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書直解 · 卷四
公孫丑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環，是圍。革，是甲。委字，解作棄字。
孟子說：「守國用兵之要有三：時日支幹，吉凶占候，叫作天時；山川城郭，險隘可守，叫作地利；民心歸附，上下相親，叫作人和。三者本不可缺一，然以輕重論之，天時雖足取勝，然其理難測，不如地利之可恃；地利雖足自守，然其險有形，又不如人和之可恃也。如何見得天時不如地利？假如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乃城郭之至小者，若不足以守國矣。然以其少有憑依，故敵人四面環攻，亦不能克。夫環而攻之，曠日持久，其間豈無干支王相、遇著天時之善的？然而終不能克，此可見天時不如地利也。如何見得地利不如人和？且如敵人來攻，我之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甲足以禦敵，非不堅利也；米粟足以養兵，非不饒裕也。然必上下同心，方可固守。假使民心怨叛，不肯效死，將這城池、兵糧委棄而去，君亦安得而保有之？此可見地利不如人和也。」要之，人和既得，則天時、地利交相為用；人和既失，則天時地利皆無足賴矣。信乎！有國家者以得人心為本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域，是限制。至，是極處。
孟子承上文說：「觀地利不如人和，則知國家所重，惟在得民心而已。所以說人君要限制居民，不在封疆境界；要固守社稷，不在山川險阻；要戰勝攻取、威服天下，不在兵甲堅利：只看民心向背何如耳。誠能行仁義之道，而恩惠浹洽，則民心有所固結，莫不親上死長，樂為效力，而扶助之者多矣。如或失仁義之道，而舉措乖方，則民心無所系屬，莫不幸災樂禍，渙然瓦解，而扶助之者寡矣。寡助之君，既失了人心，其極必至於眾叛親離，雖親戚至近，也都知其敗亡，相率背而去之矣，況其遠者乎！多助之君，既得了人心，其極必至於近悅遠來，雖天下至大，也都慕其德教，翕然順而從之矣，況其近者乎！人心之向背相懸，而國家興廢存亡，其機已決於此矣。若以天下所順之君攻親戚所叛之國，則彼之人民皆為吾用，彼之富強皆為吾資；不戰則已，戰未有不勝者。蓋由吾得人和，而彼失之也。然則域民固國之道，地利尚不足言，況天時乎！」孟子見當時列國分爭，皆以天時地利為重，而不知愛恤其民，故其言深切著明如此。及其論得民之有道，在於所欲與聚，所惡勿施，此又得人和之本也。為民上者不可不知！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王，是齊宣王。昔者，是昨日。
孟子於齊，處賓師之位，未嘗委質為臣。故在齊王，當就見，不當召見；在孟子，可往朝，不可應召：其禮與臣下自不同也。孟子一日將朝齊王。王初不知，乃使人來召孟子，說：「寡人初意，本要自來就見夫子；只因偶有寒疾，不可以當風，故不能來。明早將欲視朝，不識夫子肯來使寡人得一見否？」齊王託疾以召孟子，是以臣禮待之，而非能屈己以下賢者也。孟子知其意之不誠，亦託疾以辭之，說：「我初意本欲朝見，但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蓋不敢顯言其非，而又不欲往應其召，孟子以道自重如此。然又恐齊王不悟，而以為真疾，則此意終無以自明矣，故次日便出弔於齊大夫東郭氏之家。公孫丑疑而問說：「夫子昨日方以疾辭，今日便以弔出，則是明為託疾矣，無乃不可乎？」孟子答說：「昨日有疾，故不能造朝；今日疾愈，可以往弔，如之何不弔乎？」蓋孟子之意，正欲使齊王知其非疾，而自悟其召見之非，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之意相似。惜乎！門人弟子猶有所未喻也。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採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採薪，譬如說打草；採薪之憂，是言疾不能採薪，蓋謙詞也。要，是攔阻。
孟子既出弔於東郭氏，齊王不知，以為真疾，乃使人問之，又遣醫來診視。是徒謂殷勤儀節之間可以虛縻賢者，而不知尊德樂道之誠，正不在此也。乃孟仲子不以實告，而又權辭以對之，說：「昔者以王命來召，適吾夫子有採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恐違王命，乃趨造於朝，不識此時能至朝否？」孟仲子既飾辭以對使者，恐孟子不知，乃使數人要之於路，說：「請必無歸而造於朝。」欲以實己之言也。夫孟子辭疾出弔之意，本欲使齊王知之，有所感悟。乃公孫丑既疑其不可，而孟仲子又從而為之辭，則孟子以道自重之意，雖其門弟子亦不能知，而況齊王乎！此孟子所以不得不曲明其意也。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景丑，是齊大夫。惡，是嘆辭。
孟子辭疾出弔，本欲警悟齊王。乃孟仲子不以實對，而要其必朝，則盡失孟子之本心矣！孟子既不能顯言其意，又不欲趨造於朝，乃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蓋欲示意於景丑，而使轉聞於齊王耳。景丑乃責備孟子說道：「人之處世，內而家庭，則有父子；外而朝廷，則有君臣：此是天下之大倫，自有生民以來，不可廢也。父子以情相愛，故主於恩；君臣以禮相接，故主於敬。人人各有當盡的道理。今丑見王之待子，可謂致敬盡禮矣；乃未見子之所以敬王，其如君臣大倫何哉？」孟子因曉告之，嘆息說道：「子以我為不敬王，是何言也？大凡人臣敬君，不在儀節上周旋，只在大道理上明白。如今齊人都無以仁義告王的，豈是以仁義為不美的事？其心以為王但知有功利，志趣卑陋，不足與言仁義云爾。這是以常人待其君，輕忽侮慢，不敬莫大乎此！若我則以堯、舜望於王，平日所言，都是仁義，都是堯舜治天下的道理；若權謀功利，與堯舜之道不相似的，即不敢陳說於王前：是欲吾王擴充仁義，以致唐、虞之盛治也。我不以庸君待王，而以大聖人望於王，則齊臣之中豈有如我之敬王者哉？子乃以我為不敬王，是不知事君之大道矣。」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慊，是心有所不足的意思。
