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 · 三
出版人後記：我非常奇特地、其實也是偶然地認識了幾個人，後來我才從他們那兒知道，他們不僅捲入了這錯綜複雜的情節，而且也是其中的主要角色。
想必是發生在1984年前後的事了。在慕尼黑。我不寫日記。我的時間從來都不特別確切。我想是5月末，當時我以為這個故事是杜撰的。一座舒適的別墅。一個愜意的花園掩映在參天大樹里。花園裡，沿著別墅擺放著一張張桌子。一個好客的女主人。出版商、記者，電影和戲劇界人士，精心安排的文化活動。我一如既往不是混淆這個就是那個。我沒把握，這一個是不是我以為的那一個，最終還是另一個。另一個也完全是別的什麼人。我吃驚地嚇了一位劇院經理一跳，我當年認識那裡所有的人，現在卻一個也不認識了。我心想著，他以為我要給他看一部劇本；他心想著，我要給他看一部劇本。有一個演員像忘了台詞的李爾王似的跑來跑去，失魂落魄：「戲演完了。沒有新戲了。」另有一位演員我在電視上常常看到，我以為他是個老相識，而他感到愕然，因為我們是第一次見面。一個女士推著一個坐輪椅的老者走進來。優雅，優越，美麗。五十歲左右。我認識她，可記不起她的名字了。她矜持地向我問好，用「你」相稱，叫我「馬克斯」。她認錯人了。大笑。她向我致歉。我受寵若驚。她改用「您」與我說話。我問老者是誰？她父親。一定高壽了吧。快一百歲了。弱不禁風。極其富有活力。面色紅潤。稀疏的白髮，修剪過的髭鬚，保養得當的鬍子，半是絡腮鬍，半是山羊鬍。他剛會見過巴伐利亞州州長。談論了政治？不，談的是實用科學基金會。不懂。現在沒用的科學太多了。明白。她依然在心想著，我認識她，我不認識她。女主人正在與老者說話。與他聊來聊去。笑聲不斷。老者一定很風趣。我坐在這個似曾相識的熟人與一個義大利出版商的德籍遺孀之間。我曾在米蘭待了一天，認識了這位出版商。那位熟人的名字我想不起來了，她看我不認識她，就不說話了。遺孀對我說起一位我戀愛過的女演員。她跟一個消防員跑了。飯後去了會客廳。電影戲劇界人士都聚集在劇院老闆周圍。他們的興趣是藝術。其他人圍著輪椅上的老者。他們對現實感興趣。有位藝術評論家發表了幾分鐘的致辭，向女主人致謝，將兩撥人聚在一起幾分鐘。他太懂藝術了，無法不貶低現實；也太懂現實，不能不抬高藝術。之後兩圈人又分開了。一個圈在談論博托·施特勞斯，另一個圈在談論弗朗茨·約瑟夫·施特勞斯。老者對後者有何看法呢。歷史學家，不是氣象學家。此言何意？歷史學家話說得長遠。他是形而上哲學家。幻想著能把握住世界的精神。氣象學家只敢預言眼前的事。他是科學家，不會幻想著能把握住大氣層。這個世界是看不透的。政治能做什麼呢？快速的外科手術，然後就是觀察偶發效應。他這樣說什麼意思？有一家康采恩，他自願為之提供了諮詢，卻不情願地掌管了它，它陷入了困境。沒有必要進一步去描述它。各種經濟關聯比大氣層還要複雜得多，預言也就更不確切。老者侃侃而談，聲音低，語速快。只是時而能聽到假牙輕輕磕碰的聲音。殺人或指使殺人其實是出於必要。全場都驚呆了。尷尬。然後又是感動。仿佛老者在講述一個愛情故事。毫無疑問，一說就是謀殺，有些失禮。藝術圈也把耳朵伸了過來。看樣子，仿佛老者有些騎虎難下了。然而，一個國王和一個百歲老人也可以這樣說。「他簡直太吸引人了！」傳來一位女演員的低語。我看過或覺得看過她演的電視或電影。幕布和銀幕把所有的面孔都混成一團了。至少有十個人看上去一模一樣。老者讓人給自己倒上杯香檳酒。啜飲著。這時來了一位導演兼演員，我與他是老朋友了。瑞士人，一種失去了土地的俄羅斯爵爺的氣派，習慣於與農奴們相處。身材高大富態，鬍鬚整齊，刻意穿得比較隨便。吻了吻女主人的手，發現客人們都很激動。他開心地掃視過人群，以他特有的、暖人心頭的風度問候道：「你好，州議員先生，你好，海倫娜。」又向我招招手，挺友善的。他接著說：「我看州議員先生正要講述他的故事。美妙極了。」說完，也倒上一杯香檳坐下。老者繼續說下去。他身上瀰漫出一種攫取了所有人的權威。其原因並非是他說什麼，而是他怎樣說。因此，想要以他的方式再現他的故事，根本是不可能的。當他直言不諱地講起了兇殺時，女主人恐怕會諒解的。有人問他政治能起什麼作用。他大概接著說，政治和經濟遵循著同樣的法則，即權力政治原則。這也適用於戰爭。尤其是經濟，它是戰爭的繼續，只是採用另一些手段而已。就像國與國之間會發生戰爭一樣，企業和企業之間也會發生戰爭。一個康采恩內部的權力之爭與內戰一脈相承。人們總是面對著不是把他人排擠在權力之外就是被他人從權力中排擠出去的必然，比比皆是。這時，一個快速的外科手術就必不可少，然後再觀察它到底成功與否。坦誠地說，在極罕見的情況下，才需要通過一場謀殺得到解決。謀殺其實是毫無作用的方式。恐怖行徑只能在世界格局表面攪起漣漪。他的謀殺是必要的。然而問題並不是謀殺本身，而是只有謀殺才能解決問題的認識。毫無疑問，他也可以指使人去實施謀殺，一切都可以假借他人之手。