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書解題及其讀法 · 孝經第五附
按王儉《七志》，以《孝經》居首。（見《經典釋文》敘錄。）蓋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古以是為至德要道；而挽近世昌言觝排，以為悖情拂性，吾國「父不父」之罪狀在是也！於戲！「非孝者無親！」而謾言曰「仁民愛物，旁施四海」者，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夫誰欺，欺天乎！爰撰是篇以曉來學。
【解題】「孝」者事親之德，「經」者常行之典。《爾雅·釋訓》曰：「善父母為孝。」《禮記·祭統》曰：「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此之謂畜。」《說文·老部》：「孝，善事父母者，從老省，從子承老也。」則是「孝」者事親之德也。而題曰「經」者，按《說文·系部》：「經，織也。」《玉篇》：「經緯以成繒布。」藉以為經綸天下之意。《易·屯卦·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周禮·天官·太宰》：「以經邦國」，註：「經，法也。王謂之禮經，常所秉以治天下也；邦國官府謂之禮法，常所守以為法式也。常者其上下通名。」然則「經」者，國家之法典，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今按子稱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開宗明義章》第一）「孝」之謂也。然則「孝」之為道，蓋王者常所秉以治天下，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常所守以為法式，與法典同其用，而教敬敦禮，示民有常者也；故題以經。《漢書·藝文志》曰：「《孝經》者，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鄭玄《六藝論》曰：『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邢昺《孝經序正義》引）明其枝流雖分，本萌於孝者也。」（《隋書·經籍志》引）皇侃《義疏》曰：經者，常也，法也。此經為教，任重道遠，雖復時移代革，金石可消，而為孝事親，常行存世不滅，是其常也；為百代規模，人生所資，是其法也；言孝之為教，使可常而法之。《易》有《上經》、《下經》，老子有《道經》、《德經》。孝為百行之本，故名曰「孝經」，「經」之題名始此。蓋《易》、《書》、《詩》、《禮》、《春秋》，孔子稱引之見《論語》者，並不系稱「經」；而《史記·老子傳》但云「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亦未名「經」。獨此書言孝，特表而出之曰「天地之經」，（《三才章》第七）始肇經之一名；是孔子自名之也。然則書之題名「經」，儻以《孝經》為權輿歟？
【《孝經》之作者】宋儒陳騤、汪應辰以《孝經》為偽撰。然按蔡邕《明堂月令論》引魏文侯《孝經傳》；《呂氏春秋·先識覽·察微篇》亦引《孝經·諸侯章》；而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對篇》，河間獻王問溫城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漢書·匡衡傳》，衡上疏曰：「《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漢世儒者，其言鑿鑿，則《孝經》非偽撰可知；它若陸賈《新語》、劉向《說苑》、應劭《風俗通》諸書，皆有援據《孝經》之語，益征《孝經》自兩漢以前，炳若日月，而非後世作偽之徒所剽竊竄改也。今觀其文，去《大小戴禮記》所錄為近；其中各章皆引《詩》為結，實開荀子著書《韓詩外傳》之體；而《開宗明義章》第一曰「仲尼居，曾子侍」；與《大戴禮記》「孔子閒居，曾子侍」；（《主言篇》）《小戴禮記》「孔子閒居，子夏侍」；「仲尼燕居，子張子夏言游侍」；文法正同。特以其書言孝道乃天下之大本，故自為一經。（《中庸》「立天下之大本」鄭玄註：「大本者經也。」）而《漢書·藝文志》徒稱「《孝經》者，孔子為曾子陳孝道」。顧不言載筆者誰何？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則是孔子之作也；儻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載筆焉，但可謂之述，不可謂之作，故鄭玄以為孔子作也：此最古說。顧有謂《孝經》，孔子不為曾子陳者：按劉炫《述義》，其略曰：「炫謂孔子自作《孝經》，本非曾參請業而對也。士有百行，以孝為本；本立而後道行，道行而後業就，故曰：『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然則治世之要，孰能外乎！徒以教化之道，因時立稱；經典之目，隨事表名。至使威儀禮節之餘，盛傳當代；孝悌德行之本，隱而不彰。夫子運偶陵遲，禮樂崩壞，名教將絕，特感聖心！因弟子有請問之道，師儒有教誨之義，故假曾子之言以為對揚之體；乃非曾子實有問也。若疑而始問，答以申辭；則曾子應每章一問，仲尼應每問一答。按《經》，夫子先自言之，非參請也。諸章以次演之，非待問也。且辭義血脈，文連旨環，而開宗題其端緒，餘音廣而成之，非一問一答之勢也。理有所極，方始發問，又非請業請答之事。首章言『先王有至德要道』，則下章雲『此之謂要道也』，『非至德其孰能順民』，皆遙結首章，非答曾子也。舉此為例，凡有數科。必其主為曾子言，首章答曾子已了，何由不待曾子問，更自述而明之？且首起曾參侍坐，與之言，二者是問也，一者嘆之也。蓋假言乘間曾子坐也，與之論孝，開宗明義，上陳天子，下陳庶人，語盡無更端，於曾子未有請，故假參嘆孝之大，又說以孝為理之功；說之已終，欲言其聖道莫大於孝，又假參問，乃說聖人之德，不加於孝；在前論敬順之道，未有規諫之事，殷勤在悅色，不可頓說犯顏，故須更借曾子言陳諫諍之義：此皆孔子須參問，非參須問孔子也。莊周之斥笑鵬，罔兩問影；屈原之漁父鼓枻，太卜拂龜；馬卿之烏有無是；揚雄之上林子虛；寧非師祖以為楷模者乎？若依鄭注，實居講堂；則廣延生徒，侍坐非一；夫子豈凌人侮眾，獨與參言耶？且雲『汝知之乎』，何必直汝曾參，而參先避席乎？必其遍告諸生，又有對者，當參不讓儕輩而獨答乎？」由斯言之：經教發抒，夫子所撰也。而《漢書·藝文志》謂其為曾子特說此經。然則聖人之有述作，豈為一人而已？（邢昺《孝經序正義》引。）斯其與《史記》、《漢書》稱「孔子為曾子陳孝道而作」之說不合；要以為孔子之作，無可疑者。顧有以為「曾參雖有至孝之性，未達孝德之本，偶於閒居，因得侍坐，參起問於夫子，夫子隨而答參，是以集錄，因名為《孝經》」者，蓋以為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也。邢昺《正義》引之而不著誰說；意者起於隋唐之後？蓋劉炫嘗駁難其說也；曰：「假使參自集錄，豈宜稱師字者乎？」（亦為《述義》，邢昺《孝經序正義》引。）謂開宗明義，揭「仲尼居」以稱也。顧宋儒好仍其說，而甚焉；且以為曾子弟子所為矣！王應麟《困學紀聞·孝經篇》曰：「致堂謂：『《孝經》，非曾子所自為也。曾子問孝於仲尼，退而與門弟子言之，門弟子類而成書。』（致堂，胡寅號。）晁子止（晁公武《讀書志》）謂『何休稱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則孔子自著也。今首章仲尼居，則非孔子所著矣。當是曾子弟子所為書。』」此後起之說，未可為據也。獨劉炫以為「夫子運偶陵遲，名教將絕，特假曾子之問以為對揚之體」；雖為無據而實有見。近儒陳澧《東塾讀書記·孟子篇》曰：「孟子書，諸弟子問而孟子答之；多客主之辭，乃戰國文體也。（如《卜居漁父》之類。）如《萬章》謂『今之諸侯猶御』，其持論之嚴如此！則其問『不託諸侯』，『不見諸侯』，為客主之辭明矣。李榕村《語錄》曰：『《萬章》好論古，大抵博觀雜取，一切稗官野史，都記得多；卻不知其人，連大禹伊尹孔子都疑惑一番！』此不知孟子文體也。《萬章篇》所論唐虞三代之事，閎遠深博，非問答之文，不能暢達之；讀書豈可不識文章之體乎！」蓋意以往復而始發，理以詰難而有明，自古有然，不獨《孝經》！《孝經鉤命訣》：「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又曰：「某以匹夫徒步以制正法，以《春秋》屬商，以《孝經》屬參。」陸德明曰：「《孝經》與《春秋》雖具夫子述作。然《春秋》周公垂訓，史書舊章；《孝經》專是夫子之意。」按孔子作《春秋》成於七十二歲；而鄭君言《孝經》所以總會六藝。然則《孝經》，孔子最後成也。
【《孝經》之本子】《漢書·藝文志》著錄二本：一《孝經》一篇十八章，可為《孝經》之初本。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惟《孝經古孔氏》一篇為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劉向曰：「《庶人章》分為二也，《曾子敢問章》為三，（即今《正義·本聖治章》第九）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厥為《孝經》之第二本，然皆不傳！其可考見者，按桓譚《新論》曰：「《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而《孝經》古系之「孔氏」者，蓋以為「孔氏壁中古文」也；非「孔安國傳」之雲也。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禮記》、《論語》及《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語詳《漢書·藝文志·尚書》敘，乃謂：孔安國悉得《古文尚書》，以考今文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獻之；語意甚明，而不涉於《孝經》。《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至光武建武之世，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獨故太尉南閣祭酒許慎學《孝經孔氏古文說》，謹撰具一篇。（《說文解字敘》後《許衝上書》）然則《古文孝經》之著書者，漢儒許慎一人而已，何有孔安國傳也！《漢書·藝文志》敘《孝經》亦明著曰「孔氏壁中古文」，而不言孔安國傳；至隋秘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安國傳，送至河間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義疏，講於人間，漸聞朝廷，儒者喧喧，皆雲「炫自作之，非孔舊本」，而秘府又先無其書，（《隋書·經籍志》）以許慎《說文》所引及桓譚《新論》考證，亦皆不合！然自是傳《孝經》者，有《今文》、《古文》二本。《今文》稱鄭玄注，其說傳自荀昶，而《鄭志》不載其名；《古文》稱孔安國傳，其書出自劉炫，而隋儒已言其偽。陸德明與炫同時，而撰《經典釋文》，所據者蓋《鄭注今文》，故首出鄭氏二大字；但按《敘錄》云：「世所行《鄭注》，相承解為鄭玄，按《鄭志》及《中經簿》無。中朝穆帝集講《孝經》，雲以鄭玄為主；檢與康成注《五經》不同，未詳是非？」而不加以斷言；蓋疑以傳疑之辭也。至唐元宗開元七年三月，詔令群儒質定。右庶子劉知幾主《古文》，五十二驗以駁鄭；國子祭酒司馬貞主《今文》，摘《閨門章》文句凡鄙，《庶人章》割裂舊文，妄加「子曰」字，及注中「脫衣就功」諸語，以駁孔，兩議並上：詔鄭依舊行用；孔注傳習者稀，亦存繼絕之典。十年六月，上注《孝經》，頒天下及國子學；天寶二年五月，上重注，亦頒天下。（《唐會要》）唐以前諸儒之說，因藉捃摭以僅存。四年九月，以御注仍自八分，刻石於太學，謂之《石台孝經》；舊在西安府學，為碑凡四。自是元宗御注行，而鄭孔兩家並廢；厥為世間之第一古本，其章句蓋同今文也。元宗既自注《孝經》，詔元行沖為疏；（《唐書·元行沖傳》）宋真宗咸平二年，翰林侍講學士邢昺受詔校定《孝經義疏》，（《宋史·邢昺傳》）特剪截元疏，旁引諸書，成《孝經正義》三卷。元疏廢而邢疏遂行，今刊入《十三經註疏》者是也；可謂為《孝經》之第二古本，而於是古文之不講久矣！迨宋之南，朱熹乃取《古文孝經》，分為經一章，傳十四章，刪經文二百二十三字，成《孝經刊誤》一卷。其大指以「仲尼居」至「未之有也」為一節；云：「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之所記；疑所謂《孝經》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推朱熹之意，則第一節猶《大學章句》所謂經一章；其下「釋經文」者，猶《大學章句》所謂傳；而「雜引傳記」者，猶《中庸章句》所謂「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也。（陳澧《東塾讀書記》卷一）古文於是有改本，而為南宋以後作注者之所遵用焉。至元吳澄又改定《今文孝經》，從朱熹《刊誤》之例，分列《經傳》，其經則合《今文》六章為一章，其傳則依《今文》為十二章而改易其次序；至朱熹所刪一百七十二字，（朱熹《刊誤》刪二百二十三字中有句刪其字者此惟載所刪之句故止一百七十二字）與《古文閨門章》二十四字，並附錄於後，為《孝經定本》一卷。蓋《孝經》至是而《古文今文》皆有改本矣！然世傳《古文》之不同於《今文》者；特如黃震《日鈔》所稱「首章《今文》雲『仲尼居，曾子侍』；《古文》則雲『仲尼閒居，曾子侍坐』。《今文》雲『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古文》則曰『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今文》雲『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古文》則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文之或增或減，不過如此；於大義固無不同。至於分章之多寡，今文《三才章》『其政不嚴而治』，與『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通為一章；《古文》則分為二章。《今文聖治章》第九『其所因者本也』，與『父子之道天性』通為一章；《古文》則分為二章。『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古文》又分為一章。章句之分合，率不過如此；於大義亦無不同。《古文》又雲『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此二十二字，今文全無之；而《古文》自為一章，與前之分章者三，共增為二十二。所異者又不過如是，非《今文》與《古文》各為一書也。」自唐元宗御注行，而古文孔傳今文鄭注均佚；獨本經存！晚出孔傳鄭注得自日本者，（乾隆丙申歙人汪翼滄自日本攜彼國太宰純《校刊古文孝經孔氏傳》以歸付鮑廷博刊之。知不足齋阮元《孝經義疏校刊記序》曰孔注今不傳，近出於日本國者，誕妄不可據，要之《孔注》即存，不過如《尚書》之偽傳，決非真也。鄭注之偽，唐劉知幾辨之甚詳，而其書久不存，日本國又撰一本，流入中國，此偽中之偽，尤不可據者。）特所謂「偽中之偽」耳，寧足據哉！然則言《孝經》者，舍唐注、邢疏其何以焉！至讓清道光間，儀征阮元芸台則以《孝經》為曾子之書也，既撰《曾子注釋》，以與《孝經》相表里；因命次子福喜齋撰《孝經義疏補》九卷，全載唐注、邢疏原文，而以《曾子》十篇中，凡可以發明《孝經》，可以見孔曾授受大義者，悉分繫於各章各句之下。至明皇御注，半存舊注，而鄭注亦雜其中。如有鄭注見引於唐以前書者，悉據以補之；而於《釋文》所載鄭注舊字舊義，全行載入，以存鄭氏舊觀，且疏證之。古籍可相輔翼，並為甄錄；兼下己意，曲鬯旁通。雖曰補疏，而實與疏全經者無殊。專家之學，清儒莫逮也！並存於此。
【《孝經》之讀法】《孝經》篇幅匪宏，而綱紀畢具；上自君卿，下迄士庶；括囊大典，宣究道原。黃震《日鈔》，《孝經》弁首，而《論語》、《孟子》次之；以為大道之戶奧，六藝之總會，讀經者當先讀《孝經》也！粗述睹記，以擬讀法：
第一，明其宗旨 吾聞英國哲家達爾文氏，昌言天演，征見物競，優勝劣敗，適者生存；同人道於鷙獸，以競爭為固然！宜若「聖人人倫之至」，必當退聽於無權？而顧致警於道德之不可蔑棄，其大指以為：「道德之原，實起於親子之有愛！擴而充之，則為同族同類之兼相愛，斯稱為動物之群性，而與動物之自利性，如車之有兩輪，如鳥之有雙翼，並偕有生以俱來。天演物競，自然淘汰；此群性之於人類，乃日繼長增高以有緝熙於光明者，此何以故？蓋壞國喪家，必由營私；專欲難成，多助得順。故群性之髮長，亦為適者資格之一。就一國家一社會之個人而言：忠信篤敬，仁人良士之子孫，角知爭雄，較之貪夫敗類，詐偽桀黠者之子孫，孰為勝利，雖未可必？而以團體競爭言，則多數忠信篤敬，仁人良士之個人所構成之國家之社會，必較諸多數貪夫敗類詐偽桀黠之個人所構成之國家之社會，為繁榮而強固。何者？蓋營私自利，壞國喪家，人道或幾乎息，寧我之能獨存！則固事有必至，理無可疑者！」而推群性之見端，厥征於親子之有愛。於戲！此「非孝者無親」之所以為大亂之道；（《五利章》第十一）而「教民親愛」之所以「莫善於孝」也！（《廣要道章》第十二）「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天子章》第二）「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父子之道，天性也！」（《聖治章》第九）「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三才章》第七）此「孝」之所以「為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開宗明義章》第一）夫人之所以競勝於物而不殄厥胤者，徒以其仁而能群也。試征諸載籍：其在《漢書·刑法志》曰：「夫人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爪牙不足以供耆欲，趨走不足以避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為養，任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為貴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群。不能群，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眾心說而從之；從之成群，是謂君矣！歸而往之，是謂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為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推班氏之指，「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而取類於父母者；豈不曰「群性之見端，厥征於親子之有愛」也乎！此可以征赫胥黎之論天演焉！赫氏之論曰：「人之有群，其始亦動於天機之自然乎！其亦天之所設而非人之所為乎！群肇於家，其始不過夫婦父子之合；合久而系聯益固，生齒日繁，則其相為生養保持之事，乃愈益備。故宗法者，群之所由昉也。夫如是之群，合而與其外爭，或人或非人，將可以無畏而有以自存；蓋唯泯其爭於內，而後有以為強，而勝其爭於外也！此所與飛走蝡泳之群同焉者也！且與生俱生者有大同焉！曰好甘而惡苦，曰先己而後人。夫曰先天下為憂，後天下為樂者，世容有是人，而無如其非本性也！人之先，遠矣！其始禽獸也，不知更幾何世而為山都木客；又不知更幾何年而為毛民猺獠；由毛民猺獠，經數萬年之天演而有今日；此不必深諱者也！自禽獸以至為人，其間物競天擇之用，無時而或休；而所以與萬物爭存，戰勝而種盛者，中有最宜者在也！是最宜云何？曰『獨善自營』而已！夫自營為私，然私之一言，乃無始來斯人種子；由禽獸得此，漸以為人，直至今日而根株仍在者也。古人有言：『人之性惡。』又曰：『人為孽種，自有生來便含罪惡。』其言豈誕妄哉！是故凡屬生人，莫不有欲，莫不求遂其欲；其始能戰勝萬物而為天之所擇以此！其後用以相賊而為天之所擇亦以此！何則？自營大行，群道將息，而人種滅矣！此人所與鳥獸昆蟲異者，又其一也！自營甚者，必侈於自由。自由侈則侵；侵即爭；爭則群渙；群渙則人道所恃以為存者去！故曰：『自營大行，群道息而人種滅』也。然而天地之性，物之最能群者，又莫人若！如是，則其所受於天，必有以制此自營者，夫而後有群之效也。夫物莫不愛其苗裔，否則其種早絕而無遺，自然之理也。獨愛子之情，人為獨摯！其種最貴，故其生有待於父母之保持，方諸物為最久，故其用愛也尤深；繼乃推類擴充，緣所愛而及所不愛。是故慈幼者，仁之本也；而慈幼之事，又若從自營之私而起；由私生慈，由慈生仁，由仁勝私。」（見嚴復譯《天演論導言》第十二、第十三。）此班氏「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之所為取類於父母者也！然則人種之不滅，由於群道之不息；群道之不息，由於仁心之博愛；心同理同，推諸東海而准，推諸西海而無不准！雖然，赫氏言慈子為仁之本；而孔子則以孝弟為仁之本，與子言孝，而不與父言慈者曷居？曰「此聖人所以為『人倫之至』也！親之愛其子，蓋動物之所同然；而子之知孝親，斯人道之所獨而躋於『聖人人倫之至』耳！」吾聞英國哲家有特蘭門德氏（Henvg Dramont）者，著《人類向上論》（Aglntafman）一書；其名稱與達爾文氏昌言天演以《動物進化論》為揭幟者，若作旗鼓之當，大指以為：「人群之進化乃愛之進化，而非由於競爭；此人之所以異於普通生物也！大抵生物為生存而努力者有二：一為維持己之生存，一為維持他之生存。而生活之網，乃以此一經一緯之所組成。為己之生命而努力，乃有競爭；而其為他人之生命而努力者，即倫理學中之所謂愛也。愛之雲者，非近世所發見；非後天之觀念；非宗教倫理文學美術之所產出；其來源之遠，與地球原形質之胚胎以俱萌；其發榮滋長，亦自有其歷史。從來言進化者，只知競爭而不言愛；則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夫生物與無生物之區別有二，即營養與生殖而已。營養者，自外部吸取物質以儲於體內，而同化之，以發育自體；是為己之生命而努力也。生殖者，割體內之一部而養育之，俾分離於體外，別成一生活體；是為他之生命而努力也。故原形質之利己與利他，已征兼營並存；而下等原生細胞之個體分裂，即犧牲自體之生活以成多數之生活體，即愛之原始作用。至高等植物，則生殖器管與營養器管，同其具體。吾人若觀花果實及種子之一切機能，則知其為他之生命而努力者，其進步已著。進而至於動物，則生殖之機能益宏，而愛情之端倪顯露。至人類而保抱提攜，鞠育教誨，親子之愛，篤實輝光。推之而家庭也，國家也，社會也，皆愛之所創造者也。同情也，協助也，皆愛之所發生者也。愛之真意義，即犧牲自己以利他人之生存之謂也。匪僅父母對於其子女而存；而子女者，只愛之精神最顯著之發表機關而已。夫父母之生育子女，其初為生理的活動；其繼為倫理的活動。方其生也，生理作用也；然生理作用畢其事，而倫理作用代之起。倫理的愛，所以續生理的愛而竟其全功者也；而人類之生存，不能不依此倫理的愛而活動；此則所謂『愛之進化』也。夫以生理學中未終了之愛，繼繼繩繩，而以入倫理學之範疇，其愛乃底於完成！」故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聖治章》第九）「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感應章》第十六）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人知愛其子，牛馬亦知愛其子；苟言愛之進化，而征諸親之慈子，尚未躋於「聖人人倫之至」。然則「慈」者生物之所同，而「孝」乃人倫之所獨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聖治章》第九）此《孝經》一書所以與子言孝，而不與父言慈也！故特為發其指焉。
