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 · 二
開始調查：我更美好的生活很有幹勁地開始了。就在第二天，我徹底擁有了新辦公室和保時捷，儘管這輛車顯然比我預想的要舊，而且車況也不怎麼樣，林恩哈德所要的價錢也不那麼厚道。辦公室是當年的奧林匹克擊劍冠軍、全國射擊冠軍貝諾博士的。好久以來，他每況愈下。這位英俊的奧林匹亞-海因茨並未討價還價。建築商弗里德里一大清早就把我領過去，說貝諾願意把辦公室讓給我，月租兩千，首付四千。這筆錢我不知道流到誰的口袋裡去了，不過我可以立即搬進這辦公室，並且不僅可以接手貝諾的全套家具，還有他的女秘書，一個有點萎靡不振的內瑞士女人，卻有個外瑞士的名字：伊爾瑟·弗洛伊德，外表猶如法國酒吧女郎。她的頭髮總是染成不同顏色，人卻出乎意料地能幹。反正這是一樁骯髒交易，我可看不透。現在帳篷街的前廳和辦公室與身份相稱了，能看到總也少不了的交通堵塞，辦公桌給人信任感，配著整齊的椅子，衝著後院有一間廚房和一間臥房，我把弗萊爾街的沙發床搬到這兒了；我離不開自己的老家當。生意好像一下子興旺起來了。一樁有利可圖的離婚案指日可待，受一個大企業家委託，有望前往加拉加斯（柯勒舉薦了我），有幾樁遺產紛爭要調解，要為一位家具商出庭辯護，還有幾項有賺頭的納稅申報。我的情緒過於疏忽，過於興奮，甚至連我已經啟動的私家偵探所行動都忘得一乾二淨。在繼續追蹤柯勒案子之前，我還想著他們的報告。此間我似乎要比以前更加戒備林恩哈德才對：這人有背景，意圖讓人捉摸不透，他是柯勒推薦給我的，又過於迫切地想要一起干。他細緻入微地進行工作。在「劇院酒店」，他安插了肖恩貝希勒，他最能幹的人之一。此人在諾伊馬克擁有一幢雖然老舊卻很舒適的房子。他讓人把屋頂擴建成居室，在那裡安置了大功率音響，到處都裝著音箱。肖恩貝希勒熱愛交響樂。他的理論是（他說什麼都一套一套的）：相比其他音樂，交響樂最不強迫人跟著聽。放著交響樂，人可以打盹、吃飯、讀書、睡覺、談話等等。音樂在交響樂中自我升華，變得像天神的音樂一樣聽不著了。他認為音樂廳是個野蠻的地方而拒絕前去，說它把音樂變成了一種崇拜。交響樂只有作背景音樂才是合理的，只有當它是一種「底色」時才是人性的，才不是一種強制性的東西。於是他吃燉菜時，才理解了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播放勃拉姆斯的音樂時，他則推薦填字遊戲，也可以吃維也納牛排；伴隨著布魯克納的音樂，則適合打雅斯牌或玩撲克。最好兩部交響樂同時播放，他也聲稱就是這麼幹的。他知道自己放出的狂響是多麼可怕，所以按照一套煞費苦心計算出的體系為房子的另外三家住戶確定了租金。音樂房下面的那家最低，住客不需要付錢，只需跟著忍受音樂，幾小時布魯克納，幾小時馬勒，幾小時肖斯塔科維奇。中間住戶房租是普通水平，最底層的那家租金則高得快要負擔不起了。肖恩貝希勒是個敏感的人。他的外表並不特別，相反，在外地人眼裡，他簡直就是模範市民的化身。他穿著講究，香水灑得合適，從不酗酒，善待世上的一切。至於他的國籍，他自稱是列支敦斯登人。他總說，他承認這沒什麼大不了，但他至少用不著羞澀：列支敦斯登在如今的世界格局中沒什麼過錯，不過是印了太多郵票，人們疏忽了它在財政上無傷大雅的過失。在大手大腳過日子的國家中，它是最小的一個。而且一個列支敦斯登人也不容易患上自大狂，僅僅因為他是列支敦斯登人這個事實就賦予他特殊的價值，如同美國人、俄國人、德國人或法國人那樣；他們先驗地以為，德國人或法國人是一種更高級的人，屬於大國的一員——對一個列支敦斯登人來說，差不多其他所有國家都是大國，就連瑞士也是——會給這些國家的人民心理上帶來一個令人擔憂的壞處，也就是患上某種關聯痴呆症的危險。這種危險隨著一個國家的規模而增大。他習慣以老鼠為例來解釋這個觀點：一隻老鼠，當它獨自待著時，它只會當自己是老鼠。一旦它知道自己身處百萬隻老鼠中間，就會覺得自己是只貓，而身處億萬隻老鼠中間，它就會把自己當成大象。最危險的是五千萬隻老鼠民族（五千萬是一個數量級）。老鼠民族雖然都認為自己是貓，但它們更樂意當大象。這種過度的自大狂不僅對直接相關的老鼠們來說是危險的，而且對整個老鼠世界都是危險的。然而，他將「老鼠數量」與由此造成的自大狂之間的關係稱之為「肖恩貝希勒定律」。