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書解題及其讀法 · 孟子第三
《孟子》七篇，序《詩書》，述仲尼。（《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擴充之功。（朱熹《論孟精義·自序》）揆敘民物，本之性善；所以佐明六藝之文義，崇宣先聖之指務，王制拂邪之隱括，立德立言之程式也！（趙岐《孟子篇》敘）練撰為篇，發其指意。
【解題及隸經始末】古之賢聖，有所造述，大都系氏以子而為題目；如《漢書·藝文志》載儒家有《晏子》、《曾子》、《孟子》；道家有《鬻子》、《管子》、《莊子》、《列子》；法家有《李子》、《申子》、《慎子》、《韓子》之屬，是也。《孟子》者，蓋孟軻所作之書。孟，氏也。（焦循《孟子正義》曰「孟氏也」，如下雲「出自孟孫」，則與魯同姓。後世姓氏不分，氏亦通稱姓。）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自作也，故總謂之《孟子》。《論語》是諸弟子記諸善言而成編集，故曰《論語》，而不號《孔子》；《孟子》是孟軻所自作之書，如《荀子》，故謂之《孟子》。（何異孫《十一經問對》）其書列於諸子，遭秦火得不焚滅。（趙岐《孟子題辭》曰：「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絀，逮至亡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為諸子，故篇籍得不泯滅。」則是秦人焚書不及諸子也。《論衡·書解篇》「秦雖無道不燔諸子」。又《正說篇》「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與趙岐說合。）《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咸入儒家。唐文宗開成二年，國子學石刻《十二經》，亦有《論語》而無《孟子》，至宋仁宗嘉祐六年，刻《篆正二體石經》，中有《孟子》。《孟子》隸經自此始！（按阮元《孟子註疏校勘記》引據各本目錄中有杭州府學宋高宗御書《石經》殘本，不及《嘉祐石經》，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中有「宋高宗書《孟子》」一條亦不及《嘉祐石經》，葉昌熾《語石》中有「石經」一則稱「宋《嘉祐石經》但有《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左氏傳》合《孝經》為七」然讀何紹基《東洲草堂詩集》中有《寄題丁儉卿新獲嘉祐二體石經冊》七言古一詩題下雲「丁儉卿舍人凡新得宋《嘉祐二體石經》三百七十餘紙，為《易》、《書》、《詩》、《春秋》、《禮記》、《周易》、《孟子》七經，《玉海》等書。述汴《石經》，不言有《孟子》。表章亞聖，自此刻始，是足補史志之闕」則是孟子之有石經蓋斷自宋嘉祐始矣。）然歐陽修撰《唐書·藝文志》，仍以《孟子》入諸子儒家，一仍漢隋《書志》之舊，而不之改也！厥後，高宗南渡，御書《石經》，繩其祖武，不遺《孟子》，而陳振孫《書錄解題》乃以《論》、《孟》同入經類，其說曰：「自韓文公稱『孔子傳之軻，軻死不得其傳」；天下學者咸曰孔孟。孟子之書，固非荀、楊以降所可同日語也。」自是《孟子》乃翹然別出於諸子，而與《論語》並崇為經焉！
【《孟子》之作者】說者不一：有以為孟子自作者，漢儒相傳之古說也；有以為弟子共記者，唐人後起然疑之說也。按孟子自作之說，由來已久，司馬遷《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稱「孟軻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後，作《孟子》七篇。」此先漢古說，明雲「七篇為孟子自作」也。其後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以儒道游於諸侯，莫能聽納其說，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弟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應劭《風俗通·窮通篇》云：「孟軻游於諸侯，所言皆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困殆甚，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尼之意，作書中外十一篇，」皆以為孟子所自撰，與《史記》同。至宋儒撰《孟子正義》引唐林慎思《續孟子書》二卷，以為：「《孟子》七篇，非軻自著，乃弟子共記其言。」