孟子以陳善責難為敬，而不以趨走承命為禮，正是以賓師自處之意也。景丑不達，終是以臣禮責備孟子，乃應說：「不然！我以子不敬王者，非此之謂也，謂於禮有未盡耳。《禮經》上說：『人子聞父有召命，則唯而無諾。』『人臣聞君有召命，則不俟駕而行。』是急趨君命者，乃禮之當然也。今子本將朝王，既聞王命，乃稱疾不往，此與不俟駕之禮若有不相似者。我以子為不敬王，蓋以此也。」孟子曉之說：「聞命則趨，固人臣事君之常禮。而以道自重，乃君子立身之大節。吾今所言，豈謂是與？昔曾子嘗說：『晉、楚大國，其富誠不可及矣。然彼以其富，我以吾仁當之；不祿而富，是天下之至富者在我也。彼以其爵，我以吾義當之；不爵而貴，是天下之至貴者在我也。在晉、楚非有餘，在我非不足，吾又何慊乎哉？』曾子之言如此。這豈不合於義而言之乎？是別有一種道理超乎勢分之外者。這道理為何？蓋通天下之所尊的，凡有三樣：爵位尊貴的，是一樣；年齒高大的，是一樣；道德完備的，是一樣。在朝廷之上，以貴臨賤，以卑承尊，那時只以爵為重，名分一定，莫敢僭逾，此爵所以為達尊也；在鄉黨之間，長者居上，少者居下，那時以齒為重，先後次序，莫敢違越，此齒所以為達尊也；至如輔佐一世而成治安之功，長率萬民而致雍熙之化，此惟有仁義之德者能之，那時只以德為重，在朝廷不敢與之論爵，在鄉黨不敢與之論齒，此德所以為達尊也。今王雖富有齊國，南面稱孤，其爵誠尊，然不過達尊之一耳；若論齒論德，則我有其二，安得以彼之一而慢我之二哉！然則王之不當召我也，明矣！」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孟子承上文說：「我謂王不當召我者，非故自為尊大也，亦以人君圖治之要，只在尊德樂道而已。故自古帝王，將欲興建太平而大有為於天下，則必屈己下賢，隆禮待士，而有所不敢召之臣。如於君德治道欲有所諮詢，於民情政體欲有所商榷，則必枉駕就見，而親訪其謀猷，此所謂不召之禮也。夫以王公之尊，豈故屈身於匹夫之賤哉？只為尊敬其德，愛樂其道，欲使仁賢效用、治化有成耳。苟尊德樂道不如是，則任賢之心怠，望治之志荒，烏足與有為哉！此大有為之君所以有不召之臣也。王乃欲召我，豈未欲大有為於天下耶？」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丑，是類。尚，是過。
孟子承上文說：「自古大有為之君，行王道而王者，莫如成湯；行霸道而霸者，莫如齊桓公。這二君都有所不召之臣，伊尹、管仲是也。成湯三聘伊尹，知其志在於覺民，即從而受學焉，然後任之為相，號曰『阿衡』。故伐夏救民之事，伊尹皆以身任之，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湯遂不勞而王矣。桓公一見管仲，知其才可以托國，即從而受學焉，然後任之為相，稱曰『仲父』。故尊王攘夷之事，管仲皆以身任之，九合諸侯而不以兵車，桓公亦不勞而霸矣。一王一霸，功雖不同；要之，尊德樂道、可與大有為則一也。今天下諸侯，以地則相類，以德則相等，莫有能建立王霸之業而超過當時之君者。此無他故，只為列國之君，都以富貴驕人，不肯屈己下士。有一等趨走承順、為我所教誨的，便喜歡用他，過為親厚；有一等抱道懷德、我所從受其教誨的，便不喜歡用他，反致疏遠。求如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者，不可復見矣。既無不召之臣，又安能成大有為之業？所以地醜德齊，終莫能相尚也。然則齊王欲大有為，豈可復蹈時君之習，而不以湯、桓為法哉？」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孟子直以不召之臣自任，說道：「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都是學而後臣，欲有謀焉則就之，未嘗敢召之來見也。夫伊尹為元聖，其不可召，固不待言；至如管仲，一霸者之佐耳，尚且不可召，而況不屑為管仲者，顧可召而見之乎？蓋我所志者，伊尹之志；所學者，曾子之學。輔世長民之德，無歉於晉、楚；堯、舜仁義之道，獨陳於王前。方將卑管仲於不足為，而顧託疾以召之，是待我不若管仲也，我豈可輕於往見哉？」
孟子此言，非故自為高亢，蓋有見於人君治天下之道當如是耳。蓋人君與賢者共治，若恃其富貴爵祿，可以奔走天下，則其待士必輕；待士輕，則其任之必不重，士何由行其道乎？故君能降志於其臣，而後士重；士能亢志於其君，而後道行；上可為成湯、伊尹，下不失為桓公、管仲。此《易》之《泰》卦所以取於上下之交也。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饋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饋七十鎰而受；於薛，饋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
陳臻，是孟子的門人。兼金，是好金。鎰，是二十四兩。
陳臻見孟子周遊列國，辭受不同，遂疑而問說：「前日夫子在齊，齊王饋以兼金百鎰，乃固辭之而不受；及在宋，有七十鎰之饋，則受之而不辭；在薛，有五十鎰之饋，則又受之而不辭。三國之饋同，而夫子之辭受則異。若以前日之不受齊饋為是，則今日受宋、薛之饋，不免為傷廉；若以今日受宋、薛之饋為是，則前日之不受齊饋，不免為矯激。此是彼非，不能兩立，夫子必有一件不是的去處，臻不能以無疑也。」孟子曉之說：「辭受乃君子立身之大節。應辭應受，只看道理上如何，不可苟也。我今辭齊之饋，不是矯激，乃辭所當辭；受宋、薛之饋，不是傷廉，乃受所當受。要之，皆當於理而已。子乃以異同為疑，是豈知我者哉？」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饋贐』，予何為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饋之。』予何為不受？」
