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書直解 · 卷九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途。
陽貨，名虎，是季氏家臣，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者。因孔子是魯國人望，欲其來見己。孔子以貨是亂臣，義不往見。陽貨乃饋送孔子以蒸豚。孔子以貨既加禮於己，不得不往以拜謝之，而其本心，實不欲相見。於是趁他不在家的時節，乃亦往拜之。蓋雖不廢乎報施之禮，而亦終不虧其不見惡人之義也。乃不期與之相遇於途中。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懷寶，是比人有道德，如懷藏著重寶一般。亟字，解作數字。
陽貨遇見孔子，迎而謂之說：「來，我與你說話。凡人有道德，則當攄其所蘊以濟時艱。如有重寶，當售之於人，不可私也。苟徒懷藏其寶，而坐視國之迷亂，不為拯救，可以謂之仁乎？」孔子說：「仁者心存於救世，懷寶迷邦，不可謂之仁也。」陽貨又問：「人之好有為者，則當乘時而出，以設施於當世。苟徒好從事，而每每坐失事機之會，可以謂之智乎？」孔子說：「智者熟察乎事機，好從事而亟失時，不可謂之智也。」陽貨又說：「日月如流，一往不返，人之年歲日增，而不為我少留。及今不仕，更待何時？」孔子應之說：「及時行道，實士君子之本心，吾將出而仕矣。」陽貨所言，皆譏諷孔子的意思。不知夫子抱拯溺亨屯之志，本未嘗懷寶失時，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蓋聖人之待惡人，不激不隨如此。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孔子說：「天之生人，本同一性。雖氣有清濁，質有純駁，然本其有生之初而言，同一天地之精，五行之秀。其清而純者，固可以為善；其濁而駁者，未必生成是惡人。彼此相去，未為大差，固相近也。及到形生神發之後，德性以情慾而遷，氣質以漸染而變。習於善的，便為聖為賢；習於惡的，便為愚為不肖。於是善惡相去，或相什佰，或相千萬，而人品始大相遠矣。」夫以人之善惡，繫於習而不繫於性如此。則變化氣質之功，乃人之所當自勉者也。豈可徒諉諸性而已哉？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這是承上章說：「人之初生，其性固為相近，然有一等氣極其清、質極其粹，而為上知者；有一等氣極其濁、質極其駁，而為下愚者。世間惟這兩樣人，美惡一定，非習之所能移。其在上知，是天生成的善人，雖與不善人居，不能誘之使為不善也。其在下愚，是天生成不善的人，雖與善人居，亦不能化之使為善也。善惡繫於性而不繫於習者，惟這兩樣人為然。」世間極智之人，固不常有；極愚之人，亦不多見。惟半清半濁、可善可惡者最多。此變化氣習之功，在中人所不容已也。然堯舜猶謹危微之幾，湯武不廢反身之學，雖聖人不敢以上智自恃如此。桀紂恃其才智，荒淫暴虐，拒諫飾非，卒與下愚同轍，豈不悖哉？故曰：「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武城，是邑名，在今山東兗州府地方。莞爾，是小笑的模樣。偃，是子游的名。君子，是有位的人。小人，是細民。
昔孔子行到武城縣中，聽得處處琴瑟歌詠之聲。蓋是時子游為武城宰，方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弦歌也。夫子見當時皆不能用禮樂為治，而子游獨能行之，故驟聞而深喜之。遂莞爾而笑，說：「言偃所治者小邑，何必用此禮樂之大道？譬如殺雞者，何必用此屠牛之大刀乎？」子游不知夫子之意，乃對說：「昔者嘗聞夫子說道，道本切於身心，人能學之，則各有所益。如在上的君子，治人者也，若使學道而有得，則能養其民胞物與之心，而推以愛人，是君子不可以不學道也。在下的小人，治於人者也，若使學道而有得，則能明乎貴賤尊卑之分，而易於驅使，是小人不可以不學道也。夫子此言，偃常佩服之久矣。今日武城雖小，安敢鄙其民而不教之以禮樂乎？」夫子因子游未喻其意，遂呼門人而告之說：「二三子聽之，言偃之言，誠為當理，我前割雞不用牛刀之言，特戲之耳。豈真謂小邑不可以大道治之哉？」蓋深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公山弗擾，是魯大夫季氏之家臣，為費邑宰。末之之字，解作往字。
昔魯自文公以來，季氏世執國政，公室衰弱，君反受制於臣，如此者四世矣。至季桓子之時，有公山弗擾者，與陽虎共執桓子，遂據費邑以叛。因使人聘召孔子。孔子嘗憤宗國之陵替，疾季氏之不臣，而思以匡之久矣。今幸其家臣內叛，釁起私門，倘可因其可乘之隙，而運吾轉移之術，則亦振魯興周之一機也，故因其來召而遂欲往應之。乃子路不達孔子之意，艴然不悅，說：「夫子之齊之魯，道既不行，身無所往，亦可以止矣。何必又往應公山之召，而徒取失身之辱乎？」是不知公山弗擾之叛，乃叛季氏，非叛魯也。孔子之欲往，非為公山弗擾，乃為魯也。故不得已而曉之說：「今世莫我知，無能召我而用之者。今公山氏特來召我，斯其意豈徒然哉？殆必有以用我也。當此之時，如有委我以國、授我以政，而能用我者，我必將修紀綱之廢墜，正名分之陵夷，舉文武周公之治，而整頓於今日，使秉禮之宗國，復西京之舊俗，而魯其為東周矣乎？」孔子自表其用世之志，以曉子路如此。而其撥亂反正之微權，轉移化導之妙用，則有未易窺者。然考之《春秋傳》，公山弗擾與季氏戰，兵敗奔齊，而孔子亦竟未應其召。道之將廢，而魯之終於不振也。可慨也夫！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侮，是侮慢。任，是倚仗的意思。