第二，觀其會通 善有元，事有會！《易大傳》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孝經》一書，綱紀《論語》，旁通《春秋》，肇開墨學；通於一而萬事畢，知其元，則眾善舉矣！何以言其然？案《孝經·開宗明義章第一》，統下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五章言之；而謂「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若以「事君」作君主解，則君主之最尊者，莫如天子矣！更何「事君」之可言！「君」之為言群也；（荀子《王制》「君者，善群也」。《春秋繁露》「滅國君者，不失其群者也」。《白虎通號》「君之為言群也。」）「事君」者謂有事於群以為群服務也。「愛親」，「敬親」，「始於事親」也。「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天子章》第二）「中於事君」也。而要其「終於立身」者，則以愛根性生，而「事親」「事君」，皆窮理盡性之所有事，而非於立身以外別有所事也。《論語》以《學而時習章》第一，《其為人也孝弟章》第二，見學者窮理盡性，不外於立身；而立身之道，莫大於孝弟。「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天子章》第二）「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治章》第九）此孝弟所以為仁之本也！（《論語·其為人也孝弟章》）仁從人從二，會意，人相偶也。人之相偶，始於父子兄弟；而親親乃為仁民之基。不孝不弟，則人相偶之大本已壞，而失其所以為人；何立身之與有！故曰「綱紀《論語》」也。按《孝經鉤命決》：孔子曰：「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此雖緯書，然當時曾隱括其語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故曰「志」；而孝則士庶人之所得盡，故曰「行」。何休取兩語以序《春秋》；唐玄宗采兩語以弁《孝經》。蓋《春秋》「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本孔廣森《春秋公羊經傳通義》敘。）補敝起廢，（本《太史公自序》。）治之於已事之後；而《孝經》「始於事親，中於事君，而終於立身」，（《開宗明義章》第一）敦敬教愛，順之於未流之先。（「以順天下」語見《開宗明義》第一、《三才章》第二。）《春秋》循名核實，寬於賢賢，而峻以治不肖；《孝經》至德要道，仁以愛民，而本之事親。一挈法家之要，一弘儒者之教；而要其歸於「則天之明，因地之義」，（《三才章》第七）「因其行事而加吾王心」，則無乎不同！故曰「旁通《春秋》」也。抑嘗讀《漢書·藝文志》之敘墨家者流曰：「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宗祀嚴父，是以右鬼。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今按《孝經·三才章》曰：「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博愛」義與「兼愛」同；而「民莫遺其親」者，「孝」也。「先王知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以同於上」，殆墨者「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之說之所本矣！《天子章》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亦《墨子》言兼愛本於「欲人之愛利其親，故愛利人之親」之指也。《廣至德章》曰：「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釋文》引鄭註：「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白虎通德論》曰：「不臣三老五更者，欲率天下為人子弟。」此則墨者「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之說之張本矣！墨家者流，蓋清廟之守；「宗祀嚴父，是以右鬼。」今按《孝經·聖治章》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感應章》曰：「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亦墨者「宗祀嚴父是以右鬼」之意。（章炳麟《太炎文錄》卷一）然自今日言之，罔不以為迷信者！而不知儒者雖不質言鬼神之有，而卒不忍斥言鬼神之不有；此正「聖人人倫之至」，而神道設教之微意也！何以言其然？《論語》：「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蓋鬼神由於致敬而後著；曰：「如在」者，非真有在也。《禮·中庸》：子曰：「鬼神之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故曰：「宗廟致敬，鬼神著矣！」「著」之為言，「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禮·祭義》曰：「祭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嘆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愨則著。」然則鬼神之著，由乎「致愨」也。故曰：「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又《祭義》稱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昭明乃光景之屬。焄蒿，氣之感觸人者。悽愴如《漢書》所稱，神君至，其風肅然之意。）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為之極，命名鬼神以為黔首則；百眾以畏，萬民以服！聖人以是為未足也，築為宮室，設為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眾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眾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以俠廡，加以郁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故曰：宗廟致敬，不忘親也。」此「因親以教愛」，「聖人人倫之至」，而先王神道設教之微意。是墨子右鬼，孔子未嘗不右鬼也！乃近儒夏曾祐論孔墨之別，則曰：「喪禮者，墨子與孔子不同之大原也。儒家以君父為至尊無上之人，當一往不返之事；而孝又為政教全體之至綱，喪禮烏得而不重！墨子既欲節葬，必先明鬼；有鬼神，則身死猶有其不死者存，故喪可從殺。」（見所著《中國歷史》。）不知墨子之言節葬，固與孔子三年之喪異；而言明鬼，則未嘗不與孔子「宗廟致敬」之旨同。《淮南子·要略訓》曰：「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此節葬所說，所以與《孝經喪親章》義絕相反也！要之肇開墨學，於《孝經》一書有徵焉！
第三，權其時宜 孔子論共學適道，而要其終於可權；孟氏距楊朱墨翟，而斥之曰無權。權也者，權其宜也。吾讀《孝經》言天子之孝，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異其位者異其辭，為封建之世言之也。封建之世，天子世其天下，諸侯世其國，卿大夫士世其家；自人之始生，其尊卑貴賤之分已定矣。故卿大夫之孝，在私其土。卿大夫曰宗廟；士曰爵祿，曰祭祀；必世守之毋失，失則伍於民！孟子曰：「民為貴」。封建之世，烏睹其為貴也！秦廢封建，卿大夫士之號為貴族者，以次夷為民；於是無卿大夫，無士。非無卿大夫也；卿大夫其暫，民其常也。非無士，士皆民也。於戲！卿大夫、士之不世及亦已久矣！而卿大夫仍欲保其卿大夫，士亦進而求卿大夫。問其說？曰：「不若是，非孝也！」此聖人所不料也！歷二千年以至民國，國且無君矣！非無君也；君其暫，民其常也。而卿大夫欲保其卿大夫如故；士進而求卿大夫如故。曰：「不若是，非孝也。」尤聖人所不料也！而於是有洪憲之禍！僭帝既仆，猶且不悛！今之從政，滔滔皆是！論其職責，是曰民傭；揆其心事，猶吾大夫也！於戲！天下之患，莫大於既民矣，乃不甘於為民！《孝經》不云乎「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庶人之孝也」！（《庶人章》第六）誠甘於為民而力行之，充其量，必盡己之性，盡物之性，窺造化之秘，啟山海之藏，參贊化育，以蔚為國光，庶幾所謂「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者，（《開宗明義章》第一）寧曰異人任也！況在今日，民窮財盡，亦以耗矣！不若是，民且不自聊生，其何能國！卿大夫者，麗於國而有也；食於民而貴也。民不聊生，國且不國，卿大夫云乎哉！《記》有之曰「禮，時為大」，使孔子生今日而言教孝，吾知當在此而不在彼也！
右陳三事，彌綸群言，咸有本末，匪同臆說。獨愧聞道苦晚，事父未能！昭德塞違，以俟君子。
註解：
[1] 「的」字原缺，據文意補。
[2] 原作「刻」，據《史記》改。
[3] 原缺「自」，據楊時《中庸解》補。
老子《道德經》解題及其讀法
班固曰：「道家者流，其原出於史官司。」其傳書莫著於《老子》。孔子當周衰，以聖德不得位，序《詩》、《書》、《禮》、《樂》為儒宗，而見規於老子，其事見《莊子》、《太史公書》者具可徵信。老子生並孔子，孔子所嚴事，而其為書簡易條暢，利以排偶，間以語己，不為鉤棘，文章乃與《論語》類。至云：「玄同以為體，因循以為用，無成勢，無常形。」則勝民久國之道，雖孔子莫之尚也！然當孔子之時，其道未大顯。至戰國，世益陵夷狙詐，爭戰之風日熾，賢者自放不得志，痛其時諸侯王，亡慮皆為民害，而世儒又貌襲多偽，乃發憤取老子之說，務推本言之以救其失，則莊周之徒興焉！其詞恍洋放恣以適己，其意則重可悲矣！秦得天下，益尚詐力，燒《詩》、《書》。民萌凋瘵，天下滋欲休息慕黃老之無為，載其清靜，民以寧一。質文異尚，時各宜也。上自文、景之君，蕭、曹之相國，儒者司馬氏父子、賈誼之論大道，皆右黃老。黃老之學，於是為極盛！而諸儒老師，區區守《詩》、《書》毀棄之餘，搜殘討遺，用力至勤苦，六經始萌芽向明。然道之稱，卒專於黃老。正始以來，士大夫尚清談崇高致，人人言老莊，卒放棄禮法，天下大亂！老莊氏之教，外形骸生死，寧靜自勝，王衍、何晏之倫，溺心勢物，殆不啻與之背馳絕遠；而老莊不幸蒙其名！是故其學盛於漢，而貌襲於魏晉，既以為世詬病，高明邁俗之士，知名物訓詁之學，弱於德，強於物，未足彌道之量，而假說於浮屠，藉以明心見性焉！嗚呼！道家微而釋氏興，其道有相因也。士不幸生末世，波譎雲詭，情偽萬狀。老子之學，淡泊無為，即不善國，亦以自寧。因撰是篇，以詔學者。
一、老子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按：《太史公書》傳周秦諸子詳其邑里者，獨《孔子世家》曰「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老子列傳》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它所記若「顏回魯人」，「孟軻鄒人」，「張儀魏人」，則記其國而不地。若「莊子蒙人」，「申不害京人」，則記其地而不國。若「蘇秦東周洛陽人」，「李斯楚上蔡人」，則並國與地記之，亦不及其邑里。）名耳，字聃，姓李氏，周守藏室之史也。（據《後漢書·桓帝紀》章懷注引《史記》。以上老子裡貫、姓名、仕歷。）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翻十二經以說。（陸德明《經典釋文》曰：「十二經說者，雲《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加六緯，合為十二經也。」）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噫！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據《莊子·天道篇》。）「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屍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系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王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憯於蠣蠆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蹴蹴然不安！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跡，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跡也，豈其所以跡哉！今子之所言，猶跡也。夫跡，履之所出；而跡豈履哉！夫白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雍，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傅沫；細腰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據《莊子·天運篇》。以上孔子見老子而語仁義。按《莊子·天道篇》稱：孔子見老聃翻十二經以說，曰：「要在仁義。」《天運篇》載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所以難之者，辭意略同，疑是一事兩記，故節並之。此即《史記》本傳載：孔子適周，謂弟子「老子猶龍」之所本也。）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發而干，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游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為女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為之宗？」孔子曰：「請問游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游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途，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偃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可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據《莊子·田子方篇》。）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跡，其往無涯，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強，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歟？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知益，損之而不知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歟？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歟？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喑醷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果蓏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墮其天袟，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非將至之所務也，此眾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據《莊子·知北游篇》。）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它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覯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托宿於義，以游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游。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栗，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窺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惟循大變，無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據《莊子·天運篇》。）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天下奮棅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百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我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據《莊子·天道篇》。以上孔子見老聃而問道，老聃論之。）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群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太宰取群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廟，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雲。」曾子問曰：「葬引至於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惟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吾聞諸老聃雲。」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據《禮記·曾子問》。）初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蓋問禮於老子云。（據《史記·孔子世家》及本傳。）老子修道德，其學以禮為忠信之薄；然處不違俗而為周史，守其藏室；以故明於禮而能對孔子之問也！（以上孔子問禮於老子。）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據《史記》本傳。以上著書上下篇。）其問道從游之可考見者：有陽子居，有崔瞿，有士成綺，有庚桑楚，有柏矩，而庚桑楚為著，莊子特紀其事而因以題篇者也。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蹴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灶。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據《莊子·寓言篇》。）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向疾強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系，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猨狙之便，執斄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蹴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游於無有者也。」（據《莊子·應帝王篇》。）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攖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強；廉劌雕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俯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勤也縣而天；僨驕而不可系者，其惟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智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釿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嵁岩之下，而萬乘之居，憂栗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噫！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椄槢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嚆矢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據《莊子·在宥篇》。）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郤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恆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綺雁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然！而口闞然！而狀義然！似系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睹於泰，凡以為不信。邊竟有人焉，其名為竊！」（據《莊子·天道篇》。）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游。」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災，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榮辱立，然後睹所病；貨財聚，然後睹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途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據《莊子·則陽篇》。）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壤。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屍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之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草木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屍居環堵之室，而百姓倡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耶！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櫱狐為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楚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鱉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簡發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中穴阫！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南榮趎蹴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托業以及此言耶？」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趎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趎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惟！」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眾也？」南榮趎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慚，仰而嘆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害者趎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趎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孰哉！鬱郁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韄者，不可繁而促，將內揵。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揵。外內韄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趎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掜，共其德也！終日視而自不瞚，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能乎！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修者，乃今有恆。有恆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止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台。靈台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為失。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惟庸有光；志乎期費者，惟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兵莫憯於志，鏌鋣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據《莊子·庚桑楚篇》。）故曰：「老聃無為自化，清淨自正。」（據《史記》本傳。）非化正於人也。「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夫是之謂至人已！莊生贊之曰：「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據《莊子·天下篇》。以上老聃問學諸人之可考見者。）
老聃死！秦失吊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吊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吊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據《莊子·養生主篇》。以上老聃死。）
