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蘭女王的悲劇 · 第四章　回到蘇格蘭 1561年8月

1561年8月19日瑪麗·斯圖亞特在雷特下船的時候，適逢天昏地暗的濃霧——這一帶北部海岸夏天難得是這樣。抵達蘇格蘭的情景和離開親愛的法蘭西的場面迥然不同。離開法國時，在盛大的歡送儀式中，法國貴族的精英都來為她送行：公爵和伯爵們、詩人和音樂家們競相表示他們的忠誠和謙卑的崇敬。這裡可沒有任何人等著她。船隻靠岸時，圍攏來的只是一群驚奇的人：幾個衣著粗陋的漁夫、若干無事瞎晃蕩的士兵、一些小販和把牲口趕到城裡來賣的農民。怯生生而不是興高采烈，他們瞅著服飾華麗的命婦和騎士上岸。真是叫人不痛快的歡迎，陰沉而冷淡，就像這北國的心靈！雙方都把對方看成是外人。一開頭，瑪麗·斯圖亞特的壓抑的心靈便領略到了祖國的可怕的貧窮：渡海五天，仿佛隔了整整一個世紀——從一個遼闊、富庶、安樂、浪費、陶醉於本國文化的國家，來到了一個蒙昧、狹小、悲慘的世界。在這個幾十次被夷為平地，被英軍和起義軍劫掠一空的城市，不僅沒有宮殿，連一幢配得上駐蹕的巨宅都找不到；女王只得在一個普通商人的房子裡下榻，才算有了個棲身的地方。 初始的印象有種特殊的威力，能使人銘心刻骨，永不磨滅。這個年輕女子在法國十三年之後像個外人似的踏上故土時，一股想必她自己也弄不清的莫名其妙的哀傷充溢她的心頭。是懷念失去了的家園？是無意識地留戀她在法蘭西土地上習慣了的、非常喜愛的溫馨和甜蜜的生活？是這異域的灰濛濛的天空或者對未來災難的預感使她感到壓抑？誰知道呢——反正照布朗當的說法，女王屏退侍從之後，傷心得潸然淚下。不是像征服者威廉那樣，不是以高傲、自信的帝王氣度，堅定地、信心十足地登上不列顛海岸；不是的，她的頭一陣感覺是惘然若失，是對於隱藏在迷茫溟溟中的事件的不祥的預感和恐懼。 第二天，聽說她已抵達的攝政——她的異母兄詹姆斯·斯圖亞特（通常叫作梅里伯爵）騎馬趕到。他帶著幾個貴族趕來補救一番，好歹做出些尊敬的樣子，把女王送到已經不遠的愛丁堡。但是迴鑾的儀式沒有能夠搞得氣氣派派。英國人以一個十分拙劣的藉口——說是為了搜捕海盜，扣下了運送她御廄馬匹的船；而在這偏僻的雷特，只找到一匹像樣的馬，鞍轡多少還過得去，於是牽給了女王。至於隨駕的婦女和貴族，只得騎乘從城郊各個馬廄徵發來的普通農村駑馬。瑪麗·斯圖亞特眼淚汪汪地看著這景象，不禁又想到她丈夫的死使她喪失了多少東西，一旦當過法蘭西的王后，僅僅做個蘇格蘭女王是多麼沒有意思。她的高傲不讓她以如此寒酸的行色出現在她的臣民面前，所以她沒有到愛丁堡的馬路上趾高氣揚地兜一圈，而是帶著隨從拐到城牆外的霍利魯德堡。她父王建築的宅邸在蒼茫的夜色中連成黑黝黝的一片，只分辨得出圓形塔樓和城牆的齒形雉堞；大塊石頭砌成的正面，其凝重的輪廓乍看去幾乎顯得相當壯麗。 然而這些空蕩蕩、陰森森的房間是以多麼淒涼的單調來迎接自己被法國的奢華慣壞了的女主人！沒有掛毯，沒有喜洋洋、亮堂堂的火光被一面面威尼斯鏡子映照得四壁生輝，沒有貴重的帷幔，也沒有金和銀的閃耀。這宅邸已經多年沒有作為宮殿使用了。