可他現在都快一百歲了，還一直自己繫鞋帶。如果後來還有幾次謀殺有必要，那也是自行了結的，上帝在創世時只下過一次手。發起一次就夠了。他也覺得問題的解決來得閃電般迅速。他會心一笑。三十多年前，他不得不陪同一位當時既著名又不受歡迎的政治家，從一家私人診所去機場。在診所里，這位著名的政治家裹著厚厚的大衣迷迷糊糊地站在床前。有人要害他，他所推行的遺產稅毀了太多的人。他要自衛。他從衣兜里掏出一把手槍。他要用來去幹掉任何一個失去繼承權的人。護士喊著救命逃掉了。他又把手槍塞回了衣兜。醫生帶著兩名助手匆忙趕來。這醫生是軍隊中尉，行醫粗暴，他診斷說，這個病現在也得在政治家的大腦里了，就是這樣，職業上馬馬虎虎，他又一次給這位先生狠狠地打了鎮靜劑，然後立刻打發他回家，不然的話，他就會死在這兒。一場短暫的格鬥之後，有一位助手被打倒了，這可憐的傢伙被扒掉了裝有手槍的大衣，他的屁股上——對不起，女士們——扎滿了針眼，又被裹在大衣里塞進了老者的勞斯萊斯轎車。於是他就與這位攜帶武器又發了瘋的政治家一同乘車進了城。一個極其美麗的春天夜晚。傍晚時分。快七點鐘。他們那兒的人起床早，晚飯也吃得早。當他與這個打盹的金融天才驅車在萊米街向下駛去，看見人們紛紛湧進餐館時，他的腦海里突然閃現出一個怎樣能以世上最巧妙的方式解決他的問題的可能。「我的上帝！」義大利出版商的德籍遺孀說，好有趣。老者繼續說，那個他必須要清除其在康采恩的影響力的人經常習慣這個時分在一家盡人皆知的酒店用餐。老者喝光了第二杯香檳。他讓人停下車，從打著呼嚕的部長大衣兜里掏出手槍，走進了餐館，斷定自己沒有弄錯，那人正好在，他隨後開槍打倒他，回到勞斯萊斯車上，把手槍又塞進這位政治家的大衣兜里，將女王陛下這位尊貴的部長送到機場，讓他上了一架專機，專機帶著生病的部長連同手槍飛回島國去了。他一回去那個昔日帝國在經濟上徹底垮掉了。從文化圈那邊不斷傳來竊笑。女兒保持著詭異莊嚴的平靜。就算她父親說自己曾掌管過一所集中營，她都不會有什麼表情。我們也著魔似地洗耳恭聽。就像在聽一個老炸彈投手講故事。他講述得有趣，甚或逗人，既輕鬆自如，又冷嘲熱諷，這樣使得一切變得抽象、不現實。一位出版商迷惑不解地問：「那您呢？」「親愛的。」他一邊回答，一邊從一盒粗雪茄里抽出一支（我回想起自己的吸菸歲月，猜測是托珀斯雪茄）。他忘記了兩點。一則我們處在什麼樣的社會圈裡，二則是司法。司法必然會以社會圈子為準繩作出判決，不管自覺不自覺，即便它——尤其是面對享有特權的人——有時候習慣於過分粗暴地行事，為了否認它所固有的偏見。可幹嗎要說這些無聊的呢。他被捕了，被州最高法院判了刑，後來又被陪審法院無罪釋放，儘管謀殺是在眾目睽睽之下發生的。就是這樣，必然如此。缺少確鑿證據。證人的證詞互相矛盾。兇器一直沒有找到。誰會在一位部長的衣服口袋裡去找呢。人們也無法證實他殺人的動機。對檢察官來說，一個康采恩是看不透的。後來發現有一個全國射擊冠軍恰好也在現場。法庭要傳喚他時，他自縊身亡了。你無疑很有運氣。當然也有可能確實是這位射擊冠軍開的槍，就在這個時刻，當時年逾古稀的他突然有了射擊的興致。唯一確鑿的事實，就是那個死者，腦袋栽在配綠豆的羅西尼牛排上，他記得是這樣。這個事實到底是怎麼成為可能的，其實無關緊要。老者把雪茄點上，他之前有點像個拿著指揮棒的樂隊指揮，把雪茄在手裡擺弄來擺弄去。突然間，人群里爆發出一陣大笑，有幾個人鼓起掌來。一位肥胖的記者打開窗子朝著夜色笑著說：「一個絕妙的笑話。」大家都深信他是無辜的。我也一樣。到底為什麼？因為他的魅力？因為他的年紀？真逗人，義大利出版商的德籍遺孀神采奕奕地說。女主人說，生活在書寫著這一個個無比離奇的故事。老者的女兒看著我，冷漠而警惕，仿佛她想探個究竟，我到底信不信這個故事。老者抽著他的雪茄，吐出了一個又一個煙圈，我可從來沒做到過。他明白，他說，一個被冤枉的人不像殺人兇手那樣膽顫心驚，人們為之熱烈鼓掌。沒有人願意相信他殺了人，這就是他的命。我大概也不相信吧，他說著轉向我；在我的喜劇中，我立刻會把我的主人公成堆地送上西天。又是一陣大笑聲，氣氛達到高潮，端來清咖啡，還有白蘭地。剩下的就是道德問題了，老者又開口說。他凝視著雪茄菸灰，沒有撣掉它，而是小心地讓菸灰越來越長。突然間他判若兩人。不再是個百歲老人，而是一個超越時間的人。不管他是殺了人還是只有殺人的念頭，他說，從道德上講，關鍵在於動機，不在於具體實施。然而，如果一種行為並不符合社會表面上遵循的一般法則，道德問題畢竟是對一種行為辯護的問題，因為這個行為不符合一個社會所謂以此為準繩的普遍準則。這樣一來，辯護就落入了辯證法的範疇。辯證法可以為一切辯護，所以也是道德的。因此，他認為任何辯護都是不倫不類的。誇張地說，每個道德都是不道德的。他只能說出這樣的理由，他是為了一個康采恩的利益行動的，可儘管如此，它還是倒閉了，於是他那美妙的謀殺也就沒有了任何用處，不管兇手是他還是別的什麼人。