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 · 卷一百八十七

脫脫、阿魯圖等《宋史》

◎道學二（程氏門人） ○劉絢李吁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昞尹焞楊時羅從彥李侗劉絢字質夫，常山人。以蔭為壽安主簿、長子令，督公家逋賦，不假鞭撲而集。歲大旱，府遣吏視傷所，蠲財什二，絢力爭不得，封還其楬，請易之。富弼嘆曰："真縣令也。"元祐初，韓維薦其經明行修，為京兆府教授。王岩叟、朱光庭又薦為太學博士，卒於官。絢力學不倦，最明於《春秋》。程顥每為人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若絢者，吾無疑焉。" 李吁字端伯，洛陽人。登進士第。元祐中為秘書省校書郎，卒。程頤謂其才器可以大受，及亡也，祭之以文曰："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仿而信從者，吁與劉絢有焉。" 謝良佐字顯道，壽春上蔡人。與游酢、呂大臨、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登進士第。建中靖國初，官京師，召對，忤旨去。監西京竹木場，坐口語系詔獄，廢為民。良佐記問該贍，對人稱引前史，至不差一字。事有未徹，則顙有泚。與程頤別一年，復來見，問其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爾。"頤喜，謂朱光庭曰："是子力學，切問而近思者也。"所著《論語說》行於世。游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與兄醇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程頤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程顥興扶溝學，招使肄業，盡棄其學而學焉。第進士，調蕭山尉。近臣薦其賢，召為太學錄。遷博士，以奉親不便，求知河清縣。范純仁守潁昌府，辟府教授。純仁入相，復為博士。簽書齊州、泉州判官。晚得監察御史，歷知漢陽軍、和舒濠三州而卒。張繹字思叔，河南壽安人。家甚微，年長未知學，傭力於市，出聞邑官傳呼聲，心慕之，問人曰："何以得此？"人曰："此讀書所致爾。"即發憤力學，遂以文名。預鄉里計偕，謂科舉之習不足為，嘗游僧舍，見僧道楷，將祝髮從之。時周行己官河南，警之曰："何為舍聖人之學而學佛？異日程先生歸，可師也。"會程頤還自涪，乃往受業，頤賞其穎悟。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若有得。未及仕而卒。頤嘗言"吾晚得二士"，謂繹與尹焞也。蘇昞字季明，武功人。始學於張載，而事二程卒業。元祐末，呂大中薦之，起布衣為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入邪籍，編管饒州，卒。尹焞字彥明，一字德充，世為洛人。曾祖仲宣七子，而二子有名：長子源字子漸，是謂河內先生；次子洙字師魯，是謂河南先生。源生林，官至虞部員外郎。林生焞。少師事程頤，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火享〉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焞之從師，與河南張繹同時，繹以高識，焞以篤行。頤既沒，焞聚從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靖康初，种師道薦焞德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戶部尚書梅執禮、御史中丞呂好問、戶部侍郎邵溥、中書舍人胡安國合奏："河南布衣尹焞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言動可以師法，器識可以任大，近世招延之士無出其右者。朝廷特召，而命處士以歸，使焞韜藏國器，不為時用，未副陛下側席求賢之意。望特加識擢，以慰士大夫之望。"不報。次年，金人陷洛，焞闔門被害，焞死復甦，門人舁置山谷中而免。劉豫命偽帥趙斌以禮聘焞，不從則以兵恐之。焞自商州奔蜀，至閬，得程頤《易傳》十卦於其門人呂稽中，又得全本於其婿邢純，拜而受之。紹興四年，止於涪。涪，頤讀《易》地也，辟三畏齋以居，邦人不識其面。侍讀范沖舉焞自代，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以疾辭。范沖奏給五百金為行資，遣漕臣奉詔至涪親遣。六年，始就道，作文祭頤而後行。先是，崇寧以來，禁錮元祐學術，高宗渡江，始召楊時置從班，召胡安國居給舍，范沖、朱震俱在講席，薦焞甚力。既召，而左司諫公輔上疏攻程氏之學，乞加屏絕。焞至九江，上奏曰："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焞實師頤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使焞濫列經筵，其所敷繹，不過聞於師者。舍其所學，是欺君父，加以疾病衰耗，不能支持。"遂留不進。胡安國奉祠居衡陽，上書言："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不從程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 朱震引疾告去，時趙鼎去位，張浚獨相，於是召安國，俾以內祠兼侍讀，而上章薦焞，言其拒劉豫之節，且謂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至國門。復以疾辭，上曰："焞可謂恬退矣。"詔以秘書郎兼說書，趣起之，焞始入見就職。八年，除秘書少監，未幾，力辭求去。上語參知政事劉大中曰："焞未論所學淵源，足為後進矜式，班列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焞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留侍經筵。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薦焞自代。輔臣入奏，上慘然曰："楊時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學問淵源，可以繼震。"上指奏牘曰："震亦薦焞代資善之職，但焞微聵，恐教兒費力爾。"除太常少卿，仍兼說書。未幾，稱疾在告，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時金人遣張通古、蕭哲來議和，焞上疏曰：臣伏見本朝有遼、金之禍，亘古未聞，中國無人，致其猾亂。