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新傳 · 後記
一
為蘇東坡寫傳記，絕對不愁資料貧乏。東坡那支天生健筆，似乎隨時都在不停地揮灑，學問既淵博，興趣又那麼廣泛，所以著述之豐，雖經長時期「元祐黨禁」的摧毀，傳世之作，還真不少。如以文集而言，明成化吉安知府程宗刊《東坡全集》，源出蘇門定本，其內容包括《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集》十五卷、《內製集》一卷、《外製集附樂語》三卷、《應詔集》十卷、《續集》十二卷，合為七集，總計有一百零一卷之多，而集外的書簡、題跋、雜文短記之類，還不在內。
東坡自己的文字，當然是其傳記之第一手好材料。不過，做文章的目的，總是以寫給別人看的為多，大抵是對身外的事物，發表其一定範圍內的主張或意見。其間不免受環境的拘牽，地位的限制，不能完全是作者的本來面目，與純粹發揮個人性情、抒寫內心情感的詩歌，就塑造人物形象的資料價值而言，其質地精純的程度，文不如詩，顯然可見。
東坡一生，歷盡坎坷，常被命運擺布，在極不自由的境地里，獨行於荊天棘地之中，胸臆間積鬱著一腔難平之氣，如生芒角，非吐不快，他就在這痛苦而又孤獨的人生路上，習於寫詩。綜自青年時代，自蜀入汴開始，直至客死常州為止，四十餘年，不斷寫下的詩篇，傳今者二千四百餘首。不論是當哭的長歌，還是歡愉的短唱，全是從他性情深處傾瀉出來的真情實感，生命中自然流露的天真，在塑造人物形象這一工作上，此是血肉材料的無上寶庫。我寫東坡新傳，取材於他的詩作者，十之七八，意即在此。
因為要運用蘇詩做蘇傳的材料，便不能像平常諷誦一樣，興到吟哦，十分享受。此時，須從一字一句之間，推敲詩中蘊含的真意。我在著手之後，始覺此事，大不容易。
中國詩歌的傳統，與西洋不同，抒情與敘事並重。東坡和杜甫一樣，皆非純粹的抒情詩人，而以寫實為主。許多作品後面，常有特定的事實背景，或包涵獨特的生活經驗在內。若不明了他當時所處的環境和地位，不體察他所遭遇的經驗事實，就無法真正懂他的詩意。
而東坡一生的遭遇，卻又甚不平凡。達則金馬玉堂為帝王的師傅，開府州郡為封疆的大吏；窮則為大庾嶺外的南荒逐客，桄榔林中食芋飲水的流人。他見識過貴族門第里的驕奢淫樂，也體驗過閭巷小民們的貧困和無助。很少有人的生活經驗，像他一樣複雜，以一身而貫徹天堂和地獄兩個絕對的境界，所以要熟知他的經驗，就成為非常不易的功夫。
不能熟知他的經歷，就不能充分了解蘇詩；不能充分了解蘇詩，就無法觸摸到東坡內心感情的脈搏。高文典論，常是披在外面的錦繡袍褂而已，不足盡以為據。
說到讀蘇詩之類，前人言者甚多，而以南宋人陸放翁，知之最審。
二
東坡逝世七十餘年後的南宋淳熙二年（1175），陸放翁在成都安撫使衙門裡做參議官。同年六月，朝廷派范成大來做四川制置使。這兩位詩人聚合在一起，便常談詩說藝，屢屢論及東坡。因為放翁是個閒官，富有時間，石湖居士就勸他研究蘇詩，以遺後學。放翁遜謝不能，范不相信，放翁提出兩聯坡詩：「五畝漸成終老計，九重新掃舊巢痕。」又：「遙知叔孫子，已致魯諸生。」問他該作何解，范答：
「東坡被竄黃州，自忖不復再被朝廷收用，所以說『新掃舊巢痕』；建中初年，朝廷召復元祐舊臣，所以說『已致魯諸生』。想來不過如此。」