所以，要問政治上能達到什麼，他現在可以這樣回答：如果說只是通過偶然事件，也就是偶然實現了什麼的話，那也不過是你想要實現的東西的反面。說完他就要告辭了，但願這個尊敬的女主人能恩准他走；但願他的女兒海倫娜送他去「四季飯店」。女兒把他推出門，不屑再看我一眼。我覺得他的故事是杜撰的。誰會這樣殺人呢。但不可忽視的是，老者曾經有權有勢，而且很有影響力，要不施特勞斯怎麼能會見他呢。我認為他是一個經濟界領導人，干過什麼見不得人的勾當。但要講述交易所的內幕，那可比謀殺更複雜，所以他就大談一樁杜撰的謀殺案，因為他從中可以確信，與交易投機不同，人們是不會相信他的。上了出租車後，我就把他的故事忘到了腦後，只是尋味著他歸屬於道德範疇的辯證法，並且突然想起了他的名字：柯勒，伊薩克·柯勒。在一次參加話劇院朋友的宴會時，我就坐在他對面。旁邊就是他女兒。不知什麼時候。好多年前了。我也不記得當時為什麼而慶賀呢。沒完沒了的致辭。柯勒當時看上去活力十足，皮膚曬得黝黑。他女兒說，他剛環遊世界歸來。
之後的夏天，也許是初秋時節。一位熟人的父親去世了，是個史提西-莫西女士。大約十五年前，她曾是我家的雇員。她告訴我說，她父親的莊園要賣掉。我知道這莊園，有年頭了，殘破不堪。我決定買下它。景色宜人。下面就是史提西山谷，史提西牧場，再過去就是弗洛廷根和阿爾卑斯山高地。農莊後面是懸崖絕壁。村莊就是個小山溝，還沒有坐落在真正的阿爾卑斯山里。老房子。有座小禮拜堂。弗洛廷根的牧師偶爾在這裡布道。還有一家小旅館。好奇怪，這年頭還有與世隔絕的村子。我要與那個說情人討價還價，村裡的人就這麼稱呼律師。他住在「盧恩伯格」小旅館的一間客房裡，就在旅館客廳里處理他的事物。處在充當聽眾的村民們之中。他看上去更像個鄉村法官，當我到達時，他正在調解一場鬥毆。一個農夫包著頭上的傷口罵罵咧咧地走開了。事後再來描寫這說情人有些難。大概不到五十歲。他也可能年輕得多。酗酒成性。喝一種名為「白滋」的燒酒，別的地方管這酒叫果子酒。他顯得駝背，實則不然。陰鬱易怒。臉面浮腫，並非不體面。一雙水藍色的眼睛布滿紅絲。大半時候很滑頭，常常渾渾噩噩。他想方設法欺騙我，要的價錢是當年的熟人指點的兩倍。他說了好些繁瑣的故事，與史提西牧場當地議員打交道是多麼困難。他胡謅了很多不成文的法律。他說那莊園鬧鬼，那個史提西-莫西農夫上吊了。每個史提西-莫西農夫都是上吊死的。農夫們都公然恬不知恥地洗耳恭聽。當他說起上吊自殺的農夫時，他們模仿著上吊自殺的樣子，把右手舉過頭頂，仿佛他們牽著一根繩子，眼睛翻白，吐出舌頭。我弄明白了，說情人不是想騙我，而是想阻止我買莊園——後來他反而又去欺騙我當年的女雇員的家人。他把莊園賤賣給了一個姓史提西-蘇特林的。他發現我對莊園越來越沒興趣了，與其說因為他的藉口，倒不如說因為鄉民的敵意，於是就變得和藹可親。當然他已經喝醉了，但不討厭。恰恰相反，他變得風趣了，儘管有些尖刻。他開始講述。農夫們都圍上來。他們鼓勵他講述。顯然他們很熟悉他的故事。他們聆聽著他講述，就像聆聽著一個講童話的人。他聲稱自己曾是我國最大的城市中一位著名律師。用他的話說，臭名昭著。他掙了很多錢。與大銀行分享，與城裡的富家分享。然而，他最親密的客戶卻是妓女。用他的話說，「他的婊子們」。他講了無數的笑話，尤其是一個所謂「蘭花-諾爾蒂」。他的絕大部分笑話我都認為是瞎編的，然而我被吸引住了。
與其說我被這些故事倒不如說被包裝在其中的社會批判吸引住了。批判有點無政府主義色彩。它不符合事實，只符合他的想像。他沉醉在一個有關謀殺案審判的新故事裡。他模仿著被告，模仿著五位法官。農夫們開懷大笑。他作為辯護律師打贏了官司。隨後他發現，那個被無罪釋放的人原來是兇手。這人是政府議員，把說情人以及五位法官都給耍了。農夫們歡呼起來，也喝起了白滋酒。顯然他們已經多次聽了這個故事，而且百聽不厭。他們一再催促說情人繼續講下去。他半推半就，有人給他倒上酒，他指著我，認為我可能不感興趣吧，人們給我也倒上白滋酒。哪裡呢，我饒有興趣。說情人講起了他如何竭盡全力想要再審這個案子，但政府，最終還有聯邦法院阻撓這樣做。議員總歸是議員啊。每一個司法障礙，每一次刁難都會引發一陣鬨笑。在我們自由的瑞士就是這樣，一個農夫叫著，又要了一瓶白滋酒。後來他就單槍匹馬地行動了，說情人說。他一直等著，直到那議員環遊世界歸來。他從媒體上獲悉了他抵達的時間。然後他把自己的打算告訴了警長。警長讓人封鎖了機場，可是說情人卻打扮成清潔女工跟著一群清潔工混進了機場，在可以打開的假胸里藏了一把手槍。有個警察摸了摸他的假胸，說情人尖叫起來，有人要強暴他。警長向他道歉，並把那個警察關進了機場禁閉室。農夫們拍腿歡呼。說情人又講了他如何開槍打死了那個被他辯護釋放的兇手。就在去頭等艙休息室的路上。這議員頭朝下栽倒在垃圾桶里。就像退爾與蓋斯勒狹路相逢一樣，他把那個「狗東西」幹掉了，一個農夫嚷道。其他農夫報以熱烈的掌聲。熱鬧非凡。這才叫正義。說情人表演著自己被捕的情景。描述著警長怎樣撕下了他的假胸。爬上桌子。