韓愈《答張籍書》亦云：「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自是唐人乃有以為「弟子共記」，而不出孟子之自撰者矣！然余讀林慎思《續孟子·序》稱：「孟子書先自其徒記言而著。」其說亦與趙岐之稱「論集所與高弟弟子難疑答問」者無殊指；蓋弟子先撰記所聞，而孟子因論集其書也。《朱子語類》曰：「《論語》多門弟子所集，故言語時有長短不類處。《孟子》疑自著之書，故首尾文字一體，無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然《孟子集注序》說引《史記列傳》，以為《孟子》之書，孟子自作，韓子曰：「軻之書非自著。」謂《史記》近是。而《滕文公》首章道性善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詞」；又第四章「決汝漢」注曰「記者之誤」；又若以為弟子記，與韓愈如出一吻者，弟子以問？朱子答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所就也！」（王應麟《困學紀聞》）閻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曰：「《七篇》為孟子自作，韓昌黎故亂其說；然莫妙於朱子曰：『觀《七篇》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可說。』余亦有一證，《論語》成於門人之手，故記聖人容貌甚悉；《七篇》成於己手，故但記言語或出處耳！」此其駁韓愈之說是矣！顧余讀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曰：「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諡，如齊宣王、梁惠王、襄王、滕定公、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諡。軻無恙時，所見諸侯，不應皆前死！且惠王元年至魯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軻始見惠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後人追為之，明矣。」而若璩則從而為之解曰「卒後，書為門人所敘定，故諸侯王皆加諡焉」；則有當分別論者，何以言之？蓋書中有王而加諡者，曰梁惠王、梁襄王、齊宣王，先孟子而卒者也。有王而不諡者，事皆系齊，疑曰「湣王」。後孟子而亡者也。至滕亡於孟子未卒之前，則孟子及見文公之死而稱其諡，亦無足怪！獨魯平公卒於孟子之後，鄒穆公無考；儻穆公之卒，亦如魯平之在孟子後？吾意孟子所記，必俱如湣王之公而不諡。厥後門人淆誤是懼，乃援滕文公之例，就其可知者，一體加諡以為識別焉耳？（考證詳後。）然則以時君之皆舉諡，而證《孟子》之非自作者，固未為知言也！或者謂「書中於孟子門人多以子稱之，樂正子、公都子、屋廬子、徐子、陳子皆然，不稱子者無幾。果孟子所自著，恐未必自稱其門人皆曰子」。此又不然！按「魯平公將出」章，「樂正子入見」趙岐註：「樂正，姓；子，通稱；孟子弟子也。」（《梁惠王》下）然則子者，自如趙岐所云「男子之通稱」；不必弟子之於師。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孟子曰：「子誠齊人也。」此則孟子自稱其門人曰「子」之證一矣。孟子去齊，有欲為王留行者，客自稱曰「弟子」，而應之曰「我明語子」，此則孟子自稱其門人曰「子」之證二矣。如此之類，難以悉數；何得以此證孟子之非自作哉！
【《史記》之孟子】按《史記·孔子世家》敘生卒出處最悉；而《孟子列傳》闕焉勿詳。就其可考者言之：《六國表》魏惠王三十五年大書曰：「孟子來，王問利國？對曰：『君不可言利。』」（《梁惠王》上「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章）此與《十二諸侯年表》，魯定公十年大書「孔子相」，皆特筆，史公所矜重者！其見於《魏世家》者，曰：「三十五年，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髠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丑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至敝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慾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為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為！』」