昨者城下之戰，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絕而續。陛下即位以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仇敵未殄，然而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撫之至，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為事。今又為此議，則人心日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熟慮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今陛下信仇敵之譎詐，而覬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義乎？又況使人之來，以詔諭為名，以割地為要，今以不戴天之仇與之和，臣切為陛下痛惜之。或以金國內亂，懼我襲己，故為甘言以緩王師。倘或果然，尤當鼓士卒之心，雪社稷之恥，尚何和之為務？又移書秦檜言：今北使在廷，天下憂憤，若和議一成，彼日益強，我日益怠，侵尋朘削，天下有被髮左衽之憂。比者，竊聞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矣，然亦自是未聞金人悔過，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宮崩問不詳，天下之人痛恨切骨，金人狼虎貪噬之性，不言可見。天下方將以此望於相公，覬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為之已。甚乎。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孝弟通於神明，道德成於安強，勿以小智孑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疏及書皆不報，於是焞固辭新命。九年，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又辭，且奏言：臣職在勸講，蔑有發明，期月之間，病告相繼，坐竊厚祿，無補聖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當去者一也。臣起自草茅，誤膺召用，守道之語，形於訓詞，而臣貪戀寵榮，遂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次之舉，獲懷利苟得之人。此當去者二也。比嘗不量分守，言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於今，跡其庸愚，豈堪時用。此當去者三也。臣自擢春官，未嘗供職，以疾乞去，更獲超遷，有何功勞，得以祗受。此當去者四也。國朝典法，揆之禮經，年至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以疾病，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此當去者五也。臣聞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莫奪之志，今臣有五當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乞檢會累奏，放歸田裡。疏上，以焞提舉江州太平觀。引年告老，轉一官致仕。焞自入經筵，即乞休致，朝廷以禮留之；浚、鼎既去，秦檜當國，見焞議和疏及與檜書已不樂，至是，得求去之疏，遂不復留。十二年，卒。當是時，學於程頤之門者固多君子，然求質直弘毅、實體力行若焞者蓋鮮。頤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其言行見於《涪陵記善錄》為詳，有《論語解》及《門人問答》傳於世。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幼穎異，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孔、孟絕學於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潁昌，相得甚歡。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顥死，時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至是，又見程頤於洛，時蓋年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時疑其近於兼愛，與其師頤辨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時天下多故，有言於蔡京者，以為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時宰是之。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為秘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跡。自是分為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為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時遂陳時政之弊，且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為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居四達之衢，無高山巨浸以為阻衛，士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登對，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乞為《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物出入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邇英殿說書。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竦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奸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奸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為也。