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史 · 第五十三節 職 官 概 論
唐代官制，異常複雜，稍後更有「官」與「使」之別，益令初學者難以了解。外官系統較單純，可略而不論，茲只就內官[173]表說其大概。（已見前五節者不復出）
甲、三省
（一）尚書省
吏部尚書——侍郎——吏部等四司。
戶部尚書——侍郎——戶部等四司。
禮部尚書——侍郎——禮部等四司。
兵部尚書——侍郎——兵部等四司。
刑部尚書——侍郎——刑部等四司。
工部尚書——侍郎——工部等四司。
以左、右僕射領省事，其下有左、右丞；左丞管吏、戶、禮三部之十二司，其下設左司。右丞管兵、刑、工三部之十二司，其下設右司。凡司各置郎中、員外郎一或二員。省署在南，故謂之南省。
（二）門下省 下置（1）給事中，掌封駁。（2）左散騎常侍，閒員。（3）左補闕、左拾遺，主諷諫。又附設弘文館，館有學士，掌詳正圖籍。
（三）中書省 下置（1）右散騎常侍，閒員。（2）右補闕、右拾遺，與左者向。附設集賢殿書院，院有學士，主刊輯經籍；史館，掌修國史；秘書省，省設監，掌圖書事；司天台，台設監，掌歷數。
乙、御史台
其長曰大夫，次中丞，職在司憲，有大事推勘，則與中書、門下共訊之，謂之三司。下設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等員。中唐以後，外官理民事者率准其職之高下，帶憲官兼銜[174]。
丙、九寺
寺各設'卿，太常、宗正為正三品，余皆從三品。
（一）太常 掌禮樂、祭祀。所設各署中有太醫署，署置醫、針、按摩等博士。
（二）光祿 掌膳羞。
（三）衛尉 掌兵器。
（四）宗正 掌宗屬。
（五）太僕 掌廄牧。
（六）大理 掌刑獄。
（七）鴻臚 掌賓客。
（八）司農 掌倉儲。所領署中有太倉署。
（九）太府 掌帑藏。
近人論九寺系統，以為宗正隸吏部，司農、太府隸戶部，太常、鴻臚隸禮部，太僕、衛尉隸兵部，大理隸刑部，各承其部而執行，唯光祿不言所承云云。今檢《六典》及《舊書·職官志》所記九寺職掌，都無上承某部之規定，不確者一。如八寺各有所承，應按吏戶禮兵刑工之次第分敘，且不應光祿獨缺，不確者二。唐制如大理注擬官吏，上之刑部，太僕受監牧羊馬所通籍帳，上之駕部以議其官吏考課等等，則猶諸近世兩機關會辦之制度，與隸屬顯有分別。常尋繹九寺所掌，多屬於中央或皇室之繁瑣事項，故特分官以專責成，未得全目為事務重複，議者無非惑於《周禮》六官，以為可包羅一切而已。（參《略論稿》九八—九九頁）
丁、五監
（一）殿中 掌服御。
（二）國子 掌儒學，凡分六學：（1）國子學。（2）太學。（3）四門。（4）律學。（5）書學。（6）算學。
（三）少府 掌百工伎巧，如冶鑄、造弩、鑄錢、互市等事屬之。
（四）將作 掌營繕宮室。
（五）都水 掌舟楫、河渠之事。
說者又謂國子隸禮部，少府、將作隸工部，其誤與謂九寺隸六部同，且殿中、都水何獨無所屬也。
武官不記者非重文輕武之謂，原夫初唐武將，均可出任都督、刺史，安史亂後，方鎮武士之領此職者更多，終李唐一朝，宰相常可臨戎（見前五節），通三公、三師七十一人，起自軍功者二十一，實際上並無文武之殊途，其涇渭顯分者只下級之折衝等而已。
職官未實授之時，則上冠「試」、「攝」、「權」、「判」或「檢校」等字樣以示別，「判」字唯中唐偶一用，通常作「判處」解，又中唐後「檢校」猶之虛銜（「員外置」及「員外同正」亦然），用法與初唐不同。別有「版授」者則以榮寵老人之類，並未入仕。
盛唐時士人喜作清望官（參《舊書》四二），尤以丞、郎為貴，（《國史補》）外官職雖較高，亦目為貶降，可能是受都市繁華之影響。
唐人詩文對官制稱呼，往往應用別號，兩省相呼為閣老，尚書丞郎相呼為曹長，員外、御史、拾遺相呼為院長，上可兼下，下不可兼上，侍御史相呼為端公[175]。（《國史補》）其餘如左貂、右貂即左右散騎常侍，夕拜即給事中，大諫即諫議大夫，右史即起居舍人，小天、小儀、小秋即吏部、禮部、刑部員外郎，中諫或補袞即補闕，曲台即太常博士，侍御即殿中侍御史，若此之類，不可盡記。（《容齋四筆》十五）
內外官之數，難以統計，顯慶二年劉祥道言：「今內外文武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會要》七四）裴度言：「今天子設官一萬八千。」[176]（《語林》三）所差當不遠。入仕之途，除明經、進士、明法、書、算外，有四門學生、流外（不入流內者）、品子（即門資之類）、封爵、勛官、齋郎、屯官等。
