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 · 第九章 文學史上之司馬遷
一 《史記》是中國的史詩
常有人說中國沒有史詩，這仿佛是中國文學史上一件大憾事似的，但我認為這件大憾事已經由一個人給彌補起來了，這就是兩千年前的司馬遷。
不錯，他把縉紳先生所不道的事加過了選擇，然而在《五帝本紀》中終於記載了上古的傳說（像黃帝、堯、舜的故事），在《封禪書》中也多少繪出了古代的神話，即在其他文字中也保存了一大部分春秋、戰國、秦、漢間的傳奇。保存古代史詩材料的，就是他。
誠然以形式論，他沒有採取荷馬式的敘事詩，但以精神論，他實在發揮了史詩性的文藝之本質。這是就他創作的本身論又是如此的。
試想史詩性的文藝之本質首先是全體性，這就是其中有一種包羅萬有的欲求。照我們看，司馬遷的《史記》是做到了的。他所寫的社會是全社會，他所寫的人類生活是人類生活的整體，他所寫的世界乃是這個世界的各個角落。
史詩性的文藝之本質之第二點是客觀性，這就是在史詩中作者要處於次要的隱藏的地位，描寫任何人物，無論邪惡或善良，描寫任何事件，無論緊張或激動，而作者總要冷冷的，不動聲色，在這點上，司馬遷也做到了。他可以寫典型的小人趙高，但也可以寫仁厚的公子信陵，他可以寫楚漢的大戰，但也可以寫魏其、武安的結怨；他可以寫許多方士之虛玄弄鬼，但也可以寫灌夫之使酒罵座；他可以寫堅忍狠毒的伍子胥，但也可以寫溫良爾雅的孔子；他可以寫將軍，可以寫政客，可以寫文人，可以寫官僚，又可以寫民間的流氓大俠；這些人物也有為他所痛恨的，也有為他所嚮往的，但他寫時卻都是一樣不苟，他只知道應該忠實於他的藝術而已。有些場面，在讀者或者已經忍不住恐怖或悲傷了，但他冷冷地，必須把故事寫下去。他很巧妙地把他的主觀意見和客觀描寫分開，對於前者，他已經儘量地劃出，寫在本文之外，而歸入贊或者序里。
史詩性的文藝之本質之第三點是發展性，那就是一個人物的性格發展，或者一件事情的逐漸形成。他又做到了。他寫的李斯，是如何一步步下水，如何為了官祿地位，而和趙高合作，又如何終於為趙高所賣，那是寫性格發展之最佳的例證。他寫的魏其、武安之逐漸生怨，而灌夫之使酒罵座之逐漸爆發，這又是寫事態的發展之最好的標本。他善於寫一事之複雜的因素，以及這複雜的因素之如何產生一種後果。
最後一點，我們不能不說，史詩性的文藝之本質在造型性。這更是司馬遷所拿手，他天生有種對事物要加以具體把握的要求。諸侯之沒落，他是說他們或乘牛車；國家的富庶，他是說倉庫里的米已經腐爛，而穿錢的繩子是已經壞掉了。他寫女人就是女人，驪姬、鄭袖都純然是女子的聲口；他寫英雄就是英雄，項羽是典型的青年男性。他寫的馮唐，絕對是一個老人；他寫的公孫弘，絕對是一個精於宦途的官僚。他寫的李廣，定是一個在性格上有著失敗的悲劇的人物；他寫的周勃，便又一定是一個粗鹵無謀的勇夫。
同時難得的，他之寫成他的史詩並不是專在謹細上用功夫，卻在於他之善於造成一種情調，一種氛圍。他同樣寫戰場，韓信作戰是軍事學識的運用，項羽作戰是憑才氣，而衛將軍、霍去病和匈奴作戰那就是憑運氣了，這三個不同的戰場，司馬遷便都能分別地寫成不同的氛圍。他同樣寫失意，寫項羽之敗是由於太剛必折，寫李廣之敗是一個才氣不能發展的人之抑鬱，寫信陵之敗卻是一個沒受挫折的人之逢到不可抵抗的打擊；而屈原之敗，則仿佛哀怨無窮；孔子之敗，卻又似乎始終屹然而立了。這些濃淡不同的陰影，便都系諸司馬遷所造成的情調。
文學家之造成情調，是要歸功於他之控馭文字的能力的，那就又不能不讓人想到司馬遷之運用語彙的從容，以及遣詞造句之創造的氣魄了。
就抒情方面說，司馬遷也許是一個最主觀的詩人，但就造型藝術說，司馬遷卻能儘量地維持他對於藝術的忠實，於是中國便有了無比的史詩性的紀程碑——《史記》——了。
二 《史記》與中國後來的小說戲劇
以司馬遷的史詩之筆，他可以寫小說。事實上他的許多好的傳記也等於好的小說。自來在對司馬遷以古文大師視之之外，也就有一種把《史記》當作小說的看法。不過這看法並不早，大概始於明，大盛於清，又為近代人所強調。這種看法原不錯，司馬遷原可以稱為一個偉大的小說家呢。
假若照我的看法，中國小說史可以分為五個時代，一是小說之名未確立，大家認為小說是瑣碎雜說的時代，這時代包括先秦到漢。二是志怪時代，那就是漢魏六朝。三是傳奇時代，從隋唐到宋。四是演義時代，從宋到明清。五是受歐洲小說影響時代，那就是現代。現代沒有完，我們不敢也不能有總括的說明。其他四個時代卻都有一種演化的共同點，那就是大都是由神怪而到人情。例如第二個時代中是以《神異記》、《十州記》那樣的書開始，而最高峰卻是《世說新語》。第三個時代是以《白猿傳》、《古鏡記》那樣的神怪開始，而最高峰卻是《鶯鶯傳》那樣的人情小說。第四個時代亦然，最高峰便是《紅樓夢》一類寫實的人情小說。而在第一時代中，假如以《莊子》那樣的神怪寓言作為開端，而司馬遷的《史記》便恰又代表一個最高峰，乃是中國小說史上第一期中的寫實的人情小說了。
同時司馬遷也確乎是生在中國小說史上有意義的時代的，因為那同時便有一個大小說家虞初，說不定他們見過面，虞初的有些材料是得之於他的！
這是就司馬遷的《史記》本身說是如此，倘若就以後的影響說，不但《東周列國志》、《西漢演義》等頗有自司馬遷的《史記》中採取了的材料，就是司馬遷寫的司馬相如、卓文君的故事，便也很像給後來的戀愛小說作了先驅，而朱家、郭解的故事也直然是《水滸傳》一類小說的前身。《聊帝誌異》中的「異史氏曰」，那更是仿效《史記》中的「太史公曰」了。過去的小說家，在意識上或不意識上，受司馬遷之賜，恐怕是不可計量的。
同時因為司馬遷的《史記》富有那末些傳奇的材料之故，也成了後來戲曲家的寶庫，試看《元曲選》中的：
鄭廷玉《楚昭王》 紀君祥《趙氏孤兒》
高文秀《誶范叔》 無名氏《賺蒯通》