當著五個為被害人無辜開脫而現在不得不釋放其兇手的法官的面發表辯護辭。由於他對法官們說「見鬼去吧，司法」，便成了史提西山谷里的說情人。說完，他一屁股坐在椅子裡。一個農夫站了起來，左手拿著半瓶白滋酒，拍拍說情人的肩膀說，他自己姓史提西-史提西，而說情人雖是史提西山谷里唯一的外姓，卻是個地地道道的瑞士人。說完，他一口氣喝乾了瓶子裡的酒，倒在桌上，打起了呼嚕。其他人則高唱起已經被廢除的國歌第一段：「瑞士萬壽無疆，兒女茁壯成長，像聖雅各之戰，爭赴疆場。」這個故事我反正覺得有點耳熟。我還想知道一些細節，可說情人已經醉得無法對話了。幾個農夫咄咄逼人地站起來，而另外幾個已經唱到了第二段的結尾：「巍巍阿爾卑斯，天然屏障雄峙，上帝所賜。我們挺立崖巔，臨危難，臉不變，從容不迫地死，以哭為恥。」我同情說情人，他從明星律師變成了一個頹喪的偏遠山村律師。他犯了兇案，贏了自己的官司，但謀殺卻毀了他。我放棄了購買莊園的想法。我要走了，史提西山谷不歡迎城裡來的人；由於他們從車牌上看出了我來自納沙泰爾，就覺得我反正是個另類，雖然我跟他們說著完全一樣的語言，只是不那麼愛唱而已。我離開了小旅館。「早晨天空放金光，照得我們亮堂堂，神在一片紅光中下降。祈求上帝，委身於上帝吧，每當阿爾卑斯山閃耀紅光。因為你們都懂得，因為你們都懂得，神就住在這塊土地上。」歌聲從我身後傳過來。他們轉而唱起了新國歌。
後來又忘得一乾二淨了。坐輪椅的老者、他女兒、史提西牧場旅館中醉醺醺的殺人犯和周圍醉醺醺的農夫，都沉入下意識之中。買不成莊園的怒氣掩蓋了這一切。我想買那莊園並非心血來潮。我需要換換環境。回來後，我開始進行調整，清掉了四十年來書寫積累起來的破爛。大堆未經處理的信件、付了錢從來看都沒看過一眼的賬單、一些我從不知道的結算通知、堆積如山的修改稿、改個沒完沒了的手稿、殘片、照片、草圖、漫畫，一片地地道道的狼藉，一部分必然變得井然有序，一部分必須被徹底清除。未讀的手稿堆積成山，淹沒在多年來未加處理的郵件的史前洪水裡，我隨手翻開一部。司法。扔掉這破玩意兒。要扔掉時，我的目光落在手稿的第一頁，看到名譽博士伊薩克·柯勒這個名字。我又把手稿從塑膠袋裡撿回來。這是一位H博士從蘇黎世寄來的，可是我從不讀別人寄來的手稿。我對文學不感興趣，我自己就是幹這事的。H博士。我記起來了。庫爾。1957年。一次報告會後。在一家酒店裡。我去酒吧，想再喝杯威士忌。那兒除了半老的女招待，只有一個客人，還沒等我坐下，他就來自報家門。他就是H博士，當年的蘇黎世州警察局警長，一個身材高大肥胖的人，穿著過時，背心上橫掛著一條金表鏈，現在已經很少有人這樣打扮了。雖然他年事已高，蓬亂的頭髮依然黑油油的，髭鬚濃密。他坐在吧檯前一個高凳上，喝著紅酒，抽著巴伊亞諾雪茄，直接呼喚女招待的名字。他聲音洪亮，動作靈活，一個不拘小節的人，讓我又喜歡又害怕。第二天早上，他開車帶我同去蘇黎世。我翻看著手稿。它是用打字機打的。標題上方有一行手寫字：「隨您處置。」我開始讀這份手稿。我從頭到尾讀了一遍。作者是個律師，駕馭不了素材。現實不時地干擾著他。結尾時，他描述了最重要的東西，然後突然沒了時間。他寫得太匆忙。總的來說更多是一篇平庸之作。有些情節也讓我困惑，比如一些章節的標題：讓秩序變成混亂的嘗試。還有一些人名：尼科德穆斯·莫爾奇是誰，達芙妮·米勒是誰，伊爾瑟·弗洛伊德又是誰？誰會保留著一支花園侏儒隊伍呢？警長不是曾經告訴我說他愛讀讓·保爾嗎？我無法再問警長了。他已經死了，1970年。我接著又讀警長寄手稿時附上的信：「從史提西-盧平的葬禮上回來。只有莫克在場。事後與他在『劇院酒店』吃飯，有鵝肝湯、羅西尼牛排配綠豆。之後為莫克找了很久助聽器。女招待把它跟餐盤一起收走了。要說我們那個正義狂人吧，他最終還是成功地混進了機場。混在一群清潔工里。他也開了槍，槍響時他嚇得一頭栽進了垃圾桶。所幸柯勒什麼也沒察覺，因為那時一架四引擎飛機正要起飛。反正刺客是不可能造成任何損害。他搞錯了。我畢竟詳細地描述過那舊貨商。長號里的子彈其實是精心準備的空彈。事後不知該拿這位正義狂人怎麼辦。他完了。我不想把他交給司法。史提西-盧平（見上）關照了他，給他找了個差使。這已經是幾年前的事了。您的H博士，前警長。」我打電話到史提西牧場，盧恩伯格旅館的老闆接的電話。我要找說情人。死了。上星期「埋掉了」。他叫什麼呢？叫什麼？就叫說情人。埋在哪兒了？想是弗洛廷根吧。我開車前去。公墓坐落在村外。有一道石牆圍著。一扇鑄鐵大門。天好冷。那年我第一次感覺到冬天已經來臨。對我來說，公墓有種熟悉的東西。我小時候就在一座公墓里玩過。它很有個性。每個死者都有自己的墳墓、墓碑、鑄鐵十字架、底座、石柱，甚至可以看到一個天使，在一個名叫克里斯特里·摩澤爾的墓碑上。然而弗洛廷根的公墓卻很現代化，是十年前由地方議會決定建造的。十年前死去的人已經屍骨不存，因為公墓的土地有限且不能再擴展——土地價格太高了——，所以只允許死者在家鄉的土地里躺十年。然後就進入永恆之境了。可是這十年里死者必須筆直地躺著。每個人的墓都一樣，擺著一樣的花，豎著同樣的墓碑，墓碑上也刻著同樣的字體。死者們就這樣一排排地躺著，我找的那個人也一樣。活著時亂七八糟，死後則井然有序。最後一個，位於一個還空著的墓旁。墓碑已經立好，花也擺上了（紫菀、菊花）。墓碑上寫著：