「這就是我之所以不敢從命的緣故了。」放翁慨然道，「從前朝廷以三館養士，儲備將相之才。到元豐年間實施新官制，把三館一起撤銷了。東坡舊時曾直史館，但自謫為散官，史館之職，削去已久。至此，連這個老窠也被廢去了。所以說『九重新掃舊巢痕』。東坡用事之嚴如此。」
至於「遙知叔孫子，已致魯諸生」這兩句詩，原是東坡從海外北歸，再度過大庾嶺時，所作次韻詩的最後一聯。用的典故是叔孫通為漢高祖定朝儀，征魯國諸生三十餘人到中央政府來做事，當時有兩個魯生，拒不應召，還被叔孫通笑罵為「若真鄙儒，不知時變」。
東坡寫此詩時，他兩兄弟的情況，正如放翁所言：
「建中初年，韓（忠彥）、曾（布）二相得政，儘量收用元祐舊臣，即使無法在朝中位置，也都任為封疆大吏；唯有東坡兄弟，只領一份宮觀祠祿的干俸，不被重用。……」東坡詩只從正面說「朝廷已經徵召了魯國諸生」，暗中卻隱藏著「不能致者二人」，自嘲與子由該為「不知時變的鄙儒」。放翁感嘆道：
「如這兩句詩，意深語緩，若不明了當時情況，更不容易窺測。」
放翁隨後又舉了一個「白首沉下吏，綠衣有公言」的例子，認為若未讀故老孫勰的詩跋，便不知綠衣所指何人，她又說了什麼話，就無法看懂這兩句詩語。所以放翁的結論是：
「……必皆能知此，然後無憾。」
石湖居士聽了，也嘆息道：「如此誠難矣！」
理解蘇詩，在陸放翁、范石湖那個時代，確然如此；但後來以愛讀蘇詩者之眾，從事批註蘇詩的人，傳有百家以上，若能仔細讀注，困難未必不解。
注蘇最早的本子，當以崇寧大觀年間（1102—1107）趙次公等的《蘇詩五注》為先，距東坡謝世還不過幾年；次則南宋紹興初年趙夔等的《蘇詩十注》、王十朋的《蘇詩百家注》等，皆其著者。
注本雖多，但是並不理想，所以范成大要勸放翁再事研究，放翁當時不敢擔當這一工作。後來有吳興施元之、施宿父子以兩代數十年不斷的努力，綜核前人諸說，重新增編補訂，成施注本，以繁征博引，詮解詳備，稱譽士林。這個規模大具的注本，刊版於南宋嘉泰二年（1202），放翁作序。前面那段與范成大對話的回憶，就見於放翁所作《施司諫注東坡詩序》。
這時候，政治上的元祐黨禁，雖已解除，但治蘇學還是忌諱。施宿因為出版此書，遭人非議，而被罷官，所以傳本甚為稀少。
明人好選評而薄箋注，但他們的「選評」，事實上只是借東坡這塊招牌，來發揚自己的文學主張而已。晚明公安派諸君子雖極推重東坡，但在研究上，卻不甚有用。
清代學者才將施注本發掘出來，各以其專門知識來加以補充。如海寧查慎行撰《補註東坡編年詩》五十卷，以詳於考證地理，為其特色；馮應榴編《蘇文忠詩合注》五十卷，則精於考古。兩書皆頗流行。
後來商丘宋犖（牧仲）得施注宋槧本於江南藏書家，他便動員門人邵長蘅、顧嗣立、李必恆和兒子宋至等為之刪訂編補，又大力搜求施本未收遺詩四百餘首，為《蘇詩續補遺》上下兩卷。邵長蘅承擔此一工作時，又發現放翁所說難處之外的另一重困難。
蓋因東坡於書無所不讀，經傳子史之外，不論佛經、道藏、小說、雜記，到手皆讀，因此，他的知識範圍，無邊無際，加以生活經驗又那麼豐富，見聞寬廣，皆非常人所及。東坡自己固然富有統馭文字、驅策書卷的才氣，可以不限題目，牛溲馬勃，皆以入詩，取材可以不擇精粗雅俗，嘻笑怒罵，街談巷議，信手拈來，皆成佳詠。如沈德潛《說詩晬語》曰：「蘇子瞻胸有洪爐，金銀鉛錫，皆歸鎔鑄。」但是後世讀者，學問識見，兩不如他，而欲深切了解蘇詩內容，時遇困難，依然不免。如邵長蘅作「注蘇例言」十二條，其中一條便說——
詩家援據該博，使事奧衍。少陵之後，僅見東坡。蓋其學富而才大，自經史四庫，旁及山經地誌、釋典道藏、方言小說，以至嬉笑怒罵，里媼灶婦之常談，一入詩中，遂成典故。故曰：注詩難，而注蘇尤難。