李壽卿《伍員吹簫》 無名氏《凍蘇秦》
尚仲賢《氣英布》 無名氏《馬陵道》
《元槧古今雜劇三十種》中又有：
鄭光祖《周公攝政》 狄君厚《晉文公火燒介子推》
金仁傑《蕭何追韓信》
《脈望館鈔本元曲》中另有：
李文蔚《圯橋進履》 楊梓《豫讓吞炭》
鄭光祖《伊尹耕莘》 丹丘先生《卓文君私奔相如》
高文秀《澠池會》（《錄鬼簿》、《正音譜》作《廉頗負荊》）
這是現存的一百三十二種元劇中之十六種採取自《史記》故事的劇本。還有逸套見於《雍熙樂府》中者二種：
趙明道《范蠡歸湖》 王仲文《漢張良辭朝歸山》
而京劇中之：
《渭水河》 《武昭關》
《八義圖》（或稱《搜孤救孤》）《文昭關》
《戰樊城》 《浣紗計》
《長亭會》 《魚腸劍》
《澠池會》（或稱《完璧歸趙》）《未央官》
《五雷神》（或稱《孫龐鬥智》）《喜封侯》（或稱《蒯徹裝瘋》）
《黃金台》 《盜宗卷》（或稱《興漢圖》）
《宇宙鋒》 《監酒令》
《博浪椎》 《文君當壚》
《霸王別姬》
也統統是由《史記》中的故事而變為劇本的，正如唐人的傳奇之作為元明劇作家的材料來源一樣，也正如中世紀的傳說之為莎士比亞所取資一樣。司馬遷的《史記》是成了宋明清的劇作家的探寶之地了。
我們說過司馬遷不惟影響了後來的小說，他本人就也是一個小說家；這話同樣可以說他和戲劇的關係。在某種意義上說，他也是一個出色的劇作家，這是就他之善於寫緊張的局面（如楚漢大戰、荊軻刺秦王、灌夫鬧酒等），以及善於寫對話而可見的。
因此，司馬遷不唯在傳統的文藝上有他的地位，就是以現代的文藝類屬去衡量時，也同樣有他在文學史上不可動搖的比重了。
三 司馬遷之文學批評
司馬遷是一個創作家，但是，同時也是一個批評家。——中國的文學批評本來常和歷史家成為不解緣。司馬遷在這一方面的貢獻，我們可由理論與實踐兩方面去看。
先說他的理論，這又可分為五項：
一、文藝創作之心理學的根據 人為什麼要創作？歷來學者的答覆是並不一致的。有的以為有利於「世道人心」；有的以為是一種經濟行為；有的以為是為求偶；又有的以為是替統治階級說話，以擁護其利益；更有的則以為有如清泉松風，無非是一種天籟而已。
這些答案都可以說明一部分的作品，或作品的一部分，但不能解釋所有作品，或整個作品，因為他們全然忽略了文藝創作家個人的心理的緣故。創作本是人類心靈至高的活動，在心理方面豈可以無因？所以現代的心理學界，有以「壓抑說」和「補償說」來解釋文藝的創作的了，但我們在兩千多年前，卻也早已有了一個同調，這就是司馬遷的「發憤著書說」：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太史公自序》
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俶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報任少卿書》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十二諸侯年表序》
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雲。——《平原君虞卿列傳》
這也可說是司馬遷自己的體會和自白。我們不要忘了他是一個創作家，他之體會到創作的衝動之來源時，與其謂為由往例歸納而得，無寧說也是由自己的實際體驗擴充而出，卻又悟到前人也是如此而已。你看他在「故述往事，思來者」之後緊接著說：「於是自述陶唐以來，至獲麟止，自黃帝始。」在「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之後，緊接著說：「仆竊不遜，自托於無能之辭。」司知他完全是以一個創作家而作的一種創作過程的自白，說到前人處卻只是印證而已。
因為它是一個創作家的創作過程之自白，所以更值得我們重視，也更增加了我們的信賴，並更顯得其中確有幾分真理。按照變態心理學家佛洛乙德（Freud）說：創作是人類受了壓抑的欲望，在一種象徵世界裡的滿足，所以創作與夢同功。廚川白村之《苦悶的象徵》即根據於此。不過佛洛乙德在人類壓抑的欲望中特彆強調「性的要求」，未免把人類的生活看得太狹——至少把一般的偉大的文藝作品之創作的動機看得太狹了。後來阿德勒（Adler）又創了一種「補償說」，以為人類在某一方面有著缺陷，便會發生「落伍情意綜」（Inferiorty Complex），於是常在另一方面要求勝過他人，以為補償。例如他說許多寫實的小說家都是因為眼睛近視，看不清楚，由於這方面不如人，遂發生「落伍情意綜」，結果遂在想像方面特別用力，思有以勝過他人，於是那描寫入微的栩栩欲生的作品便產生了。司馬遷的學說和他們有些相近，但佛洛乙德、阿德勒都是心理學家，廚川白村只是文藝理論家，遠不如司馬遷以一個創作家而「現身說法」來得更真切，更可靠，更中肯。
我們試加以比較。照司馬遷的意思，創作的動機無疑也是一種補償。他所謂「意有所鬱結」恰可相當於「情意綜」。既然說「有所鬱結」，又說「不得通其道」，可知是有被壓抑的成分了，這一點和佛洛乙德的看法相同；但被壓抑的卻並不一定是性的要求，則和佛洛乙德相異。而且司馬遷認為文藝者並不是這種被壓抑的欲望之象徵的滿足，卻是在另一方面求一種補償，此則更和佛洛乙德有距離而接近於阿德勒。然而阿德勒的說法卻又嫌過分重視落伍情意綜，所給的說明也未免瑣碎鄙近，難道一個大寫實主義的作家如莫泊桑的創作也只是因為眼睛的近視麼？至於司馬遷的解釋，卻是多方面的：或事業失敗，如孔子；或精神鬱悶，如虞卿；或遭遇不平，如屈原、韓非；或肢體受難，如孫臏、左丘。司馬遷的看法是廣闊得多，注意之點也大得多了。