要害之地，當嚴為守備，比至都城，尚何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戰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為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毒被海內，西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 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時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衄。今諸路烏合之眾，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為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孥戮之有餘罪，朝廷置之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為臣子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為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庭，使敵騎疾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尚可為也。若种師道、劉光世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略。"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虜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二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為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留不進，時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李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時得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為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於卿。"遂以時兼國子祭酒。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別闢官屬，新進少年，未必賢於六曹長貳。"又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饗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飭六藝以文奸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一二事明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台，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為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禹曰："克儉於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為享上，實安石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群眾，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為侈，孰弊弊然以愛為事。"《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爾。自古釋之者，未有泰而不為驕、費而不為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為此說，以啟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為事。安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為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為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時。會學官中有紛爭者，有旨學官並罷，時亦罷祭酒。時又言："元祐黨籍中，惟司馬光一人獨褒顯，而未及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輩。建中初言官陳瓘已褒贈，而未及鄒浩。"於是元祐諸臣皆次第牽復。尋四上章乞罷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時力辭直學士之命，改除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宮。陛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為戰守之備。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陛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為務。"除兼侍讀。乞修《建炎會計錄》，乞恤勤王之兵，乞寬假言者。連章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優遊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卒年八十三，諡文靖。時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時。暨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為程氏正宗。與胡安國往來講論尤多。時浮沉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辟王氏經學，排靖康和議，使邪說不作。