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 第三節　隋煬帝大興土木與開鑿運河

營建東都　仁壽四年（公元604年），隋文帝病死，年六十四。太子楊廣繼位，他就是隋煬帝。 隋文帝本來立長子楊勇為太子。由於楊勇好奢侈，多內寵，漸漸不為文帝和獨孤後所喜愛。楊廣是文帝次子，初封晉王，出鎮揚州。他在滅陳的時候，充任行軍元帥，立了大功，重臣宿將多曾由他指揮。他又聯絡大臣楊素，揭露楊勇的「陰事」，使勇「過失日聞」（《隋書·房陵王勇傳》）。於是文帝便在開皇二十年（公元600年），下令把太子楊勇廢為庶人，而立楊廣為太子。 當時宮廷里鬥爭很激烈，據傳說，文帝就是在病重時被楊廣害死的。文帝死後，楊廣派人用文帝的名義，殺了楊勇，才發喪。以後楊勇的八個兒子，都被楊廣殺死。 隋文帝第五子楊諒，那時以并州總管出鎮晉陽（今山西太原西南），聽說楊廣弒父殺兄，就在這一年八月舉兵，結果失敗，被幽禁。并州的吏民，因楊諒這次事變的牽連而被殺和發配的有二十餘萬家之多。 隋煬帝楊廣即位之初，第一樁大事，就是營建東都洛陽。 關中自秦開鄭渠，溉田四萬頃；至漢開白渠，復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史稱：「關中沃衍，實在於斯。」《史記·貨殖列傳》稱：「關中自、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可是東漢中葉以後，關中已成胡、羌雜居的地區。西晉以後，經過胡羌少數族部落貴族的長期統治，灌溉系統長期失修，並遭受破壞，農業生產量大大地下降了。到唐高宗永徽年間（公元650—655年），關中鄭渠和白渠只能灌溉到一萬多頃田；到了唐代宗大曆（公元766—779年）初年，又減少到六千二百多頃的面積了。和漢代相比，減少了三萬八九千頃之多，以每畝平均減少二石左右穀米計，就減少了七八百萬石穀米之多。在產量下降的情況下，隋王朝統一南北以後的官僚機構卻規模巨大，在中央的官吏人數眾多，糧食的供應也就感到極端的困難。在豐收的年頭，尚且要依靠關東的漕運來解決；一遇荒年，在當時的糧米運輸困難條件下，自然不得不「移民就豐」了。因此北周滅北齊之後，曾一度以洛陽為東京，營建洛陽宮。到了隋文帝統治的年代，關中一遇荒年，文帝也率領大小官員，就食洛陽(1)，毋怪後代史臣要稱這樣的皇帝為「逐糧天子」了(2)。 隋煬帝初即位，就著手營建東都洛陽。洛陽是後來修建起來的通濟渠的終點，也就是山東、江淮糧運的集中地。因此如果把它作為陪都，以後倘遇關中饑荒，上自皇帝下至各級官吏都可由關中遷移到洛陽來，減少關中糧食緊張的壓力，這是比較適宜的。所以煬帝就在即位以後的第四個月——仁壽四年（公元604年）十一月，下令以洛陽為東都；並在洛陽附近置洛口、回洛等倉，儲積糧米，作為荒年的準備糧。營建洛陽為東都，在經濟上政治上，都有一定的意義。 有人問既然關中糧食那麼困難，為什麼隋王朝和以後繼隋而起的唐王朝不乾脆地遷都洛陽呢？這是因為隋和唐前期，王朝的經濟基礎是均田制，主要軍事力量是府兵；而掌握隋及唐前期中央統治權力的是關隴貴族地主統治集團。先從均田、府兵來講，山東、河北一帶，自魏、齊以來就是地主經濟比較發展的地區，國家掌握的土地足以供均田授予的就不多，因此，在這些地區的均田，是有名無實的；長江以南，在陳亡之後，也缺乏隋王朝推行均田制的歷史記載。同時，上述地區，也不是府兵兵源所在地，如開皇十年（公元590年），「罷山東、河南及北方緣邊之地新置軍府」（《隋書·高祖紀》），江南道到唐代也只有兩個折衝府（見《新唐書·地理志》），可見政府只要求在那些地區的小農能夠承擔國家的田租、丁調、力役等等剝削，也就沒有進一步在這些地區推廣府兵制的必要了。可是關隴和河東等地區卻大大不然，這些地區，地主經濟比起山東、河北來，是不算發展的（長安附近除外），因此均田制能夠相對地穩固住。