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史 · 第九節 隋代三大工程——建築與水利

除修築長城已見前文三節外，隋代工程，群眾尚能分其餘惠者計有三事： 甲、大興城 文帝繼北周都長安（漢舊都），嫌其制度狹小，庾季才言，漢營此城，年將八百，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開皇二年六月，詔於城東南廿一里龍首川處，創建新都，以宇文愷有巧思，使領營新都副監，翌年三月畢工，命名曰大興城。據近人估計，其舊址面積約七十平方公里，大於現時之北京。（《文物參考資料》三八期六八頁） 其制，宮城居最北，皇城（又曰子城）在其南，略如圖（甲）。 皇城東西五里余，南北三里余，城內南北七街，東西五街。南面三門，東西各二門。自西漢以後，至於梁、陳，宮闕之間，並廁民家，文帝以為不便於民，於是皇城之內，並列衙署，不使雜人居止，蓋新意也（近世所謂衙署集中，即昉此）。宮城南門外之東西大街，南北廣三百步（六尺為步），又宮城南門外之南北大街（承天門街），東西廣百步。外郭城東西十八里余，南北十五里余，周六十七里（據近人言，南京城周六十一里，為世界第一，長安城經韓建及明代等改築，依《圖書集成·職方典》四九七，周止四十里，如隋制倖存，或不讓南京居首也），高一丈八尺，當皇城正南（朱雀）門之南北大街，曰朱雀門街，東西廣百步。皇城之東盡東郭，皇城之西盡西郭，分為三縱列，每列南北皆十三坊，象一年有閏（共七十八坊，除去二市為七十四坊）；每坊皆開四門，有十字街，四出向門，如圖（乙）。 皇城之南，東西共分四縱列，以象四時，南北皆九坊，法《周禮》王城九逵之制（共三十六坊），其坊但開東、西二門，中有橫街，如圖（丙）。不開南北街者，為其沖城闕也（此種禁忌，今猶有之）。 坊之縱廣，在皇城南者，縱各三百五十步，廣三百五十或四百五十步；在皇城左右者，廣各六百五十步，縱四百或五百五十步（涉縱廣之數，舊說不盡相同）。 外郭城內有東、西兩市，每市占二坊之地，方六百步，每面各二門，如圖（丁）。四面皆市易之所，中置二署，即治市之官府，其街各廣百步。 全城坊、市，棋布星羅，街衢寬直，制度弘偉，自古帝京，曾未之有，惜後世之不知保存也。 飲水之源有三渠：一曰龍首渠，引自滻水。二曰永安渠，引自交水。三曰清明渠，引自坹水（又作泬，俗訛為「沈」，又名潏水）。 宋人呂大防云：「隋氏設都，雖不能盡循先王之法，然畦分棋布，閭巷皆中繩墨，坊有墉，墉有門，逋亡奸偽，無所容足，而朝廷、宮寺、門居、市區，不復相參，亦一代之精製也。」（《長安志圖》上）斯言允哉。 大業九年二月，曾發丁男十萬城大興，或因增高城牆而起。 日本平安京系仿唐長安城而建築，唐長安又即隋之大興，此城設計為東亞創作，故能使東瀛慕化也。至於那波利貞以為大興特點根於北魏胡族系之實行性，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以為有資於西域藝術之流傳，（六二—八一頁）立論都未確切。宇文愷本鮮卑族，與西域無關。閻慶之姑即宇文護之母，陳因護字薩保，薩保為祆教職名，遂疑「閻氏家世殆出於西域」；然蒙古時代之蒙人，不少用景教語為名，今之人或用耶教語為名，教名不定是種族之表示；且祆教先行於漠北，北魏靈太后甚信胡天神（參看《唐史》西方宗教節），尤不見得奉祆教者即西域之族。若何稠之叔何妥，《隋書》七五、《北史》八二均稱為「西城人」，西城於兩漢、晉、宋、齊皆為縣，當今陝南之安康，從此入蜀經商，原是便道，陳為先挾成見，遂不惜臆改「西城」作「西域」。合而觀之，陳所謂隋代三大技術家宇文愷、閻毗（慶子）、何稠之家世，俱含西域血統者，實屬厚誣；吾人不否認西方文化常影響我國，要當於事跡彰確處求之也。 竊謂大興城偉大之重點，在於布置或整個的設計。宮城居北，本孔學南面而治及眾星拱辰之思想，其餘四縱列象四時，九坊象九逵（亦或取《易》卦陽九之義），十三坊象一年有閏，都無非東方式文化之表現。今就整個大興城觀之，雖集中地表現了封建時代的建築特色，而其遷建動機，則因漢城水皆鹹鹵，不甚宜人。尤要者，隋文指定衙署與民居分離，固便於統治階級，同時亦確便於封建統治下之人民。推之，市為群眾所必需，自然安置在民居附近，無取乎《周官》「面朝背市」之舊論。又如道路作棋盤式，坊有十字街，皆是引導人民，使其交通便利，此則值得表揚者。 乙、通濟渠 我國現在河北、山東、江蘇之東部，在有史以前，均是低洼之地，從西向東之無數水系，咸向此方輸出，水挾泥沙，積久乃漸淤淀為平陸。