凡紹興初崇尚元祐學術，而朱熹、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脈絡皆出於時。子迪，力學通經，亦嘗師程頤雲。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以累舉恩為惠州博羅縣主簿。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為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時熟察之，乃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時弟子千餘人，無及從彥者。從彥初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嘗與時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從彥即鬻田走洛，見頤問之，頤反覆以告，從彥謝曰："聞之龜山具是矣。"乃歸卒業。沙縣陳淵，楊時之婿也，嘗詣從彥，必竟日乃返，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聞所不聞，奧學清節，真南州之冠冕也。既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間謁時將溪上，吟詠而歸，恆充然自得焉。嘗采祖宗故事為《遵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奸，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奸，則外必有朱泚之叛。" 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弘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啟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嗚呼，學者所見，自漢、唐喪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類此。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眾，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間諡文質。李侗字願中，南劍州劍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遂以書謁之，其略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矣。孟氏之後，道失其傳，枝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群，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爾，謂之熄焉可也。其惟先生服膺龜山先生之講席有年矣，況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年之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至於異論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抑侗聞之，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飽，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饑寒之患者，皇皇焉為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孜孜矻矻為利祿之學，雖知真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於動靜語默之間，目擊而意全也。今生二十有四歲，茫乎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揀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如饑寒切身者求充飢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為先生之累哉。從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從彥亟稱許焉。既而退居山田，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食飲或不充，而怡然自適。事親孝謹，仲兄性剛多忤，侗事之得其歡心。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眾事自理。親戚有貧不能婚嫁者，則為經理振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其接後學，答問不倦，雖隨人淺深施教，而必自反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是，雖一毫私慾之發，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冰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群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為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不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又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希。"又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概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嘗以黃庭堅之稱濂溪周茂叔"胸中酒落，如光風霽月"，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為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嘆，卓然若有所見，而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洒然處，豈能無失耶？" 