余觀古之稱老聃者，莫詳於莊生。莊生寓言著書十餘萬言，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而於老子論議所從游及其死，鑿鑿言之，有始有卒，不類無端崖之辭；疑出古道者之傳說，而莊生聞見所逮以著諸篇者也。其言「周之徵藏史有老聃」，孔子往見，退而謂弟子，喻以「見龍」；又稱「老聃西遊於秦」，俱與太史公書合。而太史公書兩敘孔子問禮老子，或者疑其不類，然可徵信於《禮·曾子問》之篇者也。雖行年不可核考，而其人其事，要非無徵不信者矣！然莊生書，特會老子之指。謹撰生書所紀，旁參史公之書，次其行事，以備讀《老子》書者考覽焉。
二、老子《道德經》
《論語·述而》載：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莊子·逍遙遊》：「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陸德明《釋文》：「彭祖，《世本》云：『姓籛，名鏗，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年八百歲。』籛，音翦，一雲即老子也。」《漢博陵太守孔彪碑》云：「述而不作，彭祖賦詩。」（錢大昕云：「作」與「古」音諧韻。）則是「述而不作」兩言，老聃之賦詩也。今按《五千文》中「穀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數言，偽《列子》引為黃帝書。黃帝雖無書，而古來傳有此說，後人仰錄為書，則亦有之；《呂氏春秋》、賈誼《新書》皆有引也。又「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此《周書》之辭也。「強梁者不得其死」，此周廟《金人銘》之辭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東漢郎上《便宜七事》，引以為《易》之辭。則《老子》書，蓋張前人之義而說之，「述而不作」也。書中言「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又屢稱「古之善為士者」，「古之所以貴此道者」，「古之善為道者」，而著書又多采古說：則是「信而好古」也。然《史記·老莊申韓列傳》曰：「老子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儒林傳》曰：「竇太后好老子書。」《漢書·景十三王傳》曰：「獻王得古文《孟子》、《老子》之屬。」皆直曰《老子》，無「經」名。
《漢書·藝文志·諸子略》，道家有《老子鄰氏經傳》四篇，《老子傅氏經說》三十七篇，《老子徐氏經說》六篇，劉向《說老子》四篇，鄰氏、徐氏不知何時人？班固以次劉向《說老子》前，蓋元成以先人也。劉向《說老子》不稱「經」，而鄰氏、傅氏、徐氏皆稱「經」者，殆班固所謂「傳其學者尊其師」，故然。然尚不曰《道德經》也。《太平御覽》一九一引揚雄《蜀王本紀》曰「老子為關尹喜著《道德經》」，當為《道德經》一名之權輿。
晁以道《記王弼注老子後》曰：「弼題是書曰《道德經》，不析乎道德而上下之。」董逌《藏書志》曰：「唐玄宗既注《老子》，始改定章句為《道德經》，凡言道者類之上卷，言德者類之下卷。」然陸德明生於隋、唐之際，所撰《釋文》，正用王弼注本，而題云：「《道經》卷上，《德經》卷下。」賈公彥《周禮師氏疏》引《老子·道經》雲「道可道」；《德經》雲「上德不德」。顏師古《漢書注》：《魏豹傳》引《老子·道經》云：「國家昏亂，有忠臣。」《田橫傳》引《老子·德經》云：「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王侯自謂孤、寡、不穀。」《楚元王傳》引《老子·德經》云：「知足不辱。」《西域傳》注引《老子·德經》云：「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又《嚴助傳》：「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荊棘生之』者也。」師古註：「《老子·道經》之言。」《酷吏傳》：「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師古註：「《老子·德經》之言。」又云：「下士聞道大笑之。」師古註：「《老子·道經》之言也。」章懷太子《後漢書·翟酺傳》注引《老子·道經》云：「魚不可以脫於淵。」是古人引《老子》皆以道德分經，蓋不始於唐玄宗矣！然後人析《老子》書上卷說道，下卷說德，今以書考，道德混說，無分上下。如上卷說「玄德」，說「孔德之容」，說「常德」，言「德」者不一，寧可以道經限之乎？下篇云：「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道隱無名」，「道生一」，言「道」者亦不一，寧可以德經限之乎？故知以道德分經為無據也。何謂「道」？何謂「德」？按《韓非子·解老》曰：「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無為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為之欲之，則德無舍，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則生於德，德則無德。不德則在有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為物之制，萬物各異理。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無常操；無常操，是以死生氣稟焉，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此「道」與「德」之別也。然則「道」無方體，「德」有成虧，陸德明《釋文》曰：「道，生天地之先。」「德，道之用也。」「德者得也，道生萬物，有得有獲。」此其義也。《莊子·徐無鬼》曰：「故德總乎道之所一。」「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郭象註：「道之所容者雖無方，然總其大歸，莫過於自得，故一也。各自得耳，非相同也；而道一也。」此「德」與「道」之樞也，然則無乎不在之謂道，自其所得之謂德。老子曰：「孔德之容，惟道是從。」《莊子·天下篇》曰：「古之所謂道術者，無乎不在。」「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人之所自得也。然「道」非有餘於「德」也，「道」散而「德」彰。「德」非不足於「道」也，「德」成而「道」隱。老子著書言道德之意，後人尊之為經，遂題之曰《道德經》云爾。太史公曰：「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形品萬殊而性同得。《莊子·齊物論》曰：「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道通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惟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此道德之意也。
孔子之孫子思，作《中庸》，亦言道言性，言無聲無臭：其旨略同於老子。《論語》得老子之文；而《中庸》得老子之意。其大指以為：「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其諸老子所謂「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者耶？此亦道德之意也。明乎此，而後群異各安其所安，眾人不失其所是。老子曰：「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不強人以同我，亦不喪我以逐物，夫是之謂達者。莊生所謂：「惟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用也者通，通也者得。」郭象註：「達者無滯於一方，故忽然自忘而寄當於自用；自用者莫不條暢而自得。」夫是之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也。不知此者，不足以發道德之意，而讀老子之書。
三、《道德經》之本子
考《道德經》之最古者，當推戰國時河上丈人注本。《史記·樂毅列傳》載：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太史公曰：「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隋書·經籍志·道家》載：「梁有戰國時《河上丈人注老子經》二卷亡。」今古文不可考。然考《漢書·景十三王傳》稱：「河間獻王修學好古，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籍，《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則是漢世《老子》傳寫，有《古文本》矣。其書亦不傳世。所傳者，獨推《河上公注本》為最古。
據葛洪《神仙傳》謂：「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漢孝文帝時，居河之濱。侍郎裴楷言其通《老子》。孝文詣問之，即授《素書道經》。」《隋書·經籍志·道家》載「老子《道德經》二卷，漢文帝時河上公注。」則是漢文帝問道之河上公，非樂臣公所師之河上丈人也。然太史公習道論於黃子，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藝」，尊其所學。於《曹相國世家》敘：「師蓋公，其治要用黃、老術。」《留侯世家》言：「從赤松子游，學辟穀道引輕身。」《陳丞相世家》稱：「陰謀道家所禁。」《外戚世家》云：「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儒林列傳》又敘：「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汲鄭列傳》言：「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莫不備著其事。使漢文帝有問道之河上公，焉容不紀？然按其書言河上丈人，而不及河上公，其不可信者一也。且劉向父德，少修黃、老術，向亦有《說老子》四篇，世傳老子之學，然而奉詔校諸子，條其篇目，道家有《老子鄰氏經傳》四篇、《老子傅氏經說》三十七篇、《老子徐氏經說》六篇，亦不及《河上公注》。倘有其書，豈有不見之理！其不可信者二也。又按孔穎達《禮記正義》稱：「馬融為《周禮注》，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則是後漢以來，始就經為注；何以是書作於西漢，注已散入各句之下！其不可信者三也。蓋本流俗人所為，托於神仙之說。其分章均有標題，如第一章曰「體道第一」，第二章曰「養身第二」，得八十一章。以《上經》法天，天數奇，故有三十七章；《下經》法地，地數偶，故有四十四章；遂為後世言老子章句者之祖。此一本也。
漢成帝時，蜀人嚴遵乃以陰道八，陽道九，以八行九，故七十二章，上四十章，下三十二章，全與河上公不合；然其書不傳，僅吳澄《道德經注跋》中連稱及之耳。此又一本也。
至魏正始之世，山陽王弼，幼而察惠，年十餘，好老氏，通辯能言，以為書中「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勝以喪禮處之」，非老子之言。注《老子》，為之指略，題其書曰《道德經》，不析乎道德而上下之。此又一本也。然隋陸德明《老子音義》，自稱「依王本」，而析上篇為《道經》，下篇為《德經》，則王弼本有分經、不分經之兩本矣。德明又屢言「河上公為章句四卷」，「河上公授漢文以《老子章句》四篇」，與《隋書·經籍志》載「老子《道德經》二卷，漢文帝時河上公注」者又不同，則河上公本亦有二卷、四卷之兩本矣。是王弼本與河上公並行。
唐貞觀初鄴人傅奕考核眾本，勘數其字云：「王弼本有五千六百八十三字，或五千六百一十字。河上公本有五千三百五十五字，或五千五百九十字。」則是河上公、王弼兩家之書，各有二本；歧之中又有歧焉。又言：「項羽妾本，齊武平五年，彭城人開項羽妾冢得之。安丘望之本，魏太和中，道士寇謙之得之。河上丈人本，齊處士仇岳傳之。三家本有五千七百二十二字。」（見彭耜《道德經集注》引老子實錄，據此則河上丈人本，唐傅奕尚及見之，《隋志》雲亡者，非也，而以為「聖人常養教人，故無棄人，常養教物，故無棄物」四語，獨得諸河上公，而古本無有。）別校定古本，清人鎮洋畢沅刻入《經訓堂叢書》者是也。此則於河上、王弼兩本之外，別出一本者也。
然世所行者，非河上，則王弼。據所知者，王弼注有武英殿校刊華亭張之象本，有浙江官書局重刊張本，有遵義黎氏《古逸叢書》集唐字本，而《河上公章句》，則有易州景龍刻石本、吳雲刊廣明元年經幢殘本，績語堂碑錄廣明元年經幢殘本，劉承幹刊《道藏》成玄瑛道德經義疏本，常熟虞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刊本，涵芬樓《四部叢刊》影宋本，世德堂本。而京師圖書館藏有唐人寫卷子殘本，亦與河上本合。《唐書·劉知幾傳》稱：「開元初，知幾嘗議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論，奏與諸儒質辯。博士司馬貞等共黜其言，請兼行二家。」弼學雖兼行，而河上本猶流傳於民間。宋則眾本雜出，率祖河上。故熊克於乾、道間求王弼本，至謂近世希有，久乃得之。今行王弼之張之象本，即熊氏所得，晁說之稱為近古者也。此外宋人又有江安傅氏《雙鑒樓藏范應元集注老子道德經古本》，每章均有標題，如第一章曰「道可道章第一」，第二章曰「天下皆知章第二」。題曰古本，不知所從出，頗與傅奕本同。其舉王弼本與古本同者，核之弼注，皆信；而與今弼本則不合，近刊入《續古逸叢書》者也。此又一本也。近世杭縣馬敘倫會核眾本，而旁參近代王昶、紀昀、畢沅、嚴可均、王念孫、俞樾、孫詒讓、譚獻以及陶方琦、易順鼎、劉師培諸家之校識，鉤稽，撰《老子核詁》四卷，罔不訂其同異，證其是非，良足以資講誦，備考論者焉！
四、《道德經》之讀法
桐城吳汝綸言：「晚周以來，諸子各自名字，其大要有集錄之書，有自著之言。集錄者，篇各為誼，不相統貫；原於《詩》、《書》者也。自著者，建立一干，枝葉扶疏，原於《易》、《春秋》者也。」（見《天演論序》。）余觀老子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則所謂「一干而枝葉扶疏」者也。凡書之一干而眾枝者立言有紀，錯事有會。途雖殊，其歸則罔。慮雖百，其致不二。苟識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貫之，不慮而盡矣！姑以鄙意，擬其讀法：
第一，通其指意 老子言道德，世人之所知也；而老子之所以言道德者，則或世人之所未知。其一，老子之觀道，始於「知常」，終於「斠玄」，兩義一貫，斯通道紀。而《老子》書開宗明義之第一言，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俞樾《諸子平議》謂：「常與尚，古通。尚者，上也。常道，猶之言上道也。」不知「常」者，絕對不變之稱：（《韓非子·解老》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惟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之常，而常者無攸易。）而五千言之所反覆闡明者，「知常」之第一義諦也。夫「知常」要於「觀復」；而「觀復」必先「守靜」。故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道常無名」。「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習常。」「知和曰常。知常曰明。」一編之中，三致意於斯。使循「常」、「尚」之通假，而讀「常道」為「上道」；則「知常」、「習常」、「道常無名」、「道常無為」，如此之類，更作何解？然則道之「常」何耶？以「有」為「道之常」耶？則「無名天地之始」。以「無」為「道之常」耶？則「有名萬物之母」。若以「不可道」者謂是「常道」，「不可名」者謂是「常名」；則滯於「常無」，活句翻成死句矣！道德五千言，無一而非活句；老子所謂「正言若反」也，不知此義，何能讀五千言？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者，懸也；物理之所通攝而不滯於物者，皆玄也。」（采嚴復《評老子說》。）夫建「常無」一義以觀道妙而明「有」之非真「有」；又建「常有」一諦以觀道徼而明「無」之非真「無」；然後通攝有無而無所滯，斯之謂「玄」。然則「玄」之一義與佛所稱「涅槃」，同為「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之雲，與雲「不可名言」，「不可言喻」者迥別；亦與雲「不能思議」者大異。假如人言見奇境怪物，此謂「不可思議」，又如深喜極悲，如當身所覺，如得心應手之巧；此謂「不可言喻」。又如居熱地人，生未見冰，忽聞水上可行。如不知通吸力理人，初聞地圓對足底之說，茫然而疑，翻謂世間無此理，實告者妄言；此謂「不能思議」。至於「不可思議」之物，則如雲「世間有圓形之方」，「有無生而死」，「有不質之力」，「一物同時能在兩地」諸語，方為「不可思議」。此在日用常語中，與所云謬妄違反者，無以異也。然而談理見極時，乃必至「不可思議」之一境；既不可謂謬，而理又難知；此真所謂「不可思議」。而「不可思議」一言，乃佛書最為精微之語也。佛所稱「涅槃」，即其「不可思議」之一。自世尊宣揚正教以來，其中聖賢於「涅槃」，皆不著文字言說，以為不二法門，超諸理解豈曰無辯，辯所不能言也。然而津逮之功，非言不顯，苟不得已而有雲，則其體用固可得以微指也：一是「涅槃」為物，無形體，無方相，無一切有為法，舉其大意言之，固與寂滅真無者無以異也。二是「涅槃」寂不真寂，滅不真滅。假其真無，則無上真偏知之名，烏從起乎？此「釋迦牟尼」所以譯為空寂而兼能仁也。三是「涅槃」湛然妙明，永脫苦趣，福慧兩足，萬累都捐，斷非未證斯果者所及知，所得喻；正如方勞苦人，終無由悉息肩時情況，故世人不知，以為佛道若究竟寂滅空無，則亦有何足慕；而智者則知由無常以入長存，由煩惱而歸極樂，所得至為不可言喻；故如渴馬奔泉，久客思返；真人之慕，誠非凡夫所與知也！涅槃可指之義如此。第其所以稱不可思議者，非必謂其理之幽妙難知也；其「不可思議」，即在「寂不真寂」、「滅不真滅」二語，世果何物乃為非有非非有耶？譬如有人，真死矣而不可謂死；此非天下之違反而最難著思者耶？故曰：「不可思議」也。此不徒佛道為然，理見極時，莫不如是！蓋天下事理，如本之分條，水之分派，求解則追溯本源，故理之可解者，在通眾異為一同；更進，則此所謂同，又成為異，而與它異通於大同。當其可通，皆為可解；如是漸進，至於諸理會歸，最上之一理，孤立無對，既無不冒，自無無通；無無通，則不可解；不可解者，「不可思議」也。此所以毗耶一會，文殊師利菩薩唱不二法門之旨；一時三十二說皆非，獨淨名居士不答一言，斯為真喻！何以故？不二法門，與思議解說二義相滅，不可同稱也。此為「不可思議」之真實理解；（自不可思議之雲以下，采嚴復譯《天演論》案。）亦「玄」之真實理解。此「同」之所以「謂之玄」；「可道」之所以為「非常道」；而老子所為稱「不言之教」者也。然老之稱「玄」於「不言」，與佛之證「涅槃」於「不可思議」同；而所以證之者則大異。蓋一修般若以證涅槃；一棄知以求玄同；一明心見性；一歸真返樸；故有異也。此老子之觀道也。其二，老子之體道。道之常曰「玄」；而得道之常以體諸身者曰「玄德」。德之證玄，極於致虛，竺於守靜；而欲守靜，必先為雌。觀於老子著書，好以陰性為喻；如雲「萬物之母」，雲「玄牝」，雲「為雌」、「守雌」，與《周易》之扶陽抑陰者不同；疑出《易歸藏》義也。《周禮·太卜三易》云：「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云：「《連山》，伏羲。《歸藏》，黃帝。」鄭玄《易贊》及《易論》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賈公彥云：「《歸藏易》以純坤為首，坤為地，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故名《易》為《歸藏》也。」道家言多本黃帝；如偽《列子》稱引「穀神不死，是謂玄牝。」數語為出黃帝書；而黃帝之《易》為《歸藏》，以純坤為首，與老子「為雌」、「守雌」之旨合。《周易·繫辭傳》曰：「闔戶謂之坤，辟戶謂之乾。一闔一辟謂之變。」先言坤而後言乾，正合《禮·禮運》所稱「坤乾之義」。謂《歸藏》商《易》，首坤次乾；與他處之言乾坤者不同；疑亦襲《歸藏》語。老子曰：「天門開，闔能為雌乎？」而《易·乾坤鑿度》稱「乾為天門」，則是「天門」者「乾」；「辟戶謂之乾」，故曰「天門開」。《萬形經》曰：「天門辟，元氣易，始於乾也。」而老子之道出《歸藏》，貴於闔能為雌；故以此致問，蓋惟「雌」，虛而能受。惟「雌」，伏而無為。故曰：「致虛極；守靜竺；萬物並作，吾以觀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此老之與《易》所為不可相提並論也。夫《易》觀變，《老》知常。《易》見天下之動，故首乾。《老》守歸根之靜，故為雌。而魏、晉士大夫之好譚玄者，乃以《老》與《易》聯稱，並《莊子》為「三玄」，寧必為知其類也乎！
第二，審其篇章 《老子》分章，世率依河上公《八十一章》本，然支離膠擾，多不可通。元大德間臨川吳澄以翰林告疾歸，自京南下，留清都觀，與門人論《老子》書，因正厥訛而撰《道德真經注》；後自跋云：「莊君平所傳章七十二；諸家所傳章八十一；然有不當分而分者，定為六十八章：上篇三十二章，二千三百六十六字；下篇三十六章，二千九百六十二字。凡五千二百九十二字。」雖以意為之，而不必於古有所考。然揆其意，固不以《河上公章句》為是者也。至於有清，桐城姚鼐曰：「《老子》書，六朝以前多為之注者，而其本不傳。有所謂《河上公章句》者，蓋流俗妄人作之而托於神仙之說；其於《老子》書，宜合而分，宜分而合者，謬合易見，而行之既久。洎宋蘇子由之倫，博學深思，《老子》書尤其所用意，乃守其分章之失，於文義甚不可通者，乃穿鑿附會，繳繞其詞以就之。（見《老子章義·自題》。）夫著書者，欲人達其義，故言之首尾曲折，未嘗不明貫；必不故為深晦也。然而使之深晦，迂而難通者，人好以己意亂之也。」（見《老子章義》序。）因撰《老子章義》，頗欲有所正；少者斷四字（報怨以報），七字（治大國若烹小鮮），八字（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九字（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為章；多則連字數百為章；其間以意易置前後，仍得八十一章，上篇三十一，下篇五十，顧第勿深考，有有違，未可以一概定也。其後德清俞樾撰《古書疑義舉例》，中論《分章錯誤》，言：「《老子五十七章》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數句，當屬上章。如二十二章曰：「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以此」；五十四章曰：「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並用「以此」二字為章末結句是也。「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乃別為一章。而姚鼐《章義》則去「以此」二字，而移四十六章「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兩語，於「然哉」之下，接「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之上；言：「有道不以兵為正，則走馬以供糞田事矣！無道以兵為正，則戎馬生郊，天下多怨惡而民貧矣。『糞』、『貧』與下『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之『昏』合韻。」與俞樾說又不合也。杭縣馬敘倫謂：「姚鼐頗欲正，又率爾不擇事據。鉤稽，俞氏為勝！」然俞氏零章偶舉，未逮全書！馬氏會勘眾家，重有核定，寫附《老子核詁》之後，不分上下篇，得一百一十四章，少者斷六字乃至十字為章，（「多言速窮，不如守中」，八字為章。「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十字為章。「治大國若烹小鮮」，七字為章。「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九字為章。「言有宗，事有君」，六字為章。「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八字為章。）多者不過百餘字。（「大國者下流，至則大者宜為下」，百四字為一章最長。）然馬氏徒核於字句，而疏於篇章；分章太碎，義未融貫，視諸家伯仲之間耳！《老子》原分章次蓋不可知，或據《韓非子·解老篇》以為分五十五章者，亦未可信也。太史公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仆所為不能無望於善讀書者焉！