在人去樓空的房間裡，早就聽不見歡暢的笑聲。自從她的父王晏駕以後，沒有任何帝王的手觸摸過這些建築，沒有修繕裝飾過。滿目瘡痍——這是她的王國自古以來的災殃。 不過，愛丁堡的老百姓一聽說女王駕幸霍利魯德，儘管天色已晚，仍然立刻紛紛從家裡出來，趕到城外去向女王表示敬意。倒也別怪那些高雅而嬌生慣養的法國內廷侍臣覺得這樣的歡迎太草率和太不像樣：這些愛丁堡的市民可沒有自己的宮廷樂師向龍薩的女弟子獻上甜蜜的頌歌和譜成曼妙樂曲的抒情詩。他們只能按照歷史悠久的習俗頌揚他們的女王。找來大量這貧瘠地區唯一盛產的枯樹枝，在各個廣場升起篝火——他們心愛的美麗火焰，一直燒到深夜。他們一堆堆聚集在女王的窗下，用風笛、牧笛及其他簡陋的樂器奏出他們的語言裡稱之為音樂的聲音，而這聲音在客人們靈敏的耳朵中卻是可怕的喧鬧。他們的粗嗓子唱起了讚美詩和宗教頌歌；他們只能用這些來向客人表示歡迎，因為加爾文教派的牧師嚴禁他們唱世俗歌曲。瑪麗·斯圖亞特對這樣的發自肺腑的迎鑾場面倒是感到挺高興；不管怎麼說，她笑了，親切地向她的子民致意。總之，至少在迴鑾的最初時刻，女王和她的臣民之間的氣氛是融洽的，是此處幾十年來不曾有過的。 一個政治上經驗不足的女王面臨著多麼巨大的困難，那是女王自己和她的謀臣們都知道的。蘇格蘭大貴人中最聰明的梅特蘭德·列廷頓的一句話竟成了讖語。關於瑪麗·斯圖亞特的迴鑾，他這樣寫道：「它將引起許多奇異的悲劇。」連一個精力旺盛、性格堅毅的男人用鐵腕去治理這個國家，也做不到長治久安；何況是一個對治國之道一竅不通且在本國成了外人的十九歲女子呢！地方貧困；貴族腐化墮落，一有緣由就想挑起內訌和戰爭；不計其數的家族只等機會把它們之間的爭執和糾紛變成內戰；天主教和新教的僧侶惡狠狠地拼個你死我活；危險的、虎視眈眈的鄰邦巧妙地煽風點火，把任何些許的不滿鼓動成公開的叛亂；再加上世界列強的不懷好意的陰謀——它們無恥地想把蘇格蘭拖進它們的血腥的遊戲。瑪麗·斯圖亞特回國時，面對的就是這樣的局勢。 她抵達蘇格蘭的這一刻，鬥爭正如火如荼。她從她母親手裡繼承到的不是裝滿錢的銀箱，而是一份要命的遺產（真是「祖傳的禍害」）——在這個國家特別激烈的宗教怨仇。她這個命運的寵兒在法國逍遙自在的那幾年，宗教改革運動高奏凱歌，進入了蘇格蘭。房屋和園地，城鎮和村莊，本家和姻親，全都出現了駭人聽聞的裂隙。貴族有的是天主教徒，有的是新教徒；城鎮信從了新教，而鄉村仍奉行舊教；各家族各宗派鬥來鬥去；兩個陣營之間的不和常常由於狂熱的教士的煽動而爆發，外國的君主又施展種種陰謀詭計不讓太平。對瑪麗·斯圖亞特尤為危險的是，她的貴族中最強大最炙手可熱的一部分人嘯聚於敵視她的加爾文教派陣營中。垂涎於富饒的教會轄地，那些貪求權勢的叛亂分子全都昏了頭。他們終於有了機會披著德行的外衣，作為「會眾勳爵」和護教的信徒去反對他們的女王；況且，他們穩可以得到英國的援助。吝嗇的伊麗莎白已經拿出兩百多英鎊，想通過混亂和武裝征討促使蘇格蘭擺脫天主教徒斯圖亞特家族的統治。甚至到了這個時候，即使鄭重其事地締結了和約，新教的大部分臣民仍然秘密地為她效力。瑪麗·斯圖亞特只要改宗新教，就能一舉恢復均勢。