贐，是送行之禮。戒心，是警備的意思。
孟子曉陳臻說：「我謂辭受皆當於理，何以明之？蓋君子之居人國，若交以道，接以禮，而峻然拒之，則是絕人於已甚，亦不可也。我當在宋時，將去之他國，有遠方之行。夫人有遠行，則交遊之間每有饋送之儀，以資道途之費，是禮之當然也。宋君致饋之辭，說是為我遠行故來饋贐，則饋我為有名矣。彼以禮來，何為卻之而不受乎？是我受宋之饋，未為不是也。我當在薛之時，偶遇著軍旅之事，方有警戒之心。夫賢人在其境內，則國君當周給之，保護之，使無憂患，是亦禮之當然也。薛君致饋之辭，說是聞我方有戒心，故為兵事來饋，則饋我亦有名矣。彼以禮處我，又何為卻之而不受乎？此我受薛之饋，亦未為不是也。夫賜人者禮得，則無愧辭；受人賜者義得，則無愧心。君子蓋權之審矣！」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饋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取字，解作致字。
孟子答陳臻說：「我受宋、薛之饋，皆有所為故耳。若前日在齊，則既無遠行之役，可以饋贐為辭；又無不虞之警，可以聞戒為辭：是於交際之禮，未有所據也。無所據而饋之，則是不問其義之當否，惟以財貨交之而已。眾人見利而動，可以貨致者有之。至於守義之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度，豈可以貨結其心而收致之乎？知君子不可以貨取，則齊王百鎰之饋，乃義不當受者。此我之不受，亦所以為是也。臻又何疑焉？」蓋君子辭受取予，惟義所在。義所當受，固未嘗立異以為高；至於義所不可，則雖一介之微，有不輕於取者，而況於百鎰乎？孟子處三國之饋，可以為世法矣！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飢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
平陸，是齊邑。大夫，是治邑之官。士，是軍士。伍，是行列。去，是誅。距心，是大夫名。
孟子在齊，曾到平陸地方，見其年歲饑荒，民多死徙。因問其大夫孔距心說道：「事無大小，各有職守。似你這執戟的軍士，設若於行師之時，一日之間三離其伍，則以軍法誅之，否乎？」距心答說：「失伍離次，法所必誅。一次即不可宥，何待於三乎？」距心未知孟子發問之意，故直以士之職守為言也。孟子因詰之說：「士之失伍，罪固當誅矣。然官之有職，就如士之有伍一般。如今看來，子之失廢職守，如軍士之失伍者亦多矣。蓋國家設官分職，本以為民，必使民無失所，方為稱職。如今這凶荒饑饉的年歲，看你這境內百姓飢餓愁苦，生計無聊：有那年老羸病的，不能動移，展轉僵仆，死在溝壑之中；有那年力強壯的，拋棄家業，流散四方，苟全旦夕之命，這等的不知幾千人矣。子為牧民之官，使百姓這等失所，其為失職，與軍士之失伍何異？若斷以國法，不知當以何罪治之也？」距心猶未知其罪，乃答說：「民之死徙，距心非不知憫恤，但事有不能自由者。如倉廩府庫，非奉命不敢發；賦稅征輸，非奉命不敢緩：此在君上之軫念何如，距心安得而專之乎？今以失伍罪我，則枉矣！」距心之言，蓋徒知事權之在上，而不知職任之在己。此孟子所以重責之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牧之」這「牧」字，是指畜養牛羊說。「求牧」這牧字，是指牧放的土地說。
孟子因距心諉罪於上，故責之說：「子謂倉廩府庫是君上主張，興發賑貸由不得你，便道不是你的罪，這豈是受人之託、忠人之事者乎？且以畜牧之事譬之。今有人，受了人的牛羊替他牧養，則必問那主人求討牧放的土地、與那餵養的草料，才好替他收管。假使求牧與芻而不得，還是把這牛羊交還主人，脫身而去乎？抑亦立視牛羊之死而不顧乎？此必反諸其人，無立視其死之理矣。今子受王命而為之治平陸，就如受人之牛羊一般。遇著凶荒，便當力請於王，設法賑濟；若請而不許，就如求牧與芻而不得的一般，便當致其事而去之。今既不能養，又不能去，還守著這官，看著百姓餓死，則與立視牛羊之死者無異矣，是誰之過歟？」於是距心惕然省悟，直認其罪，說：「我以牧民為職，不得其職而不去，何所逃責？此則距心之罪也。」夫朝廷設官養民，凶年飢歲，民方待哺，豈可委之而去？但既不得盡職，又無空食其祿之理，義不容不去耳！然則為民牧者，固不可立視其民之死；而為之君者，亦豈可不深念邦本，使人臣得行其志哉？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邑中有先君之廟的，叫作都。為都，是治邑。
孟子既以臣之失職責備距心，使之服罪矣；又欲因此警悟齊王。故他日自平陸之齊，來見齊王，就對他說：「今之居官食祿、為君牧民者，未嘗乏人，然能盡忠補過者亦少矣。即如王之群臣，為治於都邑者，臣知得五人；五人之中，能自知其罪者，獨平陸孔距心一人而已。」於是將前日所以切責距心、與距心所以自責的言語，一一為王誦說。蓋欲使王知得外邊百姓這等流離困苦，做有司的這等掣肘難行，庶幾王心有所感悟耳。王果自任其咎，說：「人君職在養民，為臣者不過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耳。使寡人能行仁政，那有司自然奉行，何至失職？今百姓不得其所，有司不得其職，皆緣寡人不能興發補助，以至於此，非寡人之罪而誰乎？我今知罪矣。」夫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各任其罪如此。使齊王能擴充此心，務損上以益下；齊之大夫能仰體君心，各修職以養民，則齊國庶幾於大治矣。惜乎！其悅而不繹，從而不改也。