菲利克斯·施派特，說情人，1930—1984。
我在家又讀了一遍手稿。這一定是照著原始手稿打下來的。儘管警長可能給其中添加了一些詩意，但手稿仍是原汁原味的。要說施派特的講述吧，他在史提西山谷自我炫耀說身背著一樁他沒有犯過的謀殺案。而柯勒在慕尼黑則把他犯下的謀殺罪名推到了那個他想借被害人要除掉的人身上。我將手稿複印了一份。我在電話簿里找到了名譽博士伊薩克·柯勒的地址。我把複印件寄給他。幾天後，我收到海倫娜·柯勒的一封信。她請求我前往她那裡。父親的身體狀況不允許她走開。我打了電話。第二天，我便踏進了柯勒的宅邸。
當我從鑄鐵大門迎著別墅走去時，覺得仿佛走進了手稿之中，仿佛手稿在評述我。大自然散發著財富的氣息。茂盛的十月植物也毫不遜色。一路上樹木十分壯觀。幾乎依然是一片夏日的景象。沒有熱風。一片片精心修剪的樹籬和灌木叢。一尊尊長滿青苔的雕像。一個個赤裸裸的大鬍子神祇裸露著青春的屁股和腿肚子。一個個平靜的池塘。一對神氣十足的孔雀。一切都寂靜又奇幻。只能聽見寥寥幾聲鳥鳴。房子包裹在野葡萄、常春藤和玫瑰叢中，有很多山牆，又大又寬敞。裡面舒適又輕鬆。古董家具，價值連城。牆上掛著印象派名畫。晚期的荷蘭古畫（一位年邁的女傭領著我）。我要在伊薩克·柯勒博士的書房等著。這房間很寬敞，灑滿金色的陽光。通過一個雙扇門可以進入花園。門邊兩扇大窗戶幾乎一直開到地面。珍貴的木地板。一張巨大的辦公桌。深深的皮椅。牆上沒掛畫，只有一排排的書，直到天花板上。全都是數學和自然科學著作，相當可觀的藏書。在一個寬闊的角落上擺著檯球桌，上面有四隻球。穿過打開的門，年邁的名譽博士伊薩克·柯勒坐著輪椅進來了，顯得更加柔弱，更加透明，簡直像個幽靈。他好像沒有看見我。他把輪椅弄到檯球桌邊。令我吃驚的是，他走下輪椅，開始打檯球。海倫娜從後面一扇門裡走出來。充滿活力，穿著藍色牛仔褲、真絲襯衫和手工針織的外衣，上有紅、藍、黃色三個大方塊圖案。她將一根手指放在嘴邊。我明白了。我跟隨著她。一間寬敞的會客室。又是一扇打開的玻璃門。我們坐在露台上，頭上有把遮陽傘。這是我今年最後一次坐在戶外。古老的藤椅，茶几上鋪著一方青石。草坪上有一台割草機。初秋的幾堆落葉。孔雀在其間漫步。她說自己正在花園中勞作。有個小伙子在後面的園子裡一邊翻地，一邊吹著口哨。他們必須得把孔雀弄走。鄰居們不斷地投訴。他們已經投訴了半個世紀。但她父親喜歡孔雀。她相信就是為了惹惱鄰居們。他乾脆讓孔雀叫個不停。也不管警察時不時找上門來。孔雀的叫聲是人們所能聽到的最難聽的聲音。周邊的房子因為孔雀而失去價值。土地價格低落。她父親買斷了一切。鄰居們再也不敢投訴了。然後，她給我倒上茶。你父親是個可怕的人，我說。也許吧，她說。她讀沒讀過那手稿？瀏覽了一遍，她回答。施派特愛過你，我說，他不好意思寫這些。你也愛過他。善良的施派特，她說，他唯一愛過的人是達芙妮，把她寫得最生動。而對她海倫娜的愛，他不過是想像而已。他是想像而已，我直言道。善良的施派特十四天前死了，在史提西山谷。「茶涼了。」她說著從露台把杯里的茶潑到落著黃葉的草坪上，正潑在小伙子腳前，他調皮地吹著口哨跑過去。
然後，孔雀叫了起來。這個時候它們一般不叫的，她說，它們馬上就不叫了。可是孔雀並沒有停下。我們最好還是進去吧，她說。於是我們進屋，關上對開門，坐在安樂椅上，中間是張小牌桌。白蘭地？好的。她斟上酒。孔雀又在外面繼續叫著，單調、嚇人。幸好父親聽不見這畜牲叫了，她說，接著問我有沒有讀過與莫妮卡·施台爾曼那一段。我覺得這一切都不是真的，我答道。她自己也曾被請到她那裡做客，在一個夏天的晚上，海倫娜說，那時她還不滿十八歲，跟這座城裡所有人一樣，以為達芙妮就是莫妮卡·施台爾曼。對她又羨慕又嫉妒，還有些為貝諾吃醋，因為他對她敬而遠之。然而，當時誰沒受過他的誘惑呢，能跟貝諾睡在一起是時尚，就像能跟莫妮卡·施台爾曼睡在一起一樣。儘管人們都相信這兩人會結婚，也認為他們是天生的一對，但她，海倫娜是柯勒的女兒，是碰不得的。於是貝諾就躲開了她。可她接受施台爾曼邀請時一點也沒多想，更多是暗暗地希望能在那兒遇見貝諾，她多麼迷戀他啊。飯後喝咖啡時，她把這事告訴了父親。是不是請她去奧羅拉街，父親問，伸手去拿馬克白蘭地；他在家總喝馬克。去「蒙利普斯」，她說，還沒有人被邀請到那兒哩。不對，父親回答她說，到現在為止，只有呂德維茨和他應邀去過那裡。他能不能給她一個建議呢？她不聽任何建議，她倔強地說。她可別接受這邀請，她父親說著把酒喝乾了，這就是他的建議。可她還是去了。她蹬著自行車穿過了瓦格納直坡，把車靠在鐵柵欄上，按了按大門口的門鈴，她接著說。她感到很吃驚，一點動靜也沒有。然後她發現大柵欄門並沒有上鎖。