她的一些謀臣也極力主張她這樣做。但是瑪麗·斯圖亞特不愧是吉斯家族出身。由於她母親的關係，她同天主教最熱烈的擁護者有著血緣關係。就拿她本人來說，雖然沒有那種法利賽人的虔誠，卻也熱烈而堅定地信仰其祖其父的宗教。她永遠不會背棄她的信仰；即使在極端危險的時刻，出於勇敢的天性，寧肯不懈地鬥爭下去，也不願違背自己的良心，玷辱自己的榮譽，作出一點點怯懦的表示。但是這樣一來，她和她的貴族之間便有了不可逾越的鴻溝。一旦君主和臣民在宗教信仰上有了分歧，便不會有好結果。天平不可能總是晃悠，不是這一頭便是那一頭占上風。其實，瑪麗·斯圖亞特只有一種選擇——挺身而出領導本國的宗教改革運動，否則就會作為這運動的犧牲品倒下去。路德、加爾文和羅馬之間大勢所趨的分裂，按照命運的不可思議的意旨，竟在她的身上得到一個戲劇性的結局；瑪麗·斯圖亞特和伊麗莎白的個人糾紛、英格蘭和蘇格蘭的糾紛，連帶著解決了（其意義的重大，也正在於此）英格蘭和西班牙、改革和反改革的爭端。 這樣的局面本來就夠棘手的了，由於宗教分裂深入到女王的家庭、她的城堡和她的咨議機構而變得更為嚴重。她不得不把軍國重事都交付給異母兄詹姆斯·斯圖亞特，他是蘇格蘭最有勢力的權貴。而他卻是一個堅定的新教徒。瑪麗，這個虔誠的天主教徒把「禮拜堂」視為異端的會所；而詹姆斯則是「禮拜堂」的保護人。四年前，詹姆斯第一個在護教者即所謂「會眾勳爵」的誓詞上簽名。「會眾勳爵」以這誓詞「摒棄了撒旦的教義，承擔起公開抵抗其迷信和偶像崇拜的義務」。他們摒棄的撒旦的教義就是天主教的教義，亦即瑪麗·斯圖亞特信奉的教義。女王和攝政在他們最重要最基本的問題上從一開始就產生了無法消除的隔閡。這就不會帶來安寧。因為女王的內心深處有一個隱秘的願望——撲滅蘇格蘭的宗教改革運動；而她的攝政哥哥則抱定一個宗旨——宣布新教是蘇格蘭唯我獨尊的國教。這樣尖銳的思想分歧必然會導致公開的衝突。 這個詹姆斯·斯圖亞特註定要在《瑪麗·斯圖亞特》這齣戲中充當一個主角。命運為他在這齣戲中安排了一個極其重要的角色，而他也出色地演了下來。她的這個異母兄長是父王和蘇格蘭名門望族出身的瑪格麗特·厄斯金同居多年所生；由於他的血統和鋼鐵般的毅力，他仿佛生來就是最合適的王儲。但是，父王詹姆斯五世當時由於政治上的依附關係，縱使熱愛著厄斯金小姐，卻不得不放棄把他和她的關係合法化的想法。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權，也為了改善財政狀況，他娶了一位法國公主即後來的瑪麗·斯圖亞特的母親。非婚生的災殃壓在野心勃勃的長子頭上，永遠阻塞了他登上寶座的道路。雖然教皇答應了詹姆斯五世的請求，承認這長子同他所有的非婚生子女一律享有王室出身的權利，但梅里仍然只是一個沒有任何權利繼承父王王位的野種。 歷史和它的最偉大的摹寫者莎士比亞給世人提供了不少私生子精神悲劇的例子。私生子既是兒子又不是兒子。國家、教會和人的律規都無情地剝奪了自然印記在他們的血液中和容貌上的權利。受到人類各種法庭中最可怖最死板的偏見法庭的審判，不是在王宮合歡床上受孕的非婚生子，其權利橫遭蹂躪，以便維護其他繼承人的利益。