所幸施氏父子合數十年精力所成的注本，「徵引必著書名，詮詁不涉支離」，詳贍疏通，學者都認為是自有蘇注以來的第一善本；再加邵長蘅等的刪補和整理，稍後復有乾隆名士翁方綱的《蘇詩補註》八卷，考訂尤稱精詳；至清嘉慶二十四年，王文誥撰《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更是綜合蘇注之大成，附載《總案》四十五卷，在考核事跡這一方面，貢獻更多。大家之詩，從來以熱心注杜（甫）者為多，但亦不過數家，內容蕪雜膚淺，不為識者所取；而蘇詩注本，前有施氏父子的辛勤建樹，後有清代學人不斷地整補，這份豐富的前賢業績，在研究東坡生平這個工作上幫助很大，這是必須要先加說明的第一點。
三
東坡事跡之第二個重要來源，是宋人筆記。
兩宋之人，好寫雜記短文，而且凡有著錄，幾乎是沒有不道及東坡的。歷史人物中，像他這樣被人津津樂道，有那麼豐富的記錄傳下來者，實在不多。這表示東坡立身行事、言論風采，都深深印入同時代人的心坎中，大家對他具有真誠的愛慕，對他抱有無限的同情。
但也有人說：此乃由於東坡主盟當時的文壇，凡是弄弄筆桿的，直接間接都曾沾過蘇門雨露，所以如此。其實也不盡然，如歐陽修，豈不是開創一代文運的宗師，道德文章，無懈可擊，但其身後，雖不如他自料那麼淒涼，「三十年後，世上更不道著我也」，但宋人著錄中說到他的，便滿不如他這門生，那麼風光熱鬧。
東坡為人，胸懷曠達，談笑風生，使得所有親炙過他的風采的人，畢生難忘這位光風霽月的長者，歡喜記述他的遺聞軼事。即使沒有著錄，好多年後，也要向自家子弟談論當年舊事，珍視這份記憶。而這些晚輩又根據父兄的傳述，筆之於書，雖然並不一定皆是「實錄」，但除東坡自己的寫作外，這類同時代人的記錄資料，自然值得重視。
首先要注意的，應是蘇門弟子的著作。他們有最多的機會，與老師朝夕從游，親承言笑，彼此之間的親密關係，無人可比。而且傳統上，門人弟子的記述，其價值亦常僅次於自作。此中，如黃庭堅、晁補之，就有很多題跋短文，記及師門。陳師道有《後山叢談》，張耒有《明道雜誌》，李廌有《師友談記》，張舜民有《畫墁錄》等，皆其著者。不過《後山叢談》這本書，有些記事卻不真實，有人疑是後人羼入的傳說，甚至懷疑它是託名的偽書，所以引用之前，仍須斟酌。
至於東坡朋友的著作，如王鞏有《甲申雜記》《隨手雜錄》二集，孔文仲的弟弟平仲有《孔氏談苑》，晁家兄弟中的晁說之有《晁氏客語》；曾為東坡僚友者，趙德麟有《侯鯖錄》《賓退錄》兩書，李之儀有《姑溪集》等，他們都是曾與東坡同游共事的朋友，見聞真切，所記應皆可信。
東坡的世交後輩，將得自父兄的傳述，作成著錄者，亦復不少。如《春渚紀聞》的作者何薳，他是北宋名兵學家何去非的兒子，東坡非常欣賞去非的兵學，元祐間曾向朝廷奏薦其人，自是知交；作《避暑錄話》《石林燕語》等書的葉夢得，是東坡進士同年葉溫叟的侄孫；作《萍洲可談》的朱彧，是東坡舊識朱行中（服）的兒子；作《冷齋夜話》的惠洪和尚，與黃山谷交好，所記以聞諸山谷者為多；劉延世的《孫公談圃》，系孫君孚（升）的語錄，君孚與東坡是元祐同朝的僚友；朱弁（少章）的《曲洧舊聞》，記事最為謹嚴，他是晁以道的侄婿；作《揮麈前後錄》的王明清，他的母親是曾布的孫女，故家舊聞，所記亦多可采；蔡京的兒子絛，有《鐵圍山叢談》，傳述東坡遺事，態度也還公正。
