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佛教史稿 · 附錄二　五代宋元明佛教事略

溯佛教在我國之盛也，隋唐以前，帝王學士，高談名理，世亂則多憂生之嗟嘆，胡人入主，則西域之教亦因之以張。隋唐二代，國家安定，華化漸張，而高僧之堅苦努力，不減於六朝，且教理昌明，組織漸完，玄奘、智 、吉藏、弘忍諸師人物偉巨，故佛法之盛過於六朝，此則因本身之真價值，而不待外援也。隋唐以後，外援既失，內部就衰，雖有宋初之獎勵，元代之尊崇，然精神非舊，佛教僅存驅殼而已。 第一節　本期佛教之勢力 五代之世，梁、唐、晉、漢、周相繼有中原，然均未統一中國。其在北方，有契丹之強大；其在南方諸國，南唐吳越較為有名，凡此諸朝君主，均常取護法政策。梁末帝之敬禮沙門歸嶼（《佛祖統記》作「歸序」）。唐莊宗聽劉後之言，佞佛最甚（詳見《續唐書》三十五），諸臣亦喜浮屠（有騎將史銀槍悟道出家，見《統記》）。晉高祖敕國忌行香飯僧永為定式，天和節道釋賜紫衣（天福五年九十二人，六年百三十四人，見《續文獻通考》），少帝敕為高祖寫大藏經。漢帝之優異僧照、道丕（見《宋高僧傳》卷七及十七）。周太祖以在京潛龍宅為佛宮，賜額天勝禪寺（事見《續文獻通考》），賜中印土僧法進紫衣（同上）。而北方契丹，則於唐天復二年（902）始建開教寺，其後諸帝奉佛日謹（詳見《遼史·本紀》）。至聖宗太平四年（1024），而諸路奏飯僧尼三十六萬。興宗、道宗致力刻經（已在宋時，詳見下）。其在南方，錢氏歷世奉佛，今日西湖上佛寺多與有關（雷峰塔為吳越王修），而宋初之名僧（如天台諸僧及延壽贊寧）多為所庇翼。至若南唐則以酷好浮屠為世所譏（見陸游《南唐書·浮屠列傳》），廢政事，縻國帑，後主則於圍城中聽經不輟，國亡而不知悔悟雲。 然自唐中葉以來，天下屢亂。五代版圖最大之國為後周，而後周世宗即位之明年（955），禁民親無侍養而為僧尼及私自度者，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乏錢，乃詔悉毀天下銅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為妄，而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有所惜哉。」由是群臣皆不敢言。雖世宗未敕禁絕（《宋僧傳》十七謂由道丕之力），然僧紀蕩然，典籍散失（宋初天台求經於日本，華嚴宗求經於高麗），五代之世實六朝以來佛法極衰之候也。 佛法至宋祖、太宗而中興，太宗獎勵尤甚。太祖即位數月，即解除顯德（960）毀法之令，佛寺重興，銅像復出，敕定長春節賜百官宴於相國寺，詔普度童行八千人。太宗即位之年，詔普度天下童子十七萬人。日本（僧奝）、高麗（使臣）、南海（占城沙門淨戒）均以佛法因緣與我交通。至若立寺設齋，禮佛聽經，太祖太宗之世，史不絕書。（詳見《佛祖統紀》）而求法傳譯及刊印大藏，則至為重要，茲稍詳焉。 我國在唐末悟空西行，般若東來以後，國亂相尋，西域道梗，佛教上中西交通幾全斷絕（僅後唐莊宗時有于闐胡僧來中國至五台）。及至宋初，國威稍振，而求法傳教之事漸多矣。茲表列兩宋求法傳教者如下： 宋朝譯經始於太平興國五年（980），西僧法天譯經於蒲州，守臣表進，太宗因有意譯事。