子張問為仁的道理於孔子。孔子教之說：「仁道雖大，不外於心。心德之要，凡有五件。若能於此五者，體驗擴充於身心之間，推行運用於天下之大，則其心公平，其理周遍，天德全而仁在是矣。」子張因請問其目。孔子說：「所謂五者，一是恭敬，二是寬容，三是信實，四是勤敏，五是惠愛。其名雖異，都是心德之所散見，缺一不可言仁者。然五者亦人所同具，有感必通的。誠能恭以持己，則在下的人，自然畏憚、尊仰，而無敢侮慢矣。寬以容眾，則在下的人，自然心悅誠服，而歸服於我矣。言行一於誠信，則人都倚靠著我，而無所疑貳矣。行事勤敏快當，則所為無不成就，而動必有功矣。恤人饑寒，憫人勞苦，而恩惠及人，則感吾之恩者，莫不盡心竭力，樂為我用矣，又豈不足以使人乎？五者之效如此，汝能兼體而力行之，則天德流通，物我無間，而仁之體用皆備矣，可不勉哉？」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佛肸，是晉大夫趙簡子的家臣，時為中牟宰。磷，是薄。涅，是染皂之物。緇，是黑色。匏，是大匏，味苦而不可食者。時晉室微弱，政在六卿。趙簡子與范中行相攻，其家臣有佛肸者，因據中牟以叛。
一日，佛肸使人來召孔子，孔子即欲應其召而往見之，蓋亦欲應公山弗擾之意也。子路不達而阻之，說：「昔者我聞夫子有言：『凡人有悖理亂常，親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其黨，惟恐其浼己故也。』今佛肸據中牟以畔，正是親為不善的人，君子當遠避之不暇，而夫子乃欲往應其召，是辱身而黨惡也。何自背於昔日之言乎？」孔子曉之說：「汝謂身為不善，君子不入，此言誠然，我誠有此言也。然人固有可浼者，有不可浼者。譬之於物，凡可磨而薄者，必其堅之未至者也。獨不曰天下有至堅厚者，雖磨之，安能使之損而為薄乎？凡可染而黑者，必其白之未至者也。獨不曰天下有至潔白者，雖染之，安能使之變而為黑乎？夫物有一定之質，尚不可變，我之志操，堅白自處固已審矣，彼雖不善，焉能浼我乎哉？且君子之學，貴適於用，我豈若彼匏瓜者哉？呺然徒爾懸系，而不見食於人，則亦棄物而已，何益於世哉？然則，佛肸之召，我固當有變通之微權，而君子不入之說，有不可以概論者矣。」
按：孔子前於公山之召，則以東周自期；此於佛肸之召，則以堅白自信。蓋聖人道大德宏，故能化物而不為物所化。若使堅白不足而自試於磨涅，則己且不免於辱，何以能轉移一世乎？君子處世，審己而動可也。
子曰：「由也，汝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盪；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有所遮掩叫作蔽。盪，是放蕩。賊，是傷害於物。絞，是急迫的意思。
昔子路負直諒、剛勇之資，而少學問陶鎔之力。故孔子呼其名而問之，說：「人之偏於所向者，有一件好處，便有一樣遮蔽，總之有六言，而六蔽隨之。汝曾聞之否乎？」子路時方侍坐，遂起而對說：「由未之聞也。」孔子說：「汝復坐，我當一一告汝。蓋天下之事，莫不有理，人必好學窮理，而後所行為無蔽。不然，則雖才質之美，制行之高，亦將有所遮蔽，而無以成其德矣。如仁主於愛，本美德也，而所以用其愛者，有理存焉；若但知愛人之為美，而不好學以明其理，則心為愛所蔽，將至於可陷可罔，而人己俱喪矣，豈不流而為愚乎？智主於知，亦美德也，而所以通其智者，有理存焉；若但知多智之為美，而不好學以明其理，則心為智所蔽，將至於窮高極遠，而無所歸著矣，豈不流而為盪乎？有言必信，亦美德也，而所以成其信者，有理存焉；若但知信實之為美，而不好學以明其理，則心為信所蔽，將至於期必固執，而傷害於物矣，豈不流而為賊乎？直而無隱，亦美德也，而所以行其直者，有理存焉；若但知直道之為美，而不好學以明其理，則心為直所蔽，將至於徑情急迫，而無復含弘之度矣，豈不流而為絞乎？遇事勇敢，亦美德也，而所以奮其勇者，有理存焉；若但以勇敢為尚，而不好學以明其理，則心為勇所蔽，必將恃其血氣之強，肆行而無忌矣，豈不流於亂乎？剛強不屈，亦美德也，而所以全其剛者，有理存焉；若但以剛強為尚，而不好學以明其理，則心為剛所蔽，必將逞其輕世之志，放曠而不羈矣，豈不流於狂乎？」夫仁、智、信、直、勇、剛六者，美行也；愚、盪、賊、絞、亂、狂六者，惡名也。人惟足己而不學，見理之不明，遂使美者化而為惡，而況其生質之不美者乎？於此見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是以古之帝王，不恃其有聰明絕異之資，而必以講學窮理為急，誠恐其流於過中失正而不自知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興，是興起。觀，是觀感。群，是群聚。怨，是怨恨。
