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 第六節　唐代長安是當時亞洲經濟文化交流的中心

唐與亞洲各國的交通路線　7世紀至8世紀，唐王朝是當時世界上最繁榮富強、文化最發達的國家之一。唐和周圍國家的經濟、文化交流密切，外交使節往來頻繁，因而唐朝的對外交通也非常發達。 唐德宗貞元中，宰相賈耽「好地理學，四方之使，及自蕃虜來者」，「問其土地山川之所終始，凡三十年，所聞沃備，因撰《海內華夷圖》，以問其部人，皆得其實，事無虛詞」（《太平廣記》卷一九七引《盧氏雜記》）。《新唐書·地理志》記入四夷之路，凡七條路線，這裡只介紹幾條幹線。 唐通新羅的路線，有海陸兩路。陸路是從營州（治柳城，今遼寧朝陽）渡遼水，至安東都護府（駐遼東城，今遼寧遼陽）。又從安東都護府渡鴨綠江、清川江、大同江至平壤城，由此往新羅首都徐耶伐（今朝鮮慶州）。海路是從登州（今山東蓬萊）泛海，渡渤海海峽，至遼東半島上的都裏海口（即都里鎮，今遼寧旅順之鐵山口），然後傍遼東半島南岸，改沿朝鮮半島西岸，至唐恩浦口（今朝鮮仁川口西南馬山浦）登陸，東南行七百里，抵徐耶伐。 唐通日本的北線，從登州泛海，渡渤海海峽，沿朝鮮半島西岸南行，望見耽羅（今朝鮮濟州島），往東經過都思麻（今日本對馬島）、一支（今日本一岐島）等島，直達日本筑紫府的博多。 後來日本國的使舶，又開闢了一條航線，自日本的筑紫泛海，經沖繩群島，橫斷中國東海，或至揚子江口的揚州，或達明州（今浙江寧波）、越州（今浙江紹興）、溫州（今浙江溫州），是為南路。但這條航線，因要經過沖繩群島，花費時間多，而且有驚濤駭浪，所以後來日本的使舶又改從筑紫的博多出發，經五島群島，橫斷黃海，利用貿易風（信風），徑向中國的膠東半島，再傍中國東海岸，到達揚子江，入口至揚州、潤州（治丹徒，今江蘇鎮江）等處。這一條航線，是中線，航程較短，一般只要六七晝夜，如得貿易風，三晝夜就可以到達了。中國商舶駛往日本，多在六、七月間，是西南風盛行的時候；日本船舶使來中國，多在八、九月間，是東北風盛行的時候。 由海道去五天竺，從廣州海行，經環王國沿海和軍突弄山（今越南湄公河口外的崑崙島），又五日行至海峽（馬六甲海峽），南北百里，北岸則羅越國（今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柔佛），南岸則佛逝國（今印度尼西亞的蘇門答臘）。又西出峽，三日至葛葛僧國（今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東北伯勞威斯群島〔Broumess Ls．〕中的一島），從此東北至師子國（斯里蘭卡），又北至印度。沿印度半島的西海岸，阿拉伯海的南海岸，進入波斯灣，至末羅城（今伊拉克巴斯拉之西），城為大食重鎮。又西北陸行千里，至大食阿拔斯朝首都巴格達（《新唐書·地理志》稱之為縛達城）。 《新唐書·地理志》還提到安南通天竺道。從安南都護府溯紅河而上，到達古涌步（今雲南河口瑤族自治縣），再到達雲南的八平城（今雲南蒙自境內），再經通海鎮（今雲南通海）至柘東城（今雲南昆明），又西至羊苴咩城（今雲南大理）。自羊苴咩城西至永昌故郡（今雲南保山），又西渡怒江，至諸葛亮城（今雲南騰衝東）。自此進入驃國（今緬甸），又從驃國至東天竺，又從東天竺至中天竺。 又有吐蕃通天竺道。這條路線是經由今天的青海草原到達吐蕃邏些城（今西藏拉薩），再由邏些城經過尼婆羅（今尼泊爾），走向五天竺。唐初有幾位取經僧曾走過這條路線，後來被吐蕃封鎖，不通行旅了。 從塔里木盆地南道往五天竺這一條路線，是從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出發，西至石城鎮（今新疆若羌），又西至播仙鎮（今新疆且末西南），又西至於闐（今新疆和田），又西北至疏勒（今新疆喀什）。