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史 · 第十三節 隋對西北之交通

雅材斯基曾評高等學校歷史教科書對交通道路之發展，極少注意，（一九五三年《歷史問題譯叢》一本七頁）蓋地理交通即文化傳播之路線，經濟轉輸之血脈，上古氏族移徙之路徑，於歷史研究固具有密切關係者。 最近，蘇聯外貝加爾地區之考古工作，曾發現中國大土瓶一具，認為青銅時代我國人所用之器。（《文物參考資料》二六期八七頁）又一九三三年塔吉克共和國境發掘得唐中宗神龍二年（七〇六）河西官吏之文牒及唐代戶籍、借券斷片各一通。（《唐代文獻叢考》一四八—一五一頁）按貝加爾湖即漢蘇武持節不屈之北海，唐代對突厥族用兵，亦未嘗到達其地，土瓶之出現，即使非華人身履北方，亦必朔漠民族自中國攜歸。簡言之，上古初期我國與漠北及西北域已有不見於記載之實際交通，余嘗謂兩地域之間，後人視為荒遠者，在上古人視之，反若頗近，即斯義也。 周穆王西行，最遠所至何地，國人考證，已有數家，據我所見，沈曾植說最得其的。沈著《〈穆天子傳〉書後》云：「卷四末，里西土之數，與《漢書·西域傳》、《魏書·西域傳》大略相符。所謂自宗周至西北大曠原萬四千里。以今里法減折算之，大曠原蓋今裏海、鹹海之間大沙漠東迤北至烏拉嶺東吉里吉斯高原也。」（據張鵬一《阿母河記》引）自平王東遷，西北阻隔，然秦穆公伐戎王，益國十二，遂霸西戎（約公元前六二四）。波斯王大流士（Darius）磨崖刻碑（約公元前六世紀末），而秦代先世乃有石鼓十碣及詛楚文之精美刻石（約公元前四世紀），亞力山大王（前三五六—前三二三）之東征，應與伊蘭文化東傳，不無影響。更後，則秦始皇三十三年（前二一四），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各地皆在今河套之北），中築亭障，以逐戎人；所謂「戎人」，當是伊蘭族類無疑。羅斯道瑟夫（Rostovtseff）曾言，早在安息時期（公元前三二二年，即周慎靚王以後），中國曾發現一種奇異之波斯勢力，如鱗狀、環狀之胸甲，輸入於中國騎兵，又馬隊之戰術及裝備——包含弓、矢、短槍、劍、短劍及馬甲——亦依伊蘭模式而變化。尤有進者，漢武帝太初元年（前一〇四）以後，開置張掖、酒泉、武威、敦煌四郡，其中昭武、驪靬等縣，解者都謂因西北歸化人之名以為名（昭武九姓在中亞，驪靬即大秦之別號）。以上所言，皆西漢中葉以前西域與我有交通聯繫之確證；惜乎《秦紀》早佚，交通之跡，遂曖昧不明。 張騫既還，漢廷為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計，使節西行，絡繹於道，返國後，各以聞見報於所司，《漢書·西域傳》即此種材料之纂集也。傳云：「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非今之鄯善縣）傍南山北（今崑崙山脈），波河西行（河即塔里木河），至莎車（經余考正為塞勒庫勒『Sarikul』，今稱蒲犁縣）為南道，南道西逾蔥嶺（今帕米爾『Pamir』），則出大月氏、安息（Arsak，今伊朗）。自車師前王廷（今吐魯蕃『Turfan』附近）隨北山（今天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今同名，亦稱喀什噶爾『Kagar』）為北道，北道西逾蔥嶺，則出大宛（其地屬今烏茲別克共和國）、康居（居音渠，見《史記索隱》，又音其尼反，見《史記正義》，即元代之康里『Qangali』）、奄蔡（希臘古地誌稱為Aorsi，今裏海之北）焉。」所舉兩道，均在天山之南。天山北之通道，並未提及，蓋漢使罕至，故付闕如，南道經行之地方，亦即希臘商人梅斯（Mes Titianus，公元六八—八〇）所經之絲路。 