他自稱職業是作家，這之所以讓人吃驚，因為他既沒有發表過任何作品，也從未寫過什麼東西。他對此並不否認，乾脆將自己稱為「潛在的作家」。他從不羞於解釋自己為什麼不寫東西。他時而會聲稱，寫作始於「名稱的意義」，這是寫作最基礎的詩學條件，此外還有一個同樣重要的條件就是道德，道德立足於對真實的熱愛中。如果你仔細考慮一下這兩個基本條件，那你就會明白，比如說一個標題，「拉奧爾·肖恩貝希勒詩歌」，恐怕會僅僅因為想像這種詩歌必須像美麗的小溪一樣潺潺流動而變得不可能。當然，人們可以反駁說，肖恩貝希勒這個名字必須更改，可這樣一來就與熱愛真實的原則發生衝突。肖恩貝希勒出現在哪兒，哪兒就會令人發笑。他是個了不起的傢伙，在那一個個飯館裡，有許多人靠他過活。他讓人記賬，飯館每個月給他寄一次賬單，加起來的數目一定很可觀。他的收入狀況誰也弄不清楚。他聲稱享有列支敦斯登國家高額獎學金，這當然不可能是真的。有人說他是某些橡膠製品的總代理。此外不可忽視的是，他知識淵博，他的判斷既犀利又縝密。（也許他不寫作並不像看上去那樣，僅僅出於懶惰，也許這背後隱藏著這樣的見解：與那些寫作的人不同，最好是什麼都不寫。）他最出名的本事就是跟誰都能說上話，更何況我們的民眾缺少這種藝術天賦，而肖恩貝希勒則出類拔萃。逸聞趣事比比皆是，傳說一個接一個。據說在一次打賭中（警長也嚴肅認真地說過），他跟旁邊桌上正與幾位州政府成員共進下午茶的一位聯邦議員搭上了話，無休無止地談論起我國與列支敦斯登的關係，結果讓這位高級官員錯過了開往伯爾尼的快車。有可能。可話說回來，那些州議員通常也不是那樣可以令人信賴的。再說，人們並不認為肖恩貝希勒人不好，可大家做夢都沒想到，他竟然是林恩哈德的特工。這事傳開以後，引起了很大的震驚，肖恩貝希勒就離開了我們的城市，帶著他的唱片收藏跑到法國南部去了，這讓我們的市民感到惋惜。就在不久前還有人揮著拳頭威脅我，幸虧我當時跟魯奇在一起。如今，這個獨一無二的人物，肖恩貝希勒，有一天出現在了「劇院酒店」，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因為他平時很少在那兒露面。他坐在一張桌邊，在那兒待了一整天。第二天上午他又來了，就這樣過了一周，與所有的人都攀談，跟領班和女招待成了朋友。然後他就消失了，又只在那些大眾小酒館裡露面。這似乎只是一段插曲。其實肖恩貝希勒對重要證人都重新進行了審問。有關後續的調查，林恩哈德用了弗西廷，這人是林恩哈德在塔拉克的偵探所里僱傭的臭名昭著的傢伙之一，當時我還不認識他——，現在才認識了（在「摩納哥酒吧」）。弗西廷是個不可信的、惹人討厭的傢伙，誰都不會否認，連林恩哈德也一樣。警察同樣如此，他們已經逮捕過弗西廷好幾次了（因為販賣毒品），但又在調查一些案子時需要他。弗西廷是個密探，精通本行，熟悉環境。有可能，他有過一些好日子；有可能，他甚至上過大學，可在後來的人生中坑蒙拐騙，好卑劣。談起這個話題，他一邊陰鬱地瞪著杯中的茴香酒，一邊說（在「摩洛哥酒吧」），他之所以倒霉，就是因為他不是俄國人，而是德國人。德國人在這個國家不入流，在埃及或沙烏地阿拉伯有可能。在這兒，只有俄國人才入流。如果他是俄國人，他的存在就不會引起不滿。相反，作為俄國人，他恰恰要義不容辭地成為他現在的樣子：爛醉如泥，潦倒不堪。但在這兒，他壓根兒連假裝俄國人都不可能，因為他看上去就像法國二戰電影裡的德國人。在這一點上，他破天荒地說了實話。他看上去就是那樣兒。他黑白兩道通吃，無人可及。所有的飯館酒吧他都輕車熟路。他能從任何一個常客那兒打聽到任何消息。然而就在林恩哈德把肖恩貝希勒和弗西廷探聽到的結果交給我之前，我第二次見到了莫妮卡·施台爾曼。所發生的事我不知是害怕還是盼望。要是沒有見過面多好啊（無論是第一次還是第二次）。