而此歲天息災與施護來華，太宗敕二人同閱梵夾，有意翻譯。詔中使鄭守均於太平興國寺西建譯經院，為三堂，中為譯經，東序為潤文，西序為證義，次年院成。組織譯場最為完密，禮節亦至隆重。主譯者為法天、天息災、施護，筆受者為惟淨、法進，而潤文者為大臣（後真宗時，丁謂為宰相兼潤文使，自後為宰相兼職。見《春明退朝錄》），譯經遂成大典。至仁宗時，僧惟淨、中丞孔輔道先後請罷譯事，仁宗以為乃列朝聖典不許。據仁宗《天竺字源序》曰： 翻宣表率則有天息災等三藏五人（西土四人天息災、施護、法賢、法護，東土一人則惟淨耳），筆受、綴文、證義則自法進至慧燈七十九人，五竺貢梵經僧自法軍至法稱八十人。此土取經僧得還者自辭淤至棲秘百三十八人，梵本一千四百二十八，譯成五百六十四卷。（見《佛祖統紀》卷四十五） 宋代翻譯雖事事步武唐朝（如制《聖教序》），然所譯既少於唐，其中亦少重要之著作，于思想上無巨大之影響也。宋初獎勵佛法影響之最大者，為刊行全藏一事。印刷業之發明，雖不知始於何時，然最早即與佛教有關。現在所存之印刷史最早材料有四：（一）日本德孝謙女天皇嘗命印《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咒》百萬紙（至今猶有存者），女皇在位當我國唐玄宗、肅宗之世（約757年）；（二）唐懿宗咸通九年（868）之《金剛經》，則近日敦煌之發現也；（三）司空圖《為東洛敬愛寺講律僧惠確化雕刻律疏》，亦咸通中刻印，中並言先已刻該疏被焚；（四）近日在西湖雷峰塔所發見之吳越造經，此四者均為佛典也。 北宋之初，雕印發達，且以蜀中刻版為最。宋太祖開寶四年（971），敕高品張從信往益州雕大藏經板，經十三年，至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版成進上。在民國五年（1916）時，日本京都開第二次大藏會，陳列中有蜀版之《佛本行集經》，其上題「開寶七年奉敕雕造」，即此本也。此版依據唐智昇《開元錄》之編目付刻，都四百八十函，五千四十八卷。版成之次年，日本沙門奝然來，乞賜印本大藏經，與之。其後七年，高麗韓彥恭亦得其一部歸國。真宗天禧四年，又以之賜東女真國。仁宗嘉祐三年，而契丹、西夏亦得此本。故蜀板實為各國印經之根據。計宋朝此後之刻經，在中國者十三次，高麗刊二次，契丹刊一次，日本刊六次。蓋皆導源於蜀板也（詳見呂澂《佛典泛論》）。 北宋諸帝，多承祖宗（太祖、太宗）成規，保護佛法。真宗詔天下諸路皆立戒壇，編修大藏經錄名《大中祥符法寶錄》，每歲上元親詣寺觀三十餘處，計百拜以上（群臣請令近臣分拜不許，見《國朝會要》）；建寺禮僧不減前代。仁宗稍抑佛法，聽祠部張洞之言，減度僧三分之一（見《宋史·張洞傳》）；又毀天下無名額寺院（見《宋史·本紀》）；罷兩川歲貢織佛（亦見《本紀》），然仍敬禮三寶，奉行祖宗成法。英宗、神宗亦然。但道學漸盛，佛教受其影響。徽宗奉道抑佛，崇寧五年（1106）詔廢除三清祠祀（見《佛祖統紀》）；宣和元年（1119）詔毀佛法（見《宋史·本紀》），詔曰： 自先王之澤竭，而胡教始行於中國。雖其言不同，要其歸與道為一教，雖不可廢，而猶為中國禮義害，故不可不革。