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如講稿 · 四如講稿卷六

宋　黃仲元　撰 《春秋發題》 孔子曰：「文不在茲乎？」又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此夫子述六經之本義。然自陳衛歸魯時年六十八矣，而《春秋》之修獨後諸經。他經令弟子編集而後聖人為之裁正，《春秋》決聖人親筆削，故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春秋》之名，非夫子名之，亦非魯史名之。古者事為春秋，意上古以來皆然，特其書不傳爾。韓宣子所見周《春秋》也，以魯公紀元魯《春秋》也，夫子所修者是已，不然，則宣子所見平王以前之《春秋》，東遷以來魯無有矣。總一歲上下而謂春秋，此亦天地間自然名字，當如此。但既經聖人手，平心直記，言約事實，善惡自見，無非天理之自然。 說《春秋》者，於千百載之下，而欲逆推千百載聖人之心，又恐夫子當時之意或不如此，不若以夫子之言斷《春秋》，只把《論語》一書便自好看。《堯曰》歷敘堯舜禹湯武之傳，自謹權量而下，皆是王道繩墨，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是《春秋》張本。《八佾》一篇多寓微意，而「不如諸夏之亡」一句，使人凜然。齊晉譎正二字，與夫「如其仁，如其仁」之稱，「微管吾其」之嘆，斷盡伯者功過。至謂「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蓋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蓋三世希不失矣」，而《春秋》始中終備矣。故有隱桓莊閔僖之《春秋》，有文宣成襄之《春秋》，有昭定哀之《春秋》。自隱之元至僖之末，凡九十六年，而天下成乎伯主；自文之元至襄之末，凡八十五年，而天下成乎大夫；自昭之元至哀之末，凡六十一年，而天下成乎裔夷。世道三變，《春秋》於是終焉。 大抵《春秋》一經，開卷純是亂世時事，王室之盛衰，諸侯之離合，裔夷之更代在焉；世家之始終，制度之沿革，禮樂之變更在焉；天人之應驗，氣數之轉移在焉。此皆關於世變之大，《春秋》傷之。竊嘗以天意觀《春秋》時，正如開賭場相似，齊並國多少，晉又並國多少，楚又並國多少，如魯、如鄭、如宋各有所並，恰如賭場中得大小采，到得卷盡時，並更未了，在這世界安得不亂？但當時小國介於大國，奔命不暇，猶足自維持數百年，此勢又如稻塍，各有界分約束，卒不能壞，不比後世如萬頃陂，要起卒起不得，一起遂洶湧，更沒奈何。自周之東，桑之落矣，其黃而隕，王室之亂凡四，猶綿延二十四君不絕如線，蓋自平王而下，皆庸君也，雖非大惡，而天下之為惡者皆得以肆其惡，故中間有許多爭奪。周之亡雖緩，而當時民生之害亦深。 又嘗以地氣觀《春秋》時，齊強而伯，其氣兆于山東，逮河則晉伯，宋暫一哄，又逾而西，穆公盛矣，而楚在荊湖南北之間，崛強久矣，而礙於齊晉，晉衰而楚伸矣，吳興於東南，吳興而齊楚二方有難，越繼起而吳歇，此亦非偶然者。 又嘗以人事觀《春秋》時，何異一傀儡棚，入《春秋》初，諸侯爭哄，更無統屬，及伯者興，方有畏憚，齊桓與楚爭一鬨而散，晉文又與楚爭，齊楚之爭不久，晉楚之爭甚長，然終至於和而後已，晉楚方已，吳又興矣，吳楚既一鬨而散，越又一哄，魯於隱之世猶能令，齊桓之世始與齊抗，莊閔僖之世常事齊，僖之末至文宣常事晉，成襄昭兼事楚，定哀事吳，哀事越，哄則與之俱哄，和又與之俱和，可付一笑。夫天運於上，先春後秋，未嘗一年錯繆，而地氣迴轉，東趨而西，西趨而南，北之間又趨而東南矣，人又陸梁叫號其間，紛紛擾擾，靡所寧止，謂之何哉？