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中國的改革 · 第二章　闡釋的問題【11】

對先行闡釋的評價 對於改革及隨後政治潮流轉向的激烈爭論，使得對此複雜歷史時期的歷史學研究變得非常困難。很多基本史料受困於有偏見的敘述和蓄意刪改。首先，（神宗）實錄（真實的記錄，有時被稱作「君主在位期間的編年史」）的起草與改寫在反變法和後變法階段引起了激烈的爭論。在南宋初期完成而今已不存的第三稿和定本(1)，以贊同反變法派的觀點解決了這一問題。這一版本由痛恨後變法時期弊政的人所修訂。(2)這也符合哲宗之妻昭慈太后的明確期望。昭慈太后支持廢除變法的宣仁太皇太后，同時也為其繼位為帝的丈夫所厭惡，並因後變法派的報復和宮廷陰謀而被逐出宮。(3)她免於金朝侵略者的囚禁——他們曾嘗試尋求保守主義集團的支持而未果(4)，後來以極高的榮譽回到南宋朝廷之中，被視作北宋政權以及後變法時期之前美好時代繼續存在的象徵。正是昭慈太后要求宋高宗告訴實錄的編纂者，【12】要將北宋災難性的滅亡歸咎於蔡京及其同黨。(5)但是，在實錄的最終稿中，這種對後變法時期有意的譴責，與學者們長期以來對王安石及其改革的偏見攪在一起。這對王安石來說是不公平的，它部分源於錯誤地將王安石與後變法時期聯繫在一起。 對歷史來說幸運的是，淳熙元年（1174）李燾私人編纂完成了浩繁的原始資料匯編《續資治通鑑長編》，它包含了官方文獻和只有極少量編輯修訂的其他文獻，按時間先後整理，以為一部北宋編年史做最終的準備。儘管表現出一定的反變法的偏見，這部匯編仍可以和官方檔案選編《宋會要輯稿》一起放心使用。這兩部著作是最好的基本史料。(6) 《宋史》編纂於元代，總體質量較差，對變法也尤其不公平。(7)其主要編纂者倚重於有影響力的南宋哲學家朱熹的著作。朱熹對於王安石及其改革的觀點儘管有時溫和，但基本上來說是不利的。(8)當稿本出現不同觀點時，《宋史》的主要編纂者（總裁官）一向都毫不猶豫地進行更改，以求與他們自己的觀點相一致。(9)其他關於宋史的權威匯編基本都表現了宋王朝在歷史上的進步，但它們未能糾正對於變法的偏見。 對於王安石死後迅速湧現，並充斥整個南宋時期的五花八門的私人筆記，必須極其謹慎地處理。它們中間有不少都充斥著謠言、詆毀，【13】甚至是捏造。(10)這一時期一些士大夫之間激烈的爭名奪利，促進了揭發文學（exposé literature）的增長。附帶一提，這是一批引人興味的文學作品，未來值得研究。比筆記更有用的，是很多主要的士大夫的作品匯編（文集）。它們所提供的信息更加可靠，已經被近來的研究者用來補充《續資治通鑑長編》和《宋會要輯稿》所提供的資料，而對這些文集的使用目前遠遠不夠。 對於王安石的研究，隨著清代學者蔡上翔詳細的傳記研究而姍姍來遲。蔡上翔不遺餘力地要推翻自南宋以來持續反對王安石及其變法的歷史偏見。正是這部重要的著作，使得現代學者如梁啓超，將王安石視為一位偉大的英雄、強調他的遠見及其新政與現代思想的相似性，而將其重新引介入本世紀。1930年代，柯昌頤和威廉森在他們關於王安石的一中一英兩本名著之中，用更多的材料進一步闡述了基本相同的觀點。柯昌頤的著作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續資治通鑑長編》，儘管還不夠廣泛。一段時期以來，這兩部研究幾乎被視作權威著作。但是，1936年出版的《宋會要輯稿》，立即證實了《續資治通鑑長編》的可靠性，也披露了大量更進一步的信息，隨即使得所有先前關於王安石的研究都過時了。 最近的學者尚未嘗試對王安石及改革作綜合研究。他們更傾向於將精力都用於對具體改革措施的細節研究，一項接著一項。他們敏銳地意識到，只有將王安石及其改革置於他的時代和宋代社會各方面發展趨勢的廣闊參照系之中，【14】才能對其有真正的理解。在這方面，許多學者做出了重要貢獻，尤其是如下這些研究：全漢昇關於經濟史，宮崎市定關於政府和政治行為，聶崇岐關於政府機構和政治史，曾我部靜雄關於財政，以及周藤吉之關於土地制度和官僚的社會流動。 