侗既閒居，若無意當世，而傷時憂國，論事感激動人。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致上下之氣間隔，而中國日衰。義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人主當於此留意，不然，則是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 是時吏部員外郎朱松與侗為同門友，雅重侗，遣子熹從學，熹卒得其傳。沙縣鄧迪嘗謂松曰："願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松以謂知言。而熹亦稱同："姿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閒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日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又謂自從侗學，辭去復來，則所聞益超絕。其上達不已如此。侗子友直、信甫皆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歸道武夷，會閩帥汪應辰以書幣來迎，侗往見之，至之日疾作，遂卒，年七十有一。信甫仕至監察御史，出知衢州，擢廣東、江東憲，以特立不容於朝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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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

謝良佐，字顯道，壽春上蔡縣人。與游酢、呂大臨、楊時拜師在程頤門下，號稱「四先生」。考中錄為進士第。建中靖國初年，在京師任官，被召入對，違背聖旨而離職。擔任西京竹木場監，因口語招致獄事，詔令廢為民。謝良佐記問對答準確詳細，和人談話引用前代史文，以致不差一個字。事有未清楚的，則額上流汗。與程頤分別一年，又來拜見，問他有什麼進步，說：「只是去掉了一個『矜』字。」程頤很高興，對朱光庭說：「這個學子發奮學習，好問而近思。」所寫的著作有《論語說》行於世。尹火享，字彥明，一字德充，世代都是洛陽人。曾祖父尹仲宣七個兒子，而其中兩個兒子有名氣。長子尹源，字子漸，是稱為河內先生；次子朱洙，字師魯，是稱為河南先生。尹源生兒子尹林，官至虞部員外郎。尹林生兒子尹火享。少年時，以程頤為老師，曾經應試科舉，打開策論文題看到有要求誅殺元..諸臣的議論，尹火享說「：噫，難道可以爭祿利嗎？」沒有對答就出來了，告訴程頤說：「尹火享不再來應付進士的科舉考試了。」程頤說「：你有母親在世。」尹火享回來告訴他的母親陳氏，母親聽後說：「我知道你以善作為人生的根本，而知道你不是以祿利作為人生的根本。」程頤聽後說「：賢惠的母親！」於是尹火享終身不再參加科舉。尹火享從師於學，與河南張繹同時，張繹以識見很高而著稱，尹火享以言行篤實而聞名。程頤死了以後，尹火享聚集學生在洛陽教授，不是弔喪、看病期間，從來足不出門，士大夫們為此崇敬他為一代宗師。靖康初年，种師道薦舉尹火享的德行可備作勸講，召他到京師，他不想留下任職，賜號「和靖處士」。戶部尚書梅執禮、御史中丞呂好問、戶部侍郎邵溥、中書舍人胡安國一齊奏道「：河南布衣尹火享學識窮極根本，德行全部中和，言行可為師以供效法，度量器識可以擔當大任，近年招攬的名士沒有能夠勝過他的。朝廷特地召他來，而又命他以處士的身分回歸，使尹火享身懷治國韜略，不為時代所用，不符合陛下側席求賢、禮賢下士的用意。希望特別加以識別、擢升，以慰藉士大夫們的願望。」沒有得到回答。第二年，金人攻陷洛陽，尹火享全家被害，尹火享昏死而後又甦醒，門人抬著他把他放到山谷中才得以倖免一死。劉豫命偽帥趙斌以禮節聘請尹火享，不從，就以兵卒恐嚇他。尹火享從商州逃奔到蜀，到閬中，從程頤的門人呂稽中那裡得到程頤《易傳》十卦，又在他的女婿那裡得到了全本，既而接受了它。紹興四年(1134)，在涪州安頓下來。涪州，程頤讀《易》的地方，闢建三畏齋以居住，那一帶的人都不認識他。侍讀范沖推舉尹火享代替自己，授命左宣教郎，充任崇政殿說書，以疾病推辭。范衝上奏給他五百兩金銀作為到朝廷的旅行資費，派遣漕臣拿著詔令到達涪州親自去迎接他。紹興六年(1136)，才開始上路，做文祭祀程頤而後才行。先前，崇寧以來，禁錮元..的學術，高宗渡江以後，才開始召楊時設置從班，召胡安國居住給舍，范沖、朱震都在講席，竭力推薦尹火享。已經召尹火享，而左司諫陳公輔上疏文攻擊程氏的學問，請求加以屏退斷絕。尹火享到九江，又上奏說「：有的僚屬上書說，程頤的學問造成天下人的思想混亂、迷惑。尹火享的確師事程頤有二十年，學業之專，自信很是篤實。使尹火享濫竽充數列於經筵之位，所做的學問、議論，不過都是從老師那裡得來的。捨棄這樣的學問，是欺騙皇上，加上疾病衰耗，體力不能支持。」於是停留不進。胡安國奉祠職居衡陽，上書說：「想使學者行中庸之教，師法孔、孟之學，而禁止不從程頤的學說，是進入房間而不從房門口通過。」朱震因疾病告辭而去，當時趙鼎已離職去位，張浚獨自擔任丞相，於是召任胡安國，令他以內祠兼任侍讀，而上奏章推薦尹火享，告訴他拒絕劉豫之類的變節行為，又稱道他的所學所養都有大大地超過別人的地方，請求令江州守臣迅速用船渡送到國門。他又以疾病推辭，皇上說「：尹火享可謂恬然隱士了。」詔任他為秘書郎兼說書，催他接受任命，尹火享才開始入見就職。紹興八年(1138)，擔任秘書少監，不久，竭力辭職請求離任。高宗皇上告訴參知政事劉大中說「：尹火享沒有論說他的學問淵源，足可以為後進效法的模式，得老成持重之人，也是朝廷的新氣象。」於是任命尹火享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留侍經筵。資善堂翊善官朱震疾病急切，舉薦尹火享代替自己。輔臣入朝奏上，高宗皇帝悲愴地說：「楊時已去世，胡安國與朱震又死了，我為此感到十分痛惜。」趙鼎說：「尹火享的學問淵源，可以承繼朱震。」皇上指著奏牘說「：朱震也舉薦尹火享代替他的資善堂的職務，但尹火享的耳朵有些聾，恐怕教授小孩有些費力。」任命他擔任太常少卿，仍然兼職說書。不久，稱有疾病要求告退，暫任禮部侍郎兼侍講。當時金人派遣張通古、蕭哲來議和，尹火享上奏疏說：「我暗中預測本朝有遼、金的禍患，這是從古代以來所沒有聽說過的，中國缺乏人才，以致奸猾之徒作亂。以前城下之戰，詭計詐謀百出，宋徽宗、欽宗二皇帝去北方狩獵，皇族播傳遷徙，宗社國家的危險，先已斷絕而今又繼續。陛下即位以來已有十二年，雖然中原沒有恢復，仇敵沒有消滅，然而依靠祖宗深厚的德澤，陛下勤奮地撫慰、關心民眾，可謂無微不至，億兆民眾之心沒有離心離德的。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死信息突然而來，沒法去探究他們不快樂的情狀，天下的人都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宮、請問死亡日期，料理後事。