第三，旁籀諸子 今按道家如《文子》、《莊子》、《列子》，法家如《慎子》、《韓非子》，名家如《尹文子》，雜家如《呂氏春秋》、《淮南子》諸書，於《老子》書咸有籀明，其中《文子》、《列子》出偽托；然造自魏晉人手，要是漢以前古說。餘生也晚，漢以前說《老》之書，如鄰氏《經傳》、傅氏《經說》、徐氏《經說》，以及劉向《說老子》諸篇，著錄於《漢書·藝文志》者，既逸不可睹。《河上公注》依託，又益膚淺。古義湮墜！吾儕生老子之後，亦既數千年於茲；而欲籀明其指，要必藉乎《莊》、《列》諸子說《老》之書。何者？以其近古而俗變類，聞見親而知真也。然余讀諸子書之說《老》者，籀誦厥文，蓋有二體：一說解之以意，而結以「故曰」，引老子之言，《韓非子·解老》是也。一曉譬之以事，而結以「故曰」，引《老子》之言，《韓非子·喻老》是也。其他如《莊子》外篇《胠篋》引《老子》「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引《老子》「大巧若拙」；《在宥》引《老子》「絕聖棄知」；《知北游》引《老子》「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引《老子》「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淮南子·原道訓》引《老子》「天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引《老子》「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得失之」。皆《韓非子·解老》之屬。說解之以意，而結以「故曰」者也。至《莊子·知北游》引《老子》「行不言之教」；及《淮南子·道應訓》引「《老子》曰」；則《韓非子·喻老》之體，曉譬之以事，而結以「故曰」者也。二者意為周、秦諸子說《老》之通行文體耶？獨《尹文子·大道上》說《老子》「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寶」；《大道下》說《老子》「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皆先引《老子》曰，而後敷暢其義。《文子》亦然；而所引《老子》，蓋益非五千言語，要於諸子為說《老子》別體矣！
第四，會核眾注 《老子》書，唐朝以前，解者甚眾，後蜀道士杜光庭箋注六十餘家，姓名見明人焦竑撰《老子翼·附錄》，而系以衡論曰：「河上公，（見《河上公老子章句》二卷，今存。）嚴君平，（漢成帝時蜀人，名遵，有《道德指歸論》十四卷，殘卷一之卷六六卷，刻入毛晉《津逮秘書》，亦疑偽托。）皆明理國之道。松羅仙人（無考），魏代孫登，（字公和，《隋書·經籍志》云：老子《道德經》二卷，《音》一卷，晉尚書郎孫登注。）梁朝陶隱居（梁隱居陶弘景，武帝人。《唐書·藝文志》有陶弘景注四卷。）南齊顧歡，（字景怡，南齊隱士。《隋書·經籍志》云：《老子義綱》一卷，顧歡撰。《唐書·藝文志》云：顧歡《道德經義疏》四卷，又《義疏治綱》一卷。）皆明理身之道。苻堅時羅什，（本西胡人，符堅時自關入中國。《唐書·藝文志》有鳩摩羅什注二卷。）後趙時圖澄，（原注本西國胡僧注，上下二卷。）梁武帝，（《隋書·經籍志》云：《老子講疏》六卷，梁武帝撰。《唐書·藝文志》有梁武帝《講疏》四卷，又《講疏》六卷。）梁道士竇略，（原注注四卷，與武帝、羅什所宗不異。）皆明事理因果之道。梁朝道士孟智周，（號小孟。《唐書·藝文志》有孟智周《義疏》五卷。）臧玄靜，（原注字道宗，作疏五卷。）陳朝道士諸糅（原注作《玄覽》六卷），隋朝道士劉進喜，（原注作疏六卷。《唐書·藝文志》有道士劉進喜《老子通諸論》一卷。）唐朝道士成玄瑛，（《唐書·藝文志》：道士成玄瑛，注《老子·道德經》二卷。又《開題序訣義疏》七卷。註：玄瑛字子寶，陝州人，隱居東海。貞觀五年，召至京師。永徽中，流郁州。）蔡子晃、黃玄賾、李榮、車玄弼、張惠超、黎元興（諸人無考），皆明重玄之道。何晏，（《唐書·藝文志》有何晏《講疏》四卷；又何晏《道德問》二卷。）鍾會，（《隋書·經籍志》云：老子《道德經》二卷，鍾會注。《唐書·藝文志》有鍾會注二卷。）杜元凱（其書無考），王輔嗣（注二卷行世），張嗣，（《隋書·經籍志》云：梁有《道德經》二卷，張嗣注。）羊祜，（《隋書·經籍志》云：梁有老子《道德經》，晉太傅羊祜解釋。《唐書·藝文志》有羊注二卷，又解釋四卷。）盧氏、劉仁會（兩人無考）皆明虛極無為，理家理國之道。此明註解之人意不同也。又諸家稟學，立宗不同；嚴君平以虛玄為宗，顧歡以無為為宗，孟智周、臧玄靜以道德為宗，梁武帝以非有非無為宗，孫登以重玄為宗。宗旨之中，孫氏為妙矣！」論列唐以前解《老》諸家，明其指意，皎若列眉；亡者什九，僅得見者，獨《河上公章句》、《嚴君平指歸》、《王弼注》、《顧歡註疏》、《成玄瑛義疏》、《李榮注》六種而已！若論宗旨，梁武帝、孫氏為勝；惜其書不傳也！宋賢解《老》，蘇轍為著；其《道德經解》二卷，大旨主於佛、老同源，而又引《中庸》之說以相比附。其兄軾跋曰：「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為一；使晉、宋有此書，則佛、老不為二。」朱子謂其援儒入墨，作《雜學辯》以箴之。然在儒家為異說，在道家則本旨也。臨川吳澄，元之儒者，學出象山，以尊德性為本；所撰《道德真經注》四卷，與蘇轍旨意略同，亦足以自暢其說。然一家之見，發義未宏！獨焦竑采韓非以下解《老子》者六十四家，而纂其精要，裒為《老子翼》一書；其首尾完具，自成章段者，仿李鼎祚《周易集解》之例，各標舉姓名，列本章之後，其音義訓詁，但取一字一句者，則仿裴駰《史記集解》之例，聯貫其文，綴本章末句之下，裁擇有法，上下篇各為一卷。所采諸說，大抵取諸《道藏》，多非世所常行之本。竑之去取，特為精審；其大指主於闡發玄言，而論「老子非言無之無，而明有之無」。何以言其然？蓋無之無者，是舍有以適無者也；其名為斷。有之無者，是即有以證無者也；其學為歸根苟物之各歸其根也，即芸芸並作，而卒不得名之曰有；此致虛守靜之極也。大抵學者知器而不知道，故《易》明器即道。見色而不見空，故釋明色即空。得有而不得無，故老明有即無。審知有之即無也，則為無為，事無事，而為與事，舉不得以礙之矣！此焦竑著書之意也。同時釋德清號憨山道者，參修心宗，精習楞嚴、法華，於《老子》書恍有得，撰《道德經解》，乃以禪證老，以惟心止觀印決五千言；細玩沉思引申，閱十五年，言有會心，即托之筆，必得義以遺言，因言以見義，或經旬而得一語，或經年而得一章，深有得於離言之旨；欲請益於焦竑，不果。闃寂三百年以至挽近石埭楊文會出，深嘆「竑所輯《老子翼》，闕《憨山》解，誠為憾事！」而文會湛深禪覺，撰《道德經發隱》，乃以禪悟發老學，重申「重玄」之旨，以為「無名天地之始」無而忽有，有即非有，有既非有，始亦無始。「有名萬物之母」，有名無體，依無名起；起即無起，誰為其母？天地萬物，當體空寂也，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妙者緣起萬有也！即無以觀於有，則常無而常有矣。「常有欲以觀其竅」，竅者空洞無物也，即有以觀於無，則常有而常無矣。二者俱常，不壞理而成事；不離事而顯理；名雖異而體則同。大抵開章用「有」、「無」二門交互言之，以顯玄旨，為《道德》五千言之綱領；猶之《心經》用「色」、「空」二門，兩相形奪，以顯實相，為般若六百卷之肇端也，「無」亦「玄」，「有」亦「玄」，度世經世，皆無二致，乃此經之正宗，可謂理事無礙法界矣！更有向上一關，若不透過，猶未造極；直須「玄之又玄」，方稱「眾妙之門」也！此重玄法門，乃神聖所證之道，世人罕能領會！後世參《華嚴》宗旨者，以十玄六相等義發明事事無礙法界，方盡此經重玄之奧也。「重玄」為宗，發自孫登，而其言不可得考！如楊文會者，則可謂嗣孫登之絕響，而能發老氏之玄諦者也！爰書其指以殿於末。
余耽誦老言，十年於茲，粗寫睹記，以備覽觀，倘有遺旨，待補它日！中華民國十六年十月，寫於光華大學。
《古文辭類篹》解題及其讀法
十年以來，桐城姚鼐《古文辭類篹》一書，時賢詬病，幾等不足齒之傖！然余以為《姚篹》之病在取徑太狹，既不如《曾鈔》（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之博涉經子；而擇言偏潔，又不如《李鈔》（李兆洛《駢體文鈔》）之足有才藻；規模未宏，自是所短！至分類必溯其原而不為杜撰；選辭務擇其雅而不為鉤棘；薈斯文於簡編，詔來者以途轍，近儒章炳麟曰：「文足達意，遠於鄙倍，可也；有物有則，雅馴近古，是亦足矣！」（見《菿漢微言》。）後之續者，有遵義黎庶昌、長沙王先謙兩家。然黎氏之書，上采經史，品藻次第，一準繩其師曾國藩之言，要為《曾鈔》之別子，而非繩武於《姚篹》也。惟王氏之輯，志在續姚，采自乾隆，迄咸豐間，得三十九家，論其得失，區別義類，悉遵姚氏，斯可以窺見文章之流變，而覘當世得失之林焉！
一、解題及其篹例
文籍日興，散無統紀，於是總集作焉。《古文辭類篹》者，蓋桐城姚鼐分類篹輯古之文辭而為總集之一，篹之為言論篹也，蓋本《漢書·藝文志序》論語稱「門人相與輯而論篹故謂之《論語》」一言；姚氏《序目》稱「以所聞見編次論說為《古文辭類篹》」者是也。蓋編次之際，姚氏曾以所聞見詳經論說而不為苟然；如《序目》考論文體十三類之起原，及諸篇之注按，是也；故依《漢志》題「篹」，師古註：「篹與撰同」；或題曰「纂」者訛也。（姚氏之非題「纂」，本滁州李承淵校刊《古文辭類篹後序》，而詳加以考證。）
惟總集之作，導源《詩》、《書》。《詩三百》，周詩之總集也。《書》百篇，周以前文之總集也。考孔子觀書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為《尚書》百篇，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見劉知幾《史通·六家篇》。）厥為文之第一部總集。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義禮，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見《史記·孔子世家》。）厥為詩之第一部總集。惟《詩》者，風、雅、頌以類分。而《書》則虞、夏、商、周以代次。蓋《詩》者，開後世總集類編之先河。而《書》則為後世總集代次之權輿者也。然《詩》、《書》二者，崇入經部，不以隸集。
《晉書·摯虞傳》載：「虞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文章》類聚區分為三十卷，名之曰《流別集》，各為之論，辭理愜當。」論者胥推為總集之祖！其書逸不傳；而體裁猶可懸想而知；蓋《志》如《書》之按代次？而《流別》疑如《詩》之依類分者也？特後之輯者，鮮有按代。獨明梅鼎祚之《文紀》、清嚴可均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起皇古迄隋，以時先後為次；是為總集家變例。而自梁太子《昭明文選》以下，亡慮分類者為多。古文辭類篹者，蓋古文辭輯而論篹之按類者也；故題曰「類篹」。然總集之分類不一：《昭明文選》分「賦」、「詩」、「騷」、「七」、「詔」、「冊」、「令」、「教」、「文」、「表」、「上書」、「啟」、「彈事」、「箋」、「奏記」、「書」、「檄」、「對問」、「設論」、「辭」、「序」、「頌」、「贊」、「符命」、「史論」、「史述贊」、「論」、「連珠」、「箴」、「銘」、「誄」、「哀」、「碑文」、「墓誌」、「行狀」、「弔文」、「祭文」三十七類。而姚氏斥其「分體碎雜，立名可笑」；而以後來編集之相仍者為陋，故不之采，其類篹定為「論辯」、「序跋」、「奏議」、「書說」、「贈序」、「詔令」、「傳狀」、「碑誌」、「雜記」、「箴銘」、「頌讚」、「辭賦」、「哀祭」十三類；而文之體類始明。蓋以體勢分也，此一法也。宋謝枋得《文章軌範》，分古今文為「放膽」、「小心」二種。後來曾國藩本姚氏陰陽之說，（見《續篹·姚姬傳復魯絜非書》。）而衍之為《古文四象》，以「氣勢」為太陽之類；「趣味」為少陽之類；「識度」為太陰之類；「情韻」為少陰之類；或者暗覷謝氏之筋節而之《姚說》？張其旗鼓，謂為前人所未發！自今觀之：「氣勢」、「趣味」，「放膽」文也。「識度」、「情韻」，「小心」文也。（此采予弟孫卿之說，見《文章舉隅序》。）此以神理分也，蓋又一法也。至真德秀之《文章正宗》，則以作用分，曰「辭令」，曰「議論」，曰「敘事」，而殿之以詩歌一體。後來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析體十一而綜以三門：曰「著作」，即真氏之議論；曰「告語」，即真氏之辭令；而所謂「記載」者，則真氏之「敘事」也，蓋異名而同用者爾？此又一法也。三者之中，厥以分體勢者為夥。然總集分體之可考見者，莫古於《文選》三十七類。明而未融，姚氏不取；要為有見！今按其中如「騷」、「七」之別類，「詔」、「冊」、「令」、「教」之分四類，「表」、「上書」、「彈事」之分三類，「啟」、「箋」、「奏記」、「書」之分四類，「頌」、「贊」、「符命」之分三類，「序」、「史論」、「史述贊」之分三類，（史論、史述贊皆史，漢紀傳後論贊要為序跋之類。）「誄」、「哀」、「弔文」、「祭文」之分四類，及「碑文」、「墓誌」之別為二，如此之類，皆全不知體要；而因名立類，每類之文，或廑一兩篇。姚氏所謂「立名碎雜」者也。至《七發》諸篇不併入「騷」而別題「七」；策秀才諸問不題「策問」而題曰「文」；班、范前後《漢書·紀傳贊》不併入「史論」而別題「史述贊」；哀永逝諸文不併入「誄」或「弔文」而別題「哀」；如此之類，杜撰題目，展卷茫然，不得其解。姚氏所謂「立名可笑」者也。
姚氏以《文選》之「序」、「史論」、「史述贊」併入「序跋」；「表」、「上書」、「彈事」併入「奏議」；「啟」、「箋」、「奏記」、「書」併入「書說」；「詔」、「冊」、「令」、「教」、「文」、「檄」併入「詔令」；「賦」、「騷」、「七」、「對問」、「設論」、「辭」、「連珠」併入「辭賦」；「誄」、「哀」、「弔文」、「祭文」併入「哀祭」；「碑文」、「墓誌」並為「碑誌」；「箴」、「銘」並為「箴銘」；「頌」、「贊」、「符命」並為「頌讚」；實較昭明為簡當！而別增「傳」與「狀」為一類；「贈序」、「雜記」昭明所無，以拾其遺；篹古文辭，要為明其倫類！顧挽近以來，或以昭明總集之眉目而相震驚；又捶桐城已死之虎，尋響捕風，崇《蕭選》而薄《姚篹》，以為不足與斯文；尚得為知其類也乎！或者又以《篹》不採《詩》為姚病！然韻散殊體，《詩》、《書》別經，自古已然，奚獨以為《姚篹》病！余昔讀《四庫全書提要》撰錄總集，論文論理，發其殊途；而於篹例；闕然未有論列；因泝源《詩》、《書》而為《姚篹》疏通證明，發其大凡於此。
二、《古文辭類篹》之本子
此《篹》當為姚氏未及論定之書。而通常習見者三本：一嘉慶季年姚氏門人興縣康紹鏞巡撫粵東得武進李兆洛所藏刊本，而李氏任讎校焉。一道光五年江寧吳啟昌刊本；姚氏弟子管同、梅曾亮、劉欽任讎校焉。「康刻」據乾隆中葉姚氏主講揚州梅花書院釘本。而「吳刻」則據姚氏晚年主講鐘山書院所授本，與「康刻」本互有異同。蓋「康刻」入方苞、劉大櫆之文；而授「吳本」無雲，「以姚命」增入焉。意者姚氏亦知方、劉之不逮古作者；而阿好鄉人之私，卒有不自克也耶？「康刻」有圈點而「吳刻」祛圈點者。據云「姚氏晚年嫌『圈點，近時藝』，未及刊落」故以授吳而命去之也。然姚氏少子曰雉，藏父晚年訂稿本，字裡行間，圈點狼藉，又與「吳刻」之無圈點者不同；卒未聞末命刊去。可知姚氏此書畢生論篹，而未以為愜。「康刻」固早年手筆，「吳刻」亦不為定本矣！昔賢之竺老於學而不倦勤有如是者！迄光緒之世，滁州李承淵好姚氏書，參據康、吳兩刻，而見《史記》、前後《漢書》、《文選》及司馬光《資治通鑑》。宋元以後，康熙以前各家專集舊槧，有關姚氏《篹》錄之文者，隨時校勘字句，用朱墨筆註上下方；其圈點則過自「雉本」，而得之雉鄉人蘭陵逸叟轉錄者也。既，博考群書，正其句讀，矻矻二十年，勒為定本，世傳滁州李氏「求要堂刊本」是也，殆視康、吳兩刻後來居上矣！「吳刻」之祛圈點，雲「本姚意」，然事無佐證，而圈點之於《姚篹》，實有不可祛者。考姚氏《答徐季疋書》稱「圈點啟發人意，愈解說」。及篹此書，圈點評註，釐訂再三。桂林呂璜者，自宜興吳德旋而私淑諸姚氏者也。嘗稱吳氏誥以讀《姚篹》之法，曰：「《古文辭類篹》，啟發後人，全在圈點。有連圈多而題下只一圈兩圈者；有全無連圈而題下乃三圈者；正須從此領其妙處。末學不解此旨，好貪連圈；而不知文品之高，乃在通篇之古淡，而不必有可圈之句。知此則於文思過半矣！」語見《初月樓古文緒論》。而吳與姚氏同時交好，其言當有所本。今以吳氏之說，籀誦康、李兩刻，而窺其圈點用意之所存，誠有在尋常筆墨蹊徑之外者！知吳氏之言，不盡誣也！
挽近以來，徐州徐樹錚尤喜談姚氏之學，加墨此《篹》，且集上元梅曾亮、武昌張裕釗、桐城吳汝綸諸家批點，旁考諸集評識，標於「康刻」眉間，而折中以己意，最為精審！桐城文章老宿馬其昶、姚永概諸人，序而刻焉；所謂諸家評點《古文辭類篹》是也。則又於康、吳、李三刻之外，別成一家矣！
三、《古文辭類篹》之前因後果
巴陵吳敏樹曰：「今之所稱桐城文派者，始自乾隆間姚郎中姬傳稱私淑於其鄉先輩望溪方先生之門人劉海峰，又以望溪接續明人歸震川而為《古文辭類篹》一書，直以歸、方續八家，劉氏嗣之，其意蓋以古今文章之傳系之已也。」（見王氏《續篹·吳與篠岑論文派書》。）由是學者多歸向桐城，號桐城派！猶前世所稱江西詩派者也。（參觀王氏《續篹例略》、曾滌生《歐陽生文集序》。）挽近或以古典文學少桐城，未為知桐城也！不知桐城派之起，所以救古典文學之極敝也！自康熙朝，侍郎方苞以古文鳴海內，上接明之歸有光；而有光之所以見重後世者，曾國藩《書歸震川文集後》言之綦詳；謂：「當時頗崇茁軋之習，假齊梁之雕琢，號為力追周秦者，往往而有！熙甫一切棄去，不事塗飾而選言有序，不刻畫而足以昭物情，與古作者合符，而後來者取則焉！」（原文見王氏《續篹》。）今考明自洪武而還，運當開國，其文章多昌明博大之音。永、宣以後，安享太平，多台閣雍容之作。作者遞興，皆沖融演迤，不事鉤棘，而楊士奇文章特優，一時制誥碑版，出其手者為多！仁宗雅好歐陽修文，而士奇文得其仿佛，典則穩稱，後來館閣著作，沿為流派，所謂台閣體，是也！廟堂之上，鬱郁乎文！弘正之間，茶陵李東陽出入元明，沿流唐代，擅聲館閣，推一代文宗，而門下士北地李夢陽、信陽何景明異軍突起，乃曰「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非是弗道」；曰：「古文之法亡於韓。」為文故作艱深，鉤章棘句，至不可句讀，持是以號於天下，而唐宋之文掃地以盡！既北地、信陽之派轉相摹擬，流弊漸深，論者乃稍稍復理唐宋之墜緒以相撐拄！蓋宋元以來，文以平正典雅為宗，其究漸流於庸膚；庸膚之極，不得不變而求奧衍。王、季之起，文以沈博偉麗為宗，其極漸流於虛驕，虛驕之極，不得不返而求平實。一張一弛，兩派迭為勝負，蓋皆理勢之必然！至嘉靖之際，歷城李攀龍、太倉王世貞踵起，更衍何、李之緒論，謂：「文自西京，詩至天寶而下，俱無足觀！」而世貞才尤高，地望尤顯，聲華意氣，籠蓋四海。獨歸氏紹述歐、曾，矯以清真，至詆世貞為妄庸巨子。自明之季，學者知由韓、柳、歐、蘇沿洄以溯秦漢，而不為鉤章棘句者，歸氏之力也！
苞斆歸氏而衍其旨，力崇雅澹而排塗飾，倡義法；謂：「自南宋以來，古文義法不講久矣！吳越間遺老，尤放恣無一雅潔者。古文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見沈廷芳《書方望溪先生傳後》。）故曰：「桐城派之起，所以救古典文學之極敝」也！後之所以浸不厭人意而別出陽湖派、湘鄉派者以此；然初之能風靡一世而莫之京者亦以此！其鄉人劉大櫆繼之，遺風遂暢。姚氏嘗受古文法於劉氏，然自以所得為文，不盡用劉氏法。劉氏為文學莊子，尤喜摹昌黎，而氣不足以舉其辭！其篇法之潔，不如方氏；而意度之舂容，又視姚為遜。論者胥稱三家，而劉氏有蜂腰之譏也！顧當劉氏之世，吾常州堠山錢氏有伯坰字魯思者，嘗親受業劉氏之門，時時誦師說於其友陽湖惲敬、武進張惠言。州部士夫，素勝儷語，而張氏辭賦能追司馬相如、楊雄之所為，撰《七十家賦鈔》，尤藉藉人口，厥後乃多治古文者。於是常州有桐城之學！此則著於陽湖陸祁孫《七家文鈔序》者，可考按也！（文見王氏《續篹》。）然在桐城士夫，方欲螟蛉我常州人而詔之曰「似我似我」。詎知州濱具區而處，山水明麗，風土所會，綺體為近；雖有大力者莫之能回！士之學為文章者，莫不取徑漢魏六朝；晚乃效韓愈、歐陽修為古文，（惲敬《張皋文墓志銘》曰：「少為辭賦，嘗擬司馬相如、揚雄之言；及壯為古文，效韓氏愈、歐陽氏修。」文見王氏《續篹》。）其能者，實能屬辭瑰偉，聲情健茂；以視桐城之上承歸氏，「修辭雖極雅潔，然行文不敢用一華麗非常字」者，（曾國藩曰：「方溪修辭極雅潔，無一俚語俚字，然其行文不敢用一華麗非常字。」見薛福成《論文集要·曾文正公論文上》。）頗亦足救聲味稀淡之病，學者稍稍好之。於是附庸蔚為大國，而有陽湖派之目！迨李兆洛起，則尤盛揚其波，篹錄《駢體文鈔》以與姚氏此《篹》作旗鼓之當，而崇漢魏六朝為不祧之祖；至謂學古人之文舍是末由！涇縣包世臣作《李氏傅》，所謂「時論方崇歸、方，薄駢體而揚散行；而先生則謂『唐宋傳作，無不導源漢魏；漢魏之駢體，即唐宋散行之祖』」者也！雖然，李氏自為文之「澂然而清」、「秩然有序」，則固揆之陸氏序《七家文鈔》所稱「由望溪而上求之震川」，殊途而合轍者。顧王氏續篹，取惲敬、張惠言而不收李氏文者；倘謂惲、張之源出桐城，陸氏序明著之；而李氏《駢體文鈔》之於姚氏此《篹》有違指也耶？抑何暖暖姝姝一先生之言而不自廣也！
自李鈔駢體，開設戶牖，而陽湖古文之學，乃別出於桐城，然其流所衍，比之桐城為狹！而桐城派三字，始於題自姚氏，姚氏以前，罔有也！新安程晉芳、歷城周永年與姚氏歡好，為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見姚氏《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文載王氏《續篹》。曾國藩《歐陽生文集序》只稱周書昌語，而近來興化李詳論桐城派，以為程語斥曾非是。然姚序並稱程、周，語意甚明，曾特遺程耳，不必李之為是而曾之為非也。特以姚序為準，而附辨其說於此。）隱若以姚氏承方、劉而相推肩斯文之統。姚氏亦曰：「經學之盛在新安，古文之盛在桐城。」（見《吳定金先生榜墓志銘》。）一時之言文章者，翕然歸服焉！然姚氏不敢以自承，其與王惕甫書，但自居於宋穆伯長、柳仲塗一流，為揚徽之首塗，聲聞過情，姚氏若有歉然！徒以乾嘉諸老，姚氏最老壽，從容論說，深造而自有得。其文為世所稱誦者，詞旨淵雅，夐絕塵表。
姚氏既死，而門弟子播天下者，稱述其術，竺好而不厭。上元有管同、梅曾亮，桐城有方東樹、姚瑩，四人者稱高第弟子；而梅曾亮名最高！然梅氏之文，浸淫六朝，（見梅氏《管異之文集書後》，載王氏《續篹》。）意度蕭閒，而辭句矜練，於陽湖諸老為近，而與姚氏不同。（吳敏樹《記鈔本震川文後》曰：「梅先生為余言：『歸氏學自桐城方靈皋氏，後姚姬傳氏得之。』梅先生蓋親受學於姚氏，而其為文之道亦各異。」見王氏《續篹》。）顧同時憙宗姚氏者，群尊梅氏為魁，如孔門之有若焉！姚氏之薪火，於是為烈！復有朱琦、龍啟瑞、王拯、曾國藩、馮志沂、邵懿辰之徒，相與附麗。於是桐城古文之學大張！
諸人者，既一時通儒碩望；而曾氏為《歐陽生文集序》，復條其流衍，亟推姚氏，至列之《聖哲畫像記》，以為「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也！」曾氏於咸同之際，勛名莫二，又為文章領袖：其說一出，有違之者，懼為非聖無法；而姚氏之名益尊，昭昭然若揭日月！獨吳敏樹《與書歐陽篠岑》，以曾氏《歐陽生文集序》稱引相及，力自剖別，謂：「非素喜姚氏者。時論稱劉姚之學，習於名而未稽其實；譬之江西詩派，姚氏特呂居仁之比爾！劉氏更無所置。」而心折者在歸、方；謂：「歸氏之文，高者在神境；而稍病虛，聲幾欲下。望溪之文，厚於理，深於法，而或未工於言。然此二家者皆斷然自為一代之文，而莫能尚焉者也！」（原文載王氏《續篹》。）顧曾氏則以為「姚氏突過歸、方，吳氏比之呂居仁，譏評少過！劉氏誠非有過絕輩流之詣。姚氏則深造自得，其文為世稱誦者，皆義精詞俊，惜少雄直之氣，驅邁之勢！然姚氏固有偏於陰柔之說，又嘗自謝為才弱矣！而其辨文章之源流，識古書之真偽，論文亦多詣極之語，有古人所未嘗言，姚氏獨抉其微而發其蘊者！惟極稱海峰，不免阿私所好，要未可與海峰同類而並薄之也！」（見曾氏《復吳南屏兩書》，載王氏《續篹》。）斯為平情之論！然吳氏非素喜姚；而文之意境閒眇，神逸而韻流，乃與姚為不期之似！（王氏《續篹例略》曰：「南屏沉思孤往，其適於道也；與姚氏無乎不合。」）曾氏論文從姚入而不必從姚出；其自為文以光氣為主，以音響為輔；力矯桐城懦緩之失，探源楊、馬，專宗退之，奇偶錯綜，而偶多於奇，復字單誼，雜廁相間，厚集其氣，使聲采炳煥而戛焉有聲。此又異軍特起於桐城之外而自樹一派，可名之曰湘鄉派。（王氏《續篹例略》曰：「曾文正公亟許姬傳。然尋其聲貌，略不相襲；以雄直之氣、宏通之識發為文章，冠絕古今。」）流風所被，桐城而後，罕有抗顏行者！門弟子著籍甚眾，其尤倬倬者，則有武昌張裕釗、桐城吳汝綸、遵義黎庶昌、無錫薛福成，亦如姚氏之四大弟子。薛氏致力事功，未遑殫精學問；而雄直之氣，無忝於師門。（黎庶昌《庸庵文編序》曰：「叔耘辭畢醇雅有法度，不規規於桐城論文，而氣息與子固、穎濱為近。」）黎氏入官雖早，然治文字頗劬，其持論大指以為「桐城宗派之說，流俗相沿以隃百歲，其敝至於淺弱不振；為有識者所譏！然本朝之文，其體實正自望溪方氏至姚先生而詞始雅洯。至曾文正公始變化以臻於大。循姚氏之說，屏棄六朝駢麗之習，以求所謂神理、氣味、格律、聲色者，法愈嚴而體愈尊。循曾氏之說，將盡取儒者之多識、格物、博辨、訓詁，一內諸雄奇萬變之中，以矯桐城末流虛車之飾。其道相資，亡可偏廢。」（見黎氏《續古文辭類篹序》。）於是上賡《姚篹》以闡揚師法而救桐城之敝。此於湘鄉之學，特究閫奧；如桐城之有《姚篹》，陽湖之有《李鈔》矣！張氏於曾門四子才最高；而吳老壽，至清季猶存，屹然海內文伯；而獨心折張氏，以為：「桐城諸老，氣清體潔，海內所宗；獨雄奇瑰瑋之境尚少！蓋韓公得楊、馬之長，字字造出奇崛。歐陽公變為平易，而奇崛乃在平易之中，後儒但能平易，不能奇崛，則才氣弱薄，不能復振。此一失也！曾文正公出而矯之，以漢賦之氣運之，而文體一變；故卓然為一代大家！近時張廉卿又獨得於《史記》之譎怪，蓋文氣雄俊不及曾，而意思之恢詭，解句之廉勁，亦能自成一家。是皆由桐城而推廣以自為開宗之一祖！所謂有所變而後大者也！」（見吳氏《與姚仲實論文書》。）吳之才雄；而張則以意度勝。二人者，造詣不同，而禰曾則一。桐城已在祧列，而桐城之再盛，要以其縣人馬其昶為後勁！其昶少小耽文章，嘗請古文義法於吳氏。吳氏則戒作宋元人語曰：「是宜多讀周、秦、兩漢時古書。」此湘鄉之師法；而非桐城家言也！又言：今天下宿乎文者，無過張廉卿。子往問焉，吾為之介。賦詩一篇，諧莊雜出，謂「得之桐城者宜還之桐城」。（見馬氏《書張廉卿先生手札後》。）此特一時謔戲之言，而不必以為定論！顧馬氏則自以守其邑先正之法，之後進，而義無所讓，有《抱潤軒集》。義寧陳三立跋其目曰：「曾、張而後，吳先生之文至矣！然過求壯觀，稍涉矜氣。作者之不逮吳先生，而淡簡天素，或反掩吳先生者以此也！」蓋吳氏閎湘鄉之師法；而馬氏襲桐城之家風，故不同也。侯宮林紓特與馬氏友善，又自稱「文章見賞吳氏」（見林氏《贈馬通伯序》。），依桐城之末光，清季之言文章者宗焉！顧其文氣矜為隆，殆甚吳氏；匪馬氏之體氣閒適，上追姚氏者可比！馬氏妻弟曰姚永概者，姚氏之從孫也，擅其家學，有《慎宜軒文集》，其為文章，遣言措意，切近的當，而自澹蕩有致，可謂「聿修厥德，無忝爾祖」者！（林氏《慎宜軒文集序》曰：「叔節慎宜軒文，氣專而寂，澹宕而有致，不矜奇立異，而言皆衷於名理；是固能禰其祖矣。」）此與馬氏皆足以殿桐城之後勁者矣！顧並馬、姚之世，有生桐城之鄉而不為桐城之文者，陳澹然也！兀傲自多，雅不喜桐城家言，自命能為太史公，下筆不自休，其至者權奇動宕，恣肆自喜。馬、姚二氏於其文不甚相合，而亦推其能自力也；（見陳衍《送陳劍劍潭南歸序》。）故以附於桐城之末。
世之毀譽桐城者，徒為尚口之爭，罕有條貫之紀！獨念桐城者，讓清一代文學之中堅也，不有所述，監觀何從！近儒梁任公先生《清代學術概論》，敘以短論，特用以為漢學之襯筆。語言而不詳；以其於文學非專治也！余搜篹近代文學史料十餘年，差有採獵，而董理未遑，謹篹桐城始末，以補梁氏書之闕！亦文章得失之林也！寧只以供讀《姚篹》者之參考也哉！
四、《古文辭類篹》之讀法