近來宋史領域學者的注意力，概而言之，第一集中在經濟發展，第二集中在政治體制。相對而言，很少關注宋代的思想。對這最後一個領域的研究，大體上著重強調在北宋興起至南宋成為主流的形上學和自我修養哲學。相反，對政治理論則較為忽視，尤其是那些在北宋時期有影響的強調功利主義的思想。儘管不是宋代專家，蕭公權因為在他的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對這一方面給予了應有分量的重視而值得讚譽。(11) 所有這些著作呈現出對王安石及其改革各色各樣的闡釋。在傳統史學中，王安石被視作一位天才的學者，一位誠實但固執的政治家，被自己過分的自信和他寄予錯誤信任的小人同僚所誤導。在此視角下，王安石不能被視作正統意義上第一流的儒家學者。但另一方面，蔡上翔的詳細研究宣稱，這即使不是扭曲，也是一種誤解，王安石應該被看作一位真正的且非凡的儒家學者。 本世紀的出版物，不消說，不再將他們對王安石的理解根植於儒家思想。梁啓超在他的傳記作品中，【15】強調王安石的理想和改革舉措旨在富國強兵。(12)其他作者，比如福開森（J. C. Ferguson），基於現代自由主義而對王安石表示讚賞。而其他人，尤其是威廉森，將王安石的改革比作國家社會主義。(13)在充滿國家主義和革命精神的當今時代，流行的對王安石的闡釋傾向於過度讚美他。只有一個例外，表達了一種少數觀點，即認為王安石是獨裁的，但這部著作，沒有審慎地使用歷史材料，因此不需要嚴肅對待。(14)無論如何，上述各種各樣的闡釋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以現代眼光回顧性地、從作者各自所持的特定的政治觀點出發來審視王安石。 最近幾年，研究者總是將注意力集中於宋代的整體發展水平上，並且特彆強調社會經濟的發展趨勢，他們將這種社會經濟趨勢作為解釋政治趨勢的基礎，這也反映到對王安石的研究方法上。這些學者強調士大夫階層在土地所有權和特權方面的既得利益。他們暗示，這種既得利益即是解釋宋帝國官僚主義特點和專制性質的線索。雖然他們不否認王安石是一位改革家，是值得稱頌的、理想主義的和卓越的，但他們以為，將他視作一位超越了所處社會經濟背景的傑出的政治家，則可能是一種錯誤和一種過度的吹捧。 內藤湖南、王毓銓、周藤吉之以及其他幾位順著周藤吉之探究脈絡的日本研究者，在最近對王安石及其時代的闡釋上，強調了兩種假說。第一種是，【16】在與既得利益者即大地主（主要集中於北方地區）和大壟斷商人澎湃激烈的抗爭中，王安石代表了新興中等地主（主要集中於南方地區）的利益。第二種是，新政在事實上擴張了官僚階層整體的力量，收緊了專制國家的控制力。(15) 這兩種假說之間並不必然是衝突的。它表明了中等地主利益和專制國家利益之間可能存在緊密的聯繫。一方面，中等地主重視國家的保護；另一方面，中等土地所有權可能最為符合專制國家本身的利益。(16)然而，這種利益的相符（coincidence），絕不意味著利益相同（identity）。許多研究者近來的研究已經在事實上證明，官僚在為中等地主和專制國家的利益同時服務的過程中扮演了雙重角色。當這兩種利益發生衝突時，一些官僚如何選擇，至今尚無研究。王安石通過他的新政，努力為他理想化的國家最佳利益服務，有時，甚至以犧牲其社會出身所屬的階級（class）為代價。(17)然而，他的許多追隨者，相對於國家利益，更認同他們的階級利益——如果不是個人利益的話。 到目前為止，最近的闡釋已經大體闡明了這個時代的整體社會經濟趨勢，儘管還不夠確鑿無疑。在這些闡釋中，階級利益假說是否有充分的事實證據支撐仍然值得懷疑；或者，這種假說所提出的社會經濟趨勢，如果得到證實，【17】有可能為政治趨勢提供充分的解釋。雖然社會經濟因素毫無疑問影響了政治趨勢，但還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對這一點也應予以考察。