年事與《六國表》同。是年齊宣王七年，周顯王三十三年，太史公因《秦記》，采《世本》、《戰國策》，著所聞為表，其年系當無大誤。既一年，惠王卒，子襄王立；（《梁惠王》上「孟子見梁襄王」）《表》亦與《世家》同。又十一年，而齊宣王卒，子湣王立。湣王立之六年，宋君偃為王。（《滕文公》下「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章）是年魏襄王卒，子哀王立。又二年而燕王噲讓國於子之。又二年，當周赧王元年，魯平公始立；而噲及子之皆亂死。《燕世家》云：「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恐，將軍巿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因令人謂燕太子，太子因要黨聚眾，將軍巿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巿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將軍巿被死以徇。因構難數月，死者數萬，眾人恫恐，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眾以伐燕。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梁惠王》下「齊人伐燕」兩章，《公孫丑》下「沈同以其私問曰」章、「燕人畔」章）年事與《六國表》同。又二年，為楚懷王十七年，秦敗楚將屈丐；而《楚世家》：「懷王十六年，絕和於秦，發兵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厥為秦楚構兵之始。（《告子》下「宋將之楚」章）此諸國事皆與孟子相涉者。自魏惠王三十五年，至是凡二十四年；當孟子初至梁，梁惠王謂之曰「叟」，度其年當長於惠王。惠王以魏文侯二十五年生，生三十而即位；即位三十五年，年六十五矣。孟子又長於惠王，其游梁殆且七十也。（桐城吳汝綸《孟子考證》）《史記·孟子列傳》稱「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是適梁在游齊之後；而《孟子》書先梁後齊者，此蓋篇章之次，而非遊歷之次也。趙岐註：「孟子冀得行道，故仕於齊，不用而去，乃適於梁。建篇先梁，欲以仁義為首篇，因言魏事，章次相從，然後道齊也。」（見《梁惠王》上「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章。）其言可謂明且核矣！然《史記》「梁惠王不果所言」之後，別無下文；而蘇轍《古史列傳》則曰「先事齊宣王，後見梁惠襄，又事齊湣」則是孟子見梁惠王之前，先游齊，見宣王；而孟子見梁襄王之後，復去齊仕湣王。茲以《史記》載伐燕一事，與孟子互證之，其言可信，蓋伐燕事在湣王十年也。《荀子·王霸篇》謂「齊閔北足敗燕」，其以敗燕屬齊閔，與《史記》合。燕人畔，王曰：「吾甚慚於孟子！」（《公孫丑》下）王不稱諡，蓋謂湣王。湣王走死，在伐燕之後三十年，非孟子所及見。蓋孟子及見齊宣王梁惠王襄王之卒，故並稱諡；而不及湣王之死，故但稱王；可斷言也。然則《梁惠王》下「齊人伐燕」兩章之稱「宣王問曰」，「宣王曰」；蓋承前十章之「齊宣王問曰」「孟子謂齊宣王曰」而誤衍一「宣」字（《朱子語類》謂「湣王后來不好，門人為孟子諱改為宣王」其言迂曲不可信。）耳！「孟子為卿於齊，出吊於滕，王使蓋大夫王為輔行」，「孟子致為臣而歸，王就見孟子。」（《公孫丑》下）凡不系諡者，皆謂湣王。據《史記·六國表》及《田敬仲完世家》，湣王六年，宋自立為王；十年，伐燕；三十八年，滅宋。而《戰國策·宋策》載：「宋康王之時，有雀生。史占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是滕最早為宋所滅，當在「宋自立為王」之初；而滕文公問事齊事楚、問齊人築薛，尚不以宋為患，則又遠在「宋自立為王」之前，意者當在孟子游齊適梁之前耶？然則孟子及見滕文公之卒而稱其諡，殆可斷言！然滕於《六國表》無考。而《六國表》載魯平公元年，則當齊湣王十年伐燕之歲，而「孟子見梁惠王」之後二十二年也。明年，秦楚始構兵，計其時孟子年當九十餘矣；而遇宋於石丘，折之曰「秦楚何說以利」；（《告子》下「宋之楚」章）嘅魯侯之不遇，解之曰「行止非人所能」；浩然之氣，老當益壯！其前後略可考信於《史記》者如此。惟司馬溫公作《通鑑》，乃舍《史記》不之信，而從《竹書紀年》，以魏襄王在位之十六年，歸之惠王為後改元；若曰：「《紀年》魏史出汲冢，所書魏事，必得其真，故從焉。」其後閻若璩作《孟子生卒年月考》以折其說曰：「不然！《紀年》雲『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不知是年秦孝公甫立，衛公孫鞅未相，魏公子卬未虜，地不割，秦不逼，魏何遽徙都以避之耶？即一徙都如此！尚謂其生卒年月盡足信耶！此余之所以信《史記》以信《孟子》也！」溫公舍《史記》而信《紀年》，傎矣！至紀齊年，則又並無依據，奪湣益威，以伐燕歸之宣，以求合於《孟子》；於是齊梁二國年系並失，而《孟子》事始末，無徵不信，末由考見矣！余故采桐城吳氏之說，本史遷傳信之記，疏通證明，折衷諸家，論世者儻有取焉！