孟子謂蚔蛙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蚔蛙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為蚔蛙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
蚔蛙，是齊大夫。靈丘，是邑名。士師，是理刑的官。致字，解作還字。
齊臣有蚔蛙者，嘗辭靈丘大夫之命，而請為士師，蓋職掌刑罰而有諫諍之責者也。孟子以職事諷之，說道：「人臣之義，內外遠近，惟君所使。子乃辭靈丘而願為士師，是豈擇官而仕乎？其於道理，亦有近似者。蓋人臣在疏遠之地，則下情多壅於上聞；為親近之官，則忠言或易於乘間。子今職專理刑，在王左右，則凡刑罰有失中的，可以隨時救正，因事納忠，當言而言，無所忌諱。子之請為士師，殆為此也？今在位已數月矣，王之用刑，豈能事事皆當，無一可言，子尚未可以進言歟？居得言之地，有當言之事，而猶默默無所建明，此吾所未解也。」孟子責望蚔蛙，深切如此。蚔蛙因此感動，乃進諫齊王。王不能用，遂致其職事而去，可謂得進退之義者。然蚔蛙之去，實孟子激之。故齊人遂譏孟子說：「蚔蛙因孟子之言而進諫，其諫為忠讜；諫不行而遂去，其去為明決。孟子為蚔蛙曲成其美，則誠善矣。然孟子道既不行，去又不果，其自為身計，乃不若蚔蛙。明於為人，而暗於自為，吾不知其何說也。」蓋孟子以臣道處蚔蛙，而以賓師之道自處，其進退之義，自是不同。齊人何足以知此。
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公都子，是孟子門人。綽綽，是寬裕的模樣。
公都子聞齊人非議孟子之言，遂述以告孟子。孟子曉之說：「君子出處進退，各自有一種道理，齊人豈足以知我哉？吾聞古人有言：人臣分理政事，如禮樂刑罰，各有職掌的，這是以官為守，修其職乃可以居其官耳。若君不信任，事多掣肘而難行，於職業當盡的都不得盡，這等不去，是貪位慕祿而已，所以說不得其職則去。人臣專司諫諍，凡利病得失，皆許直言的，這是以言為責，盡其言乃可以任其責耳。若君不聽從，言雖苦口而不入，於議論當行的都不得行，這等不去，是偷合取容而已，所以說不得其言則去。蚔蛙為士師，得以進諫，正是有官守言責者，不合則去，乃人臣進退之義當然也。若我於齊，雖在三卿之中，而不受萬鍾之祿；既不是分理政事、以官為守的，又不是專司諫諍、以言為責的，人固不得以臣下之職事責望於我，我亦不肯以一身之去就受制於人。道合則留，可以進而進；不合則去，可以退而退：都由得自己主張，豈不綽然寬舒而有餘裕哉？齊人安得以蚔蛙之去而議我也。」蓋孟子在齊，居賓師之位，與為人臣者不同，故其自處之重如此。至於「官守言責，不得則去」，與周任「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說相合，則萬世人臣不可易之常道也。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為輔行。王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蓋，是齊邑。行事，是出使的事體。
孟子在齊，曾受客卿之職。遇滕國有喪，齊王以孟子為使，往行弔禮；又使蓋邑大夫王為副使，輔佐其行。這王是一個佞幸之臣，孟子平日所不取者，如何可與共事？以故同行在途，王雖朝夕進見，往返齊、滕之路相接甚久，孟子竟不肯少假辭色，與之親昵；就是出使的儀文禮節，也不曾與他計議。其待之之嚴如此。蓋惟恐比之匪人，將至於失己，故寧疏之而不敢親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公孫丑不知孟子待王之意，乃疑而問說：「凡人之相與，若勢分懸絕，或周旋不久，則言有不能盡者。今王仕為大夫，攝使事以佐夫子，其位不為小矣；自齊至滕，歷二國之境，其路不為近矣；名位相次，既非懸隔而不得言，同行日久，又非倉卒而不及言。乃自往至反，終不與之言及行事，此何意也？」孟子於此，有難於明言者。乃託辭答說：「我與彼奉命而出，若事有不治，與之共議可也。今出使儀文禮節，既有從行官屬各司其事，治辦已停當了；我惟將命而行，自足成禮，何用更與之言哉？」觀孟子之言，蓋既不肯妄與之交，以流於苟合；又不肯直斥其故，以傷於已甚。可謂不惡而嚴者矣！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
嬴，是縣名，在齊南境上。充虞，是孟子弟子。敦，是督理的意思。嚴，是急迫。稱，是相等。
昔孟子為卿於齊，有母之喪，自齊歸葬於魯。既葬，又自魯而返於齊，到嬴縣地方止宿。充虞問說：「前日夫子有母之喪，不知虞之不肖，把匠作事務使虞督率辦理。那時夫子方在哀痛迫切之中，虞雖有疑，不敢請問。今事畢從容，願竊有請焉：向者所用的棺木，卻似過於華美，恐用不可太侈，禮不可太過。在夫子必自有說，虞不能無惑也。」孟子答說：「喪葬之從厚，其來久矣。夏、商以前，禮制未備，其棺槨的尺寸隨人製造，原無一定之式。至中古時，周公定為喪葬之禮，才有個制度。棺木許厚七寸，槨亦與之相等，自天子至於庶人都是一般，不以尊卑為厚薄。這豈是外面裝飾，要人看見華美，相與稱夸而已哉？蓋人子愛親之心，本是無窮；而送終之禮，尤為大事，於此不厚，則必貽悔於後日，抱恨於終天，此心如何盡得？故欲其堅厚久遠，乃可以盡人子之心耳。然則前日之木，稽之古制而合，及之吾心而安，又何嫌於過美哉？」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
不得，是限於法制。悅，是心裡快足的意思。
