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史 · 第三十三節 唐 之 馬 政

我國產馬無多，尤其不產良馬。周穆王之八駿，《左傳》晉國屈產之乘，據余考之，皆西北方之馬[194]也。漢武向大宛求善馬，亦明漢馬之不良。 高祖起兵太原，曾言「蕃人未是急須，胡馬待之如渴」。乃突厥以馬千匹來太原交市（匹、疋通用），義士咸自出物，請悉買之；帝曰：「彼馬如羊，方來不已，吾恐爾輩不能買之。胡人貪利，無厭其欲，少買且以見貧」；（《大唐創業起居注》）寥寥數語，乃恰道著中唐以後市馬之困苦。 隋、唐牧馬，均在西北。文帝遣屈突通往隴西檢覆群牧，得隱藏馬二萬匹。（《續世說》一〇）貞觀時鑒於國初馬匹之缺乏，將赤岸澤（在舊長安城東數十里，即長安、同州之間，見《周書》七大象二年下）所得牝牡三千，徙牧於隴右。下至麟德，四十年間，蕃生至七十萬六千疋，置八使以董之，四十八監以掌之[195]。馬牧在秦、渭二州之北，會州之南，蘭州之東，中包原州之地，東西約六百里，南北約四百里；猶嫌狹隘，更析八監，布於河曲豐曠之野，乃能容之。馬一匹僅值一縑，是為馬價最賤時期，高宗時賣宛中馬糞，猶得廿萬緡雲。 垂拱後廿餘年，馬疋潛耗大半。開元初，王毛仲領閒廄使，牧馬廿四萬疋，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匹。（《張說之集》一二，參《元和志》三）又據郗昂《岐邠涇寧四州八馬坊頌碑》，知五坊在岐，余在三州，十九年時有馬四十四萬疋。（《全唐文》三六一）天寶十二載，諸監養馬三十一萬九千三百餘疋，內十三萬三千五百餘為騍馬（《元和志》三。騍馬，牝馬也。同書又稱都監牧使管四監牧使，天寶中共五十監，內東宮使管九監，南使十八監，西使十六監，北使七監），是為馬牧復興時期。然開元間猶歲市突厥馬三四千，一歲一市。廿四年馬竟一歲再來，總一萬四千，玄宗為可汗初立，特予多留，十退一二，酬物五十萬匹（伸計每馬價四十餘匹），突厥猶有違言。（《張曲江集》六）蓋突厥、回紇皆信用九姓胡，胡人素操商業，性嗜利[196]，我國絲絹，中古時在西方取得重價，其迫我市馬，將以營謀厚利也。（參《隋史》第五節） 秦、渭、蘭、原四州於廣德初都陷吐蕃，牧場盡失，故永泰元年吐蕃入寇，有詔大搜馬。而回紇自乾元以後，負討賊功，每歲來市，納一馬取直四十絹（此據《舊書》，《新書》作縑），動以數萬求售，欲帛無厭。大曆八年七月，代宗欲悅其意，盡為市之，回紇辭歸，載賜遺及馬價，用車千餘乘。其年十一月，再市六千匹。（《通鑑》二二四）德宗建中初，詔市關輔牝馬三萬，（《會要》七二）似欲從內地繁殖，而缺乏經營，無濟於事。三年，回紇遣使來，追唐所負馬直一百八十萬匹，德宗詔以帛十萬及金銀十萬兩償之。（《通鑑》）洎貞元三年，釋憾和親，未始不因「會邊將告乏馬，無以給之」（《通鑑》）之故。 購馬之經濟損失，言之最痛切者莫如白居易，其《陰山道樂府》云：「五十疋縑易一疋，縑去馬來無了日，養無所用土非宜，每歲死傷十六七。縑絲不足女工苦，疏織短截充匹數，藕絲蛛網三丈余[197]，回鶻訴稱無用處。