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 第四節 隋末農民大起義與隋王朝的傾覆
隋煬帝對高句麗戰爭的失敗 在均田制和府兵制相結合的基礎上強盛起來的隋王朝，其王權是高度集中的。這種高度集中的王權，在舉辦國內水利等公共事業和加強國防力量等方面有一定的優越性。隋王朝前期，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都有較大的發展。所以隋在短短二三十年中，成為當時的強盛國家。隋文帝築大興城，煬帝營建東都、開鑿運河、築馳道、修長城，都是這方面的具體表現。但另一方面，這種高度集中的封建王權，有時並不會給人民帶來幸福，甚至可能會發展到濫用民力與窮兵黷武的地步。隋煬帝的「急徭卒（猝）賦」和進攻高句麗，就是這種封建王權高度集中的另一結果。
在隋文帝開皇十八年（公元598年）二月，高句麗王高元曾率萬餘騎進攻遼西（郡治柳城，今遼寧朝陽），隋文帝便徵發水陸軍三十萬人進行反擊，但以「饋運不繼，軍中乏食，復遇疾疫」（《資治通鑑》隋開皇十八年）的關係罷兵。
大業六年，隋煬帝便在山東（指今山東、河北及河南的東北部）設置軍府，「掃地為兵」（《隋書·食貨志》），擴大了府兵分布地區。同時又下令民戶養馬以供軍役。到次年進攻高句麗時，並以東萊（郡治掖，今山東萊州）為海軍的基地，涿郡（治薊，今北京）為陸軍集中的基地，「總征天下兵，無問遠近，俱會於涿」。「又發江淮以南水手一萬人，弩手三萬人，嶺南排鑹手（執盾和小槊）三萬人」（《資治通鑑》隋大業七年）北上，充實海軍。到大業八年春，集中在涿郡的兵士共一百十三萬三千八百人，號稱二百萬。
隋煬帝又命令在東萊海口造船三百艘，供應海軍；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送往高陽（今河北高陽），供載衣甲縵幕」（《資治通鑑》隋大業七年）之用。同時還徵發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隻，把黎陽和洛口一些倉庫的積存糧食運往涿郡，船隻首尾相接，長達一千多里。又發鹿車（手推小車）夫六十多萬，規定二人推米三石，運往瀘河鎮（今遼寧義縣境）和懷遠鎮（今遼寧北鎮）。
這次徵調的規模是空前的，負擔兵役的有一百十多萬人，負擔運輸等徭役的比這個數目要加一倍以上，總計有三百四五十萬人左右，約占隋王朝總人口的十三分之一強。而所徵調的又絕大部分是丁壯，如平均總戶口中五口有一丁壯的話，那麼三百四五十萬人要占全國丁壯總數的十分之四強了。這樣大規模的徵調，必然會招致嚴重的後果，以致「老弱耕稼不足以充飢餒，婦工紡織不足以贍資裝」（《隋書·食貨志》），甚至發展到「耕稼失時，田疇多荒，加之饑饉，谷價踴貴」（《資治通鑑》隋大業七年）的地步。
大規模的徵發和嚴急的政令，給全國人民帶來了嚴重的災禍。在東萊海口造船的工匠，由於官吏督役嚴急，以致強迫他們日夜站立水中，不敢休息，從腰部以下都生出蛆來，十個人裡面死掉三四個。從事內地水陸運輸工作的江淮民夫，有幾十萬人，也是晝夜不絕地運送軍事物資及糧芻，因勞累過度，以致「死者相枕，臭穢盈路」（《資治通鑑》隋大業七年）。
貪官污吏還趁機大撈一把。每當官府徵調物資，貪官污吏必先用賤價收買所需要的物資，然後發布命令，讓民戶出高價向他們買取繳納，一轉手之間，他們就發了幾倍甚至幾十倍的錢財，弄得百姓困窮，財力俱竭。
在這樣情勢下，隋末農民大起義爆發了。進攻高句麗，就成為隋末農民大起義爆發的導火線。
大業八年（公元612年）春，隋煬帝從涿郡出發，進攻高句麗。大軍一百多萬，除海軍外，陸軍編成二十四軍，分左右兩翼，每翼各十二軍。從第一軍開始出動，到最後一軍出發完畢，前後相隔四十天。每軍「相去四十里，連營漸進……首尾相繼，鼓角相聞，旌旗亘九百六十里。天子六軍……前後……又亘八十里，通諸道合三十軍，亘一千四十里」（《隋書·禮儀志》）。
《孫子·謀攻篇》說：「將能而君不御者勝。」這就是說將帥應該有靈活指揮戰爭的主動權；隋煬帝漠視了這個真理，竟然規定「凡軍事進止，皆須奏聞待報，毋得專擅」（《資治通鑑》隋大業八年），一切軍事行動，將帥都要聽候他的命令。這樣一來，某些戰役，便因大將的不能獨立指揮與機動作戰而失敗了。
隋軍於大業八年三月十四日開抵遼河前線，經過幾天的激戰，才渡河進圍遼東城（即漢遼東郡治襄平城，今遼寧遼陽北七十里）。高句麗堅守遼東城不下，膠著了隋軍數十萬人，使他們無法前進。
這年六月，統率海軍的大將來護兒，率江、淮水軍，舳艫數百里，自東萊泛海，進至水（今朝鮮大同江），企圖乘勝攻下平壤。來護兒自率精甲四萬人，直造平壤城下。高句麗伏兵城中，「出兵與護兒戰而偽敗，護兒逐之入城，縱兵俘掠，無復部伍。伏兵發，護兒大敗，僅而獲免」（《資治通鑑》隋大業八年）。四萬精銳，折損得只剩下幾千人。來護兒只得把軍隊撤退至海上。
隋煬帝欲求速戰速決來獲得勝利，因此除自己留在遼東，圍攻遼東城外，命九軍渡鴨綠水（今鴨綠江），直趨平壤。這九軍士兵，在出發時，「人馬皆給百日糧，又給排甲槍槊，並衣資、戎具、火幕，人別三石已上，重莫能勝致。〔隋煬帝〕下令軍中：『士卒有遺棄米粟者斬！』軍士皆於幕下掘坑埋之，才行及中路，糧已將盡」（《資治通鑑》隋大業八年）。高句麗的將領知道隋軍給養困難，無法持久，乃以誘敵深入的戰術，對渡過鴨綠水的隋軍，更誘引他們渡過薩水（今朝鮮清川江）。隋軍渡薩水，去平壤三十里，因「士卒疲弊，不可復戰」（《隋書·宇文述傳》），糧食給養，更成為嚴重的問題；同時自來護兒海軍撤退之後，也失去了海上的呼應。這樣，隋軍不得不趕緊撤退。在撤退的途中，受到高句麗軍的四面襲擊。七月二十四日，隋軍退至薩水，軍隊剛渡過一半，又受到高句麗軍的襲擊，「於是諸軍俱潰，不可禁止，將士奔還，一日一夜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初九軍渡遼，凡三十萬五千，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資儲器械巨萬計，失亡盪盡。」（《資治通鑑》隋大業八年）七月二十五日，隋煬帝也不得不放棄了攻取遼東城的計劃，率軍退渡遼河，回到遼西。隋煬帝第一次進攻高句麗就這樣失敗了。
大業九年（公元613年）正月，隋煬帝發動了第二次對高句麗的戰爭。四月二十七日，隋軍再渡遼河，圍攻遼東城，直到六月，未能攻下。先是隋煬帝命禮部尚書楊玄感駐黎陽督運軍糧，這一年的六月初三日，玄感在黎陽舉兵，進圍東都洛陽，眾至十萬。隋煬帝得到楊玄感起兵的消息，就急忙退兵，第二次進攻高句麗的戰爭就這樣結束了。
大業十年（公元614年）二月，隋煬帝還想發動第三次攻勢，下詔征天下兵，「百道俱進」（《隋書·煬帝紀》）。三月間，煬帝親至涿郡，七月前往遼西，來護兒的海軍也曾指向平壤。但是這時隋王朝的統治已經搖搖欲墜，所徵調的士兵多不能按期到達，有的在路上相繼逃亡，因而就不可能進行大規模的攻勢。
連年不斷的徭役，特別是為三次進攻高句麗而進行的全國性的大徵調，「行者不歸，居者失業……邑落為墟」（《隋書·煬帝紀》）。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的破壞，到處發生饑荒，貧苦農民「皆剝樹皮而食之，漸及於葉；皮葉皆盡，乃煮土或搗藳（稻草）為末而食之」（《隋書·食貨志》）。同時由於「轉輸不息，徭役無期，士卒填溝壑，骸骨蔽原野」，天災人禍交迫，致使「黃河之北，則千里無煙；江、淮之間，則鞠為茂草」（《隋書·楊玄感傳》）。人民為了逃避徭役，不惜殘損自己的手足，稱為「福手福足」（《資治通鑑》唐貞觀十五年），進行消極抵制；到後來實在活不下去，就揭竿而起，拿起鋤頭、鐵耙來同統治階級搏鬥了。
隋末農民大起義 隋在大業五年（公元609年），西破吐谷渾，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是時「西京諸縣及西北諸郡，皆轉輸塞外，每歲巨億萬計；經途險遠及遇寇抄，人畜死亡不達者，郡縣皆征破其家。由是百姓失業，西方先困矣」（《資治通鑑》隋大業五年）。因此，在大業六年，洛陽就爆發了以彌勒教為組織手段的人民起義。就在正月初一這一天，有幾十個人，白衣白帽，焚香持花，自稱彌勒佛，闖進洛陽最居中的皇城南門——建國門，奪取衛士武器，想要攻入皇宮。結果起義失敗，煬帝命閉洛陽城門搜索起義群眾，牽連而死的有一千餘家之多。同年六月，在雁門郡（治雁門，今山西代縣）爆發了以尉文通為首眾至三千人的農民起義。同年十二月，在珠崖郡（治義倫，今海南儋州）爆發了以王萬昌、王仲通兄弟為首的農民起義。這時隋統治勢力還鞏固，所以上述的三次起義，很快都被鎮壓下去。
接著隋煬帝三次進攻高句麗，兵役、徭役，急征暴斂，人民再也不能容忍下去。於是波瀾壯闊的農民大起義爆發了，反兵役、反徭役，成為這次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中心內容。
農民起義首先在山東地區（今山東、河北及河南的東北部）發動，由於這一地區本來是世家大族地主經濟比較發展，均田最不鞏固的地區，掌握在政府手裡的土地素來就不足，所謂「三河（河東、河內、河南）地少而人眾，衣食不給」，「其狹鄉每丁才至二十畝，老、小又少」（《隋書·食貨志》）於二十畝之數。土地不足，而田租、丁調卻是根據足額的應受田數來徵收的。同時自隋煬帝即位以來，各項沉重的力役，特別是對高句麗戰爭的大規模徵調，極大部分都壓在這一地區田畝不足負擔沉重的小農頭上，因此這一地區人民的生活非常困苦。而且山東、河北地區又是隋王朝進攻高句麗的軍事前沿基地，進攻高句麗的軍隊大都在河北涿郡和山東東萊兩處集結，大業六年（公元610年），又在山東地區設置軍府，「掃地為兵」（《隋書·食貨志》），戰爭發動之後，又在這一地區徵發了數目在六七十萬以上的民夫來從事運輸工作，因此，這一地區的人民負擔兵役和徭役也特別沉重，而水旱蟲災，又不斷襲擊這一地區。大業七年的秋季，「大水，山東、河南漂沒三十餘郡，民相賣為奴婢」（《隋書·煬帝紀》）。大業八年，「大旱疫，山東尤甚」（《資治通鑑》隋大業八年）。極大多數農民活不下去，「重以官吏貪殘，因緣侵漁，百姓困窮，財力俱竭。安居則不勝凍餒，死期交急，剽掠則猶得延生」（《資治通鑑》隋大業七年）。這樣，以反兵役、反徭役，其後甚至發展為反人身依附為中心內容的規模巨大的農民起義，首先在這一地區爆發了。
大業七年（公元611年），齊郡鄒平（今山東鄒平）人王薄在長白山（今鄒平南）首先發動起義。他自稱知世郎，意思是「時事可知」，看準隋王朝要滅亡。他作了一首《無向遼東浪死歌》(1)，來鼓舞起義群眾的士氣，號召農民對隋統治階級進行武裝鬥爭。在王薄起義的影響下，山東地區人民紛紛揭竿而起，平原（今山東平原西南）人劉霸道在「負海帶河，地形深阻」（《資治通鑑》隋大業七年）的豆子（在今山東惠民境），領導了十餘萬人，舉起反隋起義的旗幟。漳南（在今山東夏津北）人孫安祖，不堪隋朝官吏的壓榨和迫害，也刺殺了縣令，占據了「葭薍阻奧」，「廣袤數百里」（《新唐書·竇建德傳》）的高雞泊（今山東夏津北）。縣（今山東夏津）人張金稱聚眾於「阿阻」，蓨縣（今河北吳橋西北）人高士達，領導農民千餘人，在清河（郡治清河，今河北清河西北）境內，舉行起義。當時有漳南人竇建德，因為和孫安祖有聯繫，家屬全被官府捕殺，於是竇建德就帶領幾百名逃避兵役的農民投奔高士達。後來孫安祖為張金稱所殺，以前由孫安祖領導的高雞泊這支農民起義軍，就全歸竇建德指揮，不久，這一支起義軍的人數很快發展到一萬人以上。