其以佛為大覺金仙，服天尊服，菩薩為大士，僧為德士，尼為女德士，服巾冠，執木笏。寺為宮，院為觀，住持為知宮觀事，禁毋得留銅鈸塔像。（據《佛祖統紀》。《宋史》另有「令僧尼稱姓氏」一語） 雖次年仍復釋教名稱，然天下大亂，佛法亦受其影響矣。茲列北宋時中國僧尼數目於下： 太宗　普度十七萬人至二十四萬人（非天下僧尼總數）。 真宗　天禧三年一歲度僧二十三萬百二十七人，尼萬五千六百四十三人（據《佛祖統紀》，亦非總數）。天禧五年，天下僧總數三十九萬七千六百十五人，尼六萬一千二百四十人。 仁宗　景祐元年，天下僧總數三十八萬五千五百二十人，尼四萬八千七百四十人。 慶曆二年，僧三十四萬八千一百八人，尼四萬八千四百十七人 （據南宋章如愚《山堂考索》）。 神宗　熙寧元年，天下僧總數二十二萬六百六十人，尼三萬四千三十人。（宋元豐中，龐元英《文昌雜錄》曰：「祠部歲比天下僧尼道士凡二十四萬。」可見上列數不虛。） 哲宗、徽宗、欽宗時，僧數俱不可考。 北宋時代佛教史上之重要事件，為中國與東亞各國之交通。日本曾數次有沙門來華，最有名者為奝然（在雍熙元年即984年來），其言曰： 日本國傳襲六十四世八十五主，至應神天皇始傳中國文字。至欽明天皇壬申歲，始傳佛教於百濟，當梁承聖初年。至用明立，有太子名聖德，……始遣使入中國求《法華經》，當隋開皇中也。至孝德立，白雉四年遣僧道照入中國從奘法師傳法，當唐永徽四年也。次足姬立，令僧智通入中國求大乘法，當顯慶三年也。次文武立，寶龜二年令僧玄昉入中國求法，當開元四年也。次孝明立，天平勝寶四年遣使入中國求內外教典，當天寶中也。次元武立，遣僧空海入中國傳智者教，當元和年中也。 〔1〕 次文德立，令僧常曉入中國求釋迦密教，當大中年也。 奝然謁五台山，並乞賜印本大藏經以歸。高麗則於宋初遣三十六僧來受道法於永明壽禪師，師亡而法眼一宗絕於中國，反盛行於海外雲。至哲宗元祐元年（1086）而有義天之來朝。義天乃高麗王子之出家者，為祐世僧統，至汴，哲宗敕禮部蘇軾館伴，供張甚盛。義天四上表乞傳華嚴教，乃敕主客楊傑送至錢唐，受法于慧因淨源法師。復往天竺謁慈辯諫法師傳天台教；見靈芝照律師，請戒法及《資持記》；又至金山謁佛印元禪師。義天既還國，復寄金書《華嚴經》新舊三譯于慧因，建閣以藏。（詳參明李翥《慧因高麗寺志》，《武林叢書》本，內載東坡《乞停高麗通貢疏》稱淨源為庸僧，可見當時未重視此事。據《佛祖統紀》原注，「慧因」俗名「高麗寺」，則此號甚早。）義天在宋，又嘗搜集章疏，歸後不久付梓，約得千部，四千卷，今版已失。惟所編目錄曰《新編諸宗教藏總錄》（簡稱《義天目錄》）猶在，足資參考之處甚多也（參看《佛祖歷代通載》）。 宋南渡之前，佛教重地首稱五台、峨眉。五台承唐之舊，峨眉則宋時始盛（見《邵氏聞見後錄》）。而餘杭則自五代錢氏時蔚為大鎮，南渡之後，建都於斯，而佛事更興（詳見《夢粱錄》等書。又《容齋五筆》載歐公送慧勤歸餘杭詩，寫餘杭奉佛之華侈），補陀亦於是時有名（見《佛祖統紀》乾道九年）。蓋高宗雖不許度僧，而常為國亂祈福，且信任法道，其時徑山宗杲在錢塘最有聲望（見《夢粱錄》）。孝宗以後，事佛亦謹。而孝宗之召回宗杲，寧宗遣散道民（摩尼教之變相，見《統紀》四八），均為佛子張目。然其後國祚日促，而兩宋自道學漸盛以來，佛教在學術界之勢力日薄。 