讀書之法，貴能觀其會通。而欲觀其會通，必先分部互勘，非然，則以籠統為會通矣！余前論學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學校，嘗擬《姚篹》之讀法有二：
第一，分體分類讀 學文之道，首在辨體。姚氏此篹，分十三體，《王續》因之。而其文章之得失，不可不依體為斷。每體各有一定格律，凜然不可侵犯。寧都魏禧論蘇明允《上田樞密書》，「首句『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便已無體！書以道情，開口一句挺然便出議論，直作論耳！書雖文，要與面談相似」（見張潮輯《日錄論文》。），此實不易之論。雖老泉復起，不能以自解也！姚氏亦稱「韓退之《伯夷頌》，似太史公論贊，非頌體」；而以入論辯類。至曾國藩論文章之美，分陽剛與陰柔，曰：「陽剛者氣勢浩瀚。陰柔者韻味深美。浩瀚者噴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論辯、詞賦、奏議、哀祭、傳志、敘記宜噴薄。序跋、詔令、書牘、典志、雜記宜吞吐。其一類中微有區別者：如哀祭雖宜噴薄，而祭郊社祖宗則宜吞吐。詔令雖宜吞吐，而檄文則宜噴薄。書牘雖宜吞吐，而論事則宜噴薄。」（見《求闕齋日記》。）亦各有所宜也。此外如曾氏評韓愈《殿中少監馬君墓志銘》云：「志墓之文，懼千百年後，谷遷陵改，見者不知誰氏之墓，故刻石以文告之；語氣須是對不知誰何之人說話；此文少乖，似哀誄文序。」（見薛福成《論文集要·曾文正公論文上》。）須於此等處細意看，乃知一體有一體之格。然言文學而一以體格為主，似不免太落跡象，拘於形式而忽於內容；必以內容之分類輔之，而加以觀察，則文之表里精粗無不到，全體大用無不明矣！若論文學之內容，不外三事：一曰記事；二曰說理；三曰表情。試以姚篹十三類為喻：曰「傳狀」、「碑誌」、「雜記」，文體之適於記事者也。曰「論辯」、「序跋」、「奏議」、「箴銘」，文體之宜於說理者也。曰「書說」、「贈序」、「詔令」、「頌讚」、「詞賦」、「哀祭」，文體之用以表情者也。然傳狀有系論贊以昭監戒；雜記或出議論以發慨嘆；則記事也而說理表情寓焉。論辯著陳事由以立斷案；序跋次第篇藉以見作意；則說理也而記事不廢焉。奏議貴乎責難；贈序志於勸善；則表情也而說理麗焉。頌讚必系行實；哀誄首詳履歷；則表情也而記事先焉。大抵記事欲其實，不欲其夸。說理欲其顯，不欲其奧。抒情慾其真，不欲其飾。記事宜於賦，說理貴用比，表情妙托興。「賦」、「比」、「興」者，《詩》「六義」之三。敘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盡物也。索物以托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賦直而興微。比顯而隱。比之與興，雖同是托外物；但比意雖切而卻淺，興意似闊而味長。人知詩之有賦、比、興；而不知一切文學之不外於賦、比、興。所謂記事宜於賦，說理貴用比，表情妙托興者，特就其大概言之爾！若細論之，則一體文學自有一體文學之賦、比、興。試以《姚篹》所錄者為例：賦者如事直陳，則有如秦始皇《泰山刻文》，班孟堅《封燕然山銘》，韓退之《曹成王碑》，蘇子瞻《表忠觀碑》，晁無咎《新城游北山記》，記事文之出於賦者也。賈生《過秦論》，韓退之《原道》、《原性》、《師說》，柳子厚《封建論》，李習之《行己箴》，張子《西銘》，說理文之出於賦者也。司馬子長《報任安書》，劉子政《極諫外家封事》，韓退之《送董邵南序》，柳子厚《寄京兆許孟容書》、《與蕭翰林俛書》，表情文之出於賦者也。比者以彼喻此，則有如韓退之《毛穎傳》，柳子厚《種樹郭橐駝傳》，蘇明允《木假山記》，記事文之出於比者也。韓退之《守戒雜說》，蘇明允《樂論》，說理文之出於比者也。韓退之《應科目時與人書》、《送楊少尹序》，表情文之出於比者也。興者托物興辭，則有如韓退之《圬者王承福傳》、《藍田縣丞廳壁記》，柳子厚《山水諸記》，記事文之出於興者也。揚子云《酒箴》，張夢陽《劍閣銘》，歐陽永叔《集古錄自序》，說理文之出於興者也。楊子幼《報孫會宗書》，韓退之《送孟東野序》，表情文之出於興者也。即此可知一體文學有一體之賦、比、興；固不限於記事宜於賦，說理貴用比，抒情妙托興矣！明乎賦、比、興之分類；而後言文學始造微也！
第二，分代分人讀 文章一代有一代之風尚，一人有一人之面目。孟子論誦《詩》讀《書》，必推及於知人論世。然不分代分人看，亦無以知人論世也。讀《姚篹》、《王續》二書，既分類看以明文之因體而殊；尤不可不分代看以知文之代殊。而一代之中，風尚攸同；然作者性情不能無異，尤必分人看以體認各家面目。朱子云：「學文學詩，須看得一家文字熟，向後看他人亦易知。」（見《語錄》。）姚氏亦云：「凡學詩文，且當就此一家用功良久，盡其能，真有所得，然後舍而之他。不然，未有不失於孟浪者！」（見方東樹《昭味詹言引》。）曾國藩曰：「初學揣摩古人文，惟須先認其貌，後觀其神，久之自能分別蹊徑。」（見《日記》。）斯皆經驗有得之談。而讀一家之文，能先檢讀《二十四史》本傳以為知人論世之資，則體認親切而益有味矣！今按《姚篹》、《王續》所錄自晚周以下作者：凡晚周二十六人，曰楚莫敖、子華、趙良、陳軫、蘇秦、蘇代、蘇厲、張儀、淳于髡、范雎、虞卿、樂毅、周、孫臣、魯仲連、觸讋、馮忌、蔡澤、中旗、信陵君、魏加、汗明、黃歇、屈原、宋玉、莊辛、景差。凡秦三人，曰秦始皇、李斯、陳余。凡前漢三十八人，曰漢高帝、漢文帝、漢景帝、漢武帝、漢昭帝、漢宣帝、漢元帝、賈山、賈生、晁錯、鄒陽、枚乘、太史公談、東方曼倩、司馬長卿、董子、淮南王安、淮南小山、嚴安、主父偃、吾丘子贛、司馬子長、路長君、張子高、魏弱翁、趙翁孫、庶子王孫、楊子幼、蕭長倩、賈君房、劉子政、匡稚圭、侯應、穀子雲、耿育、賈讓、揚子云、劉子駿。凡東漢七人，曰漢光武帝、班孟堅、傅武仲、張平子、崔子玉、王子山、諸葛孔明。凡魏一人，曰王仲宣。凡晉六人，曰張夢陽、張茂先、潘安仁、袁彥伯、劉伯倫、陶淵明。凡宋一人，曰鮑明遠。凡唐四人，曰元次山、韓退之、柳子厚、李習之。凡宋八人，曰歐陽永叔、曾子固、蘇明允、蘇子瞻、蘇子由、王介甫、張子、晁無咎。凡明一人，曰歸熙甫。凡清四十一人，曰方靈皋、劉才甫（以上《姚篹》）、姚南青、朱梅崖、彭秋士、彭尺木、羅台山、姚姬傳、魯絜非、吳殿麟、秦小峴、惲子居、王悔生、張皋文、陸祁孫、陳碩士、姚石甫、鄧湘皋、周星叔、呂月滄、劉孟塗、姚春木、毛生甫、吳仲倫、管異之、梅伯言、方植之、張石州、朱伯韓、馮魯川、曾滌笙、吳子序、龍翰臣、彭子穆、王定甫、邵位西、魯通甫、戴存莊、孫子余、管小異、吳南屏（以上《王篹》），都一百三十六家；而桐城派之所自衍者，厥惟四家，曰司馬遷（子長）、韓愈（退之）、歐陽修（永叔）、歸有光（熙甫）。蓋司馬遷之文所以卓絕千古，自成一家者，徒以敘事之中有唱嘆而已。一推其原，蓋本於《詩三百》，所謂「言之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嘆之餘」者是也。《國風》而後，屈原得之。《楚辭》而後，太史公得之。香草美人，靈均藉以抒幽憤；《刺客》、《滑稽》，史遷假以發牢騷；其所以抒發者不同，而所抒發之者則一。《太史公自序》稱：「屈原放逐，著《離騷》。《詩三百》，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意。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然則《太史百三十篇》，其文則《史記》也；其情則《詩》、《騷》也。以其情出於《詩》、《騷》，故有唱嘆；因有唱嘆，故有不盡之意；因有不盡之意，故有神韻。後世得此神韻而發之於卓犖為傑者，韓愈也。其次才力稍遜，而蓄之以紆徐之妍者，歐陽修、歸有光也。世稱「唐宋八家」，韓、柳弁首；而後學所宗，端在韓愈。然按愈《答尉遲生書》稱：「所謂文者，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遊者有餘。」（書載《姚篹》）其自為文，安雅而奇崛。厥後李翱（習之）學其安雅，庶幾「優遊者有餘」、「心醇而氣和」者乎！皇甫湜似其奇崛，倘雲「昭晰者無疑」、「行峻而言厲」者乎！是皇甫湜、李翱皆有韓愈之一體。其衍李翱之「優遊」一體者，至則為歐陽修（永叔）之神逸；不至則為曾鞏（子固）、蘇轍（子由）之清謹。其衍皇甫湜之「奇崛」一派者，至則為王安石（介甫）之峻奧，不至則為蘇洵（明允）、蘇軾（子瞻）之奔放。而歐陽修深遠矣！興化劉熙載曰：「太史公，韓得其雄，歐得其逸。雄者善用直捷，故發端便見出奇。逸者善用紆徐，故引端乃覘入妙。」又曰：「歐陽公文，幾於史公之潔；而幽情雅韻，得騷人之指趣為多。」「屈子《卜居》，《史記·伯夷傳》，妙在於所不疑事，參以活筆。歐文往往似此。」（見《文概》。）魏禧曰：「歐文之妙：只是說而不說，說而又說，是以極吞吐往復參差離合之致。史遷加以超忽不羈，故其文特雄。」（見張潮輯《日錄論文》。）此歐陽修之出司馬遷可征者也；方苞曰：「震川之文，發於親舊及人微而語無忌者，蓋多近古之文。至事關天屬，其尤善者，不事修飾，而情辭並得，使覽者惻然有隱，其氣韻蓋得之子長；故能取法歐、曾而少更其形貌耳！」（見方氏《書震川文集後》。）姚鼐亦言：「歸震川之文，於不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話，卻自風神疏淡，是於太史公深有會處。」此歸有光之出司馬遷可征者也。昔賢論江西詩派「一祖三宗」。祖者杜甫；三宗者，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也。倘以桐城派為衡，曰韓愈、歐陽修、歸有光，庶幾桐城之「三宗」也。所謂「一祖」者，惟司馬遷足當其人耳！
第三，分學讀 或者謂：「姚氏此《篹》文章雖美，聊無裨於學術者。」不知文章學術，本是兩事。文章貴美，學術崇真。文章之美在情韻；而學術之真在智識；即不學，奚損於文章之美！況國人之「文以載道」，昔賢早垂明訓；文章之事，亦未必絕無當於學。姑擬分學讀一法以廣其意。謂予不信，請陳其目：
（甲）通論
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指》、歐陽永叔《唐書·藝文志序》、曾滌生《聖哲畫像記》、曾滌生《致劉孟容書》、劉才甫《息爭》
（乙）道家文學
歸熙甫《張雄字說》（論老之知雄守雌）、梅伯言《韓非論》（論非之不善用老）、姚姬傳《莊子章義序》、梅伯言《書〈莊子〉後》、柳子厚《辨〈列子〉》、柳子厚《辨〈文子〉》、柳子厚《辨〈鶡冠子〉》、梅伯言《〈淮南子〉書後》、姚姬傳《揚雄大元目錄序》、吳仲倫《書〈抱朴子〉後》
（以上道家諸子考論）
屈原《遠遊》、司馬長卿《大人賦》、張平子《思玄賦》、吳南屏《新修呂仙亭記》
（以上道家之遊仙文學）
劉伯伶《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蘇子瞻《前赤壁賦》、蘇子瞻《後赤壁賦》、蘇子瞻《方山子傳》、蘇子瞻《超然台記》、蘇子由《武昌九曲亭記》、歸熙甫《筠溪翁傳》、歸熙甫《畏壘亭記》、劉才甫《樵髯傳》（以上消搖游生活）、潘安仁《秋興賦》、潘安仁《笙賦》、蘇子瞻《游桓山記》（以上及時行樂）、揚子云《解嘲》、張茂先《鷦鷯賦》（以上知足不辱）
（以上道家之人生哲學）
（丙）儒家文學
王介甫《讀〈孔子世家〉》、韓退之《送王秀才塤序》（說孔、莊、孟、荀之淵源）、歐陽永叔《鄭荀改名序》（辨荀、老之異）、韓退之《讀〈荀子〉》、曾子固《新序目錄序》、方植之《書言後》、姚姬傳《儀鄭堂記》（論漢學）、姚姬傳《贈錢獻之序》（論漢以後儒學之變遷）、曾滌生《送唐先生南歸序》（論漢以後儒學之變遷）、曾子固《徐幹中論目錄序》、吳南屏《書〈文中子說〉後》、朱梅崖《道南講授序》（論宋五子）、吳殿麟《重建紫陽書院記》（論朱學）、彭尺木《〈南畇先生遺書〉序》（論朱之可通於王）、曾滌生《書〈學案小識〉後》（論陸王、顏李之蔽）、姚姬傳《復蔣松如書》（論漢宋之得失）、鄧湘皋《〈船山遺書〉序》（論漢宋之會通）、曾滌生《〈朱慎甫遺書〉序》（論清代漢學之末流）、曾滌生《復賀耦耕中丞書》（論清儒學風之極敝）
（以上歷代儒學考論）
董仲舒《對賢良策三篇》、劉子政《條災異封事》、劉子政《上星孛奏》（以上論天人相與之際）、韓退之《原性》、李習之《復性書》、王介甫《原過》、張子《西銘》、曾滌生《答劉孟蓉書》（論學以復性）、曾滌生《送劉淑雲南歸序》（論盡性踐形）、曾滌生《復陳虎臣書》（論主靜。以上論盡性）、崔子玉《座右銘》、韓退之《游言行好惡知名五箴》、李習之《行巴箴》、王悔生《座右箴》、曾滌生《立志居敬主靜謹言有恆五箴》、朱伯韓《名實說》（以上論修身）、惲子居《先賢仲子立石文》（論春秋君父之義）、歐陽永叔《太常博士周君墓表》（孝）、王介甫《臨川王君墓志銘》（孝）、歸熙甫《歸氏二孝子傳》、劉才甫《胡孝子傳》、朱梅崖《蘭陔愛日圖記》（孝）、姚姬傳《蕭孝子祠堂碑文》、姚姬傳《贈文林郎鎮安縣知縣婺源黃君墓志銘》（孝）、朱伯韓《北堂侍膳圖記》（孝）、梅伯言《艾方來家傳》、曾滌生《誥封光祿大夫曾府君墓志銘》（孝）、曾滌生《台洲墓表》（孝）、吳南屏《許孝子傳》、管異之《孝史序》、韓退之《諱辨》、韓退之《復仇議》、柳子厚《駁〈復仇議〉》、王介甫《復仇解》、蘇明允《族譜引》（論親親之原於孝）、梅伯言《家譜約書》、彭子穆《讀〈蔡仲之命〉》（論周公之處兄弟）、姚姬傳《亡弟君俞權厝銘》（弟）、吳南屏《亡弟雲松事狀》（弟）、姚姬傳《翰林院庶吉士侍君權厝銘》（義夫。以上倫理觀念）、龍翰臣《宋伯姬論》、宋玉《神女賦》、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兩賦描寫女子之發乎情，止乎禮義，皆儒家倫理也）、曾子固《列女傳目錄序》、匡稚圭《戒妃匹勸經學疏》、歐陽永叔《瀧岡阡表》、歐陽永叔《南陽縣君謝氏墓志銘》、王介甫《曾公夫人萬年太君王氏墓志銘》、王介甫《仙居縣太君魏氏墓志銘》、歸熙甫《魏節婦傳》、歸熙甫《王烈婦傳》、歸熙甫《魏節婦傳》、歸熙甫《先妣事略》、方靈皋《二貞婦傳》、方靈皋《書孝婦魏氏詩後》、朱梅崖《黃貞女傳》、彭尺木《曾孝女傳》、姚姬傳《張貞女傳》、姚姬傳《記蕭山汪氏兩節婦事》、姚姬傳《旌表貞節大姊六十壽序》、吳殿麟《王節母傳》、張臯文《先妣事略》、姚石甫《來孝女傳》、鄧湘皋《黃虎痴繼室陳氏墓志銘》、梅伯言《鮑母謝孺人家傳》、梅伯言《朱孺人墓志銘》、梅伯言《倪孺人墓志銘》、梅伯言《書楊氏婢》、曾滌生《歐陽氏姑婦節孝家傳》、陳岱雲《妻易安人墓志銘》、曾滌生《丁烈婦墓表》（以上倫理婦女觀念）
（以上儒家之人生哲學）
曾子固《宜黃縣學記》、曾子固《筠州縣學記》、王介甫《慈谿縣學記》、曾滌生《江寧府學記》、曾滌生《送呂介存南遊序》（以上論古代教學之法）、梅伯言《書〈後漢書〉後》、梅伯言《書復社人姓氏後》（以上論教學之敝）、韓退之《進學解》、曾子固《墨池記》、吳子序《城南書舍圖序》（以上論自學之法）
（以上儒家之教學法）
韓退之《處州孔子廟碑》、歐陽永叔《襄州穀城縣夫子廟碑記》、蘇子由《東軒記》（論顏子之樂）、曾子固《徐孺子祠堂記》、韓退之《施先生墓志銘》、歐陽永叔《胡先生墓表》、歐陽永叔《徂徠石先生墓志銘》、歐陽永叔《孫明復先生墓志銘》、歐陽永叔《連處士墓表》、王介甫《王深甫墓志銘》、姚姬傳《朱竹君先生傳》、羅台山《鄧先生墓表》、張皋文《祭金先生文》、惲子居《張皋文墓志銘》、鄧湘皋《例授修職郎歲貢生候選訓導鄒君墓志銘》、梅伯言《戶部郎中湯君墓志銘》、梅伯言《國子監學正劉君墓表》、曾滌生《羅忠節公神道碑銘》、曾滌生《仁和邵君墓志銘》、曾滌生《唐確慎公墓志銘》、曾滌生《苗先麓墓志銘》、曾滌生《翰林院侍讀學士丁君墓志銘》、曾滌生《翰林院庶吉士遵義府學教授莫君墓表》、曾滌生《鄧湘皋先生墓表》、曾滌生《祭湯海秋文》
（以上儒家之學者人格）
（丁）墨家文學
柳子厚《辨〈晏子春秋〉》、管異之《讀〈晏子春秋〉》
（戊）法家文學
蘇子瞻《韓非論》（排道、法）、李斯《論督責書》、蘇子瞻《論始皇扶蘇》（論秦法治之敝）、蕭長倩《入粟贖罪議》
（己）兵家文學
姚姬傳《讀〈司馬法〉〈六韜〉》、姚姬傳《讀〈孫子〉》、蘇明允《孫武》
（以上兵家考論）
晁錯《言兵事書》、晁錯《論守邊備塞書》、晁錯《論募民徙塞下書》、趙翁孫《屯田奏》、蘇明允《論項籍》、蘇明允《論御將》、蘇子瞻《練軍實》、蘇子瞻《論勇敢》、蘇子瞻《論戰守》、蘇子瞻《策斷中》、《策斷下》
（以上兵家權謀論）
（庚）農家文學
晁錯《論貴粟疏》、賈生《論積貯疏》
（以上古農家言）
賈讓《治河議》、曾子固《襄州宜城縣長渠記》、曾子固《序越州鑑湖圖》
（以上水利）
韓退之《潮州祭神文》、曾子固《越州趙公救災記》
（以上荒政）
柳子厚《種樹郭橐駝傳》、歸熙甫《歸府君墓志銘》、歸熙甫《守耕說》、曾滌生《大界墓表》
（以上農家生活）
（辛）縱橫家文學
柳子厚《辨〈鬼谷子〉》、劉子政《戰國策序》、曾子固《戰國策目錄序》
（以上縱橫家考論）
蘇季子《說燕文侯》、蘇季子《說趙肅侯》、蘇季子《說韓昭侯》、蘇季子《說魏襄王》、蘇季子《說齊宣王》、蘇季子《說齊閔王》、蘇代《約燕昭王》（以上言縱）、范雎《說秦昭王》、張儀《說魏哀王》、張儀《說楚懷王》、張儀《說韓襄王》、黃歇《說秦昭王》（以上言橫）
（以上縱橫之策）
此文之涉於諸子九流者也。其涉於小學者則有：
曾滌生《鈔朱子小學書後》、曾滌生《復李眉生書》（論古文家用字之法）、曾滌生《與朱仲我書》（論轉注）
其涉於經說者則有：
劉子駿《移讓太常博士書》（西漢今古文之爭）、蘇明允《易論》、張皋文《丁小疋鄭氏易注後序》、姚姬傳《復休寧程南書》（論易之圖書。以上易）、蘇明允《書論》、王介甫《書義序》、姚姬傳《辨〈逸周書〉》（以上書）、蘇明允《詩論》、王介甫《詩義序》、梅伯言《書毛鄭異同考》（以上詩）、王介甫《周禮義序》、姚南青《復某公書》（論周禮非劉歆偽竄）、韓退之《讀儀禮》、曾滌生《書儀禮釋官後》、劉子駿《毀廟議》、韓退之《禮袷議》、蘇子瞻《圜丘合祭六議劄子》、姚姬傳《復孔約論禘祭書》、韓退之《改葬服議》、吳殿麟《答金理函書》（論殤服）、曾滌生《復劉霞仙中丞書》、曾滌生《孫芝房侍講芻論序》（以上論禮）、蘇明允《樂論》、歸熙甫《二石說》（以上論樂）、司馬子長《十二諸侯年表序》（序《春秋左傳》傳授之源流）、姚姬傳《左傳補註序》、管異之《讀三傳》、龍翰臣《春秋王不稱天辨》、龍翰臣《君氏卒》、龍翰臣《及晉處父盟》、龍翰臣《逆婦姜於齊》、龍翰臣《君弒賊不討不書葬》、龍翰臣《論外臣書歸書入例》（以上論《春秋》）、柳子厚《〈論語〉辨》、曾滌生《〈孟子〉要略序跋》（以上論《論》、《孟》）
其涉於論史者則有：
姚姬傳《書〈貨殖傳〉後》、惲子居《讀〈貨殖列傳〉》、惲子居《讀〈張耳陳余列傳〉》、毛生甫《練伯穎〈後漢書公卿表〉序》、梅伯言《十經齋文表序》（論《後漢書》儒林、文苑分傳）、惲子居《書〈三國志〉後》、魯通甫《正統論》、周星叔《書蘇文忠〈正統論〉後》、周星叔《再書〈正統論〉後》、蘇明允《族譜後錄》、曾滌生《〈衡陽彭氏譜〉序》（以上論史例、史意，附族譜）、惲子居《三代因革論》、蘇明允《申法》、蘇明允《田制》、蘇子由《元祜會計錄序》、蘇子由《會計錄民賦序》（以上歷代經制因革）、韓退之《對禹問》、蘇子由《商論》、柳子厚《封建論》、蘇子瞻《論周平王》、司馬子長《六國表序》、蘇明允《論六國》、蘇子由《六國論》、周星叔《趙孝成王論》、蘇子瞻《戰國任俠》、賈生《過秦論》、蘇子瞻《始皇論》、魯通甫《秦論》、嚴安言《世務書》（論周秦之得失）、司馬子長《秦楚之際月表序》、惲子居《西楚都彭城論》、蘇子由《漢文帝論》、賈生《陳政事疏》、賈生《論封建子弟疏》、司馬子長《漢興以來諸侯年序表》、司馬子長《高祖功臣侯年表序》、班孟堅《漢諸侯王表序》、東方曼倩《答客難》（論士處勢之異古今）、蘇子由《三國論》、周星叔《書蘇文定〈隋論〉後》、蘇子由《唐論》、歐陽永叔《五代職方考序》、王介甫《上仁宗皇帝言事書》、蘇子瞻《上皇帝書》（以上論歷代事勢推遷）
其涉於論文者，則有：
姚姬傳《復魯絜非書》（論文之陰陽）、曾滌生《送周荇農南歸序》（論文之奇偶）、梅伯言《書〈管異之文集〉後》（論文之駢散）、曾滌生《〈湖南文徵〉序》（論文有情、理之分）、曾滌生《〈經史百家簡編〉序》（論章句、校讎、評點三學。以上通論）、韓退之《答李翊書》、韓退之《答劉正夫書》、韓退之《答尉遲生書》、韓退之《與馮宿論文書》、蘇明允《仲兄文甫說》、朱梅崖《又答李磻玉書》、梅伯言《〈舒伯魯集〉序》、梅伯言《答朱丹木書》、梅伯言《答吳子序書》、管異之《〈方植之文集〉序》、曾滌生《復陳右銘太守書》（以上論學古文之法）、韓退之《南陽樊紹述墓志銘》、韓退之《貞曜先生墓志銘》、李習之《祭韓侍郎文》、歐陽永叔《梅聖俞墓志銘》、蘇明允《上歐陽內韓書》、蘇子瞻《祭歐陽文忠公文》、王介甫《祭歐陽文忠公文》（以上論唐宋文學家）、曾滌生《書〈歸震川文集〉後》、吳南屏《〈歸震川文別鈔〉序》、吳南屏《記鈔本震川文後》、姚鼐《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王梅生《祭海峰先生文》、陸祁孫《〈七家文鈔〉序》、曾滌生《〈歐陽文集〉序》、吳南屏《與篠岑論文派書》、曾滌生《復吳南屏書》、邵位西《贈陳藝叔序》（以上論桐城文）
由吾之法，可知姚、王篹輯之文，亦未必無當於學也，「文以載道」，古人自是如此。而今之學者，又或詬病；欺逝者之不作，肆筆舌以自豪？何稗文章，徒長澆薄！嗚呼！余欲無言！
余蚤承家學，服誦《蕭選》，導以韓、柳，自以為壯彩烈詞，風骨無慚於古；而揆之桐城義法，則或少乖！然性情之所偏至，不為意也！獨於姚氏此篹，雖病其規模少隘，然竊以為有典有則，總集之類此者鮮！鑽研不厭；而不欲輕附時賢，作應聲之罵。昔孔文舉論盛孝章云：「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嘆。」吾於姚氏亦云！
《文史通義》解題及其讀法
中國之書，總以四部，四部之學，經史為大！特是經名學而史不聞，（浦起龍《史通通釋》敘曰：「六經之名，始見《莊》、《列》書。史名尤古，見於《書》、《論語》。自漢止立經博士，而史不置師；向、歆《七略》不著類。至唐千年，人為體例論罕適歸，而史之失嚨。」）史有書而學罕述。三五之代，書有典墳，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詳！古往今來，質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恆厥體；然載筆有人，而述學罔見！囊括大例，榷而為論，史之名學，斷自二家：唐有劉知幾。近推章學誠。劉知幾作《史通》；章學誠纂《文史通義》；千載相望，駢稱絕作！然而有不同者：劉知幾別出經生而自成史家。章學誠綜賅經學而貫以史例。劉氏之業專，而章氏之學大！其不同者一也。劉知幾著書言史法。章學誠發凡籀史意。劉氏之裁斷有法，而章氏之議論入微！其不同者二也。劉知幾議館局纂修之制。章學誠明一家著述之法。劉氏之論備，而章氏之道尊！其不同者三也。（章氏《家書》二曰：「吾於史學蓋有天授，自信發凡起例，多為後世開山；而人乃擬吾於劉知幾。不知劉言史法，吾言史意；劉議館局纂修，吾議一家著述；截然兩途，不相入也。」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編三。）明乎章氏之不同於劉氏，而後可與讀章氏之書！然孟子有言：「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仆纂茲篇，爰析四目：一曰論世，述章氏之生世也。二曰敘傳，知章氏之為人也。三曰解題，正名以核實也。四曰讀法，發凡而起例也。至「讀法」之章，重分四節：曰校本，明刊本之不同。曰析篇，辨眾篇之異趣。曰原學，明作者之有本。曰異議，竟群言之流別。將以究義蘊，詔讀例。詞不必自我出，學庶以明一家！伯爾君子，尚覽觀焉！
一、論世
夷考讓清一代學派，實開自崑山顧炎武亭林。其後婺源有江永慎修，休寧有戴震東原，歙有程瑤田易疇；而休寧戴氏聲譽隆洽，最稱大師。由聲韻、訓詁、名物、度數以反求之於諸經，一洗宋元儒者膚受之陋；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三吳間則吳縣惠棟定宇禪其家學，亦稱大師，衍崑山顧氏之緒，與休寧戴氏同。然而有不同於戴氏者：惠氏之學，博聞強識，以信而好古為揭幟，說者謂之純漢學。戴氏之學，「空諸依傍」，以「實事求是」為鵠的，（戴氏《東原文集·與某書》曰：「志存聞道，必空所依傍，漢儒訓詁有師承，有時亦傅會。」錢大昕《潛研堂集·戴震傳》曰：「實事求是，不主一家。」）說者謂之考證學。皖之有戴氏，猶吳之有惠棟。
惠棟受學於其父士奇；其弟子有同縣江聲艮庭、余蕭客古農；而嘉定王鳴盛西莊、錢大昕辛楣，乃汲吳縣惠氏之流而別自成家。蓋吳縣顓漢儒治經家法，而嘉定則以其漢學考證之法，旁及諸史也。夫嘉定出於吳學，而門戶較吳為大，非吳學所得賅；猶之文家陽湖派衍自桐城，而附庸蔚為大國，非桐城所得掩耳！
戴震受學於江永，亦嘗執經問業於惠棟，則是皖者吳之旁出也。惟吳中惠氏世守古學，張皇補苴，而未知所入手！至戴震始謂有志聞道，當先從事於字義、制度、名物以通六經之語，考諸篆書由《說文》以睹古聖人製作本始，更念《爾雅》為承學津筏，又殫心其書，遂為後來治學者開一法門！實事求是不主一家，「有一字不准六書，一字解不通貫群經，即為無稽者不信，不信，必反覆參證而後即安；以故胸中所得，皆破出傳注重圍。」（采余廷燦《戴東原先生事略》，見《國朝耆獻類征》百三十一。）其播教四方，傳於北，有曲阜孔廣森顨軒、樓霞郝懿行蘭皋，傳於南，有金壇段玉裁懋堂、高郵王念孫懷祖。段玉裁闡揚師說，窮微極博，撰《說文解字注》，因字形以說字音字義，謂：「《說文》、《爾雅》相為表里，治《說文》而後《爾雅》及傳註明，《說文》、《爾雅》及傳註明而後謂之通小學，而後可通群經之大義。」而於是漢學之機括以發！王念孫精深古訓，乃別出機杼而撰《廣雅疏證》一書，謂「訓詁之指，本於聲音」，就古音以求古義擴充於《說文》、《爾雅》之外。無所不達，傳其學以授於子引之伯申，而於是休寧之門戶始大！郝懿行為《爾雅義疏》，乃不憚繁詞，以闡發字借聲轉之義，正名辯物，旁箋子史，並為休寧法嗣。獨孔廣森雖從戴震學，而工駢文，說《公羊》，不類休寧樸學面目！其間段氏、王氏最能光大震學，世稱戴段、二王。而高郵王氏父子尤以樸學精識正經傳，旁及諸子，裒然為乾嘉大師，以追休寧戴氏，駢稱曰休寧、高郵之學。特是休寧專治經訓，而高郵旁及諸子。蓋高郵之學，由名物訓詁以通大義，出皖派師法，而別開蹊徑；猶吳派之別出嘉定也。德清俞樾曲園、瑞安孫詒讓仲容、餘杭章炳麟太炎，皆衍高郵而有大名！及其蔽也，碎義逃難！「於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以博為量，以窺隙攻難為功，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搜而遺其巨！」（采姚鼐《贈錢獻之序》，見《古文辭類篹》卷十二。）風氣所鼓而不知偏之為害；雖有大力莫之敢逆也。