而那些繼承人往往最為差勁，因為他們的出世不是愛情而是政治謀略的結果。私生子老是被迫害被放逐，註定要在他們本該占有和統治的地方仰人鼻息。但是，如果一個人被公開視為次品而加以屈辱，那麼，老是纏著他的次品感會徹底把他葬送，或者，奇蹟般地使他堅強。怯懦萎靡的心靈在屈辱的桎梏中會變得更加渺小更加無足輕重；乞丐和食客只會向那些在法律的庇蔭下享福的人哀求施捨和慈悲。而對於一個生來意志剛強的人，這卻會使他身上原來抑制著的朦朧的力量驟然勃發：如果不是好說好商量地讓他獲得權力，他就會竭力爭取自己成為權力的化身。 梅里是個意志剛強的人。他的貴為帝王的斯圖亞特家族列祖列宗的瘋也似的敢作敢為，他們的驕傲和威嚴，在他的血液中猛烈地沖盪。作為人，作為個人，他的卓犖不凡的才智和堅強的意志要比其餘那些土匪一般的伯爵和男爵高出一頭。他野心頗大，他的計劃在政治上是站得住腳的。這個追求權力的三十歲男子像他的妹妹一樣聰明，但他的實際的機靈和活動經驗遠遠超過他的妹妹。他居高臨下地觀察著她，仿佛俯視著一個玩耍的嬰孩，不去妨礙她的遊戲，除非她的遊戲擾亂了他的計劃。作為一個成熟的男子，他像她，沒有那些熱情的、神經質的、羅曼蒂克的衝動。作為執政者，他缺乏任何雄才大略，但善於耐心等待，也就是掌握了成功的真正的秘訣，可以確保成功，比突如其來的、熱烈的衝動更靠得住。 一個明智的政治家總是具備一種出色的本事——事先放棄實現不了的幻想。對於一個私生子來說，繼承王位便是實現不了的幻想。梅里永遠成不了詹姆斯六世（他知道得清清楚楚）。他是個清醒的政治家，因此事先便放棄了登上蘇格蘭王位的野心，以便更有把握當上蘇格蘭的攝政。他既然已經失去了當國王的資格，他也就放棄了國王的種種象徵性標誌和外部的光輝，但他這樣做，只是為了更牢固地控制政權。他年紀輕輕便開始拚命攫取財富，把財富視為權勢的最具體的體現。他從父親手裡取得巨額的遺產，也不放棄外人的豐厚的饋贈，還利用戰爭和教會領地國有化為自己的利益服務——總之，每次捕魚都是首先把自己的魚網裝滿。他老實不客氣地接受伊麗莎白的重金津貼。瑪麗·斯圖亞特以女王身份回到蘇格蘭時，發現他是蘇格蘭最最有錢有勢的權貴，已經沒法把他擺脫掉。她尋求他的友誼主要是出於必要而不是出自內心的好感。考慮到自己的利害，她極力滿足這異母兄對財富和權勢的貪慾，百般遷就他那雙貪婪的手，不管他要什麼，她都悉如所請。算是瑪麗·斯圖亞特的運氣，梅里的手也確實可靠，能夠拉緊韁繩，也能夠放鬆。他是天生的國務活動家，恪守中庸之道：是新教徒，卻不是激烈的聖像破壞者；是蘇格蘭的愛國者，但同伊麗莎白關係極好；同列位勳爵是自己人，但必要時也能夠嚇唬他們。簡單地說，這是個冷酷、工於心計、具有鋼鐵般神經的人，不追求權力的虛面子，因為只有真正的權力才能滿足他的心愿。 這樣一個魁奇之士，同瑪麗·斯圖亞特結盟時，便是她少不得的支柱，而一旦同她的敵人攜手，那便成了最大的威脅。作為同她有血緣關係的弟兄，他並不反對支持她。因為任何一個戈登或漢密爾頓家族的人處在她的地位，都不會給他如此不受限制、不受監督的權力。