北方金人在未強盛以前，即信佛法（宋真宗天禧四年來請藏經，見前）。至宋徽宗時，金太宗即皇帝位，其後諸帝多對佛法未特優禮（太宗卻佛骨，海陵杖禮僧，太宗、世宗禁多立寺，均見《金史·本紀》），然世宗大定中，寺觀納錢請賜名額（見《金石萃編》百五十五），宣宗貞祐中，鬻名號紫衣度牒，以備軍儲，則知僧人數必不少也。 然精神既受孔教復興之排斥，又加以國亂頻仍，實力大衰，元時且有喇嘛教代之而興。喇嘛教者，乃興於吐蕃，即西藏的一種佛教，而專以祈禱禁咒為事者。其僧侶著紅衣，故或亦稱紅教。吐蕃在唐世，其國王棄宗弄贊深信佛教，皈仰玄風。故於即位之初，即遣使者十六人赴印度求佛典，且根於佛教的主義而更定國憲及刑法。其後至玄宗天寶年間，王棄隸蹜贊又遣使於印度，自榜葛刺招善海大師來。後聽其言，又從北印度招瑜伽派高僧巴特瑪撒巴巴（蓮華生上師）至，攜來甚多之陀羅尼及秘密修法來至吐蕃，因創適於其國俗之一種密教，是為喇嘛教。喇嘛者，同於梵語之「郁多羅」（uttrra）乃上者之義，而用之稱長老之語也。至是遂成吐蕃佛教之通稱。吐蕃佛教由是大盛，勢力所及，即國王亦須受其裁抑。西紀900年頃，郎達爾瑪王憂之，謀破滅佛教，乃毀除佛塔寺院，而命僧侶還俗，卒為喇嘛拔爾德爾結所弒，於是佛教再恢復其勢力。郎達爾瑪之孫巴勒科爾贊王時代，乃再建寺院，前代逃赴印度之僧侶亦漸次歸來。而第十一世紀頃，迦濕彌羅及印度僧侶復接踵而至，益復助長佛焰，而喇嘛遂至於左右國政。元憲宗之弟忽必烈於西紀1253年率兵侵入吐蕃，其時正喇嘛扮底達威權旺盛之時。故忽必烈與之和，而國王唆火脫遂降。忽必烈留兀良哈台以攻諸夷之未降者，而自伴扮底達之侄八思巴以歸。已而忽必烈即位為世祖，憂吐蕃之地險遠，而其俗獷悍，乃任用喇嘛使撫御之。信佛之劉秉忠甚有功於帝。又以喇嘛八思巴為帝師，使領吐蕃之地，使其命令與詔敕並行。自是以來威權之盛更無儔匹。凡歷代天子即位之時俱受其戒，而后妃公主亦無不膜拜頂禮。八思巴之後，喇嘛相繼為帝師，其勢力日益強大，卒致弊害百出。如喇嘛僧之如吐蕃者，佩金字圓符，濫用驛傳使，地方官苦於支應。而在民間，則驅迫男子，姦淫婦女，橫暴直不可以理諭，地方官吏又不能逮捕。如是彼等有時直強奪民田，侵占財物，而奸惡之徒，乃從而附其勢焰，以脫於罪網，由是賞罰之途廢。而喇嘛又無納稅之義務，因而農遂有稱為其部民而不輸租，歲入為之減少。彼等以受元室歷代的尊信，遂有營結近侍，強請布施者。而朝廷供養無極，如仁宗延祐四年定面四十三萬七千五百斤，油七萬九千斤，酥二萬一千八百七十斤，蜜二萬七千三百斤以為其歲供，由此以推，他物額數必亦至巨。至順帝而尤甚。國庫益絀，逼而厚斂，人民不堪，因起變亂。而漢人更因種族觀念革命，而元以亡。故喇嘛教者，實為元朝滅亡之一因也。（參看《元史·本紀》、《張珪傳》、《蓋苗傳》及《輟耕錄》）元時僧數寺數，惟至元二十八年可考，蓋《元史》稱是年天下寺宇四萬二千三百一十八區，僧尼二十一萬三千一百四十八人。 明太祖幼時曾為僧，即位後，遂大崇佛教，而加以保護，同時又監督僧侶，以謀其興隆。又皇后馬氏死後，選高僧使侍諸王。有僧道衍者得侍燕王。後燕王篡國，是為成祖，擢道衍為太子少保，復俗姓姚，賜名廣孝。又加西藏僧哈立麻尊號，使統領天下佛教。太祖於南京蔣山刻南藏，至是在北京刻北藏。