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論叢 · 王陽明以前之知行學說

世之言我國思想史者，莫不以知行合一說為創於王陽明。夫標揭此說以為講學之宗旨，以為一貫之達道，而充類至盡，窮其義蘊，誠莫或先於陽明。然陽明此說固非前無所承者也。往者章炳麟氏嘗溯知行合一說之源於鄭康成。其證在康成之釋格物致知。顧康成之言曰：「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之所好來也。」則康成所謂知僅指欲好耳。陽明之言知行不可分，固亦嘗以惡惡臭與好好色為喻，而謂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然陽明不謂好惡即知也。陽明所謂知固不如康成之簡單也，謂陽明曾受康成之暗示可，謂陽明之說源於康成則不可。 康成以後，宋儒言知行，與陽明若合符契，而可斷為陽明之說所自出者，蓋有五家。其一為程伊川。伊川之言曰：「真知與常知異。嘗見一田夫曾被虎傷。有人說虎傷人，眾莫不驚，獨田夫色異於眾。若虎能傷人，雖三尺童子莫不知之，然未嘗真知。真知須如田夫乃是。故人知不善而猶為不善，是亦未嘗真知，若真知，決不為矣。」（《程氏遺書》二上）此言真知不善之為不善者，必不行不善。推之亦當言：真知善之為善者必行善。是即陽明所謂「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不知」也。伊川以知而不行為非真知，不若陽明以知而不行為不知之斬截，然其義則一也。其二為楊龜山。龜山之言曰：「世之學者皆言窮達有命，特信之未篤。某竊謂其知之未至也。知之斯信之矣。今告人曰，水火不可蹈，人必信之，以其知之也。告人曰，富貴在天不可求，亦必曰然，而未有信而不求者，以其知之不若蹈水火之著明也。」（《龜山文集·與楊仲書》）龜山別知之至與不至，著明與不著明，猶伊川別知之真與不真。若在陽明，則徑以知之不至與不著明者為不知矣。伊川言知有真偽之分，而不言知有程度之別。龜山則承認知有程度之別。就此點言，伊川與陽明較近，而龜山去陽明較遠矣。其三為陸象山。象山之言曰：「自謂知非不能去非，是不知非也。自謂知過而不能改過，是不知過也。真知非則無不能去，真知過則無不能改過。人之患在不知其非，不知其過而已。」（《象山集》十四《與羅章夫》）又象山釋《易》「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亦明此義，今不具引。象山直以知而不行為不知，與陽明之說無毫髮之異矣。其四為朱晦庵。晦庵之言曰：「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語類》九）又曰：「方其知之而未及行之，則知為淺，既親歷其域，則知之益明而非前日之意味。」（同上）此即陽明「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之說也。其五《朱子語類》載，「王子充問：某在湖南見一先生只教人踐履。曰：『義理不明，如何踐履？』曰：『他說，行得便見得』。」所謂行得便見得，即陽明「知行並進」之說也。 從上所闡述觀之，則陽明知行之學說實本於宋儒，而大同於程朱。顧陽明及其徒從與程朱水火之深何也？曰：陸王與程朱之異不在其論知行之關係，而在其論知之來源。陸王以為良知（至少道德之知）為人心所固有，所謂「個個人心有仲尼」。所以不知者，蔽於私慾耳，但能屏除私慾，恢復良知，則求知之能事已畢，所待者惟實行耳。故陽明之釋致知在格物也，謂致知即致良知，物即私慾，格物即如格殺猛獸一般，格去私慾。既恢復良知，則心如明鏡，遇物無遁形，所謂「無事時像個無所知無所能的人，遇事時卻又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象山語）也。程朱則謂人心雖有知之機能，而不能遇物即知。朱子所謂「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之知須作智解。從具有知之機能到具有智識，中間須經一番求索功夫，即讀書講論，察物窮理是也。故朱子之釋格物致知為「即物窮理」以明「心之全體大用」。然就陸王觀之，若求知本以為實踐之準備，而求知為如此艱巨之事業，則有「終身不知亦遂終身不行」之病，因而有「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意浮沉」之誚參。程朱與陸王關於知識之理論孰是孰非，抑各有是非，抑兩者俱非，不在本文討論之範圍。茲附及之以見程朱與陸王之差異不在其論知行之關係耳。 （1940年12月30日收到） 原載《國立浙江大學師範學院院刊》第1集第2冊，1941年6月；錄自張雲台編：《張蔭麟文集》，教育科學出版社，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