自疏勒六百里至蔥嶺守捉，經故羯盤陀國（今新疆塔什庫爾干塔吉克自治縣），抵安西極邊戍所，這裡已經是帕米爾高原了。然後入吐火羅故地，又從吐火羅故地翻越興都庫什山，就進入北天竺的白沙瓦。玄奘回國就是走這條路線。 從敦煌到伊吾（今新疆哈密），從伊吾西行至高昌（今新疆吐魯番東）。由高昌歷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龜茲（今新疆庫車），往西經俱毗羅磧，至姑墨州（今新疆阿克蘇）、溫肅州（今新疆烏什），又西北越過拔達嶺，至烏孫所治赤山城（今吉爾吉斯斯坦伊什提克），又西北至熱海（今伊克塞湖），又西北至碎葉城（今吉爾吉斯斯坦托克馬克）。自碎葉城又西至怛邏斯城（今哈薩克斯坦詹布爾）。由此經塔什干、撒馬爾罕、布哈拉而至木鹿綠洲（今土庫曼斯坦馬勒）。再由木鹿城往波斯各地和巴格達、君士坦丁堡。 還有天山北路一條路線，從高昌郡交河城（今新疆吐魯番西北），北趨北庭都護府的庭州金滿縣（今新疆吉木薩爾北），經輪台縣（今新疆烏魯木齊北），渡里移得健河（今瑪納斯河）、白楊河（今烏蘭烏蘇）、黑水守捉（今新疆烏蘇），渡石漆河（今晶河），越車嶺（沙畹謂渡晶河後南行，從登弩勒台山口，逾額林哈畢爾噶嶺〔Irenchabirgan〕），過思渾川（今喀什河），渡伊麗河（今伊犁河），至碎葉城。 北面與回鶻的交通，更是方便。從西受降城（今內蒙古烏拉特中旗西南烏加河北岸）經鵜泉，入磧，直達回鶻可汗牙帳（今蒙古人民共和國哈爾和林西北）。牙帳「東有平野，西據烏德山，南依昆水（鄂爾渾河），北六七百里至仙娥河（色楞格河上游），河北岸有富貴城（今蒙古人民共和國大烏拉東南）」。從回鶻牙帳正北稍東至小海（今貝加爾湖），有骨利幹部落住海東西。從回鶻牙帳西北十三日行，至都播部落，有回鶻可汗行宮（今蒙古人民共和國沙戈納爾）。從都播部落又北六七日行，至黠戛斯部落（主要在今葉尼塞河上游流域）。黠戛斯，今譯作吉爾吉斯。 對外貿易的發達　對外海陸交通的通暢，促進了唐和亞洲各國的經濟交流，南洋群島和波斯灣、亞丁灣的港口裡，時常停泊著裝載絲織品、紙張、瓷器、漆器、茶葉、藥材和香料的中國商舶。這些商品，除推銷到南海各國和波斯、大食等地外，還輾轉銷售到東歐、西歐、北非以及黑海沿岸國家。長安、洛陽、揚州、廣州也聚集了許多南海、中亞、西亞各地的商人，他們把中國稀有的香料、藥材、珊瑚、珍珠、寶石、玻璃器皿、氍毹、、毛、白疊布、波斯錦等運來中國販賣。又把中國的「綾絹絲綿之類」，販運回去(1)。 廣州灣里也停泊了不少外國海舶，如大食舶、波斯舶、婆羅門舶（天竺舶）、師子舶（斯里蘭卡舶）、崑崙舶（南海舶）等，上下商貨，非常繁忙。唐玄宗開元二年（公元714年），唐王朝還在廣州設置提舉市舶使，來管理海上貿易，並徵收海舶的入境稅(2)。 陸上互市貿易也很發達。馱載商品的駱駝隊，穿過大戈壁灘，越過帕米爾高原，渡過急湍的阿姆河，經高昌、龜茲、碎葉以至木鹿城，再把商品轉銷到西亞、北非、東歐、西歐。中亞、西亞的商品，同樣通過這條路線，運銷中國。唐王朝在邊境設置了互市監來管理互市(3)。 唐首都長安城　唐王朝的首都長安，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在8世紀下半葉巴格達興起以前，它是亞洲經濟、文化交流的中心。 唐西京長安城，開始修建於隋文帝開皇二年（公元582年），經過唐代的不斷修建擴充，規模十分宏偉。長安城南面是終南山，北面是渭水，東面有水流過，西面有灃水流過。長安城總面積，據實測為八十四平方公里，東西寬十八里一百十五步（實測九點七公里），南北寬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實測八點六公里），周圍六十七里（實測三六點七公里）。