邵雍後人邵伯溫、邵博父子作《聞見前後錄》，一個主王（安石），一個主蘇（軾），態度不同。伯溫對荊公成見甚深，甚至冒蘇洵名偽作《辨奸論》，冒張方平名偽作《蘇洵墓表》，目的皆在攻訐王安石，為清人李紱所揭破，其作偽也如此，所以即使熱烈譽蘇，其言也不可隨便相信了。
邵書中有廣被流傳的，說東坡自黃州過金陵見王安石，劇談「大兵大獄」那一段故事，實在非常荒謬。就當時兩人的地位情況言，一個是政治理想落空，韜晦金陵的隱者，一個是性命幾被現實政治所吞噬，甫自謫所歸來的罪官，絕口不談政治，乃是情理之必然；何況王蘇二人，以前政見相左，正因此時皆已退出了政治舞台，才有這次私人會晤，怎會一見面就放言高論時政起來，且被描寫得戟指誓言，口沫橫飛的腔調，又豈是同為歷史上第一等人物的荊公與東坡的風度。然而這個故事，連正史本傳里也採用進去了，《宋史》之為人詬病，絕非無故。
又如費袞的《梁溪漫志》，記述一個買屋焚券的故事，說東坡從海外北歸，住在陽羨（宜興），托邵民瞻代買一座住宅，尚未遷住進去之前，一夜，與邵月下散步，聽得有一婦人在屋內慟哭，其聲甚哀，問知即是所買宅子的舊主，在那裡傷心，東坡心生不忍，就在這老嫗面前，焚毀屋券，也不收回產價云云。
這個故事，寫得甚美，惜非事實。東坡確然是個同情心濃厚，不辭「從井救人」的人；但他北歸行程，舟至儀真，即已患病，止於常州，就遽爾謝世了，根本沒有到得宜興，又何來月下散步，對嫗焚券之事？
凡人都有英雄崇拜的潛意識，喜歡為歷史人物造作神話，表示歡喜讚嘆，這不過為滿足自己的情緒而已。雖是好話，亦不能盡信。另一方面，也有澆薄文人，捏造東坡違反倫常的畸戀故事，胡說東坡自少好賭，以誣枉古人，驚世駭俗，自高身價。這兩種不健全的心理，都足以歪曲歷史人物的真實形象。東坡一生，譽滿天下，謗滿天下，他自己從不在乎毀譽，毀譽亦不足以輕重東坡。不過我們從史論人，總須求真求實；而前人著錄，真贗雜糅，甄別取捨之間，確也煞費心力。
披沙揀金，雖是辛苦，但在筆記資料中，確也偶有片言只事，恰如靈光一閃，有「風神盡見」之功，此在皇皇巨著中，每不易得，是中亦有佳趣。
四
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說：「紀傳所以敘其事，不能載其形；賦頌所以詠其美，不能備其象。圖畫之制，所以兼之也。」傳記兼收圖錄，要以傳主的畫像為先。
東坡名滿天下，生前死後，流傳人間的畫像，原不在少。
宋代民間風習，州郡長官稍有善政者，老百姓們就會在當地祠廟裡，留像供奉，以表示他們的感激和懷念。東坡第二次在杭州時，竟然家家供像。《宋史》本傳說：「軾二十年間，再蒞杭，有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祝之。」至其身後，人們為崇敬他的忠節，欣賞他的文學，凡他住過的地方，嘗游的名勝，幾乎都有留像。據前人著錄，單是杭州西湖一地——孤山竹閣、蘇堤三賢堂、靈隱眉山祠、龍井方圓庵、葛嶺智果院，都曾奉藏過蘇像。
這些畫像，有的且出自同時代畫像名家蘇州何充、南都程懷立傳寫的真跡。如鎮江金山寺、江西雙井所藏，更是畫壇宗匠龍眠李公麟的大手筆，可惜經歷幾次改朝換代的戰火，到了明朝，已蕩然無存。我們現在所能見的原本畫像，只有趙孟頫於其所書《赤壁賦》冊子卷首，有一幀他所摹寫的立像，舊藏南熏殿，為內府珍秘，倖免劫火，大家認為個是碩果僅存的東坡真像。
此像，東坡面貌略顯清癯，氣度卻甚從容，眉宇間別有一番逼人的英氣，雖非覿面傳真，畢竟是畫有所本的、一代高手的傑作。