這幾支農民起義軍的力量，開初雖還不夠強大，每支不過幾百人，多的有千餘人，但由於反兵役、反徭役的目標很明確，這是符合當時廣大勞動人民的願望和要求的；同時農民起義軍所占領的幾個據點，所處地段又非常優越，它足以扼住南北大動脈運河的咽喉，所以農民起義軍力量很快便隨著階級鬥爭形勢的迅速發展而日益發展壯大起來。
大業九年（公元613年），隋煬帝發動了第二次對高句麗的戰爭，以反兵役、反徭役、反人身依附為中心內容的農民大起義也更迅速地高漲起來，農民起義不僅遍及山東、河北各地，而且發展到全國的範圍。原有的農民起義軍，也擴大了他們的占領區，壯大了他們的起義隊伍，每支都發展到幾萬人乃至幾十萬人之多。
在大業九年上半年中新起來的農民起義軍有：一、正月，平原郡（治安德，今山東陵縣）爆發了以杜彥冰、王潤等為首的農民起義；二、同月，平原郡又爆發了以李德逸為首的農民起義；三、同月，靈武郡（治回樂，今寧夏靈武西南）爆發了以白榆娑為首的農民起義(2)；四、二月，濟北郡（治盧，今山東茌平西南）爆發了以韓進洛為首，眾至數萬人的農民起義；五、三月，濟陰郡（治濟陰，今山東定陶西南）爆發了以孟海公為首，眾至數萬人的農民起義；六、同月，北海郡（治益都，今山東青州）爆發了以郭方預為首，眾至三萬人的農民起義；七、五月，濟北郡又爆發了以甄寶車為首，眾至一萬餘人的農民起義。迅速高漲起來的農民起義浪潮，給隋統治階級以嚴重的打擊。在農民起義的巨浪衝擊之下，隋統治階級內部大分裂。這一年六月，楊玄感於黎陽起兵反隋。
楊玄感，弘農楊氏之後，祖楊敷，北周大將軍，父楊素，隋司徒，都是關隴貴族地主統治集團中的重要人物。尤其是楊素，從開皇十二年為尚書右僕射時起，到大業二年任司徒時身死，前後做了十五年宰相。楊素有滅陳大功，為隋文帝親信。煬帝即位以前，素又參與奪嫡事件，為煬帝效力，所以威權無比。玄感襲父爵楚國公，官至禮部尚書。煬帝進攻高句麗，命玄感於黎陽（今河南濬縣東北）督運糧米。楊玄感看到隋政已亂，他想從煬帝手中奪取政權，代隋稱帝，就在黎陽起兵，由黎陽進攻洛陽，在兩三個月之內，他的隊伍從一萬多人發展到十多萬人，當時關隴貴族地主統治集團的子弟如李弼的曾孫李密、韓擒虎的兒子韓世諤、來護兒的兒子來淵、裴蘊的兒子裴爽、鄭善果的從孫鄭儼等，也都紛紛參加楊玄感的軍隊。
可是楊玄感不聽從李密建議的上策：趁遼東戰爭陷於膠著狀態之際，「長驅入薊（今北京），據臨渝（今河北秦皇島西南）之險，扼其咽喉」（《資治通鑑》隋大業九年），使隋煬帝進退失據，不戰而擒；也不聽從李密建議的中策：提兵西進，經城不攻，直取長安，占領關隴貴族地主統治集團的根據地和府兵兵源的主要供給地；而採用了李密提出的下策：進攻東都洛陽。結果頓兵洛陽堅城之下，曠日持久，圍攻了四五十天，未能將洛陽攻下，隋煬帝的大軍卻從遼東前線撤回，向玄感軍展開反攻，玄感終於兵敗自殺了。
楊玄感的起兵，雖然很快失敗，但促使農民起義蓬勃發展。當時在河南方面起兵響應楊玄感的有梁郡（治宋城，今河南商丘西南）的韓相國，這支力量很快地發展到十多萬人。
截至大業九年年底為止，農民起義的次數越發頻繁，農民軍的隊伍也更加壯大。一、七月，餘杭（今浙江杭州）爆發了以劉元進為首，眾至數萬人的農民起義，八月，崑山（今江蘇崑山）人朱燮、晉陵（今江蘇常州）人管崇擁眾十餘萬，與元進聯兵反隋；二、八月，信安郡（治高要，今廣東高要）爆發了以陳為首，眾至三萬人的農民起義；三、九月，濟陰郡爆發了以吳海流為首，東海郡（治朐山，今江蘇連雲港西南）爆發了以彭孝才為首，眾各至數萬人的農民起義；四、同月，蒼梧郡（治封川，今廣東封川）爆發了以梁慧尚為首，眾至四萬人的農民起義；五、同月，東陽郡（治金華，今浙江金華縣）爆發了以李三兒、向但子等為首，眾至一萬餘人的農民起義；六、十月，東郡（治白馬，今河南滑縣）爆發了以呂明星為首，眾至數千人的農民起義；七、同月，平原郡又爆發了以郝孝德為首的農民起義；八、同月，厭次（今山東惠民南）爆發了以格謙、孫宣雅等為首，眾各至十萬人的農民起義；九、同月，齊郡（治歷城，今山東濟南）爆發了以孟讓為首，眾至十餘萬人的農民起義；十、十二月，扶風郡（治雍，今陝西鳳翔）爆發了以沙門向海明為首，眾至數萬人的農民起義。大業九年，農民革命運動的進一步高漲，不但表現在起義隊伍人數的激增上，尤其表現在起義者的名號上。劉元進在餘杭稱天子，格謙在渤海（治陽信，今山東陽信西南）稱燕王，孫宣雅稱齊王，向海明在扶風稱皇帝，年號白烏，他們已經公開稱王稱帝，建立年號，不是一般的反隋了。
大業十年（公元614年）的農民起義有：一、二月，扶風郡爆發了以李弘、唐弼等為首，眾至十萬人的農民起義；二、四月，彭城郡（治彭城，今江蘇徐州）爆發了以張大彪為首，眾至數萬人，占據懸薄山的農民起義；三、五月，琅邪郡（治臨沂，今山東臨沂）爆發了以宋世謨為首的農民起義；四、同月，延安郡（治膚施，今陝西延安）爆發了以稽胡族人劉迦論為首的農民起義；五、六月，建安郡（治閩，今福建福州）爆發了以鄭文雅、林寶護等為首，眾至三萬人的農民起義；六、十一月，長平郡（治丹川，今山西晉城）爆發了以司馬長安為首的農民起義；七、同月，離石郡（治離石，今山西離石）爆發了以稽胡族人劉苗王為首，眾至數萬人的農民起義；八、同月，魏郡林慮縣（今河南林州）爆發了以王德仁為首，眾至數萬人，保據林慮山（在林州西二十里）的農民起義。大業十年的農民起義運動中，也有不少農民軍領袖稱王稱帝，如李弘自稱天子，唐弼自稱唐王，劉迦論自稱皇王，建年號曰大世，劉苗王自稱天子，劉苗王弟劉六兒自稱永安王之類，公開反隋。
大業十一年（公元615年）的農民起義有：一、二月，北平郡（治盧龍，今河北盧龍）爆發了以楊仲緒為首，眾至一萬餘人的農民起義；二、同月，上谷郡（治易，今河北易縣）爆發了以王須拔、魏刀兒為首，眾各至十餘萬人的農民起義；三、七月，淮南郡（治壽春，今安徽壽縣）爆發了以張起緒為首，眾至三萬人的農民起義；四、十月，彭城郡又爆發了以魏麒麟為首，眾至一萬餘人的農民起義；五、先是祝阿（今山東禹城西南）爆發了以盧明月為首，眾至十餘萬人的農民起義，這時候這一支農民起義軍開始向陳（陳州淮陽郡，治宛丘，今河南淮陽）、汝（汝州襄城郡，治承休，今河南臨汝）一帶移動；六、這一年，龍門（今山西河津）爆發了以毋端兒為首的農民起義；七、同年，絳郡（治正平，今山西新絳）爆發了以敬盤陀、柴保昌等為首，眾至數萬人的農民起義。這一年農民起義軍中領袖建立名號的，有王須拔在上谷自稱漫天王，建國號曰燕；李子通率領農民軍自連雲港一帶向淮南移動，自稱楚王，建年號曰明政。
大業十二年（公元616年）的農民起義有：一、正月，靈丘（今山西靈丘）爆發了以翟松柏為首，眾至數萬人的農民起義；二、二月，東海郡爆發了以盧公暹為首，眾至萬餘人，保據蒼山（在今江蘇灌雲境內）的農民起義；三、四月，有以魏刀兒別將甄翟兒為首，眾至十萬人，進攻太原的農民起義；四、七月，馮翊郡（治馮翊，今陝西大荔）爆發了以孫華為首的農民起義；五、八月，恆山郡（治真定，今河北正定）爆發了以趙萬海為首，眾至數十萬人的農民起義；六、九月，東海郡又爆發了以杜揚州、沈覓敵等為首，眾至數萬人的農民起義；七、同月，安定郡臨涇縣（今甘肅鎮原）爆發了以荔非世雄為首的農民起義；八、十二月，鄱陽郡（治鄱陽，今江西波陽）爆發了以操師乞為首的農民起義，師乞戰死，師乞部將林士弘繼續領導農民起義軍，攻破九江、廬陵等郡，人數發展到幾十萬人之多。這一年，農民起義軍領袖建立名號的，如操師乞於鄱陽自稱元興王，建年號曰天成；林士弘於鄱陽自稱楚皇帝，建年號曰太平。
大業十三年（公元617年）的農民起義有：一、正月，魯郡（治瑕丘，今山東兗州）爆發了以徐圓朗為首的農民起義；二、同月，弘化郡（治合水，今甘肅慶陽）爆發了以稽胡族人劉企成為首，眾至萬餘人的農民起義；三、二月，上谷郡又爆發了以王子英為首的農民起義；四、三月，廬江郡（治合肥，今安徽合肥）爆發了以張子路為首的農民起義；五、同月，廬江郡又爆發了以李通德為首，眾至十萬人的農民起義；六、十月，太原郡爆發了以楊世洛為首，眾至萬餘人的農民起義；七、十一月，張掖郡（治張掖，今甘肅張掖）爆發了以中亞胡康老胡為首的人民起義；八、十二月，桂陽郡（治郴，今湖南郴州）爆發了以曹武徹為首的農民起義；九、同月，有以張善安為首的農民起義軍，自方與（今山東金鄉東南）向南移動，攻占了廬江郡(3)。截至這時為止，南至閩江流域、珠江流域，東至太湖流域、錢塘江流域，西北盡河西走廊，東北盡臨渝關，到處都出現了人數以數萬人以至數十萬人計的農民起義軍隊伍。有人統計過，大大小小的農民起義軍一共有一百三四十支，參加起義軍的人數總數在四五百萬人以上，約占全國總人口的十分之一。隋王朝和獨夫隋煬帝就是在這樣漫天遍野農民起義火焰中舉行它的葬禮的。
農民起義軍艱苦鬥爭的歷程 隋末農民起義一開始，由於起義群眾一般缺乏事先準備，起義軍又過於分散，起義軍的流動性也較大，沒能及時地建立起鞏固的根據地；加上隋王朝從隋文帝開皇三年起就下令收天下兵器，大刀長槊都被銷毀，到了隋煬帝大業五年，連「民間鐵叉、搭鉤、刃之類」（《隋書·煬帝紀》），也被收官銷毀。所以農民起義軍不但配備簡陋，而且嚴重缺乏作戰武器；加之缺乏戰鬥經驗，這樣，農民起義軍當時還處於相對劣勢的地位。而農民起義軍所面臨的敵人——隋統治階級，力量卻非常強大，它既掌握了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一百多萬軍隊，又擁有從人民那裡剝削來的大量財富，這個隋的國家機器也還發揮它鎮壓人民的作用，所以它暫時是處於優勢地位的。但從戰爭的發展形勢看來，由於隋統治階級不得人心，愈來愈弱，雙方力量的對比，正在明顯地變化著。
由於農民起義軍還處於劣勢地位，它所進行的鬥爭是非常艱苦的。農民起義軍一開始就受到隋統治階級的殘酷鎮壓，山東、河北地區是農民起義的發源地，因此，這個地區首先遭到隋軍的攻擊。
在長白山首義的王薄隊伍，不久就發展到幾萬人。大業九年春天，開始向魯南移動，結果在泰山附近，遭到隋軍張須陀部的堵擊，損失很大，只得向北折回。後來王薄和豆子的農民起義軍孫宣雅、石、郝孝德等部聯合起來，共十多萬人，進攻章丘（今山東章丘北），又被隋軍張須陀部訓練有素的二萬步騎所擊敗。王薄無法取勝，只好和孟讓聯軍，保據長白山。張須陀會合隋軍周法尚部，向長白山進兵。在隋軍的優勢兵力下，孟讓、左才相等部農民起義軍奪圍折向淮南，只留王薄部仍在齊郡一帶，牽制隋軍。孟讓部快到達淮南地區的時候，遭到隋軍陳、王世充部的合擊，盱眙（今江蘇盱眙東北）一戰，農民起義軍被擊敗，全軍潰散，孟讓只得率領殘部向北退走。
