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史 · 第四十節 戶口升降及收支大賬 附和糴
國課無論按丁（租庸調）或按畝（兩稅）徵收，都與版圖之伸蹙、戶口之漲縮有密切關係，可惜唐代涉此類材料，非常殘缺，然匯合群書之零碎片段，於讀史者未始無多少補益，（甲）表即本此意以編成。
①《通典》七稱永徽元年戶部尚書高履行奏，去年進戶一十五萬，今戶三百八十萬，則此是貞觀廿三年之數。
② 尾數六一，《舊書》四三作五一。又同年之戶數，《會要》八四列於開元廿四年下，今從《六典》，因此年甲戌正是造籍之年。
③ 原作「二百二十有八」；按是年縣數比貞觀十三增六十餘，州數斷不會反縮一百三十，略翻閱《地理志》及《括地誌·序略》，便自曉然，故可斷「二百」必「三百」之訛。
④ 《新書》三七及《通鑑》二一四作四八、一四三、六○九。
①按開元廿八之州府數，已校正為「三二八」（見注③），天寶十三之州府數又為「三二一」，則本年之數，不應與前後出入太大，據此理由，知《舊書》「三百六十二」應「三百二十二」之訛，並參《通鑑考異》。
② 《會要》八四作八、五三五、七六三，《舊書》九及《通鑑》二一五作八、五二五、七六三，均與此數不符，並參三二九頁注①。
③ 《舊書》九作四八、九○九、八○○，與開元廿八相比，《通典》竟少三百餘萬，當有誤。
④ 參看卅八節三一○頁注②。
⑤ 參看卅八節三一一頁注①。
⑥ 參看卅八節三三七頁注②。
⑦ 參看卅八節三三七頁注⑧。
⑧內分不課戶一、一七四、五九二，課戶七五八、五八二，計不課戶占總戶數百分之六十有奇，與天寶十三、四載情形無大殊異。（參看前卅八節）。又《新書》五二所記，百位以上數目相同，只尾數作「二十四」小異。《會要》八四作一、九三一、一四五，則千位以下數目不相同。
⑨內不課口一四、六一九、五八七，課口二、三七○、七九九，計不課口占總口數百分之八十七有奇，比天寶末更多（參看前卅八節）。
⑩此與《新書》五二所記乾元三年之一、九三三、一二四，除百萬位外幾全同，但斷無戶增百萬而口數反減七萬之理，可見《舊書》、《會要》所記廣德戶口，不過是鈔襲乾元三年之舊戶籍，當日實未嘗另造新籍也；二百萬應是一百萬之訛。
（11） 試與乾元三年數比觀，只萬位之數不同，此亦廣德二年照鈔舊冊之證。（參《十七史商榷》七二）
①《會要》八四作三、八○五、○七六；按《通典》七稱，「約都得土戶百八十佘萬，客戶百三十餘萬」，知今本《會要》系將萬位之數誤為十萬位。
② 《通鑑》二三七胡注引宋白云：「國計簿比較數，天寶州郡三百一十五，元和見管總二百九十五，比較天寶應供稅州郡計少九十七。天寶戶總八百三十八萬五千二百二十三，元和見在戶總二百四十四萬二百五十四，比較天寶數稅戶通計少百九十四萬四千六百九十九。」由其所舉州郡、總戶二數來看，似是比較天寶元年，但由三二二（或三六二）減去二九五，只差二十七（或六十七），並無「九十七」之多，豈宋白所引有誤歟？抑李吉甫合不申版籍及淪陷各州而計之歟？其次，八、三八五、二二三，亦與《通典》、《會要》、《通鑑》三書所記天寶元年總戶數不合（參看三二七頁注⑥），豈吉甫所據非元年之數歟？最末，元和戶數比天寶斷不止少百九十餘萬，今如由八、三八五、二二三減去二、四四○、二五四，則相差為五、九四四、九六九，胡注應校正為「五百九十四萬四千九百六十九」方合，蓋百萬位上漏「五」字，又將百位、十位兩數字誤易。
③ 《會要》八四《雜錄》條及《通鑑》胡注引宋白均同，惟《會要》同卷戶口數條稱「元和戶二百四十七萬三千九百六十三」，不知究指元和某一年。