在中央圖書館裡的工作：為什麼不講講施台爾曼的家族史呢？剛才我又收到一張柯勒新近寄來的明信片——上一張是四星期之前了，貓鼠遊戲仍在繼續，他想以後去薩摩阿，他從夏威夷前往日本，乘坐一艘豪華遊輪。在這裡，我則面對的是監督委員會，是其主席歐根·勞平格教授。他是著名的刑事法官，臉上有疤痕，詩人氣質，腦袋光禿禿的。他在辦公室接待我，副主席史托斯也在場，運動員體格，好精神，很虔誠，樂呵呵，自由自在。兩位先生很有人情味。雖然被解僱無法避免，不然的話，州議會恐怕還會請求解僱的，所以搶在之前行動比較明智。但是，人們感到遺憾，心情憂鬱，慈父一般，可以說完完全全理解，感同身受，一點責備的話都沒說。儘管如此，男人之間說話，說句掏心窩子的話，我自己必須坦誠地這樣說，恰恰對一個律師來說，正式表明了在一定的環境中生活發生了一定的變化。是的，可以這麼說，環境越可疑，這種變化就必然越發無可指摘。這個世界現在成了一個可怕的市儈窩，尤其是我們這個親愛的城市，除非你逃之夭夭。要是勞平格能在這兒甩手不干，然後走人去南方就好了。然而，這並非是事情的關鍵。妓女當然也是人，甚至是很有價值的人、可憐的人。他當著我和同事史托斯的面坦然承認，他對這些人心存感激。溫暖、同情、理解。不言而喻，說得難聽些，法律同樣也是為娼妓們存在的，但絕對不能說是鼓勵。作為律師，我必須認識到，我給下層社會和風塵男女出的一些主意，正因為它們鑽了法律的漏洞，所以會導致可怕的後果。運用法律的認識在一些人的手裡會是災難性的。警察簡直也絕望了。也就是說，監督委員會並未作出任何規定，不實行思想暴政，完全自由，就是這樣，我心知肚明，規定就是規定，哪怕是不成文的規定。後來，當史托斯必須出去時，勞平格這個老當益壯的傢伙還問我，我能不能給他一個確切的電話號碼，好讓某個人去進一步結識一個風流女子（吉賽勒）。曾經的體操名將史托斯後來不得不出去時也這麼問。兩周後我就失去了營業執照。就這樣，我一貧如洗地時而泡在無酒精飯館裡，時而泡在「摩納哥酒吧」里，多多少少是靠魯奇和吉賽勒的施捨過活。而且我有的是時間，沒完沒了的時間，對我來說這是最糟的事。正因為如此：為什麼不書寫施台爾曼的家族史呢，所以我才坐在中央圖書館——自然而然，當我帶著一瓶杜松子酒進來時，頓時變得精神抖擻。為什麼不徹徹底底、仔仔細細地寫一寫呢，為什麼不揭開老底呢。總而言之，施台爾曼要是沒有家族歷史和家族故事背景算什麼呢。這個姓氏就迷惑人。施台爾曼家族的先祖雖然跟許多工業家族一樣，是從北方遷來我國的，然而卻是在1191年前後。當時南部德國一位公爵忽然想出了個餿主意：建立我們現在的邦聯首府。眾所周知，這主意成功了，施台爾曼就是瑞士的先民。再說這個部落的創始人雅克布·施台爾曼，他混跡在綠河岩岸邊（離我們足足有四天路程）安營紮寨打家劫舍的流浪者堆里，曾是從阿爾薩斯逃跑的罪犯，就這樣逃脫了施特拉斯堡的斷頭台，保全了性命，在新建立的城市裡先是靠當農奴為生，後來竟學會了打造兵器的手藝，是個舉止粗魯滿臉煤煙的夥計。幾百年來，施台爾曼家族與這座城市的血腥歷史緊密地聯結在一起。作為武器匠，他們製造了本地的長柄斧，在勞庇和聖雅各布戰場上派上了用場，而且是照亞德里安·施台爾曼（1212—1255）定下的標準型號生產的。這個家族擁有正式認可的特權，為整個南德意志的主教管區製造月牙斧和刑具。家族事業蒸蒸日上，鑄鍋街上的鐵匠鋪成了響噹噹的招牌。亞德里安的兒子，光頭貝爾托德·施台爾曼一世（莫非就是傳說中的貝爾托德·施瓦茨？）就已著手生產火藥武器。貝爾托德的曾孫雅克布三世（1470—1517）更出名，幾種著名的火炮，例如「四福音書」「大詩篇」以及「黃魔鬼」，都出自他手。從他開始，火炮鑄造便作為家族的傳統代代相傳，雖然在其子貝爾托德四世手中突然中斷，因為他是個再洗禮派信徒，只肯生產鐵犁，但貝爾托德四世的兒子雅克布四世又重新開始鑄造火炮，並親手設計了最早的榴彈，點火時他本人和發射炮都被炸得粉碎。這就是這個家族的發跡史。生動形象，相當可敬。這個家族在政治上也取得了成功，出了一位鄉長，兩位出納，還有一位地方總督。在後來幾個世紀裡，從武器鑄造作坊漸漸發展成一家現代工業企業。家族的歷史變得更加錯綜複雜，那一個個動機開始隱藏起來，那一條條線索被看不見地錯綜交織，國內視野和關係提升為國際的。家族雖然失去了色彩，但卻贏得了組織，尤其到了19世紀前半期，當施台爾曼先祖的一位後裔搬到我國東部後，更是如此。海因里希·施台爾曼（1799—1877）因此也可以被視為特魯格機械和武器製造廠的創始人，在大孫子詹姆斯（1869—1909），特別是二孫子加布里埃爾（1871—1949）的掌管下，這個廠子日益繁榮昌盛。當然不再是那個特魯格機械和武器製造廠，而是特魯格醫療輔助器械股份公司。1891年，二十二歲的詹姆斯·施台爾曼結識了七十一歲的英國護士弗洛倫斯·南丁格爾，在她的影響下，他把這個武器廠改造成了生產假肢的「醫療輔助器械廠」。