大業十年，在齊郡一帶活動的農民起義軍左孝友部，人數發展到十餘萬人，屯據蹲狗山，受到隋軍張須陀部的攻擊，全軍潰散。屯據於祝阿（今山東禹城西南）的盧明月部農民起義軍，本來想向河北方向發展，也在這一年年底，被張須陀擊敗，被迫轉向河南方向移動。這支農民起義軍人數一度發展到四十餘萬人，但是最後在南陽一帶還是被隋軍王世充部擊破，盧明月戰死，全軍潰散。
在縣（今山東夏津）一帶活動的農民起義軍張金稱部，曾攻占附近城邑，並和清河（今河北清河西北）的農民起義軍高士達部、厭次（今山東惠民南）的農民起義軍孫宣雅部聯合，人數發展到幾十萬人，一度攻下隋的重鎮黎陽。後來與隋軍楊善會部相持兩年之久，到了大業十二年的冬天，張金稱和高士達先後被隋軍楊義臣部擊敗，張金稱為楊善會所俘，壯烈犧牲。高士達在與楊義臣交戰中，陣上被殺。
其他地區的農民起義軍，也和山東、河北地區的農民起義軍一樣，遭到隋統治階級的殘暴鎮壓和瘋狂屠殺。大業九年，在襄城一帶活動的農民起義軍韓相國部十餘萬人，為隋軍擊敗，韓相國被俘犧牲。在江南地區活動的農民起義軍劉元進、朱燮、管崇等，人數發展到二十多萬人，也被隋軍王世充部鎮壓下去。在扶風一帶活動的農民起義軍向海明部，為隋軍楊義臣部所擊滅。大業十年，在彭城一帶活動的張大彪，被隋軍董純部所擊潰，張大彪被殺。在沂水一帶活動的農民起義軍彭孝才部，也被隋軍董純部擊敗，孝才被俘，裂而死。在延安一帶活動的農民起義軍劉迦論部，受到隋軍屈突通部的攻擊，劉迦論兵敗被殺。
隋統治階級對農民軍的鎮壓，是極其殘酷的。
張須陀等在鎮壓農民起義軍時，殺人動以萬計。楊玄感兵敗後，隋煬帝對治獄的臣下說：「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為『盜』耳。不盡加誅，無以懲後。」（《資治通鑑》隋大業九年）東都留守樊子蓋、御史大夫裴蘊秉承煬帝的意志，用嚴刑峻法來治獄，坑殺了三萬多人。王世充擊潰江南地區以劉元進為首的農民起義軍時，也坑殺了三萬多人。《貞觀政要·君臣鑑戒篇》載：隋時「有『盜』發，煬帝令於士澄捕逐，但有疑似，苦加考掠，枉承『賊』者二千餘人，並令同日斬決。大理丞張元濟怪之，試尋其狀，乃有六七人，『盜』發之日先禁他所，被放才出，亦遭推勘，不勝痛苦，自誣行『盜』。元濟因此更事究尋，二千人內，惟九人逗遛不明，官人有諳識者，就九人內，四人非『賊』。有司以煬帝已令斬決，遂不執奏，並殺之」。這說明隋煬帝想採用血腥屠殺的恐怖政策來恐嚇人民，但是這種血腥的屠殺政策，不但沒有嚇倒農民起義中的人民，反而「舉天下之人，十分九為『盜賊』」（《隋書·食貨志》），使更多的人民參加到農民起義軍中去。政府軍「雖頻戰克捷，所在蜂起」（《隋書·董純傳》）。「於時山東思亂，從『盜』如市，郡縣微弱，陷沒相繼。」（《隋書·楊善會傳》）樊子蓋在進攻絳郡的農民起義軍敬盤陀、柴保昌部時，絳郡一帶本來「人物殷阜，子蓋善惡無所分別，汾水之北村塢盡焚之」。沒有參加農民起義軍的村民，被官軍捉去，悉遭坑殺。於是「百姓大駭，相率為『盜』」（《隋書·樊子蓋傳》）。王世充坑殺江南農民起義軍三萬餘人之後，江南的農民起義軍不但沒有減少，相反，農民又聚集起來，抵抗官軍，「官軍不能討，以至隋亡」（《資治通鑑》隋大業九年）。
同時，隋煬帝又「敕天下竊盜已上，罪無輕重，不待聞奏，皆斬」；大業九年，又「詔為『盜』者，籍沒其家」。這樣，當時的地方官吏更隨便殺人，隨便抄家，隨便沒收人民的園宅財產，「百姓怨嗟，天下大潰」（《隋書·刑法志》）。隋煬帝又命令全國的郡縣、驛亭、村塢周圍都修築城堡，想用堅壁清野的辦法來扼殺農民的反抗運動。但是適得其反，由於「郡縣鄉邑悉遣築城，發男女無少長皆就役」（《隋書·五行志》），人民的力役加重了，從而迫使更多的人民參加到農民起義軍中去。到了大業十一年，隋煬帝索性勒令人民集中在大城市內居住，這樣，隋統治階級的勢力便退縮到城堡的內部，而廣大的原野，都處於農民軍控制之下。自大業十一年起，《隋書·天文志》稱「群『盜』屯聚……道路不通。齎詔敕使，皆步涉夜行，不敢遵路」；到了大業十二年春初，有二十多個郡在農民起義軍封鎖圍困之下，不能派遣「朝集使」到洛陽來，這都充分說明這個現實。
有人說，隋末農民戰爭，不僅有廣大農民參加起義，而且也有不少地主階級分子參加，這是因為隋初四出均田，輸籍、貌閱，搜括蔭戶，廢除九品中正制，及隋煬帝發動進攻高句麗的戰爭，又大事徵調，不遺豪富，這樣，必然會觸犯地主階級（無論世家大族或寒門庶族）的政治經濟利益，所以他們也來反隋了。我們認為隋初確實搜括蔭戶，廢除九品中正制，做了一些抑制世家大族的工作，隋煬帝的窮兵黷武，如養武馬等等，也多少損害了部分地主階級的利益。但從整個階級鬥爭形勢看來，農民起義發動以後，不僅有反兵役、反徭役的均田農民參加，同時也必然會有反人身依附的私家部曲、客女、佃客、奴婢踴躍參加到農民起義軍的隊伍里去。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地主階級來說，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和地位，他們是站在封建政權一邊的。當隋末農民起義一發生，必然就會觸及世家大族的根本利益，那麼他們除了躲進隋王朝有重兵駐防的大城市去，和隋官吏共同堅守城堡以外，就必然會武裝宗族、鄉里、部曲、佃客、奴婢，據郡縣塢堡，以圖與農民起義軍對抗。歷史方面的記載，也證實了這一看法，我們現在舉出如下幾個例子來證明：
《新唐書·丘和傳子行恭附傳》：丘「行恭……大業末，與師利聚兵萬人保城（今陝西眉縣東北），人多依之，群『盜』不敢窺境。後原州『奴賊』圍扶風（郡治雍，今陝西鳳翔南），太守竇堅守，『賊』食盡無所掠，眾稍散歸行恭」。
《舊唐書·李君球傳》：「李君球，齊州平陵（今山東濟南歷城區東）人也。父義滿，屬隋亂，糾合宗黨，保固村閭，外『盜』不敢侵逼。」
《新唐書·地理志》青州北海郡北海縣下註：「唐初，營丘（今山東昌樂東南）民汲嗣率鄉人拒『賊』，權置杞州。」
《續高僧傳·京師普光寺釋慧傳》：「大業末歷，郊壘多虞，禪定（寺名）一眾，雅推善能禦敵，乃總集諸處人畜，普在昆池一莊，多設戰樓，用以防擬。獨號令，莫敢當鋒。時司竹群『盜』，鼓行郊野，所至摧殄，無抗拒者。兵臨莊次，意存誅盪。登樓一望，但見張旗十里，乃收束弓刀，反縛奴僕，大設餚膳……勞問軍主。……所以義寧之初，通莊並潰，惟有禪定，如舊無損。」
可見當時世家大族和僧侶大地主，決不是參加農民起義軍來反隋，而是在組織地主武裝充當隋封建統治者的幫凶。以後，農民起義軍勢力日益強大，強大到地主階級所憑賴的一些塢壘堡壁都守不住了——「通莊並潰」，地主武裝已經無法抵禦農民起義軍。而隋王朝在農民起義軍的沉重打擊下，其統治力量又日益削弱，削弱到不能保護地主階級的身家性命的地步，這些世家大族或僧侶大地主就也不得不在策略上和農民起義軍虛與周旋，由於害怕自己的奴婢、佃客和農民起義軍結合起來反對自己，於是先「反縛奴僕」，事先做好防止他們參加起義軍的防範工作，然後表面上做出順從的樣子，來殷勤款待農民起義軍首領，地主階級又何嘗心甘情願地歸向農民起義軍一邊呢！農民起義軍的勢力如果更進一步發展，當然也會有不少地主階級分子從策略上考慮，不得不打起反隋的旗幟，甚至打進農民起義軍內部去。地主階級分子大量鑽進農民起義軍陣營里去，這只能給農民起義軍的純潔性蒙上不利的影響，而且一到農民起義失利，階級鬥爭低潮來臨的時候，這些地主分子就首先背叛農民起義軍而投到新王朝的懷抱里去，從而加速了農民起義軍的最後失敗。現舉兩個例子：「程知節，本名咬金，濟州東阿（今山東陽穀東北）人。善馬槊。隋末所在『盜』起，知節聚眾數百保鄉里。後事李密。」（《新唐書·程知節傳》）李密失敗，程知節又歸附王世充，後來就投唐了。又如北海郡（治益都，今山東青州）明經劉蘭成，當農民起義軍綦公順部進攻北海郡城時，「蘭成糾合城中驍健百餘人襲擊之，城中見兵繼之，公順大敗，棄營走，郡城獲全」。可見劉蘭成開始是站在農民起義軍對立面的，因此特別獲得隋官吏的賞識，北海郡的「郡官及望族分城中民為六軍，各將之，蘭成亦將一軍」（《資治通鑑》唐武德元年）。後來農民起義軍的力量日益壯大，劉蘭成見勢頭不妙，就投奔綦公順部了，公順以劉蘭成為長史。綦公順後來曾受瓦崗軍李密的領導，到了李密失敗，劉蘭成看準時機已到，就誘說綦公順，約他一起降唐。由此可知，在隋末，不但大多數地主階級是反對農民起義軍的；就是個別懾於農民起義軍威力而暫時歸附於起義軍一方的地主階級分子，他們也只是在等待時機，從內部進行破壞活動，並沒有真正在反隋，所以有人說隋末地主階級也是站在農民起義軍一邊來反隋，這是缺乏階級分析的一種說法，是不能成立的。
瓦崗寨與高雞泊農民起義軍的發展壯大 從大業十年（公元614年）起，農民戰爭進入一個新的階段。農民起義軍逐步由劣勢轉為優勢，由被動轉為主動，階級力量的較量，起了明顯的變化。農民起義在開始時，由於參加的農民是個體小生產者，因此不能不具有分散性這個弱點。但長期的現實的殘酷鬥爭，教育了農民起義軍，如果分散，就會被兇惡的敵人各個吞噬掉；因此只有共同聯合起來，互相支援，互相配合，才能把兇惡的隋統治階級打倒。所以在大業十年，出身於長白山農民起義軍而後來又轉移到江淮一帶活動的杜伏威，曾對另一支農民起義軍領袖苗海潮說：「今同苦隋政，各興大義，力分勢弱，常恐見擒，何不合以為強，則不患隋軍相制。」（《舊唐書·杜伏威傳》）苗海潮聽了這番話，深覺有理，就和杜伏威合併在一起了。這一事例，很好說明當時不少農民起義軍領袖已經認識到分散的缺陷和聯合的好處，所以各支農民起義軍逐漸聯合起來，從而也促使當時活躍在山東、河北、河南地區的瓦崗寨（今河南滑縣瓦崗集）和高雞泊兩大支農民起義軍迅速發展壯大起來，形成反抗隋統治階級的主要力量。
在隋統治階級方面，首先由於進攻高句麗的失敗，損失慘重，力量削弱；同時，農民起義深入到全國每一角落，漫天遍野的反隋烽煙，迫使隋統治階級不得不把兵力分散到各地去作戰，從而使自己的力量極度分散而不能集中；而且隋政權龜縮在重要城市之內以後，廣大的農村幾乎都落進農民起義軍的手裡，這樣，隋政府已無法從農村中去抓丁拉夫，因此更會感到兵源和後勤力量的涸竭。還有，已經參加隋軍的兵士，也由於長期作戰，隋統治階級又從來沒有注意到改善士兵的生活和作戰條件，因此士兵普遍厭戰、怠戰，在戰爭中往往成群結隊地帶了兵器投奔農民起義軍方面。這樣，本來居於優勢地位的隋軍，逐漸居於劣勢地位了。而農民起義軍自瓦崗寨和高雞泊兩支主力軍形成之後，控制的地面日益擴大，參加和支持起義的人日益增多，戰鬥的經驗也愈來愈豐富，已經完全擺脫劣勢的地位而轉為優勢的地位了。
我們首先來介紹農民起義軍的中堅瓦崗軍。
瓦崗軍的創建人翟讓，東郡韋城（今河南滑縣東南）人，做過東郡（治白馬，今河南滑縣）法曹，坐事當斬，越獄逃亡，聚集同郡人單雄信、徐世勣等，和隋統治階級進行鬥爭，人數漸漸發展到一萬多人，他們大都是善使長槍馬槊的漁獵手。這一支農民起義軍在堅持鬥爭的第四個年頭，接受了李密到他們的隊伍里來。