現在又為此議，則人心已一天天地疏遠，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執政十二年的勤奮安撫之功，都當決定於這之中了。不知陛下也曾為此而深謀遠慮了否？還不知在朝廷的大臣是否以此相告？「《禮記》上說：『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回兵。』現在陛下相信仇敵的陰謀詭計，而希望他們肯和議以緩和目前軍事緊急的狀況，難道不是有失於不共戴天，不回兵的道義嗎？又況且派遣來的使者，以詔令諭旨的名義，以割地為主要目的，現在以不共戴天之仇與他們講和，我急切地為陛下之舉感到痛惜、傷心。或者是因為金國內亂，害怕我們偷襲他，所以說好話以作為緩延我宋大兵壓境之計。假如果然是這樣，尤其應當鼓舞我士卒之心，雪社稷之恥，哪裡還有什麼談和的事情呢？」又寫書信給秦檜說：「今北使在朝廷，天下人為之憂慮憤怒，假若和議一成，他日他們更強，我們日益困怠，侵略尋釁剝削，天下有成為金人奴隸的憂慮。近來，聽說陛下以父親徽宗、兄弟欽宗沒有回返，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已有一些年代了，然而，還是沒有聽說金人悔改過錯，送還二帝於沙漠。接著梓宮崩問不詳，天下之人為此切齒痛恨，金人如狼似虎貪婪吞噬的本性，不說即可見到。天下剛剛將以厚望寄託於相公，希望能夠革除原來已有的妥協之議，難道你的意思是還要比已有的妥協之議更進一步嗎？「現在的上策，不如自治。自治的要點，內部則要進推君子，遠逐小人。外部則要獎賞有功的，懲罰有罪過的，使皇上的孝悌通曉於神明，道德成於安逸強盛，不要以小聰明、小恩小惠而圖取大功，則不勝感到很榮幸。」所上奏疏及書信都沒有得到回答，於是尹火享力求辭去新的任命。紹興九年(1139)，尹火享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又推辭，又上奏疏說：「我的職責雖在勸講，很少有什麼新的發明，數月之間，疾病一個接一個，坐得優厚的俸祿，無補於聖上對我的賞識。先聖先師們曾經說過『：陳明其力班列於宮殿之中，不能夠勝任的就理應辭職。』這是應當離職而去的第一點原因。我起自貧寒之家，誤被召用，守道的言論，表現於訓詞，而我貪戀寵愛榮譽，改變了平素志向，使朝廷非常重要的舉動，得到了懷利苟且之人，這是應當離職而去的第二點原因。近來我曾不衡量分守，言論涉及國事，識見迂腐淺陋，用現在的狀況來檢驗，已顯出庸俗愚笨的痕跡，豈能合於時用。這是應當離職而去的第三點原因。我自從擢升為春官，未曾上任供職，因疾病請求去職，反而獲得非常的遷升，有什麼功勞，得以這樣的受用？這是應當離職而去的第四點原因。按照本朝的法律典制，推測於禮經的規定，年齡到了七十歲，都應當辭官歸居。現在我年齡已經到了，加上疾病，血氣既已衰竭，不應再有所得。這是應當離職而去的第五點原因。我聽說聖明的君主有崇尚仁義的欲望，匹夫有不能奪走的志向，現在我有五點當離職而去的理由，沒有一點可以留任的道理，希望審查檢核我多次的奏議，放還回歸鄉里而居。」奏疏上後，以尹火享提舉江州太平觀。過一年告老還鄉，轉遷一官辭職歸居。尹火享自從升入經筵，即請求休養辭官，朝廷以禮相待留任他；張浚、趙鼎既已去職，秦檜在朝中當權，看到尹火享有關議和的疏奏與送給秦檜的書信，已有不樂之色，到這時，得到尹火享請求離職而歸的上疏，於是不再留用他。紹興十二年(1142)，死了。正是這一時期，曾從學於程頤門下的本有很多君子之人，然而，尋求性情直爽、弘毅、身體力行像尹火享這樣的人大概很少。程頤曾以「魯」應允他，又說：「我死後，能保持而不失掉我的學問的正統的人，是尹氏之兒子。」尹火享的言行記載以《涪陵記善錄》一書中為詳，有著作《論語解》和《門人回答》傳存於世。楊時，字中立，南劍州將樂縣人。幼年時特別聰明，能做文章，稍長大以後，潛心於經典史書。熙寧九年(1076)，考中進士第。當時河南人程顥與弟弟程頤講授孔子、孟子絕學於熙寧、元豐之際，河、洛一帶的士大夫們全部拜他們為師。楊時調任官職不去上任，以學生拜見老師的禮儀在潁昌謁見程顥，師生相處很是快樂。到他回家的時候，程顥目送他時，自言自語地說：「我的道學思想已南傳了。」四年以後，程顥死了，楊時知道後，設靈位，哭祭於寢門，而又用書信轉告他的同學們。到這時，又在洛陽拜見程頤，楊時當時大概已有四十歲了。有一天去見程頤，程頤偶然閉目休息而坐，楊時與游酢侍奉站立門外，一直沒有離開。程頤睡覺醒後，門外下雪已深至一尺了。關西張載曾經寫作《西銘》，二程很推崇它，楊時懷疑它近於兼愛之論，與他的老師程頤多次辯論，聽到理一分殊之說後，才豁然開朗，沒有疑問。杜絕做官，閉門讀書有十年，好久以後，楊時才歷任瀏陽、餘杭、蕭山縣知縣，都有好的政績，民眾思念他始終不忘。張舜民在諫司，推薦他，得荊州教授職。楊時安心於州縣任上，未曾尋求聞達顯貴，而日趨德高望重，四方各地的士大夫們不遠千里都來與他從游交往，號稱「龜山先生」。當時天下多變故，有的人跟蔡京說，認為國家事已至此，必然失敗，應該引薦德高年老的人置之於左右，或許還差不多，當時的宰相認為此話有理。正逢有使節去高麗，皇上問龜山先生在哪裡，使者回話告訴他。楊時因此被召任為秘書郎、遷任著作郎。到面陳朝對，上奏說：「堯、舜說『誠實，執於中』，孟子說：『商湯執中』，《洪範》上說：『君主建立的原則是至高無上的』，各代聖人都是遵循這個道義。熙寧之初，大臣著文說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紛更革殆盡。元..繼熙寧年號以後，全部恢復祖宗的舊法，而熙寧年間新立的一切法規又全部廢革。至紹聖、崇寧年間又更加厲害了，凡是元..年間的政事法令寫入律令的，都焚燒了以滅其跡。從此以後，官吏們之間所結成怨憤、禍害甚至現在還未消滅。我願明白地詔令有司，條奏具上祖宗的法令，著為綱目，有適宜於現在的就選擇舉薦出來加以推行，應當修改減損增益的，就減損或增益，不論元..、熙寧或元豐年間的，都暫時放置不問，一切趨於中而已。」朝廷剛想圖謀攻取燕州、雲州等地，內地空虛，外部兵重，楊時於是陳述時政的弊端，又說：「燕州、雲州的軍隊應當退守內地，以減省轉送運輸的勞苦，募集邊民擔任弓弩手，以形成攻殺常勝軍的形勢。」又說「：都城位於四通八達的衝要之地，沒有高山大河以為阻隔防衛，士人心懷異心，一旦遭遇急變就不可依仗。」宰相執政不能用。登朝入對，力陳君臣應當示警嚴戒於沒有憂慮的時候，請求設置《宣和會計錄》，以告知天下財物支出與收入的數字。宋徽宗點頭肯定了他的意見。楊時任命為邇英殿說書。聽說金人入攻，對宰相執政說：「今天的事之大勢如堆積的柴草已燃燒，應當自己努力奮鬥，觀察動靜。假若顯示出怯懦的情形，萎靡不振，那麼天下大勢就無可挽回了。過去汲黯在朝主事，淮南王就停止策劃陰謀。以汲黯的才能而論，未必能超過公孫弘輩之類，只是其特別的正直氣概可以鎮壓奸雄的邪心。朝廷威望不振，就會使奸雄們都把朝廷大臣當作公孫弘輩，那麼國家就會無所作為。