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你一匹馬 · 忠孝西路P.M.5：15　1986

那 條街，比起異國任何一條馬路，都要令人心慌。從來只是車裡坐著經過，靠著玻璃不當心那麼飄它一眼，心裡馬上幾十團亂毛線打結。 十年吧，這才去了。 即使走在騎樓里，仍然感到一輛輛汽車壓在背部——再加油煙浸漬的一隻大手捂在人口上。 一種世紀將要滅亡之前一刻的幻覺。天地是加蓋的壓力鍋。那聽不聽都得刺進身體裡去的高音貝，是哪一個小伙子套住麥克風站在沒有門面的衣服堆里狂喊那五十塊任選一件不然隔壁還有六十塊一把的雨傘。 在那叫人發狂的噪音真相里，沒有人真正地發狂。如果說這種聲音算做熱帶病毒，那麼被感染的一群也不過是被擴音機吸了進去，開始發作時機械性的動作：翻那小山一般買了回去也不能改變任何生活秩序的小折傘，不然，一件不死不活的T恤。 小東西並不夠小，寒傖花色之外，不知道還有什麼更好的特性可以稱讚它。那種小花傘，是一對手足失措的情人，小小氣氣躲在裡面，怕，怕沾上任何一滴其實死不了的酸雨，擠那本來就夠擠了的寒傖。 這也許是廉價，傘本來也只六十塊一把，不能給人理直氣壯的骨架。就如床單總也不換的賓館，明晃晃大白天亮著日光燈招牌——「休息兩百五十元」藏在高樓幽巷裡，好使人看不見那一地的垃圾污水加爛菜葉子還有擋路的大鍋。 那種，休息之後出來，手也不拉地出來，直直走向幾步路騎樓邊的小食檔。男的問女的「吃什麼？」女的，對著一攤豬腸，小聲說：「隨便。」他們彎曲了身體，就著一團熱氣，把灰嗒嗒的肉團，吃到口裡不算，還在認真地咀嚼，然——後，咽——了——下——去。他們一直佝僂，在吃的時候。 傘還是有人買的，成就了一種那麼微薄的安全——只要六十塊就可以擺進皮包。天隨時可以下雨。 擴音機不能不叫，叫成了都市的命脈。 那個叫賣的人很清楚，他的嗓門和貨色對於路人是不可或缺的安撫，一旦沉默下來，城市要被嚇得出大禍。叫著叫著，不過是反覆幾千次的——來呀！來呀！卻將失群的人潮激起了狂喜的蕩漾。在那飽滿的呼喚里，有人只用五六十塊的交換如同傳道者一般救贖著人的靈魂——來呀耶穌愛你。 那麼名貴的端硯毛筆名家字畫的門前，有人起勁地把一塊塊臭豆腐下鍋，臭豆腐的氣味成了墨香，於是沒有人看硯台。 紅紅的中國結襯著金色塑膠大字，財啦福啦，大吉大利、 、 、 、 、 、 、 、招財進寶。一定要使幸福的顏色濃得傖俗。而那金銀財寶，就算是佝著身體一輩子去膜拜它，也帶給人心甘情願的喜悅和親愛。哦，如果叫它神的名字，買的路人會不會比財字更瘋狂？ 商店的門口倒不要神位，做了好多長條凳請人留步。就有條凳那麼周到，擺明了功能還擔心那不夠殷勤切意，添上了「請坐」二字。就像它不請人坐，人不敢坐下去那般小心猜測路人的客氣和謙卑。 而那些擺地攤的，知道自己絕對不算路人，就真敢也不敢坐下去，那麼識大體地離著條凳只幾分寸，賣著他的假名牌真恤衫，他們不在意口袋上那塊小標記，對著商店一條凳子卻又噹噹心心，壁壘分明。無論條凳是白是藍是黃，他們靠也不去靠。 書店倒是好大一家，沒有書香，聞到的老是胃裡的東西，照樣擠滿了只看不買的人群。