；養紙以芙蓉粉借其色（並使其不黃）；養硯以文綾蓋，貴乎隔塵（後世用漆匣）；養墨以豹皮囊，貴乎遠濕。」這幾句都是很有經驗的話。
紙墨筆硯製造業的發展，促進了唐五代書法、繪畫兩項重要藝術的進一步發展，宋元明清的書法、繪畫藝術水平，就是在這個高水平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而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