孔子呼門弟子而教之，說：「《詩》之為教，有益於人甚大，爾小子何不於《詩》而學之乎？蓋《詩》之所言，有善有惡；學之，則善者可以為勸，惡者可以為懲，而吾心好惡之機，將有勃然不能自已者，故可以興。《詩》之所載，有美有刺；學之，則美者可以考見其得，刺者可以考見其失，而吾身行事之實，將有惕然因之感動者，故可以觀。其敘述情好，於和樂之中，不失莊敬之節；學之，則可以處群，雖和而不至於流矣。其發舒悲怨，於責望之下，猶存乎忠厚之情；學之，則可以處怨，雖怨而不至於怒矣。近而家庭之間所以事父的道理，遠而朝廷之上所以事君的道理，莫不備載於中；學之，則可以為忠臣孝子，而大倫克盡矣。且其情景所發，或因鳥獸以起興，或托草木以寓言，其中稱名不一，取類至繁；學之，則可以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而小物亦察矣。夫《詩》之有益於人如此，爾小子豈可以不學乎哉？」然《詩》之為教，不但學者所當誦習也，《關雎》《麟趾》為風化之原，《鳧鷖》《既醉》乃太平之福。《天保》以上，所以治內；《採薇》以下，所以治外，王道莫備於斯矣。為人主者，亦不可以不究心焉。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為，是習學。《周南》《召南》，是《詩經•國風》之首篇。
昔周文王與其后妃俱有聖德，修身、齊家，以令於國中。又使周公治陝以西，召公治陝以東。由是風化自北而南，遠被於江漢之域，故詩人詠歌其事。《周南》之詩，自《關雎》以下，言文王后妃閨門之化行於南國者也；《召南》之詩，自《鵲巢》以下，言南國諸侯夫人與大夫之妻，皆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也。孔子教其子伯魚說：「汝嘗學夫《周南》《召南》之詩矣乎？蓋《周南》《召南》兩篇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於人倫日用最為切要。學者須把這兩篇詩，講誦玩味，身體力行，乃為有益。人若不學《周南》《召南》，則無以正性情、篤倫理。身且不知修，家且不知齊矣，安望其能經邦而濟世、化民而移俗哉？譬如正對著牆面站立的一般，咫尺之地，隔礙障蔽，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矣，況其遠者乎？」甚哉！二《南》之切於人，不可以不學也。然《大學》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人君一身，乃萬國之儀刑，未有不修身齊家，而可以治國平天下者。則二《南》之詩，豈獨為學者之所當習哉？
子曰：「禮雲禮雲，玉帛云乎哉？樂雲樂雲，鐘鼓云乎哉？」
孔子見世之用禮樂者，專事其末，而不知探其本也，故發此論。說道：「先王制禮，以交神人、恰上下，固未有不用夫玉帛者。然必先有個恭敬、誠愨的意思存之於中，然後用玉帛以將之；若無是敬，則雖玉帛交錯，不過虛文而已。然則所謂『禮雲禮雲』者，豈徒玉帛云乎哉？先王作樂，以養民德、導民和，固未有不用夫鐘鼓者。然必先有個欣喜歡愛的意思蘊之於心，而後用鐘鼓以宣之；若無是和，則雖鐘鼓鏗鏘，不過虛器而已。然則所謂『樂雲樂雲』者，豈徒鐘鼓云乎哉？」蓋先王以禮樂教天下，皆本之和敬之實德，而發之於儀文節奏之間。後世徒事於文，而不求其本，故孔子嘆之如此！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厲，是威嚴。荏，是柔弱。穿窬，是剜牆鑿壁為竊盜之事者。
孔子說：「人必表里相符，然後可謂之君子。今有人焉，觀其外貌，則威嚴猛厲，似乎確然有守、毅然有為的人；而內實懦弱，見利而動，見害而懼，全無執持剛果的志氣。這等的人，中實多欲，而貌與心違，譬之小人，就如盜竊一般。黑夜裡剜牆鑿壁，偷了人家財物，外面卻假裝個良善的模樣，惟恐人知，豈不可恥之甚哉？」孔子深惡作偽之人，故儆之如此。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原字，當作「願愨」的願字，是謹厚的意思。鄉原，是鄉俗中一樣軟滑的人。人都稱他為謹厚，所以叫作鄉愿。賊字，解作害字。
孔子說：「人之有德者為君子，悖德者為小人，不難辨也。惟有一樣人，名為『鄉原』者，居之似忠信，而非忠信；行之似廉潔，而非廉潔。其自處柔佞而不肯立異，其待人軟款而惟求取悅，是以人人都道他好。這樣人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乃德之害也。」蓋行合乎道之中，事出乎理之正，這才叫作德。今鄉原不顧道理之是非，只圖流俗之喜悅。人見他以此得人心、取聲譽，便都慕效他，以是為德，而不復知有大中至正之道。其惑人心、壞風俗，豈不甚乎？所以說「鄉原，德之賊也」。
子曰：「道聽而途說，德之棄也！」
道、途，都是人行的路。
孔子說：「人之實心為學者，於凡天下道理，或得之師友之所傳授，或考諸典籍之所記載，就便存之於心，身體而力行之，以求實得於己，方為有益。若有所聞而不體會於心，只把來放在口中談論講說，這是入耳出口之學。譬如道路上聽了一句言語，就在途路上與人說了。如此，則雖聞善言，不過以資口說而已，何能有諸己哉？所以說德之棄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鄙夫，是庸惡陋劣之人。患，是憂患。