《新唐書·地理志》載：唐代全國折衝府五百六十六（最多時六百三十四），而關中折衝府二百七十三，隴右折衝府二十九，河東折衝府一百四十一，三處合算起來，共四百四十三，占全國折衝府總數的四分之三強。唐王朝的府兵兵源分布地區，是繼承隋王朝的布局而來的，從而推知隋王朝的府兵兵源地也主要在關隴與河東。 既然均田、府兵的重心在關隴、河東，尤其是關中，那麼，立足在這均田、府兵基礎上的隋和唐前期的關隴貴族地主統治集團，也必然把大本營安置在關中，無論隋王朝或以後繼隋而起的唐王朝，都不可能放棄它們的根據地而遷都。所以隋、唐兩朝雖然營建洛陽為東都，而政治中心、軍事重心，還是在關中。 綜上所述，煬帝的營建洛陽為東都，是適應當時情勢的，並不能算壞事，問題在於煬帝用什麼方法來營建東都。 煬帝在營建東都之初，以楊素為營作大監，宇文愷為副監，每月要役使民丁二百萬人。「東都大城周回七十三里一百五十步，西距王城，東越瀍澗，南跨洛川，北逾谷水。宮城東西五里二百步，南北七里。」「南臨洛水，開大道，對端門，名端門街，一名天津街，闊一百步，道傍植櫻桃石榴兩行。自端門至建國門，南北九里，四望成行，人由其下。中為御道，通泉流渠，映帶其間。端門即宮南正門。」「建國門，即羅城南正門也。」城南街衢整潔，民坊「各周四里，里開四門，臨大街，並為重樓，飾以丹粉。洛（水）南有九十六坊，洛（水）北有三十坊，大街小陌，縱橫相對」（《大業雜記》）。又造天津橋「以架洛水，用大纜維舟，皆以鐵鎖鉤連之，南北夾路，對起四樓」（《太平寰宇記》西京河南縣）。宮城內以乾陽殿為正殿，「殿基高九尺，從地至鴟尾，高二百七十尺。十三間，二十九架，三陛重軒……雲楣繡柱，華榱壁，窮軒甍之壯。其柱大二十四圍，倚井垂蓮（天花板），仰之者眩」。「四面周以軒廊，坐宿衛兵。……東南、西南各有重樓，一懸鐘，一懸鼓。」乾陽殿北「有大業門，門內四十步有大業殿，規模小於乾陽殿，而雕綺過之」。「乾陽殿東有東上閣……乾陽殿西有西上閣。」東上閣以東有東華門，西上閣以西有西華門。出東華門東，「道北有文成門，門內有文成殿，周以軒廊」。出西華門西，「有武安門，門內有武安殿，周以軒廊」。「大業、文成、武安三殿……殿庭並種枇杷、海棠、石榴、青梧桐及諸名藥奇卉。」（《大業雜記》）由於宮殿柱子的尺寸過分高大，以致在附近無法找到，故「多自豫章（郡治豫章，今江西南昌）采來，二千人拽一柱，其下施轂（鐵輪），皆以生鐵為之，中間若用木輪，即火出。略計一柱，已用數十萬」（《貞觀政要·納諫篇》）。「往江南諸州采大木，引至東都，所經州縣，遞送往返，首尾相屬不絕者千里。」煬帝又在洛陽西面的「澗（今河南宜陽西南）營顯仁宮，苑囿連接，北至新安，南及飛山，西至澠池，周圍數百里」（《隋書·食貨志》）。同時又筑西苑，名芳華苑。苑牆周圍一百二十六里，北拒北邙，西至孝水，南帶洛水支渠，谷、洛二水，會於其間。「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蓬萊、方丈、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台觀殿閣，羅絡山上。……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凋落，則剪彩為華葉，綴於條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剪彩為荷芰菱芡。」煬帝又下令「發大江之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園苑」。由於負責營建東都洛陽的「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車載死丁，東至成皋（今河南滎陽西北水鎮），北至河陽（今河南孟縣南），相望於道」（《資治通鑑》隋煬帝大業元年）。