僧人智光因兩使西藏，通番國諸經，多所翻譯，歷事六朝（洪武后六朝），寵冠群僧，仁宗賜號大國師，錫以金印；英宗加號西天佛子，錫以玉印。宣宗以後，信佛稍衰。而憲宗度僧至五十萬人（見倪岳《禁度僧道疏》），又交納喇嘛，勢力稍盛。及至武宗，更好佛教，學經典通曉梵語，自稱大慶法王，造新寺於內苑，升慈恩、能仁、護國三寺禪師為國師，後又升護國寺禪師（西藏喇嘛）為法王。及至世宗則崇道教而排佛，命毀京師寺院，除宮中佛殿，由是佛教漸衰。 然其時憨山大師出世，為佛教生色不少。大師名德清，全椒人，平生以救苦弘法為志，稅礦之事，全活兩粵生靈無算。於牢戶瘴鄉，皆能現身說法，足跡遍天下。因事遣雷陽，宴然自若。少與雪浪（洪恩亦高僧）留心詞翰，共敷揚華嚴教。其人格之偉大，實令後人敬禮。同時有僧真可者（世稱為紫柏大師），亦游教天下，堅苦卓絕，與憨山並稱。（明萬曆版大藏為密藏幻、餘二禪師發起，憨山、紫柏、袁了凡、馮夢禎之贊助。） 憨山之前，有祩弘（世稱為雲樓大師），在杭州大揚淨土之教。其時利瑪竇等初入中國，宣傳耶教，與佛教為敵，李之藻、楊廷筠均歸之。祩宏作《四天說》以辟之，有云：「現前信奉士夫皆正人君子，表表一時，眾所仰瞻，以為向背者，予安得不辯。」 憨山之後有智旭（世稱藕益大師），宗旨在調和各派，著述極多，而以《閱藏知津》最有名。然佛教究自明中葉以後大衰。滿人未入關前（天聰時），即有限制僧人之舉。康熙、乾隆二帝盛獎儒學，佛教則除保護喇嘛教外，曾未嘗有所盡力。乾隆竟不許建新寺院，禁民間獨子及男子年在六十以下、女子年四十以下者出家，釋教益式微。宗派有臨濟、曹洞、賢首（華嚴），淨土及律之五宗，然僅保守，全乏朝氣。寺院之大者則衣食於原有之莊田，小者則多賃租余屋，或用募化為生。僧人既乏學力，且多壞規戒，故宗風漸頹。然清代士人研究佛學者漸多，清初王船山治法相學；乾隆時彭紹升、羅有高篤信佛法；後龔自珍學於彭紹升（《定庵文集》有《知歸子贊》即贊彭氏），晚受菩薩戒；魏源亦兼修佛典，受菩薩戒。清末楊仁山深通法相、華嚴兩宗，而以淨土教學者，其弟子有桂柏華先生等，大開風氣。而宣黃歐陽竟無則繼其師志，為今日治斯學之泰斗雲。 清朝僧尼數目可查《大清會典》，計康熙初年寺約八萬，僧尼不及十二萬；乾隆初則發度牒至三十四萬有奇。 明太祖既驅蒙古人，即以元之帝師喇嘛僧喃迦巴藏卜為國師，是後又封有灌頂國師、贊善王、闡化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等，使各領西藏人民，以臣屬於明。次至成祖，以公哥監藏巴藏卜為國師；又迎來異僧哈立麻，封為萬行具足十分最勝圓覺妙智慧普應祐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使領全國釋教。其徒孛羅以下三人皆為國師，尋封法王。先是喇嘛戴紅帽著紅衣，娶妻生子傳其教。迨宗喀巴出創格爾格（Gerg）派，黃衣黃冠，不娶妻，以化身轉生傳其教。喇嘛教遂分為紅（samar）黃（saser）二派。明中葉以後，紅教全衰，黃教興隆，凡蒙古西藏之地皆奉之以至於今焉。宗喀巴者，以明初生於甘肅之西寧衛，初修紅教，後其見弊，遂主較嚴之戒律（不娶妻，法事加多），稍去秘密魔術，而自創黃教。建甘丹寺於拉薩東十餘里居之，於成祖永樂十五年（1417）死。