獨章學誠生當舉世溺於訓詁、音韻、名物、度數之時，謂「君子學以持世，不宜以風氣為輕重」；（《家書》五，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編三。）治學蘄於明道，立言必有宗旨。言道之不離於事，將以實事求是，砭宋儒之空。明經之不外於史，亦以疏通致遠，救漢學之碎。理貴實證，言不離宗，又推其說，施之於一切立言之書，而條其義例，比於子政，辯章舊聞，一人而已！大抵「章氏之學，其縝密繁博，或不逮休寧、高郵諸儒遠甚！即其文事僿蔓，亦不如孔廣森之淵雅，然識足以甄疑似，明正變，提要挈綱，卓然有以見夫經史百家之支與流裔而得大原，則有非休寧、高郵諸儒所能諦言者！蓋休寧、高郵諸儒之學精於核；而章氏之學則善於推。休寧、高郵諸儒之學審於析；而章氏之學則密於綜。休寧、高郵諸儒所用以為學之術徑，惟章氏能會其通；亦惟章氏能匡其蔽！」（采劉承幹《章氏遺書序》。）休寧、高郵諸儒之學既世學者承襲，浸成風會，破壞形體，支離大道，而所以議章氏者且百端。君子則以章氏之召世疾也，蓋有五焉；何則？
為休寧、高郵之學者，憑據佐驗，得一孤證，即可間執承學之口，而不必問其全書宗旨之如何；不通，則引申假藉以說之；又不通，則錯簡衍文以遷就之。為章氏之學，則每立一例，必穿穴群籍，總百氏之所撢，而我乃從而管之。故為章氏之學也拙；而為休寧、高郵之學也巧！人情喜巧而惡拙。一也。為休寧、高郵之學者，勞於目治，逸於心獲，但使有古類書字學書數十種，左右鉤稽，一日可以得三四條。為章氏之學，則其立義也探賾甄微；彷徨四顧，有參考數年而始得者；亦有參考數十年而始得者；及其得也，適如人所欲言，則人之視之也亦與常等矣！故為章氏之學也難；而為休寧、高郵之學也易！人情趨易而避難。二也。為休寧、高郵之學者，嚴絕勦說，故必引據成文；往見時賢解經之書，王伯申說，段茂堂說，開卷燦然；非是則人以為陋；為章氏之學則不然！有栝成文者焉；亦有不必栝成文者焉；同不是，異不非，惟義之與比；放之四海而准，公之四達之衢而人不能竊！故為章氏之學也約，而為休寧、高郵之學也博！人情尚博而鄙約。三也。為休寧、高郵之學者，意主疏通以求是；解一名，詳一訓，雖繁殺殊科，而其義也，皆有所底。為章氏之學，則規矩誠設，其運無乎不在，有略引其端以俟好學深思之自反者，有泛稱廣譬驗之造述而後確者，雖復節目有疏落，援考有舛謬，而正無害其大體。故為章氏之學也虛；而為休寧、高郵之學也實！人情畏虛而夸實。四也。抑又有其可異者！為休寧、高郵之學者，以墨守為宗，再傳而後，疲精許、鄭，至甘以大義微言，拱而讓之宋儒，佞程朱者，喜其不我牴也，則往往援之以自重。為章氏之學，則務矯世趨；群言殽列，必尋其原而遂之於大道，雖以舉世所鄙棄之鄭樵，舉世所呰毀之象山、陽明，章氏揚搉所及，亦且時時稱道焉。章氏以不黨救黨，而守門戶者以為黨！章氏以不邪治邪，而昧別識者以為衺！故為章氏之學也逆風會；而為休寧、高郵之學也順風會。逆則不樂從；而順則人人皆騖之。五也。雖然，學之為術，有統有宗，必倫必脊；或治其分；或攬其總；雖相迕而實相濟，譬則振裘然；章氏挈其領，而休寧、高郵諸儒則理其氄。為章氏之學，而不以休寧、高郵精密徵實之術佐之；憑臆膚受，其病且與便詞巧說者相去不能以寸！（采張爾田《章氏遺書序》。）
而為休寧、高郵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全，不該不偏，一曲之士也！倘無章氏以持其後，則判天地之美察。古人之全，道術將為天下裂矣！昔者孔子問於子貢曰：「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對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大抵為休寧、高郵之學者，所謂「多學而識之」者也，而章氏則「一以貫之」者也。
方當讓清乾嘉之世，休寧、高郵之學既稱極盛，而異議亦起，大要不出三派：其一為桐城派之文學，姚鼐、方東樹其選也。其一為浙東派之史學，章氏及邵晉涵其著也。其一為常州派之經學，莊存與、劉逢祿其桀也。大抵桐城、浙東以宋學為根柢；而常州則以西京張門戶。桐城、浙東以大義為導揚，而常州則以微言恣詭誕。大義者，君子中庸之道，愚夫可與知能也。微言者非常可怪之論，夫子之所罕言也。孔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常州既以素隱行怪不饜人意。桐城復以淺見寡聞詒譏儒林。獨章氏疏通知遠，闡揚書教，以起為浙東開山之祖。謹為尋其脈絡，條其流別，以著於篇；而為讀章氏書者知人論世之資焉。
二、敘傳
章氏名學誠，字實齋，浙江會稽人；乾隆戊戌進士，官國子監典籍。其先世由浦城遷居山陰，再徙而籍道墟稱道墟，章氏；（見《章氏遺書》卷二十三《家譜雜議》。）後又自道墟遷居紹興府城，至學誠蓋百年矣。（見《章氏遺書》卷二十八《仲賢公三世像記》。）父鑣，字驤衢，號勵堂，乾隆壬戌進士，官湖北應城知縣。少孤，喜讀書，而家貧不能購書，則借讀於人，隨時手筆記錄，孜孜不倦，晚年匯所札記，殆盈百帙。嘗得鄭氏《江表志》及五季十國時雜史數種，欲鈔存之，嫌其文體破碎，隨筆刪潤，文省而義意更周，仍其原名，加題為《章氏別本》。又喜習書，繕五經文，作方寸楷法，尤喜《毛詩》、《小戴氏記》，凡寫數本，手不知疲，嘗恨為此二事所牽，不得專意札錄所未見書。每還人所借，有札未竟者，悵悵如有所失，蓋好且勤也如是。然聚書無多，仕官所歷，隨身三數千卷，（見《章氏遺書》卷二十二《滃雲山房乙卯藏書目記》。）最重餘姚邵廷采念魯《思復堂文集》。廷采嘗及事同邑黃宗羲黎洲，講肄宗陽明，而學問則貫串群史，蓋衍浙東學術之緒。（浙東學術語詳《章氏遺書》卷二《文史通義》內篇二。）而為鑣家學之所自出也。（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家書》三。）
浙東學術，始餘姚黃宗羲，蓋出山陰劉宗周蕺山之門，而開鄞縣萬斯大充宗、斯同季野兄弟經史之學；再傳而得鄞縣全祖望謝山，三傳而得餘姚邵晉涵二雲，皆以史學有聞於當世；而晉涵，廷采從孫，與學誠歡好。學誠之學，可謂集浙東學術之成者焉；其好學深思，於史學蓋有天授，一本之於父鑣。鑣嘗辨《史記索隱》，謂十二本紀法十二月，十表法十干諸語，斥其支離附會。而學誠時年未弱冠，亦議鄧氏《函史》上下篇卷，分配陰陽老少為非；特未能遽筆為說耳；（亦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家書》三。）然幼而多病，一歲中，銖積黍計，無兩月功，資又椎魯，日誦才百餘言，猶汲汲不中程，十四受室，尚未卒業《四子書》。（見《章氏遺書》卷二十二《文集》七《與族孫汝楠論學書》。）顧拙於記誦，神於解會。初鑣之聚徒授經也，評點詩文，為及門稱說，深辟村塾傳本之膠執訓詁；獨究古人立言宗旨。（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家書》三）聽者罕會。而學誠尚為群兒嬉戲左右，聞父言，則私心稱喜決疑質問，間有出成人擬議外者。（見《章氏遺書》卷二十二《文集》七《與族孫汝楠論學書》。）年十六，侍鑣應城官舍，童心未歇，從學於江夏柯紹庚公望；紹庚工書，善舉業，而學誠則無意於應舉文，獨好為詩賦，紹庚意以為恨；曰：「文無古今，期於通也。時文不通，詩古文辭，又安能通耶？」顧學誠不屑其言！春秋佳日，賓從聯騎出遊，歸必有所記述，見者相與嘆賞；學誠益喜自命。（見《章氏遺書》卷十七《文集》二《柯先生傳》。）又取《春秋左氏傳》刪節事實。鑣見之乃誨曰：「編年之書，仍用編年刪節，無所取裁；曷用紀傳之體分其所合？」於是力究紀傳之史，而辨析體例；（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編三《家書》三。）日夜鈔錄《春秋》內外傳及衰周、戰國子史輒復以意區分，編為紀表志傳，作東周書凡百餘卷（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編三《家書》六，又卷二十二《文集》七《與族孫汝楠論學書》。）；自命史才，大言不遜！然於文字承用轉辭助語，猶未嘗一得當也。（見《章氏遺書》卷十七《文集》二《柯先生傳》。）
自以讀書當得大意，方年少氣銳，專務涉獵，四部九流，泛覽不見涯涘，好立議論，高而不切，攻排訓詁，馳騖空虛，蓋未嘗不然自喜。獨怪休寧戴震東原振臂而呼曰：「今之學者毋論學問文章，先坐不曾識字！」既駭其說，就而問焉。震應之曰：「予弗能究先天後天、河洛精蘊，即不敢讀『元亨利貞』。弗能知星躔歲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讀『欽若敬授』。弗能辨聲音律呂，古今韻法，即不敢讀『關關雎鳩』。弗能考三統正朔、周官典禮，即不敢讀『春王正月』。」學誠聞震言則大醜。（見《章氏遺書》卷二十二《文集》七《與族孫汝楠論學書》。）徒以天性高明，沉潛不足，故於訓詁考質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識，乃能窺及古人所未到處！年二十歲，購吳兆宜注《庾開府集》。中有「春水望桃花」句；注引《月令章句》「三月桃花水下」；既為鑣所見，則抹去其注而評於下曰：「望桃花於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綿邈！」學誠讀之，頓覺有會；回視《吳注》，意味索然矣！自後觀書，遂能別出意見，不為訓詁牢籠，雖時有鹵莽之弊，而古人大體，乃實有所窺！廿一二歲，駸駸向長，縱覽群書，於經訓未見領會，而史部之書，乍接於目，便似夙所攻習，（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編三《家書》三、《家書》六。）意所不愜，輒批抹塗改，疑者隨時札記以俟參考。（見章氏之子華紱《文史通義跋》。）嘗謂「讀書札記貴在積久貫通」。（見《章氏遺書》卷二十二《文集》七《與族孫汝楠論學書》。）自稱「廿三四時所筆記者，後雖亡失！然論諸史於紀、表、志、傳之外，更當立圖；列傳於儒林、文苑之外，更當立史官傳；此皆當日之舊論也。惟當時見書不多，故立說鮮所徵引耳！其識之卓絕。則有迨老不能易者！」（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編三《家書》六。）年二十三，始游北京，應順天鄉試。自是三應舉。三報罷！年二十八，始讀《史通》。既累舉不得意，肄業國子監，乃問學於大興朱筠竹君。筠既通儒碩望，一見許以千古！獨言及時文，則曰：「足下於此無緣，不能學！然亦不足學也！」學誠請益，曰：「家貧親老，不能不望科舉。」筠對曰：「科舉何難！科舉何嘗必要時文！由子之道，任子之天，科舉未嘗不得；即終不得，亦非不學時文之咎也！」與曩者所聞柯紹庚言不同。學誠則大服！（見《章氏遺書》卷二十九《外集》二《與汪龍莊簡》。）顧旅困不能自存，遂依筠以居，咤無聊甚！然由是得見當世名流及一時聞人之所習業；（見《章氏遺書》卷十八《文集》三《任幼植別傳》。）討論講貫，備知學術源流同異以證曩昔之所治學，有幼時所見，至是證其至當不可移者！乃知一時創見，或亦有關天授，特少小學力未充，無所取證，不能發揮盡致耳！從此所學益以堅定！（見章氏之子華紱《文史通義序》。）
年三十一，實為乾隆三十三年戊子，中順天鄉試副榜！而國子監司業仁和朱芬元春浦為同考官，見學誠對策言國子監志之得失，驚嘆不已！怪六館師儒，安得遽失此人！於是名稍稍聞！（見《章氏遺書》卷十六《文集》一《國子監司業朱府君墓碑》。）既而朱筠以翰林侍讀學士出提督安徽學政，與偕者胥一時名士，而學誠與焉，所與上下議論，欣合無間者，最稱邵晉涵；時學誠方學古文辭於朱筠，苦無藉手，晉涵輒據前朝遺事，俾學誠試為傳記以質文心，其有涉史事者，若表志、記注、世系、年月、地理、職官之屬，凡非文義所關，覆檢皆無爽失，由是與晉涵論史契合隱微（見《章氏遺書》卷十八《文集》三《邵與桐別傳》。），沒齒不貳！然晉涵長於學，而學誠善於裁。（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編三《家書》五。）方當乾隆御宇，四庫館開，廣獻書之路，遺籍秘冊，薈萃都下；學士侈於聞見之富，別為風氣，講求史學，非馬貴與之所為整齊類比，即王應麟之所為考逸搜遺。獨學誠語於晉涵曰：「史學不求家法，則貪奇嗜瑣，但知日務增華，不過千年，將恐大地不足容架閣矣！」晉涵聞之，撫膺嘆絕！欲以斯意刊定前史，自成一家。時議咸謂前史榛蕪，莫甚於元人修宋、遼、金三史，而措功則《宋史》尤難！晉涵遂慨然自任；嘗據宋事與史策流傳大違異者凡若干事，燕閒屢為學者言之。學誠因言：「俟君書成，余更以意為之，略如二謝、司馬諸家之《後漢》，王隱、虞預之《晉書》，各自為家，聽抉擇於後人！」晉涵曰：「何如？」學誠曰：「當取名數事實，先作比類長編，卷帙盈千，可也。至撰集為書，不過五十萬言；視始之百倍其書者，大義當更顯也！」晉涵曰：「如子所約，則吾不能！然亦不過三倍於君，不至騖博而失專家之體也！」學誠曰：「願聞立言宗旨？」晉涵曰：「宋人門戶之習，語錄庸陋之風，誠可鄙也！然其立身制行，出於倫常日用，何可廢耶！世之士大夫博學工文，雄出一代，而於辭受取予、出處進退之間，不能無簞豆萬鍾之擇，本心既失，其他又何議焉！此著宋史之宗旨也！」學誠聞其言而聳然！
學誠嘗盛推晉涵從祖廷采所著《思復堂文集》，謂五百年來罕見！晉涵則謙挹之甚！疑學誠阿私所以及其先也！學誠正色曰：「班、馬、韓、歐、程、朱、陸、王，其學其文，如五金貢自九牧，各有地產，不相合也！獨君家念魯先生洪爐鼓鑄，自成一家，更無金品州界之分，談何容易！文以集名，而按其旨趣義理，乃在子史之間；五百年來誰能辦此！」晉涵雖諾，未深然也，久之，乃過學誠曰：「近憶子言，熟復先念魯文，信哉如子所言！乃知前人之書，竟不易讀！子乃早辨及此！」學誠因為言曰：
思復堂文，全氏祖望著書嘗排詆之！然以余所論：全氏通籍館閣，入窺中秘，出交名公巨卿，以視念魯先生終老諸生，窮伏海濱；聞見自宜有進，然論文章則不如思復堂遠甚！何者？蓋全氏修辭飾句，蕪累甚多；不如《思復堂集》辭潔氣清！若其泛濫馳驟，不免漫衍冗長；不如《思復堂集》雄健謹嚴，語無枝剩！至於數人共為一事，全氏各為其人傳狀碑誌，敘所共之事，復見疊出，至於再四！不知古人文集，雖不如子書之篇第相承；然同在一集之中，必使前後虛實分合之間，互相趨避，乃成家法；而全氏不然！以視《思復堂集》全書止如一篇，一篇止如一句，百十萬言，若可運於掌者，相去又不可以道里計矣！至於聞見有所出入，要於大體無傷，古人不甚校也！往者王弇州（太倉王世貞）之雄才博學，實過震川（崑山歸有光），而氣體不清，不能不折服於震川之正論！今全氏之才，不能遠過弇州；而《思復堂集》高過震川數等，豈可輕相非詆！是全氏之過也！
晉涵深契其論！（見《章氏遺書》卷十八《文集》三《邵與桐別傳》及其子貽選跋。）
晉涵嘗為總督湖廣尚書鎮洋畢沅秋帆定所撰《宋元通鑑》以續司馬光書；則請姑標《宋元事鑒》，言：「《說文》史訓記事，又《孟子趙注》亦以天子之事為天子之史，見古人即事即史之義。」宛轉遷避，蓋取不敢遽續司馬光書，猶世傳李燾所續，謙稱為《長編》爾！而學誠因推孟子其事其文之義，且欲廣呂祖謙撰輯之《宋文鑒》一書，別為《宋元文鑒》，將與《事鑒》並立，以為後此一成之例。晉涵又仿司馬光例，年經國緯，以為事鑒目錄，而學誠則曰：「紀傳之史，分而不合；當用互注之法以聯其散。編年之史，渾灝無門，當用區別之法以清其類。」晉涵就求其說，則應之曰：
紀傳之史，事同而人隔其篇；猶編年之史，事同而年異其卷也。馬、班篇敘之法亡，而後史乃於篇首為目錄。倘作史者誠取目錄子注之意，而稍從類別區分，著於編首以為別錄焉；則詳略可以互糾，而繁複可以檢省矣！大抵紀傳苦於篇分；別錄聯而合之，分者不終散矣！編年苦於年合；別錄分而著之，合者不終混矣！蓋枉欲矯而直欲揉，歸於相濟而已矣！今於紀傳之史，必當標舉事目，大書為綱，而於紀、表、志、傳與事連者，各於其類附著篇目於下，定著別錄一編，冠於全書之首；俾覽者如振衣之得領，張網之挈綱；治紀傳之要義，未有加於此也！倘為編年而作別錄，則如每帝紀年之首，著其后妃、皇子、公主、宗室、勛戚、將相、節鎮、卿尹、台諫、侍從、郡縣、守令之屬，區別其名，注其見於某年為始，某年為終，是亦編年之中，可尋列傳之規模也。其大製作、大典禮、大刑獄、大經營，亦可因事定名，區別品目，注其終始年月，是又編年之中，可尋書志之矩則也，至於兩國聘盟，兩國爭戰，亦可約舉年月，系事隸名，是又於編年之中，可尋表歷之大端也。如有其事其人，不以一帝為終始者；則於其始見也，注其終詳某帝，於其終也，注其始詳某帝，可也。其有更歷數朝，仿其意而推之，可也。要使入於編年之中，隱得紀傳班部，以為較司馬光目錄舉要諸編，尤得要領！且欲廣其例而上治司馬光書以為編年者法！
問何所昉？學誠則言「其意蓋本於杜預治左，別有世卿公子諸譜例耳！」（見《章氏遺書》卷七《文史通義》外編一《史篇別錄例議》，卷九《文史通義》外編三《為畢制軍與錢辛楣宮詹論續鑒書》。）沅善其說而不能用也！
學誠嘗以馬班而後，二十一家義例不純，體要多舛，世士以博稽言史，則史考也。以文筆言史，則史選也，以故實言史，則史纂也。以議論言史，則史評也。以體裁言史，則史例也。唐宋至今，積學之士，不過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過史選、史評。其間獨推劉知幾、曾鞏、鄭樵皆良史才，生史學廢絕之後，能推明古人大體！然鄭樵有史識而未有史學，曾鞏具史學而不具史法，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故欲遍察其中得失利病，為校讎之學，上探班固、劉向，溯源《官》、《禮》，下賅《雕龍》、《史通》，甄別名實，品藻流別，約為科律，為《文史通義》一書。（見《章氏遺書》卷二十二《文集》七《與族孫汝楠論學書》，卷二十九外集二《與嚴冬友侍讀》、外編卷十六《和州志》一《志隅自敘》及《補遺》。）大指以為：「撰述欲圓而神；記注欲方以智。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擬神也。藏往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為方。知來欲其決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為圓。而撰述之書，不可律以記注一成之法。遷書所創紀傳之法，本自圓神，固書因遷之體，而為一成之義例。後世襲用其體，不知變通，而史才、史識、史學，轉為史例拘牽，愈襲愈舛，以致圓不可神，方不可智，如宋、元二史之潰敗決裂，不可救挽；實為史學之河淮洪澤逆河入海之會！於此而不為回狂障隳之功，則滔滔者何所底止！不知紀傳原本《春秋》。《春秋》原本《尚書》。《尚書》典謨之篇，記事而言亦具焉；訓誥之篇，記言而事亦見焉。古人事見於言，言以為事，未嘗分事、言為二物也。《尚書》訓誥之記言，必敘其事以備所言之本末；漢儒誤信《玉藻》記文，而以《尚書》為記言之專書焉；毋乃因後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事實乎？《春秋》之事則齊桓、晉文，而宰孔之命齊侯，王子虎之命晉侯，皆訓誥之文也；而左氏附傳以翼經，夫子不與《文侯之命》同著於編；則《書》入《春秋》之明證也。《尚書》訖平王，而《春秋》托始於平王；明乎其相繼也。馬遷紹法《春秋》，而刪潤典謨以入紀傳。班固承遷有作，而《禹貢》取冠《地理》，《洪範》特志《五行》；而賈、董二傳，仿《尚書》訓誥之記言，敘賈、董生平行事，無意求詳，前後寂寥數言，不過為政事諸疏、天人三策備始末爾，則以《春秋》之學為《尚書》也，而《書》與《春秋》不得不合為一矣！逮史遷著書，自命《春秋》經世，一出董子天人性命之學；則是紀傳原本《春秋》，《春秋》原本《尚書》之明效大驗也。《尚書》一變而為左氏之春秋，《尚書》無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緯經也。左氏一變而為史遷之紀傳，左氏依年月，而遷書分類例，以搜逸也。遷書一變而為班氏之斷代；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以示包括也。司馬光《通鑑》病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袁樞《紀事本末》又病通鑑之合，而分之以事類。夫《通鑑》為史節之最粗，而《紀事本末》又為通鑑之綱紀奴僕，此不足為史學，而止可為史纂、史鈔者也。然神奇可化臭腐，臭腐亦復化神奇。《紀事本末》之作，本無深意，而因事名篇，不為成法，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則引而伸之，擴而充之，遂覺體圓用神；《尚書》神聖製作，數千年來可仰望而不可接者，至此可以仰追；豈非窮變通久，自有其會！紀傳流弊，至於極盡，而天誘吾衷為從此百千年後史學開山；誠竊以為當仍紀傳之體，而參本末之法；增圖譜之例，而刪書志之名。」發凡起例，推論甚精徒以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事實；常思自以義例撰述一書以明所著之非虛語，（見《章氏遺書》卷一《文史通義》內篇一《書教》上中下，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與邵二雲論修宋史書》，卷十八《文集》三《邵與桐別傳》。）而薄出其技以治方誌。
初學誠隨父鑣客湖北天門，適改修縣誌，請鑣主其事，為撰《修志十議》；時在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學誠之二十七歲也。其後二十六年間，歷修成和州、永清、亳州諸州縣誌，所自得意者，莫如《亳州志》，言：「此志擬之於史，當與陳、范抗行；義例之精，則亦《文史通義》中之上乘也；回視和州、永清之志，一半為土苴矣！」（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編三《又與永清論文》。）蓋學誠方誌之學，於是為大成也！居常持論，謂：「欲經紀一方之文獻，必立三家之學，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遺意也！仿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仿《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征》。三書相輔而行，闕一不可；合而為一尤不可也！而其要原本於六經。六經，皆史也，後世襲用而莫之或廢者，惟《春秋》、《詩》、《禮》三家之流別耳！紀傳正史，《春秋》之流別也。掌故典要，《官》、《禮》之流別也。《文征》諸選，《風詩》之流別也。獲麟絕筆以還，後學鮮能全識古人之大體；必積久而後漸推以著也！馬《史》、班《書》以來，已演《春秋》之緒矣，劉氏《政典》、杜氏《通典》，始演《官》、《禮》之緒焉，呂氏《文鑒》、蘇氏《文類》，始演《風詩》之緒焉；並取括代為書，互相資證，無空言也！六藝並立，《樂》亡而入於《詩》、《禮》，《書》亡而入於《春秋》。六經演而為《三史》，亦一朝典制之巨也。方州蕞爾之地，一志足以盡之，而必取於備物者。天下政事始於州縣而達乎朝廷。朝廷六部尚書之所治，則合天下州縣六科吏典之掌故以立政也。六部必合天下掌故而政存，史官必合天下紀載而籍備也。州縣雖小，其所承奉而施布者，吏、戶、禮、兵、刑、工無所不備；是則所謂具體而微矣；國史於是取裁，方將如《春秋》之藉資於《百寶書》，何可忽也！今天下大計既始於州縣，則史事積成，亦當始於州縣之志。州縣有荒陋無稽之志；而無荒陋無稽之令史案牘，志有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義文例辭；案牘無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義例文辭。蓋以登載有一定之法，典守有一定之人。故州縣之志，不可取辦於一時。平日當於諸典吏中，特立志科，僉典吏之稍明於文法者以充其選，而且立為成法，俾如法以紀載，略如案牘之有公式焉，則無妄作聰明之弊矣！積數十年之久，則訪能文學而通史載者，筆削以為成書，如是又積而又修之，於事不勞，而功效已為文史之儒所不能及！夫史之為道，文士雅言與胥吏案牘，皆不可用，用舍是二者，則無所以為史矣！孟子曰『其事』、『其文』、『其義』，春秋之所取也；即薄牘之事，而潤以爾雅之文，而斷之以義；國史方誌，皆春秋之流別也。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膚，義者其精神也。斷之以義而書始成家；而後有典有法，可誦可識，乃能傳世而行遠。」（見《章氏遺書》卷一《文史通義》內篇一《書教上》、卷十四《方誌略例》一《方誌立三書議》、《州縣請立志科議》。）故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照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將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於一心，及其書之成也，自然可以參天地而質鬼神，契前修而俟後聖。此家學之所以可貴也。然古人一事，必具數家之學；著述與比類兩家，其大要也。班氏撰《漢書》，為一家著述矣；劉歆、賈護之《漢記》，其比類也，司馬撰《通鑑》，為一家著述矣；二劉、范氏之《長編》，其比類也。比次之書，則掌教令史之孔目，簿書記注之成格，其原雖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於備稽檢而供採擇，初無他奇也；然而獨斷之學，非是不為取裁。獨斷之學欲其智，而比次之書欲其愚。古人云：「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為職官、故事、案牘、圖牒之難以萃合而行遠也；於是有比次之法。不名家學，不立識解，以之整齊故事，而待「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之裁定；是則比次欲愚之效也。但為比類之業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之材管可使著述者出，得所憑藉，有以恣其縱橫變化；又必知己之比類，與著述者各有淵源；而不可以比類之密，而笑著述之或有所疏；比類之整齊，而笑著述之有所畸輕畸重；則善矣！（見《章氏遺書》卷四《文史通義》內篇四《答客問》上中，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報黃大俞先生》。）時雖稱善。顧莫之大用！
嘗客浙江寧紹台兵備道、代州馮廷丞子弼所，遇戴震，震自負高名，見《和州志例》，乃曰：「志以考地理，但悉心於地理沿革，不當侈言文獻。」學誠曰：「不然！方誌如古國史，本非地理專門。如雲但重沿革，而文獻非所急；則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且古今沿革始非我臆測所能為也！考沿革者取資載籍；載籍具在，人人而得而考之；雖我今日有失，後人猶得而更正也。若夫一方文獻，及時不與搜羅，編次不得其法，去取或失其宜！則他日將有放失難稽，湮沒無聞者矣！不得已而勢不兩全，無寧重文獻而輕沿革！」震拂衣徑去！學誠又以震出示所撰《汾州府志》有古蹟一門，謂：「古蹟非志所重，當附見於輿地之圖；不當自為專門。」往復辯難，終不為屈！（見《章氏遺書》卷十四《方誌略例》一《記與戴東原論修志》。）
