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書直解 · 卷一
梁惠王上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名罃。本魏侯，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
孟子在當時以道自重，不見諸侯。適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乃是一個行道的機會，因往見之。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是長老之稱，如今稱老先生一般。
惠王一見孟子，尊稱之說：「叟！你自鄒至梁，不憚千里之遠而來，有何計策可以利益寡人之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孟子對說：「王欲圖國事，何必開口就說一『利』字？治國之道，亦有仁義而已矣。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這是人君君國子民、立綱陳紀的大道理。舍此不言而言利，豈予千里見王之心哉？」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大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
這一節是說求利之害。
征，是取。乘，是車數。萬乘，是天子之國。千乘，是諸侯之國。千乘之家，是天子的公卿。百乘之家，是諸侯的大夫。饜，是滿足的意思。
孟子說：「我所以謂王不當言利者，蓋以王乃一國之主，人之表率。王若惟利是求，說『何以利吾國』，則此端一倡，人皆效尤。為大夫的便計算說：『何以利吾家？』為士庶人的便計算說：『何以利吾身？』上取利於下，下取利於上，上下交相征利，而弒奪之禍起，國從此危矣。將見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是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是百乘之家。蓋地位相近，則凌奪易生，必然之勢也。夫公卿於天子，萬乘之中十取其一，而得千乘焉；大夫於諸侯，千乘之中十取其一，而得百乘焉：所得不為不多矣。若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縱慾貪饕，何有止極？不弒其君而盡奪之，其心固未肯自以為饜足也。國豈有不危者哉？夫求利之端一開於上，而弒奪之禍遂成於下，則利之為害，甚可畏矣！王豈可以此為言乎？」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這一節是說仁義未嘗不利。
遺，是棄。後，是不著緊的意思。
孟子又說：「我謂治國之道在仁義者，蓋以仁義有自然之利故也。今夫人君之治國家，不過欲人皆孝於親、忠於君而已。人而不仁，固有遺棄其親而不顧者。誠能好仁，則天性之愛自篤於所親；凡所以承顏順志、左右就養者，皆其情之不容己者也，幾曾見有好仁之人而肯遺棄其親者乎？人而不義，固有背慢其君而不敬者。誠能好義，則敬事之念自先於所尊；凡所以紓忠盡力、奔走服役者，皆其分之無所逃者也，幾曾見有好義之人而肯背慢其君者乎？夫使舉國之人，個個是忠臣孝子，都來親戴其上，國家之利孰大於此？而皆自仁義中得之，則仁義曷嘗不利乎？王欲圖治，固不必舍此而他求矣。」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重言以結上文兩節之意，說道：「求利有莫大之害，行仁義有莫大之利。則天理人慾之間，關係治亂安危，非細故矣。王欲為國，亦惟曰仁義而已矣，何必言利以啟危亡之禍哉！」
按，當時王道不明，人心陷溺。列國游士，爭以功利之說阿順時君，干進苟合。而孟子獨舉仁義為言，所以遏人慾之橫流，存天理於既滅，其有功於世道大矣！七篇之中，無非此意。讀者宜詳味焉。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沼，是池。鴻，是雁之大者。麋，是鹿之大者。
孟子見梁惠王，正遇惠王在苑囿中游賞，立於池沼之上。忽見孟子，有慚愧的意思。因看著那鴻雁麋鹿問孟子說：「吾聞賢德之君，修身勤政，不事佚游，豈亦以此台池鳥獸為樂乎？」孟子對說：「遇景賞玩，人之常情；雖賢德之君，亦曷嘗不以此為樂。但惟賢者而後能樂此。蓋君有賢德，則民心歡感，和氣流通，故能享此台池鳥獸之樂。若夫不賢之君，民心離而國勢蹙，雖有此台池鳥獸，不能享其樂也。是好樂雖同，而有能享不能享之異，惟視民心之得失何如耳。」孟子此言，既以釋惠王之慚，亦欲因其機而引之於當道也。「