孟子告充虞說：「喪葬之禮，人子孰不欲厚於其親，使其心快足無所悔恨？然也有不得自盡的：或是限於法制，分有所不得為，只得安守職分，不敢過厚，此不可以為悅也；或是缺於財用，力有所不能為，只得稱家有無，不能從厚，亦不可以為悅也。這都是勢之所處，不得不然；而原其本心，則有大不能安者矣。若使國家法制既在得為，自己財力又足有為，此正人子可以為悅之時，於此不用其情，烏乎用其情？從古以來，皆用厚葬，人人都是如此。我亦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何為獨不如此，而忍於薄待其親哉？是棺槨之美，非獨自盡其心，亦猶行古之道也。虞也何疑之有？」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比字，解作為字。化者，是死者。，是快足的意思。儉，是薄。
孟子又答充虞說：「吾謂送終之禮不可不盡者，為何？蓋人子之於父母，常念其罔極之恩，則必思為無窮之計。要使附於身者堅厚久遠，不使地下土壤得親近其肌膚，則死者之體魄安矣。父母既安於地下，則於人子之心，獨不快然自足而無所悔恨乎？若禮所得為而不肯自盡，是愛惜財物而薄於其親矣。吾聞君子送終之禮，必誠必信，惟恐一有不慎，為終身之悔。豈忍惜世間財物，卻在父母身上減省，而不盡其心乎？吾之致美於木，亦不忍儉於親耳，奈何以過厚為疑耶？」然孟子之葬親，雖得為而未嘗越禮，雖有財而未嘗過費，惟反諸心之不可解者，求所以自盡而已。彼墨子之徒，以薄為道，則以天下儉其親；而戰國嬴秦之君，至虛地土之藏以為觀美：亦豈君子之所謂盡心者耶？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沈同，是齊臣。子噲，是燕君。子之，是燕相。
是時燕王子噲惑於邪謀，傳位於其相子之，國內大亂。齊之君臣欲乘其亂而伐之。故沈同自以己意私問孟子，說：「燕國亂矣，舉兵伐之可乎？」孟子據理答說：「燕之罪可伐也。蓋燕國受之天子，傳之先君，子噲所當世守而勿失者。若未請命於天子，不該將土地人民私授與人。子之位在人臣，若未奉天子之命，不該私受國於其主。譬如有仕宦之人，平日你喜悅他，卻不請命於王，就將你的祿秩官爵私自與他；那仕宦的人，也不曾奉有王命，就私受爵祿於你，於理可乎？蓋爵祿雖在子，而黜陟予奪皆出於君，私相授受，皆不可也。燕國君臣之授受，何以異於此？以爵祿私相授受，在有國所必誅；以土地私相授受，在王法所必討：何不可伐之有？」孟子之意，直謂燕有可伐之罪耳。至於所以伐燕者，又必有道，而惜乎沈同之不能再問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天吏，是奉行天討之君。
孟子答沈同之問，止謂燕國君臣有可伐之罪，而非謂齊之可以伐燕也。及齊人興師伐燕，或人疑其計出於孟子，乃問說：「伐國之事，人所難言。今聞夫子勸齊伐燕，果有是事否？」孟子答說：「我實未曾勸齊伐燕。但謂我為勸者，卻有個緣故。前日齊大夫沈同嘗來私問我說：『燕之無道，可伐與？』當時我應他說：『可伐。』蓋燕之君臣，把天子付予、祖宗傳下的土地私相授受。這等逆亂綱常、違犯法紀，如何不可伐？彼就以我之言為然，不復再問，而遽伐之也。彼如再問：『那個可以伐之？』則我必將應之說：『除非是奉行天命、誅討有罪的天吏，才可以伐之。苟非天吏，是以暴而易暴，亦不可也。』譬如今有殺人的，或問說：『這殺人之人可殺與？』則將應之說：『可。』蓋殺人者抵罪，如何不可殺？彼如再問：『那個可以殺之？』則必將應之說：『除非是奉行君命、專理刑獄的士師，才可殺之。苟非士師，是以下而專戮，亦不可也。』今燕之君臣，不告於天子而私相授受，其悖亂之罪，誠為可伐。然齊非天吏，亦不請於天子，而興兵討伐，其專擅之罪，也與燕國一般；以齊伐燕，是即以燕伐燕也。我何為而勸之哉？」夫兵以義動，師貴有名。向使齊王能以燕國之亂告之天子，聲罪致討，無一毫自利之心，庶幾稱天吏矣。惟其欲乘人之亂，取以自利，全是戰國陰謀，此孟子所以甚言其不可也。
燕人畔。王曰：「吾甚慚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畔，是背叛。陳賈，是齊大夫。管叔，是周公的兄，名鮮。監，是管理國事。
齊人既伐燕而取之，後來燕人不服，共立燕太子平為王，叛了齊國。齊王乃與群臣說：「向年我欲取燕，孟子勸我當順民心；及諸侯將謀救燕，孟子又勸我置君而去。我不曾聽他的言語。今燕人背叛，是我不用忠言之過，心甚慚愧，無顏面見得孟子，將如之何？」這是齊王悔悟的良心。群臣若能將順而誘掖之，亦為善之機也。齊臣有個陳賈，是阿諛小人，乃對齊王說：「何必以此為患？臣且問王：王自家忖度，與古之周公孰仁孰智？」齊王驚嘆說：「這是何言？周公乃古之聖人，我何敢比他！」陳賈便舉周公的事來說：「王以周公為仁且智，非後世可及。不知周公於仁、智，也有不能完全的去處。當時武王克商，立紂子武庚，周公使其兄管叔去監守武庚之國。及成王初年，管叔遂與武庚同謀，以殷叛周。假使周公預知管叔之必叛，故意教他去監國，是驅之使陷於罪，忍心害兄，這便是不仁。假使不知管叔之將叛，誤教他去監國，是親兄之惡，尚然不知，這便是不智。這等看來，仁、智二字，以周公之聖尚且不能兼盡，而況於王乎？燕人之叛，正不必以此為慚也。賈請往見孟子，以周公為辭以解之，王無患矣。」夫齊王之慚，尚有遷善之機；而陳賈之解，反導之以文過之失。小人逢君之惡，其情狀類如此。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陳賈欲借周公以釋齊王之慚，因往見孟子，問說：「周公何許人也？」孟子答說：「德如周公，乃古之聖人也。」陳賈問說：「聞周公封武庚於殷，使管叔往監其國，管叔反與武庚同謀，以殷叛周。不知果有此事否？」孟子答說：「史書所載，誠有此事。」陳賈乃故意問說：「周公用管叔之時，亦預先知道他將叛而使之與？」孟子答說：「周公若知管叔將叛，豈肯使之？以理度之，必是不曾先知耳。」陳賈因藉此發問說：「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夫子既以周公為聖人，宜乎盡善盡美，無有過失；乃不免用差了人，則聖人且有過與？」陳賈之言及此，自謂可以為齊王解矣。然不知聖人之所處，與常人不同。孟子答說：「聖人豈可輕議！但遇著天理人情照管不到的去處，其跡或涉於過差，而不知其有不得不然者。當亮其身之所處何如耳：周公於管叔為弟，管叔於周公為兄。當初使之監殷，只道他是王室懿親，故以愛兄之念，誠信而任之，實不料其至於此也。然則周公之過，豈非天理人情之所不能免者乎？若逆料其兄之惡，而以疑貳之心待之，則不宜有此過矣，然豈聖人之所忍哉？」孟子之言，正與孔子觀過知仁之意相合。惟其過於愛、過於厚，此所以為聖人也。若世之自陷於有過者，安可借之以自文耶？陳賈乃欲以此釋齊王之慚，不惟巧於逢君，抑亦敢於誣聖矣。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