李密的曾祖父李弼，西魏八柱國之一，北周初封魏國公（李密以後稱魏公，就是這個緣故）。祖父李曜，北周時封邢國公。父李寬，周隋之際，位至柱國，蒲山郡公，當時號稱「名將」。李密在開皇年間襲爵蒲山郡公，大業初年以門蔭為左親衛府大都督。楊玄感起兵反隋，引李密為謀主。楊玄感兵敗，密被捕中途逃脫，變姓名在淮陽（郡治宛丘，今河南淮陽）村舍中聚徒教授。他曾投奔過農民起義軍的平原郝孝德部和長白山王薄部，都不被重用，最後在大業十二年（公元616年），經王伯當介紹，投奔瓦崗軍。
瓦崗軍開始只是在滎陽（郡治管城，今河南鄭州市）、梁郡（治宋城，今河南商丘）一帶汴水所經之處活動。大業十二、三年之間，全國革命形勢高漲，正如前面所提到過的，當時各支農民起義軍領袖在艱苦的階級鬥爭下，認識到農民起義軍力量分散的缺陷和聯合的好處，所以各支農民起義軍漸漸聯合起來。瓦崗軍也沒有例外，如活動在東郡、濟陰（郡治濟陰，今山東定陶西南）一帶的農民起義軍王當仁、王伯當、周文舉、李公逸諸部，也紛紛聚結在瓦崗軍周圍，瓦崗軍的力量便大大充實起來。於是瓦崗軍逐漸從守勢轉入攻勢，集中兵力攻破了金堤關（在今河南滑縣東）和滎陽屬縣，達到了孤立滎陽的目的。
大業十二年十月，隋煬帝責怪滎陽太守楊慶作戰不力，加派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張須陀兼任滎陽通守（通守位次太守），率領勁旅二萬來攻擊瓦崗軍。瓦崗軍利用了張須陀「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既驕且狠」的弱點，誘敵深入，一舉殲滅張須陀的軍隊，殺死張須陀。這一戰役，沉重地打擊了隋統治階級，使「河南郡縣，為之喪氣」（《資治通鑑》隋大業十二年）。
大業十三年（公元617年）二月，李密和翟讓又親率精兵七千人，襲取洛口倉城（今河南鞏義東南），奪取倉米二千餘萬石，「開倉恣民所取。老弱襁負，道路相屬」（《隋書·李密傳》）。這樣，瓦崗軍不僅有了豐裕的糧食，同時也擴大了自己的隊伍，得到了廣大人民的擁護。
同月，東都隋越王楊侗派劉長恭率步騎二萬五千進攻瓦崗軍，並命河南道討捕大使裴仁基自虎牢引兵夾擊。瓦崗軍一鼓作氣，粉碎了隋軍的進攻，把劉長恭部消滅一大半，瓦崗軍又獲得了大勝利。
在幾次大戰役勝利之後，瓦崗軍改組領導，翟讓推李密為首而自願為副，於是李密稱魏公，置行軍元帥府，為瓦崗軍領袖，翟讓為司徒、東郡公。並增築洛口城周圍四十里，以為瓦崗軍軍政府的指揮中心。於是「趙魏以南，江淮以北」的各支農民起義軍孟讓、郝孝德、王德仁以及濟陰房獻伯、上谷王君廓、長平李士才、淮陽魏六兒、李德謙、譙郡張遷、魏郡李文相、譙郡黑社、白社、濟北張青特、上洛周比等部，都聯合在瓦崗軍旗幟之下。瓦崗軍人數發展到數十萬，攻占了河南大部分郡縣。
瓦崗軍在大業十三年四月，又攻下東都附近的回洛倉城（今河南孟津東），取得倉米二百餘萬石。同年九月，又攻占了黎陽倉（今河南濬縣西南），獲得更多的倉米，力量更為壯大了。於是瓦崗軍移檄四方，歷數隋煬帝十大罪狀，指出隋煬帝的罪惡是「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舊唐書·李密傳》）。這一檄文成為當時廣泛動員人民參加農民起義的有力號召書。
在瓦崗軍圍困之下，東都糧食缺乏，形勢危殆。五月間，隋煬帝曾調關內禁軍救援東都；七月間，又派王世充率領江、淮勁卒萬人，馳往東都救援；並調涿郡（治薊，今北京）留守薛世雄統率幽燕精兵三萬人南下進攻瓦崗軍。薛世雄軍在路上遭竇建德領導的農民起義軍襲擊，遁歸涿郡。其餘集結在東都城內和洛陽外圍的隋軍有十多萬人。瓦崗軍和隋軍幾次較量，互有勝負，但瓦崗軍始終保持優勢。在大業十三年年底至大業十四年年初，瓦崗軍在鞏縣北面把王世充軍隊殲滅大半，王世充收拾殘兵，逃進東都，不敢出戰。瓦崗軍三十萬人進駐金墉城，並列陣於北邙山，東都幾乎指日可下了。
竇建德領導的高雞泊農民起義軍，在大業十二年年底，也取得了巨大勝利。
竇建德本是高士達的部將，由於他能「與士卒均執勤苦」，還由於他每次「平城破陣，所得資財，並散賞諸將，一無所取」（《舊唐書·竇建德傳》），因此很得到部下的擁護。
大業十二年（公元616年）十二月，隋將楊義臣兵臨高雞泊，高士達戰敗犧牲，竇建德團結餘部，堅持戰鬥，終於使高雞泊的農民起義軍重新振作起來；加上這時隋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加深，楊義臣因威名太盛而被隋煬帝調走，河北地區隋軍事力量有所削弱，這更有利於高雞泊農民起義軍的發展。大業十三年春，這一支農民起義軍已成為擁有勝兵十餘萬人的勁旅了。接著竇建德攻下信都（郡治長樂，今河北冀縣）、清河（郡治清河，今河北清河西北）諸郡；並擊潰了南下援救東都的隋涿郡留守薛世雄部三萬精兵，這一役的勝利，阻止了幽燕隋軍南下，大大地減輕了隋軍對瓦崗寨農民起義軍的壓力，有利於全國農民革命戰爭形勢的發展。在這個戰役之後，河北郡縣大都被竇建德攻下，隋所能控制的不過是和內地失去了聯絡的幾座孤城罷了。
在江淮一帶活動的幾支農民起義軍，雖也有過聯合，但聯合得不夠好，沒能形成一支巨大的力量。
長白山（今山東鄒平南）農民起義軍左才相部，在大業十二年（公元616年）向南移動，活躍在淮北地區，有眾數萬。
李子通本來是左才相的部將，由於他寬仁得民心，隊伍發展很快，有眾萬人。大業十一年的冬天，他開始脫離左才相，率部向淮南移動。到達淮南以後，一度和杜伏威聯合在一起；後來他想火併杜伏威未成，結果遭到隋將來整軍的襲擊，幾乎全軍覆滅。此後李子通繼續南移，在海陵（今江蘇泰州）一帶建立據點，給予江都以一定的威脅。
杜伏威，齊州章丘（今山東章丘西北）人，十六歲時就參加長白山起義軍，作戰非常勇敢，每和敵人作戰，出則居前，入則殿後，因此被推為領袖。他是最早脫離長白山向南移動的一支農民起義軍領袖，大業九年（公元613年）就到達了淮南，首先和另一支農民起義軍下邳（今江蘇睢寧北）苗海潮部聯合，隨後又吞併了海陵的趙破陳部，人數發展到數萬人，以六合（今江蘇六合）為據點，在淮南形成一支較大的力量。大業十二年，隋軍公孫上哲部曾進攻杜伏威，結果大敗於鹽城（今江蘇鹽城），全軍覆滅。大業十三年正月，隋煬帝再派右御衛將軍陳率領禁旅八千人進攻杜伏威，結果也被杜伏威殺得大敗而逃。杜伏威乘勝攻下高郵（今江蘇高郵北）、歷陽（今安徽和縣），嚴重地威脅了隋的重鎮江都。
鄱陽的農民起義軍領袖操師乞，在隋軍劉子翊部進攻下，中流矢陣亡。部將林士弘繼續領導起義軍，和劉子翊合戰於彭蠡河，擊殺子翊，獲得大勝，農民軍人數發展到十多萬人。大業十二年的十二月，士弘自稱皇帝，國號楚，建元太平。接著攻下九江（治湓城，今江西九江）、臨川（郡治臨川，今江西撫州西北）、南康（郡治贛，今江西贛州）、宜春（郡治宜春，今江西宜春）等郡，「其地北自九江，南及番禺（今廣東廣州），皆為所有」（《資治通鑑》隋大業十二年）。
西北、東南幾支割據勢力的形成 當農民起義軍在山東、河北、河南和江淮之間取得決定性勝利的同時，分布在隋西北沿邊的府兵，也苦於隋煬帝連年進攻高句麗的大徵調和鎮壓農民起義而引起的長期兵役，於是由府兵中下級將領領導，發生了反隋的運動。
一、 大業十三年（公元617年）二月，朔方（郡治岩綠，今內蒙古伊克昭盟烏審旗南白城子）鷹揚府郎將梁師都殺郡丞唐世宗起兵，攻下雕陰（郡治上縣，今陝西綏德）、弘化（郡治合水，今甘肅慶陽）、延安（郡治膚施，今陝西延安）、鹽川（郡治五原，今寧夏鹽池）等郡，稱梁帝。
二、 同月，馬邑（郡治善陽，今山西朔州）鷹揚府校尉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起兵，攻下桑乾鎮（今山西山陰南）及雁門（郡治雁門，今山西代縣）、樓煩（郡治靜樂，今山西靜樂）、定襄（郡治大利，今內蒙古和林格爾北）等郡。稱皇帝，建元天興。
三、 同年四月，金城府（《新唐書·地理志》：金城郡有〔折衝〕府二，曰廣武、金城）校尉金城（郡治金城，今甘肅蘭州）人薛舉起兵，囚郡縣官，攻下罕（郡治罕，今甘肅臨夏）、澆河（郡治河津，今青海貴德）、西平（郡治湟水，今青海樂都）、天水（郡治上，今甘肅天水）、隴西（郡治襄武，今甘肅隴西）等郡，盡有隴西之地，眾至二十萬。薛舉初號西秦霸王，後稱秦帝。
四、 同年七月，武威姑臧（今甘肅武威）鷹揚府司兵姑臧人李軌起兵，攻下張掖（郡治張掖，今甘肅張掖）、敦煌（郡治敦煌，今甘肅敦煌西）等郡，後來又奪取薛舉占據的西平、罕兩郡，盡有河西走廊，眾至十萬。李軌初稱河西大涼王，後稱涼帝。
此外又有左翊衛軍官郭子和，以罪徙榆林（郡治榆林，今內蒙古准格爾旗東北十二連城），殺郡丞王才，開倉賑施，眾至二千餘騎，他自稱永樂王。
由於梁師都、劉武周等原是府兵的軍官，他們都是屬於統治階級，而不像府兵軍士一樣，屬於被統治階級，因此他們都帶有豪強的氣息，他們一起兵之後，也就帶有割據稱雄的性質。同時，如梁師都、劉武周等，都在北方邊地起事，地近突厥可汗牙帳，所以他們一起兵，就會向強大的突厥可汗稱臣，和突厥貴族緊密地勾結起來。突厥可汗以梁師都為「大度毗伽可汗」、「解事天子」；以劉武周為「定楊可汗」；又欲以郭子和為「平楊可汗」，子和不敢接受這個稱號，乃更署子和為次於可汗之稱一等的「屋利設」。這樣，突厥的統治者就獲得了擴張勢力的工具。
在西北形成割據勢力的，大都是府兵將領；在東南形成割據勢力的，不是蕭梁皇族的後裔，便是江南的強宗大族。
大業十三年（公元617年）十月，巴陵（郡治巴陵，今湖南嶽陽）校尉董景珍、雷世猛，旅帥鄭文秀等，擁立蕭曾孫羅川（今湖南湘陰東北）令蕭銑為主。銑建都江陵，初稱梁王，後稱梁帝。東自九江，西抵三峽，南盡嶺南，北距漢川，盡入銑版圖。眾至四十餘萬。
大業十四年三月，世為郡著姓，宗族數千家的隋吳興太守沈法興，也起兵攻下餘杭（郡治錢唐，今浙江杭州）、毗陵（郡治晉陵，今江蘇常州）、丹陽（郡治江寧，今江蘇南京）等郡。法興初稱江南道行軍總管，其後也自稱梁王，眾至十萬。
這種割據局面的形成，雖然多少地削弱了隋統治力量，但是也阻礙了農民軍向廣闊地域的發展，當時的反隋鬥爭便呈現出一種錯綜複雜的形勢。