《詩》云：『經始靈台，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為台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台曰靈台，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鱉。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詩》，是《大雅•靈台》之篇。經，是量度。營，是謀為。攻，是治。亟，是速。麀鹿，是牝鹿。伏，是馴伏。濯濯，是肥澤。鶴鶴，是潔白的模樣。牣，是充滿。古之人，指文王說。偕樂，是同樂。
孟子承上文說：「我謂賢者而後樂此，惟周文王為然。《詩•大雅•靈台》之篇說：『文王始作靈台，方經度營謀，眾百姓每已都來攻治，不數日之間就完成了。在文王之心，惟恐勞民，每戒令不要急速；而民心自然樂於供役，竭力爭先，如子趨父事一般。其台既成，台下有囿。文王在於靈囿，則見麀鹿馴伏而不驚，濯濯而肥澤；白鳥鶴鶴而鮮潔，若是其可愛焉。囿中有沼。文王在於靈沼，則但見魚之跳躍者充滿於池中，若是其眾多焉。』詩之所言如此。夫文王用民之力為台為沼，宜乎百姓勞而生怨矣。今乃不惟不以為勞，而反歡樂之，稱其台叫作『靈台』，稱其沼叫作『靈沼』，言其成就之速，恰似神靈之所為一般。又樂其囿中有麋鹿，沼中有魚鱉，而嘆美之無已。夫民樂文王之樂如此，其故何哉？蓋由文王平日能施行仁政，愛養下民，使百姓每都飽食暖衣，安居樂業。所以百姓每都歡欣愛戴，亦樂其有此台池鳥獸，而文王因得以享其樂也。此非『賢者而後樂此』之明徵哉？」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台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湯誓》，是《商書》篇名。時字，解作是字。害字，解做何字。
孟子又說：「我所謂『不賢者雖有此不樂』，觀於夏桀之事可見。昔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因就其言而指日說：『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速也。夫為君者獨樂，而不恤其民，致使下民違怨詛咒，欲與之俱亡。當此之時，一身且不能保，雖有台池鳥獸，安能晏然於上而獨享其樂哉？此我所以說『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抑游觀之樂，聖王不廢；然至於游於佚，則又切切戒之。故台沼雖設，而文王方且視民如傷，不遑暇食，則其憂勤之心可想矣。夏桀荒於宴樂，遂至瓊宮瑤台，竭天下之財力以自奉，叢民之怨，不亦宜乎？明主所宜深念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河內、河東，都是魏地。凶，是年歲饑荒。
昔梁惠王自負其恤民之政，因誇示於孟子說：「人君治國，以恤民為先，而恤民以救荒為急。若寡人之治國也，其於恤民之事，可謂竭盡其心而無以加矣。有時河內饑荒，河東收成，則使河內之民少壯者都移居河東地方就食；卻將河東的糧食轉運於河內，以養贍那老幼之不能遷移者。或遇河東饑荒，河內收成，則移民於河內，移粟於河東也，照依前法而行。我遍察鄰國之政，非無歲凶的時節，然皆漫無料理，未有如寡人這樣用心者，宜乎民之去鄰國而歸寡人也。乃今鄰國之民較之於我不見其加少，寡人之民較之於彼不見其加多，其故何哉？」夫移民移粟，雖荒政之所不廢，然不過一時權宜之術而已。惠王遽以是為盡心，欲求勝於鄰國，其所見者小矣。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喻，是比喻。填然，是鼓聲。直字，解作但字。
孟子因梁惠王以恤民自負，乃設喻以曉之，說：「王平素好戰鬥之事，請即以戰為比喻。夫戰者，兩軍相當，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勝敗分矣。那敗的拋棄了甲冑，拖曳著兵器，脫身逃走。或有走到百步之遠而後止者，或有走到五十步而後止者。那走到五十步的，就笑那百步的人，以為無勇，則王以為何如？」惠王說：「不可。這走五十步的但未至於百步耳，同一敗走也，烏可以近而笑遠乎？」孟子遂就其明而通之，說：「王若知五十步不可以笑百步，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矣。蓋治國以王道為要，猶戰者以克敵為能。今鄰國不恤其民，而吾王能行小惠，固為差勝；然其不能行王道，則一而已矣。比之戰者，特五十步之走耳，烏可以此而笑彼哉？王誠能力行王政，則民不求多而自多，國不期富而自富矣。」
「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農時，是耕耘收穫之時。罟，是魚網。數罟，是密網。洿池，是窪下聚水的去處。憾字，解做恨字。