他英年早逝，弟弟加布里埃爾接任繼續擴大規模，凡是能想到的假體他們都造，有假手、假臂、假腳和假腿，如今這家公司在向世界市場提供各種植入性假體（人造股骨、人造關節等等）和外置假體（人造腎臟、人造肺葉）。世界市場：這話並不誇張。他們之所以取得成功，靠的是堅持不懈的努力，靠的是質量，但首先靠的是審時度勢當機立斷，因為他們無所顧忌地併購了所有的外國假肢製造企業（多半是小企業）。這一代新人把我們這個中立國能為一家假肢企業提供的可能性理解為向交戰的任何一方出售假肢的自由：兩次大戰的勝利者和失敗者、如今的政府軍、游擊隊、造反派。他們家的格言是：「施台爾曼為了犧牲者」。儘管假肢廠的產品如今在呂德維茨手中又有些近似早期產品的特色，但假肢這個概念是可以延展的。人在挨打時會不由自主地用手保護自己，所以盾牌就可以說是手的假肢，扔出的石塊就是握起來的手，即拳頭的假肢。一旦理解了這種辯證關係，那麼這家輔助器械廠重新開始的武器製造業務就完全屬於假肢的範疇：坦克、機槍和火炮可以看作手臂假肢的延伸。人們看到的是一個成功的家族。施台爾曼家族的男人簡單、粗魯、心地單純，忠於婚姻，辛苦勞作，常常容易變得吝嗇，他們有時候對精神世界有一種新奇、獨特的鄙薄，致使他們在藝術上的理解力頂多只夠懵懵懂懂地欣賞《死人島》，在體育上只支持足球（這種支持也是有限的，特魯格足球俱樂部在甲級聯賽中的困難狀況說明了這一點）。而這個家族的女人們則是另一路貨，要麼放蕩成性，要麼潔身自好，涇渭分明，互不相干；蕩婦們都長得丑，高顴骨大鼻子，又寬又薄的大嘴，而潔身自好的都是出色的美女。要說在柯勒案中會意外地扮演主要角色甚至雙重角色的莫妮卡·施台爾曼，從外表上看，她可以算作潔身自好型，而按照她的生活態度則屬於蕩婦一類：她父母（1920年，加布里埃爾·施台爾曼娶了史蒂芬妮·呂德維茨）乘坐私人飛機在飛往倫敦的途中墜毀（準確地說是失蹤，因為父母和飛機都沒有找到），而她哥哥弗里茨在科達祖爾潛水時又一去不回，這兩次不幸發生之後，1930年出生的她繼承了全國最大一筆財產，而假肢企業則由她舅舅掌控。當然，要掌控莫妮卡的生活態度遠遠困難得多。關於這姑娘，到處流傳著粗俗不堪的流言蜚語，常常也可笑之極，越傳越神，直到幾乎變成讓人確信無疑的事實，又化為烏有，被正式闢謠——出面的總是她的舅舅呂德維茨——而正因為如此，人們就又相信流言蜚語是真的，直到下一個更加轟動的醜聞超越了之前所發生的一切，於是遊戲又從頭開始。人們雖然用不屑的眼光看待這位繼承了數百萬家產的傷風敗俗的女子，但卻暗暗地感到驕傲，嫉妒——她無所不能——畢竟心存感激，因為人們最終過得快活。施台爾曼女士成了一座城市公認的「世界級蛇蠍美人」，其聲譽一方面靠著政府部門、教會和公益協會絕望地苦苦維護，另一方面又因為她的男妓而飽受質疑：靠著這個女人和它的銀行，而不是靠著它的妓女，我們的城市才在國際上有了名聲。人們幾乎要鬆口氣了。既性冷淡又愛搞同性戀，這樣的雙重名聲靠著施台爾曼女士得以糾正，使得習以為常的惡習有所收斂。這姑娘名氣越來越大，尤其當我們的市長開始把她編寫進他那臭名遠揚的即興演講和詩作中後更為甚之。市長常常值正式慶祝活動之際，趁之前的時刻要這樣表演一番，比如無論是文學獎頒獎儀式上，還是某家私人銀行的周年慶典上。然而，我之所以害怕第二次見到莫妮卡·施台爾曼，因為有一個確切的原因。我在莫克家認識了她。那時我在史提西-盧平那裡幹事。莫克的工作室在沙夫豪森廣場附近，冬天屋裡過於暖和，鐵爐子燒得通紅，菸斗、雪茄和香菸的濁氣混在一起成了毒霧，整個屋子髒得超乎想像，永遠有未完成的雕像，永遠圍著濕布，周圍是成堆的書本、報紙、未拆封的信、葡萄酒、威士忌、草稿、照片、牛肉乾。我去是為了看他給施台爾曼塑的雕像。我很好奇，因為莫克告訴我他要給雕像塗上彩繪。雕像立在一片狼藉中間，驚人的自然主義風格，但很逼真，跟真人一樣高。它是用石膏做成的，塗成肉色，莫克解釋說。雕像一絲不掛，擺出明顯的曖昧姿勢。我長久地注視著雕像，感到驚訝——莫克也會雕塑。他平時可是個勾畫大師：他在室外工作，只需雕鑿幾下，巨石常常就會變成他想要的東西。他雕出一隻眼睛，一張嘴，也許是胸部，一條陰道，剩下的他就不用再雕了，觀賞者可以從勾畫中時而想像出一個獨眼巨人的腦袋，時而想像出一隻小動物，時而又想像出一個女人。製作模型必須像勾勒草圖一樣，他常常這樣說。所以他現在採用的手法就更讓人驚奇了。石膏像仿佛在呼吸，首先因為它描繪得獨有風格。我退後和走近觀察，想必他把人的毛髮當頭髮和陰毛用，就為了達到徹底以假亂真的效果：然而雕像並不像一個木偶，它散發著一種令人驚異的活力。它突然動了起來。它從底座上站起，瞅也不瞅我一眼，就走到工作室後面去了，在那裡找來找去，找到半瓶威士忌喝了起來。原來那不是石膏像，莫克騙了我。那是真真正正的莫妮卡·施台爾曼。