最近的闡釋對有些問題並未給予足夠的關注，比如，思想或者政治哲學的多元脈絡——它將士大夫分為不同和相對立的學派。此外，政治趨勢有其自身的動力。處於相同的社會經濟背景，甚至在一個特定的思想流派內，士大夫以不同的政治行為做出回應。這些行為提供了一個將他們區分為特定官僚類型的基礎。(18)簡而言之，最近的闡釋儘管有啟發性和幫助，但仍然為再評價留下了相當大的空間。 當前的再評價及其參考框架 當前的探索包括在政治背景下對王安石及其時代的再評價。首先，將回顧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裡出版的許多日本學者、一些中國學者和少數美國學者對王安石及其新政和這一時代巨大發展的研究。有少數出色的著作和大量論文應該提請所有感興趣的研究者注意。其次，要設法將各種各樣的闡釋整合起來——只要它們是兼容的——以獲得對於王安石及其時代的綜合理解。這一再評價將借鑑關於政治思想、政治行為、政府運作的多種闡釋，包括我自己的研究。希望這一政治性參考框架的使用，有別於許多當代學者普遍採用的社會經濟背景，【18】可以有助於為更深入的探索建立新的起點。 這樣一種政治的進路，需要對政治環境，以及相關社會和經濟背景的快速調查。正如柯睿格恰當地描述的那樣，北宋時期經歷了諸多劃時代的中國「傳統內部的變化」（changes within the tradition）。(19) 伴隨著教育的發展和印刷術的廣泛應用，學術達到了新的高度，在恪守儒家同一性的同時出現了有創造力的多元發展。從長江流域至福建沿海的南方地區，在全國明顯居於領先地位，不只是就人口、生產力、貿易和總體的繁榮而言，還包括教育和學術。城市生活方式從大都會圈和大城市向外擴散。貨幣經濟緩慢而穩固地擴張著。政治趨勢平行於這些社會和經濟方面的發展。曾我部靜雄已經指出，宋帝國以經濟實力彌補了其軍事上的虛弱。然而諷刺的是，在國防需求和龐大的官僚體系導致的沉重的財政負擔下，它沉淪了。(20) 在這些劃時代的變化當中，關鍵角色屬於士大夫（學者型官僚，scholar-official）或者說官僚階層。作為學者，他們通過新理論的建構、對儒家經典的新闡釋和對儒家傳統不同脈絡的不同強調，促進了智識的多元化發展。(21)一些不同的思想流派為獲得新的儒家正統地位而彼此爭奪。 作為官員，他們擁有比在之前的王朝更強勢的政治地位。他們中的大多數相當滿足於他們的事業、聲譽和特權；【19】其他的則放鬆了他們的儒家信條，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偏離了行為規範。在官員之下的是吏或胥吏，他們並不是官僚機構的一部分，卻形成了自己的次官僚制（subbureaucracy），尤其是那些服務於當地政府部門的人。由於幾乎無望晉身於官僚隊伍，又主要被局限於現有職位，這些胥吏總是在尋找行政管理中的漏洞，由此得以從政府和普通民眾手中攫取利益。如果沒有理念型和弄權型兩類官員活動的話，整個政府管理中的慣性將保持不受干擾。充滿激情的官員富於理想，對整體改進感興趣，尋求對官僚機構進行改革，有時也包括次官僚制，以作為實行他們的政策的必要步驟。弄權型官員富於野心，但對整體改進並不感興趣，主要就他們的事業和個人興趣來說，他們希望在官僚機構中獲得權力和控制力。兩個群體，好的和壞的都發起了權力鬥爭，挑起了緊張的對立。 朝廷中權力鬥爭的主要原因是北宋政府的中央集權化趨勢。其他起作用的原因有：來自南方的新官僚的崛起（或向上的社會流動），他們代替了北方大地主出身的官僚們；官員數量不斷增長，蔭補（即高級官員的家庭成員和親戚）、有出身者以及其他候選人，都在競爭更好的職位；以及最後，不同思想流派和對政策事務的不同意見，助長了批評與彈劾之風，使得政治氛圍中充斥著無休止的指控和反擊。【20】裙帶關係、經常但並非總是基於政治見解不同而結成的私人黨派、在政策事務上有嚴重分歧的派系之間的衝突，證明了這種權力鬥爭的緊張。