④ 《舊書》一五七《王彥威傳》作三百三十五萬，《新書》五二同；惟《新書》一六四《彥威傳》又作三百五十萬。《舊書》一六，長慶元年戶二、三七五、八○五，與此所差乃少百餘萬，或百萬位之「二」是「三」之訛也。（參《十七史商榷》七二）
①《新書》五二言：「武宗即位，戶二百一十一萬四千九百六十，會昌末戶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按開成四及會昌五戶均四百九十餘萬，不應前後三四年間遽減復遽增二百餘萬，《新書》此處必誤無疑。
首須注意者，自武德至天寶之末，戶與口在數目上雖表示著一路增加，但吾人試從戶數觀之，漢之極盛，民戶一二、二三三、○六二，口五九、五九四、九七八，（《漢書·地理志》）隋大業五年戶八、九○七、五四六，（《隋書》二九）唐唯天寶十三載計戶九、○六九、一五四，始過於隋，此何故也？（《會要》八四永徽三年戶部尚書高履行奏，開皇中有戶八百七十萬，今現戶三百八十五萬。高宗曰：「邇來雖復甦息，猶大少於隋初」，對此已有疑惑）如曰「戰伐死傷」，（《漢唐事箋》八）則隋末之亂，不十年而大定。《通典》七云：「我國家自武德初至天寶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隆）漢室，而人戶才比於隋氏，蓋有司不以經國馭遠為意，法令不行，所在隱漏之甚也」；又雲「唐百三十餘年，雖時起兵戎，都不至減耗，……若此（比）量漢時，實合有加數，約計天下人戶，少猶可有千三四百萬矣。」蓋有民間之隱匿，有官吏之隱匿，兩者合斯戶數愈少。隋文大索貌閱（又稱團貌[1]，今以照片代之）而得新附一百六十四萬餘口，（《通鑑》一七六）宇文融獻策括籍而得客戶八十餘萬，（《新唐書》五一，開元十二年）其隱匿之嚴重可想。大曆七八年間，舒州刺史獨孤及《答楊賁處士書》云：「昨者據保簿數，百姓並浮寄戶共有三萬三千，比來應差科者唯有三千五百，其餘二萬九千五百戶，……不持一錢以助王賦。……每歲三十一萬貫之稅，悉鍾於三千五百人之家，謂之高戶者歲出千貫，其次九百、八百，其次七百、六百貫，以是為差，九等最下，兼本丁租庸，猶輸四五十貫，以此人焉得不日困，事焉得不日蹙，其中尤不勝其任者，焉得不襁負而逃。」（《毗陵集》一八）推原禍始，無非玄宗不為版籍，六七十年積漸成風，難以復反矣。
其次，乾元為急劇轉變之樞紐；此一年戶數比天寶十四載約損七百萬[2]，口數約損三千六百萬[3]，森谷以為由於戰爭死亡及隱匿過甚[4]，固然是兩個要因。然尚有彼未注意者一，即此數隻包含一百六十九州，概言之，只得天寶末州郡之半數，如以二倍之，應約戶四百萬，口三千四百萬；但安、史所盤據或殘破之地方，人口率多屬較密，是又不能遽用比例推算者。
其次，據李吉甫《元和國計簿》，元和二年有戶二百四十餘萬，前視建中，後比長慶，均所差頗大。考吉甫言，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十五道凡七十一州，不申戶口[5]。每歲賦入倚辦，止於浙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道，合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全國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率以兩戶資一兵云云；按山南、劍南、嶺南三道又畿輔及河南、河東[6]、江南三道之一部，其收入當不菲，作何處置，吉甫並未提及。複次，由二九五州減去一百二十州（七十一加四十九），仍剩一七五州，應屬於吉甫所未提之地域，由是思之，此一七五州之收入，除用以供給政費及皇宮開支外，直無他途，吾人討論唐代收支時不可忽略此一點[7]。