咸安公主號可敦，遠為可汗頻奏論。元和二年下新敕，內出金帛酬馬直。……誰知黠虜啟貪心，明年馬來多一倍。」（《長慶集》四）又《元和（三年）與回鶻可汗書》云：「省表，其馬數共六千五百匹；據所到印納馬都二萬匹，都計馬價絹五十萬匹。緣近歲已來，或有水旱，軍國之用，不免缺供，今數且方（或作「萬」，皆「先」字之訛）圓支二十五萬匹。……頃者所約馬數，蓋欲事可久長；何者？付絹少則彼意不充，納馬多則此力致歉，馬數漸廣，則欠價漸多，以斯商量，宜有定約。」（同上四〇。平均每馬價廿五匹）當日收入既短，復征役歲興，市馬而至負債，財政之拮据可想。經過此一回要約後，每年所來之馬，仍以萬計。（參《通鑑》二四四大和四年） 關於馬價所直物匹之數，陳寅恪曾提出三項疑問：（1）絹精而縑粗，何以《舊書》作絹，《新書》作縑，是否直絹四十，直縑五十？（2）以二十五萬匹絹充六千五百匹之馬價，則一馬約直絹四十匹，與《舊·傳》之言頗合；若納馬二萬而索絹五十萬，每馬只易絹二十五匹，何以相差甚遠？（3）如以時代先後為解，則實物交易，似不應相差如此。頗疑回紇系用多馬賤價傾售，唐人則減其馬數而依定直付價云云。（《元白詩箋證稿》二四四—二四五頁）其實，陳氏未注重「方圓支」三字，方圓支者猶謂先行籌給一筆數目，易言之，即所來二萬匹全數收買，惟馬價未立時付清，故下文有欠價漸多之申言。《說文》：「縑，並絲繒也」，《釋名》：縑，「其絲細緻，數兼於布絹也。」又《漢書·外戚傳》上作縑單衣，顏註：「即今之絹也。」顏師古是唐初人，縑、絹相同，似可無誤[198]。質言之，稱「絹」者用唐世當日之通言，稱「縑」者引漢代之舊語，所謂（1）絹貴縑賤，於典無征。若時代先後，縑價確有不同；開元初，絹一匹僅值錢二百（見前十九節），大曆中，一縑直四千，貞元末又降為八百，（《新書》一六五）就數字論，大曆中比開元初為廿倍，貞元末仍為四倍（關於此點，仍須兼顧錢幣值之升降，但元和系錢荒時期）。元和三年夏上去貞元末不過三數年，絹價諒無大上落，每馬給價廿五匹，按物價漲縮言之，元和馬價還比開元為高，則（2）項之疑可以解決。抑《元和與回鶻書》齗齗以約定馬數為言，即欲其後此歲納有定，以免頻開交涉；如果核減來馬，便當如開元之書所云「十退一二」也，故（3）之疑尤不確。陳氏結論謂「唐回馬價問題，彼此俱以貪詐行之」，（同前引書二四五頁）應有所修正。 馬除供軍之外（天寶中各鎮戎馬八萬餘匹，見前廿二節），驛傳所用不少，據近年出土唐世文書，四鎮運輸多用馬力，罕用驢馱，至少官家如是。（《文物參考資料》二卷五期一六〇頁）但考大業九年，「課關中富人，計其資產出驢，往伊吾、河源、且末運糧，多者至數百頭，每頭價至萬錢」，（《隋·食貨志》）此或隋代突厥來馬無多，（參前文太原起義）亦許兩國失和，互市斷絕。唯北方內地民運，用驢比較普通，試觀開元廿九年京兆府奏：「兩京之間，多有百姓僦驢，俗謂之驛驢，往來甚速，有同驛騎」，（《元龜》一五九）便可知之。官驛亦有時用橐駝。（哥舒翰為隴右節度，常遣人乘白橐駝奏事，日馳五百里，見《通鑑》二一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