當然是不買的，它不能兩百五十塊休息不能十五塊肉羹也不能給人蔽雨。 一群群被辦公大樓吐出來的下班族類，面無表情地站在公車站牌下，他們當然不再表情，因為下班了。等慣了車的人不張望——早也慣了。該來的總是會來，載人去每天必然回得去的地方。用一種方盒子。 人，每天上班在大盒子裡，下班苦等小盒子載人回家，家是另一種打著小方格子的空間，床不只是平面方形，電視叫做立體方形，等那中午好不容易鬆一口氣可以品嘗薪水變為食物的辛酸，還是面對一個便當盒——這就突然明白了，人在潛意識裡沒有面對棺材時，為什麼亂七八糟地買T恤和小花傘。他們很自然地不再買四四方方的書。當然。 車子當然也是擠的，擠來擠去，擠掉車門外的尊嚴沒有人會在意。而尊嚴也是一種習慣的代名詞，慣了，就好。如果人人不再講這個字，它就不必放在任何層次。這裡已經夠擠了，加不進一隻髮夾。 那麼多裝扮相似的人混成一團，仔細看看又實在沒有一絲可以點明的相像。這個人的球鞋疊在那個人的背包上，那群人的外套擠成衣架上統一尺寸的貨色，而女人的頭髮，全部冒著燙焦沒有光澤沒有彈性皺巴巴蓬成一團濃煙，享受著與眾一同的安然。 與眾一同，叫做美麗。注意，要——燙——焦——頭——發。 三五個拿著地圖的白種人，呆望著不能明了的公車站牌，沒有人理會他們。儘管學英文已經成為另外一種病毒，能不講的時候，還是不發病來得不叫人臉紅。學英文為的是：一開口說英文時，那一陣臉上湧出的熱潮令人興奮。聽說台北市可以坐上六百道不同站牌的公車，為什麼不看見有人，走上去，不講一句英文，把那貼著不穿衣服女人的隨手丟打火機啪一下去燒掉外國陌生路人手上緊握的台北市地圖。 小得像凹字大一點的什麼小柜子，裡面卡住那個粗粗壯壯的青年，就在一家麵包店大玻璃片前的騎樓下，把自己卡成了一個囚字。他的背後正好是食物，還配上出爐味。粗小子賣手鐲、別針、項鍊、耳環，細成如同他手臂血管暴漲青筋三分之一細的鏈子，鎖住了一個大男人的青春——我不要青春我要麵包。 看了麵包一眼，粗里有細的櫃檯囚人，警覺地堆出一臉笑來。「小姐你看，你身上這件衣服配上這月白色的耳環就更周全了。」就為了那用詞，多看了人一眼。櫃檯上， 張愛玲 的《半生緣》看到一大半，反面擱著。「曼楨的結局你喜歡嗎？」粗小子手中的耳環不晃了，靜止在空中。「你也知道張愛玲，一百五十塊的耳環算你八十塊。」並不會因為張愛玲而移情，笑說：「那邊走過去，一把花傘——可折的，才六十。」台北人是這麼講話的。 大廈跟大廈之間的巷子，永遠沒有陽光，夾縫裡，生命流動得舒暢又緩慢，只要汽車開不過去的地方，就沒有東西壓在背上的感覺。人，在下棋，才夏天呢，灰撲撲的汗衫早也露了出來。卒子過河，車馬炮無聲地殺來殺去，慢慢殺、蓄意地殺。棋盤旁邊，小卒子壓著兩張紅票子，發印五百塊和一百塊相同顏色新台幣的人不會因此殺頭。猜是兩百塊吧，不看那穿堂風吹過，票子一起一伏的好像要飄走，賭棋的人壓都不多壓一個棋子。 台北人真真假假還是有錢。兩百塊可以買三把花傘加一個菠蘿麵包另外找回五塊銅板用來當工具刮痧。台北人不要心理醫生，人懂得怎麼去疏導自己，那麼漫不經心的。車子一輛一輛壓上來，狹巷裡，聲音被一個過河卒子啵一下吸成透明。 