孔子說：「為人臣者，必有忘身之誠，而後可以語事君之義。有一等鄙夫，其資性庸惡，全無忠義之心，識趣陋劣，又乏剛正之節，若此人者，終豈可使之立於朝廷之上，而與之事君也與哉？何也？蓋所貴於事君者，惟知有君而不知有身也。乃鄙夫之心，止知有富貴權力而已。方其權位之未得，則千方百計徼幸營求，汲汲然惟恐其不能得之也。及其權位之既得，則千方百計繫戀保守，兢兢然惟恐其或失之也。夫事君而一有患失之心，則凡可以阿意求容、要結固寵者，將何事不可為乎？小則卑污苟賤，喪其羞惡之良；大則攘奪憑陵，陷於悖逆之惡，皆生於此患失之一念而已。以此人而事君，其害可勝言哉？」然君臣之義，本無所逃，而忠君愛國之臣，亦鮮不以得君為念者。但忠臣志在得君，鄙夫志在得祿。忠臣得君，志在任事；鄙夫得君，志在竊權。心術之公私少異，而人品之忠奸頓殊，明主不可不察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盪；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疾字，解作病字。凡人氣失其平則致病，故人之氣質有偏者，亦謂之病。亡字，與有無的無字同。狂，是志願太高的人。肆，是不拘小節。盪，是放蕩。矜，是持守太嚴的人，即狷者也。廉，是稜角峭厲。忿戾，是忿爭乖戾。愚，是昏昧不明的人。直，是直戇。詐，是虛詐。
孔子嘆說：「人之氣稟中和者少，偏駁者多。一有偏駁，則行有疵病而謂之疾。然古之時，風氣淳厚，其間雖有三樣資稟偏駁、過中失正的人，然皆質任自然，本真猶未甚鑿也。今則淳者日入於漓，厚者日趨於薄，不但氣稟中和者絕不復見，就是那三樣病痛的人，或者也沒有了。蓋古之人，有志願太高、銳意進取的，這是狂之疾。然其狂也，不過志大言大，不拘小節，肆焉耳矣。若今之所謂狂者，則不顧禮義之大閒，縱放於規矩之外，而流於盪矣。古之人，有賦性狷介、持守太嚴的，這是矜之疾。然其矜也，不過立崖岸，有稜角，示人以難親，廉焉耳矣。若今之所謂矜者，則逞其剛狠之氣，動至與人乖忤，而流於忿戾矣。古之人，有資識魯鈍、暗昧不明的，這是愚之疾。然其愚也，不過任性率真，徑行自遂，直焉耳矣。若今之所謂愚者，則反用機關，挾私妄作，而流於詐矣。」夫狂而肆焉，矜而廉焉，愚而直焉，此雖氣質之偏，而本真未喪。若加以學問磨礱之功，其病猶可瘳也。至於肆變而盪，廉變而忿戾，直變而詐，則習與性成，將並其習之本然俱失之矣，欲復乎善，豈不難哉？所以說，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夫子此言，蓋深嘆時習之偷，而望人以學問變化之功者至矣。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朱，是正色。紫，是間色。鄭聲，是鄭國之音。雅，是正。利口，是巧言辯給之人。覆，是顛覆。
孔子說：「天下之理，有正則有邪，而邪每足以害正。如色以朱為正，自紫色一出，其艷麗足以悅人之目，於是人皆貴紫而不貴朱，而朱色之美反為所奪，故所惡於紫者，為其能奪朱也。樂以雅為正，自鄭聲一出，其淫哇足以悅人之耳，於是人皆聽鄭聲而不聽雅樂，而雅音之善，反為所亂，故所惡於鄭聲者，為其能亂雅也。至若事理之是非，人品之賢不肖，本自有一定之論；乃有一種利口的人，把是的說作非，非的說作是，賢的說作不肖，不肖的說作賢，其巧言辯給，足以惑亂人意，聳動聽聞；人主不察而誤信之，必至於舉動錯亂，用舍倒置，正人遠去，小人得志，而邦家之顛覆不難矣。然則利口之所以可惡者，豈非以其能覆邦家也哉？」
按，孔子此言，其意專惡利口之人，借紫與鄭聲為喻耳。從古至今，邪佞小人讒害正直、傾覆國家者不可悉數，如費無忌、江充之流，雖父子兄弟、骨肉至親亦被其陷害，況臣下乎？是以大舜疾讒說殄行。《大學》說：「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蓋畏其流禍之慘毒，故深惡而痛絕之也。人君之聽言，可不戒哉！可不畏哉！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述，是傳述。
昔孔門學者，多求聖人之道於言語之間，而不知體認於身心之實，故孔子警之，說道：「天下之道，以有言而明，亦以多言而晦。我自今以後，要絕然無言矣。」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即疑而問之說：「天下道理，全賴夫子講明，然後門弟子得以傳述。若夫子不言，則門人小子何所聞而傳述之乎？」孔子曉之說：「子謂道必以有言而後傳，獨不觀諸天乎？今夫天，沖漠無朕，何嘗有言哉？但見其流行而為四時，則春、夏、秋、冬，往來代謝，而未嘗止息也。發生而為百物，則飛、潛、動、植，因物賦形，而無所限量也。是天雖不言，而其所以行，所以生，則冥冥者實主之。蓋造化之機緘，固已畢露於覆載之間矣，亦何俟於言哉？觀天道以無言而顯，則我之教人，固亦無俟於言矣。」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正與天道不言而成化一般。學者熟察而默識之，自有心領而神會者，豈待求之於言語之間也？故孔子前既以無行不與之教示門人，此又以天道不言之妙喻子貢，其開示學者，可謂切矣。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是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一日來求見孔子。想當時必有得罪處，故孔子不欲與之相見，而託言有疾以辭之。然既辭以疾矣，又恐其不悟，乃俟傳命者方出戶，即取瑟而弦歌之，使孺悲聞而知其非疾焉。夫孔子於孺悲之見，本非疾也，而辭以疾絕之也。既辭以疾矣，又使之知其非疾警之也。使孺悲苟能省其過而遷於善焉，聖人亦豈終絕之乎？此所謂不屑之教誨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谷既沒，新谷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宰我，是孔子弟子，名予。周一歲為期。燧，是鑽火之木。古人鑽木取火，四時各有所宜：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故叫作鑽燧改火。已，是止。懷，是抱。