唐代官制書存於今者以《六典》為最古，然《六典》施用與否，說者不一。最早而曾與修書之韋述，以為開元「二十六年奏草上，迄今在直院，亦不行用」（《書錄解題》引《集賢記注》），其次，元和初，呂溫代鄭（《四庫提要》誤「陳」）《請刪定施行〈六典〉〈開元禮〉狀》又言，「星周六紀，未有明詔施行」，故宋范祖禹謂「《唐六典》雖修成書，然未嘗行之一日」。（《范太史集》一六）但建中二年盧奏事，引用《六典》，（《會要》五五）元和中劉肅撰《大唐新語》九，稱《六典》「迄今行之」，於是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七以為「雖不悉行於世，而諸司遵用殆將過半，觀《唐會要》請事者往往援據以為實，韋述以為書雖成而竟不行，過矣」。程大昌又引《會要》升諫議為三品，朝班以尚書省官為首，祠祭當涖以監察，均援用《六典》，何以遂言未嘗頒用。（《雍錄》一）《四庫提要》七九始斷言：「疑當時討論典章，亦相引據，而公私科律，則未嘗事事遵用。」近內藤乾吉撰文，大致采其說，陳寅恪再申其意云：「所可言者，《六典》一書，自大曆後公式文中可以徵引，與現行法令同一效力，觀樂天詩所述陽城奏語，亦此問題例證之一也。」（《元白詩箋證》一八四頁）是三說也，雖大致不誤，仍有補充或修正之必要。
間嘗謂《六典》內容，可畫分為兩部分：
（甲）排比當時施行之令式，後來未有改變，此類占絕大部分，與任何時之現行令式無異。
（乙）再可分為三小類：
1.成書前已改章而《六典》尚記舊制者。如《六典》三著十道，然景雲二年曾析山南為東、西二道，開元廿一年又析為十五道。
2.成書後不久便改章而與《六典》相違者。如《六典》一首著「尚書左右丞相」，然天寶元年即復舊為「左右僕射」（此亦至德後未嘗改修《六典》之的證）。
3.擬加修改而未經明詔施行者。如朝班次序以尚書省官為首，諫議大夫升三品等，故有待於貞元、會昌之奏請或令定（《略論稿》八二頁未注意到此點）。
其中更有彼此不照之處，如開元廿五年已敕鴻臚寺屬之崇玄署改隸宗正，而祠部條仍稱道士等簿籍一本送鴻臚，又如國子監之文成，開元廿年已由廿人減為十人，而考功下仍稱二十員[177]，故鄭請先刪定而後施行，吾人更由此曉然於韋述所謂「不行用」，系指「《六典》整體」而言，無容惶惑。近人或解韋、呂所用「行」字為通行之「行」（即其書本少見），非遵行之「行」，觀上證，已足破其謬。劉肅「行之」之義，又概指《六典》內排比之令式，讀者不應咬文嚼字也。抑任土作貢是自古征課之原則，姑無論此一條是否開元前舊令，陽城究不妨援引以支持及證明自己之抗爭為有理，初非如陳說未頒行者「與現行法令同一效力」。任何人苟有陳請，無不望付諸實行，唯其如此，故嘗徵引舊文，以示其可行及非由我創，盧等之引《六典》，猶斯意也。
複次，《中國田制史》言，《通典》記開元廿五年所頒均田制度甚詳備，然其時均田已壞，意系重申舊制以圖恢復大體，決非新創云云（一七六頁），已能揭出其可疑之點，惜仍未知《通典》系鈔自《六典》，《六典》在輯錄舊制的地方，充其量只能說是再度申明舊制之依然有效，《通典》等書誤用「開元二十五年令」字樣，一般人未之細考，遂以為此一年有過許多明令更革，而不知其恰與事實背馳也。
於此可順帶略述唐之法典。開元時計有律十二章，令二十七，格二十四篇（《敦煌掇瑣》三載《金部格》，蘇瓌有《刑部散頒格》，《通典》十著《屯田格》及《倉部格》，又一七○著《開元格》），式三十三篇（敦煌本存《水部式》，羅振玉雲，永徽、垂拱、神龍、開元式凡四修）。永徽四年詔長孫無忌等撰《律疏》三十卷，內分笞刑五（十至五十），杖刑五（六十至一百），徒刑五（由一年起，遞加半年，至三年止），流刑三（二千、二千五百、三千里），死刑二（絞、斬），笞以上、死以下皆有贖法。大抵《唐律》所影響，東至日本、高麗，南至安南，北至契丹雲[178]。
自開元至大中，長安每日有條報記朝廷大事，傳於各地（《可之集》十，但是否創自開元，無考），是為後世邸鈔之始，亦即新聞紙之雛形。今考敦煌石室存開天間大事若干條，或署曰「開元天寶殘史書」，王國維謂系「占家所用歷以驗禍福者」（《沙州文錄補》），然日下不定「紀甲子名及所屬五行」，王說非也。試細驗其性質，顯是條報之纂集。大抵當日條報只署月日不署年，又或略有殘缺，後人纂集時隨意隸之，故與史書前後差一載，如是則牴牾之故，極易明白，此一殘冊直是最古新聞紙之鈔本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