成祖曾召其至北京，宗喀巴僅遣弟子應召，亦受明室優禮。 蒙古人在元朝入主中原時，始奉喇嘛教，及被逐居北漠，復返其固有之迷信。及明末，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思借喇嘛之助，整飭國力，再入中原。遂迎宗喀巴後之第三世喇嘛至蒙古，而加以達賴徽號（系蒙古之海字），由是蒙古人遂再為喇嘛教信徒。其後再傳至五世喇嘛羅贊借武力之助，自立為西藏政治上之元首，建宮於拉薩附近之布達拉，而以班禪尊號加於其師，居扎什倫布，而定達賴、班禪化身傳教之說。此說蓋謂宗喀巴，遺言其二大弟子死後，必指示其轉生之地，乃自此地迎立二嬰兒為達賴、班禪二喇嘛也。羅贊自立為政治元首，則約當清朝初年（1644）也。 喇嘛教因其流布於西藏、青海、蒙古、滿洲一帶，清朝為懷柔藩部計，政策上遂加以保護尊崇。關於寺院之配置，及喇嘛之階級與任免等諸制度，均由理藩院執掌。乾隆時（1793）至制定抽籤法，為達賴、班禪轉生之標準。世宗（雍正）初年，外蒙古喀爾喀部之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來北京而死，詔與達賴、班禪死時同一待遇，護其喪還外蒙古之庫倫，而立為喇嘛教之一支。其後達賴喇嘛第五世弟子來京，世宗又大加優禮，尋置之於內蒙古之多倫泊，遂又生出多倫泊之一系。因此，喇嘛教遂分四系：（一）布達拉即拉薩，為達賴喇嘛之本系；（二）扎什倫布，為班禪喇嘛系；（三）庫倫，為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系；（四）多倫泊，為章嘉胡土克圖系。 第二節　本期朝廷對於佛教之法令 自帝王確立其取締僧人之權力，對於教徒多加限制，自宋以後法令益密，茲分三項述之。 （一）管僧專職 五代管理僧尼之官似承唐制，梁太祖敕僧尼改屬祠部，後唐有左街僧錄。宋立祠部鴻臚寺掌道釋宮觀寺院之政，道釋祠廟歸其管理；天下寺僧名額若給空名者毋越常數；釋籍帳除付之禁令，鴻臚少卿為之貳，丞參領之；鴻臚所屬有在京寺務司及提點所掌諸寺葺治之事；傳法院掌譯經潤文；左右街僧錄司掌僧尼帳籍及僧官補之事。南渡後廢鴻臚寺併入禮部。元代設宣政院，秩從一品，掌釋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隸治之。遇吐蕃有事，則為分院往鎮，亦別有印。如大征伐，則會樞府議，其用人則自為選，其為選則軍民通攝，僧俗並用。至元初原設總制院，以國師領之。二十五年因唐制吐蕃來朝見於宣政殿之故，改名宣政院，置院使、同知、副使、參議、經歷、都事、管勾、照磨之屬，諸元帥府、招討司、安撫司、萬戶府皆隸焉，其權力之大可想。明初置善世院，後改為僧錄司，屬於禮部。其衙門初在南京天界寺，後在北京興隆寺，後移隆善寺。天下僧有三等：曰禪，曰講，曰教。在外僧人，府屬僧綱司，州屬僧正司，縣屬僧會司，皆統於本司。凡內外僧官檢束僧人守戒律，違清規者從本司懲處。若犯與軍民相干者，從有司治之。寺廟住持由僧綱保薦，申本司（或轉申禮部）給札，給牒亦由僧司申禮部。清制僅設僧錄司，屬於禮部焉。 （二）出家之限制 自唐會昌以後，國家頗不大行毀法（如周世宗、宋徽宗均未積極毀法），概皆對於僧數寺數加以限制。