宰我問於孔子說：「古禮，人子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為制。以予觀之，禮貴通變，但持喪一年，亦已久矣，何必三年？蓋君子三年在哀經之中，不去習禮，則儀節疏曠，而禮必壞矣；三年在哀戚之中，不去習樂，則音律廢弛，而樂必崩矣。以虛文而妨實學，何益之有哉？若以期年而言，谷之舊者既沒，新者又登，而物候為之一變。鑽木取火，木既更而火亦改，而天運為之一周。人子哀痛之情至是亦已盡矣，喪不可以止乎？」夫短喪非宰我之本意，但有疑於古禮之難行，因設此問耳。孔子詰之，說：「三年之喪，食必蔬食，衣必衰麻，禮也。你說期年可止，則自期年之後，便當舍蔬素而食稻，釋衰麻而衣錦，於汝心能自安乎？」宰我不察而直應之說：「安。」則昧其本心之良矣。孔子遂責之說：「凡人有所不為，只為心上不安耳。汝既安於食稻衣錦，則期年之喪，任汝為之矣。夫禮因人情而生者也，君子居父母之喪，哀痛迫切，口食旨味而不以為甘，耳聞音樂而不以為樂，身之居處，臥苫枕塊而不即安，正惟其心有所不忍，故不肯為食稻衣錦之事也。今汝既以食稻衣錦為安，則期年之喪，何不可為乎？」孔子此言，所以絕之者至矣。及宰我既出，孔子又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也，乃復深探其本而斥之說：「人未有不愛其親者，宰予何其愛親之薄而不仁也！夫父母之喪，所以必三年者，正以子生三年，然後能免於父母之懷抱，故喪必以三年為期，以少盡其報稱之情耳！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一人不本於父母，則無一人不有此喪服，是三年之喪，乃天下之通喪也。予亦人子也，寧獨無三年之恩愛於其父母乎？今乃謂親喪可短，則何其薄親之甚哉！」孔子此言，欲宰我聞之，反求而得其本心也。夫子於父母，終身慕之，豈謂三年之喪足以盡其心乎？蓋先王因人情而為之節文，使賢者可以俯而就，不肖者得以企而及耳。宰予不求先王制禮之意，而徒欲任情以為禮，故孔子責之如此，蓋以垂教萬世之矣。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博，是局戲。弈，是圍棋。賢，是勝。已，是止。
孔子說：「吾人日用之間，莫不各有當為之事，必知所用心而後能有成也。設使終日之間，優遊放曠，惟知饜飽飲食而已，於凡義理所當講求，職業所當修舉者，一無所用其心。如此之人，神昏志惰，把光陰都虛度了，一事無成，百事皆廢，欲以入德而成人，豈不難哉？不有局戲圍棋而博弈者乎？這等的人，雖所為非正，然其心未嘗無事也，較之悠悠蕩蕩，全然無所用心者，豈不猶為勝乎？」孔子此言，非以博弈為可為，特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耳。蓋人之一心，常運用斯常精明，是以堯舜兢業，大禹孜孜，文王日昃不遑暇食。古之聖人豈好為是焦勞哉？誠以心易放而難收，一念不謹，則庶事隳而天工曠，其關係治亂，非細故也。明主宜深省於斯。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尚，是崇尚。
昔子路好勇，故問於孔子說：「君子為人，亦尚剛勇否乎？」孔子教之說：「君子之人，惟以義為上而已。蓋義者，事物之權衡，立身之主宰，是以君子尚之。義所當為則必為，義所不當為則不為。雖萬鍾千駟，有弗能誘；雖刀鋸鼎鑊，有所弗避：乃天下之大勇也。至於血氣之勇，豈君子之所尚者乎？蓋以血氣為勇，非勇也。使在位的君子，徒知有勇，而無義以裁製之，則必將倚其強梁，逆理犯分，或無故而自啟釁端，或任情而妄生暴橫，至於悖亂不止矣。使在下的小人，徒知有勇，而無義以裁製之，則必將逞其兇狠，放蕩為非，小而草竊奸宄，大而賊殺剽奪，不流於盜賊不止矣。是人之大小尊卑雖不同，苟不義而勇，無一可者也。然則勇何足尚乎哉？」孔子因子路好勇而無所取裁，故深救其失如此！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子貢曰：「惡徼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
下流，是在下卑賤之人。訕，是謗毀。窒，是窒塞不通。徼，是伺察。訐，是攻發人之陰私。