他心甘情願地由她出風頭，光彩照人，沒有一絲一毫妒意地旁觀著她在權杖和王冠的導引下蒞臨各種典禮，但求誰也別來干預朝政。可是，只要她企圖把權力拿到自己手裡從而有損他的權威，斯圖亞特家族的高傲便按捺不住，同另一個人身上的斯圖亞特家族的高傲發生衝突。追求的目標相同而力量相等的同類一旦相殘，其怨毒的酷烈，超過任何一種仇恨。 梅特蘭德·列廷頓，朝中居第二位的權貴，瑪麗·斯圖亞特的國務大臣，也是新教徒。但他開始也是擁護她的。梅特蘭德這個人才智出眾，有文化，觀點開明，伊麗莎白曾說他是「大才子」，但不像梅里那麼高傲和虛榮。他作為權術家，在政治陰謀和謀略的氛圍中如魚得水。他操心的不是宗教和祖國、王權和國家這樣一些固定的原則；他醉心於同時在所有的賭檯上下注、醉心於隨心所欲地發動或平息陰謀的高超藝術。他出奇地忠於瑪麗·斯圖亞特個人（四瑪麗當中的瑪麗·弗萊明成了他的妻子），但他的忠誠和不忠誠一樣的不能貫徹始終。女王順遂時，他為女王效力；女王在危難之際，他便棄她而去。他像風信旗，向女王顯示此刻是順風還是逆風。他是真正的政治家，效力的對象並不是她——君主兼朋友，而完全是她的運氣。 總之，不管是在城裡還是在她身邊，瑪麗·斯圖亞特回國後都沒有找到可靠的朋友。不過，總算能夠得到梅里的幫助，得到梅特蘭德的幫助，靠他們施政，好歹還能夠同他們達成協議。至於那個出身寒微的強有力者約翰·諾克斯，從一開始就滿懷殘酷的、嗜血的仇恨同她勢不兩立，毫無妥協的餘地。這個約翰·諾克斯是愛丁堡最得人心的牧師，是蘇格蘭「禮拜堂」的創始人和首領、宗教煽動的能手。他和瑪麗·斯圖亞特之間開始了一場殊死的決鬥，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 因為約翰·諾克斯的加爾文主義不僅包括教會的革新，而且還體現陳舊的國教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最高級的新教。他以主宰的姿態出現，狂熱地要求人人乃至君王都盲目服從他的神權經誡。瑪麗·斯圖亞特縱然天性寬厚隨和，也有可能同英格蘭聖公會、路德宗或任何一種不那麼嚴厲的新教發生衝突。而加爾文宗由於它的專橫習氣，卻沒有任何可能同一個真正的君主和解。連甘心找諾克斯幫忙竭力暗害瑪麗·斯圖亞特的伊麗莎白也受不了他那討厭的妄自尊大。諾克斯的狂熱勁頭，叫富於人性的、人文主義的瑪麗·斯圖亞特更是吃不消。瑪麗·斯圖亞特是個樂觀愉快的享樂主義者，繆斯的寵兒，看不慣也理解不了臭名昭著的日內瓦教義——它的冷酷嚴厲，它對一切生活樂趣的敵視，對藝術的深惡痛絕；看不慣也理解不了它那傲慢的頑固——居然要滅絕笑，把美斥為惡，一心要毀滅一切同美息息相通的事物，毀滅社會生活中一切歡愉的成分：音樂、詩歌、舞蹈，使本來已經夠沉悶的生活方式更是加倍的沉悶。 約翰·諾克斯對於愛丁堡「禮拜堂」正是打上了這樣陰森的、古板迂腐的印記。他是教會各創始人中最死硬最狂熱最無情的；他的峻刻和偏執甚至超過他的老師加爾文。他過去是個不成器的天主教神父，以一個真正狂熱的信徒的一往無前的勁頭投身宗教改革的浪潮，追隨那個作為異端遭到迫害並且被瑪麗·斯圖亞特的母親活活燒死的喬治·威沙特。