隋煬帝為了滿足個人奢侈享樂的欲望，如此無限制地浪費人力、物力，不但嚴重影響農業生產，而且使廣大民夫陷於饑寒交迫、死亡相繼的悲慘境地。 洛陽陪都建成之後，西域諸國酋長和客商，請入洛陽豐都市交易，煬帝為了誇耀國家的富庶，「先命整飾店肆，檐宇如一，盛設帷帳，珍貨充積，人物華盛，賣菜者亦藉以龍鬚席。胡客或過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不取其直，紿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嘆。其黠者頗覺之，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為？』」（《資治通鑑》隋煬帝大業六年）新建的東都，成為隋煬帝大肆揮霍，獵奇夸富的場所，這就完全喪失了營建東都的積極意義。 隋煬帝在營建東都之初，為了使洛陽成為第二關中，曾下令「發丁男數十萬掘塹，自龍門（今山西河津），東接長平（郡治丹川，今山西晉城東北）、汲郡（治衛，今河南濬縣西南），抵臨清關（今河南新鄉東北），渡河至浚儀（今河南開封）、襄城（郡治承休，今河南汝州），達於上洛（郡治上洛，今陝西商州），以置關防」（《隋書·煬帝紀》）。 隋煬帝除了在東都洛陽營建宮室，大興土木之外，還在江都營建宮殿。自長安至江都，沿路又「置離宮四十餘所」（《資治通鑑》隋大業元年）。隋煬帝除了營建東都、江都等處宮殿之外，他還翻閱天下山川的畫圖，尋覓風景秀麗、氣候宜人的地方，來建造離宮別館。如汾州有管涔山（今山西寧武西南），山上有天池，氣候涼爽，是夏季休養的勝地，他就在那裡建造了一所汾陽宮。這除了滿足煬帝的天下好風景由他一人來占有的欲望之外，是沒有什麼積極意義的。 運河的開鑿　關隴地區的農業生產既然衰退，而江南地區經過東晉、南朝二百七十多年間勞動人民的辛勤開發，卻成為「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飢。……魚鹽杞梓之利，充仞（）八方；絲綿布帛之饒，覆衣天下」（《宋書·孔季恭傳論》）的富饒之區。這也就是說，中國的經濟重心已逐漸轉移到南方，然而隋王朝的政治、軍事重心，卻仍舊在北方。中國的地形，由西北向東南傾斜，中國的長江大河，也大都由西向東流入大海，南北的交通，從來沒有很好整頓過。隋王朝面臨的歷史任務，就是必須把南方的經濟重心與北方的政治軍事重心聯繫起來，使南北成為統一的整體。溝通南北的運河大工程，就是在這種新的客觀形勢下進行的。所以，運河的開鑿，是符合時代的需要的，即使隋煬帝不開鑿，也一定有其他人出來開鑿這一條聯繫南北的新河道的。 隋代從文帝時起，就很注意水利灌溉工程的興修(3)，尤其對運輸山東之粟來接濟供應關中一事，是更為關切的。文帝鑒於當時「渭水多沙，乍深乍淺，漕運者苦之」（《隋書·蘇孝慈傳》），乃於開皇四年（公元584年），命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經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賴之」（《隋書·食貨志》）。到了隋煬帝即位，避帝諱，改稱富民渠。開皇十五年，因為底柱山水流太急，並下「詔鑿底柱」（《隋書·高祖紀》），減緩黃河的水勢，以便漕運。 隋代運河的開鑿，可以分成五段，上面講到富民渠，可以說是運河的第一段。 第二段為通濟渠。煬帝大業元年（公元605年），「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谷、洛水達於河；復自板渚（板渚在虎牢東）引河歷滎澤（今河南鄭州西北）入汴；又自大梁（今河南開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於淮」（《資治通鑑》隋煬帝大業元年）。