【《孟子》之本子】考《孟子》書之最古者，當推西漢《河間獻王本》，《漢書·景十三王傳》稱「河間獻王修學好古，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籍《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是也。然則《孟子》初本為古文矣！惟未著篇數。《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儒家《孟子》十一篇，應劭《風俗通·窮通篇》雲「作書中外十一篇」，是為十一篇本；惟中外篇目不詳。趙岐《孟子篇》敘曰：「《孟子》七篇所以相次敘之意：孟子以為聖王之盛，惟有堯舜，堯舜之道，仁義為上；故梁惠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為首篇也。仁義根心，然後可以大行其政；故次之以公孫丑問管晏之政，答以曾西之羞也。政莫美於反古之道，滕文公樂反古；故次以文公為世子，始有從善思禮之心也。奉禮之謂明，明莫甚於離婁；故次之以離婁之明也。明者當明其所行，行莫大於孝；故次以萬章問舜往于田號泣也。孝道之本，在於情性；故次以告子論情性也。情性在內而立於心，故次以盡心也。盡己之心與天道通，道之極者也；是以終於《盡心》也。」至《題辭》稱「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為政》，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記也。」然後知世所傳《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盡心》七篇為中或曰內；余《性善辨》、《文說》、《孝經》、《為政》四篇為外也。惟趙岐刪其《外篇》，存其《內篇》，著《孟子章句》；是為七篇本。自後傳《孟子》者，壹以趙岐《章句》七篇為本；而外書以久廢閣致亡！其佚文稱引見於漢以前書者；《荀子·大略篇》曰：「孟子三見宣王而不言事。門人曰：『曷為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韓詩外傳》曰：「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夫道二：常謂之經，變為之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為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又曰：「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為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為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遍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髠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污世。夫藝，冬至必雕，吾亦時矣！』」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曰：「『性有善端，動之愛父母，善於禽獸，則謂之善。』此孟子之言。」《史記·淮南王安傳》伍被對淮南王安引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劉向《說苑》曰：「孟子曰：『人皆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又曰：「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楊子法言·修身篇》曰：「《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之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桓寬《鹽鐵論》引孟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又引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應劭《風俗通·正失篇》引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梁武帝《答臣下神滅論》引孟子曰：「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信矣！」