隋王朝的覆亡 隋煬帝窮奢極欲，窮兵黷武，濫用民力，不顧民命，這和他自恃富饒有關。隋文帝末年，「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年，煬帝恃此富饒」（《貞觀政要·辯興亡篇》），以為可以予取予求了。後來唐人魏徵曾經說：「昔隋氏之未亂，自謂必無亂；隋氏之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屢動，徭役不息，至於將受戮辱，竟未悟其滅亡之由也」（《貞觀政要·刑法篇》）。確實可以這樣說，隋煬帝直到被臣下所殺，他還不清楚自己是怎樣會失敗，會落到這個地步的呢！在古代帝王中，隋煬帝可說是最不能接納臣下諫諍的皇帝。高在隋文帝時期，為相執政將近二十年，當時稱為賢相；光祿大夫賀若弼，平陳時立有大功；禮部尚書宇文也是當時朝臣中敢於說話的，大業三年（公元607年），煬帝說他們「誹謗朝政」，把三人都殺了，高諸子還發配邊境，賀若弼妻、子也被籍沒為官奴婢。大業五年，司隸大夫薛道衡又因寫了一篇《高祖文皇帝頌》，稱頌隋文帝的功德，隋煬帝看了，很不高興，對臣下說：「道衡致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魚藻》是《詩經》中歌頌周武王，藉以諷刺周幽王的一首詩，意思是說薛道衡在借隋文帝來諷喻自己，並因薛道衡同情高，勒令自殺，妻、子發配且末（今新疆且末），成為當時震驚人心的一樁冤案、錯案。隋煬帝經常對臣下說：「我性不喜人諫，若位望通顯而諫以求名，彌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地上。」（《資治通鑑》隋大業九年）由於隋煬帝「護短拒諫」，聽不進不同意見，臣下也就「鉗口」不敢直言，不敢再提什麼意見，凡事將順，「事皆稱美」，真正的下情不能上達，「君暗臣諛」（《貞觀政要·求諫篇》），國家政局一天一天地糜爛下去，終至於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當隋大業十二年（公元616年），農民起義的烽煙已是漫天遍野的時候，隋煬帝問群下「盜賊」還有多少？大臣宇文述蒙蔽他，對曰：「漸少。」煬帝又問「比從來少幾何」？宇文述說「不能什一」，即不到十分之一了。另一位大臣蘇威，是比較正直，不肯說謊話的，隋煬帝也問到他，蘇威對答說：「臣非所司，不委（悉）多少，但患漸近。」又說：「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今河南滎陽西北汜水鎮）。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為『盜』乎！比見奏『賊』皆不以實，遂使……不時翦除。」隋煬帝聽到蘇威所說的真話，非常反感。過了一些時候，隋煬帝想第三次出兵進攻高句麗，徵求蘇威的意見。蘇威知道隋煬帝受官吏蒙蔽，不了解農民起義軍發展而引起時局的嚴重性，他向隋煬帝建議，「今茲之役，願不發兵（不必徵發府兵），但赦群『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隋煬帝聽蘇威說農民起義軍的數目有數十萬，自然不高興，也不肯相信。佞臣裴蘊藉此攻擊蘇威，進讒說：「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隋煬帝聽信裴蘊的讒言，革除蘇威和他子孫三代的官爵。內史侍郎虞世基，是隋煬帝所親信的大臣，他知道隋煬帝不願聽見農民起義發展壯大的消息，所以「諸將及郡縣有告敗求救者，世基皆抑損表狀，不以實聞，但云：『鼠「竊」狗「盜」，郡縣逐捕，行當殄盡，願陛下勿以介懷！』」隋煬帝也信以為真。「諸將及郡縣有告敗求救者……或杖其使者，以為妄言。由是『盜賊』遍海內，陷沒郡縣，帝皆弗之知也」（《資治通鑑》隋大業十二年）。隋將楊義臣帶了軍隊在河北擊降了張金稱、高士達部幾十萬人，「列狀上聞」。隋煬帝看到楊義臣奏文，嘆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虞世基在旁邊說：「小『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最非宜。」隋煬帝聽信了虞世基的話，追楊義臣回朝，「放散其兵」（《資治通鑑》隋大業十二年），這個措施，對農民起義軍當然是有利的，對隋王朝當然是無利的。
儘管隋煬帝自己欺騙自己，不肯相信農民起義已經發展到如火如荼的地步，但他也不是完全沒有感覺到他的皇帝寶座已經在動搖了，同時由於縱慾過度，他的精神日益陷於錯亂狀態。自從大業八年（公元612年）起，煬帝「每夜眠，恆驚悸，雲有『賊』！令數婦人搖撫，乃得眠」。大業十二年四月，洛陽大業殿西院失火，煬帝「以為『盜』起，驚走入西苑，匿草間，火定乃還」（《資治通鑑》隋大業十二年）。
隋煬帝在大業元年巡幸江都後，到大業七年又一次巡幸江都。大業九年，楊玄感起兵反隋，圍攻東都，把隋煬帝在御河上的龍舟水殿，全都焚毀。大業十一年的冬天，隋煬帝下詔令江都更造龍舟水殿，大小樓船凡數千艘，裝飾制度比舊有的更加華麗壯偉。大業十二年的七月，江都把水殿龍舟造成，送往東都洛陽，宇文述勸隋煬帝再去巡遊江都，隋煬帝接受了這個意見，就準備第三次巡幸江都了。在二十年前，我接受了當時同志們的看法，認為隋煬帝之去江都，是想通過自己的巡行，使運河沿線局勢有所好轉，使運河的控制權，重新掌握在政府的手裡，不致為農民起義軍所切斷；同時，隋煬帝的親去江都，無形中鞏固了軍事重鎮江都，也就穩定了整個江淮地區由於農民起義所造成的動搖局面。這樣，就賦予隋煬帝這次出遊江都以政治目的。二十年後，我個人對隋煬帝這個人物作了全面的考察，發覺我以前的這個看法，把隋煬帝抬得高了。當時階級鬥爭形勢，隋煬帝是蒙在鼓裡，不清楚的，他決不會想到江淮地區，形勢已經對他這樣不利；他決不會想到全國形勢，已經對他這樣不利。唯其如此，他才敢離開西京、東都，出巡江都。他臨行之際，作詩留別宮人，詩云：「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但留顏色在，離別止今年。」（《太平御覽》卷七百四十九引《大業拾遺記》）在隋煬帝看來，不久就可以回到西京、東都來的。
在大業十年（公元614年），煬帝將要離開西京，前往東都，太史令庾質就勸諫隋煬帝：「比歲伐遼，民實勞弊，陛下宜鎮撫關內，使百姓畢力歸農，三五年間，令四海少得豐實，然後巡省，於事為宜」（《隋書·藝術·庾質傳》）。隋煬帝聽了這話，非常不高興，他還是前往東都了。庾質託病，不肯隨同去東都，煬帝下令把庾質鎖送東都獄中，庾質時已年老，竟死於獄中。忠言逆耳，從隋王朝的利害關係來考慮，庾質的建議是有道理的，因為關中是關隴貴族地主統治集團的大本營和府兵兵源供給地，如果這時隋煬帝能懸崖勒馬，不再發動進攻高句麗的戰爭，不再加重人民兵役和徭役，整飭吏治，隋王朝還有轉危為安的餘地，可是隋煬帝拒絕了。
大業十二年秋，隋煬帝準備去江都，右候衛大將軍趙才看到「四海土崩」，自己卻高官厚祿，「無容坐看成敗」。他進諫煬帝說：「今百姓疲勞，府藏空竭，盜賊蜂起，禁令不行。願陛下還京師（大興城），安兆庶。」（《隋書·趙才傳》）一樣是忠言逆耳，煬帝是聽不進去的，把趙才拘禁十天才釋放。有一個小官建節尉任宗上書勸煬帝不宜出巡江都，奉信郎崔民象上表諫不宜出巡，先後被隋煬帝所殺。煬帝龍舟到達汜水（今河南滎陽西北汜水鎮），奉信郎王愛仁也上表勸煬帝速返西京，也遭殺身之禍。煬帝船過梁郡（治宋城，今河南商丘南），又有郡民邀駕上書說，「陛下若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資治通鑑》隋大業十二年），這個郡民自然也被殺掉。這些進諫的人，都是從統治階級利益出發，來規勸隋煬帝的，而隋煬帝是最剛愎自用的一個皇帝，要是誰和他意見相左，誰就有下獄以至杖殺、斬首的危險。隋煬帝終於拒絕了叫他留在東都或速返西京的正確意見，乘著水殿龍舟，帶領著幾萬禁衛軍，浩浩蕩蕩，第三次巡幸江都去了。
隋煬帝太子昭早死。昭有三子，長燕王，次越王侗，次代王侑。隋煬帝去江都之前，留代王侑留守西京大興，越王侗留守東都洛陽，又命自己的姨表兄關隴貴族地主統治集團中後起的重要人物唐國公李淵留守太原。這三個據點，都是隋王朝的政治軍事中心，安危得失，是關係大局的。這時越王侗年十四五，代王侑年十三，因此，隋煬帝還指定了許多大臣輔助二王處理西京、東都兩處留守事務。
在農民起義軍和隋王朝激烈鬥爭中，隋王朝必然需要加強西京、東都、太原三個最為重要據點的力量，這樣，李淵的勢力就自然地壯大起來。自隋煬帝大業十二年七月去江都，到了大業十三年五月，李淵就舉兵獨立。七月，李淵從太原出兵，到十一月就取得長安。開始時，李淵還擁立楊侑為傀儡皇帝（恭帝），遙尊遠在江都的隋煬帝為太上皇帝。大業十四年（公元618年）三月，煬帝在江都被殺；五月，李淵便廢黜恭帝，自立為帝。
隋煬帝至江都之後，荒淫益甚。他也知道自己的統治命運即將結束，嘗「謂蕭後曰：『外間大有人圖儂（吳人自稱曰儂），然儂不失為長城公（陳後主叔寶降隋，被封為長城公），卿不失為沈後（陳後主妻），且共樂飲耳』」。「又嘗引鏡自照，顧謂蕭後曰：『好頭頸，誰當斫之。』」（《資治通鑑》唐武德元年）他也知道中原騷亂，他已無法北歸；可是他還想作最後掙扎，企圖渡往江南，建都建康，保據江東，所以命人修築丹陽宮，作徙都的準備。
這時江都受到四周農民起義軍的包圍和襲擊，糧食供應已有困難。隨同隋煬帝去江都的禁軍——驍果數萬人，極大部分是關中人，他們普遍地思念家鄉，嚮往同家屬的團聚，特別是李淵占領關中的消息傳來，他們更加發急，偷偷逃歸的人很多。禁軍將領司馬德戡、元禮、裴虔通等和關隴貴族地主統治集團重要人物之一許國公宇文化及（宇文述之子），便利用士兵的騷動，在大業十四年（公元618年）三月，發動兵變，殺了隋煬帝和煬帝的子、孫，擁立煬帝弟秦王俊之子秦王浩為傀儡皇帝，作為「發詔、畫敕書」的工具。宇文化及自稱大丞相，總百揆。為了滿足禁軍西歸的要求，宇文化及不得不放棄江都，率部返回關中。他們撤退時，人數尚有十餘萬人，這雖然是一支殘餘力量，但兵法所謂「歸師勿遏」，他們的戰鬥力是不能輕視的。他們的整軍西歸，使東都的隋殘餘勢力越王侗有了利用李密來抵抗宇文化及的打算；而李密為了阻擊這支西歸軍隊，避免兩線作戰，也就產生和隋東都的殘餘勢力取得妥協的想法。中原的階級鬥爭形勢，更加錯綜複雜了。
在宇文化及率軍西歸途中，禁軍將領不滿宇文化及的庸暗，又想舉行兵變來推翻他，更立司馬德戡為主。事泄，宇文化及殺了司馬德戡和禁軍許多將領。兵變雖然壓住，軍心卻在逐漸渙散。
大業十四年（公元618年）六月，宇文化及軍北抵黎陽，與瓦崗軍隔淇水相持。七月，宇文化及軍糧且盡，乃渡永濟渠，與瓦崗軍於童山（今河南濬縣西南）下展開決戰。在這一戰役中，瓦崗軍損折很重，李密中流矢，墜馬昏迷，幾乎被追兵所俘；但終於打敗宇文化及軍，宇文化及只帶餘部二萬多人，北保魏縣（今河北大名西南四十里）。
宇文化及的軍隊，受到瓦崗軍的阻擊，無法西進，且沿途行軍作戰，兵勢日蹙，部下逃亡的也很多，自知必敗，索性殺秦王楊浩，自立為帝，國號許。其後以唐軍進逼魏縣，化及退保聊城（今山東聊城西北）。到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二月，為竇建德所滅。
隋煬帝留孫子越王楊侗鎮守東都。後來東都受到瓦崗軍的圍攻，煬帝在江都又調遣江都通守王世充率領江淮勁卒救援東都。王世充指揮隋十餘萬大軍，與瓦崗軍前後百餘戰，損折嚴重，最後以餘眾一萬餘人退守東都洛陽城，不敢出戰。煬帝在江都被殺後，西京隋恭帝楊侑也已被李淵廢黜，於是隋東都群臣擁立楊侗為帝，建元皇泰，史稱楊侗為皇泰主。當時輔政大臣段達、王世充、元文都、皇甫無逸、盧楚、郭文懿、趙長文等七人，共掌朝政，洛陽人稱之為「七貴」。七貴中，王世充是一派，其餘六貴又是一派。這個小朝廷中，統治階級內部鬥爭也是很激烈的。