城牆高一丈八尺，約合今六米左右，寬厚度不等，約在九至十二米左右，有些城牆經過修補，寬厚度達二十米左右。城外為壕溝。長安城南面三個城門，正中曰明德門，東啟夏門，西安化門；東面正中曰春明門，北通化門，南延興門；西面正中曰金光門，南延平門，北開遠門；北面四個城門，西頭第一門曰光化門，西頭往東第二門曰景耀門，第三門曰芳林門，東頭沿著皇城根、太極宮城根北出曰興安門。其餘都是宮門了。長安城的城門僅春明門只有一個門洞，一般為三個門洞，而南面正中的明德門，因為處於中軸線上，根據實測，有五個各寬六米半的門洞，門基長達五十二米半，寬達十六米半，城門上建有門樓，想見當時這座城門氣勢的雄偉。 唐長安城址復原圖(4) 長安城北部中央是皇城和宮城。皇城在宮城之南，平面成規整的長方形，周圍九點二公里，面積約五點二平方公里，北面無牆，以橫街相隔。皇城內有東西向街五條和南北向街七條，其間分布著社稷壇、太廟和中央高級官署。南面正中的朱雀門，與明德門遙遙相對，朱雀大街即以朱雀門得名。因為它的北端起於宮城南面正門承天門，故亦稱天街。 皇城之北為宮城，平面亦成規整的長方形，周圍八點六公里。太極宮位於宮城的中央，是皇帝起居、聽政和朝見群臣的主要宮廷。太極宮南面也是宮城南面的正門曰承天門，門外的東西橫街寬三百步，這是正旦、冬至和大赦時舉行典禮的地方，接見外國使臣和國內各少數民族代表人物的儀式，也在這裡舉行。太極宮的正殿是太極殿，為每月朔望舉行朝儀的地方，太極殿北為兩儀殿，兩儀殿北為甘露殿。兩儀殿東有神龍殿、萬春殿、立政殿，兩儀殿西有安仁殿、千秋殿、百福殿。太極宮城的東部為太子的東宮，宮城的西部為居住宮女的掖庭宮，掖庭宮的南部則為內侍省。宮城北面設三門，玄武門和安禮門是宮城的北門，至德門是東宮的北門。唐初玄武門之變，就是在玄武門發生的。自大明宮建成之後，太極宮又稱為「西內」。 大明宮在長安城外東北隅龍首原上，始建於唐太宗貞觀八年（公元634年），至高宗龍朔二年（公元662年）大加修葺，此後各朝皇帝常居大明宮，故又稱「東內」。大明宮的平面形狀，南部呈長方形，北部呈梯形，周圍共七點六公里，面積約三點二平方公里。大明宮宮城共有十一個城門，南面五個門，正中丹鳳門，東頭第一門曰延政門，東頭往西第二門曰望仙門，西頭第一門曰興安門，西頭往東第二門曰建福門，北面三個門，正中曰玄武門，東曰銀漢門，西曰凌霄門。東面一個門曰太和門，西面兩個門，靠南曰右銀台門，靠北曰九仙門。由右銀台門進入大明宮，向北轉即翰林門，出翰林門即翰林院。中晚唐詩人想做翰林學士（這是入相之捷徑），念念不忘右銀台門，李商隱《夢令狐學士》詩：「右銀台路雪三尺，鳳詔裁成當直歸。」就是指這右銀台門之西的翰林院而言的。太和門北外駐左羽林、左龍武、左神策三軍，九仙門北外駐右羽林、右龍武、右神策三軍。大明宮北玄武門城樓巍峨雄偉，城外設兩廊，禁軍在此宿衛，左右禁軍的中尉、將校即在此處辦事，謂之北衙。大明宮的正殿曰含元殿，其遺址經過考古發掘勘測，與歷史上記載基本相符。「含元殿陛上高於平地四十餘丈」（《太平御覽》卷一七五引《兩京記》），可以由此俯瞰長安城。殿的東南和西南分別建翔鸞閣和棲鳳閣，也都高出平地四十餘丈（約十五米）。兩閣都在其北側通過飛廊與含元殿連接。含元殿前有三條平行的坡道，從殿門通往地面，猶如「龍尾」垂地，稱為「龍尾道」。龍首原上巍然聳立的大殿及翔鸞、棲鳳兩閣，在中間配之以龍尾道，可謂雄偉壯觀。含元殿之北為宣政殿和紫宸殿，宣政殿是常朝之所，紫宸殿則是內朝的正殿，群臣入紫宸殿朝見，稱為「入閣」。在紫宸殿的西面有延英殿，是皇帝召見宰相討論軍國大事的地方。如果有重要政務要商議，宰相也可以請皇帝「開延英」召對。