在通濟渠開鑿以前的汴河，由黃河流至開封以東的雍丘（今河南杞縣）附近，便東流至徐州，再南流與泗水同入淮河。這段運河開鑿以後，汴河由黃河流至雍丘一段，完全與舊日的汴河河道相同，但到達雍丘附近後，卻東南流至泗州，注入淮河。這樣，南北水路的運輸線就大大地縮短了。在隋煬帝所開鑿的運河中，這是最重要的一段，它把黃河和淮河聯繫起來。通濟渠廣四十步，渠旁皆築御道，「種榆柳，自東都至江都，二千餘里，樹蔭相交」（《大業雜記》）。 第三段是山陽瀆。煬帝也在大業元年，「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今江蘇淮安）至揚子（今江蘇揚州南）入江」（《資治通鑑》隋煬帝大業元年），長三百餘里，寬四十步。邗溝，是春秋末年吳王夫差所開的渠道。山陽瀆就是利用舊有的邗溝，加深加寬而修成的，它把淮河和長江連接起來。 第四段是江南河。隋煬帝於大業六年（公元610年），下「敕穿江南河，自京口（今江蘇鎮江）至餘杭（今浙江杭州），八百餘里，廣十餘丈」（《資治通鑑》隋大業六年）。據南宋陸游《入蜀記》：「自京口抵錢塘，梁陳以前不通漕，至隋煬帝始鑿渠八百里，皆闊十丈，夾岡如連山，蓋當時所積之土。」隋代也是把舊有河道，加深加寬，使長江和錢塘江聯結了起來。 第五段是永濟渠。隋煬帝於大業四年，下「詔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治薊，今北京）」（《隋書·煬帝紀》）。「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就是疏浚沁水下游，南達黃河，在沁水下游則向東開道鑿渠，攔截住沁水和清水、淇水，不讓它們流入黃河而流入白溝（即今衛河），加大白溝的流水量。漕運就是由黃河入白溝即衛河，到達天津市附近，再由衛河轉入潞河，直達涿郡附近。這一條渠開鑿時，因疏浚舊道，工程浩大，丁男不夠，開始徵發婦女服役。這一條河後世稱之為北運河。 因為通濟渠以汴水為主幹，永濟渠以白溝、淇水為主幹，所以唐人詩文中往往簡稱這兩條河渠為「淇、汴」，就是這個道理。 這幾條使南北貫通起來的運河，是7世紀初葉中國勞動人民的偉大創造。當時直接參加運河開鑿工程的有幾百萬人，他們用自己的勞動、智慧和創造力，克服種種困難，勝利完成了這一歷史的巨大任務。 這條運河通運以後，第一，它把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聯繫起來，從此大大地縮短了南北的距離，便利了南北的交通；第二，它使南北物產的交流有了通暢的渠道，對經濟發展起了很大作用，以後沿運河的幹線上，興起了許多商業城市，這些城市都因為所處地理位置的優越而繁榮起來，通濟渠南端的揚州（江都），便逐漸形成為全國的經濟中心；第三，它還使繼隋而興的唐、宋王朝，由於南北經濟、文化聯繫進一步密切而愈趨穩固，從而也加強了全國的統一。在海運尚未暢通以前，在內地的陸上交通尚未採用新式交通工具以前，運河一直是國內溝通南北的大動脈。 運河在經濟上的積極作用，唐、宋時代的人已經作了高度的評價。《元和郡縣圖志》河陰縣下云：「煬帝……開通濟渠……自揚、益、湘，南至交、廣、閩中等州，公家運漕，私行商旅，舳艫相繼。隋氏作之雖勞，後代實受其利焉。」皮日休也指出：「隋之疏淇、汴……在隋之民，不勝其害也；在唐之民，不勝其利也。今自九河外，復有淇、汴……南運江都之轉輸，其為利也博哉」（《汴河銘》）。他還做了一首詩來歌頌這一開鑿運河的偉大業績，詩云：「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汴河懷古》）宋人盧襄在《西征記》（《錦繡萬花谷》前集卷四十引）中也說：「遂念隋大業間所以浚辟使達於揚子，不過事游幸爾。