然而司馬遷的意思尚不止此。他覺得另有兩點也很重要：一是文學家對於自己的才華總有一種自覺，而不願意隨便埋沒，這就是所謂：「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報任少卿書》）貌美的人不會躲在家裡，口才好的人不會學緘默，天才總是自知的，也沒有不愛表現的。虛偽謙卑的人決不會有偉大的作品。二是創作由於寂寞。人類最難為懷的時候，無過於「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的時候了。到了這個時候，就不得不寫一寫荊軻如何刺秦王，楊志如何賣刀，或者林沖如何雪夜上梁山了（魯迅躲在會館裡抄古碑的時候才寫《吶喊》）！「述往事，思來者」，正就是這種心情。
補償，寂寞，表現才華，這都是文藝創作之心理學的根據。創作由於受了壓抑後的補償，由於寂寞，由於表現才華，這觀點是由人類之非理性成分出發的，所以就是單以司馬遷的文藝理論看，司馬遷也是浪漫的。
二、文藝創作之有用與無用 文藝創作是無用的，然而這種無用正是大用。此種無用為大用的道理，《老》、《莊》、《易傳》里都有所推闡；但具體引用到文藝上，則自司馬遷始。他一則說：「思垂空文以自見。」再則說：「自托於無能之辭。」無能者就是無「奇策才力」之能，無「招賢進能」之能，無「攻城野戰」之能，無「取尊官厚祿」之能。就淺近之功利的觀點看，文學家誠然無能，文學家的文章也誠然無用，然而「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俶儻非常之人稱焉」，到底是哪一類人更有永久性呢？所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到底是不是真無能呢？藝術的天才高於一切，藝術品的征服，所向無敵。以漢武帝與司馬遷比，司馬遷在我們心目中的地位決不會不及漢武帝，從這裡看也就可看出在一方面無用而在另一方面卻是大用的道理了。文學家常常卑視自己的成就，但卻也常常對自己的才能與事業有著自負。這是因為文學家一方面既意識著他的大用，但也悲哀著另一方面的無用。可見他不必悲哀，他的大用正是無用的補償！他倒應該感謝他的挫折、憤懣和鬱結！
三、創作原理 創作有兩種原理：一是當人類看見世界上許多具體的事物時，每想從中得到一些抽象的道理，這種道理不只在科學書與哲學書中有，就是文藝書中也有。例如「交情老更親」，就幾乎像一個普遍的原則，像這種原則的獲得，可稱之為創作上的抽象律。一是當人類空有一些觀念或情緒時，卻又每喜歡把它推之於具體的事物上，例如先有「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情感，而去寫出具體的一百單八個好漢的故事便是。這可稱之為具體律。抽象律是給許多肉體以靈魂，具體律是給一個靈魂以許多肉體。司馬遷在《司馬相如列傳》的贊里說：「《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1)「推見至隱」就是抽象律，「本隱以之顯」就是具體律。
四、藝術之節製作用 藝術是人類情感的宣洩，其作用是節制而非激動，所以說：「凡作樂者，所以節樂。」（《樂書》）(2)《正義》對這話的解釋是：「不樂至荒淫也。」正說對了。
五、幽默解 幽默（Humour）是人生和文藝里很重要的一個成分，在西洋的美學家或批評家都有很多學說去討論它。在中國有與之略略相當的一個名詞，就是所謂「滑稽」。滑稽和幽默當然有距離，這距離越到後來越大，但在司馬遷所解釋下的滑稽則與幽默的真解不相遠。他曾說：『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太史公自序》）又說：「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滑稽列傳》）凝滯和糾纏的確是幽默的反對物，凡是「化不開」的人物不會懂得幽默。功利觀點也是凝滯和糾纏的一種，所以懂得幽默的人或者在某一剎那而處在幽默空氣中的人，他一定持有一種超功利的態度。所謂「不流世俗，不爭勢利」，正是指此。幽默是不傷害人的，否則變成冷諷；因此人類對於幽默的反應也是沒有惡意的，所謂「人莫之害」是。幽默包括智慧和超脫，而且還有一點悲憫和溫暖；它是會心的微笑，但其中含有淚。我們可以這樣說：高等的滑稽就進而入於幽默，低級的幽默卻不免流於滑稽。太史公在七十篇列傳之中，居然給滑稽留出了一個獨立的節目，可知他對此道之重視。他的《滑稽列傳贊》也非常幽默：「淳于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指連趙事）；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以上是司馬遷在批評上的理論。
我們現在再說司馬遷在批評上的實踐。司馬遷是富有天才、識力和同情的大批評家，他具備著所有偉大批評家所應當有的條件。雖然他不曾寫什麼條分理析的批評論文，但他用敘述的方法把他那深刻而中肯的了解織入他的創作中。他像近代歐洲文藝傳記家一樣，描寫就是批評。因為他觀察深入和清楚，能夠見到一個人的底蘊（包括好和壞），而出之以讚美或憎惡的濃烈情感；且即使是憎惡，卻又不失其對書中人物的同情，所以他的書富有無限的魔力，我們可以說，他的書是時時在創造著，也時時在批評著。所以我們假如要在其中找出幾段純粹的批評文字是不可能的。下面也不過是一點「樣本」而已。
一、對於孔子之禮讚 批評孔子，是一大難題，因為孔子的地位太重要，方面也太多，價值更是太大。如何稱譽才能不失分寸？這應該是使太史公棘手的事。然而他卻輕鬆的寫出來了：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雲。天下君王至於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孔子世家贊》