孟子又說：「治國莫要於王政，而王政必先於養民。為治之初，法制未定，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盡樽節愛養之宜。如農時乃五穀所自出，必愛惜民力，勿妨其務農之時，則民得盡力於南畝，而五穀不可勝食矣。洿池乃魚鱉所聚，必禁絕密網，勿使入於洿池之中，則川澤不竭於漁，而魚鱉不可勝食矣。山林乃材木所生，必限制斧斤，直待草木零落之時方許其入，則萌櫱得有所養，而材木不可勝用矣。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則飲食宮室有所資，而民之養生者得遂其願；祭祀棺槨有所備，而民之喪死者得盡其情。是使民養生喪死，兩無所憾也。養生喪死無憾，則民心得而邦本固，法制自此而可立，教化自此而可興矣。王道之始事如此。」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樹，是栽種。庠、序，俱是學名。申，是丁寧反覆的意思。頒白，是老人頭髮半白半黑者。背上馱著叫作負，頭上頂著叫作戴，皆用力勞苦之事。黎民，是少壯黑髮之民。
孟子又說：「因天地自然之利，而行樽節愛養之政，不過王道之始事耳。茲欲使百姓家給人足，各遂其生，各復其性，須定為經制。一夫與田百畝，外又有五畝宅舍。宅舍周圍牆下，都叫他種植桑樹，以供蠶事，則絲帛有出，而五十非帛不暖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不要誤了它孕字之時，則生息繁盛，而七十非肉不飽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不妨礙他耕耘收穫的時候，則民得盡力農畝，一家數口都有養贍，可無飢餒之患矣。這都是養民之事。民得其養，則教化可施。必著實舉行那庠序中的條教，就中所教，有孝悌兩端尤為緊切，又丁寧告語以致其申重之意，則民知愛親敬長，樂為代勞，那年高頒白之人，無有負戴於道路者矣。這是教民之事。夫教養兼舉，而治化大行，以至於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則人心無不愛戴，四方無不歸往。如是而不能一統天下，以至於王者，理之所未有也。」此是王道之成，人君必如是而後為盡心耳。彼一時之小惠，豈足道哉？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檢，是節制。莩，是餓死的人。發，是發倉廩以賑濟。
孟子又說：「王不舉行王道，既無常產與民，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而不知愛惜減省；至於途有餓莩，又不知急發倉廩以行賑貸。如是，而民飢以死者，乃王之罪，非關歲凶也。王乃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以兵器刺人而殺之，乃曰：『非我也，兵也。』夫操兵在人，殺人乃操兵者之罪；養民在君，民不加多，乃君失政之罪也。王誠不歸罪於歲凶，而勉行王道，則天下之民皆將聞風而來歸矣，豈但加多於鄰國而已哉？」夫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惟平時有三年九年之蓄，臨時有議賑蠲租之政，則水旱不能為災，而移民移粟可無用矣。此孟子告惠王之意也。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梁惠王因孟子說行小惠不如行王道，宜罪己不宜罪歲凶，有感於心，遂虛己以請，說：「寡人願安心以受教。」蓋望其盡言而無隱也。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梃，是杖。
孟子因梁惠王有求教之誠，遂因其機而先問之說：「殺人者，或用梃杖，或用兵刃，這兩件有以異乎？」王說：「梃之與刃，其器雖不同，而同一致人於死，無以異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說：「殺人者，或以虐政，或以兵刃，這兩件有以異乎？」王又說：「政之與刃，其事雖不同，而同一致人於死，無以異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孟子因梁惠王說虐政之殺人同於兵刃，遂直言以匡正之，說：「今王厚斂於民，以養禽獸；只見得庖廚中有肥肉，廄房中有肥馬，而窮民有飢餒之色，野外有餓死之人。此何以異於驅禽獸而食人乎？然則王以虐政殺人，直與兵刃無異矣。何不反求而亟圖之乎？」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孟子又承上文說：「率獸食人，乃虐政之大者。其失人心而促國脈，皆在於此，不可不急改也。且如獸本異類，其自相吞噬，與人無預，人之見者，猶且惡之。況人君乃民之父母，民皆賴以為生者；乃今恣行虐政，至於率獸而食人，其視赤子之軀命，反獸類之不如矣。殘忍如此，何在其為民之父母也哉？」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俑，是從葬的木偶人。
「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衛，叫作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更易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能轉動跳躍，如活人一般。故孔子惡之，說：『始初作俑以從葬者，此人不仁甚矣，其無後乎？』夫仲尼所以深惡作俑之人者為何？蓋因其用生人之形為送死之具，意涉於殘忍故也。夫象人以從葬，非真致人於死也，而仲尼猶且惡之如此；況實以虐政殘民，使民飢餓而死。其為不仁尤甚於作俑者矣，如之何其可哉？」