她打開大門走進花園。可她剛一進去，就被一種不可名狀的恐懼攫取了，想轉身回去，但大門已經無法打開。如果說她先前講述時猶猶豫豫的話，那麼從此刻起，她說起話來，仿佛所發生的一切並非發生在她身上，而是發生在另一個人身上。按照她的說法，從這一刻起，她就意識到她已經被誘入了一個陷阱里。這個荒蕪的花園籠罩在晚霞強烈的反光中，一道紅光，她覺得十分險惡。她不由自主地迎著看不見的別墅向上走去。礫石在腳下作響。然後她看見路旁有一個花園侏儒，然後是三個，隨之有許多侏儒從未剪的草叢中向外探望，被覆蓋在羽扇豆和翠雀草之中，掩映在波斯菊下面。儘管它們的臉胖乎乎的，但在晚霞中顯得邪惡。尤其當她發現樹上也有叼著菸斗的侏儒衝著下面獰笑，她感到一陣噁心，快步從侏儒旁邊走過去，直到來到一些腦袋碩大、幾乎禿頂、沒有長鬍子的侏儒面前，一些用彩陶塑成的形象，比其他花園侏儒高大一些，大約有四歲孩子高低。她不敢從它們身邊走過，發現這些侏儒中有一個在向她眨眼。她驚恐地瞪著這個形象。它開始獰笑起來。她一路上坡跑過花園，穿過一排排猥瑣的侏儒，直跑到一片沒有侏儒的草地上。那是一個平緩的斜坡，可以看到上面的別墅了。她上氣不接下氣地停在那裡。她看看身後，希望她弄錯了。一切不過是場噩夢。這時，她又看見那個獰笑著的侏儒邁著搖搖晃晃的小步向她走來。她向上朝著別墅奔去。她快速穿過敞開的大門。她聽見身後有一陣碎步小跑的聲音。她穿過一個前廳，然後又是一個大廳，儘管是夏天，壁爐噼噼啪啪在燃燒，一切空空如也，只有小步奔跑的聲音尾隨著她。她來到一個小房間裡，用力撞上門，插上鎖，環顧四周。只有她一個人。牆上貼滿貝諾的照片。她撲倒在皮沙發上。一股奇怪的甜香味。她失去了知覺。後來她甦醒了，她繼續講述著。四個赤裸的大漢緊緊抱著她。他們都是光頭，散發著刺鼻的橄欖油味。他們滑溜溜的像魚一樣。她一切都再也記不清了。她反抗，有人在大笑。然後她的雙腿被強行掰開了。溫特教授出現了，一絲不掛，大腹便便。在這個淫蕩好色之徒上方，她看見了那個尾隨著她的花園侏儒。她就蹲在柜子頂上。這時她才明白過來，那不是花園侏儒，而是一個女性怪物，她正從柜子頂上向下張望。這裡所發生的一切只是遵從了這個長著成年人的大禿腦袋和四歲孩子身軀的怪物的意願。她把她趕進了別墅，為了在她海倫娜的身上實現在她身上無法實現的東西；她夢寐以求要在自己身上實現的東西。當溫特強暴她，貝諾和達芙妮也輪流撲到她身上時，海倫娜被快感這唯一的武器征服了。她叫啊叫啊，她越是快活得難以言表，怪物的目光就越痛苦。怪物渾身顫抖，目光中投射出無窮無盡的嫉恨，仿佛被排除在海倫娜所感受到的快感之外的不幸所震撼了她。遵照她的命令，她的畜生們強姦了她。最後，怪物一邊十分恐懼地大喊道：「停止！」一邊啜泣起來。海倫娜被放開了，怪物被抱走了，她孤零零地呆在房間裡。她收攏起自己的衣服。大廳的壁爐里還有火光。然後她摸索著走出了前廳，穿過漆黑的花園，來到大門前。大門未上鎖，她這樣結束了自己的講述。她騎車回家了。
她沉默不語。她後來問我是不是嚇著了。「沒有，」我說，「不過最好再來點白蘭地。」她給我和她都斟上酒。回家以後，她說，父親還在書房裡。爬在寫字檯前。他幾乎看都沒看她一眼。她向他講述了所發生的一切。他聽完後走向檯球桌，開始打球。你還想怎樣，他問。報仇，她回答。「忘掉這一切吧。」她父親說。但她堅持要報仇。他停止打球，注視著她。他勸過她別去，可她還是去了。她的事。沒有什麼建議是必須遵從的，否則那就是命令了。事情發生了就是發生了，沒什麼大不了。你必須擺脫掉已經發生的事，誰永遠無法忘卻，那他就是與時代倒行逆施，最終會被碾得粉身碎骨。可我就是要報仇，她答道。「孩子。」父親說，他只這麼叫過她一回。他所說過的，也只是建議而已。她要報仇，好吧，仇是要報的。他的事。說完，他把四隻球擺上檯球桌，打了一桿，只一桿，先是把一隻球打得撞到台邊，又滾了回來，把另一隻球撞進「袋子」里。溫特，她父親說，這時又一隻球也落進球袋裡，貝諾，還有達芙妮。當他說到施台爾曼時，台面空了。還有她？她問。她是球桿，他答道。他只用她一次。對他們怎麼辦，她問。「他們會死。」他回答。按照他定下的順序，一個接一個死去。他讓她去睡覺，他還要工作。
後來，我們正喝第三杯白蘭地，她又接著這個對話。旁邊房間裡傳來了檯球的撞擊聲。她覺得這次對話更加可怕地留在她的記憶里，比之前發生在「蒙利普斯」的事更甚。她在房間裡關了燈，在無盡的黑暗裡，久久地望那一個個冷酷的星辰；它們毫不在乎，在我們這個呈現為不可名狀的塵世虛妄的地球上存在不存在生命，更何況人的命運呢。這時，她心頭頓生懷疑，父親恐怕希望她前去，並料到她的好奇心會誘惑她。可那女矮人為什麼偏偏選擇了她呢？污辱她是針對她，還是她父親？如果是針對她父親的，為什麼他一開始勸她不要報仇呢？他只想考慮要不要應對這場爭鬥？可爭鬥什麼呢？誰與誰爭鬥呢？父親津津樂道的那家磚瓦托拉斯的背後還隱藏著另外一些遠遠更加重要的托拉斯；他時而也談起未來屬於其的矽樹脂。雖然她問過所有的人，大家都說搞不明白她父親說這話是什麼意思，這一切讓她惴惴不安。是不是他與呂德維茨之間發生了權力鬥爭？是不是發生在她身上的一切不過是施台爾曼發給父親的信號，她再也無法容忍他的干預？