吞噬了老師的火焰，在學生的心靈中繼續燃燒，永不熄滅。他是反抗攝政太后的起義領袖之一，曾被法國援軍俘虜，在法國被罰到戰船上服苦役。雖然上了鐐銬，他的意志卻日益剛強，不久便比他的鐵枷更硬。釋放後投奔加爾文。他在那裡領略到加爾文布道的言詞的力量，感染上清教徒對幸福而褻瀆上帝的生活原則的堅定的憎恨。回到蘇格蘭之後，他以他素來的絕頂的堅毅深入老百姓和貴族，僅僅用了區區幾年，便在國內搞開了宗教改革。 約翰·諾克斯可能是歷史上曾有過的宗教狂熱分子中最完整的典型。路德有精神鬆弛的時刻，他可比路德更堅定；同時他也比薩沃納羅拉(1)更嚴厲，因為他缺少薩沃納羅拉的雄辯的才華和神秘的靈感。他直來直去，絕對正直，但他的狹隘束縛了思想，因而成了一個偏執峻刻的思想家——這樣的思想家只承認自己這種型號的真理，自己這種型號的德行，自己這種型號的基督教，把別的一概認為不是真理，不是德行，不是基督教。任何抱有不同思想的人都被他看成是壞蛋；誰哪怕只有一絲一毫偏離他的要求，都是撒旦的奴僕。諾克斯身上有著狂躁病患者的那種盲目的天不怕地不怕，有著狂熱者發作時的那種亢奮激昂和法利賽人的可憎的驕傲。他的殘酷中流露出一種危險的自我欣賞——欣賞自己的鐵石心腸；他的偏執透出一種陰森的陶醉——陶醉於自己的絕對正確。這個鬍子飄拂的蘇格蘭耶和華，每逢星期日在聖傑爾大教堂的講道台上大發雷霆，攻擊不來聽道的人。他是「殺害歡樂（kill joy）的兇手」，無情地咒罵「撒旦的孬種」——那些不照著他的指點侍奉上帝的逍遙自在的輕浮之徒。這個狂熱的老人除了他的信仰的勝利，別無其他歡樂；除了他的事業的成功，不承認其他的正義。每當他得知有哪個天主教徒或他的別的仇人遭到懲罰或者受辱，他總是以一種野蠻人的稚氣興高采烈；如果「禮拜堂」的某個敵人被刺客下了毒手，那行刺自然是天災甚而是天意。當瑪麗·斯圖亞特的少年丈夫、可憐的法蘭西斯二世「不願聽上帝的話」的耳朵發炎流膿時，他在講道台上唱開了感恩讚美詩。當瑪麗·斯圖亞特的母親瑪麗·德·吉斯去世時，他興奮地宣講：「求上帝賜給我們莫大的恩惠，讓我們擺脫同一血統的其他後裔、瓦盧阿族的所有子孫！阿門！阿門！」他的布道好比大棒子，其中找不到溫和以及合乎福音的善良。他的上帝是復仇的上帝，窮追猛打，鐵面無情。他的「聖經」是嗜血的、慘無人道的《舊約》。他嘵嘵不休、翻來覆去地提及牧伯、亞瑪力和以色列其他該斬盡殺絕的象徵性敵人，以警告真正的宗教的敵人亦即他的宗教的敵人。當他激烈地咒罵《聖經》中的耶洗別女王時，聽眾不曾有過片刻的懷疑，都很清楚他指的是哪個女王。仿佛蔚為壯觀的挾雷帶電的烏雲遮住天空，不息的雷聲和金蛇般的閃電叫心靈戰慄不已，加爾文主義遮住了蘇格蘭的天空，隨時準備迸發摧毀一切的風暴。 這個不屈不撓、意志堅定的狂熱者只知道發號施令，要求人們絕對服從。同這樣一個人是沒法打交道的。任何開導他或者哄騙他的企圖都只會使他更加激烈，更加尖酸刻薄地譏嘲，更加傲慢。這樣的自命不凡的頑固好比是一垛石牆，任何企圖達成相互理解的努力都在這牆上碰得粉碎。