當宇文化及引軍西歸、進逼東都時，元文都等向皇泰主楊侗建議，利用李密來抵抗宇文化及。他們一方面希望李密和宇文化及這兩個和自己敵對的勢力相鬥，兩敗俱傷，自己可以坐收漁人之利；另一方面，還想乘機來排擠王世充。大業十四年七月，瓦崗軍打敗宇文化及的捷報傳到東都，王世充聽了非常不高興，元文都等就想除掉王世充；結果，元文都、盧楚、趙長文、郭文懿等反為王世充所殺，皇甫無逸逃奔長安，只有段達一人，在政變時歸附王世充，任官如故。於是王世充自為尚書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實際上掌握了東都軍政最高權力，楊侗變成了王世充手中的傀儡。這一年的九月，王世充出兵擊敗了瓦崗軍，乃自為鄭王，總百揆。次年四月，遂廢黜楊侗（廢后一月見殺），王世充自立為帝，國號鄭。
長安失守，江都兵變與煬帝被殺，洛陽政權轉移到王世充手中與皇泰主的廢黜，這一連串事件，構成隋王朝統治的結束。只有農民起義軍在全國範圍內普遍展開，隋王朝在全國各地的統治已告解紐，才會得出這樣的結果。隋三主，前後共歷三十八年（公元581—618年）而亡。
瓦崗軍的失敗 由於廣大農民群眾艱苦卓絕的鬥爭，階級力量的對比發生巨大變化，革命形勢空前高漲，因此瓦崗軍也能在短短一兩年之中，成為農民起義軍中最強大的一支力量。但是就在革命形勢空前有利的時候，瓦崗軍內部卻正在醞釀著危機。這種危機是怎樣造成的呢？農民革命戰爭發展得愈迅速，愈有利，地主階級分子投身農民軍的往往也愈多，其中有的人就想攫取農民革命的勝利果實，致使農民革命變質。瓦崗軍所碰到的情況正是這樣。出身於八柱國家的李密參加瓦崗軍，本來就另有打算；隨著瓦崗軍對隋作戰的勝利，又有不少隋的降官降將，參加瓦崗軍，李密就利用這一力量，作為自己的資本。這樣就使瓦崗軍內部，原來翟讓這一派人，和後來李密這一派人，形成為兩大集團，他們之間的關係，逐漸由不協調發展到公開決裂。結果李密聽信了隋降臣房彥藻、鄭等的挑撥，於大業十三年（公元617年）十一月，在宴會中突然殺害了翟讓。這一樁事情發生，對瓦崗軍內部影響極壞，「密之將佐，始有自疑之心矣」（《資治通鑑》隋義寧元年）。而李密在殺害翟讓之後，認為自己在瓦崗軍中的地位更加穩固，自己更可以為所欲為，因此「頗自驕矜，不恤士卒」（《資治通鑑》唐武德元年），這又使軍心更加離散。
當瓦崗軍獲得巨大勝利時，李密的部將柴孝和曾向瓦崗軍領導建議，不要膠著在東都周圍作戰，可留翟讓守洛口倉，裴仁基守回洛倉，李密親率精銳，西襲長安，奪取隋的政治中心和府兵源供給地的關中，「然後東向以平河、洛，傳檄而天下定矣」（《資治通鑑》隋義寧元年）。李密也認為這是上策，但又認為洛陽尚未攻下，這樣做太冒險；如果自己西行，留下諸將「各競雌雄」，恐怕自己控制不住這個局勢，所以未敢西行。他僅派柴孝和率數十騎西上，這支隊伍雖然一度發展到一萬多人，可是因為沒有後繼力量，因此沒有到達潼關，就被隋軍擊散了。不久，李淵取得關中，瓦崗軍西圖關中的計劃，也就流產了。當時又有一個叫徐洪客的謀士寫信給李密，以為「大眾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他「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指隋煬帝），號令天下」（《資治通鑑》隋義寧元年）。這在李密看來，冒險更大了，因此也沒有聽從。
瓦崗軍力量之所以能夠這樣強大，是和奪得洛口、回洛、黎陽等糧倉有關係的。瓦崗軍曾用倉糧賑濟貧民，獲得人民的熱烈擁護，瓦崗軍便因此迅速壯大。失策的是，當時洛陽布帛山積，而糧食非常缺乏；瓦崗軍糧食有餘，可是缺乏衣服。於是王世充請求以洛陽絹帛來換取瓦崗糧米。李密的長史邴元真等「各求私利」，都勸李密進行這種交換，李密居然允許了。洛陽得到糧米之後，王世充軍的戰鬥力有所增強，瓦崗軍反而居於劣勢的地位了。
當宇文化及自江都西歸時，最驚慌的是隋東都殘餘勢力，他們知道宇文化及所率領的十餘萬思歸之士，鋒不可當，因此想利用李密來抵擋宇文化及。東都的意圖極其明顯，誠如元文都所說，若使李密擊化及，「吾徐承其弊。化及既破，密兵亦疲；……並密亦可擒也」（《資治通鑑》唐武德元年）。東都是想利用李密擊破宇文化及軍，同時消耗瓦崗軍的實力，坐收漁人之利。從瓦崗軍的利益著想，李密應該採用「歸師勿遏」的策略，退讓一步，儘量避免和宇文化及軍接觸，以保全瓦崗軍實力，作為以後掃蕩隋王朝殘餘勢力的儲備力量。瓦崗軍本來沒有穩固的根據地，如果退讓一步，流動作戰，在當時是完全具備這種條件的。而且，李密要和宇文化及作戰，為了避免兩線作戰，就必須與東都妥協，以原則作交易，必然會使農民起義軍大眾迷失鬥爭的方向和目標，給農民革命戰爭帶來嚴重的危害。李密恰恰在降隋和決戰這兩個問題上，都犯了嚴重的錯誤。
首先，李密在決戰之前，派遣使者到東都謁見皇泰主楊侗，楊侗冊拜李密為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台、行軍元帥、魏國公。詔書到達瓦崗軍中，李密公然北面受拜詔書。接著李密和宇文化及決戰，雖然勉強取得勝利，但是瓦崗軍損失極其嚴重。李密本人為流矢所中，幾乎被俘。瓦崗軍「勁卒良馬多死，士卒疲病」（《資治通鑑》唐武德元年），力量大為削弱。
這時王世充已經取得洛陽政權的最高權力，他不給李密以喘息的機會，就在九月中，選拔精銳二萬，鐵騎二千，出擊瓦崗軍。李密被迫應戰。兩軍在偃師（今河南偃師）展開決戰。在決戰之前，裴仁基曾向李密建議：王世充悉眾而至，洛陽必然空虛，一方面可乘城固守，深溝高壘，不和王世充決戰；另一方面挑選精兵三萬，包抄王世充的後方洛陽，使王世充欲斗不得，求走無路，就可獲得全勝。李密開始也贊同裴仁基的主張，但以後又應允主戰派將領單雄信等的要求，以為自己兵多必勝，倉促應戰。當時李密紮營於北邙山上，由於驕傲輕敵，不設壁壘。王世充乘夜遣輕騎潛入北邙山，埋伏溪谷中。至黎明會戰，王世充伏兵乘高而下，馳壓密營，縱火焚其廬舍，瓦崗軍軍心動搖，全軍潰敗。世充夜圍偃師，偃師守將叛降於王世充，裴仁基等被俘；守洛口倉的翟讓舊部邴元真接著叛變；瓦崗軍驍將單雄信也在最緊要的關頭率眾投敵，這樣，號稱百萬之眾的瓦崗軍便迅速瓦解了。
這時為瓦崗軍固守黎陽倉的徐世勣一軍，還有相當實力，只是因為徐世勣是翟讓舊部，李密不敢到他那兒去，結果同王伯當等帶領二萬殘部，西往長安去投降唐朝了。
李密至長安後，認為自己「擁眾百萬，一朝解甲歸唐，山東連城數百，知我在此，遣使招之，亦當盡至」（《資治通鑑》唐武德元年），有這樣雄厚的政治資本來歸唐，李淵一定會重用他。李密到了長安，唐高祖任命他為光祿卿，賜爵邢國公。他大為失望。每次朝廷大宴，光祿卿要給皇帝進菜，李密對此深感恥辱。不久李密向唐高祖請求前往山東收集舊部，為唐攻打王世充，得到唐高祖的同意。李密和王伯當出潼關，行到稠桑驛（今河南靈寶西三十里），唐高祖後悔，派使者去把李密召回，令李密單騎入朝。李密不肯回朝，殺了唐高祖所派遣的使臣，並攻破桃林縣（今河南靈寶），逾熊耳山（山在今河南洛寧南）南出，中途為唐將盛彥師所擊殺。
瓦崗軍由於李密的錯誤領導而失敗了。瓦崗軍作為隋末農民起義軍的主力，在反抗隋王朝的革命運動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李密最後降唐，固無足論，不過他對瓦崗軍的發展壯大，是起過積極作用的。
瓦崗軍瓦解之後，王世充在河南攻下了不少郡縣，鄭國的勢力向南伸展到漢水流域，向東伸展到徐州地區。不過王世充的勢力並沒有來得及鞏固，所謂「得地雖多，而羈縻相屬；所用命者，唯洛陽一城而已」（《舊唐書·封綸傳》）。因此王世充不是唐的對手。
竇建德領導的高雞泊農民起義軍，於武德元年（公元618年）的十一月，合併了活躍在冀、定一帶人數發展到十萬以上的農民起義軍魏刀兒部；於武德二年（公元619年）的正月，又攻占了聊城，俘斬了自稱許帝的宇文化及；同年十月，他又擊破了為唐固守黎陽的瓦崗軍舊部徐世勣軍；武德三年（公元620年）的二月，又合併了活躍在河陽一帶的農民起義軍李文相部；於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的二月，又攻破周橋（今山東曹縣東北），俘擒了活躍在濟陰一帶的農民起義軍領袖孟海公。同時，活躍在兗州（治瑕丘，今山東兗州）一帶的農民起義軍領袖徐圓朗，也以數州之地，歸附竇建德。這樣，竇建德所領導的這支高雞泊農民起義軍便成為太行山以東地區農民起義軍的最大力量，可以說竇建德是唐的堅強對手。
所以瓦崗軍瓦解之後，中原地區便形成三支大的武裝力量相角逐的局面：其一是竇建德領導的高雞泊農民起義軍（國號夏），其二是以王世充為首的隋東都殘餘勢力（國號鄭），其三是以李淵為代表的關隴貴族地主統治集團的長安新政權（國號唐）。這三支力量在中原角逐，便是瓦崗軍失敗瓦解後出現的新形勢。
西北割據勢力的消滅 李淵進入長安以後，第一步鞏固了關中，並占領了漢中和巴蜀，使關中所需要的物資獲得源源供應。接著便是打擊西北一帶的地方割據勢力。
唐政權首先打擊的對象是割據蘭州、天水一帶的薛舉。唐採取遠交近攻的策略，利用薛舉和盤踞河西走廊一帶的李軌之間的矛盾，先和李軌通信結好，攀成本家，來孤立薛舉。又以薛舉和突厥可汗有勾搭，乃用金帛厚賂突厥可汗，拆散了薛舉和突厥可汗的聯合。然後出動大軍，任命次子秦王李世民為行軍元帥，率領八個行軍總管與薛舉對壘於高城（今陝西長武北），在第一次戰鬥接觸中，唐兵大敗，士卒死傷，什有五六。不久，薛舉病死，子薛仁杲繼位。仁杲為人凶暴殘忍，部下猜懼，唐乘機進兵。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十一月淺水原（今陝西縣北）一役，薛仁杲兵敗降唐，被斬於長安，隴右遂歸唐所有。
薛仁杲既滅，唐便經營河西。唐利用李軌集團內部的矛盾，把李軌部將涼州豪族安修仁拉攏過來。安修仁就在武德二年（公元619年）的五月，發動政變，執李軌降唐，李軌被送至長安斬首。唐又占領了河西走廊。
太原是唐高祖李淵起家之地，「強兵數萬，食支數年」（《舊唐書·巢王元吉傳》），也是唐的政治、軍事重要據點。武德二年三月，盤踞馬邑（今山西朔州）並被突厥可汗封為定楊可汗的劉武周，勾結突厥貴族，向南進兵，攻占了太原，其前鋒主力宋金剛沿汾水河谷推進，致使唐關中地區受到威脅。唐一方面厚賂突厥可汗，拆散劉武周和突厥貴族之間的聯合；一方面調發關中全部精銳兵馬，由李世民統率，進行反擊。李世民自龍門（今山西河津西北）渡河，屯大軍於柏壁（今山西新絳西南），堅壁不戰，兩軍相持兩個多月，到了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宋金剛軍中糧盡，被迫向北撤退。李世民銜尾追擊，一日一夜追趕了二百餘里，追到雀鼠谷（今山西介休、靈石之間的汾水河谷），雙方在一天之內，接連交鋒八次，唐軍終於大破宋金剛軍，乘勝收復太原及并州大部分地區。劉武周、宋金剛率殘部逃奔突厥，先後被突厥可汗所殺。
唐戰勝了這幾支割據勢力之後，北面和西面的威脅基本上已經解除，於是專意向東方用兵。