或於出家嚴定規程，以防其濫，其方法則師法科舉制度，此事約始於唐中宗之敕天下試經度僧。自此後唐末帝清泰二年（935），功德使奏每年誕節諸州奏薦僧道，其僧尼欲立講論科、講經科、表白科、文章科、應制科、持念科、禪科、聲贊科，以試其能否，末帝從其議。至周世宗毀並寺院，有詔約束云：男子十五以上，念得經文一百紙或讀得五百紙，女年十三以上，念得經文七十紙或讀得三百紙，經本府陳狀，乞剃頭，委錄事參軍本判官試驗。兩京、大名、京兆府、青州各起置戒壇，候受戒時，兩京委祠部差官引試；其三處祇委判官逐處聞奏。候敕下委祠部給付憑由，方得剃頭受戒。（上引《容齋三筆》，並注言：念經、讀經之異，疑為背誦與對本）上說二令不悉果實行否，惟二代均享國極短，即行亦不久也。 至宋太祖、太宗均以試經度僧。建隆三年，詔每歲試童行通《蓮經》七軸者給牒披剃；雍熙三年，詔系帳童行並與剃度，自今後讀經及三百紙、所業精熟者方許系帳；至道元年，詔度僧尼誦經百紙、讀經五百紙為合格。然是項法令似少遵行，故真宗復申前禁（大中祥符六年令天下試童行經業）。其後仁宗試天下童行，誦《法華經》（見《歸田錄》）。蓋北宋所試經，率為《法華經》也（見《統紀》引若訥《札子》）。南宋則納錢於官，便可出家（據《容齋三筆》）。孝宗時，僧錄若訥上札，請複試經事，竟不行（見《統紀》卷四十八，淳熙十一年，可詳參）。元代重佛，出家漫無限制。明太祖複試經之法（洪武六年、二十六、二十八年），不久度又濫。宣宗、英宗重申法令，宣德元年詔試經及格方准給牒，宣德二十年，正統十四年又申其令。憲宗時又濫發度牒（事在成化二年、十年、二十年）。明朝此法遂廢弛，清朝遂不行此制。 出家須領官家度牒，始於唐玄宗時。宋時尤確度牒之制，太祖開寶四年四月定諸州度僧額（《續通鑑長編》卷十四）。牒由禮部下，祠部給之，每牒納費百錢。太宗太平興國二年正月，因工部郎中侯陟奏請，遂廢止之。以後諸州每歲須以僧尼籍上祠部，由祠部發牒，由州之長吏親給。但度僧之事漸多，試經所度之外，聖誕及官吏、內臣設寺，亦特別度僧（見《長編》載仁、英、神、哲宗誕日及卷三五九載后妃聖節度僧及《宋史·張洞傳》）。《系年要略》二十五曰：「建炎三年七月戊寅，詔諸州試經撥放度牒，及聖節恩例等，並權住。」又卷一百曰：「舊法降賜度牒凡二：有撥賜，有試經。所謂恩例者，聖節所撥放也。」（參看楊萬里《揮塵錄》上）度人既多，張洞乃奏請減發度牒。至神宗初年而有發空名度牒之事，故在建炎年中禮部員外郎兼權祠部王居言：「本部歲降諸路空名度牒，各不下五六萬，而其間乃無一人緣試經者。」（《系年要略》五十一） 賣牒之舉，始於唐肅宗。宋代賣牒（即空名度牒），不知始於何時，此有三說：一、《續通鑑長編拾補》，引宋陳均撰《九朝編年備要》曰： 鬻度牒始自嘉祐。至治平總十三年，給七萬八千餘道。 二、《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十五謂祠部度牒自治平四年冬始鬻之（《系年要略》同）。 三、宋王栐《燕冀詒謀錄》曰： 僧道度牒，每歲試補。刊印板，用紙摹印。新法既行，獻議者立價出賣，每一紙為價百三十千。然猶歲立為定額，不得過數。熙寧元年七月始出賣於民間。 