故二百四十二年間，純乎剝者也，陰愈進，亂愈甚。或猶曰：「《春秋》之極而有麟焉，可以觀性與天道矣。」吁，緬哉！邈乎！邈乎！緬哉！ 《春秋》為麟而起，止乎？為臣子而作乎？夫子不幸生乎王法不行，亂賊橫恣之世，筆削魯史之志久矣，然猶冀列國之君有能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以仗討賊之義，至於齋沐之請不從，然後知天理民彝將盡泯滅，於是不得已修魯史，獲麟之事適值其年，又當其會，而公羊指為夫子作經之證。漢儒假託讖緯，遂謂獲麟之後，得血【闕】書端門之命，使子夏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而成，始於春，成於秋。杜氏亦承餘竅，因謂所感而起，所以為止。然則當時若不獲麟，《春秋》可無作乎？孔子修《春秋》，但書獲麟，孟子正人心章明言臣子亂賊，孔子作《春秋》，後學不信孔孟而信漢儒，此邪說所以壞經也。昔胡氏《春秋傳》成，朱晦庵曰：「直是夫子親出來說，方敢盡信。」仆謂《春秋》為請討陳恆而作，雖夫子再生，亦必曰然。若夫《春秋》之終，適值衛輒來奔，聖人特筆一事於其末，此正夫子正名之義【讀《論語》二章自見】。左氏去孔子之世為近，故傳《春秋》終於此，筆得其實也。杜學左氏者，不信左氏而信公羊，以為弟子採摭獲麟後事以續夫子之經，孔門子夏一辭莫贊，他弟子必不若是謬妄，是則《春秋》之作止也，不可不辨。 《五伯》 五伯之稱有三。杜預注左氏曰：「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趙岐釋孟子曰：「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荀子《王伯篇》曰：「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按《史記》，《楚世家》昆吾夏之時嘗為侯伯，桀之時湯滅之；彭祖氏殷之時嘗為侯伯，殷之末世滅彭祖氏。左氏傳范宣子曰：「昔匄之祖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杜注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伯。論三代時五伯，杜之說非遠而無據，謂之伯者，天子命之以長諸侯，如齊桓、晉文亦是周王命之為伯。自霸之名立，則是以智力把持天下，爭雄中國。宋襄圖霸不成之君，盂之會楚人執之，釋之如戲嬰兒，是以不得志乎泓，何嘗可謂之霸？荀卿生於戰國，去五伯為甚近，其言似足信，考之於經，吳則黃池之會兩書于越入吳，卿之言近矣，而未盡也。 論春秋五伯，當以《史記》為證。《史記》自東遷以前皆紀周事，東遷以後雜記諸侯，凡齊桓、晉文、秦穆、楚莊一一具載，所以見伯□與王室相為盛衰。遷之言曰：「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強並弱，齊楚秦晉始大。」蓋為書齊桓、晉文、秦穆、楚莊張本，則宋襄之不列於五伯明矣。及《吳世家》卻載夫差十四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以全周室，則五霸合以齊桓、晉文、秦穆、楚莊、吳夫差為五【此有漢史可證，漢史注五伯有三表適成強於五伯，師古曰：伯讀曰霸，五伯謂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諸侯王表衰則五伯扶其弱，師古曰：此五伯謂齊桓、宋襄、晉文、秦穆、吳夫差，地理志春秋時五伯迭興，師古曰：此五伯齊桓、宋襄、晉文、秦穆、楚莊。今以春秋始末考之，合以夫差與桓文穆莊為五】。 