孟子之意，蓋欲啟發惠王不忍人之心，而引之以志於仁，故其言之激切如此。然由此章而觀，人君之所自奉者，不過庖肉廄馬而已，而其弊遂至於率獸食人，使厚斂之虐，同於操刃。不仁之禍，浮於作俑；則奢欲之為害，豈不大哉！明主能以此言而體察民情，必且惻然動念，凡所以約己裕民者，當無所不至矣。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壹灑之。如之何則可？」
梁惠王問孟子說：「吾晉國在先世時，地廣兵眾，論其強盛，天下諸侯之國無過之者，這是叟所明知也。及傳至寡人之身，則東與齊戰，兵敗而長子被殺；西為秦人所侵，喪失河內外之地凡七百里；南又為楚人所辱，不能與抗。是寡人貽辱於晉國之先君也，寡人恥之。今欲為先人一洗此辱，不知作何樣經畫乃可？願明以告我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孟子對說：「王莫說喪敗之後國勢弱小，不足有為。若還有志自強，就是地方百里的小國，亦可以王於天下，豈但雪恥而已哉？」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易，是用功到。耨，是鋤草。
孟子又說：「所謂『百里可王者』如何？王若施行仁政以及於民：於刑罰則省之，而用法以寬；於稅斂則薄之，而取民有制。使百姓每得安其生業，盡力於農畝：春而深耕，布種得好；夏而易耨，鋤治得到。那少壯的百姓，又以閒暇的時候，講明孝悌忠信的道理，入以此事其父兄，出以此事其長上。衣食既足，禮讓自興。那百姓每戴上恩德，人人都有個親上死長的義氣。遇著敵國外患，必能出力報效，敢勇當先。雖以秦楚之強國，堅甲利兵，天下莫能當者；可使斬木為梃以撻之，而取勝於萬全矣，況其他乎！臣所謂『百里可王者』以此。王能勉行仁政，又何以弱小為患哉？」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
彼，指敵國而言。
孟子又說：「我謂『制梃可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者，非恃我能勝彼，彼固有可乘之釁也。彼國煩刑重斂，行政不仁，把百姓每務農的時候都被他妨誤了，使不得深耕易耨，盡力農事，以養其父母。致使其父母凍餓，而衣食無所仰給；兄弟妻子離散，而室家不能相保。此惟救死而恐不贍，何暇修孝悌忠信之行哉？」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承上文說：「彼國暴虐其民，使之凍餓離散，就如陷之於阱、溺之於水的一般，其結怨於民也深矣！吾王趁著此時，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恨其上，一聞王師，都欣然樂歸於我，誰肯為他出力用命，而與王拒敵者哉？此我所以說『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也。」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孟子又總結上文說：「王能發政施仁，則天下之人莫不歸心。不仁者陷溺其民，則雖本國之民，不為用命。是以古語有云：『仁者無敵。』蓋言民心所歸，則強弱大小非所校也。我所謂『百里可王』、『制梃可撻秦楚之甲兵』者，亦有見於此耳。王請勿以予言為疑，而斷然以發政施仁為務，雖以梁，王可也，尚何先人之恥不可雪哉？」
按，此章惠王之志，在於報怨；而孟子之論，在於救民。蓋能救民，則不必報怨，而自足以克敵；不能救民，而徒志於報怨，將兵連禍結，而喪敗滋多矣。是以帝王之道，貴在自治，不以小忿而忘遠圖，正此意也。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
>梁襄王，是梁惠王之子。卒然，是急遽的模樣。
孟子見梁襄王，知其不足與有為，乃出而告人說道：「容貌詞氣，乃德之符。我今見王，遠而望之，不似為人君的氣象；近而就之，不見有可畏之威。且卒然而問我說：『當今天下諸侯紛紛戰爭，何時平定？』我對說：『必待天下一統，則自然平定，無有戰爭矣。』」
「『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是心所好尚。
孟子又述其問答之言，說道：「王問我說：『今之諸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誰能一統天下？』我對說：『今天下惟爭地爭城，日以戰鬥為事，所以四分五裂，不能相一。惟是仁德之君，不好殺人者，則四方之民歸之，而天下可一矣。』」夫天以好生為德，人君奉天子民，惟在常存好生之心而已。創業之君，常存此心，則可以結人心而成混一之功。守成之君，常存此心，則可以壽國脈而保無疆之祚。孟子此言，真萬世人君之要道也。