他清楚地指出孔子的整個價值在對於六藝的貢獻，尤其是禮。言簡意賅，這是何等的識力！所以他時時以六藝和孔子並稱，例如：「秦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封禪書》）「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為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太史公自序》）都是。
六藝中，司馬遷尤其著重孔子與禮的關係。《孔子世家》可說就是以禮為線索的，從「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到「適周問禮」，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到「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到「追跡三代之禮」，到「《書傳》、《禮記》自孔氏」，直到「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在太史公心目中，孔子一生是與禮結不解之緣的。孔子的倫理思想原是由群到個人的，個人與群如何相安？孔子的解答也就是「禮」。——禮是就群的立場而給予個人的一種合理的制裁。太史公是真能了解孔子的。
同時太史公也很了解禮，所以他能夠知道一生汲汲於禮的孔子的重要；但一般人常不願受禮的約束，於是孔子就不免成為一個寂寞的失敗者了。他說：
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群眾，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凋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周衰，禮廢樂壞……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雲「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於衛，所居不合，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禮書》(3)
孔子是極其熱心實現理想的人，但也是不輕易和現實妥協的人。例如太史公寫道：
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於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己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倘庶幾乎？」欲住，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然亦卒不行。
《索隱》上說：周文武起豐鎬而王，「檢《家語》及孔氏之書，並無此言，故桓譚亦以為誣」。其實太史公所寫的是藝術的真，是一種心靈的記錄，原不必拘拘於出處。「溫溫無所試」，是孔子的熱心和寂寞；「然亦卒不行」，就是孔子的不苟。又如《史記》寫孔子（六十八歲了！）歸魯的一段：
冉求將行（先是，在孔子六十歲時，康子召冉求），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 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為招」雲。
把孔子的渴望返魯，與其對於自己手底下人才的滿意，先作一番烘托，於是寫孔子一直過了八年，果然可以返魯時的情形：
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財枉者直。」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眼看孔子實現政治理想的機會要到了，可是下面緊接著說：「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終於把一個倔強而自重的老人之命運和骨格合盤托出！孔子是失敗了，但孔子的失敗是偉大而富有悲劇感的失敗。《孔子世家》便是要傳達這種悲劇於永久的。司馬遷在比較騶衍和孔子的遭遇時曾說：
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襒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圜鑿，其能入乎？——《孟子荀卿列傳》
不阿世苟合以實現其主張，這就是孔子（孟子亦然）人格的硬朗處。荀子只講究「固寵無患，崇美諱敗」（夏曾佑《中國古代史》，頁三三八，《大學叢書》本），品格就較差了。司馬遷對於荀子並無什麼贊語，可見司馬遷是有眼力的。
孔子的事業在禮，禮是「群」對於「個人」所加的正當的制裁，已如上述，所以如果禮行，孔子的理想政治便可實現了。孔子為說明他的理想政治起見，於是作《春秋》。《春秋》不僅記「已然」，且標明「當然」，而其根據就是「禮」。司馬遷很懂得這個道理，所以說「《春秋》者，禮義之大宗」。司馬遷甚至以為《春秋》一書等於一種政變和革命，所以有「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跡，諸侯作難」（《自序》）的話。因此孔子不唯是一個帝王，教主了，而且是一個革命領袖。《史記》就是想繼承《春秋》的，這也可見出司馬遷自負之重來；至於他對於《春秋》之了解，則多半近於公羊家言。