我思忖著她給我講述的一切。我有一事不明，我說，她父親在慕尼黑講述了他的謀殺，好吧，他說出了一個假動機，可他是在「劇院酒店」前才起了這個念頭，他可以用部長的手槍——不，這根本就不可能。海倫娜警惕地看著我。她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女子。不錯，她說，她父親沒有說出真相。謀殺是他們倆商量好的，可憐的施派特猜中了。她父親用自己的手槍打死了溫特，又將兇器塞進了部長的大衣里。她隨後在飛機上又從大衣袋裡掏出手槍，到了倫敦後扔進泰晤士河。部長沒有乘坐瑞士航空班機回倫敦，我打斷她的話。史提西-盧平的反駁有道理，她說。但他不可能知道，遵照部長的願望，她作為他的陪同一起飛到了倫敦。為了這個目的，她才一再去診所看望過他。她沉默了，我注視著她。她經歷了她的人生，我經歷了我的人生。「施派特呢？」我問。她沒有迴避我的目光。我將自己與施派特的邂逅講給她，她仔細聽著。施派特看錯了我，她平靜地說，我同樣也會看錯她。那天夜裡之後沒幾周，她就與溫特有了私情，然後是貝諾，因此出現了貝諾與溫特、達芙妮與貝諾的衝突，以及她與施台爾曼的決裂。至於她此間還跟什麼人上過床，都無關緊要。跟所有人吧，這是最確切的說法。她自己也說不明白。她總是試圖理性地解釋一些不理性的東西，然而她的行為卻強於她的理智。也許她所說的一切不過是為她在「蒙利普斯」所迸發出來的天性尋找藉口；也許她一直盼望著再被強暴，因為人只有在遭到強暴時才是真正自由的：也不受自己意願的約束。可這同樣只是一種解釋。她覺得自己不過是父親的一個工具，這種可怕的感覺始終沒有離開過她。所有他在打檯球時提到的人，都按照之前所說的相繼喪命了，最後一個是施台爾曼。兩年前。她聽他的建議進入了軍火交易，特魯格股份公司因此垮掉了。後來，人們發現她死在自己在希臘的一個島上。她的四個貼身保鏢被子彈打成了篩子。施台爾曼的屍體半年後才找到，頭朝下掛在一棵橄欖樹上。我看沒看到這個消息？我對這名字完全沒印象，我答道。海倫娜說，施台爾曼失蹤的消息見報後，她在父親桌上發現了一封電報，只有一行數字：1171953。要是把它當成日期來讀，就是她遭到強姦的那天。如果殺人是父親指使的，那麼執行者是誰，這人背後還有誰，背後的背後又是誰呢？施台爾曼之死是否意味著一場經濟戰爭的結束？這種作為權力爭奪的經濟戰爭到底是理性的還是不理性的東西呢？這個世界上到底在發生什麼？她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說。
「我們回到施派特吧」，我說，如果她不介意的話。不介意，她說。施派特接受她父親的委託時，她曾希望他能發現背後的秘密。背後有什麼秘密？背後是誰唆使父親去殺人的，那就是她。不太合乎邏輯，我說。為什麼？她問，是她唆使父親這樣乾的，她本來可以選擇。她在兜圈子，我斷言說，她先是將一切罪責歸於父親，現在又歸於自己。他們倆都有罪，她說。這一切簡直就是瘋狂，我說。她瘋了，她回答。繼續講吧，我要求道。她依然泰然自若。她父親被無罪釋放了，他出門旅行了，施派特辱罵了她，幾乎說中了真相。這時，她去找警長，向他坦白了一切。這意味著什麼，我問。坦白了，一切都坦白了，她重複道。然後呢？我問。她沉默了。然後她說，警長也只是問一下，怎麼回事呢？他然後點上一支雪茄說，死案一個。貝諾已經自殺了，事後要斷定是誰開的槍，甚或要搜遍泰晤士河尋找那把槍，怎麼可能呢。在有些案子中，司法失去了意義，純粹成了擺設。她走她的人，他會忘記她所講述的。為什麼她父親一次也沒有提到施派特，我問。他把這人忘了。也包括史提西-盧平，我說。真奇怪，她說，她父親幻想著是貝諾，而不是他殺了溫特。只有她一個人知道父親就是兇手。她到底是不是確切地知道怎麼回事呢，我問，雖然不大可能，但的確也許是貝諾吧。她搖搖頭。是她父親。她檢查過那把她從部長衣袋裡拿出來的手槍，還在家裡親手給它裝上了子彈。
她為什麼要把這一切告訴我呢，我問。她吃驚地看著我。我又到底為什麼把手稿寄給她呢？不就是為了弄清真相嗎？我是個作家，不關心別人的真相，只關心自己的。對我來說，這關係到寫一部小說，沒有別的目的。一旦這本書出版了，上面將會寫上我的名字，而不是施派特。至於手稿到底是施派特的還是我的，只有我心知肚明。我聲稱它是從警長那兒得來的。她也認識那個誇誇其談的老傢伙，他常來他們家裡做客，把什麼不該對外人講的話都往外說。他也會在我這兒這樣做的。然而，如果我要利用她，那麼我可別把她描寫成像歌德筆下一個徹頭徹尾欠揍的女人，她們是那樣無聊，除了菲利娜，在這位老先生創造的所有形象中，他只情願跟這一個睡覺。然後，她呆呆地盯著前方。小園丁吹著口哨從窗前走過。我能不能找到出去的路？我起身告辭。老人還一直在書房裡打檯球。台邊球。