要害的地方，應當嚴加防守備戰，否則敵軍到了都城，還來得及嗎？靠近邊境的州軍縣地應當堅壁清野，不要與他們作戰，使他們自己成為困獸。假若攻城略地，應當派遣援兵追剿襲擊，使它們腹背受敵，那麼就可以取得對敵人的勝利。」又說「：今天的事情，應當以收取人心為先務。人心不依附，雖然有高的城牆、深的護城河，堅甲利兵，還是不足以依靠。免夫之役，毒害擴展于海內全國，西城的聚斂，東南花石綱的搜刮，它們所造成的禍害特別厲害。以前大概曾經罷免過，所下詔令的墨跡還沒有干，而東南運送花石綱的船隊已首尾相接到京城了。現在雖然又重申從前罷免的詔令，然而禍根不除，還有誰人相信朝廷呢？想致人和，罷去這三條，正是今天的當急之務。」原金兵圍攻京城，各地勤王的軍隊四方來聚集，而沒有誰相互統一。楊時說「：唐代九個節度使的軍隊不設立統帥，雖當時大將李光弼、郭子儀等善於用兵，最後還是不免失敗。現在各路烏合之眾，我認為應當設立統帥，統一號令，告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行動。」又說：「童貫身為三路的將帥，敵人侵城略地，他棄軍而逃回，他被殺掉罪行還有餘，朝廷相反卻置之不問其罪，故梁方平、何灌都相繼逃遁。應當正法受刑，以作為臣子不忠誠的懲戒。童貫掌握兵權二十多年，兵敗將死，馴至今天，近來聽說防守城邑仍然用宦官，前面覆車之借鑑，不可重蹈覆轍。」奏疏上後，任命他擔任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剛剛退卻，議和的人就想割讓三鎮與敵講和，楊時特別陳述不可這樣做，說：「河朔為朝廷的重要地區，而三鎮又是河朔的重要屏障。從周世宗到宋太祖、宋太宗，打了上百次戰役才奪回了這塊地方，一旦把它丟棄給北方的小朝廷，使敵人騎馬任意馳驅，通貫我腹心地區，不幾天就可到達京城。現在聽說三鎮的民眾以死相抵抗，三鎮拒敵於前，我們以重兵跟隨其後，還可有所作為。如种師道、劉光世都是一時名將，剛剛達到而沒有用，請求召他們入朝詢問破敵的辦法。」奏疏上後，欽宗詔令出兵，而參加議論的人多持兩端，模稜兩可，楊時抗疏說「：聽說金人駐守磁州、相州，攻破大名，搶劫擄掠，沒有法紀，混亂到了極點，發誓議和的墨跡還沒有干，而馬上又不信守諾言，翻臉即不認賬，我們雖然想去信守和議，是不可能的。金兵越走幾千里遠，進犯別人的國都，是危險的手段。他們知道勤王的軍隊四面而來，也因此害怕而返回，並不是愛護我朝而不進攻。朝廷割讓三鎮二十州的地方給予他們，是想幫助金寇而自己攻擊自己。聽說肅王初次與之相約，到河東而返，今挾之以往，這是敗壞盟約的主要問題。我自己認為，朝廷應該責問肅王，指責其敗盟的原因，一定得到肅王而後已。」當時太原被圍攻幾個月，而姚古擁兵觀望，逗留不進，楊時上奏疏請求誅殺姚古以嚴肅軍政紀律，選拔偏將和裨將中可以代替其職務的替代他。沒有得到回答。李綱被罷免之後，太學生跪伏於宮廷前上書，請求留任李綱與种師道，軍民集合在一起有幾十萬人，朝廷想防備禁止他們集中。吳敏請求用楊時以平息太學，楊時得召論對，說「：各位太學生紛紛俯伏於宮闕之前，是忠於朝廷，並沒有其他的用意，只要選擇老成持重而有行誼的人擔任將帥、副官，那麼這件事就會自然平息。」欽宗皇帝說「：沒有誰比你說的更有道理。」於是任命楊時兼任國子祭酒。他首先奏道「：三省是負責國家政事的機構，六曹分別治理，各自設機構。現在就別闢官衙，新進少年，未必比六曹的長官、副職賢能。」又說：「蔡京擔任宰相職務二十多年，禍國害民，幾乎危及國家，人們切齒痛恨，而論說他的罪行的人，沒有誰知道他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大概蔡京以繼承神宗時的治國之策為名，實挾持王安石的名義以圖謀自己的私利，故推崇王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今天的禍害，其實是自王安石開始的。「謹按王安石挾管子、商鞅之手段，整飭六藝以文意強姦聖賢之言，變亂祖宗的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說其為害當可見於數十年之後，今天的事情，正合乎他的預測。他所寫的邪說之文以糊塗學者們的耳目，為此而敗壞心術的人，不可勝數，暫即列舉一二事來闡明它。「過去神宗曾經稱讚欣賞漢文帝憐惜百金以罷免修築露台之事，王安石於是說『：陛下若能夠用堯、舜的道義來治理天下，雖竭澤天下以自奉使用也不為過，守節財用的言論並非正理。』曾不知堯、舜住茅茨、建土階，大禹說：『克儉於家。』那麼，竭澤天下以自奉使用的人，一定不是堯、舜的道義。這以後王黼以應奉花石綱的事情，竭澤天下的財力，號稱為了皇帝的享受，實際上是王安石就開始倡導了。他所解釋的《鳧翳》守成的詩，在末章就稱：『以道義來守成的人，役使群眾，泰然處之而不認為驕橫，主宰定製萬物，花費不認為奢侈，何必過分地克儉以愛惜為事。』《詩》經上所說的，正是說的能持守盈餘就會使神癨祖考而因此安樂，而後沒有艱難的憂慮。自古解釋這段話的人，沒有泰然處之而不為驕，花費而不為奢侈的說法。王安石獨自倡導這種說法，以開啟皇上嚮往奢侈的心事。後來蔡京之流輕費妄用鋪張，以奢侈浪費為樂事。是王安石的邪說之害，如此以致禍害至今。「我希望能追削奪去王安石封爵的稱號，明白地詔示中外，毀去他配享孔孟廟庭的肖像，使邪說妄議、淫辟怪論不能迷惑學者。」奏疏上後，王安石於是被降為從祀之列。士人學習王安石的學問以考試科舉取第的事情，已有幾十年，不再知道他的過錯，忽然聽說王安石的學說是邪說，議論紛紛。諫官馮解力主王安石的學說，上奏疏詆毀、指責楊時。正逢學官中有爭議的人，有聖旨令學官一齊罷免，楊時也被罷去國子祭酒。楊時又說：「元..的黨籍中，惟有司馬光一人獨自被褒揚而顯名，而沒有涉及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等人。建中靖國年初，言官諫臣陳馞已褒揚贈賜，而沒有涉及鄒浩。」於是元..年間各位大臣都依次接連恢復其名位。不久，楊時四次上奏章請求罷除諫省，任命為給事中，推辭，請求辭官歸居，任命為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楊時力辭直學士的任命，改命為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宮。向陛下辭別時，還上書請求選將練兵，作為戰守的準備。高宗即位，楊時擔任工部侍郎。與陛下論對說道：「自古聖賢的君王，沒有不以典籍聖賢之學為務。」受命兼任侍讀。請求修編《建炎會計錄》，請求恤勉勤王的軍隊，請求寬恕敢於發表言論的人。楊時連續上章請求外任，以龍圖閣直學士職提舉杭州洞霄宮。以後告老，以本官辭職家居。優遊于山林名勝之地，以著書講學為務。卒年八十三歲，諡號「文靖」。楊時在東郡，所交接的都是天下的名士。先賢顯達之士陳馞、鄒浩都以老師的禮儀事奉楊時。宋室南渡長江以後，東南的學者都推舉楊時為程氏的學問正統傳人。與胡安國往來講述議論學問的時候尤其多。