孟子知陳賈為齊王文過，乃直折之，說：「凡人不能無過，但所以處過者不同。古之君子應事接物，也有一時意慮不及、偶然差錯了的，卻能自認其過，改從那好的一邊去，不肯護短；如今的人，或偶有差誤，本出無心，卻憚於更改，就順著那差的一邊去，不肯認錯。古之君子，當其有過，明白示人，無一毫遮飾，就如那日月方食的一般，天下之人誰不望見？及其汲汲改圖，復於無過，就如日月復明的一般，依舊光明圓滿，天下之人誰不瞻仰？這樣心事，何等明白正大，即有一時之過，亦安足以病之？至於今之君子，豈徒順從其過不肯改圖？又要假借一段說話彌縫掩飾，以欺人之耳目。此古之君子能立於無過，今之君子所以卒歸於有過也。自愛其身者，固當以古人自處；愛人以德者，又豈可以今人待之哉？」
陳賈之意，本欲借周公之過以解齊王之慚，是乃為君文過，而不知其陷君於有過也。故孟子正言以斥之如此。夫聖如成湯，而稱其改過之不吝；聖如孔子，而幸其有過之必知。聖人亦何嘗自謂其無過哉！惟過而能改，不憚捨己從人，以遷於至善，則非常人之所能及耳。齊之君臣，專以文過飾非為事，此國事所以日非，而終至於亂亡也。
孟子致為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孟子為卿於齊，本欲行道。及久於齊而道不行，無虛受其職之理，故致還卿位而歸焉。齊王見孟子要去，乃親自來見，說：「前日夫子未至吾國，寡人仰慕道德，願一見而不可得。及夫子不棄寡人，千里而來，使寡人得侍賢者之側，莫說寡人喜悅，即同朝士大夫，莫不甚喜。今又以寡人不足有為，棄之而去。雖夫子高尚之志已不可回，而寡人願見之心自不容已；不識此別之後，尚可再來使寡人得見否乎？」夫齊王雖不能用孟子於在國之時，而猶欲見孟子於既去之後，其一念好德之誠，尚有未泯者。孟子乃婉辭以對之，說：「我雖去國，私心惓惓，常在王之左右。繼見之期，但不敢預以為請耳，然此心固所願也。」蓋孟子嚴於守己，而又不欲輕於絕人，其汲汲行道之本心，固已見於言外矣。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
時子，是齊臣。六斛四斗叫作一鍾。矜，是敬。式，是法。
孟子雖決於去齊，猶未出境，齊王以為尚可復留。一日，謂時子說：「我待孟子以卿相之位，他不肯留，必謂我尊敬之未至耳。我今欲當國之中，於士民湊集的去處，建造一所房屋與孟子居住；那從游的弟子眾多，特與萬鍾之祿以贍養之。既有居止之安，又有廩給之富，或者可以復留。使我諸大夫及國中之人，都得以親炙其光輝、瞻仰其儀範，人人得以尊敬而取法。此我之所大願也。子何不為我告於孟子，備道所以勉留之意，庶幾可以援而止之乎？」夫齊王不能尊德樂道，盡用賢之實，而徒欲以宮室廩祿為虛拘之文，宜孟子之終不留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
齊王欲留孟子，命時子致意。時子難於徑達，乃因孟子弟子陳臻轉道齊王之語。陳臻亦不知孟子欲去之心，即述時子之言以告之。孟子以道既不行，義在必去，卻又難於顯言，乃姑答陳臻說：「齊王有意留我，其意誠然。然我之當去而不可復留，固自有為，時子豈知之乎？且王以萬鍾留我，不過以富誘之而已。設使我有欲富之心，則前日位在客卿，常祿十萬，尚辭之而不受。今乃受此萬鍾之養，是辭多而受少也，欲富者固如此乎？況我本非欲富而以是留之，亦非所以待我矣。」蓋孟子以道為去就，齊王以祿為優禮，宜不肯復留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季孫、子叔疑，都是戰國以前的人。異，是怪。龍斷，是岡壟之高處。
孟子又答陳臻說：「我今既辭卿位，若復以萬鍾留齊，是不得於彼、而求得於此也。與子叔疑何異？當時季孫曾說：『怪哉！子叔疑之為人。使自己居位為政，不見用於其君，也只是奉身而退便了；卻又使其子弟為卿，代之秉政，不過志在富貴而已。世人之情，亦孰不欲富貴？但一得一失，自有義、命，何可盡取？乃子叔疑失之於身，復欲得之於子弟，是獨於富貴之中，展轉營謀，不肯割捨。如登在岡壟高處，左右顧望，惟圖專利的一般，不亦怪哉！』今我道既不行，而復受萬鍾之養，則何以異於此？」蓋君子仕止去就，惟視道之行否。其君用之，則忘身殉國，不敢辭難；否則潔己全身，不肯枉己：此聖賢出處之大節也。若乃於富貴利達之中，存患得患失之念，如所謂私龍斷者，則鄉黨自好者不為，豈君子自處之道哉？齊之君臣，不知去就之義，而徒欲以厚祿羈縻賢者，其不知孟子亦甚矣！
「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有司，是監市的官。罔，是網羅括取的意思。征，是稅。這一節是解上文「龍斷」二字之義。
孟子說：「季孫以龍斷比子叔疑。如何叫作龍斷？蓋古時設立市場，聚集民間的貨物，使彼此更換，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兩平交易，各得其所。那有司之官，不過替他平物價、理爭訟，以法治之而已，初未征其稅也。後來有一等賤丈夫，貪得無厭，必求那岡壟最高明的去處，登而望之，左顧右盼，看那一項可以居積，那一處可以興販，既欲得此，又欲取彼，把市中財利一網括盡，不肯放過些須。這等專利的小人，個個都賤惡他，乃征取其稅，以示裁抑。後世緣此，遂有商稅。是征取商人之法，實自此賤丈夫始矣。季孫所謂龍斷之說如此。其意蓋譏子叔疑自己不用，又為子弟求官，罔利無厭，與龍斷無異也。今我既辭十萬之祿，復受萬鍾之養，不得於此而求得於彼，是亦一龍斷矣，如之何其可哉？」此孟子所以決於去齊，而時子或未之知也。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