蕭子良《與孔中丞書》引孟子曰：「君王無好智。君王無好勇。勇智之過，生平禍患所遵；正當仁義為本！」今七篇書皆無其文，豈所謂《外書》者耶？然趙岐疑其「依放而記」，不為章句，則亦卑之無甚高論！惟漢儒注經，多明訓詁名物；而趙岐之注《孟子》，獨箋釋文句，乃似後世之口義，與漢學稍殊。然孔安國、馬融、鄭玄之注《論語》，今載於何晏《集解》者，體亦如是。蓋《易》、《書》文皆最古，非通其訓詁，則不明；《詩》、《禮》語皆徵實，非明其名物，亦不解。《論語》、《孟子》，詞旨顯明，惟闡其義理而止；所謂「言各有當」也！（《四庫提要·孟子正義》）則亦不必為趙岐病矣！惟趙岐注《孟子》每章之末，括其大指，間作韻語，謂之《章指》；《題辭》所謂「章別其指」；《文選注》所引趙岐《孟子章指》，是也。南宋後，《正義》出，盡刪《章指》正文，仍剽掠其語散入《正義》，明國子監刊《十三經》承用此本，後世遂不復見趙岐元本矣！考《崇文總目》載陸善經注《孟子》七卷，稱「善經刪去趙岐《章指》，與其注之緐重者復為七篇」。（見《文獻通考》。）是刪去《章指》，始於善經，《正義》蓋用善經本也。（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三）雖題「宋孫奭撰」字樣；而朱熹《語類》則謂：「邵武士人假託；蔡季通識其人。卷首載孫奭《序》一篇，全錄《音義序》，僅添三四語耳！其淺妄不學如此！」先是孫奭於宋真宗大中祥符間，奉敕校定趙岐注，因刊正唐張鎰《孟子音義》及丁公著《孟子手音》二書，兼引陸善經《孟子注》成《孟子音義》二卷；就經文及注為之音釋。書中所釋，稱「一遵趙注」；然亦時就《章句》有所證明，存其異同，與陸德明《經典釋文》略相似；蓋以補陸氏之闕，（陸德明《經典釋文》於群經皆有音義，獨闕《孟子》。）而匪以為《正義》。至《正義》則憑臆立說，不惟背經背注，且與《音義》亦時睹攸違；豈有出奭一人之作而忽彼忽此者？以故不為士林所重。朱熹融會諸家之說，撰《孟子集注》七卷，於義理時有發明，而訓詁章指則采趙注為多。其可考見者，書中人名，惟盆成括告子不從趙注學於孟子之說，季孫子叔疑不從二弟子之說，余皆從之；書中字義，惟「折枝」訓「按摩」之類不取趙注，余亦多取之。蓋趙注雖不及後來之精密，而開闢荒蕪，俾後來者得循途而深造，其功要不可泯也。清儒治經，邁冠往古！阮元仿宋板《十三經》重刻於豫章，而《孟子》之《趙氏章指》，遂復繫於章末之舊；焦循因之，撰《孟子正義》十四卷，薈萃清儒顧炎武以下六十餘家之說，疏明趙註：儻趙氏之說，或有然疑，不惜駁破以衷一是；至諸家或申趙義，或與趙殊，或專翼孟，或雜它經，兼存備錄，以俟參考。可謂孟子之忠臣，趙注之諍友矣！然《孟子》今本，有卒不能復趙岐之舊者！趙岐《題辭》謂「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今按孫奭《音義》標《梁惠王》上七章，下十六章；《公孫丑》上九章，下十四章；《滕文公》上五章，下十章；《離婁》上二十八章，下三十二章；《萬章》上九章，下七章；《告子》上二十章，下十六章；《盡心》上四十七章，下三十九章，共為二百五十九章；而以《章指》計之，《盡心》下篇止得三十八章，則共為二百五十八章，較《題辭》所云少三章。又梁惠王共五千二百六十四字，《公孫丑》共五千一百四十二字，《滕文公》共四千九百八十字，《離婁》共四千七百八十九字，《萬章》共五千一百五十四字，《告子》共五千二百二十三字，《盡心》共四千六百七十四字，七篇共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六字，較《題辭》所云多五百四十一字。則是今本《孟子》之字多而章少，有不同於趙岐者也！然舊書古簡，脫漏居多，唐宋後之本，應減於漢，否亦不能加多。今茲剩字，得毋有後人所羼入者乎？
【《孟子》之讀法】讀法一如《論語》，每次作一意求之；虛心涵泳，切己體察，久而久之，必自有會。姑以鄙意，擬為讀法：