二、對於老莊申韓之批評 司馬遷所處的時代，正是「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的時代，卻難得司馬遷給孔子寫了那樣嚮往的傳記以後，卻又分出篇幅來寫了老莊申韓。他說老子是：「無為自化，清靜自正。」說莊子是：「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說申子是：「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說韓非是：「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他又加以總評道：
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在那一個混亂的思想鬥爭中，司馬遷獨能超出儒道之上，作如此精確而公允的批評；兩千載之下獨感到他的目光如炬，令人震懾，誠不愧為一偉大的批評家！
他說韓非「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是頗有微詞的；但他並不因此減卻對韓非的同情。他一則說：「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二則說：「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有人以為批評家不能帶情感，怕影響他的識力，其實不然，情感與識力原可並存不悖，大批評家且必須兼具此二者，吾於司馬遷見之。
三、對屈原之了解 司馬遷所寫的傳記有時不是純粹的記敘，而是論文或隨筆。就像培忒（Walter Pater）的名著《文藝復興》一樣，論到達文西和溫克耳曼，到底是論文還是傳記？實在沒法說清。《史記》中尤其表現了這種體裁的是《屈原賈生列傳》。這是理想的批評文章，也是完整的文藝創作。
他為了要描寫一個正直忠貞的人的真面貌，於是先寫下周圍那群小人的姿態以作襯托：
屈原……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乎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毋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竟死於秦而歸葬。
結果正直忠貞的人失敗，只好去作他的《離騷》了。在這裡又用得著司馬遷那發憤著書說了。所以說：「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又說：「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
屈原的真價值到底何在？有的人以為他是忠君愛國，又有的人以為他不過作一姓的奴才，殊不知屈原的真價值卻在「與愚妄戰」！他明知自己的力量不大；但他以正義和光明來與一切不可計量的惡勢力戰鬥，他雖然是孤軍，但「終剛強兮不可陵」。司馬遷了解這一點，所以不側重屈原之忠君愛國，而側重「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邪曲害公，方正不容，就是中國整個社會上下五千年的總罪狀，屈原的價值乃是在對這種社會作戰士，後人只能見其小，司馬遷獨能見其大。
在太理智的人看來，也許覺得《離騷》，詞句太重複雜沓，甚而不合邏輯，（邏輯傷害了多少生命和創造力！）《天問》更凌亂，簡直有不知所云之感。可是司馬遷卻認為這是可珍的文藝創作，是痛苦至極的呼號，所以他從人性的深處去了解屈原為什麼問天：
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
「人窮則反本」，這是何等深刻的體會！和那「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同讓人吟味無窮。他在這裡提到「正道直行」；這正是屈原碰壁的根本原因，卻也是屈原人格的永不可磨滅處！一個社會而不容一個正道直行的人存在，這是這個社會最大的恥辱！
司馬遷更從屈原的人格而談到了他的風格，他說：「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4)屈原的人格固高，文字固美，而司馬遷的評傳也真夠藝術，他是那樣說到人底心裡，讓人讀了感到熨帖。
最後，司馬遷之寫屈原，始終為深摯而沈痛的同情所浸潤著，他說：「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才，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鳥賦》，同生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粗看起來，好像司馬遷沒有堅持的主張或見地一樣，一會兒垂涕，一會兒又怪屈原，一會兒又爽然自失了。其實不然，這不過是表示他在豐盛的情感之下，感受力特彆強些而已。批評家須有躍入作者精神世界裡的本領，以作者之憂喜為憂喜，這一點，司馬遷正是做到了。