既，畢沅延撰《湖北通志》，又出其餘力以修常德、荊州、石首諸府縣誌，皆有成書。獨《湖北通志》，書未成而論者詆；既不得行其意，重自審訂，成《湖北通志檢存稿》四卷。大要參取古今史志義例，剪裁浮辭，稟酌經要，分二紀、三圖、五表、六考、四政略、五十三傳以為《通志》七十四篇。而於《通志》之外，取官司見行章程，分吏、戶、禮、兵、刑、工六門，敘其因革條例，以為《掌故》。更取傳記、論說、詩賦、箴銘諸篇，別次甲乙丙丁上下八集，以為《文征》。勒成三家之書，而推本於六經；《方誌》義本《百國春秋》，《掌故》義本《三百》、《官》、《禮》，《文征》義本《十五國風》。至於畸說剩言，採摭所余，雖無當於正裁。頗有資於旁證，故附稗野說部之流而作叢談，猶經之別解，史之外傳，子之外篇也。其不合三書之目而稱四者；三書皆經要，而叢談則非不可闕之書也；《漢書·藝文志》所謂「小說家者流，出於稗官，街談巷議，亦採風所不廢」云爾！（見《章氏遺書》卷十四《方誌略例》一《方誌立三書議》，卷二十四《湖北通志檢存稿》一《為畢制府撰〈湖北通志〉序》。）即此可概見其義法焉，學誠地產霸材，天挺史識；（見《兩浙軒錄》補遺《章學誠傳》後王宗炎曰。）大抵推原《官》、《禮》而有得於劉氏向、歆父子之傳，故於古今學術淵源，輒能條別而得其宗旨。（見章氏之子華紱《文史通義》跋。）尤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
與休寧戴震、江都汪中同客浙江寧紹台兵備道馮廷丞所咸被敬禮，而所學異趣。學誠則謂戴震功力不淺而無得於性情。汪氏聰明有餘而不足於識力。何以言其然？散萬殊者為聰明。初學之童，出語驚其長老，聰明也。等而上之，至於學充文富，而宗本尚未之聞，猶聰明也。定於一者為識力：其學包羅富有，其言千變萬化，而所以為言之故，則如《詩》之三百，可以一言蔽也；是識力也。今有文章如入萬花之谷，學問如窺五都之市，可以窺奄陋而箴鄙僿矣！問其何以為言，不能答也，蓋與荒經滅古，舍學識而空言一貫者，其功雖有難易之殊，其於無當則一也。舍學識而空言宗本；是窶子據空室而指其門闥以為家也！是宋學末流之失也。博學能文而不知宗本，是管庫為人守藏多財，而不得主其財也！是汪氏之學也！古人著書，各有立言之宗。而推本所自：史學本於《春秋》，專家著述本於《官》、《禮》。辭章泛應本於《風詩》。天下之文盡於是矣！子有雜家；雜於眾，不雜於己，雜而猶成其家者也。文有別集：集亦雜也，雜於體，不雜於指，集亦不異於諸子也。故諸子雜家與文集中之具本旨者，皆著述之事，立言之選也。今觀汪氏《述學》所為《內篇》，大約雜舉經傳小學，辨別名詁義訓，初無類例，亦無次序苟使全書果有立言之宗，恐其孤立而鮮助也；雜引經傳以證其義，博採旁搜以暢其旨，則此紛然叢出者，亦當列於雜篇；不但不可為內，亦並不可謂之外也！古人著書內外分篇蓋有經緯。內篇必立所言之宗，而外雜諸篇，取與內篇之旨相為經緯，一書只如一篇，無泛分內外之例。汪氏之書，不過說部雜考之流耳，何以為內篇哉！觀其外篇，則序記雜文，泛應辭章，斯乃與《述學》標題，如風馬牛，列為外篇，以擬諸子，可為貌同而心異矣！然汪氏工辭章而優於辭命，苟善成之，則淵源非無所自，古者行人之遺，流為縱橫家學，其源實出於《風詩》也，引申比興，抑揚往復，可以窮文心之極變，達難顯之至情，用以規諫諷喻，興起好善惡惡之心；使不分心於著述，固可進於專家之業也。內其所外，而外其所內；識力暗於內，而名心騖於外也！（見《章氏遺書》卷七《文史通義》外篇一《立言有本》。）戴君所學深通訓詁，究於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將以明道也！時人方貴博雅考訂，見其訓詁名物，有合時好，以謂戴之絕詣在此！及戴著《論性》、《原善》諸篇，精微淳邃，於天人理氣，實有發古人所未發者，時人則謂空說義理可以無作，是固不知戴氏者矣！然戴氏不能無過焉！戴氏之過，在詆宋儒之躬行實踐，而置己身於功過之外！費至於校正宋儒之訛誤，可也！並一切抹殺，橫肆詆訶；至於休、歙之間，自命通經服古之流，不罵朱子，不得為通人；則戴氏實為作俑！夫空談性理孤陋寡聞，一無所知，乃是宋學末流之大弊！然通經服古，由博反約，即是朱子之教！一傳而為蔡沈、黃幹；再傳而為真德秀、魏了翁；三傳而為黃震、王應麟，其後為許謙、王柏、金履祥；至國初而顧炎武、黃宗羲、閻若璩，皆俎豆相承，甚於漢之經師譜系。戴氏之學，實自朱子道問學而得之！故戒人以鑿空言理，其說深探本原，不可易矣！顧以訓詁名義，偶有出於朱子所不及者，因而丑貶朱子，至斥以悖謬，詆以妄作，此飲水而忘其源也！（見《章氏遺書》卷二《文史通義》內篇二《朱陸書》、《朱陸篇後補遺》，又《與朱少白書》。）學博者長於考索，豈非道中之實積！而騖於博者，終身敝精勞神以狥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學問人。」亦盍求所以然者思之乎？諸子百家之患，起于思而不學；而世儒之患，起於學而不思！即如王應麟搜羅摘扶，窮幽極微，其於經傳子史，名物制數，貫串旁騖，實能討先儒所未備；其所纂輯諸書，至今學者資衣被焉！然王氏諸書，謂之纂輯可也；謂之諸述，不可也！謂之學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謂之成多之學術，則未可也！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勞神於經傳子史，而終身無得於學者，正坐宗仰王氏，而誤執求知之功力，以為學即在是爾！學與功力，實相似而不同！學不可以驟幾！人當致勉乎功力，則可耳！指功力以為學，是猶指秣黍以為酒也！夫學有天性焉；讀書服古之中，有人識最初而終身不可變易者，是也。學又有至情焉；讀書服古之中，有欣慨會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從者，是也。功力有餘而性情不足，未可謂學問也；今之學者，且憾不見夫子未修之《春秋》，又憾戴公得《商頌》而不存七篇之闕，自以為高情勝致，至相讚嘆！充其僻見，且似夫子刪修，不如王應麟之善搜遺逸焉！蓋逐於時趣，而誤以擘績補苴，謂足盡天地之能事也！幸而生後世也。如生秦火未毀以前，典籍具存，無事補輯，彼將無所用其學矣！所貴君子之學術，為能持世而救偏！而世之學者，不知持風氣，而惟知狥風氣；（見《章氏遺書》卷二《文史通義》內篇二《原學下》、《博約中》。）風氣所趨，競為考訂；學識未充，亦強為之！讀書之功少，而著作之事多！恥其言之不自己出也，而不知其說之不可恃也！著作本乎學問；而近人所謂學問，則以《爾雅》名物，六書訓故，為足盡經世之大業，雖以周、程義理，韓、歐文辭，不難一吷置之！（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與族孫守一論史表》、《與陳鑒亭論學》。）不知訓詁名物，亦一端耳！古人學於文辭，求於義理；不由其說，如韓、歐、程、張諸儒，竟不許以聞道；則亦過矣！（見《章氏遺書》卷二《文史通義》內篇二《書朱陸篇後》。）今之攻小學者，以為六書不明，則言語尚不可通；況乎義理！然韓愈曰：「凡為文辭，宜略識字。」「略識」雲者，未如今之輾轉攻取，畢生莫能殫也！以其畢生莫殫也，故終其身而無可屬辭之日；然不應妨他人之屬辭也！韓子立言如《五原》、《禹問》諸篇，昔人謂與孟、揚相表里者，其中仁義道德諸名，修齊治平諸目，不知於六書音畫，有何隱奧未宣究也？近日考訂之學，正患不求其義；而執形跡！讀《易》而知寡過；讀《書》而得知人安民；讀《詩》而知好善惡惡；讀《春秋》而論其謹嚴名分；不待窮《說文》之偏傍，辨《廣韻》之音釋，與夫諸子之紛紛考辨，而六經大義，昭如日月，雖使許慎復生，康成再出，卒莫能有加重於此也！（見《章氏遺書》卷八《文史通義》外篇二《朱先生墓誌書後》、《說文字原課本書後》。）所貴君子之學術，非特能持風尚之偏而已也，知其所偏之中，亦有不得而廢者焉！非特能用獨擅之長而已也；知己所擅之長，亦有不足以該者焉！學問之途，有流有別；尚考證者薄詞章；索義理者略徵實；隨其性之所近，而各標獨得；則服、鄭訓詁，韓、歐文章，程、朱語錄，固已角特鼎峙而不能相下。必欲各分門戶，交相譏議；則義理入於虛無，考證徒為糟粕，文章只為玩物；漢唐以來，楚失齊得，至於囂囂有未易臨決者！惟自通人論之則不然！考證即以實此義理，而文章乃所以達之之具，事非有異。學者先求徵實，後議擴充；析向貴有耑屬；博詳反約，原非截然分界；及乎泛濫淳蓄，由其所取愈精，故其所至愈遠。然而談何容易！十年閉關，出門合轍，卓然自立以不愧古人。正須不羨輕雋之浮名，不揣世俗之毀譽，循循勉勉，即數十年中人以下所不屑為者而為之，乃有一旦庶幾之日；斯則可為知者道，未易一一為時輩言耳！（見《章氏遺書》卷四《文史通義》內篇四《說林》，卷二十二《文集》七《與族孫汝楠論學書》。）要之議論不為苟同。又以並世學者徵實太多，發揮太少，有如桑蠶食葉而不能抽絲，往往勸人多作古文，而衡之以文律，曰清，曰真，清則氣不雜也！真則理無支也！（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與汪龍莊書》、《與邵二雲》。）
所自著書以《史籍考》為最博，而《文史通義》為最精。金壇段玉裁若膺讀《通義》有精深者，相與嘆絕！而文句有長排作偶者，則曰「惜雜時文句調」！學誠聞之不服！曰：「文求其是耳！豈有古與時哉！即曰時文體多排比；排比又豈作時文者所創為哉！使被得見韓非《儲說》、淮南《說山》、《說林》、傅毅《連珠》諸篇。則又當為秦漢人惜有時文之句調矣！論文豈可如是！此由彼心目中有一執而不化之古文，怪人不似之耳！未可以繩吾《通義》也！」（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與史余村簡》。）《史籍考》代畢沅撰，一踵秀水朱彝尊竹垞《經義存亡考》例，凡十二綱，五十七目，三百二十五卷；大指謂史部雖占四部書之一，其實上援甲而下合丙丁，故範圍廣博，竭畢生心力，厪乃成之！今也則亡！僅存《釋例》！獨《文史通義》盛傳於世雲！
三、解題
《文史通義》何謂也？曰：章氏著書以明「文史通」之義云爾。《說文》訓通為達，自此之彼之謂也。夫通之為名，蓋取譬於道路，四沖八達，無不可至謂之通也。然究其心之所識，雖有高下、偏全、大小、廣狹之不同，而皆以達於大道，故曰通也。（見《章氏遺書》卷四《文史通義》內篇四《通橫》。）朱筠嘗謂人言：「學者讀書求通，當如都市逵路，四通八達，無施不可。非守偏隅一曲，便號通才。」顧章氏以為朱氏言通，蓋擴乎其量，而未循乎其本！苟不善究其旨，則高明者馳騖於浩博難整之數而無所得；中人以下，又謂古之人必有天授神詣，非常人所可幾及，而自安固陋以為當然。是「四通八達，無施不可」之說，適足為學者患！孟子曰：「堯舜之知而不遍物。堯舜之仁不遍愛人。」後之學者不知用其資之所近，力之能勉；而泛泛焉求堯舜之所不知不能，則求通而騖於其名之過也！古人讀《易》如無《書》，讀《書》如無《詩》。漢初儒者學守專經，言無旁出，推而及於當世，卓然見其本末；儒效於是見矣！元成而後，學者旁通曲究，不專一家之言，其業可謂富矣！而儒術之顯，乃轉不如漢初！君子又多乎哉！凡人之性。必有所近，必有所偏，偏則不可以言通，古來人觀物曲，守一而不可移者，皆是選也！薄其執一而舍其性之所近，徒泛騖以求通，則終無所得矣！大抵學問文章，須成家數，博以聚之，約以收之，載籍浩博難窮，而吾力所能有限，非有專精緻力，則如錢之散積於地，不可繩以貫也；惟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能勉者，因以椎微而知著，會偏而得全，斯古人所以求通之方也！（見《章氏遺書》卷八《文史通義》外篇二《通說為邱君題南樂官舍》，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與林秀才書》。）章氏之於史學，蓋有天授；獨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能勉，因以推見一切文之通於史，而著書闡明其義焉爾！故題目之曰《文史通義》也。若然，章氏徵文史通之義則若何？按章氏之言曰：「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六經特聖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者耳。子集諸家，其源皆出於史。」（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報孫淵如書》。）「昔曹子建自謂辭賦小道，而欲采庶官實錄，辨時俗得失，成一家言。韓退之自謂記事提要，纂言鉤玄，而正言其志，則欲求國家遺事，考賢人哲士終始，作唐一經。然則辭章記誦非古人所專重，而才識之士，必以史學為歸。」（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報黃大俞先生》。）此明乎「文史通」之義者也。章氏又曰：
文章乃立言之事，言當各以其時，即同一言也，而先後有異，則是非得失，霄壤相懸，酈食其請立六國之後，時勢不同楚漢之初，是亦其一端也。前人未知以文為史之義，故法度不具，必待好學深思之士，探索討論，竭盡心力，而後乃能仿佛其所言之始末焉，然猶不能不缺所疑也。其穿鑿附會，與夫鹵莽而失實者則又不可勝計也！文集記傳之體，官階姓氏，歲月時務，明可證據，猶不能無參差失實之弊。若夫詩人寄託，諸子寓言，本無典據明文，而欲千百年後，歷譜年月，考求時事，與推作者之志意；豈不難哉！故凡立言之士，必著撰述年月以備後人之考證；而刊傳前人文字，慎勿輕削題注，與夫題跋評論之附見者，以使後人得而考鏡焉。至於傳記碑碣之文，與哀誄策誥之作，前人往往偏重文辭，或書具官，或書某官，而不載其何官；或書某某，而不載其何名何姓；或書年月日，或書某年某月某日，而不載其何年月日。撰者或不知文為史裁，則空著其文，將以何所用也！傳錄者或以為無關文義，略而不書；則不知錄其文將何所取也？凡此諸弊，皆是偏重文辭，不求事實之過。（見《章氏遺書》卷八《文史通義》外篇二《韓柳二先生年譜書後》。）
斯則不明乎「文史通」之義者也。然就文論文，則一切文士見解，不可與論史！
蓋文辭以敘事為難。今古人才，騁其學力所至，辭命議論，恢恢有餘，至於敘事，汲汲形其不足；以是為最難！而工敘事者，不必即工為史之志傳。記敘之文，往往比志傳修飭簡淨，蓋有意於為文也。志傳不盡出於有意，故文或不甚修飭，然大體終比記事之文遠勝。蓋記事之文，如盆池拳石，自成結構；而志傳之文如高山大川神氣包舉，雖咫尺而皆具無窮之勢；即偶有言忽，字句疵病，皆不足以為累，此史筆與文士之分別。文士務去陳言；而史筆點竄塗改，全貴陶鑄群言，不可私矜一家機巧也。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惟恐出之於己，其大本先不同矣：史體述而不造，史文而出於己，是為言之無征！無征，且不信於後也！識如鄭樵，而譏班史於孝武前多襲遷書。然則遷書集《尚書》、《世本》、《戰國策》、《楚漢牒記》，又豈為不蹈襲哉？充其所說，孔子刪述六經，乃蹈襲之尤矣！豈通論乎！夫工師之為巨室，度材比於燮理陰陽。名醫之制方劑，炮炙通乎鬼神造化。史家詮次群言，亦若是焉已爾！是故文獻未集，則搜羅咨訪不易為功。觀鄭樵所謂八例求書，則非尋常之輩所可能也！觀史遷之東漸南浮，則非心知其意不能跡也！此則未及著文之先事也。及其紛然雜陳，則貴抉擇去取。人徒見著於書者之粹然善也，而不知刊而去者，中有苦心而不能顯也！既經裁取，則貴陶熔變化。人第見誦其辭者之渾然一也，而不知化而裁者，中有調劑而人不知也！即以刊去而論：文劣而事庸者，無足道矣！其間有介兩端之可，而不能不出於一途。有嫌兩美之傷，而不能不出於割愛。佳篇而或乖於例；事足而恐徇於文；此皆中有苦心而不顯也。如以化裁而論：則古語不可入今，則當疏以達之。俚言不可雜雅，則當溫以潤之。辭則必稱其體。語則必肖其人。質野不可以用文語，而猥鄙須刪。急遽不可以為宛辭，而曲折仍見。文移須從公式，而案牘又不宜徇。駢麗不入史裁，而詔表亦豈可廢。此皆中有調劑而人不知也。文至舉子之《四書》義，可謂雕蟲之極難者矣！法律細於蠶絲牛毛；經生老儒白首攻習，而較量於微茫秒忽之間，鮮能無憾，其故非他；命題虛實偏全，千變萬化；文欲適如其題而不可增損故也。史文千變萬化，豈止如《四書》命題之數：而記事記言，必欲適如其言其事而不可增損；恐左馬復生，不能無遺憾也。故六經以還。著述之才，不盡於經解諸子詩賦文集，而盡於史學。凡百家之學攻取而才見優者，入於往有極意敷張，其事勿顯，刊落濃辭，微文旁綴，而情狀躍然；是貴得其意也。記言之法，增損無常，惟作者之所欲；然必推言者當日意中之所有，雖增千百言而不為多！苟言雖成文，而推言者當日意中所本無，雖一字之增亦造偽也。或有原文繁富而意未昭明，減省文句而意轉刻露者；是又以損為增，變化多端，不可以筆墨罄也！前明信陽何景明謂韓愈文起八代之衰，而古文失傳，由昌黎始！杭大宗、董浦斥其病狂！夫昌黎道德文辭，並足泰山北斗；景明何所見聞，敢此妄議！杭氏斥之，是也！然古文必推敘事，敘事實出史學，其源本於《春秋》比事屬辭；左、史、班、陳家學淵源，甚於漢廷經師之授受。馬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班曰「緯六經，掇道綱，函雅故，通古今者」；《春秋》家學，遞相祖述，雖沈約、魏收之徒，去之甚遠；而別識心裁，時有得其仿佛。而昌黎之於史學，實無所解；即其敘事之文，亦出辭章之善，而非有「比事屬辭」、「心知其意」之遺法也。其列敘古人，右屈、孟、馬、揚之流，直以《太史》百三十篇，與相如、揚雄辭賦同觀，以至規矩方圓如班固，卓識別裁如陳壽，而不屑一顧盼焉，安在可以言史學哉！歐陽修步趨昌黎，故《唐書》與《五代史》雖有佳篇，不越文士學究之見，其於史學，未可言也！然則推《春秋》比事屬辭之教。雖謂古文由昌黎而衰，未為不可；特非信陽諸人所可議耳！蓋六藝之教，通於後世有三：《春秋》流為史學，《官》、《禮》、諸《記》流為諸子論議，《詩》教流為辭章辭命。其他《樂》亡而入於《詩》、《禮》，《書》亡而入於《春秋》，《易》學亦入《官》、《禮》，而諸子家言源委自可考也。昌黎之文，本於《官》、《禮》，而尤近於孟、荀，荀出禮教，而專子尤長於《詩》。故昌黎善立言，而優於辭章；無傷其為山斗也！特不深於《春秋》未優於史學耳！噫！此殆難以與文學士言也！（見《章氏遺書》卷十四《方誌略例》一《與陳觀民工部論史學》、又《答朱少白書》、《跋湖北通志檢存稿》、《上朱大司馬論文》。）然則章氏明文史之通義，而推究言之，未嘗不知史筆與文士之異趨也！昔人論劉勰知文不知史，劉知幾知史不知文。（邵晉涵《題章氏與陳觀氏論史學後》。）讀章氏書，而文史可以各識職矣！
四、讀法
解題既竟，可論讀法。章氏言：「立言有本。」然則讀章氏書者，不可不知立言之所本也。然不事眾義之剖析，而漫言大本之一貫；則所謂「一貫」者，徒籠統之假借耳，故必先籀明一致之百慮，而後可與言殊途之同歸。然則不先溯流，烏能探源？欲言原學，宜事析篇。章氏言：「學問之始，未能記誦，博涉既深，將超記誦。」（見《章氏遺書》卷三《文史通義》內篇三《辨似》。）然則記誦者，啟悟之所資也；《析篇》者，將以啟記誦之途徑，探學問之堂奧。然《析篇》之事，先以《辨本》者；蓋善本不得，則記誦末由！而「博涉既深，將超記誦」，斯明立言之有本，而窺學術之大原矣！然人心不同，亦如其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終之以異議，而得失有可互鏡者焉！窮原竟委，說以四事：
第一，辨本 按章氏《文史通義》一書，最初讓清道光十二年壬辰，刻於河南開封，為大梁本；蓋章氏次子華紱緒遷之所編，而屬大梁書院山長洪洞劉師陸子敬及華亭姚椿春木為之覆勘者也。凡《文史通義》「內篇」五卷，「外篇」三卷，《校讎通義》三卷，厥為後來諸刻之所自出。其後南海伍崇曜翻之為「粵雅堂本」，山陰杜氏亦有翻刻；而華紱「大梁刻板」旋亦攜回原籍；於是兩板皆存越中至咸豐十一年辛酉，太平軍徇下紹興，兩板皆毀，獨華紱從子□□同卿，攜「大梁本」一冊，遊河南得存！因箋正僢訛以付其子季真小同。光緒元年乙亥，季真游幕貴州按察使署；乃重刊之，為「黔刻本」；其底本即同卿箋正之「大梁本」也。始於丁丑二月付雕；至戊寅七月竣事。華陽王秉恩雪澄實按察貴州，而與貴築羅口口植庵任讎校焉。嘗以「粵雅堂刻」斠數四；其同卿箋正者依改乃知「粵雅堂刻」依「大梁本」，校未精審；然有奪訛而無增減；間有據改「大梁本」者至《校讎通義》中引《漢書·藝文志》，「大梁本」挩訛尤多，則據志正之；乃知「大梁本」雖華紱初刻。劉、姚覆勘，而訛挩不免；是非未可憑也！其後仁和譚獻訪得「大梁板刻」於會稽周氏祠堂，亦闕逸矣！出篋中舊本，補刻於浙江書局。坊行本皆由此翻；所謂「浙刻本」是也。其目次板式，一依「大梁刻」。而據「大梁刻」華紱跋稱：「其父易簀時，以全稿付蕭山王谷塍先生乞為校定；時嘉慶辛酉年也。道光丙戌長兄杼思自南中寄出原草，並谷塍先生訂定目錄一卷。查閱所遺尚多，亦有與先人原編篇次互異者，自應更正，以復舊觀」云云。不知章氏當日本不以原編篇次為定，故以屬稿於王氏；而託言「更正」，亂其篇從；可謂無知妄作，不善繼志者矣！王氏，名宗炎，谷塍其號，亦稱穀人；乾隆庚子進士，未授官而歸；藏書甚富，號十萬卷樓；尤精校勘，故為章氏所崇信；年八十餘，猶孜孜不訖，著有《晚聞居士集》者也。集中有《答實齋先生書》，論章氏集編次之例；其大恉分內外篇。內篇又別為子目者四：曰《文史通義》，凡論文之作附焉。曰《方誌略例》，凡論志之作附焉。曰《校讎通義》，曰《史集考敘錄》。其餘銘志敘記之文，擇其有關係者，錄為外篇，而附以《湖北通志傳稿》，凡三十卷；中《文史通義》內篇六卷，外篇三卷，《校讎通義》內篇三卷，外篇一卷，《方誌略例》二卷；《文集》八卷；《湖北通志檢存稿》四卷；《外集》二卷，《湖北通志未成稿》一卷；此王氏論錄之大略也。華紱之「大梁刻」行，而王氏所編者不出！嘉興沈曾植子培購得王編本。吳興劉承幹翰怡爰錄而覆刊之，益以已刊未刊《乙卯札記》、《丙辰札記》、《知非日札》、《閱書隨札》、《永清縣誌》、《和州志》諸書。曰《章氏遺書》：自卷一至八，為《文史通義》內外篇。卷十至十三，為《校讎通義》內外篇。卷十四、卷十五，為《方誌略例》。卷十六至二十三，為《文集》。卷二十四至二十七，為《湖北通志檢存稿》。卷二十八、卷二十九為《外集》。卷三十為《湖北通志未成稿》。自此以上，一依王氏編目而稍有勘定。如王編《方誌略例》有《和州志》、《湖北通志》、《永清縣誌序錄》諸文。而劉氏以《通志》已有檢存稿載於後；和州、永清志則均刻入外編，刪之以避重複。又據「浙刻本」《文史通義》外篇三，增《答甄秀才論修志書》二篇，《論文選義例書》二篇，《修志十議》、《天門縣誌藝文、五行、學校三考序》，《報廣濟黃大尹論修志書》入《方誌略例》；是也。此外又《外編》十八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合共五十卷。錢唐張爾田孟劬、元和孫德謙隘堪序而行焉；於是章氏之學賅備！今取「浙刻本」《文史通義》以與對勘：其內篇卷一同，惟浙刻少《禮教》一篇。浙刻卷二《原道》、《原學》、《博約》三篇之後，即取《遺書》本卷四《言公》上中下三篇繼之，為第二卷。浙刻卷三至五載各篇，均不出「遺書本」三、四、五、六等卷之內，而次序多為改易。「遺書本」卷六有《同居》、《感賦》、《雜說》三篇，為浙刻所無。浙刻外篇卷一、卷二，均在「遺書本」《方誌略例》二卷之內。惟省《和州志序例》十五篇，《永清縣誌序例》十五篇。其餘浙刻外篇所有，皆在「遺書本」《方誌略例》卷一之內。又「浙刻本」《校讎通義》三卷，與「遺書本」《校讎通義》內篇三卷，次序、篇數一一相合，而無外篇。惟「遺書本」《文史通義》外篇、《校讎通義》外篇所錄，皆取駁議、序跋、書說諸文之與《內篇》意相發明者；是誠王氏《答實齋先生書》時稱「其餘銘志敘記之文，擇其有關係者，錄為外篇」，而與章氏平日持論「內外分篇，蓋有經緯」之指相合轍也！（見《章氏遺書》卷七《文史通義》內篇七《立言有本》。）而華紱妄為更張，亂其篇從；斯亦過矣！
第二，析篇 劉氏刻《章氏遺書》卷帙繁重。而章氏精要之論，具於《文史》、《校讎》兩通義及《方誌略例》。今按浙刻《文史》、《校讎》兩通義內篇與《遺書》無大出入，而《文史》外篇，亦備《方誌略例》之要刪。所不足者，厥指未能經緯內篇，無當章氏著書之指耳！然具體而微矣！匪曰卑之無甚高論；徒以世本通行，學者便於購讀，姑以浙刻為主，而籀其指意，析其篇目，都為五部：曰窮經，曰核史，曰衡文。而先以「通論」者，明宗趣之所歸，知學問之徑途也。終以「校讎」者，辨學術之異同，通群書之倫類也。庶幾學者循序漸進，知所觀覽焉！具目如左：
（甲）通論 《原道上、中、下》，《原學上、中、下》，《天喻》，《朱陸》，《浙東學術》，《博約上、中、下》，《假年》，《針名》，《砭異》，《師說》，《橫通》，《辨似》，《習固》，《婦學》，《婦學篇書後》，《說林》。
（乙）窮經 《經解上、中、下》，《易教上、中、下》，《書教上、中、下》，《詩教上、中、下》。
（丙）核史 《史德》，《史釋》，《史注》，《傳記》，《釋通》，《申鄭》，《答客問上、中、下》（以上史例通論），《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一書》，《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二書》，《與甄秀才論文選義例書》，《答甄秀才駁文義例書》，《修志十議》，《方誌立三書議》，《州縣請立志科議》，《地誌統部》（以上志例通論），《書吳郡志後》，《書武功志後》，《書朝邑志後》，《書姑蘇志後》，《書灤志後》，《書靈壽縣誌後》（以上論古方誌），《天門縣誌·藝文考序》，《天門縣誌·五行考序》，《天門縣誌·學校考序》，《和州志·皇言紀序例》，《和州志·官師表序例》，《和州志·選舉表序例》，《和州志·民族表序例上、中、下》，《和州志·輿地圖序例》，《和州志·田賦書序例》，《和州志·藝文書序例》，《和州志·政略序例》，《和州志·列傳總論》，《和州志·闕訪列傳序例》，《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上、中、下》，《和州文征序例》，《記與戴東原論修志》，《永清縣誌·皇言紀序例》，《永清縣誌·恩澤紀序例》，《永清縣誌·職官表序例》，《永清縣誌·選舉表序例》，《永清縣誌·士族表序例》，《永清縣誌·輿地圖序例》，《永清縣誌·建置圖序例》，《永清縣誌·水道圖序例》，《永清縣誌·六書例議》，《永清縣誌·政略序例》，《永清縣誌·列傳序例》，《永清縣誌·列女傳序例》，《永清縣誌·闕訪列傳序例》，《永清縣誌·前志列傳序例》，《永清縣誌·文征序例》，《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上、中、下》，《亳州志·掌故例議上、中、下》，《張為吉甫司馬撰大名縣誌序》，《為畢秋帆制府撰常德府志序覆崔荊州書》，《為畢秋帆制府撰荊州府志序》，《與石首王明府論志例》，《為畢秋帆制府撰石首縣誌序》，《報廣濟黃大尹論修志書》（以上方誌例議）。
（丁）衡文 《言公上、中、下》，《文集》，《篇卷》，《質性》，《文德》，《文理》，《古文公式》，《繁稱》，《匡謬》，《黠陋》，《砭俗》，《俗嫌》，《答問》，《古文十弊》。
（戊）校讎 《原道》，《宗劉》，《互著》，《別裁》，《辨嫌名》，《補鄭校讎條理》，《著錄殘逸》，《藏書》，《補校漢藝文志》，《鄭樵誤校漢志》，《焦竑誤校漢志》，《漢志》，《漢志六藝》，《漢志諸子》，《漢志詩賦》，《漢志兵書》，《書志術數》，《漢志方技》。