第一，明其立言 孟子曰「我知言」，然則讀孟子之書，何可不知孟子之言！《孟子》一書，游文六藝之中，留意《詩》、《書》之際，敦教化，明人倫，此與《論語》同者也。然而有不同者；《論語》氣平，《孟子》氣激。《論語》辭約而意盡，《孟子》氣盛而言宜。《論語》之發語用噫，《孟子》之發語用惡。《論語》正言莊論，多法語之言；《孟子》比物托興，喜巽與之辭。《論語》短章多，長章少；惟《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四子侍坐言志》、《季氏將伐顓臾》兩章最長。《孟子》長章多，短章少；惟「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前後數章最短。此修辭之不同也。《論語》只言性，而《孟子》直道性善。《論語》只言仁，而《孟子》兼明仁義。《論語》只言志，而《孟子》深論養氣。此樹義之不同也。孔子之稱弟子以名，孟子之稱弟子曰子。孔子弟子自稱名，孟子弟子如萬章、咸丘蒙有自稱吾者。孔子弟子稱孔子曰子，孟子弟子稱孟子曰夫子。孔子弟子，問仁者七，問孝者三，問政者六；而孟子弟子所問皆不及此，此酬對之不同也。至衡政持論，詳於法制，體國經野，具有規模；則與《論語》又有不同者！蓋《論語》之論政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尚王而未言制；而《孟子》則明王道而言制之所宜。治地莫善於助，仁政必始經界，班爵制祿，敷言秩如，蓋《論語》二十篇之所未有！徒以井田封建，所言殊於《周禮》，知於古未必有徵；特《孟子》托古改制之烏托邦爾！
第二，籀其性理 「孟子道性善」，世人之所知也；而孟子之所以道性善者，則或世人之所未知。其一「孟子道性善」之方法。「孟子道性善」之方法有二：一以「故」言性。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離婁下》）朱熹註：「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跡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此孟子以「故」言性之說也；〔此其說可以法蘭西學者古惺（Coucin一七九二——一八六七）之論心理學明之。古氏以為「哲學必自事實始。此事實乃供給哲學以入思辨之境涯之機會者也。心理學不過為入形上學之橋樑。形上學乃最優之科學也，科學之科學也。科學之對象為實體乃至不變化永久之實在也，而其研究之方法則依觀察，而觀察之工夫則不能有何等之科學，故可謂吾人乃觀察精神之事實而窮究其所以蘄到達絕對之原理。心理學之方法乃充此職役者也。易言以明之，即以後天之方法得認先天之原理者也」語見北京大學出版《西洋倫理學史》〕「孺子入井」，（《公孫丑》上「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敬兄敬鄉人」，（《吿子》上「孟季子問公都子曰」章）皆孟子之所謂「故」也。二以「情」證性。孟子好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言性，皆「情」也；「情」之為言，「性之感」也。《荀子·正名篇》曰：「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論衡·初稟篇》曰：「情接於物而然者也。」蓋「生之謂性」；而「情」則性之發。「性」不可見，而「情」可見，故以情證性也。此孟子道性善之方法也。其二孟子道性善之界說。孟子道性善，只限於人，而物非所論。其《告子》「杞柳杯棬」一章，論人性之不同於植物；「生之謂性」一章，論人性之不同於動物；「性猶湍水」一章，論人性之不同於無生物，故嘗見意於「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一章曰：「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蓋人之性善，而物之性不必皆善；人之性可率，而物之性不必可率。此孟子之所為「明」所謂「察」，不可不察也。其它曰「存心」，所以繼性之善也。《易·繫辭傳》曰：「繼之者善也，存之者性也。」而孟子則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離婁》下）「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歟？」（《告子》下）曰「養氣」，所以涵情之發也。雖然，孟子之所謂「氣」者，何也？曰「情之衝動」是也。（《公孫丑》上「氣體之充也」趙岐註：「氣所以充滿形體為喜怒也。」）情之為言，性之感也。德之哲家康德曰：「世界無制限純粹之善，惟具『善意志』而已。『何謂善意志？』曰：『為理性之故而從理性之意志，是已。為義務之故而行義務之意志，是已。此乃不為感情所驅使，而率由理性之命令之意志也，非可由感情慾望而決定者也。儻以悲憫之情，而為施予之慈，是則情感之驅迫而然，不得為道德之行為也！必絕情祛欲而後可以言道德。』」則是謂情感與理性不相容也。夫人之激發於情感，並心一決，固有莫之為而為，沛然莫之能御者，故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使不「配義與道」，人慾之橫流，厥禍有酷於洪水！