差四分兩點。我來到書房前。當我布置這書房時，還能從這兒看到湖呢。可現在視線都被樹木擋住了。我不得不伐掉其中幾株，我搬來時它們還沒有長出來。真可悲，不得不伐樹，你在謀殺它們。橡樹已經長得高大茂盛。看到這些樹木，讓我感覺到了時間，我的時間。與我仰望天空時感覺到的不一樣。懷著某種遺憾，我已經看見了昴星團、金牛座、五車二星，一些冬天的星星，可現在還是夏天啊。這是個信號，再過三分之一年，又會老去一歲。客觀的時間在天上流逝，一個年近六十五歲的人可測的時間；它伴隨著樹木和我一起主觀地迎著死亡，不再是可測的，而只能感覺到。可是地球是怎麼感知時間的呢？我望著夜晚的湖面，除了人類對它的破壞，它沒有發生變化。然而，地球感覺自己多老了？客觀上？非常古老？四十五億歲？或者它主觀上感覺自己正當盛年，因為還要經過七十億年，它才會被太陽烤乾？或者，它在閃電般的速度中感覺時間，感覺自己是一股難以抑制的狂熱力量，它把自己加熱凝聚，崩裂大陸，抬高山脈，堆疊地層，將海水衝上陸地，我們在堅實的大地上的漫遊其實只是走動在一個搖搖晃晃的地面上，它隨時可能裂開，將我們吞噬？人類的時間到底是什麼樣？我們儘可能客觀地測量了它，將它劃分為古代、中古、近代和現代，還在期盼著更新的時代來臨。是的，還有更加精細的時間劃分，比如在東方的遺蹟之後隨之而來的是希臘人時代，愷撒和基督與之相連，接著是信仰時代，文藝復興歡快地宣告了宗教改革時代的到來，之後便是理性不斷張揚的年代，一發不可收，直到今天理性仍在高漲，它漲啊漲啊，我們可別小氣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奧斯維辛是幾個插曲，卓別林的聲名蓋過了希特勒，相信史達林的只有阿爾巴尼亞人，四十年的和平，可不是哪兒都有的。坦誠地說，其實只存在於超級大國之間，存在於歐洲，總體上也存在於太平洋地區，包括通過廣島和長崎洗刷了罪過的日本，甚至中國也向旅行社開放了。然而，這種和平是怎樣經歷它的時間呢？它在哪兒又可以如此稱道的時間呢？對和平來說，時間會停滯嗎？如果是這樣，和平能不能與它一起從頭開始呢？時間會從和平身邊溜走嗎？它甚至會像暴風一樣掠過和平，像龍捲風一樣，把汽車刮成一團，將火車掀離軌道，把噴氣式飛機甩到山峰上，把城市燒成焦土？我們這四十年可測量的和平時間客觀上是怎樣流逝的？在這個時間裡，一場人們不停地為之武裝的真正的戰爭似乎越來越不可想像，但卻一直讓人提心弔膽。為了維護和平時間，幾百萬人上街遊行、打著標語、唱著流行曲祈禱，難道我們的和平時間不是早就擁有了我們昔日稱之為戰爭的形式，因為我們把種種安撫我們的災難植入我們的和平之中？世界歷史在給人類上演著無窮無盡的時間，因為對地球來說，客觀地測量，不過是一個短短的插曲，甚至不是這樣，是地球一秒之內的插曲，從宇宙來說幾乎是無法確定的，幾乎連一塊難以辨識的擦痕都留不下。多利亞人相信，他們剛一從土地里鑽出來，依然跋涉在黏土裡，就已經開始彼此襲擊：其實我們也是這樣爭來斗去，不論在和平還是戰爭年代，幾乎還沒走出冰河紀，就是男人斗女人，女人斗男人，男人斗男人，女人斗女人，不是被理性而是被本能所引領，本能的發展比理性早了幾百萬年，其動機難以看透。就這樣，我們通過拿原子彈、氫彈和中子彈來威懾，來維護我們身體上最可怕的東西，就像大猩猩捶打著我們的胸膛一樣，為了震懾另一些大猩猩群。與此同時，我們冒著死於和平的危險，那個我們一心要保衛的和平，在慘死中被滅絕的森林枝葉所掩埋。我疲憊地回到寫字檯前。回到我的戰場，進入我創造物的魔力中，但不是另一個現實，除了那個其時間到了盡頭的現實，不是我們這個。它是由我虛構的，我卻無法猜出它。我的創造物創造了他們的現實，它是被他們從我的想像中奪走的，因此也是被從我的現實中奪走，被從我創造他們所付出的時間中奪走的。於是，他們也是我們的全部現實的一部分，所有可能中的一種，其中一種我們稱之為世界歷史，而它也被囊括在我們虛構的範疇中。難道這個只有在我的想像中會變成現實的故事，這個由我書寫的、現在離開我的故事比那個世界歷史更荒唐？比我們建造城市的土地更經不起地震嗎？而上帝呢？我們想想他，難道他會不同於名譽博士伊薩克·柯勒的行動嗎？難道施派特沒有拒絕委託、去尋找一個不存在的兇手的自由嗎？難道他不是非得要找到一個並不存在的兇手，就像人類一樣，當他們吃了分辨善惡樹的果實時，必須找到並不存在的上帝，找到魔鬼？難道魔鬼不是上帝虛構用來為他失敗的創造開脫嗎？誰是罪人呢？是給予委託的人，還是接受委託的人？是頒髮禁令的人，還是無視禁令的人？是頒布法律的人，還是觸犯法律的人？是允許自由的人，還是感受自由的人？我們給予自由，我們給予自己自由，我們因為這樣的自由而走向毀滅。我離開我現在變得空蕩蕩的書房，從我的創造物中解脫了。四點半。我第一次看見獵戶座出現在天際。它在追蹤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