漢人取玉門、陽關以西行，一則避匈奴之威脅，二則可以捷達于闐。奈東漢以後，新疆大沙漠（Takla Makan）受西伯利亞暴風之影響，逐漸南侵，舊日旅途，埋於沙磧。然交通是人類與土地鬥爭之歷史，故外行者多改由今之安西出發，專走北道，玉門關亦隨而移往安西（其確年不詳）。 裴矩導煬帝以勞民傷財，誠無可取，然凡商胡至者，矩恆誘令言其國俗與山川險易，成《西域圖記》三卷，前此所未有也。其自序有云：「復以春秋遞謝，年代久遠，兼併誅討，互有興亡，或地是故邦，改從今號，或人非舊類，因襲舊名，兼復部民交錯，封疆移改，戎狄音殊，事難窮驗」，確是研討有得之言，不可因人而廢。由隋至今幾千四百年，我國習外國史地者，率未能依照矩所指示，做過切實工夫，故迄無如何成績。隋祚短促，述作不多。近年所得陸法言《切韻》殘本，學者猶珍如拱璧，矩書不存，至為可惜。 新疆對外通道，至矩撰《西域圖記》，始大致完備；其自序又云：「發自敦煌，至於西海，凡為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今哈密）經蒲類海（今巴里坤湖）、鐵勒部、突厥可汗庭（今巴勒喀什湖之南），渡北流河水（今錫爾河），至拂菻國，達於西海。其中道從高昌（即漢之車師前王廷）、焉耆（今同名）、龜茲（今庫車之古譯）、疏勒度蔥嶺，……至波斯（今伊朗），達於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今和闐）、朱俱波、喝槃陀度蔥嶺，……至北婆羅門（今北印度），達於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矩所稱南道之東段（蔥嶺以東），即《漢書》之南道，其西段則通至印度。彼所稱中道之東段（蔥嶺以東），即《漢書》之北道，其西段則接入《漢書》之南道。又彼所稱北道之東段，乃天山北邊之交通路線，《漢書》未之載，其西段則接入《漢書》之北道。序中三個西海，函義不一；南道之「西海」指印度洋，中道之「西海」指波斯灣，北道之「西海」指地中海。 突厥民族自初已雄長北方，近世考古又發見天山留上古徙民之遺蹟，從可信矩之「北道」，存在或較「中」、「南」兩道為更早。試再比觀（1）周穆王西行（約公元前十世紀），（2）希路都吐司（Herodotus約公元前五世紀中葉）敘述黑海海岸通西伯利亞之路，（3）東羅馬使臣邪馬克司（公元五六八）赴突厥報聘，（4）成吉思汗西征（一二一八），（5）哲別、速不台二將自康里回軍（一二二三），（6）教皇使臣勃拉奴（Plano de Carpine）赴蒙古（一二四五），（7）法國路易第九派路卜洛克（Rubruck）赴蒙古（一二五三），（8）蒙古人常德馳驛西謁皇弟旭烈兀于波斯（元憲宗九年，一二五九），皆嘗踏上此途程或其一部，是知矩之「北道」，不特如白鳥所言，中亞胡商欲利用之以輸出華絲於東羅馬，實際上，匈奴早已運用為轉輸華絲於西亞、羅馬之通途。易言之，此一「北道」即華絲外輸之間接路線，白鳥擬名為「毛皮路」，似乎所見未廣。 天山南路一帶當日住民之情形，亦應趁此略為述及。依近世勒柯克之考查，並參以我國記載，大約自西漢起，至九世紀中葉止，其北部——或東至哈密，大都被伊蘭之粟特人所占，種族為吐火羅（Tuxara），屬印歐語系。西南二方至疏勒附近，被伊蘭別一系塞（Saka，余曾考定「西夜」是其別譯）族所占。蒲昌南界則為印度人所占，彼輩自印度西北部向東推進，並與藏族通婚，面部想已多少與東亞人相像，故中國史家稱作羌族。因此之故，歐人所創「東土耳其斯坦」一詞，絕不適用於彼時。又吐魯番附近掘得之青銅器，與南俄及克里米之斯開提亞古物相合，石像之特點，亦與南俄所見者同。現時存在之建築，非波斯式即印度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