抑逃戶之弊，改定兩稅後仍未少戢，是亦元和戶數較少之一因。元和四年六月敕：「兩稅法總悉諸稅，初極是便民，但緣約法之初，不定物估，粟帛轉賤，賦稅自加。」（《會要》八四）同時李翱《進士策問》云：「初定兩稅時，錢直卑而粟帛貴。……及茲三十年，……其輸錢數如故，錢直日高，粟帛日卑，……是為錢數不加而其稅以一為四，百姓日蹙而散為商以游，十三四矣。」（《李文公集》三）十五年李渤疏：「臣出使經行，歷求利病，竊知渭南縣長源鄉本有四百戶，今才一百餘戶，閿鄉縣本有三千戶，今才有一千戶，其他州縣，大約相似，訪尋積弊，始自均攤逃戶」；（《舊書》一七一）逃避之始，由於所納實物，增加數倍，繼而已逃之賦，復攤派於未逃，大有令人非逃不可之勢。又六年衡州刺史呂溫奏：「當州舊額戶一萬八千四百七，除貧窮、死絕、老幼、單孤、不支濟等外，堪差科戶八千二百五十七。臣到後團定戶稅，次檢責出所由隱藏不輸稅戶一萬六千七。……臣昨尋舊案，詢問閭里，承前徵稅，並無等第，又二十餘年都不定戶，存亡孰察，貧富不均。……州縣雖不征科，所由已私自率斂」，（《元龜》四八六）依溫之言，匿稅者直達三分之二，其所以能隱匿，則因不執行三年一定戶有以致之。
天寶中歲入歲出，據《通典》卷六所推估（《元龜》四八七記在天寶八年下），物歸其類，可次列為三表：
（表內小計數字用大寫，余俱小寫，下表同。附×號的均是約計之數。）
① 據《敦煌掇瑣》三《天寶官帳》，大綿每屯估一百五十文。
② 按每丁調布二丈五尺，庸每日折布三尺七寸五分，合二十日為七丈五尺，兩項相加計十丈即二端（布五丈為端）；今《通典》雲，「兩端一丈五尺」，殆將調麻三斤折布一丈五尺也。
③ 《新書》五一於天寶五載下記稱：「天下歲入之物，租錢二百餘萬緡，粟千九百八十餘萬斛，庸調絹七百四十萬匹，綿百八十餘萬屯，布千三十五萬餘端。」與《通典》相比，知材料同出一源，但粟數漏計出布郡縣五、二○○、○○○石，布數漏計江南郡縣五、七○○、○○○端，故總數與《通典》不符。
《通典》又云：「諸色資課及句剝所獲[8]，不在其中。據天寶中度支每歲所入端、屯、匹、貫、石都五千七百餘萬，計稅錢、地稅、庸調、折租得五千三百四十餘萬端匹屯（貫石），其資課及句剝等當合得四百七十餘萬。」按此四百七十餘萬，未據將各單位所占數目分別列出，故無從計入。
比觀（乙）（丙）兩表，便見錢、米兩項，收支相抵。（丙）表未將絹、布、綿三項細數開列，本來不能與（乙）表相比，惟是（乙）表之虛數約計，只得五二、三〇〇、〇〇〇，而據《通典》所注，實是五三、四〇〇、〇〇〇，則約計內少差一、一〇〇、〇〇〇，此外尚有資課等四、七〇〇、〇〇〇，故（乙）表收入之匹屯端二五、三〇〇、〇〇〇，亦可認為與（丙）表支出之匹屯端二七、〇〇〇、〇〇〇，大致相抵。
唐代財政之收入與支出，都在中央一大系統之下運用著，地方應支出若干，中央即在徵收所得中令其留下，故稅款分為供京、留使、留州三項；留使者送交本州所隸之節度或觀察使支用，留州者即留在各本州支用。《唐代財政史》謂「留使則是解交諸道的，留州是地方應克留下的稅款」，（一五一頁）然「諸道」亦是「地方」，對於各級支用之區別，說來殊不清楚。
①《通典》雲「大凡一千二百六十萬」；按一千一百萬與一百九十萬相加，應為一千二百九十萬，《通典》之「六十」當校正為「九十」。又《舊書》三八稱，「每歲經費衣賜則千二十萬匹段，……大凡千二百一十萬」，數目亦誤，前數當校正為一千一百萬，後數當校正為千二百九十萬。
首應說明者，（丁）表支出之數，已包括於（丙）表諸道節度軍糧等一千萬石及諸道兵賜等一千三百萬匹屯端之內，《通典》所以特提者，見開元以前每歲邊用不過二百萬貫，而開、天間軍費之特別膨脹也。其次，匹段雖未指出為絹為布，吾人可相信是包含兩種，因全國征絹之數，據表（乙）只有七百四十萬匹而已。還有一層，前文所謂收支相抵，並不是意味著必須支出，即如表（丙）折充絹布添入兩京庫之三百萬石，回充米豆併入京倉之三百萬石，入西京、東京之一千四百萬匹端，其中全部或最少一部固完全歸君主自由支配而可任意浪用。