「『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御之？』」
與，是歸往。周時七八月，即今五六月。槁，是枯槁。油然，是雲盛的模樣。沛然，是雨盛的模樣。浡然，是忽然興起。御字，解作止字。牧，是牧養。君以養民為職，故叫作人牧。領，是頸。
梁襄王又問孟子說：「當今列國分土而治，民各有主，誰肯舍其主而來歸乎？」孟子說：「當今天下的百姓，無不願得所依賴而歸往之也。王知夫禾苗乎？當夫七八月之間，天氣亢旱，禾苗枯槁，正是望雨之時；天忽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將見苗之枯槁者，隨即浡然興起，發生甚速，誰得而御止之乎？方今天下之君，以牧民為職者，都只以爭地爭城為事，驅民戰鬥，忍視其肝腦塗地，略無顧惜；未見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之主出於其間，則天下之民欣然嚮慕，就如旱苗之望雨一般，莫不延頸舉首，都願戴之以為君矣。望之如此其切，則其相率歸附，不遠千里而至，其勢殆如流水之就下，沛然奔赴，誰得而闌阻之哉？此所以說『天下莫不與』也。」
夫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戰國之君，雖至不道，豈有嗜殺人者？特以甘心戰鬥，視民之死而不恤，故孟子以嗜殺人警之。蓋凡淫威虐政，可以戕民生者，皆嗜殺人者也。君人者能省刑薄斂，務以厚民之生，則民心歸，而治平可常保矣。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齊桓公、晉文公，皆春秋時伯諸侯者，能尊周室、攘夷狄，後世稱其功。然先詐力而後仁義，聖賢所不道也。
齊宣王有志於伯功，乃問孟子說：「在先五伯，惟齊桓、晉文為盛；二君所行之事，可使寡人得聞其概乎？」孟子對說：「臣所受學，傳自仲尼。仲尼之徒，羞稱五伯，無有言及桓、文之事者；所以後世之人不傳其事，臣無從而聞之。既無所聞，則無可言矣。王若必欲臣言不已，其惟王天下之道乎？蓋王道乃聖門常言，而臣得之傳聞者也。王若能取法王道，則伯不足道矣。」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齊宣王又問說：「人君之德如何則可以王天下？」孟子對說：「天之立君，惟欲其保養斯民而已。若能修德行仁，以保安百姓，使之得所，則天下之民皆愛之如父母，而戴之為君師。其王天下也，孰得而御之哉？」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胡齕，是齊臣。新鍾鑄成，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郄，叫作釁鐘。觳觫，是恐懼的模樣。
齊宣王因孟子說保民可以致王，遂將自己問說：「若寡人者，也可以保安百姓否乎？」孟子對說：「可。」齊宣王問說：「你何由知道我可以保民？」孟子對說：「臣曾聞王之臣胡齕說：王一日坐於堂上，有人牽牛行過於堂下。王看見，問說：『牽這牛將欲何往？』牽牛者對說：『新鑄鐘成，將殺此牛，取血以塗其釁郄也。』王說：『舍之，我不忍見此牛這樣戰懼觳觫，其狀恰似無罪而往就死地一般，誠可憐也！』牽牛者說：『王既不忍殺這牛，則將廢釁鐘之事乎？』王說：『釁鐘也是國之大事，何可廢也？但取個羊來換他，則鍾得以釁，而牛亦可全矣。』臣所聞胡齕之言如此，不知果有此事否也？」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愛，是吝惜的意思。
齊宣王因孟子述胡齕之言，乃承認說：「以羊易牛，誠有此事。」孟子遂就善念而開導之，說：「王天下之道，不必他求，即王這一點不忍殺牛之心，便可以懷保萬民，兼濟四海，而成興王之業矣。但百姓每識見短淺，只見王愛此一牛，都道是吝惜財費而然。臣卻知王之心，乃由觳觫之狀，觸目有感，一念惻怛之發，全出於不忍也。能由此一念而遂充之，於致王何有哉？」
夫宣王愛牛之心，偶發於一時之感，而孟子遂許其可以保民而王者，蓋此一念驟發之仁，最為真切；若推之於民，則凡以利用厚生、拯災恤患者，將無所不至，而四海皆其度內矣。有保民之責者，能識此不忍之端而擴充之，則仁不可勝用已。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褊，是狹。
齊宣王以羊易牛，其心出於不忍，而其跡有似於吝惜。聞孟子之言，乃遂應以為然，說道：「以羊易牛，其跡似吝，誠有如百姓之所譏者；但我之心實不如是。齊國雖褊小，一牛之費能有幾何？吾何愛焉？只為見其觳觫之狀，若無罪而就死地，心中不忍，故以羊易之耳。此心惟夫子知之，而百姓不知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異，是怪。隱，是痛。擇，是分別。