另一個證據是大量的政治交流，數量之巨或許前所未有：論辯與彈劾奏疏的副本、有偏向性與指責性的公文、參與激烈爭論的私人通信、肆意誹謗甚至捏造的非正式著作。它們大多或非正式地通過社會交往，或蓄意地作為政治武器，或商業性地在渴求新聞與流言的圈子中到處流布，尤其是在京城和其他大城市。(22) 士大夫階層獲得前所未有的聲望，是宋帝國的輝煌成就之一。然而，這既沒有消除專制，也沒能阻止其緩慢地得到增強，尤其是到北宋末期。事實上，在高級官員不斷增長的權力——皇帝必須讓渡一部分權力給他們——和皇帝自身小心維護的終極權力之間，始終存在著緊張的關係。官僚之間的權力鬥爭變得越激烈，他們依賴於皇帝支持，其行為被皇帝周圍和內廷之人所掌控，由於有意或因環境所迫，從而助長專制主義增強的可能性就越大。專制主義的增強轉而又在很大程度上迫使官僚主義趨向同一性。長期來看，專制主義與同一性使得官僚階層更加順從。 經濟方面，官僚擁有法律賦予的納稅與服役的豁免特權。他們中的一些人超出了這些權限，【21】在地方官和胥吏的縱容下進一步逃避稅收、貪污。任何旨在改善緊張的政府財政的國家政策，都不可避免地會以某種方式影響所有官僚的私人利益，如特權或權力的濫用，無論他們是大地主還是小地主。 貨幣經濟和貿易活動的增長在官僚中造成了更深的分裂。少數機敏的人更適應這些發展，尋求在政府財政中引入新的特徵，比如用貨幣交稅，政府在貿易方面進行運作，限制大商人的活動。大多數人限於官僚機制的慣性和正統的儒家思想，反對這些新特徵，並主張政府不干預貿易活動的傳統政策。一些官僚從消費者的觀點出發反對壟斷商人，其他一些則對商人比較友善——他們或是出於從家庭背景而言與商人沒有直接聯繫，或是通過私人的貿易活動擁有直接利益。 在這種複雜的政治局面以及相關的社會和經濟局勢下，王安石出現了。他的思想與行動，回應了他所處的政治環境。他的新政設想改善政治環境，但其施行卻不可避免地受制於它，同時關於新政的爭論進一步增加了複雜性。因此，根據政治思想、政治行為和政府運作來分析王安石及其新政，將十分有助於弄清王安石時代牽涉的複雜的政治局勢，儘管整個圖景的很多方面肯定還沒有被充分挖掘。 * * * (1)　儘管實錄本身已不存，但其中很多材料已進入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譯者按：下簡稱《續長編》）、《宋會要輯稿》（北宋最好的原始資料）和杜大矽《琬琰集刪存》（宋代早期傳記匯編）。 (2)　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自南宋初期以來的編年史）卷40，第745頁；卷46，第831頁。《郡齋讀書志》（晁公武的書籍解題）卷2a，第15—16頁；卷2c，第19頁。又見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卷25，第1—6頁；梁啓超《王荊公傳》，第10—13頁；柯昌頤《王安石評傳》，第381—385頁；威廉森《王安石》第2卷，第60—70頁。 (3)　《曾公遺錄》（曾布的記錄）卷9，第69頁；《宋史》卷329，第5263頁；《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113，第1—10頁。 (4)　參閱外山軍治《靖康の變におヶル新舊兩法黨の勢力闗係》。 (5)　《朱子語類》（朱熹的分類評論）卷127，第13—14頁；《宋史》卷243，第5161頁。又見《宋史》卷471，第5676頁；卷242，第5160頁；卷243，第5162頁。 (6)　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序》第2頁認為《續長編》是不公正的。但是蔡上翔是否細心研讀了《續長編》值得懷疑（見楊希閔《王荊公年譜考略附存》卷2，第2頁）。岡崎文夫《王安石內政総考》第175—178頁指出，蔡上翔經常引用對王安石有利的王安石詩注。