以上是唐代經濟最繁榮時中央收支之概況。安史亂後，始而河北不貢，繼而隴右淪陷，京西一帶又多為神策軍收管（見前卅五節），情形自迥然不同；幸而《通典》卷六尚有一節，略述建中初情形，茲參合《通鑑》二二六之說，製成（戊）表[9]。
（戊）建中初收支概況表
米、麥之價值不同，米、麥與錢如何伸算，又毫無標準，故外費占總收入百分之幾，實無法估計。若分別言之，則外費占總收錢三分之二弱，占總收米、麥約八分之七弱，總括一句，外費幾達總收入三分之二矣。
關於軍費之浩大，開成元年又有王彥威之奏；彼稱長慶戶凡三百三十五萬（參三二九頁注③），而兵額約九十九萬，天下賦稅一歲所入三千五百餘萬，上供者只三之一，通計以三戶資一兵，故其餘四十萬眾須仰給度支。按彥威去吉甫時僅卅年，似不應有兩戶、三戶之大異，三百三十五萬之三分一，約戶一百一十萬，如以兩戶資一兵，計可供軍六十萬，由九十九萬減去六十萬，所余便是四十萬，故疑「三戶」本二戶之訛。若大中間，孫樵奏稱率中戶五僅能活一兵，（《可之集》六）彼非計臣，其言未必可據。
審計工作亦已相當發展，由刑部之比部掌之。據《舊唐書》四四，比部「掌勾諸司百寮俸料、公廨贓贖、調斂徒役課程、逋懸數物、周知內外之經費而總勾之，……凡倉庫出納、營造庸市、丁匠工程、賦斂、勛賞賜與、軍資器仗、和糴、屯牧亦勾覆之」。至各機關呈送帳目之程限，據《六典》六，「其在京給用，月一申之，在外，二千里內，季一申之，二千里外，兩季一申之，五千里外，終歲一申之」。
陳寅恪論財政云：「此章主旨唯在闡述繼南北朝正統之唐代，其中央財政制度之漸次江南地方化，易言之，即南朝化，及前時西北一隅之地方制度轉變為中央政府之制度，易言之，即河西地方化二事，蓋此二者皆系統淵源之範圍也。」[10]此種論調，近於「出奇制勝」，乍觀之，容易使人接受，細按之則不然，今請先觀其立論之基據。
陳引《新書》五三，「……於是初有和糴，牛仙客為相，有彭果者獻策廣關輔之糴」，因而申其說云：「史言其（仙客）在相位庸碌，不敢有所裁決，自是實錄，但施行和糴於關中，史雖言其議發於彭果，然實因仙客主持之力，乃能施行」[11]；夫既曰「不敢措手裁決」，（《舊書》一○三《仙客傳》）從何而斷其極力主持？而且此議發自彭果，「彭果與此政策之內容究有何聯繫」，自應先行推考，方能得其淵源，陳竟以「難以考知，故置不論」[12]兩語跳過，且再進一步作大膽之決定雲[13]：
以仙客之庸謹，乃敢主之者，其事其法必其平生所素習，且諗知其能收效者，否則未必敢主其議。由此推論，則以和糴政策為足食足兵之法，其淵源所在疑舍西北邊隅莫屬也。
謂主持一種政策者必先嘗試行有效，證諸舊日政治家舉動，多不如是，相反者則往往由理論而見諸實行，著一「疑」字，知彼亦不敢堅信和糴法之必創自西北矣。陳氏於是又引《隋書》二四《食貨志》以證其出自西北之主張，其言云：
依據《隋·志》紀述，知隋初社倉本為民間自理，後以多有費損，實同虛設，乃改為官家收辦，但限於西北諸州邊防要地者[14]。
余按《隋·志》又言，開皇十六年詔社倉准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並未聲明官辦只限於西北。抑和糴法確不始於開元間之河西，請舉七證以破之：
1.唐太倉粟窖磚：「貞觀十四年（六四○）十二月廿四日，街東第二院從北向南第六行，從西向東第九窖，納和糴粟六千五百石。」陸耀遹跋雲「和糴之米，始於後魏，《通鑑》梁武中大通六年（五三四），魏謀遷都，擁諸州和糴粟悉運入鄴城，註：和糴以充軍食，蓋始於此。王應麟亦云，後魏定和糴之制」。（《金石續編》四）[15]。