子貢問於孔子說：「君子於人，無所不愛，豈亦有所惡者乎？」孔子教之說：「好惡人之同情，君子豈無所惡乎？其所惡者有四：其一，惡那樣刻薄的人，專喜稱揚人之過惡，全無仁厚之意者；其一，惡那樣忿戾的人，身居污下之地，而謗訕君上，非毀尊長，無忠敬之心者；其一，惡那樣強梁的人，好剛使氣，徒恃其勇而不知禮讓，至於犯上而作亂者；其一，惡那樣執拗的人，臨事果敢，率意妄為，而不顧義理，往往窒塞而不通者。凡此，皆人心之所公惡，故君子惡之也。」孔子因問子貢說：「汝賜也亦有所惡乎？」子貢對說：「賜之所惡者有三：其一，惡那樣苛刻的人，本無照物之明，乃竊竊焉伺察人之動靜，而自以為智者；其一，惡那樣剛愎的人，本無兼人之勇，徒悻悻然凌人傲物，而自以為勇者；其一，惡那樣褊急的人，本無正直之心，專好攻訐人之陰私，而自以為直者。賜之所惡如此而已。」由此觀之，聖賢所惡雖有不同，而以忠順長厚之道望天下，其意則一而已。蓋天下之患，常始於輕薄恣睢之徒，橫議憑陵，而紀綱風俗遂因之以大壞。明主知其然，故務崇渾厚以塞排詆之端，攬權綱以消悖慢之氣。故讒慝無所容，而凶人自伏也。審治體者宜辨之。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小人，是仆隸下人。近，是狎昵的意思。遠，是疏斥的意思。
孔子說：「天下的人，惟有婦人女子與仆隸下人最難畜養。何以言之？常情於這兩樣人，不是過於用恩，狎昵而近之；便是過於用嚴，疏斥而遠之。若是昵近他，他便狎恩恃愛，不知恭遜之禮，是近之不可也；若是疏遠他，他便失其所望，易生怨恨之心，是遠之不可也：此其所以難養也。誠能莊以蒞之，慈以畜之，則既有以消其怙恃之心，又有以弭其憤恨之意，何怨與不遜之足患乎？」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孔子說：「人年四十，乃是成德之時。前此而年力富強，正好加勉；過此則神志衰怠，少能精進矣。若於此時而猶有過惡，見憎惡於人，則善之未遷者終不及遷，過之未改者終不及改，亦終於此而已，可不惜哉！」這是孔子勉人及時進修的意思。人能以此自警於心，雖欲一時不汲汲學問，以求日新其德業，不可得矣。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微子，是紂之庶兄。箕子、比干，是紂叔父。當理而無私心，叫作仁。
昔紂為無道，其國將亡。微子進諫不聽，恐一旦被禍，絕了商家宗祀，遂引身而去之；箕子諫紂不聽，被紂囚係為奴，因佯狂而受辱；比干直言極諫，犯紂之怒，被紂殺之，剖其心以死。此三人者，同為紂之親臣，而或去，或不去，或以死，行各不同。孔子從而斷之說：「殷有三仁焉！」蓋論人者，不當泥其跡，而當原其心。三人者，就其跡而觀之雖有不同，原其心而論之，則其憂君愛國之忠、至誠惻怛之意，一而已矣。其去者欲存宗祀，非忘君也；奴者欲忍死以有待，非懼禍也；死者欲正言而悟主，非沽名也：所以說「殷有三仁焉」。蓋自孔子之論定，而三子之心始白於天下後世矣。大抵人臣之義，莫不願世平主聖、服休寵而保榮名者，不得已而逃遁、而囚辱、而殺身，則所遇之不幸耳。向使紂有納諫之美，而三仁者得效其進諫之忠，相與救過圖存，則商祀未宜遽絕也，乃拒諫飾非，淫威以逞，卒之三仁去而殷國墟，豈不可為永鑒哉！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柳下惠，是魯之賢人。士師，是掌刑獄之官。三黜，是屢遭罷斥。父母之邦，指魯國說。
昔柳下惠為魯士師之官，屢被退黜。人或有諷之者，說：「子屢擯不用如此，尚未可以去而之他國乎？」言其道不合則當去也。柳下惠答說：「我之所以屢被罷黜者，以因我直道而行，不能屈己以隨人耳。今世之人，誰不悅佞而惡直？若我守定這正直之道以事人，則到處為人所惡，何所往而不被其退黜？若我肯阿意曲從，枉己以事人，則到處為人所喜，只在我魯國亦自安其位了，又何必遠去父母之邦乎？」柳下惠以此解或人之言，蓋自信其直道而行，不以三黜為辱也。要之，衰世昏亂，故正直見忤於時；惟治朝清明，斯君子得行其志。是以有道之君於秉公持正者，必崇獎而保護之；傾險邪媚者，必防閒而斥遠之。則眾正之路開，而群枉之門杜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昔孔子適齊。齊景公素知孔子之賢，因與其臣商量待孔子的禮節，說道：「魯有三卿，季氏最貴，魯君待之極隆。我今要把魯君待季氏的禮待孔子，似乎過厚，則我有所不能；若把魯君待孟氏的禮待他，於禮又簡，有所不可。就中斟酌，當以季、孟之間待之，固不至如季氏之隆，亦不至如孟氏之簡，庶幾其可乎？但惜我年已衰老，不能用其道矣。」夫孔子至齊，本為行道。既不能用其道，而徒擬議於禮節之間，則亦虛拘焉耳。蓋不合則去，亦重道之義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季桓子，是魯大夫，名斯。
魯定公時，孔子為司寇，三月而魯國大治。齊人懼其為霸，因設計選好女子八十人，皆衣文衣，乘文馬，舞康樂，以饋送魯君。欲以惑亂其心，阻壞其政。魯君果中其計，與同季桓子再三游觀，悅而受之。於是荒於聲色，怠於政事，三日不復視朝。則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故孔子行。蓋禮貌衰則去，一見幾之明也。合前章而觀，景公知好賢矣，而耄倦於勤，好之而不能用；定公能用之矣，而中荒於欲，用之而不能終：無怪乎二國之不振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
接輿，是楚之狂士。昔周之衰，賢人隱遁，接輿蓋亦佯狂以避世者也。殆字，解作危字。下，是下車。辟，是躲避。