這些注釋為編纂《續長編》的李燾之子李壁所作。而且，《續長編》與《宋會要輯稿》緊密相符。顯而易見，李燾在編纂《續長編》時將編輯修改限於最小限度之內（見柯睿格《宋初的文官制度》，第240頁）。 (7)　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序》；梁啓超《王荊公傳》，第9—10頁；柯昌頤《王安石評傳》，第385—392頁；威廉森《王安石》第2卷，第27—29頁。 (8)　楊希閔《王荊公年譜考略附存》卷1，第12—22頁；柯昌頤《王安石評傳》，第403—410頁；威廉森《王安石》第2卷，第69、118—120頁。值得注意的是，《宋史》大量採用了朱熹所記著名官員的言辭和行為，即《名臣言行錄》。對於《名臣言行錄》真實性的批判性評價，見宮崎市定《宋代の士風》，第139—140頁。 (9)　《元史》卷182，第6548—6549頁。《宋史》的編纂總裁官是歐陽玄和張起岩（見歐陽玄《圭齋文集》卷13，第5—7頁；卷16，第11頁）。一位可能與兩位總裁官意見相左的撰稿人是袁桷（見袁桷別集，即《清容居士集》卷18，第7頁；卷41，第12—13頁；卷41，第13—19頁）。 (10)　一篇題為「辨奸論」的文章可能是偽造的。據說，該文為蘇軾與蘇轍的父親蘇洵所撰，公開指斥王安石。事實上，蘇洵從未寫過此文。見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卷10，第1—13頁；梁啓超《王荊公傳》，第95—98頁；柯昌頤《王安石評傳》，第389—391頁；威廉森《王安石》第2卷，第109—110、148—157頁。可以補充說明的是，在王安石之前以及其生活的年代，就已經出現了自稱為揭發文學的偽作（見歷史制度的百科全書，即馬端臨《文獻通考》，第1767—1768頁；劉子健《范仲淹、梅堯臣與北宋政爭中的士風》）。 (11)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第2編，第143—167頁；狄百瑞《新儒家再評價》。 (12)　梁啓超《王荊公傳》，第155—194、205—226頁。 (13)　福開森《王安石》；梁啓超《王荊公傳》，第1頁；柯昌頤《王安石評傳》，第427—428頁；威廉森《王安石》第2卷，第182頁。傅蘭克（Otto Franke）和衛禮賢（Richard Wilhelm）在他們的中國通史中遵循了相似的闡釋。 (14)　見聶崇岐對林語堂《蘇東坡傳》一書的書評，《燕京學報》第34卷，第298頁（北京，1948年）。 (15)　王毓銓《北宋社會、經濟與政治》，第535—546頁；內藤湖南《中國近世史》，第123—130頁；周藤吉之《宋代官僚系と大土地所有》，第5—77頁；中村治兵衛《王安石の登場——宋朝政権の性格》，第1—12頁；池田誠《保甲法の成立とその展開——王安石の政治改革の問題》，第7—8頁。最後一篇論文包含對各種王安石闡釋的簡要分類。1941年用日文出版的佐伯富的《王安石》，和目前最新的有關王安石的著作，即1953年用中文出版的鄧廣銘的《王安石》，也都沿襲了最近研究的觀點。 (16)　王毓銓《北宋社會、經濟與政治》，第533—546頁。 (17)　見第三章中「變法派與保守主義者的分歧」一節。 (18)　劉子健《宋初改革家：范仲淹》，第126—130頁。 (19)　柯睿格《宋代社會：傳統中的變革》。關於王安石時代之前的宋代社會，這裡的記述比威廉森《王安石》第2卷第71—91頁的部分更好。 (20)　曾我部靜雄《宋代財政史》，第22—37、68—69頁。 (21)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第2編，第143—197頁；狄百瑞《新儒家再評價》，第110—111頁。 (22)　劉子健《梅堯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