雖然，孟子不云乎！「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則是理性可以養感性也。又曰「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則是感性可以配理性也。（《公孫丑》上「夫子加齊之卿相」章）是理性與情感非不相容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情之善，征於情之發；而康德則以情為不善，非絕情祛欲，不足以言道德。清儒戴震有言曰「後儒不知情之至於纖悉無憾，是謂理」；（《戴東原集·與某書》）其康德之謂乎！戴震又曰：「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而天下治。君子之自治也，情與欲，使一於道義。」（《孟子字義疏證》）孟子「集義」之功，「情與欲，使一於道義」而已。要之「浩然之氣」之為「至大至剛」，此盡人之所同；而「配義與道」之「以直養」，則孟子之所獨矣！余故特表而出之。
第三，考其辯諸子 孟子好辯，而辯諸子之見孟子書者；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滕文公》上）有墨者夷之，（《滕文公》上）宋。（《告子》下 按《莊子·天下篇》雲「墨子真天下之好，宋鈃、尹文子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見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有為縱橫之術者景春。（《滕文公》下「趙岐註：景春，孟子時人，為縱橫之術者」）有《史記·滑稽列傳》之淳于髠曰（《離婁》上《告子》下）有《史記·貨殖列傳》之白圭曰：（《告子》下）乘間抵巇，辭氣鏗訇，此其指名者也！其不指名者，陳澧《東塾讀書記》曰：孟子「距楊墨」，（《滕文公》下）楊朱，老子弟子，距楊朱，即距道家矣！「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離婁》上）朱注以為「孫臏、吳起、蘇秦、張儀、李悝、商鞅之類」，則兵家、縱橫家、農家皆距之矣！「省刑罰」，（《梁惠王》上）可以距法家。「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歟？」（《告子》上）可以距名家。「天時不如地利」，（《公孫丑》下）可以距陰陽家。「夫道一而已矣」，可以距雜家。「齊東野人之語，非君子之言」，（《萬章》上）可以距小說家。而距兵家為甚！其可考見者，如《公孫丑》上「天時不如地利」章，《離婁》上「求也為季氏宰」章，《告子》上「魯欲使慎子為將軍」章，《盡心》下「不仁哉梁惠王」章，「春秋無義戰」章，「盡信書不如無書」「有人曰我善為陣」章，皆距兵家言也！一縱一橫，論者莫當，此亦《論語》之所罕見！蓋孔子以攻異端為害，而孟子以辟異端自任；此孟子之所為不同於孔子。而楊墨者，尤孟子之所力距！然孟子之言仁義，蓋即兼權楊墨之說，何者？「義」從我羊，誼取「善我」；非即「楊氏為我」之指乎？「仁」從人二，訓為「人偶」；非即「墨子兼愛」之義乎？蓋孟子之所為「距楊墨」者，惡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盡心》上）然則自孟子之言推之：徒「仁」而不制「義」，則舍己而以徇人，人情之所難能也！（按《莊子·天下篇》曰「墨子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徒「義」而不體「仁」，則背群而私利己，人道或幾乎息矣。徒「義」而不體「仁」者，楊氏之「為我」也！徒「仁」而不制「義」者，墨子之「兼愛」也！為蔽不同，「執一」則鈞！孟子「執中」，故交譏焉。特是孟子言仁義，而距楊墨者，謂其「充塞仁義」也。然老莊絕仁棄義，而孟子不置一辭者，何哉？於戲！孟子不云乎：「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盡心》下）朱熹集註：「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而王弼《老子注》曰「仁義禮知不能獨用，必資道以用之」，與孟子如出一吻。蓋道德者，仁義禮之大全；而仁義者，道之一端。老莊之學，抱一而體玄，故以道為本；孔孟之教，明體而達用，故以仁義為言，而要其歸曰「志於道」：此孔子之所以竊比老彭，而孟子之於老莊所為存而不論也歟？
右論三事，聊當舉隅；雖指要或有未盡，而宏綱亦庶無遺，引端竟委，俟諸異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