司馬遷既深切地了解孔子而加以禮讚過，現在又深切地了解屈原而加以禮讚著，孔子和屈原乃是中國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兩個極峰，他們可以不朽，司馬遷也可以不朽了。但司馬遷的根性自是浪漫的，所以他對孔子有欣羨而不可企及之感；對於屈原，他們的精神交流卻更直接些。至於宋玉、唐勒、景差之徒，因為「終莫敢直諫」，缺少屈原之「正道直行」的精神，這是司馬遷所不重視的。就是司馬相如也不過是一個長於堆垛的辭匠，司馬遷雖為之立傳，但什麼嚮往禮讚的話也沒有（只是他說明《子虛賦》是藉三人為詞，以推苑囿之大，而歸於節儉以諷，卻頗能舉出賦體的文章之典型的結構所在），我們更不能不佩服他的卓識和分寸了。
四 司馬遷之諷刺
曾有人寫過《罵人的藝術》這樣的書，但我認為在中國文人中最精於罵人的藝術的，恐怕沒有超過司馬遷的了。從前有人稱司馬遷的《史記》為謗書，章學誠很不以為然，說這是「讀者之心自不平耳」，然而照我們看，《史記》卻實在是不折不扣的謗書，它盡了諷刺的能事，也達到了諷刺技術的峰巔。
他諷刺什麼，以及如何諷刺，經過了清代學者的研究，已經漸漸有了確切的結論。大概中國讀書人的理解力自明末清初便有了飛躍的進步，以後也更有著繼續的發揮。倘若單以考據推許這個時代，那就只見其一面而已。
我們現在先說司馬遷的諷刺目標吧。廣泛地說，他所諷刺的就是他所處的朝代——漢。詳細說，他所諷刺的是漢代之得天下未免太容易，有些不配；是漢初的人物——自帝王以至將相——之無識與不純正；是漢朝一線相承的刻薄殘酷的家法；是武帝之愚蠢可笑，貪狠妄為。總之，他要在他的筆下，而把漢代形容得一文不值。
司馬遷在《秦楚之際月表》中說：「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下面即歷敘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湯武之王，修仁行義十餘世，就是秦之統一，也百有餘載，結論是「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言外是漢憑什麼，既無德，又沒費力，卻這樣容易得天下！他譏諷地說：「此乃傳之大聖乎？」「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假若只看這兩句，也許以為他是真的在頌揚了，然而這兩句之間，卻插入「豈非天哉，豈非天哉」的重複慨嘆，就知道他確乎是以贊作諷了！
整個的漢代之來歷，在司馬遷眼光中是如此。而劉邦之為人，司馬遷尤其挖苦得厲害。在《項羽本紀》中，項羽要烹他的父親了，他說：「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在《高祖本紀》中，他曾給太上皇拜壽，說：「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在《蕭相國世家》中，特別給蕭何的封地多，那是因為「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嬴奉錢二也」；第一例見他之不孝，第二例見他之無賴，第三例見他之小氣。而蕭何的功績雖然那樣大，但如果不以家財佐軍，不強買民田，以表示不能順從民欲，則劉邦對他的猜忌是一點也不會放鬆的。就是對於韓信，韓信每打一次勝仗，他便「使人收其精兵」（《淮陰侯列傳》），這同樣見劉邦之忌刻。至於真正打仗的本領，那更沒有。他有許多神異的事，仿佛是真命天子了，可是司馬遷早藉蕭何之口說出：「劉季固多大言。」那末一切神異也就多半是劉邦自造，化為烏有了。
和劉邦作對比的是項羽。項羽有真本領，有真性情，有真氣概，在司馬遷的筆下，項羽才是一個真正英雄，劉邦卻是一個流氓而已。
不唯劉邦本人如此，就是他的周圍，除了張良、陳平常設詭計之外，大半都是一些不學無術的老粗。司馬遷在《樊酈滕灌列傳》的贊中說：「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行，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蕭相國世家》中也說：「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碌碌未有奇節。」《曹相國世家》中說：「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絳侯周勃世家》中說：「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朴人也，才能不過中庸。」意思是說他們統統是夤緣時會，因人成事而已。
這樣的一個低能集團，那有才能的人處於其中，就未免太委屈了。韓信就是這樣一個可惜的人才。司馬遷在《淮陰侯列傳》中說：「而天下已集，乃謀叛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他並非責備韓信之不當叛逆，卻只責備他發動得有些遲了而已！這意思多末明顯！
司馬遷在諷刺整個漢代以及漢初人物之外，時常揭發漢家一線相承的刻薄。高祖的猜忌，已見於《蕭何傳》和《韓信傳》不必說。文景二帝似乎是忠厚正經的人，其實不然，在適當的時候，司馬遷就不惜揭穿那真相了。例如《張釋之傳》中，文帝為一人驚了自己的馬，就要致之死地，虧得釋之據法力爭，才處了罰金。可見這位廢除肉刑的文帝，也是一個偽君子而已。又如《佞幸列傳》中，文帝為愛一個宦者鄧通，便許他鑄錢成為富翁，文帝的行為何嘗不乖張荒淫？至於景帝的刻薄寡恩，只要看《張釋之傳》中，因為釋之曾在景帝為太子時彈刻過他不下司馬門，到即位後，雖口頭上說不忌恨此過，但只有一年多，便把張釋之調為淮南王相了。司馬遷在記「景帝不過也」之後，便拆穿了說：「猶尚以前過也。」又如《周亞父傳》中，因為周亞父不許給王信封侯，景帝雖默然而止，但後來便故意請他吃飯不放筷子，給他難堪，到逼他死後，「景帝乃封王信為蓋侯」了。司馬遷冷然寫去，已把景帝的真面目揭露了。