在延英殿西北，有麟德殿，是皇帝舉行盛大宴會和接見外國使節及少數民族代表人物的地方。麟德殿有前中後三殿，南北長一百三十米，東西寬七十七米。中殿左右又各建一亭，後殿左右又各建一樓，規模都很宏偉。紫宸殿後有蓬萊殿和太液池，太液池周圍設遊廊四百間，池北一直到玄武門，樓台掩映，樹木蔭深，可以說是大明宮的園林風景區。 興慶宮在長安城的東部興慶坊，是唐玄宗為臨淄郡王時的舊居，玄宗即位後改為興慶宮，並經擴建，也稱「南內」。宮的平面呈長方形，周圍四點六公里。四面設門，西面的興慶門是正門。宮的南部為龍池。池北為宮殿區，池南為園林區。有名的「花萼相輝之樓」和「勤政務本之樓」就在宮的西南隅。玄宗時常在此宴樂。安史之亂以後，玄宗自蜀回京，還曾在興慶宮居住一段時間。 芙蓉園，在長安城外的東南隅，經勘察，四周築有圍牆，周圍約七公里。「青林重複，綠水瀰漫」，為「帝城勝景」（《資治通鑑》唐貞觀七年胡三省注引《景龍文館記》）。園中水面因為彎曲而稱曲江池，周長將近四公里。池岸築有紫雲樓等殿宇，杜甫的《哀江頭》中有「江頭宮殿鎖千門」的詩句。曲江池和芙蓉園都是內苑，供皇室遊樂。芙蓉園西北的慈恩寺和寺南的杏園，「花卉環周，煙水明媚」（《太平廣記》卷二五一引《松窗雜錄》），是當時都人的游賞勝地。 在長安城的東面城牆外，有一道與城牆平行的復牆，亦稱復道。這一復道即是唐玄宗開元十四年（公元726年）築成的「夾城」。一般寬約五十米。據考古發掘得知，復道經過通化門、延興門時，於城門的南北兩側築登道，從城門樓上面越過去。皇帝由大明宮向南去興慶宮，更往南至芙蓉園，都是從復道潛行，免去禁蹕一套繁文縟節，百姓也方便。杜牧《長安雜題長句》六首之第五首：「六飛南幸芙蓉苑，十里飄香入夾城。」就是描寫皇帝從夾城去芙蓉園的情況。 長安城內共有南北向大街十一條，東西向大街十四條。其中南北向的中間一條大街，南出明德門，北穿朱雀門直到承天門，這就是有名的朱雀門大街，寬達一百五十米，成為一條中軸線，它把長安城分成東西對稱的兩部分。朱雀大街以東的五十四坊和東市、興慶宮、曲江池，屬京兆萬年縣；朱雀大街以西的五十五坊和西市，屬京兆長安縣。貫穿於城門之間的三條南北向大街（朱雀街、啟夏門至興安門、安化門至芳林門）和三條東西向大街（延興門至延平門、春明門至金光門、通化門至開遠門）是主幹大街，時稱「六街」。各條大街都成直線，長而寬廣。各條大街的兩側，都有整齊的水溝，寬三米，深二米多。據考古勘察，西面金光門內大街，寬八十米左右，路面鋪以磚瓦碎塊，平整堅實。在縱橫交錯的二十五條大街間，排列著整齊如棋盤的坊市，每個坊都有圍牆和坊門，有的坊四面都有門，有的坊東西兩面各開一門。在永寧坊的遺址發掘中，還發現有十字交叉的小巷，將全坊劃分為十六區。各坊之間的南北距離，均在四十米左右。唐長安城的華麗瑰偉的建築和寬敞平坦的道路，充分表現了中華民族的雄偉氣魄，無怪這種都市建築的規劃，要為鄰邦營建都城時所仿效取法了。 長安城內居民三十餘萬戶，一戶以五口計算，達一百五六十萬人，加上宮內宮娥和宦官，上番的宿衛士兵，候選的官吏，流寓的外國學生等等，大概一百七八十萬人。居民有唐王朝境內各族人民和亞洲各國人民。如中亞昭武九姓和吐火羅故地的胡人，他們往往以使節或商人名義，寓居長安。8世紀中葉，波斯被大食吞併後，波斯王子卑路斯和他的兒子泥涅師，先後客死長安。唐王朝設立鴻臚寺來接待各國的使節，鴻臚寺的客館裡往往居住著幾十個國家的使節，有的住了幾十年之久。到了天寶之後，胡客留居長安者，尚有四千餘人之多。他們住在中國，「久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買田宅」(5)。此外新羅、日本的留學生和學問僧，其中也有居留長安數十年之久的。五天竺人居留長安的，多是佛教僧徒，他們在中國傳播佛教教義，翻譯梵文經卷，長安著名的佛寺如興善寺、慈恩寺、經行寺、崇福寺等，都有五天竺僧侶居住。 