「你是第四個上當的，」莫克說，「你的神氣剛才看上去可蠢了。而且你也根本不懂藝術。」
我走了。那個立在工作室另一個角落的彩繪石膏像第二天被取走了。是被呂德維茨男爵的一個全權代表取走的，也就是她的舅舅，特魯格醫療輔助器械公司的掌門人。
莫妮卡·施台爾曼一：我的報告越深入，它就變得越難以講述。不光報告本身變得錯綜複雜，我的角色也變得模稜兩可。我再也無法說明是不是我在行動，或者是不是通過我在行動，甚或是不是有人和我一起在行動。首先我越來越懷疑林恩哈德把莫妮卡·施台爾曼牽扯進來，這是不是巧合。辦理那個家具商案子，我運氣不好，他通過一個由他杜撰的羅馬專家的鑑定，聲稱那些在加格耐克生產的文藝復興風格的柜子是真品，是我忽視了這一點，而不是葉梅林。可我馬上得去加拉加斯，但正在臨行準備時，伊爾瑟·弗洛伊德報告凡特先生來訪，他是林恩哈德的一個人。令我吃驚的是，肥胖的凡特抽著布里薩戈雪茄，穿著一身警服，他曾經當了二十多年警察。
「你瘋了，凡特，穿著這身衣服出來。」我說。
「這樣會有好處，施派特先生，」他嘆息著說，「這樣會有好處。莫妮卡·施台爾曼打電話來了。她要找個律師。」
「為什麼？」我問。
「她被人打了。」
「被誰？」
「貝諾博士。」凡特答道。
「為什麼？」
「他跟另一個女人被她捉姦在床。」
「那他就該自作自受。可笑。不是嗎？我幹嗎要管施台爾曼的事？」
「林恩哈德又不是律師。」凡特答道。
「她到底在哪兒？」
「就在貝諾博士那兒。」
「天哪，凡特，別這麼拐彎抹角。貝諾在哪兒？」
「你拐彎抹角問來問去，」凡特說，「貝諾在『布萊廷酒店』打了施台爾曼。庫薩文王子也在那兒。」
「那個賽車手？」
「正是。」
我打電話到「布萊廷酒店」，要貝諾博士聽電話。接電話的是酒店經理佩德羅里。他問我是誰。
「施派特，律師。」
「他又在打施台爾曼，」佩德羅里笑著說，「你走到窗前就能聽見。」
「我在帳篷街。」
「沒人管。全城一片譁然，」佩德羅里說，「客人們都逃難似地離開了我的五星級酒店。」
我的保時捷停在發言人街。凡特坐在我身邊，我們開車前往。
「從黑吉巴赫街穿過去。」凡特說。
「這樣繞路。」我提醒說。
「無所謂。施台爾曼還撐得住。」
到了克魯斯街附近一個停車標誌線，凡特下了車。
「你回來時再經過這兒。」他說。
10月底。樹葉紅黃相間，街道上落葉飄零。我到達酒店時，施台爾曼已經等在門前。她只穿著一件黑色男式睡袍，左邊袖子沒了。高個子。紅頭髮。玩世不恭的樣子。嫵媚。挨著凍。她的左眼青腫。嘴唇翻了起來。光著的一條胳膊上滿是抓痕。她向我招手，遠遠地吐了口血水。貝諾在酒店大堂十分憤怒，也被打得傷痕累累，被兩個行李員扶著。酒店窗戶上趴滿了人。施台爾曼周圍都是圍觀者，十分好奇，幸災樂禍。一個警察在疏導交通。一輛白色跑車裡，隱隱約約地坐著一個金髮青年，顯然是庫薩文，小西格弗里德，看樣子正要發動車子。矮小靈敏的經理佩德羅里從酒店出來，給施台爾曼披上一件裘皮大衣，肯定很昂貴吧。我對裘皮大衣一竅不通。「你會凍著的，莫妮卡，你會凍著的。」
「我討厭裘皮大衣，你這個混蛋。」她說著把大衣扔到他腦袋上。
我停在她身邊，「是林恩哈德讓我來的，」我說，「施派特，律師施派特。」
她疲憊地上了保時捷。
「被打得遍體鱗傷。」我斷言道。
她點點頭。然後她看著我。我本想發動車子，可她的目光讓我惴惴不安。
「我們不是在哪兒見過面吧？」她問道，說起話來很吃力。
「沒有。」我一邊撒謊，一邊發動了車。
「庫薩文跟著我們。」她說。
「跟就跟著吧。」
「他是賽車手。」
「一級方程式。」
「我們甩不掉他。」
「這還用說！去哪兒？」
「去林恩哈德那兒，」她說，「去他家。」
「庫薩文知道林恩哈德住哪兒嗎？」我問。
「他根本不知道有林恩哈德這個人。」