這一類上帝的使者歷來是世界上最難相處的人：他們的耳朵一意傾聽神的言語，因而聽不見人性的聲音。 瑪麗·斯圖亞特回國不到一星期，便已感受到這狂熱者的令人不安的存在。她在接過政柄之前，不僅把信仰自由賜給了她的臣民（以她的天性的寬容，這倒不是很大的犧牲），並且知悉有項法律禁止在蘇格蘭公開望彌撒（這是對約翰·諾克斯的信徒作出的痛苦的讓步。照約翰·諾克斯的說法，「寧可聽到一萬敵軍在蘇格蘭登陸的消息，也比知道哪個地方做那麼一次彌撒好受些」）。但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吉斯家族的外甥女自然要求取得相應的權利：在家庭小教堂做她的宗教所規定的種種禮儀和聖事。議會挺痛快地接受了這一正當的要求。然而，第一個星期日，她家裡即霍利魯德的小教堂正準備做聖事，激怒的人群幾乎衝進王宮。聖器執事拿往祭壇的祝聖蠟燭被搶走，被砸得稀巴爛。人群的怒聲越來越響，有人要求把「搞偶像崇拜」的神父攆走甚至處死；對「撒旦彌撒」的詛咒越來越清晰可聞。這樣下去，再過片刻，宮廷小教堂就會變成一堆瓦礫。幸虧梅里勳爵及時趕到。他身為「禮拜堂」的信徒，卻急忙攔住人群，把他們擋在大門口。在膽戰心驚中進行的聖事結束後，他把嚇破了膽的神父平平安安地領到他的房間，從而制止了一場災難，總算好歹拯救了女王的權威。但是，慶祝女王迴鑾的節日的歡樂氣氛——約翰·諾克斯嘲諷地稱之為「joyousities」尋歡作樂的氣氛——霎時間被破壞無遺，讓他大為開心的是：羅曼蒂克的女王初次領略到本國現實的阻抗。 瑪麗·斯圖亞特極度震怒，又是流眼淚，又是狂喊亂叫，藉以發泄她的怒氣。通過這件事，她的仍然不甚分明的性格又一次得到比較明確的表現。這樣年輕，從小被幸運慣壞了的她，其實天性溫柔親切，隨和寬厚：她的左右，從朝廷上地位最高的權貴直至侍女和女僕，人人對她的單純和誠摯讚不絕口。她平易近人，沒有一絲傲態，以此贏得了眾人的心，使人人都忘記了她那崇高的身份。但是，這誠摯親切的後面潛藏著她的高傲：意識到本人的高人一等。她的高傲在沒人得罪她的時候不易察覺；但是一旦有人膽敢違旨或者抗旨，這種高傲便會十分激烈地發作。這超群絕倫的女子有時能忘掉個人的氣惱，但決不原諒別人對她的王權有絲毫的侵犯。 這種壓倒一切的侮辱她片刻都不會容忍。諸如此類的大逆不道必須立刻制止，徹底杜絕。她知道該找誰，知道是那個異端教會的大鬍子在挑唆民眾反對她的宗教，是他把那一幫瀆神者派到她家裡來的。得好好教訓他一頓，馬上教訓！瑪麗·斯圖亞特是由法國的絕對專制政體傳統哺育起來的，從小看慣了絕對服從，在神恩不可剝奪的概念中長大，無法想像她的臣民中居然有人，居然有那麼一個普通老百姓拂逆她的聖意。她萬萬料不到會有人膽敢公開甚至粗魯地反抗她。而約翰·諾克斯正是要這樣；他急煎煎地想斗一斗：「那出身高貴的貴族女子，她的漂亮臉蛋能叫我害怕嗎！我在許許多多憤怒的男子漢面前都不曾低下過頭，不曾可恥地膽怯過！」他興奮地趕往王宮，因為爭論（他自以為是為了上帝）是狂熱者最喜歡的事情。如果上帝把王冠賜給了帝王，那麼，他賜給他的牧人和使者的則是火熱的言詞。在約翰·諾克斯的眼裡，「禮拜堂」的教士要高於國王，因為教士是上帝的權利的衛士。