可是在這種種之中，司馬遷所要諷刺的最大的目標，卻是漢武帝。在《封禪書》中辟頭即說：「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無其應而用事，功不至，德不洽，都是暗指武帝。封禪的本身，原已荒唐，但即退一步講，卻也有配有不配，司馬遷是直然認為武帝不配的。他不好明講，便藉管仲阻齊桓公，仲尼不肯論封禪，作為武器，略事攻擊。整個文章中，都是寫武帝之愚蠢、幼稚與可笑的。
《封禪書》之外，司馬遷便在《酷吏列傳》中寫漢代殘酷的家傳，而尤重在武帝。其中屢有「天子聞之，以為能」之語，可見那酷吏之慘無人性，實在是武帝的授意和慫恿。那最大的酷吏如張湯、杜周也不過是「善伺候」，能窺探武帝的意旨，而去找出理由，又去執行而已。
武帝之刻薄寡恩，不止對一般的臣下為然，就是對於宗室貴族也毫無留情。司馬遷一則在《漢興以來諸侯年表》中說推恩（其實是削弱諸侯）的辦法是「強本干，弱枝葉之勢」，他說這樣一來，就可以「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其實他只是在打官腔，下面卻說出了實話：「令後世得覽，形勢雖強，要之以仁義為本。」意思是說如果不仁不義，手腕雖高，畢竟還是危險的了。二則在《高祖功臣侯年表》中說：原先受封的百有餘人，到了太初，不過百年之間，只存在了五個人，其餘都坐法亡國。司馬遷在表面上把「子孫驕溢」放在首要的地位，而把「網亦少密焉」放在次要的地位。就是這樣，他仍怕別人把「網密」看重了，下面緊接「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雲」，目的在再沖淡一下。然而其實他卻正是重在「網密」的。太沖淡了，也怕別人把他的真正意思誤會，但他又不能明言，於是只好混統地說：「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意思是就是兢兢於當世之禁，也未必不犯法，因為「網密」的緣故！他的文字富有層次轉折，於是讓他的真意在若明若暗之間了。
武帝之好事，司馬遷藉汲黯之口直說出來，「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而在《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中則說自來都是喜歡外攘夷狄的，「況乃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捲四海，內輯億萬之眾，豈以晏然不為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強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就是天下太平，也要動動刀槍呢，於是有了許多封侯了！
至於武帝之橫徵暴斂，讓民生凋敝，是見之於《平準書》中。但他不明指漢，卻罵秦；也不說當代，卻說古代不然：
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等，黃金以鎰名，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曷嘗竭天下之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武帝周圍那些人物，他也很少瞧得起。公孫弘、張湯都是外寬內深的官僚。在《張丞相列傳》中更說：「及今上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強侯莊青翟、高陵侯趙周等為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娖娖廉謹，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則武帝時之無人也就可知了。至於能為社稷臣的汲黯，以及已成為名將的李廣，卻只有埋沒抑鬱以終而已。
武帝所用的人多半是恃裙帶關係的親幸之輩。田蚡、衛青、霍去病、李廣利都是。司馬遷都對他們各加譏諷。其中衛青、霍去病尤受寵愛，他們都以衛皇后為靠山。司馬遷寫衛皇后時便說：「生微矣，蓋其家號曰衛氏。」提到霍去病時便說：「及衛皇后所謂姊衛少兒，少兒生子霍去病。」這都是說他們出身微賤，父女姊妹的關係也在可考不可考之間的。筆端是十分鄙夷著。
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到了司馬遷的筆下，算是一無所長了；浪漫精神是無限的，是不屈服於任何權威的，是沒有任何奴隸的烙印的，我們於司馬遷之諷武帝見之。以上尚是明顯的，可指的諷刺，另外有些散布在各篇的夾縫裡的，還有很多很多。
司馬遷諷刺的目標既明，我們現在就要看看他的陣法。他的陣法大概是這樣的：一則用揭穿事實的方法，事實往往是最強有力的諷刺。如他寫景帝，只說周亞夫死後，乃以王信為蓋侯，就夠了。二則用無言的諷刺，凡是他不贊成的事便不去寫，如《循吏列傳》中不敘漢代，《張丞相列傳》中不敘那些備員的人物的事跡，讀者自然可以曉得什麼是在缺乏著了。三則用互見的方法，他決不把高祖的流氓行徑及小氣忌刻寫在《高祖本紀》里，卻分散在《項羽本紀》、《蕭相國世家》里。四則用反言的方法，他口頭在讚揚，骨子裡卻是在譏諷。五則用輕重倒置的方法，偏把主旨放在次要。六則用指桑罵槐的方法，他不罵漢而罵秦，其實他對秦並不壞，《六國表》可見。七則用借刀殺人的方法，用孔子抵擋封禪，用汲黯直斥武帝。八則全然在語氣裡帶出來，他用幾個「矣」字，往往就把他的意思表達出來了。九則常用無理由為理由，如三世為將不祥，坑降不得封侯之類，那真正的理由卻是統治者的忌刻。