晝，是齊邑名。古人席地而坐，年長者為之設幾。隱几，是憑著几案。
齊王不能用孟子，孟子以道不得行，辭之而去。行到西南境上晝邑地方，暫且止宿，蓋去國不忘君之意也。當時有個齊臣，見孟子行得遲緩，意其可以復留，乃不奉王命，而自以其意來見孟子，欲為王留行，是不知留賢之道矣。及既坐而言，孟子只由他自說，竟不答應；且憑著几案而臥，若不曾聽聞者，以示絕之之意焉。蓋為國留賢，雖是美意，然平時不能左右齊王，成就他用賢之美；臨時又不知遵奉王命，道達他留賢之誠。徒欲以一人之口舌，挽回賢者之去志，多見其不知量已。此孟子所以重絕之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客，是為王留行的人。
因見孟子不應其言，以為慢己，乃忿然不悅，說道：「夫子之去留，系齊國之輕重，故弟子不敢輕率，齋戒越宿，方敢進言，何等樣誠敬。夫子乃臥而不聽，明示拒絕。弟子請從此辭，不敢復見矣。」夫齊人不自省悟，而反責望於孟子，是不知留賢之道者。孟子欲曉告之，乃命之坐，說道：「子知我之所以不應乎？請明告汝。大凡賢者之去就，視人君之禮遇何如。昔者子思在魯，繆公深知其賢，以師道尊之，常使人伺候起居，通其誠意，所以能安子思也。若使繆公無人在子思之側，則其尊賢之意無由自達，子思必見幾而作，不能一日安於其國矣。泄柳、申詳二子，都是賢者。繆公雖尊之不如子思，然有推賢薦士之臣，常在君側為之維持調護，所以能安其身也。若使二子無人在繆公之側，則其君敬賢之禮有時而衰，二子亦必潔身而去，不能一日安其身矣。此可見賢者之居人國，其上必有好賢之君，尊崇聽信，寄之以腹心，而後可留；其中必有薦賢之臣，彌縫匡贊，通之以情意，而後可留。蓋以道自重，當如是也。今子之來，果王之留我，而使子道其誠耶？抑子請留於王，而為之通其意耶？苟為不然，則非所以處我矣。我之不應，豈為過哉？」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長者，是孟子自稱。慮，是謀。
孟子承上文說：「觀子思與泄柳、申詳之事，則留賢之道可知矣。子之留我，誠出自王之誠意，如繆公之於子思，則待我以禮，安敢不答？乃今觀子之來，未嘗出於君上之命，而欲以一人之私意決賢者之去留，是子為長者謀畫，視繆公之待子思，不及遠矣！我之自處，未嘗敢輕於子思。而不以子思待我，這是子絕我乎？卻是我絕子乎？夫敬人者，人恆敬之。子之留我不以其道，是先絕我矣；我之臥而不應，豈為先絕子乎？」
蓋孟子於齊，道雖不合，未忍遽去。使留行者能以尊賢之義開導齊王，因以齊王之誠勉留孟子，未必不可挽回也。齊人乃欲以己意留之，其見絕於孟子，宜哉！嘗即子思、泄柳、申詳之事而論之：古之賢士，皆知以道自重，而上亦重之，非其君忘勢而下交，則其左右之賢者秉公而推薦，如三子者是已。戰國以後，士習日卑，乃有阿時好以結主知，因君側以求先容者，則泄柳、申詳猶恥為之，而況子思乎？觀孟子之言，亦足以維士習之變矣。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干澤，是干求恩澤。濡滯，是遲留的意思。
孟子去齊，止於晝邑地方，三宿而後出境。齊人尹士見孟子去不果決，乃私與人譏議，說：「出處乃士人之大節，甚不可苟。故進必擇君而仕，不為利祿；退必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這才是難進易退的道理。今齊王之不可為湯、武，人皆知之。使孟子不知而來見，則智不足以知人，是不明也；使知其不可猶且來見，則志惟在於利祿，是干澤也。且千里而來見王，本欲行道；今不遇而去，便當潔身。卻乃遲遲其行，三宿而後出晝，是何其依違於進退之間，若是其濡滯也！以孟子平日的抱負，吾甚敬之。今所為若此，吾甚不悅，不意孟子而有此舉動也。」夫尹士之言，似亦知守身之常法者。而聖賢委曲行道之心，則豈硜硜者所能識哉！
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高子，是孟子弟子。
高子聞尹士譏切孟子之言，乃述以告孟子。孟子曉之說：「君子之出處去就，若只顧自己高潔，這也不難。惟是愛君憂國，委曲從容，尚有出於常情之外者。尹士之言，烏能知我之心哉？我當初千里而見王，非是逆料王之不可為湯、武而姑就之也，以為道在於我，可以輔世長民。若一見之後，有所遇合，或可佐王以成湯、武之業，而吾道庶幾可行，是我之所願欲也。至於不遇故去，豈是我之本心？只為言不見用，吾既不能舍所學以從人；道不得行，吾又不可居其位而食祿。展轉思惟，實不得已而後去耳！夫向日之來，本欲求伸其素志；故今日之去，猶未忍遽替其初心。始終只要行道濟時，使天下被湯、武之澤而已，何害其為濡滯哉？尹士惡足以知此。」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孟子答高子說：「我之去齊，實非本心，蓋有甚不得已者。即三宿而後出晝，於我之心，猶以為過於急速，而有不能恝然者焉。何也？蓋人情或暫蔽而復明，或始過而終改。王之不能用我，雖是一時迷惑，然猶望其從容悔悟，庶幾能改，不至於終迷而不悟也。若使王能知既往之失，痛加省改，則能以王道為必可行，以吾言為必可信，必將追我而反之矣，吾何為而速於去哉？所以三宿出晝而不嫌於濡滯也。」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孟子承上文說：「我三宿而去晝，猶冀王之追我也。至於出晝之日，已越齊境，而王不見追，則王之心終於不悟，而義不容於不去矣。我到這時節方才有必歸之志，浩然長往而不可復止耳。然我雖決去，亦豈忍恝然而舍王哉？蓋王之天資樸實，雖有好勇、好貨、好色這三件病痛，然其不忍之心，充之可以保民；好樂之心，公之可以治國，猶足引而為善，以建有為之業者。王如用我，使我之道得以大行，則豈徒齊國之民得安？即天下之民，皆可使被治安之澤，而湯、武之功亦不難致矣。王誠反而思之，庶幾改過遷善。使王為賢君，齊為善國，豈不美乎？故我雖既去，猶日夜望之也，豈忍終舍王哉？尹士乃以濡滯譏我，亦不知我之心者矣。」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悻悻，是不平的意思。窮字，解作盡字。