王文誥根據舊摹本，用簡單的木刻線條，將東坡面貌勾勒出來，作成特寫，印在他所編撰的《蘇詩編注集成》里，顯然見出東坡兩頰顴骨特別豐隆的這個特徵。東坡在《傳神記》里自述：人於燈影下見其顴頰，即知是他，不必定是目睛。又《表弟程德孺生日》詩中，也說：「長身自昔傳甥舅，壽骨遙知是弟兄。」
德孺是蘇母程太夫人的內侄，詩自注曰：「余與君皆壽骨貫耳，班列中多指餘二人，不問而知其為中表也。」可見東坡這個得自母家遺傳的生理特徵十分顯著，則此木刻面像，確然能傳其真，十分珍貴。
此外，李公麟有一東坡坐像，《嵩陽帖》中，傳此石刻。周必大《益公題跋》記黃山谷之言曰：
李伯時近作子瞻，按藤杖，坐盤石，極似其醉時意態。此紙妙天下，可乞伯時作一子瞻像，吾輩會聚時，開置席上，如見其人，亦一佳事。
元祐朝時，東坡與公麟同在京師，往來密熟，他有機會充分掌握東坡一動一靜間的神情笑貌，所寫之「真」，當然不同凡手；所可惜的，龍眠真跡，早已湮滅。所幸翁方綱據石刻摹出的這個複寫本，卻畫得非常細膩，連右頰上幾點黑痣，都清晰可數，使我們於千載之下，還得見東坡凝眉斂目的酒後情態，這也是非常難得的欣賞。
東坡是不大熱心為自己留像的，如何充要求為他「寫真」時，他說，唐明皇掛箭橫弓的神武，孟東野聳肩苦吟的寒酸，而今「饑寒富貴兩安在，空有遺像留人間」（《贈寫真何充秀才詩》）。東坡認為人的形體，是終將隨浮雲以俱逝的「外物」，朽與不朽，不待留像而得。
誠然，人不能借「留像人間」而致不朽，但在後世的我們，誦其言，景其行，總會情不自禁地想望其風采與儀容。所以，真正不朽的人，還是需要留像的。
五
我開始寫這本新傳，時間還早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頭上幾年。其間人事牽扯，時作時輟者好多次。直到1979年的冬天，才算寫完最後一章。自己從頭檢閱一遍，深感學殖荒落，老而無成，居然要寫像東坡這樣一個博大精深的歷史人物，頗似瞎子摸象，實在有點荒謬，未免愧汗，本來不敢出手示人。
不料翌年春天，我又忽然要有海外之行，而且此去家門，還不知何時能夠回來，「遠適異國，昔人所悲」。當時的心情，充滿了茫然空虛的感覺，檢點舊居,所幸環堵蕭然，只有幾冊破書，別無長物，倒還沒有什麼麻煩。只是書架下面積此一疊千餘頁的原稿，偏覺處置為難：攜帶它飄洋過海，非但不便，而且毫無意義；寄存他人的地方，時日久長，怕又難免「用覆醬瓿」的命運。
設想至此，馬上記起我寫東坡在常潤道中，初賞江南地方駘蕩春光的這一段時，適值台北盛夏，揮汗如雨，我則伏案走筆，如從坡公同游罨畫溪上，渾忘酷熱，直至衣巾盡濕，而不改其樂。又有一次，狂風過境，窗外風聲怒嘯，一燈如豆，我則繞室徘徊，一心體味東坡渡海，「子孫慟哭於江邊」的那幕慘劇。此情此景，都還如在眼前。於是我想，無論如何，這部稿子，總是真誠落筆，費了好幾年心力的結果，不能輕自拋棄。
行前，偶然和朋友說起此一煩惱，即承吾友劉顯叔兄和陳烈夫人為我熱心介紹聯經公司，惠予出版，使我頓覺兩腋生風，無牽無掛地離開了台北。此時回想起來，也實在有點好笑，人都有自尋煩惱的毛病，譬如當年我不做這件寫書的傻事，則也沒有後來那段煩惱。若無劉兄伉儷慨然相助，則我現在還要為這份稿子牽腸掛肚，多不痛快。所以，我必須於此，對幫助我的朋友鄭重志謝。
杭人李一冰自記於美國新澤西州
198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