2.唐太倉米窖磚：「貞觀廿三年十二月廿九日，大街西從北向南第一院，從北向南第六行，從西向東第十三窖，納和糴米四千四百石。第一頭一千五百石，和糴官人，……第二頭二千九百石，和糴官人……和糴副使……」（同上）
3.「天授初，……兼檢校豐州都督仍依舊知營田事，則天降書勞曰：……不煩和糴之費，無復轉輸之艱」。（《舊書》九三《婁師德傳》）
4.「證聖元年三月二十一日敕，州縣軍司府官等不得擅取和糴物。」（《會要》九○）
5.開元十六年十月敕：「自今歲普熟，谷價至賤，必恐傷農。加錢收糴，以實倉廩，縱逢水旱，不慮阻飢，公私之間，或亦為便。宜令所在以常平本錢及當處物，各於時價上量加三錢，百姓有糶易者為收糴，事須兩和，不得限數。」（《會要》八八，並參《宣公集》一八《軍糧事宜狀》、二二《請置義倉狀》及《舊書》四九）
6.「開元二十四年三月六日，戶部尚書……李林甫奏，租庸丁防、和糴雜支、春彩稅草諸色旨符，承前每年一造。」（《會要》五九）按仙客於廿四年十一月始入相，（《舊書》八）此雲「承前」，即是廿四年之前已有和糴。
7.「凡和市糴皆量其貴賤，均天下之貨以利於人。」（《六典》三）原校雲，「《舊唐·志》作和糴和市」。按《六典》雖呈上於開元廿六，然著手纂輯，早在多年以前，且是「排比當時施行令式」（用《略論稿》八二頁之語），亦見仙客作相前已有和糴。
合各證觀之，和糴之法，隋之前早行於北魏，實由常平、均輸演變而來，原以均貨利民，但政府需要某種物品時，亦得適用其法。貞觀在開元前百年，京師已設許多和糴專官，開元十六又令所在和糴，足證其絕非「河西地方化」。陳氏固屢引《會要》八八及九○兩卷，獨證聖元、開元十六兩條避不提及，此非由於偶然疏忽，實「系統論」之成見誤人不淺也。
《新書》五三全文云：「貞觀、開元後，邊土西舉高昌、龜茲、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緣邊數十州戍重兵，營田及地租不足以供軍，於是初有和糴。」「初有」指河西而言，即是說，河西原無和糴，後因邊軍需要，乃將中原和糴法推行於河西，以充當地軍食。《新書》又接言：「牛仙客為相，有彭果者獻策廣關輔之糴，京師糧稟益羨。」曰「廣」則示原來關輔已行此法，不過是時再加擴充。陳氏不會其意，竟認為中央制度變而河西地方化，正適得其反。《敦煌掇瑣》六六號有《天寶四載豆盧軍（屬河西）和糴汁帳殘本》，又高適《送竇侍御知河西和糴還京序》：「天子務西州之實，歲糴億計，何始於貴取而終以耗稱，俾邊兵受寒，戰馬多瘦，挽域中之稅，鑄海上之山，江淮之人，蓋奔命矣。……我幕府涼公勤勞王家……」（哥舒翰於天寶十二年封涼公，並加河西節度）實緣開、天之際，西北用兵頻繁（見前廿五、六節），故就近在河西大行和糴，免運輸之困。依和糴正規，固行於有餘價賤之年，其違此者非法制之正軌；（參前引《宣公集》一八）然陳過分信《明皇雜錄》「自安遠門西盡唐境萬二千里，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安遠是「開遠」之訛，陳氏謂本名「安遠」[16]，實未詳考故書），未察當日用兵之實，遂謂必須其地農民人口繁殖，有充分之生產，始得行收購之實，西北邊州「為當日全國最富饒之區域」[17]。則須知長安西出萬二千里，已達今之帕米爾，其中大半沙漠不毛之地，即就敦煌以東言之，亦只河西走廊一段較為肥沃，比之江淮大平原，要為落後許多。陳氏乃據此為立論之點，固知其脫離現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