楊時浮沉於地方州縣有四十七年，晚年居任諫省，僅九十天，凡所論說列舉的都切中時弊世道，而其中大的，則是分析王安石的經學，力排靖康年間的和議，使邪說不能發揮作用。凡是紹興初年崇尚元..時的學術的人，而其中朱熹、張木式的學問之所以能夠得到程氏的正統之傳，而其源委脈絡相承都是出於楊時。楊時的兒子楊迪，努力學習，曉通經典，也曾經以程頤為老師。李侗，字願中，南劍州劍浦縣人。二十四歲那年，聽說本郡人羅從彥學得了河、洛之學，於是以書信拜謁他，其中大致說：「李侗聽說，天下有三個根本，父親生養兒子，老師教授學生，君主治理國家，缺其中之一則根本就不能樹立。古代的聖賢沒有誰沒有老師，他們學習的勤奮與懶惰，涉及道學的淺顯與深邃，求取得益的先與後，是存還是亡，其詳細情況不可能去考查。惟有洙水、泗水之間，孔子的七十二弟子之中的賢徒，議論問答，全部記錄在簡冊上，有足夠的根據可以稽查，是因為憑藉孔夫子而愈益明了。孟子以後，儒道失掉了傳承，分成了各個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真儒再沒有見聞於世。其聚徒講學成群的人，他們所相傳教授的，只是做些句讀、解釋文字而已，謂之熄滅、失傳是可以了。「惟有先生衷心信服龜山先生的講席已有一年多了，況且曾經從學於伊川先生之門，得到沒有傳承的孔孟之道於一千五百年之後，性情明而修，行為完而潔，擴其道以廣大，體驗其道以仁恕，精深微妙，各終其極致，漢朝、唐代的各位儒生沒有與之相近似的。至於不發表自己的意見而以謙感人，和別人一起就能感化別人，如春風吹髮萬物，大概也沒有誰知道其所以然。凡是讀聖賢之書的人、粗有見識的，誰不希望能夠得到你傳授的經典，以詢問疑難，至於有不同意見的人，本應當放置一旁而不議論他。「李侗愚笨、鄙陋，僅僅是學習科考舉子之業，不能夠從學於您的門下，而今天誠懇地想來求教，是因為所尋求的東西大於利祿。李侗還聽說，道可以治心，就像吃了食物使人肚腹飽滿，就像穿衣服而可以抵禦寒流。人有迫於飢餓、寒冷的憂慮，因此，忙碌地謀取衣食，造次顛沛，始終沒有忘記。至於心之不治，如面臨末世的危險而不知道去憂慮，豈不是愛心不如愛口與身體嗎？我為此百思而不得其解。「李侗沒有考慮自己的天資淺陋，僅是以祖父的儒學起家，不忍心於墜入箕裘之業，忙忙碌碌地追求利祿之學，雖知道真儒有所作為，聞風而起，本不如先生親自動手所得於動靜語默之間，親眼看見而意思周全。現在我已有二十四歲，茫然間而又沒有停止學習，顯明的道理沒有弄清而是非無以辨別，宅心不廣而喜怒情緒容易變化，行為不完美而悔吝很多，精神不充實而智巧襲用，選擇了而不乾淨，遵守了而不足夠，從早到晚恐懼憂慮，就像忍飢挨餓受凍的人尋求充飢禦寒的器具。不然的話，哪裡敢以不肖的身份來成為先生的拖累負擔呢。」李侗跟隨羅從彥多年，被教授《春秋》、《中庸》、《論語》、《孟子》的學說。從彥喜歡靜坐，李侗退入宮中也靜坐。羅從彥告訴他從靜中看喜怒哀樂的情感未發生之前的氣象，而從中尋求所謂「中」，好久以後，而於天下之理洞貫通達，依次融會釋然，各有條序，羅從彥對此特別讚許。李侗而後退居山田鄉里，謝絕世俗之故達四十年，飲食有時不能充飢，仍怡然自得其樂。事奉親人，恭敬孝悌，兄長個性剛烈多忤，李侗待他很好，得其歡心。閨門內外愉悅肅穆，若沒有人的聲音，而眾事自有秩序。親戚中有貧窮的而不能結婚嫁娶的，就為他們幫忙而賑濟之。與鄉人相處，吃喝言笑，每天快樂，自然和睦。李侗所接受的後學諸生，答問不倦，雖按照學生的深淺施教，而一定從反省自己開始。所以按他的話說「：學問之道不在多講，而只是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如果是這樣，雖然有一毫私慾之發生，也能退而恭聽了。」又說：「學者的毛病，在於沒有使人豁然領悟地方。如孔子門下的各位學生，群居終日，互相切磋討論，又能夠依靠孔夫子為指導，故日用平常之間通過觀感而開化的人很多。恐怕融會貫通的領悟，不是講解所能夠達到的。」又說「：讀書的人知其所說的沒有成為我自己的東西，即自己努力去尋求它，則凡聖賢所至而我所不能達到的，都可受勉勵而努力求索。假如直接求之於文字，以作為誦說之資，不成為玩物喪志的人就很少了。」又說「：講學之要在於深沉縝密，然後氣味深長，途徑不差。假如概以理一，而不能辨察其本質之區別，這就是學者之所以流於疑惑模糊的真偽之說而自己還不能知曉的原因。」曾經以黃庭堅稱濂溪周茂叔「胸中灑落，其開闊的胸襟、坦白的心地，如雨過天晴時風清月明的景象。」作為善於形容有道的氣象，曾經常誦讀，同時反覆要求學者存此於胸中，希望遇事灑脫、明了，這樣義理就會不斷有長進。他在講《中庸》時說「：聖賢的門下所傳的是書，其所以開啟覺悟後學不是沒有更多的對策。然而其中所謂『喜怒哀樂未發的稱之中』的，又是其中一篇的主要的意思。假如僅僅只是記誦而已，那麼，為何要這樣呢？一定要親自體驗，才能實在地明白這個道理，假如像顏子之嘆，顯然是若有所見，而沒有違背於心想目見的道理，然後擴充過去的知識，力求無所不通，那麼就差不多可以說《中庸》了。」他在講《春秋》時說「：《春秋》中一事各是說明白一個例證，如觀賞山水，隨步移位觀察而形勢不同，不可以拘泥於一種方法。然而所以難說明的，大概是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的心事，沒有到聖人的那種灑脫的境界，豈能沒有失誤呢？」李侗閒居以後，好似無意於當世之事，然而傷感時空，憂慮國家，議論事情感激之情動人，溢於言表。曾經說：「現在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可任用，這就使上下之氣隔離有隙，而致中國日益衰微。義利不分，故自王安石治政用事開始，陷溺人心，至今人們還沒有自我覺察到。人趨利而不知義，那麼皇上的勢力就會日益孤立，君主當於這方面留意，不然的話，就是所謂『雖有粟米，我能吃得到嗎？』」這個時候，吏部員外郎朱松與李桐同為門生故友，很看重李侗，遣送自己的兒子朱熹跟隨他學習，朱熹最終得到了他的全部傳承。沙縣鄧迪曾經對朱松說「：李願中如冰壺秋月，瑩亮清澈，光潔無瑕，不是我們所能達到的。」朱松以為這是知情的言論。而朱熹也稱讚李侗：「姿態脫俗，稟賦超凡，氣節豪邁，修養完美，沒有牴觸之處，精純之氣表現於面目之間，看起來和藹可親，語言嚴厲，神氣堅定，心平氣和，言語默然，動靜言行，端詳閒適，處之泰然，自然之中含有成法準則。平常時日誠實恭敬，對於事情似乎無甚可否，到其應酬事物，判斷變化，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冒犯的樣子。」又稱，自從跟隨李侗學習，歸去復來，則所聽說的更為超凡絕倫。他所達到的境界，還不僅僅是人們對他所稱讚的那樣。李侗的兒子李友直、李信甫都參加科舉考為進士，在靠近家鄉的州縣擔任官吏，更替請求迎養他們的父親。歸道武夷，正逢福建將帥汪應辰用書來迎接他，李侗前往見他，到的那一天疾病發作，於是死了，卒年七十一歲。李信甫任官至監察御史，出任衢州知州，擢升為廣東、江東憲司，因為格調超群，有不容於朝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