孟子欲宣王察識其不忍之心，乃反覆詰問之，說：「百姓以王為愛，王亦無怪其然也。蓋羊小而牛大，以小易大，跡本可疑，百姓何足以知之？王若果是不忍牛之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一般有生，一般無罪，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誠有難於自解者矣。」孟子設此難王，正欲使其反求諸己而得其本心也。宣王亦無以自明，乃笑而應之說道：「是誠何心哉？我非愛惜一牛之費，而胡為易之以羊也。不忍於牛而獨忍於羊，即我亦有不能自知者。百姓之以我為愛，不亦宜乎！」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孟子因宣王不能自得其本心，又為之分解說道：「以小易大，雖難解於百姓之疑，然亦無傷也。蓋仁雖無所不愛，而見聞感觸之時，亦自有斟酌變通之術。今王既能全觳觫之牛，而又不廢釁鐘之禮，於難處之中，得善處之法，是乃仁之術也。何也？蓋時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時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得以兩全而無害，所謂仁術者如此。大凡君子為仁，莫不有術。其於禽獸也，見其生，則不忍見其死；聞其聲，則不忍食其肉。則固其惻隱之真心。然祭祀燕饗，禮亦不可廢者。則身遠庖廚，使其死不接於目，聲不聞於耳，固所以預養不忍之心，而廣其為仁之術也。吾王以羊易牛，正合於君子之道。若能察識此心而擴充之，何不可保民之有哉？」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以合於王者，何也？」
《詩》，是《小雅•巧言》之篇。夫子，指孟子說。戚戚，是心中感動的意思。
齊宣王因孟子之言，有感於心，乃歡喜說道：「人藏其心，難可測度。我聞《詩經》有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這兩句說話，正夫子之謂也。夫以羊易牛，乃我所行的事；及反之吾心，求以小易大的緣故，自家茫然也，不知是何念頭。夫子乃能推究來由，說是見牛未見羊之故。將我前日不忍的初心，不覺打動，戚戚然，宛如堂下觳觫的形狀復在目前一般。此非夫子能忖度之，則我亦何自而得其本心哉？然這一點心，自我看來，極是微小，能濟甚事？夫子卻說足以致王，不知其所以合於王道者，果何在乎？」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復，是稟白。秋毫，是毛之冗細而難見者。輿薪，是以車載著薪木。「今恩」以下，是孟子之言。
孟子因宣王未知愛牛之心可以保民，乃設辯以提省之，說道：「今人有稟白於王者，說：『我有力能舉三千斤之重，而於一羽之輕卻不能舉；明能察見秋毫之末，而於輿薪之大卻不能見。』王亦將信其言而許之乎？」齊宣王答說：「不然。人未有舉重而不能舉輕、見小而不能見大者也。」孟子遂曉之說：「王既知此，則知保民而王無難事矣。蓋物與人異類，用愛頗難；民則與我相親，加恩甚易。今王不忍一牛之死，是恩足以及禽獸，就如能舉百鈞、察秋毫一般；而德澤乃不加於百姓，是一羽之不舉、輿薪之不見也。恩能及於所難，而獨不能及於所易，其故何歟？然則一羽之不舉，只是不曾去用力，一用力，則舉之何難？輿薪之不見，只是不曾去用明，一用明，則視之何難？百姓之不見保，只是不曾去用恩，一用恩，則保之何難？夫既不用恩保民，何由能成王業？故王可以王而不王者，乃能為而不為，非欲為而不能也。若肯為之，則取諸愛牛之心，推廣之有餘矣。保民而王何難哉？」孟子於宣王，既發其愛物之心，而使之察識；又示以仁民之術，而望其擴充。所以引之於王道者，意獨至矣。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形，是形狀。以物夾腋下，叫作挾。超，是越過。
齊宣王問孟子說：「夫子謂我之不王是不為，非是不能。這不為與不能的形狀，如何分別？」孟子對說：「泰山至大，北海至廣。挾著泰山去跳過北海，乃天下所必無之事。以此與人說我不能，這個真是不能，非不為也。奉長者之命，而折取草木之枝，有何難事？以此與人說我不能，這個是不肯為耳，非不能也。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其不同如此。今王有不忍之心，自可以保民而王天下。然而不王者，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而阻於不能；王之不王，乃折枝之類，而由於不為也。」蓋恩由仁達，患無此心耳。有是心以及物，則物蒙其愛；有是心以及人，則人被其澤，夫何難哉？有保民之任者，亦在察識此心而擴充之耳。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老，是尊事的意思。吾老、人之老，都指父兄說。幼，是撫育的意思。吾幼、人之幼，都指子弟說。運於掌，是說近而易行，如運動手掌一般。《詩》，是《大雅•思齊》之篇。刑，是法。寡妻，是謙稱寡德之妻。御字，解作治字。