到了黑吉巴赫街停車標誌線前，我規規矩矩停了車。凡特穿著警服站在人行道上，走到保時捷跟前，要我出示證件。我拿給他，他仔細檢查，禮貌地點點頭。然後他轉向不得不停在我身後的庫薩文，為了仔細地檢查他的證件。他接著繞著他的車轉了一圈，慢慢騰騰，磨磨蹭蹭，把證件看了又看。我從後視鏡里看見庫薩文咒罵起來。我還看見他不得不下車，凡特從兜里摸出個小筆記本。於是我穿過克魯斯街向著湖邊開去，又從高架車道開進比伯林街，轉向阿德里斯山方向，途中還謹慎地繞了點彎路，然後就從貓尾街一路飛馳到了林恩哈德的別墅前。
我在花園門前停下車。旁邊的小別墅一定是葉梅林的。我從報紙上得知，那天是他六十歲生日，所以這條一向冷清的街道上停了特別多的車。他在舉辦花園聚會。史提西-盧平剛剛開車到門前。施台爾曼裹著黑睡袍，在我後面一瘸一拐罵罵咧咧地爬上陡直的台階。史提西-盧平下了車，向我們這邊張望，顯然被逗樂了。葉梅林不快地從樹籬上露出頭來。
「是這兒。」施台爾曼說著，遞給我一把鑰匙。我打開房門，讓她先進去。一進門就是一個大客廳。很現代，卻配著老式家具。穿過敞開的門能看見一間臥室，裡面有張舒服的床。她坐在一張長沙發上，看著掛在一個柜子上方的畢加索的畫。「他畫的是我。」
「我知道。」我說。
她樂呵呵地看著我。「現在我想起來在哪兒見過你了，」她說，「在莫克家。我在你面前裝作一尊雕像。」
「可能吧。」我答道。
「你當時嚇了一大跳，」她回憶著，然後問我：「你當時一點也不喜歡我，把我忘得一乾二淨？」
「喜歡，喜歡，」我坦誠地說，「我挺喜歡你的。」
「那就是說你沒忘記我。」她說。
「沒全忘。」我坦誠地說。
她笑起來。「好吧，既然你想起來了。」她站起來，脫掉睡袍，一絲不掛地站著，表情狂傲，讓人想入非非，根本不在乎自己被貝諾打得遍體鱗傷的樣子讓人一覽無餘。她走到大窗戶前，從那裡可以看到葉梅林的房子。客人們聚集在那裡盯著這邊，葉梅林舉著一個望遠鏡，旁邊是史提西-盧平，正在揮手。莫妮卡擺出莫克為她設計的那尊雕像的姿勢，史提西-盧平鼓起掌來，葉梅林則咄咄逼人地揮著拳頭。
「非常感謝你救了我。」施台爾曼說著朝我轉過身來，依然端著那副她的觀察者觀察著她的姿勢。
「偶然而已，」我答道，「受林恩哈德之託。」
「我總是受人欺負，」她若有所思地說，「先是貝諾，後來是庫薩文。其他人也總是打我。」她又朝我轉過身來。
「這又會使你與一個人重歸於好，」我說，「現在你右眼也腫起來了。」
「有什麼辦法呢？」
「我去找塊濕布好嗎？」我問。
「扯淡，」她說，「你倒可以在柜子里找到白蘭地和杯子。」
我打開一個老式恩加丁柜子，找到了她想要的東西，斟上酒。
「你經常來這兒？」我問。
「有時候。我也許真是個婊子。」她有些苦澀和愕然，而又毫不掩飾地說。
我笑了，「那些人受到了更好的對待。」
她喝光杯里的白蘭地，說道：「現在我要泡個熱水澡。」
她一瘸一拐地走進臥室。消失了。我聽見她放水，罵人。接著她轉回來，又要一杯白蘭地。
我給她斟上酒，「這樣不會傷身體嗎，莫妮卡？」
「廢話，」她答道，「我壯得像匹馬。」她又一瘸一拐地回到浴室里。
我走進浴室時，她正躺在浴缸里打香皂。「蜇得要命。」她說。
我坐在浴缸邊上。她沉下臉來。
「你知道我現在在幹什麼嗎？」她問，我沒回答，她接著說，「結束了，我不幹了。」
我沒反應。
「我不是莫妮卡·施台爾曼。」她滿不在乎地說。我驚愕地看著她。
「我不是莫妮卡·施台爾曼，」她重複道，然後平靜地說，「我只是過著莫妮卡·施台爾曼的生活。我父親是溫特教授。」
沉默。我不知道對此該說什麼。
「你母親呢？」我問道，立刻明白這是個傻問題。她母親關我什麼事。
她毫不在乎。「教師，」她答道，「在埃文達。溫特拋棄了她。他總是拋棄女教師。」
她毫無仇恨地說著。
「我叫達芙妮，達芙妮·米勒，」然後她笑著說，「真不該叫這樣的名字。」
「如果你不是莫妮卡·施台爾曼，那誰是莫妮卡·施台爾曼？」我迷惑地問，「到底有沒有這個人？」
「你去問呂德維茨吧。」她答道。
忽然她起了疑心：「這是審問嗎？」她問。
「你需要一個律師。我就是律師。」
「需要你時我會說的。」她突然若有所思地答道，甚至變得有點敵意。
林恩哈德出現了。我沒聽見他進來。他突然出現在那兒，正在給登喜路菸斗里填菸絲。「滿意嗎，施派特？」他問。
「不知道。」我答道。
「滿意嗎，達芙妮？」他又問。
「馬馬虎虎。」她說。
「我給你帶來了幾件衣服。」他說。
「我有貝諾的睡袍。」她答道。
外面傳來救護車的呼嘯聲。
「葉梅林又要犯心臟病了，」林恩哈德乾巴巴地說，「我給他送了六十朵玫瑰。」