按校讎別出為書。王目亦同浙刻。茲析篇而不分書，總稱以《文史通義》者；仍章氏之意也。昔章氏與嚴冬友侍讀書，自稱「為校讎之學，上探班、劉，淵源《官》、《禮》，下賅《雕龍》、《史通》，甄別名實，品藻流別，為《文史通義》一書。」（見《章氏遺書》卷二十九《外集》二。）則是校讎之學，已賅《文史通義》一書之中；而以別出《文史》之外；自為一書；非章氏之意矣！因附辨之於此。
第三，原學 夷考章氏之學，其大指在即事以見道，明經之本史。王陽明《傳習錄》上卷一答門人徐愛問曰：「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包犧氏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禮》、《樂》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謂異。」疑若章氏之學所由本焉！然章氏不自承出陽明；而細籀其所著書，蓋讀《漢書·藝文志》而有會，因以推明古人官師合一之道。有官，斯有法，故法具於官。有法斯有書，故官守其書。有書斯有學，故師傳其學。有學斯有業，故弟子習其業。三代之盛也，官守學業出於一，而天下以同文為治；及其衰也，官司失其守，而師弟子之傳業於是判焉！秦人禁偶語《詩》、《書》，而雲「欲學法令者以吏為師」；其禁《詩》、《書》，非也；其曰「以吏為師」，則猶官守學業合一之謂也。由秦人「以吏為師」之言，想見三代盛時，《禮》以宗伯為師；《樂》以司樂為師；《詩》以太師為師；《書》以外史為師；《三易》、《春秋》亦若是則已矣！《漢書·藝文志》敘六藝而後，次及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蓋出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為某氏之學。」其雲「某官之掌」，即「法具於官」、「官守其書」之義也。其雲「流而為某家之學」，即官司失職而師弟傳業之義也。（見《章氏遺書》卷十《校讎通義》內篇一《原道》。）既以讀書有得，疏通倫類，傅合《周禮》之分官，旁采鄭略之校讎，而條其義例，上宗劉向父子，辨章舊聞，觀其會通，由藝文以見道原，推史意以窮經學；列篇數十，而義則一以貫之者也！「道雖不難於事，學必致之用」，是也。所論之事不一，而理則無不相通，知道之所以然，而施之事實也。通經於史：而私家之專集，文章之體裁，亦以史例繩之。歸史於實用：而著述之變遷，風氣之出入，亦以實用概之者也。
其學一衍而為仁和龔自珍定庵，作《乙丙之際著議第六》（一本題曰《治學》），以明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學；「官師合一」之說也。又著《古史鉤沉論》以明《五經》為周史之大宗，諸子為周史之支孽小宗，「六經皆史」之衍也。具見《定庵文集》。然矜其獨得，而諱所自出，不雲本章氏。（章氏卒嘉慶六年，龔自珍年才十歲）近儒餘杭章炳麟太炎譏之，著為《校文士》一文，謂「自珍剽竊成說而無心得；其以六經為史，本之《文史通義》而加華辭；觀其華誠不如觀章氏之質」者也！其後章氏之學，再衍而為章炳麟：衍「官師合一」之說，以征《曲禮》「宦學事師」之義。（見《諸子學略說》，未收入《章氏叢書》。）又推本章氏「六經皆史」之指，以明孔子之述而不作，而難今文家說之稱孔子作六經者。（見《國故論衡》中《原經》。）亦嘗箴其闕失，見所刊《太炎文別錄》二《與人論國學》一書。
又一衍而為錢唐張爾田孟劬、元和孫德謙隘堪。爾田考鏡六藝、諸子學術流別，著《史微》內篇八卷，以丕揚章氏「六經皆史」之義。而德謙則為《漢書藝文志舉例》、《劉向校讎學纂微》兩書，以論定讎例；又著《太史公書義法》二卷以究明史意。斯皆《通義》之嗣響，章學之功臣！
所可異者：章炳麟嬗崇古學，（《國故論衡》中《明解故下》曰：「六經皆史之方，治之則明其行事，識其時制，通其故言，是以貴古文。古文者，《書》、《禮》得於孔壁；《周官》寫於河間左氏，獻於張蒼者是已。」）張爾田指歸今文；（《史微》內篇一《史學》曰：「六藝者，先王經世之書也。經世之書皆掌諸柱下，皆太史之所錄。不知六藝為史，無以見先王製作之本原；不知六藝為經，無以見孔子刪修之大法。孔子憫王路廢而邪道興，論次《詩》、《書》，修起《禮》、《樂》，贊《易》十翼，因史記作《春秋》，以寓王法；而經之名始立。」劉彥和言：「經也者，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言其不得與民變革者也。）宗尚不同，而誦說章氏則無乎不同；信足以見大道之一貫，而藉征章學之畢該也已！
第四，異議 伯祀以來，章氏之學，既大明於世！然而見仁見智，難者不一。湘潭王闓運壬秋，博學通人，最稱同光間大師，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顧讀章氏《通義》，謂「其言方誌體例甚詳，然別立文征一門，未為史法；其詞亦過辯求勝。『《詩》亡然後《春秋》作』，此特假言耳！《春秋》豈可代《詩》乎？孟子受《春秋》，知其為天子之事，不可雲王者微而孔子興，故托雲『詩亡』。而章氏入詩文於方誌，豈不乖類！要之以志為史，則得之矣！余以詩詞不入志為宜，而有鴻章巨著，事關經國；各附本傳以征生平；斯謂合體！」（見《湘綺樓日記》第三冊《同治十年辛未三月四日》。）不啻微言諷刺於章氏而已！然闓運楚產不尚浙學，而又好言《公羊》，稱今學大師；與章氏之稱引《周官》媲於古文者不同。寧必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其不足於章氏宜也！
顧有生章氏之邑，以後生自居；而核於持論，不為苟同者：會稽李慈銘愛伯也！其大指以為：「章氏用力方誌，實為專家，而自信大過，喜用我法，嘗言『作史作志，必須別有宗旨，自開境界』此固可為庸下針砭；而其弊也，穿鑿滅裂，盡變古法，終墮宋明腐儒師心自用之學！大抵浙儒之學，江以東識力高而好自用，往往別立門庭，其失也妄！江以西，途轍正而喜因人，往往掇拾細瑣，其失也陋！章氏識有餘而學不足，志大而才實疏！故其長在別體裁，核名實，空所依傍，自立家法，而其短則讀書魯莽，糠秕古人，不能明是非，究正變泛持一切高論，憑肐進退，矜己自封，好為立異！（見《祥琴室日記》同治八年三月十二日。）即以《文史通義》、《校讎通義》而論，其牴牾有不勝詰者，謂史須兼苞百代，司馬子長是已！後世惟梁武《通史》為知其法！《通史》不傳，幸有鄭樵《通志》知其遺意，而痛詆班氏《漢書》，謂史法由之而亡！又極詆《文獻通考》為類書俗學。（見《章氏遺書》卷四《文史通義》內篇《釋通》、《申鄭》及《答客問》上中下篇。）夫班氏之去馬，近百餘年，自後易姓，代必修史。如章氏之言，則將百年為限，編一通史，疊床架屋，陳陳相因！抑或易代之際，姑且不為，懸待數姓以歸統輯？著作之事，恐無是理！且所謂兼苞百代者，將如鄭樵之依次剿錄，同於鈔胥乎？抑將別立宗旨，各自為書乎？同則毋乃過煩！異則恐窮於變！此不可解者一也！謂今之各省，當稱各統部，以總督、巡撫為主，不以布政司為主。（見《章氏遺書》卷十四《方誌略例》一《地誌統部》。）夫元以設行中書省而有省名。明改為布政司而仍稱省，此明代之陋！國朝未及更正，然事主布政司，而督撫持節監臨，版籍賦稅，未當屬之督撫也。曰督，曰撫，曰巡，明是巡行監察之義。故督撫之關防，布政司之方印，未嘗改也。且統部之名何居乎？六部之設，自在中朝。督撫所兼，皆是虛號；未嘗實有部權，分立部名也。況督撫皆又兼都察院，何以略院而不言也？舍顯設之司，而稱虛擁之部，既非國制，又非古稱，以名則不正，以言則不順！此不可解者二也！謂著錄之例，大小戴《記》，當依類分編，如《漢志》別出《弟子職小爾稚例》。（見《章氏遺書》卷十《校讎通義》內篇一《別裁》，卷十一《校讎通義》內篇二《焦竑誤校漢志》。）《周易》『經』及『十翼』亦當分載。夫《弟子職》故是古書別行，非劉、班所出。《小爾雅》今在《孔叢子》；《孔叢子》明是偽書，特竄入《小爾雅》以示可信，是後人之竊《小雅》非《漢志》之析《孔叢》；乃欲緣斯謬胳，遍亂古經：則卦畫之文，當別收於圖籍；賡歌之語，且分錄於詩篇！此其不可解者三也！謂府縣地誌，當以人物為重，不在考核疆域。（見《章氏遺書》卷十四《方誌略例》一《記與戴東原論修志》。）夫古人之地記，本不及人，後世滋繁，意存誇飾。今謂四至八到。可以略舉，古今沿革，無須過詳。是則志以地名，已亡其實；人以地系，先迷其邦！將晉宋之之揚州，盡為廣陵之產，秦漢之會稽，悉成東部之英！此其不可解者四也！凡此四端，實為大謬，貽誤後學，不可不辨！其謂作史須別有宗旨；欲作《宋史》，當以維持宋學為主。（見《章氏遺書》卷十八《文集》三《邵與桐別傳》。）又謂《周官》師儒本分：師者，道學也；儒者，儒林也，《宋史》分立《道學》、《儒林傳》為是。皆迂妄偏譎，不出村學究識見！（見《越縵堂駢文》卷口《與譚仲修書》。）至譏近儒著述，多自稱某某學，謂誤用《漢書》某經有某氏之學語而不通，此尤不根之論！不知近儒經說之稱某某學者，乃用何劭公《公羊解詁》稱『何休學』之例，明謙辭也，非用《漢書·儒林傳》語。章氏疏於經學，自蔽而嫉賢，好詆切並時江疆濤、戴東原、汪容甫、洪北江諸君子以自矜大，而其言失之不考，大率類此！（見《桃花聖解庵日記》同治十二年七月初五日。）其一生所最長者，在辨體例，明義法；自昌黎、半山皆詆之不遺餘力，以為其文全不知法。今章氏文之傳者，皆冗枝緩漫，氣體緩弱，其不中與韓、王作奴僕，三尺童子能辨之！夫古人文成法立，本無一定之義法也。章氏嚴核稱謂，誠文章之要義，然其中亦自有辨！執而求之，則不能通！蓋稱謂莫嚴於碑誌傳狀，不容一字出入，郡縣官名，一參古俗，皆乖史法。降而至序記，則可稍寬矣；又降而至書問箋啟，則更可稍寬矣。今名稱之古而失實者。有如生員為秀才，舉人為孝廉者乎？然與士友通書問，而必稱之曰某生員、某舉人，則譁然駭矣！名稱之俗而不典者，有如知縣為大令，同知為司馬乎？（唐之長史乃今同知之職，司馬秩在別駕下，略仿漢之都尉而非是。）然與當路通箋啟，而必目之曰某知縣，某同知，則色然慍矣！是惟求其不大戾乎古以病吾文；而因文體之所宜，擇近焉者以不駭乎俗，古人於此，蓋亦有所不得已也！故大令不可稱也。不得已而曰明府。司馬不可稱也，不得已而曰郡丞。生員，則秀才之可也。舉人，則孝廉之可也。若碑版紀載，則確守不可易。此仆為文之旨，而亦嘗取以裁量古今者也！章氏之學，自有獨得處，其議論可取者甚多；浙東西中當推一作家！仆非好詆鄉先生也，而其立旨紕失，亦不能為之諱！」（見《越縵堂駢文》卷口者《譚仲修書》。）辭致峻厲，殆有甚於闓運者焉！而條舉件系，同根煎迫，要不得不令前賢畏後賢也！
然慈銘守康成而宗戴氏；而章氏翹朱子以正戴學，道不同，不相為謀。尚曰固其所爾！亦有揭引章氏，貌同心異，而匡謬發訛，自比諍友者；是則章炳麟、張爾田也！
章炳麟與人論國學，每謂「鄭樵《通志》，章氏《通義》，其誤學者不少；昔嘗勸人瀏覽，惟明真偽，識條理者可爾！若讀書駁雜，素無統紀，則二書適為增病之累！鄭樵所長，獨在校讎、圖譜、氏族數事，其他皆無采，六書尤謬。章氏欲護其短，則雲『創條發刊，未嘗與小學專家絜長短』，（見《章氏遺書》卷四《文史通義》內篇四《申鄭》。）若爾，但作略例可矣；焉用繁辭曲證為邪！章氏雖以謬語，然其用只在方誌。內篇《易教》以佛書本於《羲文》，誕妄實甚！至謂象通六藝，取證尤膚，（見《章氏遺書》卷一《文史通義》內篇一《易教下》。）無異決科之策。且於文人作傳，則斥辨職之言；（見《章氏遺書》卷五《文史通義》內篇五《傳記》。）準是為例，范曄作《後漢書》，習鑿齒作《漢晉春秋》，亦非身居左史，奉敕編定者也。史可私作，不嫌替竊正章，上擬麟筆，獨於《太玄》、《潛虛》，謂其非分，適自相攻伐矣！史德一篇，謂『子長非作謗書，將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人之變』，語亦諦審。至謂『微文譏謗，為亂賊之居心』，（見《章氏遺書》卷五《文史通義》內篇五《史德》。）寧知史本天職，君過則書，不為訕上！又述朱元晦語以為《離騷》不甚怨君。是則屈平哀歌，徒自悲身世耳；逐臣失職，類能為之；何當與日月爭光，而《古今人表》列於仁人孟、荀之伍哉！劉子玄云：『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斯為至言！章氏之論，徒教人以陷耳！其餘陋者，自撰《文德》以為新奇，（見《章氏遺書》卷二《文史通義》內第二。）不悟《論衡》已有斯語。《論衡·佚文篇》：『上書陳便宜，奏記薦吏士，一則為身，二則為人，繁文麗辭，無文德之操，治身完行，徇利為私，無為主者。』文氣出於魏文《典論》而徒推本韓、蘇，何其厚弇古人也！至以莊子為子夏門人，（見《章氏遺書》卷一《文史通義》內篇一《經解上》。）蓋襲唐人率爾之辭，未嘗訂實錄。莊生稱田子方，遂謂子方是莊子師；斯則讓王亦舉曾、原；而則陽、無鬼、庚桑諸子，名在篇目，將一一皆是莊師矣！以《藝文志·平原君》七篇，謂是著書之人，自托儒家，而述諸侯公子請益質疑，因以名篇居首。（見《章氏遺書》卷三《文史通義》內篇三《匡謬》。）不曉平原固非趙勝，藝文本注謂是朱建；建與酈生、陸賈、婁敬、叔孫通同傳；陸、婁之書，亦在儒家；《漢書》明白，猶作狐疑，以此匡謬，其亦自謬云爾！昔人云：『玉巵無當，雖寶非用。』學者喜鄭、章二家言，至杜佑、劉知畿則鮮留意！杜固括囊大典，樸質無華；劉亦精審不作獷語，學之既非驟了，以資談助則不如鄭、章之恢宏，故其棄錄如此！由斯以談亦見學人苟簡專務竊剽矣；故其鋪陳流別，洋洋盈耳，實未明其條系，甄其得失也！往見鄉先生譚仲修有子，已冠，未通文義，遽以《文史》、《校讎》二種教之；其後抵掌說《莊子·天下篇》、劉歆《諸子略》，然不知其義云乎！則知學無繩尺，鮮不眯亂！徒知派別不足與於深造自得者！」（見《章氏叢書·太炎文錄》別錄二《與人論國學書》。）蓋章炳麟之褒彈則然也！
至張爾田則益疾言激論語明六經之出於史，而非六經之即皆史；聲章氏誣聖之罪，不憚作鳴鼓之攻！其辭曰：「章氏著《原道篇》，以謂『集大成者為周公；而孔子刪述六藝，則所以學周公也。』（見《章氏遺書》卷二《文史通義》內篇二。）自此論出，而先聖后聖，始若分茅而設矣！不知周、孔不容軒輊也！孔子以前，不必有周公。而周公以後，則不可無孔子！天不生周公，不過關係一姓之興亡而已；而犧、農、堯、舜、禹、湯、文、武之書猶在也！天不生孔子，則群聖人之道盡亡，雖有王者，無從取法矣！何則？周公思兼三王，監於二代，集犧、農群聖之大成，為一代致太平。孔子則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集周公之大成，為萬世立名教，為一代致太平，則典章制度，不能不詳備。為萬世立名教，則惟典章制度而已，必有其精義存焉！故《周易》，史也，而孔子贊之；《詩》、《書》，史也，而孔子刪之；《禮》、《樂》，史也，而孔子定之；《春秋》，史也，而孔子筆削之；非敢僭越王章也；以為後王製法，不得不然也！夫六藝皆周公之舊籍也；而有經孔子別識心裁者，則今文諸說是也；有未經孔子別識心裁者，則古文諸說是也。今文為經；經主明理，故於微言大義為獨詳。古文為史，史主紀事，故於典章制度為最備。典章制度，乃周公致太平之跡；而我孔子思存前聖之業，有德無位，不能不假周公之舊史製法後王；其中有因乎舊史者；亦有本舊史之文，別創義例者。」（見《史微》內篇卷第八《古經論》。）然則三代以上，帝王無經也，史而已矣！三代以上，帝王無教也，政而已矣！六藝皆三王之典章法度，太史職之以備後王顧問，非百姓所得而私肄也；自「六藝」修於孔子，三代之典章法度，一變而為孔子之教書，而後經之名始立！故經也者，因六藝垂教而後起者也！後世辟儒，其知六藝為史者鮮矣！其知六藝由史而為經者更鮮矣！知六藝為史者，挽近獨一章實齋，可謂好學深思，不隨流俗之士也！然章氏只知六藝之為史，而不知六藝之由史而為經。故其持論曰：「古之所謂經，乃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於政教行事之實，而非聖人有意作為文字以傳後世也。」又曰：「六藝皆周公之典章；孔子有德無位，不敢操製作之權，惟取周公典章申而明之，所以學周公也。」（見《章氏遺書》卷一《文史通義》內篇一《經解》，卷二《文史通義》內篇二《原道》。）夫六藝為周公之典章法度，是固然已！然典章法度，歷代不相沿襲者也。六藝雖周公舊史，苟非經孔子刪定纂修，垂為萬世不刊之經，又何取乎歷代不相沿襲之典章法度以垂教後王也！且如章氏言，則後世會典通禮，其為政教行事之實，豈不更切於周公之典章法度乎？而章氏何以不與六藝並列為經也！既不列會典通禮於經，而獨奉孔子手定之六藝為經，則六藝因孔子而重；而非因周公之典章法度而重，亦可知矣！如此而猶謂孔子不敢操製作之權，何其視聖人不如一鈔胥哉！以鈔胥為聖人，宜其推大成於周公，而不知孔子為萬世之教祖也，欲辨孔子之教，亦惟正經與史之名而已！經與史之區分，政與教之所由判也。由前而言，六藝皆三代之政也，故謂之為史。由後而言，六藝皆孔子之教也，故謂之為經。章氏有言：「周公集典章法度之大成以行其政。孔子集周公之政以明其數。」因以為「政見實用，而教垂空言。儒生崇性命而薄事功，皆由於盛推孔子過於堯舜也！」（見《章氏遺書》卷二《文史通義》內篇二《原道上》。）若然，則垂教者絀於行政矣；政與教，豈可以空言實用分優劣哉！自周公至今日凡幾姓矣，典章法度，未聞仍沿用周公之創製。然而人莫不有親，莫不知孝其親；莫不有長，莫不知敬其長；則自有天地以來，未聞有改焉者也！夫典章法度，所謂政也。孝親敬長，所謂教也。孰可實用，孰可空言，必有能辨之者！若如章氏言，以為政見實用耶？吾未聞後世天下可以實行數千載上周公之典章法度者也體以為教垂空言耶？吾未聞有親可以不孝，有長可以不敬者也！章氏以晚近之人，服晚近之服，言晚近之言；不責人孝親敬長，而望人實行周公之典章法度，亦可謂進退失據矣！（見《史微》內篇卷第八《明教》。）夫一代之典章法度，一代之風系焉，文質異尚如循環；雖以犧、農、堯、舜、禹、湯、文、武之創製，不能歷久而不變；而況周公一王之法哉！（見《史微》內篇卷第八《古經論》。）然則周公之政，歷代沿襲不同者也。孔子之教，天不變，道亦不變者也，天下有敢於更張周公典章法度之人，必無敢於滅裂孔子名教之人！此宰我所以盛推孔子過於堯舜也！宰我之言，見述於孟子。使孟子而崇性命，薄事功，則章氏議之是矣！使孟子而非崇性命，薄事功也；則章氏誣聖之罪為何如哉！其所以然者，由於知史而不知經也！（見《史微》內篇卷第八《明教》。）斯足以明國學之準繩，而當章氏之諍友！（張爾田《史微·明教》篇後題曰：「章實齋先生書，博學詳說，余所服膺。惟斯言則害於道，故敢附於諍友之列，贊而辨之。」）寧得曰「蠢生於木，還食其木」，漫為譬喻，而引以相諷哉！然張爾田特明六藝之由史而為經，而非徑斥「六經皆史」之說，以為巨謬不然也！
乃有發「六經皆禮」之說，而明「六經皆史」之大相剌謬者。是則鹽城陳鍾凡斠玄也！今按鍾凡之言曰：「六經皆古之典禮。百家者，禮教之支與流裔也。上世官師不分，政教合一；凡百製作，莫備於典禮。是故諸夏學術，三古禮隆其極。故禮事起於火化。禮文昭於祭祀。祭禮行於明堂，禮樂政教由是演，制度典章由是出。禮雲禮雲，諸夏道術之濫觴矣！周公集六代之大成，存先聖之舊典，經論製作，備於禮經。禮經者，六籍之大名、百家所由出也！征諸《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又太卜之職，大祭祀，則眠高命龜。凡小事，蒞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凡旅，則陳龜。凡喪事，則命龜。是《易》用諸喪祭遷國師旅諸卜筮者也；則《易》為禮經，此其證矣！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而太師之職：大祭祀，則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朄讀為道引之引）大飧亦如之。大射，率瞽而歌射節。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大喪、帥瞽而而作舊諡。是詩亦用諸饔射師旅喪祭者也；則《詩》為禮經，此其證矣！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又大司樂之職，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乃分樂而敘之，以祭，以享，以祀。是樂所以祀天神四望，祭地示山川，享先祖先妣者也；則《樂》為禮經之明證。《漢志》本《七略》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左史記言，右書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大戴禮》曰：『內史太史，左右手也。』是左史右史；即周官之內史太史。《尚書》、《春秋》，內史太史所掌之籍也。考太史之職：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群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事以次位常。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大遷國，抱法以前。大喪，執法以蒞勸防。內史之職，掌敘事之法。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王制祿。以贊為之，以方出之；賞賜亦如之。是《春秋》為喪祭師旅遷國及會同朝覲之典；《尚書》者，敘事策命制祿賞賜之籍；則《春秋》、《尚書》皆禮經之明證也。故觀於太卜、太師、大司樂、太史、內史，皆宗伯之屬；則其所掌《易》、《詩》、《書》、《樂》、《春秋》皆先王之典禮，昭然若揭，奚待韓宣子適魯而後知《易象》、《春秋》之為《周禮》哉！（《左氏》昭二年傳）故曰：『六經皆古之典禮也。』諸子者，禮教之支與流裔也。考諸《漢志》：儒家出於司徒。《周官》載司徒施十有二教：一曰以祀禮教敬。二曰以陽禮教讓。三曰以陰禮教親。四曰以樂禮教和。又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是司徒以禮教民者也，儒家學本於禮，有明驗矣！道家出於史官。而太史、大祭祀與群執事讀禮書而協事。小史，大祭祀讀禮法。《史記》又謂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莊列傳》）《小戴記》孔子對曾子問禮，一則曰『吾聞諸老聃』；再則曰『吾聞諸老聃』。（《曾子問》）則道家學出於禮有明驗矣！陰陽家出於羲和之官，《周官》馮相氏、保章氏之職，禮官之屬也。《大戴禮》謂：『明堂為天法。』（《盛德篇》）《禮明堂陰陽錄》曰：『陰陽者，王者所以應天。』（引見《牛宏傳》及《御覽》。）蔡邕亦謂：『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上通天象，故十二宮象日辰。』（《明堂月令論》）是以觀象授時，本明堂之大典。陰陽家學本於禮，有明驗矣！名家出於禮官；《周官》大小宗伯之職也。法家出於理官，大小司寇之職也。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司馬遷曰：『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史記·自敘》）陳寵曰：『禮經三百，威義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為表里。』（《後漢書》本傳）故劉氏謂其輔禮制；則名家、法家學出於禮，有明驗矣！墨家出於清廟之守，《周官》巫祝之職也。蔡邕曰：『取其宗祀之貌，則曰清廟。取其堂，則曰明堂。異名同實，其實一也。』（《明堂月令論》）《呂覽》言：『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當染》）則墨家出於禮之明驗也。縱橫家出於行人之官；《周禮》大小行人之職也。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義，以親諸侯。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則縱橫家學本於禮之明驗也。雜家出於議官；《周官》三公之職也。《尚書》言：『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周官》）《呂覽》首陳十二紀；《淮南》亦訓《時則》，並本夏時遺制，為《小戴·月令》之所本。是雜家學本於禮之明驗也。農家出於農稷之官。《國語》載虢文公諫周宣王曰：
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太史順時土陽闡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土乃脈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眚，谷乃不殖。稷以告王。及期，王祼鬯饗醴乃行。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而時布之於農，稷則，遍誡百姓，紀農協功。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國語》）
是后稷播時百穀，必遵太史敬授民時，則農家學本於禮之明證也。小說家出於稗官；《周官》土訓、誦訓、訓方氏、匡人、撢人諸職也。土訓，掌道地圖，道地慝。誦訓，掌道方慝。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匡人，掌達法則，匡邦國而觀其慝。撢人，掌誦王志。凡是諸職，皆所以訓四方，道方誌方慝以詔王國，是小說家學本於禮之明證也。然則諸子出於王官者，其學即莫不原於典禮，故禮學，為道術之根荄，群言之郛廓！六經諸子，莫不由此滋生萌蘗，章學誠不明乎此，妄有『六經皆史』之論。若謂六經掌於史官，應得史稱？不知《春秋》、《尚書》掌於太史、內史；而《詩》、《易》則分掌於太卜、太師；樂掌於司樂；禮掌於宗伯；各有當官，非必史官之專守，（史氏所掌當屬其貳）則不得併名為史。『六經皆史』之說，發自王守仁。章學誠申其說。龔鞏祚更暢言之，謂『任照之史，為道家祖。任天之史，為農家祖。任約劑之史，為法家祖。任文之史，為雜家祖。任諱惡之史，為陰陽家祖。任喻之史，為縱橫家祖。任本之史，為墨家祖。任教之史，為小說家祖。』（《古史鉤沉論》）語半無征，將焉取信！今推尋本柢，正以六經之禮之說。」（見《諸子通誼》卷上《原始》。）則是與章氏之明「六經皆史」者，如別黑白之不同矣！然其以《周官》為根柢，以《漢書·藝文志》為崖廓，則又與章氏無乎不同者也！可謂貌同而心異者焉！於戲！章氏不云乎「古人最重家學，敘列一家之書，凡有涉此一家之學者，無不窮源至委，竟其流別，所謂著作之標準，群言之折中也！」（見《章氏遺書》卷十《校讎通義》內篇一《互著》。）余故備著異議，不憚煩瑣，利鈍畢著，義蘊究宣矣！
博端誦章書，發蒙髫年，迄今四十，玩索不盡。粗述睹記，以為成學治國聞者觀覽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