然因各水系之經常排泄，所以沖積平原之間，仍保留許多港汊，互相交錯，形同蛛網。試觀吾粵珠江三角洲間河道交織，便可即此例彼。申言之，河、淮、江三大流域之末游，當上古時代，實存在著互相貫通之支港，此為吾人對於三大水系首先應有之認識；同時，就應打破最近以前河、淮、江三流本來各不相通，禹曾治河，鴻溝為人工所鑿之數重誤會。 據我最近之研究，東周以前的黃河正流，即是古人所謂濟水（濟或作泲，又稱沇水），由河南東北行，經山東半島諸山之北麓，至廣饒縣入海。但在河南汜水縣附近，分出一支，此一支名目甚多，如蒗盪渠、鴻溝、陰溝等是也。分支未久，又再歧為兩派：一派東出合泗水而匯於淮，後世通稱曰汴水。一派東南行，合渦、蔡（又稱沙水）、汝、潁等而會於淮。與隋、唐漕運關係最密切者，即前一派之汴水。汴水當東漢永平間，經王景一度修治，至六朝時代，汴、淮通運，未嘗斷絕。隋開皇七年，命梁睿在河陰縣西二十里增築漢古堰，遏河入汴，名汴口堰，又曰梁公堰。煬帝大業元年，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自板渚（又曰板城，在汜水縣東北三十五里，在舊汴口之西約十五里）引河入汴，又自大梁（即汴州）之東，引汴達淮（汴水本由今開封經陳留、、睢、寧陵、商丘、虞城、夏邑、碭山、蕭、銅山等縣，會泗水而入淮；煬帝時采較直的路，由商丘東南經夏邑、永城、宿、靈璧、泗等縣而會淮，不先會泗水），名曰通濟渠，又曰御河。渠廣四十步，旁皆築御道，樹以柳。 春秋之末，吳王夫差就古瀆遺蹟，開為溝，以通江淮。至開皇七年（五八七），隋將伐陳，因於揚州循溝故道，開山陽瀆，自山陽（淮安縣）至揚子（江都縣南）入江。煬帝既發動通濟渠工程，同時又征淮南民十餘萬，將山陽瀆擴大。 總言之，由汴口至江之全段交通，乃半自然半人工所構成之結果，煬帝只浚廣故道，初非新創，舊史敘述不明，遂生誤會。唯《太平寰宇記》云：「大業元年，以汴水迂曲，回復稍難，自大梁城西南鑿渠，引汴水入。」蘇軾《書傳》云：「自淮、泗入河，必道於汴，世謂煬帝始通汴入泗，……又足以見秦、漢、魏、晉皆有此水道，非煬帝創開也。」又程大昌《禹貢山川地理圖》下云：「隋汴受河在板城渚口，而板渚之在《水經》，古來自有分水故道，亦非煬帝之所創為也。」所言為得其實。據《隋書》三，通濟渠工程，發動於三月廿一日辛亥，而八月十五日壬寅，煬帝即乘龍舟幸江都，前後僅一百七十一日，從時間計之，其非全道新鑿，事甚顯然。明人《縠山筆麈》云：「煬帝此舉，為其國促數年之祚，而為後世開萬世之利，可謂不仁而有功者矣，秦皇亦然。」（《天下郡國利病書》三六）此一類批評殊有糾正之必要。在煬帝以前，如曹操、鄧艾、桓溫、劉裕，對河、淮交通，均嘗施力，煬帝以後，如唐如宋，亦須時常浚汴，始能利用，充其量，煬帝不過加工較完滿之一員，其過度推崇之者，一方面由昧於水利之歷史，別方面則根於事經創作便可享成之倚賴心理。秦始皇因舊有基礎而築長城，限戎馬之足者垂千餘年，隋煬不可相提並論也。 大業六年，又自京口（今丹徒縣）至餘杭穿江南河，長八百餘里，廣十餘丈，可以通龍舟。江南河與山陽瀆之聯合線，即清代所謂江南運河及淮南運河。從現時蘇南水道觀之，想亦加工溝接而已。 丙、永濟渠 大業四年，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永濟渠，今名衛河。關於此一次工程，《隋書》三祇雲「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涿郡今北京西南），考沁水於武陟縣入河，見《水經注》，原是黃河一支流，無待乎引。其實，煬帝是將沁水分流入渠，鑿通沁水上流，東北與清、淇二水相接，又東北入白溝，其經過之地，即今內黃、大名、臨清、清河、武城、恩、德、吳橋、東光、滄、青等縣，自青縣以南至臨清，即今北運河之一截。大業七年二月，煬帝「自江都御龍舟入通濟渠，遂幸於涿郡」，想必是出汴口後順流而下，轉入沁水，北至涿郡，故隋人又稱永濟渠為御河。考元世祖中統三年郭守敬稱，懷孟沁河有漏堰余水，東與丹河余水相合，引東流至武陟縣北，合入御河，可灌田二千餘頃（《元史》一六四），又順帝至元三年，衛輝淫雨，丹、沁二河泛漲，與城西御河通流（同上五一），下迄明代，沁與衛仍時通時塞，度即隋時引河入沁之遺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