孟子承上文說：「我之從容去國，而猶有望於王，蓋為世道民生計也。豈是那一等規模促狹、不識大體的小丈夫，一有所匡諫於君，不見聽從，即心懷憤恨，悻悻不平之氣見於面目；去則馳驅道路，盡一日之力方肯止宿，惟恐其行之不速，涉於濡滯，而無復有所顧戀。這樣的人，只管得自家的去就，全無愛君憂國之心。君子忠厚之道，不如是也。我寧受濡滯之名，其忍以小丈夫自處耶！」尹士聞此言，乃自悟其失，說道：「我之所言，但見得去就之際不可不明，豈知賢者行道濟時之心、忠君愛國之念，有如此者？我誠小丈夫也。」然則君子之所為，豈常人所能識哉？蓋孟子初至齊國，只望齊王能行其道；及不遇而去，又只望齊王能改其失。其忠愛之心與明哲之見，有並行而不悖者，與孔子遲遲去魯之意正同，視硜硜一節之士，以去就為名者，分量相懸矣。惜乎！齊王竟不能留，而齊終不能治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不豫，是不喜歡的意思。
孟子至齊，不遇而去，其憂世之心，有不覺見於顏面者。門人充虞在途間問說：「夫子自去齊以來，憂形於色，似有鬱鬱不樂的模樣。虞竊有疑焉。前日虞曾聞夫子說：『君子之心，無人而不自得。就是不得於天，也不怨天；不合於人，也不尤人。』今夫子不遇於齊，便似有怨尤的意思，與前日之言不合，此則弟子所不識也。」孟子曉之說：「不怨、不尤這兩句，是我平時誦法孔子的言語。我何嘗有怨天尤人之心？但我今日之不豫所以異於前日者，亦自有說。蓋君子守身之常法，與用世之微權，各自有一種道理。我前日不見諸侯，不曾想著用世，只是居仁由義，不愧於天，不怍於人，便欣然有以自樂，彼固一時也。其在今日，卻要得君行道，輔世長民；然而遭際不偶，則上畏天命，下悲人窮，於心自有不能恝然者，此又一時也。時之所值不齊，而心之憂樂亦異，豈可以一律論哉！」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名世，是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的賢人。
孟子告充虞說：「我之所以不豫者，為何？蓋當此之時，聖王不作，吾道不行，有不能釋然者耳。大抵聖君賢相，其遇甚難，其出不偶。自來天地間的氣運，到五百年貞元會合，則必有繼天立極的聖人受命而興，在天子之位，以開一世之太平。如自堯、舜以至於湯，自湯以至於文、武，都是這等年數。那其間建功立業，也不是一個人做的，又必有德業聞望超出一世的賢人出來輔佐他，以成王者之治。如堯、舜之有禹、皋，湯、武之有伊、呂，也都是這等湊合。此可見天運而人從、君倡而臣和，是乃氣數之必然而不可易者也。今自文、武造周以來，到於今七百有餘歲了，以五百年的常數算之，已過二百，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矣。且天運循環，無往不復。以當今戰國之時考之，正是亂極思治、可以有為之日，興道致治，未有易於此時者矣。於此而不得一佐聖王，以成輔世長民之業，僅見一齊王足用為善，而又不遇而去。雖有名世之具，亦終無以自見矣。憂天命而悲人窮，安得無不豫之色哉！」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孟子又說：「當今之世，數過五百之期，時值可為之日，乃使我不遇於齊，或者天意還未欲平治天下故耳。有如世道不可終否，天心有時而厭亂，將使天下治平，復蒙王者之澤；則輔佐於下者，畢竟要有德業聞望可名一世的人，才做得撥亂反正的事業。當今之世，獨我一人足以當之耳，捨我其誰用哉？夫天意未定，則平治尚有可望；其具在我，則遭際亦必有期。吾惟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耳，又何為而不豫哉？」是可見孟子自任之重，故去國而不能無憂；自信之深，故處困而不失其樂。聖賢之存心如此，眾人固不識也。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休、崇，都是地名。
孟子雖為齊卿，未嘗受祿，以明其志在行道，不為利祿所縻，而公孫丑未之知也。及孟子去齊居休，乃乘間問說：「君子居其位，則食其祿，宜無可辭之理。向者夫子仕於齊國，而不受其祿，是豈古人之道當如是耶？」孟子答說：「仕不受祿，本非古道；但我之辭祿，蓋自有說。當初我來見齊王，本欲行其志也。使王能用我，而可以久居於齊，則雖受其祿，亦無不可。顧吾初至齊國，在崇邑地方得見齊王，談論之間，已知其不能用我，退而有去志矣。後雖曾有爵位，不過假此暫住，以觀王之意向何如，其實欲去之志不欲變改。若遂受其祿，則為職分所羈，而行止久速，不得自由，故雖仕而不受其祿也。蓋祿既不受，則脫然於官守之外，而一進一退，綽然有餘裕矣。豈可以古道例之耶？」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孟子承上文說：「我於齊既有去志，則義不可以復留矣。乃猶遲遲而行，這是為何？蓋我自見王之後，適遇著國內被兵，有興師之命，此時干戈擾攘，上下戒嚴。若於危急存亡之秋，而但為潔身自便之計，非惟義所不可，抑亦心所未安，故隱忍而不敢請也。然則我之淹留於齊，乃勢有所阻，豈我志之所欲哉？身在齊卿之位，而心懷去國之圖，此所以不受其祿也。」
蓋孟子之志，欲行仁義之道，以比隆湯、武；而齊王之志，欲竊富強之略，以效法桓、文：此如方圓之不相入矣。道既不合，而乃欲以萬鍾之祿縻之，豈所以待孟子哉？可見君子之遭時遇主，惟精神志意之感孚為足以盡其用，而爵祿名寵之制御不足以系其心。此又用人者所當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