當時的長安，五方雜處，有皮裘，胡帽，辮髮，腳穿烏皮六合靴的突厥人；有戴耳環，披肩布的五天竺人；有小袖袍、小口袴，皮帽邊上繡著花紋鑲上絲網的中亞胡人；還有新羅、日本留學生，以及真臘人、波斯人、大食人、拂人等等。唐人對他們的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充分予以尊重。因為他們當中，除了佛教徒以外，還有拜火教徒、摩尼教徒、景教徒，唐王朝允許他們的傳教士在中國傳教和譯經。祆教寺廟、摩尼教寺廟（大雲光明寺）、景教寺廟（初名波斯胡寺，後名大秦寺），也先後在長安、洛陽、河西走廊以及廣州各地建立起來。入居長安的域外人，有的作客，有的從政做官，有的是商人，買賣絲綢、珠寶，舉放高利貸，有的開小食鋪和酒店，賣自己烘烤的胡餅，也有不少胡姬當賣酒。 來唐的外國留學生、學問僧和文化使節，不僅可以學到中國文字語言，還可以學到亞洲許多國家的文字語言。如日本的留學生、學問僧來唐以後，他們就向五天竺的來唐僧侶和文化使節，請教梵文，因此，他們不僅精通漢文，而且也漸漸接觸到梵文了。又如昭武九姓的胡人，來到唐地以後，由於和日本、新羅、林邑、真臘等國的文化使節、留學生等接觸頻繁，不久，昭武九姓的胡人，也漸漸對這些國家的語言文字、風俗習慣，有所了解了。新羅、日本的學問僧去五天竺取經，往往先在長安逗留，學習梵文和吐火羅語，然後再動身去天竺。開元中，有新羅僧慧超，他就是經由長安去五天竺，再從五天竺返長安，著《往五天竺國傳》，為研究當時中西交通和亞洲歷史的重要資料。因此說長安是當時亞洲各國的文化交流中心，並不是誇大其詞。 另一方面，唐王朝對於域外文化，無論是屬於物質方面的，或是屬於意識方面的，多能汲取其精華部分，兼容並蓄，藉以豐富中國文化的內容，豐富中國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因此各種形式的服飾、飲食、音樂、舞蹈、遊戲，在首都長安城裡都能看到。 服飾方面，唐代的「法服」，承南北朝各族大融合之後，裁製和式樣已帶有胡化的成分。長安居民的服飾，因為受西域風習的感染，在唐太宗時就「有胡著漢帽，漢著胡帽」的風氣。「武德、貞觀之代（公元618—649年），宮人騎馬者，依齊、隋舊制，多著羅，雖發自戎夷，而全身障蔽。永徽（公元650—655年）之後，皆用帷帽，施裙到頸（帽邊圍以帶有珠翠的絲網），漸為淺露。顯慶（公元656—661年）中，詔曰：『百官家口，咸廁士流。至於衢路之間，全無障蔽，比來多著帷帽，遂棄羅，曾不乘車，只坐擔子，過於輕率，深失禮容，自今已後，勿使如此。』神龍（公元705—706年）之末，羅始絕。」（《大唐新語》）「開元（公元713—741年）初，從駕宮人騎馬者，皆著胡帽，靚妝露面，無復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絕不行用。俄又露髻馳騁，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士女皆竟衣胡服。」（《舊唐書·輿服志》）姚汝能的《安祿山事跡》亦稱：「天寶（公元742—755年）初，貴游士庶，好衣胡服，為豹幅，婦人則簪步搖。衣服之制度，襟袖窄小。」據近人研究敦煌壁畫。謂自六朝至唐初，敦煌壁畫中的男女，多著胡服，即所謂袴褶，男衣短僅及膝，折襟翻領；女衣亦同而稍長，裡面更著長裙，肩披肩巾，俱穿胡靴，當時服飾的趨尚，於此可見。 飲食方面，自開元以來，「貴人御饌，盡供胡食」（《舊唐書·輿服志》）。這裡所說的胡食，包括作為主食的，《三水小牘》所謂「乃令溲麵，煎油作」，是一種油煎過的麵食。還有胡餅，「以胡麻著上」（《釋名·釋飲食》），即今燒餅。