「他還看見我光著身子。」她笑著說。
「你可沒少光身子。」他說。
「你到底怎麼知道達芙妮是什麼人的呢，林恩哈德？」我問。
「反正就是知道了。偶然知道的，」他邊回答邊點著登喜路，「我該把你送到哪兒去呢，米勒小姐？」
「去阿斯科納。」
「我開車送你去。」
「真會做生意。」她讚許地說。
「有報酬，」林恩哈德說，「他來付。」他指著我，「他獲得了無價的情報。」
「我還有事要拜託他。」達芙妮說。
「什麼事？」林恩哈德問。
她尚未完全腫起的右眼閃閃發光，左手捋著自己的紅長發。
「他應該告訴真正的莫妮卡·施台爾曼，告訴那個老處女，我不想再見她了。這話由一位律師通知她，就是算正式的。」
林恩哈德笑起來，「姑娘，那可要惹起一場你無法想像的醜聞啦。」
「我不在乎。」她說。
林恩哈德的登喜路在浴室的水汽中燃不起來。他又點了一次。
「施派特，」他說，「你別摻和這事。這是個建議。」
「你已經讓我摻和進來了。」我說。
「你又說對了，」林恩哈德邊說邊笑，他然後轉向達芙妮說，「出來吧。」
「你忽然變成了一個演說家。」我衝著林恩哈德說完就走了。
後來回到帳篷街，我給呂德維茨打了個電話。他暴跳如雷。我知道的事太多了。他說話的聲音變低了。就這樣，我成功地拜訪了真正的莫妮卡·施台爾曼。
第二次致檢察官的話：我寫得越多，我的報告結果就越變得不可思議。我不遺餘力地像作家似的潛心寫作，甚至努力追求詩意。我描寫天氣狀況，竭力在地理方面達到確切無疑，查閱城市地圖。之所以做這一切，只是因為您，檢察官約阿西姆·弗伊瑟爾先生（請原諒，停屍間的屍體又指名道姓地對您說話了）欣賞文學的東西，甚或詩意的東西，一直把自己看成一個音樂人，就像您在所有合適和不合適的場合——甚至在刑事法庭上——喜歡提及的，因此，如果不添加上我的文學色彩，您恐怕會把我的手稿怒沖沖地丟到牆角去。然而，我的報告卻是老一套，儘管詩情畫意。我感到遺憾。我覺得自己就像個通俗小說作者：我是正義的鬥士，林恩哈德是利馬特河邊的歇洛克·福爾摩斯，而達芙妮·米勒則是被稱之為黃金岸邊，也就是我們的湖右岸的梅薩林納。那個挺著乳房、放蕩不羈的雕像，我在莫克家仔細地看了它，而我則把活生生的達芙妮當成雕像驚嘆，這個用彩繪石膏製作的放蕩的女人形象（就別提真人了）後來在我記憶里比出現在我報告裡這個姑娘更生動。當然，她有沒有跟林恩哈德睡過，如果睡過，那麼睡過多少次——她跟誰沒睡過呢？——本身都無所謂。但對我的報告來說，內在的動因和過程現在至關重要，我要弄清楚這個一團亂麻的世界上發生了什麼，為什麼會發生。如果外在現象沒錯，那麼內在動機即使沒有完全的把握猜出來，但也可以感覺到；如果外在的事實不對，發生了一次沒有被記錄在冊的男歡女愛，或者又誤報了一次沒有發生過的男歡女愛，那麼你就會搖擺在空虛和不確定中。這裡的情況也一樣。林恩哈德是怎樣發現了「假」莫妮卡·施台爾曼的秘密的？因為他跟她睡過？恐怕很多人都會心知肚明。她愛他？她不會把秘密告訴他。她害怕？有可能。那麼貝諾呢，林恩哈德一開始就要懷疑他？因為達芙妮？我提出這些問題，因為人們把達芙妮的死歸咎於我。我真不該去拜訪真正的莫妮卡·施台爾曼。但是達芙妮懇求我這樣做。我必須探索一種可能性，我接受了委託，還收下了一萬五千法郎預付款，儘管我過去和現在都深信這種可能壓根兒就不可能：名譽博士伊薩克·柯勒是殺害溫特教授的兇手，這一點無可質疑。要說兇手也可能是別人，只是一種可能性，什麼也說明不了。在追尋這種可能性的過程中，有一些被忽略的事實浮出水面，關鍵在於柯勒不是兇手這個假想，這就是我為了追根問底而必須做的。再說吧，我要把真相寫下來，堅守真相，但是：真相後面的真相是什麼？我面對種種猜測，來回摸索。什麼是對的？什麼被誇大了？什麼被歪曲了？什麼被隱瞞了？我該懷疑什麼？相信什麼？在這些事件背後，在柯勒、施台爾曼、史提西-盧平、林恩哈德、海倫娜、貝諾等等這些我所遭逢的人物所發生的事件背後，到底有沒有某些真實、確切和無疑的東西呢？在我們的城市背後，在我們的國家背後到底有沒有某些真實、確切、無疑和現實的東西？難道不是一切都不可救藥地被隔絕了，毫無希望地被排除在世界其他地方賴以蓬勃發展的法則和動機之外嗎？難道不是一切都是鄉巴佬式的、中歐的、小家子氣、不現實嗎？這裡的生活、愛情、吃喝、交易、苦思冥想和鑽牛角尖、傳宗接代和擴大組織？