總之，他的方法是逃避和隱藏，這樣便瞞過了那時當局者的檢查，也瞞過了後來太忠厚以及太粗心的讀者了！
撇開司馬遷的一切文學造詣不談，即僅以諷刺論，他也應該坐第一把交椅！
五 總結——抒情詩人的司馬遷及其最後歸宿
然而在說過一切之後，司馬遷卻仍是一個抒情詩人！
只是感情才是司馬遷的本質。不錯，他有識力，也有學力，但就他本身而論，這卻並不是他的性格中之最可貴，最可愛的。
他雖然因為家庭教育之故，對於儒學有些傾慕，然而並沒有掩遮他的道家的自然主義的根性。即以這道家的自然主義論，卻也仍沒有淹沒了他那更根本的一點內心的寶藏，那便是他的濃摯、奔溢、衝決、對一切在同情著的感情。不錯，他看事情很明銳而透達，可是感情卻是他的見解的導引之力。不錯，他諷刺的對象很多，然而就是他所諷刺的人物，在他筆下寫來，也依然帶有大量的可愛的成分。他的自然主義，如果不加上「浪漫的」三個字，便成了沒有生命的概念，與他的本質毫不相干了。
他的事業，在他自己看來，也許另有不朽的地方，但我們認為最重要的一點，卻是留下了最偉大的抒情篇什，雖然形式上卻是歷史。在他後代有許多知己，有無數的追蹤的人物，但與他本身似乎沒有什麼太大的連繫，除非那些知己和追蹤的人物在感情上和他有著共鳴。「發憤以抒情」，這是楚文化的精神，卻也是西漢所承受了的偉大的精神遺產，而集中並充分發揮了的，只有司馬遷。那是一個浪漫的世紀。司馬遷就是那一個浪漫世紀的最偉大的雕像。
因為他是抒情詩人，所以他的作品常新——情感本是常新的。因為他是抒情詩人，他的識力和哲學並沒引導他走入真正理智的陷阱。他對於若干歷史上的大小事件，似乎很有所理解，然而歸到根底，他唱起命運感的調子來了！「余甚惑焉！倘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因為他有命運感，所以他有著深切的悲劇意識，他讚賞那些不顧命運的渺茫而依然奮鬥，卻又終於失敗了的偉大人格。孔子是如此，屈原是如此，信陵是如此，荊軻、項羽也是如此！
司馬遷能赤裸裸地接觸一切人物的本質，又能燭照一切人生的底層，於是而以情感唱嘆著，同情著，描繪著了。
他是熱情到這樣的地步，因為熱情而造成了自己的悲劇。他所覺得不可知的命運最後卻也和他自己開起玩笑來。他在極大的屈辱之中，而與世長辭了！確切的卒年，我們不曉得。但公元前九○年，也就是司馬遷四十六歲以後的生活，已經渺茫漶漫了。
司馬遷身後的情形如何，我們所知的，也一如他的卒年那樣模糊。他的家庭生活怎樣，也從沒有記載。有人說他有兩個兒子，但那是根據華山道士的胡言，當然不可信。有人說他有一個侍妾隋清娛，可是這是褚遂良所見的一個女鬼，更覺荒唐。
唯一可靠的倒是司馬遷有一個女兒，嫁給了楊敞。楊敞是一個老實人。楊敞的兒子楊惲卻很有稜角，頗有外祖之風，連文格也十分相似（他之《報孫會宗書》直然是他的外祖《報任少卿書》的姊妹篇），他很愛讀他外祖的《史記》，但他卻因口禍被腰斬。司馬遷的一生是一幕悲劇，連這和司馬遷最有著精神上的連繫的親屬卻也以悲劇終！
三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寫畢於南京
三十六年九月二日校訖全稿於北平
【注釋】
(1)《司馬相如傳》的贊，因為其中有揚雄的「靡靡之賦，勸百諷一」兩句話，王若虛《辨惑》說是「後人以《漢書》贊益之」。現在看《漢書》贊，的確和《史記》贊文字差不多，不過開首有「司馬遷稱」字樣。我們現在實在辨不清到底史公的原文是保留多少了，但無論如何，我所引用的二句緊接「司馬遷稱」四字之下，必是史公原文無疑。
(2)《樂書》多取《樂記》，但我所取的這一段在篇首，仍是司馬氏文字。
(3)《禮書》多取《荀子》，但我所取的這一段在篇首，仍是司馬氏文字。
(4)因為班固的《離騷序》上有：「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敘《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與日月爭光可也。』此論似過其實」的話，後人遂以為司馬遷《屈賈列傳》系采淮南王安文，我以為未必可靠。淮南王安作《離騷傳》的話，只見於《漢書》卷四十四《淮南衡山濟北王列傳》，而不見於《史記》卷一百十八《淮南衡山列傳》。就班固所引者而言，這《離騷傳》的確作得不壞，司馬遷不該在《淮南傳》里抹煞不提，況且他果已引用，更不會對此事推作不知，此其一。我們再看淮南王安的行事，只是一個庸才，就是所傳的《淮南內篇》也多半是「集體創作」，他本人能否作出這樣好的文章，誠為疑問，此其二。況且高誘（建安時人）的《淮南子敘目》上乃是說：「詔使為《離騷賦》」，並不是傳，王念孫《讀書雜誌》「漢書·離騷傳」條說「傳」應該是「傅」字。「傅」與「賦」古字通，頗可信。即《文心雕龍》雖然在《離騷篇》上說淮南作，而《神思篇》就又說「淮南崇朝而賦《騷》」了。可知劉勰已不能肯定。淮南作《離騷賦》比較可能，因為他作過那種《招隱士》一類的「楚辭」。我疑惑《屈原賈生列傳》根本並無襲取淮南王安之處，反之，有人襲取《史記》而托之淮南，為班固誤信，倒是可能的。班固的取材本不嚴格，不然，何以《古今人表》上有許多荒誕不經的人物？此其三。退一步言，司馬遷就是採取淮南《離騷傳》，也不過《漢書》所引的幾句而已，而且即這幾句，為史公使用時也業已鑄入史公的風格，是史公的創作而與淮南無涉了，此其四。總之，我們有理由說，《屈原賈生列傳》的著作權應該歸給司馬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