孟子又告齊宣王說：「我謂王不難於致王者，無他，亦有見於推恩之甚易耳。且如我有父兄，我能尊事之，即推這老老之心以及於民，使百姓每都得以尊事其父兄；我有子弟，我能慈愛之，即推這幼幼之心以及於民，使百姓每都得以慈愛其子弟。如此，則舉天下之老者、幼者，無一人不被我之恩澤。以之措置一世，就如運動手掌一般，何難之有？《詩•大雅•思齊》之篇說：『文王之德，為法於寡妻，施及於兄弟，又能統御乎家邦。』蓋言文王能以仁心，施之於家而家齊，施之於國而國治，總不外於此心之運用而已。故為人君者，誠能推此心以施恩，則包含遍覆，雖四海之大，可以保之而無難；不能推此心以施恩，則眾叛親離，雖妻子至近，亦不可得而保矣，況四海乎？考之上古帝王，其功業隆盛，所以大過於人而非後世所能及者，別無他道，只是善推此心。由親親推之，以及於仁民；由仁民推之，以及於愛物。施為先後之間，能不失其當然之序而已矣。今王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乃不至於百姓，則是倒行而逆施，與古人之善推所為者大相反矣。是果何為也哉？王其反求諸心可也。」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
權，是秤錘，所以稱物之輕重者。度，是丈尺。度，是稱量的意思。
孟子因宣王昧於推恩，要他心裡自家裁度，復曉之說道：「物有輕重，必須用秤稱之而後可知。物有長短，必須用丈尺量之而後可知。凡物皆是如此，未有舍權度而能知輕重長短者也。若人之一心，萬理畢具；於凡應事接物之際，尤不可無權度以稱量之，更有甚於物者。蓋物無權度，不過一物之差而已。設使心無權度，則事到面前，茫然不知是非利害之所在，其顛倒錯亂，有不可勝言者，豈但一物之失而已哉？今王不忍一牛而忍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反重且長，仁民之心反輕且短，差謬甚矣！王請自家稱量，民與物孰重而孰輕？愛民與愛物，當孰長而孰短？庶吾心之權度不差，而施恩必自有其序矣，尚何百姓之不可保哉？」此可見人君一心，萬化之原，必權度不差，而後能推行有序。凡斟酌治道，鑑別人才，以至於賞罰舉措，皆當以此心之權度為準，而審察之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士，是戰士。構，是兩相構結。
孟子詰問齊宣王說：「吾王愛物之心重且長，而愛民之心反輕且短，則此心之權度，必有所由敝而失其准者。豈是要興動甲兵，驅戰士武臣於危亡之地，而構結仇怨於諸侯，然後快足於心與？不忍一牛之死，而忍萬民之命，王試度之，則其長短輕重，較然可知矣。」齊王對說：「不然。這三件都不是好事，吾何為求快於此？所以不得已而為之者，將用以戰勝攻取，求得吾心中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闢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便嬖，是近習嬖倖之人。居上臨下叫作蒞。緣，是攀緣。
孟子聞宣王求大欲之言，因探問之說：「王之所大欲如何？可使臣得聞之與？」齊王有難於自言者，但笑而不言。孟子又設問說：「王所大欲，豈為肥甘之味不足於口與？輕暖之衣不足於體與？抑或為華采之色不足觀視於目與？聲音之美不足聽聞於耳與？近習嬖倖之人不足備使令於前與？凡此數者，王之諸臣皆足以供應之而不缺，王豈為是而汲汲以求之耶？」齊王應之說：「不然。這幾件都是小事，吾不為是而求之也。」孟子說：「王所欲既不在是，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王必是要開廣土地，朝服秦、楚，臨御中國，安撫四夷，使天下一統，然後王之大欲始遂耳。然求是大欲，必有大道。乃興兵結怨以求之，以如是之所為，求如是之所欲，譬如攀緣樹木而求水中之魚，豈有可得之理哉？」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鄒、楚，是二國名。
齊宣王因孟子說他興兵以圖大欲，如緣木求魚，疑其過當。乃問說：「緣木求魚乃必不可得之事。今我興甲兵，求大欲，雖未可遽得，豈至如此之甚乎？」孟子對說：「王疑我所言為甚，不知以此較彼，則王之所為，比那緣木求魚更加甚焉。蓋緣木求魚，雖不能夠得魚，後來卻無災禍；使以那興兵構怨之所為，求遂那霸王之大欲，盡心竭力為之，到後來非惟無功，且將招災取禍，有必不可免者矣。」宣王因問：「後災之說，可得而聞之乎？」孟子說：「這個事理甚明，但王未加察耳。且如鄒國與楚國交戰，以王評論他兩家，那家取勝？」宣王說：「楚人必勝。」孟子說：「王既知此，則可見戰之勝敗，不在兵刃既接之後，比權量勢，有可預推者矣。蓋以國之小者與大國戰，其勢固不敵也；以兵之寡者與夫眾戰，其勢固不敵也；以力之弱者與強國戰，其勢固不敵也：此其事理，豈不章章較著哉？今海內之地，大約以每方千里計之，凡有九區。集合齊地而算之，不過千里，余皆列國所有。是於天下九分之中，才得其一分耳。今王欲以齊千里之一分，而服海內之八分，其強弱、眾寡、小大，勢不相當，就如以鄒敵楚一般，必不能勝矣。豈不可為之寒心哉？我所謂必有後災者如此。王必欲臣服海內，何不反其本而求之，以仁心而行仁政乎？蓋能反其本，則小大、眾寡皆所不計，而所欲者將不求而自至矣。」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商、賈，都是做買賣的人；居則為商，行則為賈。愬，是告訴。