今考《春秋》，齊之霸以僖九年葵丘之會而盛，晉之霸以僖二十八年踐土之盟而盛，秦之霸以文三年焚舟之役而盛，楚之霸以宣十二年邲之戰而盛，吳之霸以哀十三年黃池之會而大。故莊僖而後，政出齊晉，聖人書法自是一變；文宣以來，權在秦楚，聖人書法自是再變；吳自成七年伐郯始見於經，自是而後，聖人書法又三變矣。蓋至於黃池之會而極，《春秋》所以以是終焉。 雖然，《春秋》經於文三年第書「秦人伐晉」，何嘗有一大盟會霸諸侯？誰謂《春秋》而與秦霸？邲之戰，晉師大敗，以夷狄而敗中國之師，此《春秋》之所深痛，誰謂《春秋》而與楚霸諸侯？泯泯制命在吳，吳之會莫盛於黃池，而其亡也，亦自黃池之會，誰謂《春秋》而與吳霸？秦、楚、吳皆夷也。說《春秋》者，只當論齊、晉二伯，不當言五伯。賓媚人言四王之王，五霸之霸，孟子言五霸三王之罪人，是合三代時說。夫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此二句固是二伯斷案，然筆削之際，明示萬世法戒，略不少假於二伯。葵丘、踐土例書曰「盟」，則盟誓豈仲尼之所取？而其罪又在於致宰周公與召天王，當周不競，所賴扶持王室者二伯也。小白不朝，重耳召狩，《春秋》又何望哉？誰謂《春秋》而與齊、晉？大抵《春秋》借事明義，有可以為人君之訓者，有可以為人臣的訓者，有為人父立法者，有為人子立法者，不明此義，區區計二伯之優劣，與謂《春秋》為五伯之刑書者，皆非深知《春秋》者也。 《易書詩春秋》 經者，載道之書，亦論世之書。讀經者，不論其世，可乎？儀禮非完書，樂缺逸無傳，六典或疑為莽之事、歆之文，禮記又雜出漢儒之采綴。且以易、書、詩、春秋言之。 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此一句是易中總腦處。干、姤、坤、復、泰、否、既、未，陰陽迴旋，民生與焉，這是世道大憂患。伏羲先天一圖，勘破於倚伏之中，但未有文字寫出。文王系彖辭，便思所以處天下之憂患，明夷又自處一身之憂患。周公系爻辭，有吉凶、有悔吝，又一爻有一爻之憂患。夫子十翼，觀變玩占，又是教人處憂患。學者讀易，反身修德，思憂防患，於幹當恆易以知險，於坤當恆簡以知阻，干之惕厲、亢悔，坤之堅冰、戰野，一一是處憂患，六十四卦皆當如此看。盡觀六畫，默參人事，泰與既濟，把做堯舜禹湯文武成康時看；否與未濟，把做春秋戰國時看；干之姤，把做晉與三十國與唐宋五代時看；坤之復，把做秦漢隋唐交接時看，方解得環中意。有天下者，善變之，則否為泰，未為既，姤為復，坤為干矣。 書於虞夏，渾渾；商，灝灝；周，噩噩，氣象自是迥別，時世亦大不同。堯不能無水患，舜不能無征苗，甘之誓，逆境也；洛之畋，危機也；鳴條之師，又一亡一存，一廢一興矣。太甲桐居，前此所無；盤庚五遷，澒洞幾不可掇；祖甲立而周文已生，微子遁而天命既錯矣；武告成，箕陳范，前編後系，既有所屬，三監、淮夷之畔，猶多外懼內憂，卜澗、卜瀍，方歸奄，多士、多方，不作頑者猶未必格，忱者猶未必勸，錫晉圭瓚，雖存周舊，東遷於此乎始；二誓之錄，非望魯也，非喜秦也，傷周之不復興也。試自堯典至文侯之命，商略古人所以處興亡盛衰之變，大抵有人則濟，無人則否，皋夔、稷契、伊傅、周召輩，人天之生不數數也。 詩以變風繼二南，家道之失常也；列衛而著邶鄘，吞併之始也；諸侯相併，則無周鄭與王俱東，故王鄭次之；周一東而齊晉迭伯，齊先晉後，晉衰秦伯，秦歇楚興，滅陳而縣，故齊、魏、唐、晉、陳又次之；詩亡而亂極，鄶曹所以思治亂，極而治必有救亂者出，救亂而歸之正，故豳為變之終、雅之始。文武憂勤者也；成王持守者也；六月諸詩，雖中興之基，亦易衰之漸；節南山以下，由朝廷而四方，既先慢其經界，又並與禮樂刑政蕩然棄之；漸漸之石、苕之華、何草不黃，尚忍言哉；卷阿後，唯雲漢、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常武，略有興復規模，以后稷、公劉數世積累之艱難，宣以前厲壞之，宣以後幽壞之，故幽之後無雅，成之後無頌。