昔孔子周流，至於楚地。楚之狂人接輿者，口中唱歌而行過孔子之車前，說：「鳳兮！鳳兮！何德之衰？」說：「鳳凰是靈鳥，能審時知世，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所以為稀有之祥瑞。如今是甚麼時候，乃出現於世，是何其德之衰而不知自重耶？然既往之事，雖不可諫止，從今以後，尚可以改圖。趁此之際，可以止而隱去矣。我觀今之出仕而從政者，非惟不能建功，且將至於取禍，亦岌岌乎危殆而難保矣。於此不止，是安得謂之智乎？」接輿之意，蓋以鳳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全身以遠害也。然以避世為高，而不以救時為急，則其趨向之偏甚矣。孔子時在車中，聞其歌詞，知其為賢人，故下車來，欲與之講明君臣之大義、出處之微權。而接輿自以為是，不肯接談，遂趨走避匿，孔子竟不得與之言焉。蓋聖人抱拯溺亨屯之具，而又上畏天命，下悲人窮，是以周流列國，雖不一遇，而其心終不能一日忘天下也。彼接輿之徒，果於忘世，往而不返，何足以語此哉！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長沮、桀溺，都是人姓名，蓋亦賢而隱者也。二人相併為耦。津，是河邊渡口。執輿，是執轡在車。
昔孔子自楚反蔡，子路御車而行。適遇隱士二人：一個叫作長沮，一個叫作桀溺，兩人並耕於野。孔子經過其地，將欲過河，不知渡口所在，因使子路下車而問於長沮。長沮問說：「那坐在車上執轡的是誰？」子路對說：「是孔丘。」長沮素知孔子之名，因問說：「是魯國之孔丘與？」子路對說：「是也。」長沮遂拒之，說：「問者不知，知者不問。既是魯之孔丘，他游遍天下，無一處而不到，於津渡所在，必已知之久矣，又何必問於我哉？」其意蓋譏孔子周流而不止也。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
滔滔，是流而不反之意。易，是變易。於此不合，去而之他國，叫作避人之士。高蹈遠舉，與世相違，叫作避世之士。耰，是田器，所以扒土覆種者。輟，是止。
子路問津於長沮，長沮不肯告，因又問於桀溺。桀溺問說：「你是誰？」子路說：「我是仲由。」桀溺素聞孔子弟子有仲由者，因問說：「是魯國孔丘之徒與？」子路對說：「然。」桀溺遂責之，說：「人貴識時。我看如今的世道，愈趨愈下，如流水滔滔，不可復反。舉一世而皆然，其亂極矣！若要易亂為治，易危就安，將誰與轉移之乎？今汝之師，今日之齊，明日之楚，不合於此，又求合於彼，是乃避人之士，亦徒勞而已。你與其從著那避人之士，奔走而無成，豈若從我辟世之士，離塵遠俗，優遊而自樂哉？」語畢，遂自治其田事，耰而不止，亦不告以津處。其拒之也深矣！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憮然，是悵然嘆息的意思。
子路問津於長沮、桀溺而不見答，反被其譏諷，於是還以二人之言告於孔子。孔子惜其不喻己意，乃憮然嘆息，說：「彼謂辟人不如辟世，則必高飛遠舉，不在人間方可耳。殊不知人生天地間，鳥獸既是異類，不可與之同群。若斯人者，固與我並生並育，同一氣類，吾不與之為群而誰與哉？既與之為群，則不可絕人逃世以為潔也！他說天下無道，誰與易之？不知我之所以周流不息，正為天下無道，故欲出而變易之也。若使天下有道，世已治，民已安，則固無用我之變易，而我豈樂於多事哉？彼二子者，其亦不諒我之心矣！」蓋天生聖賢，本為世道計。故古之聖人，民飢則曰己飢，民溺則曰己溺，一夫不獲則曰己辜。其憂時憫世，非但其心之不容己，亦其責之不可辭耳。使如沮、溺之言，則安危理亂，邈不相關，生民將何所託命乎？有世道之責者，宜加意焉。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
丈人，是老人。蓧，是竹器。去草叫作芸。
昔孔子周流四方，子路隨行，偶相失在後。于田間遇一老人，以拄杖挑著竹器。子路問說：「你曾見我師夫子否？」丈人不對，而直責之說：「汝於四體，則不知勤勞耕作以自食其力；於五穀，也不能分辨其孰為稻、孰為黍稷、孰為麥菽。舍其農業而從師遠遊，卻來問汝夫子於我，我知誰是你的夫子？」遂植立其杖，而自於田間芸草，更不答他。子路聞丈人之言，知其為賢人也，遂竦然起敬，拱手而立。丈人見子路改容相待，亦為之感動，遂留子路宿於其家，殺雞造飯以管待之；又令其二子出見，敘長幼之禮焉。蓋春秋之時，天下無道，賢人隱遁。而孔氏之徒，獨週遊四方，欲以行道濟時，故動而見沮如此，可以觀世矣！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子路遇丈人之次日，前行追及孔子。把丈人責己之言、相待之禮，一一告知。孔子說：「觀此人的言語行事，乃賢而隱遁者也。惜其不明出處之大道耳。」因使子路復回見之，欲曉然告以君臣之義。及至其家，而丈人已先出，不得見遇矣。子路乃就夫子之意說道：「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人臣事君，義所當然也。若不仕，則是無君臣之義矣。夫君臣、長幼並列於五倫，而君臣為尤大。丈人昨使其二子出見，是於長幼之節既知其不可廢矣；至於君臣之大義，卻如何其獨廢之耶？今汝以隱為高，不過欲全生避世、歸潔其身而已。不知一身雖潔，而君臣之義從此遂廢，實有亂乎人之大倫矣。大倫豈可亂者乎？故君子之出而事君，豈是要圖富貴？蓋欲行此君臣之義耳。若夫衰世難挽，明君難遇，道之不行，我豈不知？但恐廢義而亂倫，有不忍恝然者耳。丈人何其見之固哉！」大抵接輿、沮、溺、丈人之徒，皆明於保身而昧於行義，故往往是己見而非聖人，不自知其陷於一偏，害義而傷教也。是以夫子每惓惓接引，各因其明以通其蔽，所以扶世教而正人心者，意獨至哉！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逸民，是隱逸高尚的人。虞仲，即周太王次子，仲雍與泰伯同竄荊蠻者。倫，是義理之次第。慮，是思慮。