孟子告齊宣王說：「我所謂反本者，不可他求，在行仁政而已。今王誠能推愛物之心，以行保民之政，為之興利遠害，為之厚生正德；凡法製品節之施，皆根之至誠惻怛之意，則不但本國之民被其澤而心悅，將見風聲所達，無遠弗屆。使天下做官的，皆欲立於王之朝，以行其道；務農的皆欲耕於王之野，以安其業；商賈知關市之不征，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知道途之無滯，皆欲出於王之途；天下有苦其君之暴虐，而求解倒懸之苦者，皆欲來告訴於王。民之歸仁，其不約而同如此。其勢殆猶水之就下，沛然孰能御之。由是而土地可辟，秦、楚可朝，蒞中國而撫四夷，無不遂王所欲矣。何必興兵結怨為哉？」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惛，是昏昧。恆產，是百姓每常久的產業。恆心，是人所常有的善心。不知而誤墮其中，叫作陷。罔，是欺罔。
齊宣王聞孟子發政施仁之言，有感於心，遂誠心以求教說：「王天下之大道，誠不外於仁政。但我資質昏昧，無所知識，不能遽進於此道。願夫子輔導我之志意，凡政如何而發，仁如何而施，明白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而為之，一一見之於施行，以求不負夫子之教焉。」孟子對說：「仁政莫先於養民，養民莫先於制產。蓋禮義生於富足，故人惟有衣食之常產，斯有禮義之常心。若不假於常產，而自然能有恆心者，惟是那從事學問、習知禮義的士人方能如此。若尋常小民，沒有常產，使無所資藉，為饑寒所陷溺，因就沒有禮義之常心矣。苟無禮義之心，則將恣情縱慾，蕩然於禮法之外；凡放縱淫辟、欹邪侈肆，一切不善之事，無所不為，而犯罪者眾矣。為人君者，平時不能制常產以養民，及至陷民於有罪之地，然後從而加之以刑，則是欺愚民無知而陷害之，非罔民而何？若此者，不仁甚矣！安有仁人在位，以愛養百姓為心者，而肯為此罔民之事乎？吾王欲行仁政，其於制民之產，誠有不容緩者矣。」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畜，是養。驅，是驅使向前。
孟子告齊宣王說：「民無恆產，因無恆心，以至於無所不為：蓋恆產所系之重如此。故明君之為治，必度地居民，計口授田。使一歲所出，上面足以奉事父母，下面足以畜養妻子。豐年收成好，用度有餘，可飽食終身；或遇年歲凶荒，也有積蓄餬口，可以免於死亡。蓋民之相生相養如此，然後驅使他去為善，他心無所累，從上教化自然省力。」此所謂『民有恆產因有恆心』者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承上文說：「明君之治民如此。如今制民之產不遵古法，使民不得盡力於農畝，而徒困於徵求。上不足以奉事父母，下不足以畜養妻子。雖當豐樂之歲，尚且迫於饑寒，終身受苦；一遇凶年，便轉於溝壑，而不免於死亡。百姓當這等時候，皇皇然救死猶恐不足，那有閒工夫去講習禮義哉！」此所謂『無恆產因無恆心』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夫觀恆心之有無繫於恆產如此，王若欲發政施仁，而行保民之道，則何不反求其本，以制民常產為先務哉？」夫民生之苦樂繫於君，而君身之安危繫於民。民樂生，則愛戴歸向而君安；民疾苦，則憂愁思亂而君危。是明君治天下，必使家給人足，人人有樂生之心，然後禍亂不作，而治安可永保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這一節是制民常產之法。
孟子又說：「制民常產之法無他，只是將小民田裡樹畜之利，與他定個經制而已。如一夫既受田百畝，外又有五畝宅舍。其宅舍周圍牆下，叫他種植桑樹以供蠶事，則絲帛有出，而五十非帛不暖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不要誤了它孕字之時，則孳育繁息，而七十非肉不飽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不要妨誤他耕耘收穫的時候，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八口之家都有養贍，可無飢餒之患矣。恆產既制，則恆心可生。由是設為庠序，而慎重教化之事。又就其中，把孝悌兩端申重反覆，極其告諭之詳，則民知愛親敬長，樂為代勞，那年高頒白之人，無有負戴於道路者矣。人君定製立法，致使老者得以衣帛食肉，而又無負戴之勞；黎民不飢不寒，而又知孝弟之義；則教養兼舉，治化大行。由是而土地可辟，秦、楚可朝，蒞中國而撫四夷，不難矣。謂不能王於天下者，理之所未有也。我所謂保民而王，莫之能御者，正以此耳。區區霸功，何足道哉？」
按，此章齊王所問者霸功，而孟子則告以王道。至論王道之要，則不過推不忍之心以行保民之政而已。故即齊王不忍一牛之心，反覆發明其可以致王之理，而以制民常產終焉。有志於三代之治者，宜深念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