，波斯文Pilaw的音譯，用牛羊肉和蔬果合煮的飯，《酉陽雜俎》稱：「韓約能作櫻桃，其色不變。」長安城內專售的鋪子，一在東市，一在長興里。賣胡餅的攤子，到處都有。潼關失守，唐玄宗倉皇逃出長安，逃到咸陽集賢宮時，中午沒有飯吃，楊國忠曾「自市胡餅以獻」。 西域的葡萄酒，是馳名遠近的。公元640年，唐通西域以後，獲得最好的葡萄品種，所謂馬乳葡萄，乃在長安大量栽種，同時學會了西域葡萄酒的釀造法。在釀造過程中，唐太宗並親自加以損益，造成八種名色的葡萄酒，「芳辛酷烈，味兼緹盎」，「京師始識其味」（《冊府元龜》卷九七〇）。太原府並以葡萄酒為貢品，可見太原也是葡萄酒釀造業的中心。另外又從波斯傳入三勒漿酒，用奄摩勒、毗黎勒、訶黎勒三種果實釀成，也在長安製造，成為長安的名釀之一。 唐代人士，大都愛好音樂、舞蹈，而尤醉心於中亞傳來的胡樂，關於這些，本書有專章敘述，這裡就不詳述了。波斯傳來的波羅球，曾風行長安，這裡也不多講了。 * * * (1)　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波斯國……卻被大寔所吞。〔人〕亦泛舶漢地，直至廣州，取綾絹絲綿之類。 (2)　《舊唐書·王方慶傳》：廣州地際南海，每歲有崑崙乘舶，以珍物與中國交易。 《冊府元龜·帝王部·納諫門》：開元二年十二月，右威衛中郎將周慶立為嶺南市舶使，與波斯僧廣造奇巧，將以進內。 《舊唐書·李勉傳》：大曆四年，除廣州刺史、兼領南節度觀察使。前後西域舶泛海至者，歲才四五。勉性廉潔，舶來都不檢閱，故末年至者四十餘〔舶〕。 《唐大詔令集》卷十《太和三年病癒德音》：南海蕃舶……如聞比年長吏多務徵求……率稅猶重。……其嶺南、福建及揚州蕃客，宜委節度觀察使，除舶腳及市進奉外，任其來往，自為交易，不得重加率稅。 (3)　《唐律》卷八《衛禁律·疏議》引《關市令》：錦、綾、羅、、、綿、絹、絲、布、氂牛尾、真珠、金、銀、鐵，並不得度西邊北邊諸關，及至緣邊諸州興易。 (4)　參考馬得志同志：《唐代長安與洛陽》，載《考古》1982年第6期。 (5)　《資治通鑑》唐德宗貞元三年：初，河、隴既沒於吐蕃，自天寶以來，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既絕，人馬皆仰給於鴻臚。……李泌知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安居不欲歸，命檢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給，凡得四千人，將停其給。胡客皆詣政府訴之。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朝貢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於回紇，或自海道，各遣歸國，有不願歸，當於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為唐臣。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邪！」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隸神策兩軍……禁旅益壯，鴻臚所給胡客才十餘人，減省度支錢五十萬緡。 《唐會要》卷一百：貞觀二年（公元628年）六月十六日敕：「諸蕃使人所娶得漢婦女為妾者，並不得將還蕃。」按漢胡通婚，律無明禁，此敕是唐王朝為了保障唐地婦女不致淪落為異域婢妾而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