聖人序詩，蓋專為西周設也。詩亡然後春秋作。 春秋始周鄭，中齊晉，終楚吳越。入春秋，魯最強大，猶能令，齊桓而下，齊魯始抗，莊閔僖之世，魯常事齊，僖之末至文宣，魯常事晉，成襄昭兼事楚，定事吳，哀事越；鄭介於齊晉楚之間，齊始伯，晉次伯，鄭奔命二伯國與楚之不暇，齊晉與楚為敵者，齊晉衰而楚強，楚微則吳盛，吳弱則越大。晉之伯異齊遠甚，桓之正尊王室，文之譎微王室，無桓周滅，有周桓賊桓，卒伯衰，周之不幸，以桓之不幸也；桓之不幸，以管仲之不幸也。雖然，隱桓莊閔僖之春秋，此一時也，天下成乎伯主者，九十六年；文宣成襄之春秋，又一時也，天下成乎大夫者，八十五年；昭定哀之春秋，又一時也，六十一年間，世道大變，而春秋亦異論。而至此，易不必說九六，說蓍衍，說象數，須曉得世運未有純陽而無陰之時，亦未有純陰而無陽之時，氣化相禪，豈人能測；書不必說制度，說禮樂，說政刑，須曉得商革夏，周革商，是一大盛衰，三代中間凡幾變故，又是小小盛衰，此幾至可畏也；詩未便說比賦興，說鳥獸草木，且看如何是二南時詩，如何是變風時詩，如何是幽厲時詩，畢竟有個大關節處；春秋未便說夏時周月，說名氏地理，且看春秋有齊晉時如何，畢竟是一犬斷案。合而觀之，天地中間，治日常少，亂日常多，人事得失，趨亂常易，趨治常難。書之秦誓，即易之未濟也；詩之王風，即書之文侯也；春秋之魯隱，又詩之自幽王以後也。天時迭為消長，聖經更為污隆，時之既往，億千萬年，時之未來，億千萬年，聖經無一日而不在天地間，各有生長收藏，使有通乎四經者，古今之在天地間，只一旦，莫天地終乎終，安知天地不始乎始，亦可因斯文而觀世變矣。 《經史》 夫子未生之前，易、詩、書、禮樂有之矣，春秋則魯史之舊也。夫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初自齊反魯時年四十三，自衛歸魯時年六十八矣。乃敘書傳，禮刪詩，正樂，序易彖、系、象、說卦、文言，及庚申西狩，始修春秋，則夫子經成於暮年，易最後，春秋又其晚筆。然聖人述作之意，盡在魯論二十篇。作者七人，所以推原前聖創始之由，述而不作，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附昔賢之列。吾不試，故藝，言道不見用於當時，故修六藝以詔來世。小子成章，不知所裁，此為著述而發。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此欲定四經時語；語太師，樂雅頌得所，關雎之亂，不淫不傷，三百一言，曰思無邪，此正刪詩時語；泰伯篇末，堯曰首章，歷歷敘堯舜禹湯文武之盛，此蓋定書時語；杞宋文獻足，則能征，周監二代，鬱郁乎文，在齊聞韶，武未盡善，明禮正樂於此乎見；加我數年，五十學易，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文王既沒，文不在茲，贊易十翼，於此乎始；告公與二三子，適值獲麟之歲，於是志在春秋矣；禮樂征伐，自諸侯而大夫而陪臣，三桓之子孫微，齊晉之正譎，此又修魯史時語，而時輅冕舞，又損益以為百王大法，夫子之深謀遠慮乎哉！惜也，年運既往，生不留今，秦之焚民間書耳，項之炬博士所藏燼矣。詩則後儒以聖人之所刪者雜之書百篇，而亡其半；禮逸而以小戴書官待世；樂咸無焉；易有墜簡，有脫字；春秋經文殘缺可疑，於是六經遂為不完之書。然禮樂與易經也，而詩、書、春秋史而經也，闕其疑而守其信，是在善學者之自得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