竇建德的失敗 竇建德自大業十三年（公元617年）正月在樂壽（今河北獻縣）稱長樂王，到了大業十四年五月改稱夏王。當時大部分農民起義軍「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資治通鑑》隋大業十二年），可是竇建德卻重用了不少隋朝的官吏。竇建德攻下河間郡（治河間，今河北河間）時，獲隋河間郡丞王琮；攻下冀州（治長樂，今河北冀縣）時，獲隋冀州刺史麴，他們都是頑固地抗拒農民起義軍的，可是竇建德不但沒有殺掉他們，反而表揚了他們對隋室的忠誠，提升王琮為瀛州（即河間郡）刺史，麴為內史令。竇建德又任用隋饒陽（今河北饒陽）令宋正本為納言，引為謀主；任用景城（今河北滄州西）丞孔紹德為內史侍郎，景城戶曹張玄素為黃門侍郎。武德二年（公元619年）二月，竇建德擊潰宇文化及軍時，隨宇文化及西歸的許多隋朝顯貴大臣，都被吸收到竇建德的軍政府中，如「以隋黃門侍郎裴矩為左僕射，掌選事，兵部侍郎崔君肅為侍中，少府令何稠為工部尚書，右司郎中柳調為左丞，虞世南為黃門侍郎，歐陽詢為太常卿；自余隨才授職，委以政事」。史稱建德初「建國，未有文物法度，裴矩為之定朝儀，制律令，建德甚悅，每從之諮訪典禮」（《資治通鑑》唐武德二年）。同年四月，竇建德聽說王世充廢隋皇泰主楊侗，自立為帝，他也自稱天子，定都州（治永年，今河北永年縣東南），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下書稱詔。這說明竇建德所建立的夏軍政府，在向封建政權轉化了。
竇建德雖然出身農民家庭，並參加了高雞泊農民起義軍，但他本人具有濃厚的封建統治階級思想。大業十三年，竇建德攻打河間郡時，適隋煬帝在江都被殺，隋河間郡丞王琮率士卒發喪，竇建德竟遣使弔唁。他嘗說：「吾為隋之百姓數十年矣，隋為吾君二代矣。今化及殺之，大逆無道，此吾仇矣，請與諸公討之。」（《舊唐書·竇建德傳》）破宇文化及後，見煬帝妻蕭皇后，言必稱臣；又追諡隋煬帝為隋閔帝；封隋煬帝孫楊政道（齊王楊之子）為鄖國公。滑州（治白馬，今河南滑縣東）刺史王軌家奴殺軌來降，建德認為家奴殺主，大逆不道，立命斬奴。以上情況說明竇建德滿腦子的封建統治思想，和當時階級鬥爭形勢很不適應。但竇建德究竟是農民出身，在他的身上，也能找到不少反映農民優良品質的東西，如上面提到過的，他能和士兵同甘共苦，「每平城破陣，所得資財，並散賞將士，一無所取」。生活極其樸素，「又不啖肉，常食唯有菜蔬、脫粟之飯。其妻曹氏，不衣紈綺」。後破宇文化及，「得〔隋〕宮人以千數，並有容色，應時放散」（《舊唐書·竇建德傳》）。這些都說明他的生活是樸素的，具有農民階級本色。因此可以說，儘管夏軍政府已經在向封建地主政權轉化，但它的政治措施究竟有異於一般的封建政權，所以竇建德特別重視「勸課農桑」，在他的統治地區內，一時出現「境內無盜，商旅野宿」（《資治通鑑》唐武德三年）的昇平景象。
唐向東進兵之前，就已籠絡了山東地區農民起義軍領袖人物和隋朝的官吏，先後任命王薄為齊州（治歷城，今山東濟南）總管，綦公順為濰州（治北海，今山東濰坊）總管，隋北海通守鄭虔符為青州（治益都，今山東青州）總管。在江淮地區，勢力較強的農民起義領袖杜伏威，也接受唐朝東南道行台尚書令的官號和吳王的封號。據有涿郡（治薊，今北京）自稱幽州總管的羅藝以地歸唐，被唐封為燕王，他也不時從北面威脅竇建德的後方。形勢對唐是有利的。
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七月，唐軍由李世民率領，進攻王世充，王世充的將帥及州縣官吏，紛紛降唐。唐軍史萬寶部，自宜陽而南，占據了龍門伊闕；劉德威部沿太行山而東，包圍了河內（郡治河內，今河南沁陽）；王君廓部攻占了洛口（今河南鞏義東），切斷了東都洛陽的餉道；黃君漢部從河陰攻下回洛城。李世民的主力步騎五萬，從慈澗進屯北邙，唐軍已形成了對洛陽的包圍。
王世充困守東都，向竇建德緊急求救。唐軍消滅了王世充，必然要向河北推進，竇建德不能坐視唐軍繼續向前推進，所以他決定出兵援助王世充。
在戰略決策上，竇建德部下，當時有兩種意見：一種是主張在虎牢一帶，擺開陣勢，進行陣地戰；一種大概考慮到唐軍雖然只有步騎四五萬，卻是以久經訓練的府兵為骨幹力量，竇建德方面雖然集中了十餘萬人，有些是剛從徐圓朗、孟海公等部合併過來的，彼此之間，尚多隔膜，這樣一些烏合之眾，不宜作陣地戰。所以竇建德的國子祭酒凌敬主張避免陣地戰，採取迂迴戰術。他對竇建德說：「今唐以重兵圍東都，守虎牢，我若悉兵濟河，取懷州河陽（今河南孟縣南），以重將戍之。然後鳴鼓建旗，逾太行，入上黨（郡治上黨，今山西長治），傳檄旁郡，進壺口（山名，黃河渡口，今山西吉縣西南）以駭蒲津（蒲津關，在今陝西朝邑東北，東對蒲州鎮，亦黃河渡口），收河東（治河東，今山西永濟西蒲州）地，此上策也。且有三利：乘虛搗〔無人之〕境，師有萬全，一也；拓土得眾，二也；鄭圍自解，三也。」竇建德的妻子曹氏也認為凌敬的建議很好，她說：「夫自滏口（今河北邯鄲西南）道乘唐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因招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鄭難紓矣。今頓兵虎牢下，徒自苦，恐無功。」（《新唐書·竇建德傳》）竇建德自信兵力比唐軍強，堅持在虎牢一帶布陣，作出進攻態勢。
竇建德的十多萬大軍，在虎牢和唐軍相持累月，士氣逐漸低落；竇軍的後方糧運，也受到唐軍的襲擊，形勢不利，於是竇建德想進行決戰來取得勝利。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五月，兩軍在虎牢（今河南滎陽東北汜水鎮）一帶會戰，結果竇建德的軍隊大敗，有五萬多人遭唐軍俘虜，竇建德也受傷被俘後遇害。
與竇建德失敗同時，困守洛陽的王世充看到救援無望，不得不自縛降唐。這樣，唐在中原地區進行的統一戰爭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4)。
劉黑闥繼續領導起義及其失敗 竇建德主力被唐擊敗之後，唐占領了河北大部分地區。但是唐統治階級對待參加高雞泊農民起義軍的竇建德舊部，隨意捕殺，手段極其毒辣，以致高雞泊舊部人人疑懼不安。因此在唐統治河北大部分地區後不到四個月，高雞泊農民起義軍舊部范願、董康買、曹湛、高雅賢、王小胡等，又聚集在劉黑闥周圍，進行反抗鬥爭。
劉黑闥，貝州漳南（今山東武城西北）人，從小就和竇建德友好。他曾參加過農民起義軍郝孝德部，後來投歸瓦崗軍，擔任李密的裨將，最後成為竇建德部下的重要將領。他為人勇敢、機警、有魄力，竇建德每次派他去偵察敵情，他深入敵後，偵知敵人軍力虛實，並趁敵人不意，出奇兵打擊敵人的薄弱環節，往往獲致大捷，軍中號為「神勇」，竇建德任用他為將軍，封漢東郡公。竇建德失敗後，他回到故鄉漳南，閉門不出，在家種菜。范願等認為劉黑闥「果敢、多奇略，寬仁容眾，恩結於士卒」（《舊唐書·劉黑闥傳》），因此推他領導反唐鬥爭。他在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七月，聚眾攻下漳南縣，擊殺唐貝州（治清河，今河北清河西北）刺史戴元詳、魏州（治貴鄉，今河北大名東北）刺史權威，農民起義軍人數自一百多人發展到二千人左右。劉黑闥南面爭取到活動在兗州一帶的農民起義軍徐圓朗部的合作，北面又與活躍在漁陽（郡治無終，今天津薊縣）一帶的農民起義軍高開道部聯合。竇建德許多舊部，也在河北各地，紛起響應劉黑闥，因此不到兩個月時間，劉黑闥所領導的隊伍就發展到幾萬人。唐派宗室淮安王李神通率領關中勁旅前往鎮壓，並命幽州總管羅藝統帶幽燕精兵南下和神通會合，這兩支軍隊共有五萬多人。九月間，劉黑闥在饒陽（今河北饒陽）南和唐軍會戰，大敗唐軍，消滅唐軍近四萬人。同年十二月，又在宗城（今河北威縣東）一役中，殲滅了唐將李世勣（即徐世勣）的軍隊五千人左右。不到半年時間，劉黑闥就恢復了舊日竇建德所統轄的地區。兵鋒所至，勢如破竹，甚至劉黑闥的軍隊還沒有開到，唐所署用的地方官吏和統兵將領已望風逃走了。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劉黑闥被部下推戴為漢東王，建年號曰天造，定都州（治永年，今河北永年東南）。劉黑闥於是起用「竇建德時文武，悉複本位」。其「設法行政，皆師（模仿）建德，而攻戰勇決過之」（《舊唐書·劉黑闥傳》）。
唐為了鞏固山東、河北地區的統治，乃抽調精銳由李世民率領，投入戰鬥。劉黑闥和唐軍相持於水（今河北曲周東南），有兩個多月之久。後因糧道被唐軍切斷，農民起義軍缺乏糧食，急於求戰，而水上流已被唐軍築堰堵塞，等劉黑闥軍渡水決戰時，唐軍決堰放水，一時水大至，平地水深丈余，農民起義軍步騎二萬，全部犧牲，劉黑闥與范願等率領二百餘騎，出奔突厥。
唐取得河北地區後，仍採用極其殘酷的手段鎮壓起義群眾，「其將帥皆懸名處死，妻子系虜」（《資治通鑑》唐武德五年）。這更引起河北廣大人民的繼續反抗。武德五年七月，劉黑闥便從突厥逃歸，在定州（治鮮虞，今河北定州）收集舊部，攻下瀛州（治河間，今河北河間）等地區，並在下博（今河北深縣東南）一役中，擊殺唐河北主將淮陽王李道玄，唐州總管廬江王李瑗棄城西逃，劉黑闥長驅進入州。這時河北人民多殺唐所遣官吏，響應劉黑闥，所以不到幾十天的時間，劉黑闥又恢復了河北舊有地區。
唐高祖李淵派遣太子李建成率領大軍趕往河北鎮壓。這時唐統治集團感到單用屠殺的恐怖手段，已不能維持其在河北的統治，於是改用一套籠絡收買的辦法，從內部來分化農民起義軍，河北軍事才很快發生變化。武德五年年底，館陶（今河北館陶）永濟橋一戰，劉黑闥軍失利，黑闥率數百騎北撤。到了武德六年（公元623年）的正月，劉黑闥行經饒陽城（今河北饒陽），被農民軍叛徒饒州刺史諸葛德威執送唐軍，遂遭殺害。高雞泊農民起義軍最後失敗了。
徐圓朗在劉黑闥失敗後，也窮蹙奔逃，途中為叛徒所殺。
唐對江湘、江淮地區用兵的勝利 在唐擊破竇建德軍和取得王世充占據的東都以後，就在武德四年九月開始，向南方用兵。唐軍由趙郡王李孝恭、行軍總管李靖率領，從夔州（治奉節，今重慶奉節東）率戰艦二千餘艘沿江東下，大破蕭銑水軍於夷陵（郡治夷陵，今湖北宜昌西北），進圍江陵。同年十月，蕭銑出降，南方州縣聞銑投降，也紛紛附唐，於是「西至三峽，南交趾，北距漢水」（《新唐書·蕭銑傳》）的蕭銑割據地區，盡為唐有。
曾控制北起九江，南達番禺這片廣大地區，自稱楚帝的林士弘，部眾一度發展到十多萬人，後來因為同移動於江淮之間農民軍張善安部發生衝突，勢力削弱。蕭銑敗亡之後，銑散兵多來投奔，士弘軍勢復振。但不久所占州縣多在李孝恭招誘下降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士弘被迫退保安城（今江西安福東南）山洞，旋病死，部下潰散。
在江淮地區，自隋煬帝被殺，宇文化及退出江都後，隋江都太守陳據有江都，後降唐，唐以陳為揚州總管。隋吳興太守沈法興，據有江南十餘郡，初稱江南道總管，後稱梁王，都於毗陵（郡治晉陵，今江蘇常州）。農民軍李子通部駐紮海陵（今江蘇泰州）；農民軍杜伏威部據歷陽（今安徽和縣），這四支力量在交互角逐著。