而《佛祖統紀》（《山堂考索》同）四十五曰： 神宗熙寧元年七月，司諫錢公輔言，祠部遇歲飢河決，乞鬻度牒以佐一時之急，自今聖節恩賜，並與裁損，鬻牒自此始。 日本曾我部靜雄撰《宋度牒雜考》，斷定嘉祐之說由於誤會，而治平四年冬神宗已即位，賣牒之制確始於神宗時。 賣牒熙寧中取百三十千，其後價目有漲落。元豐間高者至三百千。徽宗大觀四年歲賣三萬餘紙，新舊積壓，民間折價至九十千。朝廷病其濫，住賣三年，仍追在京民間者抹毀，諸路民間聞之，一時折價急售，至二十千一紙。而富家停榻，漸增至百餘串（見《貽謀錄》）。高宗南渡，欲重其價，故改黃紙印者為綾，每牒所得者為一百千至數百千。後高宗欲抑釋教，故住賣度牒，令天下僧道納丁錢，自十千至一千三百凡九等，謂之清閒錢，年六十以上及殘疾免納（見《統紀》四十七，志磐謂此為王荊公所創）。高宗末年仍許賣牒（見《統紀》）。宋朝私度者依律科罰，常見於史書中。（以上多採錄曾我部之考，在《史學雜誌》四十一編六號中） 明代由官給牒，亦常猥濫。至明祚衰，亦行賣牒。成化二年，命禮部給牒鬻僧，以濟餓民（見《明大政紀》）。二十年十月，給空名牒一萬紙，分送山陝，令募民為僧道者，詣避災處，輸粟十石給度之。十二月預度天下僧道六萬人，以救山陝飢（《名山藏·典謨記》）。嘉靖十八年定價為十兩，三十七年減四兩，隆慶中減為五兩。清初定牒價為四兩，後又免納。（斂僧之法尚有賣號租稅諸端） 出家人數朝廷亦行限制。遼代如統和十五年禁諸山寺毋濫度僧尼。宋代，開寶六年諸州僧帳許度一人；至道元年詔諸州僧三百人，歲度一人，尼百人，度一人；仁宗時聽張洞之言減度三分一；高宗時停度僧人。明代，如洪武六年禁四十以下女子為尼；二十年令民二十上者不許為僧；永樂十六年定十年度僧一次，額府四十人、州三十、縣二十；天順二年又定十年一度；正德十六年，嘉靖十六年，均禁私度；萬曆中因沈鯉等議禁私建寺度人。清代，如康熙六年定大小寺人數等事；乾隆時亦有同樣禁令。以上為諸代限度之概況。 （三）榮典 朝廷以頒榮典為獎誘僧人之具，茲述其重要者：一為賜名號（死後賜諡）。一為賜紫衣，最濫者如後晉天福五年天和節賜僧人道士紫衣師號者九十二人；六年天和節賜僧人道士百三十四人；而宋高宗時敕賣四字師號價二百千。一為賜寺額，如太平興國三年賜天下無名寺額，曰太平興國、曰乾明。一為賜僧人錢物，元朝每次常賜金千錠數百錠，銀數千百錠，錢數十萬貫不等。一為授爵位，元朝更為優渥混濫，授國師、儀同三司、光祿卿等是也。一為建寺禮廟，如宋太祖親往龍門山廣化寺；太宗敕造金銅像於五台、峨眉，重修峨眉五寺，又遣內侍送寶冠瓔珞袈裟往峨眉普賢寺，峨眉山之有名自此始；真宗亦賜黃金三千金修普賢寺設齋。一為賜著作入藏，如後晉高祖敕以可洪《大藏經音義》四百八十捲入藏，宋仁宗敕賜天台教文入藏等事是也。一為行香，於皇帝誕日或國忌日百官往佛寺行香（見《西溪藂語》、《容齋筆記》、《王文正公筆記》等書），而僧道先後每為爭端雲。 注　釋 〔1〕 《佛祖統紀》注說：「貞元、元和間，有日本最澄受荊溪一宗疏記以歸。當以此為傳教之始可也。而奝然乃言空海傳教，而不及最澄何耶？《唐書》亦言空海肄業中國二十年，然吾宗未見空海傳教之跡。今據《釋門正統》云：空海入中國學密宗於不空弟子慧果，始知奝然言學智者教者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