是哪個小姐在等情郎用摩托車來載她去休息，長長胖胖打褶裙子的下面，一雙球鞋加紅襪子，人就落實到地面上去了。上身一件緊身襯衫，擠出了成熟多汁的性感加肉慾——什麼？！這種身材的人會是處女。 「天主教文物供應中心」的前面站著那個肉體，一座聖母悲愴的塑像伸出一隻手，好像就要穿過玻璃，去摸一摸那活生生的大地之母。聖母在悄悄地嘆息——你是一個好女人，好到 一如 當初天主創造的夏娃。而那個不站在公車站牌下卻時時張望著街頭的胖小姐，正在起勁地咀嚼口裡的東西，不，那不是口香糖，那是一種鹹濕食物——帶著五花肉的烤香腸。那麼旁若無人地吃著，那麼原始地磨著牙齒吞咽。果然來了一輛摩托車，小姐把香腸棒子一丟，粗粗魯魯地跨上車，緊緊抱住騎士的細腰，帶著燙焦毛髮的烏煙，哄一下飛駛而去。 人潮湧來涌去，擴音機永恆地在 吶喊 ，公共汽車逼到騎樓邊來載客，隊伍總是突然亂一陣，帶去了要去的人，而路上的人並沒有因此減少。登山用品店為什麼還不變成食品店，上公車的人絕對不是去了山上。在都市喧譁悶熱叫人窒息的黃昏，山林之夢是不能也不可以做的——那太單調了——一幅不能感動人的廉價房地產廣告。 不等車的人還是大部分，不知往哪裡去的人們市政府給了天橋、給了地下道，如果膽子夠大，衝過車陣也可以跑到對街——警察不會來抓你。這一片的街景全在騷動中跳舞，活生生的，活得朦朧又活得顯明、活得那脈搏有如灌濃時的生猛，砰、砰、砰、砰，飽出令人想尖叫的喜悅或說恐懼。 晚報出來了，走過書報攤的人，收回了那邁出的右腳，丟下一個銅板，迫不及待地就在人群里把手臂拉開——更擠了，如果人人在街頭看報。猜那看報的人並不那麼好奇，人們看報紙，往往只有一個絕大的動機——不放心自身的利益和安危。這樣一來，只看早報就不夠了。 巨大的落日在都市大峽谷中靜靜墜落，人們一般並不意識它的存在，人們正在養精蓄銳，等待那立即將來的華燈初上歌舞昇平。 我捨不得離開眼前的現象。我站著點燃了一支煙，就在街上當眾吸著。我啪一下把菸蒂用手指彈到地上去甚而不許自己把它踏熄。我差一點走回頭路跑去買花傘。我果然被店家的「請坐」所感動，略略沾了那條凳的邊。我開始走過那總共包括六百個牌名的公車站牌，專心找一個指引人回家的地名。 而公車來了，我並沒有擠上去。我說過了，尊嚴只是某種習慣的代名詞。既然沒有車子可以立即習慣，我往抽過煙的老地方走了回去。你知道，不久以前，我是種菜還有玻璃花房的那種鄉下人。 雖然我佝僂了那麼十秒鐘不到的姿勢有一些使人委屈，我還是在一大群地上的丟棄物里——觀察，是哪一支菸蒂上透露出我吸過的特定記號。 我仔細地撿起「一支菸蒂」，把它用化妝紙包起來，小心放進皮包。當我做出這一個動作來的時候，我突然看見滿月變紅像血從市議會的方向升起，不，我沒有看錯，那絕對不是霓虹燈。我聽見嘩啦嘩啦的笑聲——人的笑聲，摻雜著洗牌的碰撞，四面八方響起。人的五官模糊，可是他們明確地在噼噼啪啪拍手又歡笑，包圍著我大聲唱起來。 他們唱——來呀！來呀！台北人。來呀來呀台北人。來呀來呀——來——呀——六十塊一把，你還等什麼、等什麼、等什麼—— 他們又輕輕地，說—— 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