……今則每歲漕上給於京師者數千百艘，舳艫相銜，朝暮不絕，蓋有害於一時，而利於千百載之下哉！」這些論調，對隋的開鑿運河基本予以肯定，個人是完全贊同的。但是也無可諱言，隋煬帝以及唐、宋的統治者，利用運河的溝通南北，來肆意掠奪江南人民的財富，江南物資的北調，正好說明江南人民所受剝削的加重。所以晚唐詩人李敬方在《汴河直進船》詩中寫道：「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生民，避唐太宗諱改）為害亦相和。東南四十三州地，取盡脂膏是此河！」我們在肯定開鑿運河的歷史意義時，也得看到「取盡脂膏是此河」這一令人矚目的事實。 這條運河在開鑿過程中，無論通濟渠、永濟渠，都動員了上百萬的民夫。通濟渠在大業元年三月開鑿，同年八月就通航了。永濟渠在大業四年正月開鑿，也不到幾個月就通航了。這樣巨大的工程，是在官吏督役嚴急的情況下迅速完成的，不可避免地給人民帶來了很多苦難。掘河的民夫，經久不息地勞動，受凍挨餓，加上疾病侵襲，死亡的人數在半數以上(4)。 作為隋的最高統治者隋煬帝，他開鑿運河主要是為了加強統治和榨取江南人民，也帶有便於他本人巡遊享樂的動機。大業元年（公元605年）三月，他在下令開鑿通濟渠的同時，派官吏往江南造龍舟及各色船隻數萬艘。同年八月，通濟渠這一段運河剛鑿通，隋煬帝就帶了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並十二衛禁衛軍士，浩浩蕩蕩，乘舟前往江都。皇帝坐四層龍舟，高四十五尺，長二百丈，上有正殿、內殿、東西朝堂，這在本章第一節里已經介紹過了。皇后乘翔螭舟，制度稍小，華麗無異。此外還有浮景、漾彩、朱鳥、蒼螭、白虎、玄武、飛羽、青鳧、陵波、板、黃篾等數千艘。共用挽船夫工八萬人。拉帝、後、妃、嬪、親王、公主的挽夫有九千餘人，稱為「殿腳」，「皆以錦彩為袍」（《資治通鑑》隋大業元年），「執青絲纜（拉縴繩）挽船」（《隋書·食貨志》）。另外又有平乘、青龍、艨艟、艚、八、艇舸等數千艘，分載十二衛禁衛軍士以及兵器幕帳，由兵士自己輪番牽拉，不給挽夫。「舳艫相接，二百餘里，照耀川陸，騎兵翊兩岸而行，旌旗蔽野。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資治通鑑》隋大業元年），「豐辦者加官爵，闕乏者譴至死」（《隋書·食貨志》）。由是「多者一州至百輿，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將發之際，多棄埋之」（《資治通鑑》隋大業元年）。大業二年，隋煬帝從江都走陸路回東都洛陽時，又趕造輅輦車輿，作黃麾三萬六千人仗。車輿旌旗，百官儀服，「所役工十餘萬人，用金銀錢帛巨億計」。「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網羅被水陸，禽獸有堪氅之用者，殆無遺類」（《資治通鑑》隋大業二年）。農民如果捕不到煬帝規定所要的飛禽羽毛，只好向豪富蓄積之家去買，羽毛價格騰貴到翟雉尾一枚，值縑十匹，白鷺羽一枚，值縑五匹。這樣，不知加重了人民多少額外負擔，浪費了民間多少物資。 修馳道與築長城　隋煬帝除了營建東都洛陽與開鑿幾條運河以外，他還在大業三年（公元607年）巡行北方時，「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行山，達於并州，以通馳道」（《隋書·煬帝紀》）。及登太行山，又開直道九十里。還派人去說服附塞的突厥啟民可汗，令動員突厥民眾，「發榆林（郡治榆林，今內蒙古准格爾旗東北十二連城）北境，至於其牙（大利城，今內蒙古和林格爾北）。又東達於薊（今北京市），長三千里，廣百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隋書·長孫覽傳從子晟附傳》）。 