不久，李子通自海陵進攻江都，陳兵力單薄，只得撤出江都。李子通在取得江都後，即皇帝位，國號吳。他開始用兵渡江攻下沈法興的丹陽（治江寧，今江蘇南京）、毗陵等郡，壓迫沈法興退往吳郡（治吳，今江蘇蘇州）。沈法興被迫放棄吳郡的時候，本擬逃奔會稽，中途投江自殺。杜伏威原先曾和李子通聯合作戰，以後兩人交惡。杜伏威附唐後，遣大將輔公渡江攻拔李子通所占領的丹陽、江都二郡，李子通被迫退保餘杭（今浙江杭州），他收集散兵二千人，「東舉會稽，南距嶺（此指仙霞嶺，非指大庾嶺），西抵宣城（今安徽宣城），北太湖，悉有之」（《新唐書·李子通傳》）。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十一月，杜伏威進逼杭州，李子通窮蹙請降，被執送往長安。次年李子通企圖再起，逃出長安，被唐所殺。
杜伏威擊敗李子通後，「盡有江東、淮南地，南屬嶺，東至於海」（《新唐書·杜伏威傳》）。唐武德五年七月，杜伏威入朝長安，就被留在長安，不久病死。
杜伏威入朝長安的時候，留輔公鎮守丹陽。輔公知道唐朝不會讓杜伏威返回江南，假稱杜伏威寫信給自己，叫他起兵反唐。於是「大修鎧仗，運糧儲」（《資治通鑑》唐武德六年），在武德六年的八月，據丹陽，稱皇帝，國號宋。並與占領洪州（治豫章，今江西南昌）的張善安聯兵。唐軍分幾路進攻，一路由李孝恭率領，自襄陽出兵，徑由漢江入長江，趨九江（郡治湓城，今江西九江）；一路由李靖率領，自嶺南越大庾嶺，沿贛水，進趨宣州（治宣城）；一路由黃君漢、李世勣率領，在淮上會齊，取道淮、泗南下。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唐軍攻破丹陽，輔公兵敗被殺。張善安已先為唐軍執送長安，唐在江、淮地區的統治權也就建立和鞏固起來了。
隋末農民大起義的作用 轟轟烈烈的隋末農民大起義，在歷史上起了巨大而深遠的作用。
隋末農民起義發動的原因，是「共苦隋政」。結果它終於推翻隋的黑暗統治，並且使得繼隋而起的唐初上層統治集團，懾於人民的巨大威力，不得不採取一些措施，改變或調整政治經濟制度的某些環節，從而多少符合當時人民的改革要求，適應生產力的發展，這就顯示出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推翻和改造封建統治，推動歷史前進的偉大作用。
隋末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中心內容，是反兵役、反徭役和反人身依附，其影響是特別深遠的。在兵役方面，唐初統治集團懲隋亡之失，再也不敢窮兵黷武，「掃地為兵」了。例如唐太宗要揀點年紀不滿十八歲的中男充當府兵，侍中魏徵不肯簽署詔敕，認為「若次男已上，盡點入軍，租賦徭役，將何取給」；如果這樣做，是「竭澤取魚，非不得魚，明年無魚，焚林而畋，非不獲獸，明年無獸」（《貞觀政要·直諫篇》），會導致亡隋之失。唐太宗聽從了他的話，便不點中男。所以一直到唐府兵制度停止為止，分布在全國地區的折衝府，始終保持在六百個上下，也就是說府兵兵額始終限制在六十萬人左右，這樣便不致嚴重影響社會生產的發展。
在反徭役和反徵調方面，隋末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也給予唐初統治階級以深刻的教訓，使他們再也不敢無限制地征斂了。唐太宗對他的大臣們說：「隋時百姓縱有財物，豈得保此！自朕有天下……無有所差科，人人皆得營生，守其資財……向使朕科喚不已，雖數資賞賜，亦不如不得。」（《貞觀政要·政體篇》）唐初統治階級，不輕易差科百姓，決不是施仁政，而是接受隋亡的教訓，才這樣做的。西魏大統十三年（公元547年）行六丁兵制，即一個丁男，每年服役兩個月；北周初年行八丁兵制，即一個丁男，每年服役一個半月；北周武帝保定元年（公元561年）又改八丁兵制為十二丁兵制，即一個丁男每年服役一個月；隋初，又改十二丁兵制為每年每個丁男服役二十天。隋文帝開皇十年（公元590年），又規定「人年五十，免役收庸」。可以說均田制土地上的勞役形態，已逐漸在向繳納實物形態轉變。但是隋煬帝營建東都，穿鑿運河，修長城，築馳道，發動對高句麗的戰爭時，又無限期地徵調民夫，擔任後方運輸工作，「發諸州丁，分為四番（即四丁兵制），於遼西柳城（今遼寧朝陽）營屯，往來艱苦，生業盡罄」（《隋書·食貨志》）。「六軍不息，百役繁興，行者不歸，居者失業」（《隋書·煬帝紀》）。民飢流亡，邑落為墟，隋末大徵調的教訓，對唐初統治階級來說，該是極其深刻的。唐初懲亡隋之失，訂出了一套以絹代役的「庸」的制度，因循隋制，規定每丁每年服力役二十天，如不應役，則以絹代替，每天折絹三尺，二十天共折絹六丈。當時田租丁調中的丁調是每人每年輸絹二丈，庸的徵收額比起丁調來，還要重兩倍，可見在折絹代役以前，農民徭役負擔是如何沉重。儘管唐初「庸」調比丁調重兩倍，但說明經過隋末農民起義，終於使封建剝削制度中最落後的一環，即徭役形態暫時廢除了。徭役制廢除之後，均田制土地上從事耕作的農民比以前有較多的時間在小塊土地上耕種，再生產的條件有了改善，勞動積極性有了提高，這樣自然會對農業生產的發展起積極作用。
在人身依附關係方面，由於隋末農民起義發展到全國範圍，參加農民起義軍的人數至少在五百萬人以上，那麼，在這五百萬以上的農民起義軍，除了均田農民、自耕小農以外，會有為數眾多的佃客、部曲、客女參加，這是毋庸懷疑的事實。部曲、佃客平日被束縛在世家大族土地之上，山東、河北地區農民起義最為蓬勃發展，因此這一地區世家大族受到的打擊也最重。史籍記載：「先是群『盜』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獨〔竇〕建德善遇之。」（《資治通鑑》隋大業十二年）這一段話說明趙魏一帶的世家大族，原是農民起義軍的打擊對象。儘管唐王朝不久又鞏固了封建統治權，在當時那種歷史條件下，部曲、佃客與世家大族的依附關係，不可能有很大的變化，但是，在農民大起義之後，世家大族對部曲、佃客的剝削量，大體上只能維持在較低的水平上，人身依附關係一時也會有所鬆動。一部分私家部曲、佃客掙脫了世家大族的依附關係之後，隨農民起義軍流動作戰，後來就在他鄉異地定居下來，分到了均田土地，被追認為均田農民或自耕小農，這都是有可能的。因此，部曲、佃客經過隋末農民戰爭以後，他們的身份和生活，多少也有一些改善，這對於唐初社會經濟的發展，也是起了促進作用的。
現在有這樣一種看法，即認為通過隋末農民大起義，很大部分世家大族的部曲、佃客，都解放出來了，世家大族的勢力受到這次沉重的打擊之後，他們的經濟、政治勢力從此就一蹶不振了。我們認為隋末農民大起義曾對世家大族給予一定的打擊，但不能說世家大族的勢力就此一蹶而不振了。第一，我們從反映唐前期社會經濟諸關係的重要文獻《唐律疏議》中，很清楚地可以看到部曲、佃客制還是當時封建經濟中的占主導地位的生產關係，莊客制和庶族大地主的生產關係，在唐初還沒有完全成熟，還不能代替前一種生產關係（它們兩者之間，只有量的區別，沒有質的區別），因此如果說經過隋末農民大起義，部曲、佃客制完全衰落了，世家大族的經濟、政治勢力就此一蹶不振了，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第二，我們從反映唐代統治集團構成成員的《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來看，世家大族如清河崔氏出宰相五人，博陵崔氏出宰相十二人，范陽盧氏出宰相八人，趙郡李氏出宰相十三人，滎陽鄭氏出宰相九人，河東裴氏出宰相十一人，京兆韋氏出宰相十四人，琅邪王氏出宰相四人，太原王氏出宰相七人，蘭陵蕭氏出宰相十人。這裡講的只是宰相，世家大族擔任卿寺以至州縣官吏的，更是多到無法統計。可見在唐代，世家大族猶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政治上、社會上還具有相當強的勢力。政治、社會勢力沒有衰落，正說明他們的經濟勢力雖然已經動搖，但是還能維持，因此如果說這一時期世家大族的勢力就此一蹶不振，部曲、佃客制已經完全衰落，未免過早。當然，我這樣說，不是說世家大族在隋唐之際沒有一些變化，上面講到過，有些世家大族經過隋末農民大起義之後，喪失了一些部曲、佃客和土地、莊宅，比起全盛時期來，他們的經濟力量確實有所削弱。不僅如此，強化了的唐王權，還開始壓抑他們，如下面所講到的唐初修《氏族志》時，硬把山東世族大地主崔從第一等壓到第三等，世家大族在政治上、社會上的優越地位，和過去也不能相比，這些事實是應該承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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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曾《類說》卷四引《河洛記》：《隋大業長白山》歌：長白山頭知世郎，純著紅羅錦背襠。長槊侵天半，輪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聞官軍至，提劍向前盪。譬如遼東死，斬頭何所傷。
(2) 按白榆娑，《隋書·煬帝紀》、《北史·隋煬帝紀》均作白榆妄，《資治通鑑》從《大業略記》作白榆娑，今從《資治通鑑》作白榆娑。
《隋書·煬帝紀》：大業九年正月，靈武白榆妄稱「奴賊」，劫掠牧馬。
《元和郡縣圖志》：丹州雲岩縣，庫利川在縣郭南，昔有「奴賊」居此川內，稽胡呼奴為「庫利」，因以為丘。
《舊唐書·丘和傳子行恭附傳》：初，原州「奴賊」數萬人圍扶風郡，太守竇堅守經數月，「賊」中食盡，野無所掠，眾多離散，投行恭者數千騎。
(3) 有關隋末農民起義的起義年月、次數，大都根據《隋書·煬帝紀》，不另參考其他資料，以避免資料互相矛盾及前後不一致的情況。
(4) 這裡附帶敘述朱粲的事跡。朱粲，亳州城父（今安徽亳州東南）人。初為縣佐史，後來參加隋軍鎮壓農民起義。朱粲看到官軍無能，就拉起一支隊伍來，在荊沔一帶，「所至殺戮，噍類無遺」。開始自稱迦樓羅王（佛經中稱金翅鳥神為迦樓羅），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改稱楚帝，都於冠軍（今河南鄧州西北），部眾發展到二十萬人。但是這支軍隊「不務稼穡，以劫掠為業」，破壞性很大。他每次攻下州縣，就下令徵發積粟，充作軍糧。撤退時就命令焚毀餘糧，拆毀城郭，以致他的統轄地區內，「百姓大餒，死者如積」（《舊唐書·李子通傳朱粲附傳》）。最後眾叛親離，淮安（郡治桐柏，今河南泌陽）土豪楊士林、田瓚等起兵拒粲。武德二年淮源（今河南信陽西北）一戰，全軍潰散。朱粲只率殘部幾千人逃奔菊潭（今河南內鄉北），初降唐，後來又叛唐投奔王世充。王世充兵敗，朱粲在洛陽被擒，為唐軍所殺。「士民疾朱粲殘忍，競投瓦礫擊其屍，須臾如冢」（《資治通鑑》唐武德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