記者說，古時隱逸高尚之士，可以考見者七人：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是也。然七人者，志節雖同，而制行則異。孔子一一而評品之，說：「立志高而不肯少有貶屈，持身潔而不肯少有污染，其伯夷、叔齊與？觀他非其君不仕，非其民不使；不立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峻節清風，何凜凜也！若夫柳下惠、少連，則和同混俗，於人無忤。雖降屈其志，卑辱其身，有弗惜者，其出言則合乎倫理，行事必當乎人心，以之處世，如斯而已矣，不為過高絕俗之行也。至於虞仲、夷逸，則行不必其中慮，而隱居以自適；言不必其中倫，而放言以自廢矣。然雖隱居獨善，而潔身不污，合乎道之清；雖放言自廢，而韜晦得宜，合乎道之權。蓋與矯異之士、害義傷教者不同矣。然此七人者，其行雖潔，其志雖高，而未免有執一之病也。在夷、齊、虞仲、夷逸，則以絕世離俗為可，而以和光同塵為不可；在柳下惠、少連，則以和光同塵為可，而以絕世離俗為不可。各是其是，各非其非，都先有個主意在，其見偏矣。若我則異於是：可仕則仕，可止則止；用之斯行，舍之斯藏。因時制宜，不膠於一定，固無所謂可，亦無所謂不可也：此吾所以異於逸民與！」要之，七人之心有所倚，故止成其一節之高；聖人之心無所倚，故優入於時中之妙。所以說觀乎聖人，則見賢人。凡行己處事者，當知所取法也。
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鞀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
太師，是樂官之長。古時國君，每食必作樂以侑食，故有亞飯、三飯、四飯之名。少師，是樂官之佐。鼓、播鞀、擊磬，都是掌樂器的官。齊、楚、蔡、秦、河、漢、海，都是地名。
魯自三家僭亂，歌雍舞佾，私家日盛；而公室反微，音樂廢闕，宗廟之祭，至不能備八佾之舞。於是典樂之官，皆失其職，散而之四方。有掌樂的太師名摯者，去而適齊；掌亞飯之樂名干者，去而之楚；掌三飯之樂名繚者，去而之蔡；掌四飯之樂名缺者，去而之秦；掌擊鼓的官名方叔者，去而入居於河內；掌播搖鞀鼓的官名武者，去而入居於漢中；為樂官之佐名陽、與掌擊磬的官名襄者，去而入居于海島。夫禮樂所以為國者也，魯失其政，下陵上替，禮壞樂崩，至使瞽師樂官皆不能守其職，而紛然四散，是尚可以為國乎？記者言此，蓋傷魯之衰也。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魯公，是周公之子伯禽也。施字，當作弛字，是廢棄的意思。以，是用。
昔魯公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說道：「立國以忠厚為本。忠厚之道，在於親親、任賢、錄舊、用人而已。蓋親乃王家一體而分者，苟恩義不篤，則親親之道廢矣。必也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使至親不至於遺棄可也。大臣，國之所系以為安危者，苟大臣有怨，則任賢之禮薄矣。必也推心以厚其托，久任以展其才，不使大臣怨我之不見信用可也。故舊之家，皆先世之有功德於民者，苟棄其子孫，則念舊之意衰矣。必也官其賢者，其不賢者亦使之不失其祿；非有惡逆大故，則不棄也。人之才具，各有短長，在於因材而器使之。苟責備於一人，則用才之路狹矣。必也！因能授任，不強其所不能，無求全責備於一人焉。此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道也。汝之就封，可不勉而行之，以培植國家之根本哉？」
按，周家以忠厚立國，故周公訓其子治魯之道亦不外此。其後周祚八百，而魯亦與周並傳綿遠，豈非德澤浹洽之深哉？此為國者所當法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適，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媧。
伯、仲、叔、季，是兄弟次序。
記者說：賢才之生，關於氣運。昔周室盛時，文武之德澤涵育者深，天地之精英蘊蓄者久，於時靈秀所鍾，賢才輩出。其中最奇異者，兄弟八人同出一母，而又皆雙生。其頭一胎生二子，叫作伯達、伯適；第二胎生二子，叫作仲突、仲忽；第三胎生二子，叫作叔夜、叔夏；第四胎生二子，叫作季隨、季媧。此八士者，產於一母，萃於一門，而又皆有過人之德、出眾之才，多而且賢，真乃是盛世之瑞、邦家之光。其關係一代氣運，豈偶然哉！考之堯、舜之時，有八元八愷；成周則有八士。蓋天將祚帝王以太平之業，則必有多賢應運而生，一氣數之自然耳！顧天能生才而不能用才，舉而用之，責在人主。是以史稱舜舉十六相而天下治。《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其能用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