他的事業是捍衛上帝在人間的統治。他毫不猶豫地用他憤怒的重甸甸的大棒子敲打桀驁不馴者，就像遠古時代的撒母耳和《聖經》中的法官。於是，出現了一幅與《舊約》一模一樣的場面：國王的高傲和教士的驕矜發生正面的衝突。在這場衝突中，不是一個女子同一個男人比個高低。不是的，是兩種古老的思想又一次（不知是多少回了！）激烈地交鋒。談話一開頭，瑪麗·斯圖亞特十分溫和。她尋求相互理解，強壓怒火，因為她希望國家太平。她彬彬有禮地開始談判。但是約翰·諾克斯壓根兒不打算彬彬有禮，他要向這「異教徒」證明他決不向現世界的強者低頭。陰沉而沉默，不像是被告而像是原告，他聽女王責備他撰寫的那本否定婦女有權繼承王位的著作《反對駭人聽聞的女人統治的第一聲號角》。這個諾克斯日後為了這本書低三下四地向新教徒伊麗莎白乞求原諒；而此時此刻，在他的「教皇黨」女王面前，卻固執己見，含含混混地說了些道理。唇槍舌劍，兩人爭辯了起來。瑪麗·斯圖亞特直截了當地問諾克斯：臣民是否有義務服從自己的君主？瑪麗·斯圖亞特指望他回答：是的，有義務。然而這老滑頭沒有這麼說，而是講了一則寓言，通過寓言制約了服從的必要性：一個父親發了瘋，想殺死他的兒女，這時候他的兒女有權捆住他的手腳，奪走他的劍。如果王公們摧殘上帝的兒女，上帝的兒女也有權反抗他們的迫害。女王馬上感覺到這保留說法隱含著這個神權論者對她的統治權的抗議。 「這麼說，」她追問，「我的臣民應該服從你而不是我？是你管我而不是我管你？」 約翰·諾克斯的觀點其實正是這樣，但他當著梅里的面有所顧忌，不願意把他的觀點說出來。 「不，」他支支吾吾地說，「王公和他們的臣民都應當服從上帝。國王們應該成為教會的贍養者，而女王或王后應該成為教會的乳母。」 「我可不想餵你們的教會，」女王被諾克斯的含糊其詞的回答所激怒，駁了他一句，「我願意關懷羅馬天主教會；在我眼裡，它是唯一的神的教會。」 總之，這兩個對手短兵相接。爭論鬧僵了，因為虔誠的天主教徒和狂熱的新教徒不可能達成理解。諾克斯的無禮越走越遠，竟把羅馬天主教會說成是不配做上帝未婚妻的淫婦。當女王禁止他使用這一類侮辱她的良知的字眼時，他悍然回答：「良知需要認識。」——他可是害怕女王恰恰缺乏認識。這麼一來，第一次談話沒有取得和解而是加深了彼此間的敵意。諾克斯如今體會到「撒旦是強大的」，年輕的女王絕不會屈從他。「這回解釋，我遇到了在這等不成熟的年齡的人身上從來沒有見過的果敢。從這一天開始，我同宮廷徹底決裂，宮廷也同我徹底決裂。」他怒氣沖沖地寫道。不過，那年輕的女子也是初次意識到她的王權的限度。諾克斯高傲地昂著頭離開王宮，由於反抗了女王而揚揚得意。瑪麗·斯圖亞特茫然地瞧著他的背影，感覺到自己的無奈，淌下了痛苦的眼淚。這不是她最後一回流淚。她不久便懂得權力不是從娘胎里繼承來的，而是要靠一次又一次的鬥爭和屈辱去不斷贏得。 ———————————————————— (1) 佛羅倫薩僧侶，布道時抨擊教皇和教會的腐敗，因領導人民起義被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