隋文帝在開皇元年（公元581年）四月，「發稽胡修築長城，二旬而罷」（《隋書·高祖紀》）。開皇五年又「發丁三萬，於朔方（郡治岩綠，今內蒙古伊克昭盟烏審旗南白城子）、靈武（郡治回樂，今寧夏靈武西南）築長城，東距河，西至綏州（治上縣，今陝西榆林東南），綿歷七百里」（《資治通鑑》陳至德三年）。開皇六年，又下令「發丁男十一萬，修築長城，二旬而罷」。開皇七年，又下令「發丁男十萬餘修築長城，二旬而罷」（《隋書·高祖紀》）。到了隋煬帝大業三年出巡榆林北境時，又下令「發丁男百餘萬，西距榆林，東至紫河（今內蒙古南部，山西西北長城外的渾河），一旬而罷，死者十五六」（《隋書·煬帝紀》）。大業四年（公元608年），又下令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榆谷（胡三省謂當在榆林西）而東。這兩次隋煬帝修築長城的目的，是保護附塞突厥啟民可汗，使他不受來自北方的侵襲。可是在兩次修築長城工程的過程中，民夫間關跋涉，因疾病和饑寒暑熱而死的，占民夫總數的半數以上，代價是巨大的。 * * * (1)　《隋書·高祖紀》：開皇四年（公元584年）九月甲戌，駕幸洛陽，關內飢也。開皇五年四月戊申，車駕至自洛陽。 《隋書·高祖紀》：開皇十四年八月辛未，關中大旱，人飢，上率戶口就食於洛陽。　開皇十五年三月己未，至自東巡狩。 《隋書·高祖紀》：及（開皇十五年）東拜太山，關中戶口就食洛陽者，道路相屬。 (2)　《資治通鑑》唐中宗景龍三年（公元709年），關中飢，米斗百錢，運山東、江、淮谷輸京師，牛死什八九。群臣多請車駕復幸東都……上怒曰：「豈有逐糧天子邪！」乃止。 (3)　隋代除了開鑿運河以外，在隋文帝時，還修建了許多水利工程。如： 《隋書·高祖紀》：開皇二年三月，開渠，引杜陽水於三原。 《隋書·郭衍傳》：開皇元年……突厥犯塞，以衍為行軍總管，領兵屯於平涼，數歲，虜不入。征為開漕渠大監。部率水工，鑿渠引渭水，經大興城北，東至於潼關，漕運四百餘里，關內賴之，名之曰富民渠。 《隋書·宇文愷傳》：後決渭水達河，以通運漕，詔愷總督其事。 《讀史方輿紀要》：隋開皇四年，又以渭水多沙，深淺不常，漕者苦之。詔宇文愷鑿渠引渭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里，名廣通渠，漕運通利。 《元和郡縣圖志》河東道太原府晉陽縣條：晉水，其南派，隋開皇四年，東南流入汾水。　晉澤在〔晉陽縣〕西南六里，隋開皇六年，引晉水溉稻田，周回四十一里。 《通典·州郡典》洛州河陰條：其汴口堰，在〔河陰〕縣西二十里，又名梁公堰，隋文帝開皇七年，使梁睿增築漢古堤，遏河入汴也。 《通典·州郡典》朗州武陵條：有純紀陂，今名白馬陂。隋開皇中，刺史高難陀修，其利不減鄭、白二渠。 《隋書·薛胄傳》：先是（隋開皇中，薛胄為兗州刺史），兗州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泛濫大澤中。胄〔乃於城東二水交流之處〕遂積石堰之，使決令西注，陂澤盡為良田。又通轉運，利盡淮海，百姓賴之，號為薛公豐兗渠。 《讀史方輿紀要》山西臨晉縣條，姚暹渠在縣東南，源出夏縣巫咸谷，流經安邑縣及解州，又西流入縣境。本名永豐渠，隋大業中，都水監姚暹重開故渠，因曰姚暹渠。 (4)　《開河記》：詔發天下丁夫，男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者皆至，如有隱匿者斬三族。……丁夫計三百六十萬人。乃更五家出一人，或老或幼或婦人等，供饋飲食。又令少年驍卒五萬人，各執杖為吏，如節級、隊長之類，共五百四十三萬餘人。……〔渠成〕點檢丁夫，約折二百五十萬人；其部役兵士，舊五萬人，折二萬三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