我們還能表現什麼？我們還能代表什麼？我所描述的這一幫混蛋還有一點意義，還有一點作用嗎？可話說回來，也許對這些問題的答案就潛藏在林林總總的背後，也許答案會出其不意地從一切可以想像的人為的情境中冒出來，猝不及防，就像從藏匿的地方鑽出來一樣。這個答案將會是對我們的判決，執行判決就是真相。我願意相信是這樣，狂熱而執著。不是為了這個我在其中苟且求生、精美造作的社會，不是為了那些包圍著我的、令人難以忍受的殘渣餘孽，而是為了正義；為了正義我行動，為了正義我必須行動；我要拯救最後殘餘的人性（我寫下來的東西富有激情、莊嚴、高尚，有管風琴伴奏的神聖嚴肅，但我不會刪去所書寫的東西，也不會修改它。為什麼要修改呢，為什麼追求風格呢，指引我的不是文學上的野心，而是殺人的意圖。再說吧：我沒醉，檢察官先生，您弄錯了，我沒醉，很清醒，十分清醒，清醒得要命）。因此，我別無選擇（祝您健康，檢察官先生！），只有酗酒，嫖娼，講述，說出我的顧慮，畫上我的問號，等待再等待，等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天，等到那殘酷的女神摘下面紗（又變成了文學描述，真噁心）的那一天。這不會發生在紙面上，真相不是可以畫出來的公式，它存在於任何語言上的努力之外，存在於一切詩情畫意之外，只存在於審判降臨之時；在正義永恆的自我伸張中，它才會產生作用，才能感覺得到。有朝一日，當我站在名譽博士柯勒面前和他面面相覷時，當我要實現正義並執行判決時，真相就會有的。那時，就那麼一瞬間，眨眼的工夫，心跳的片刻，剎那的永恆，子彈嗖地划過的瞬間，真相就會閃閃發光。現在，我低頭沉思時，真相就溜掉了，不比一個古怪邪惡的童話更真實多少。我造訪真正的莫妮卡·施台爾曼時的印象也是這樣：更像幻夢而不像真事，更像傳奇而不像事實。
莫妮卡·施台爾曼二：「蒙利普斯」公館位於我們城市邊上一座巨大而荒蕪的花園內，長久以來別墅都快要看不見了。只有在冬天，透過縱橫交錯的老樹枝丫向著瓦格納直坡方向看，間或可以勉強地辨出裡面的幾堵牆和一道三角山牆的輪廓。只有為數不多的人還能回想起蒙利普斯公館招待客人的情形。「真」莫妮卡·施台爾曼的父親和祖父都只在楚格湖或日內瓦湖畔的鄉間別墅舉辦慶典或周年紀念。他們待在城裡只是為了工作（他們代表的還是重體力勞動者），只在城外舉行慶祝活動。而家族的女士們只要進城，就住在「多爾德」酒店、「巴爾拉克」酒店或「布萊廷」酒店。「蒙利普斯」漸漸成了一個傳說，尤其是發生了那個事件以後：一天早晨，有三個從德國來的盜賊被打得可憐巴巴地躺在施台爾曼別墅花園大門外。警察對此沒有發表評論。呂德維茨介入了此事。除了被人們當成莫妮卡·施台爾曼的達芙妮之外，好像這房子裡再也沒有任何人。送貨商必須把貨物放在大門旁邊一個空車庫裡，然而每天送來的食品數量卻很可觀。達芙妮自己從不邀請任何人來別墅，她在奧羅拉街還有一套公寓。我開車去瓦格納直坡時，已經吃了兩片解熱鎮痛藥。天氣變化無常，又發生突變，那個湖看上去像一條小溪，對岸顯得那麼近。下午四點。我停在花園大門外，將車子半停在人行道上。大門沒上鎖，我走進花園，昏昏沉沉，止痛藥還在作怪。一條石子路向上通去，時而會有木台階，但這路完全不像我想得那麼陡，可直坡則意味著陡峭啊。花園幾乎無人維護，路邊荒草叢生，噴泉上長滿青苔，中間有些部分跟原始森林一樣，到處都是數不清的花園侏儒。它們不是零零散散地立著，而是成群結隊，一堆又一堆，莫名其妙；它們長著白鬍子，呈玫瑰色，微笑著，傻乎乎的，甚至還坐在樹上，像被固定在樹枝間的鳥兒似的。然後又有更大的侏儒，更加怒氣沖沖，甚或更加邪惡，是些女侏儒，比男的高大，一些腦袋碩大、令人毛骨悚然的女侏儒。我感覺他們跟蹤我，包圍我，我越跑越快，在一棵巨大的老白蠟樹旁猛地轉彎後出乎意料地被人抓住了：仿佛狠狠地撞上了一堆鐵，我都沒看清是誰撞了我，把我翻了個個，顯然是個保鏢。接下來，在走進別墅的路上，我與其說被領著，倒不如說被拖著。房門口站著第二個保鏢，如此魁梧，好像堵住了整個大門。他接待了我，把我推進別墅里，先是穿過一個前廳，然後走過一個壁爐正在噼噼啪啪燃燒的大廳，好像整個一根樹幹在其中燃燒，最後來到一個客廳，或者也可以說一個小房間。他們讓我乖乖地坐在一張皮椅上。我昏昏沉沉地抬頭望去。手臂和脊背隱隱作痛。兩位保鏢坐在我對面笨重的皮椅上，都是光頭。他們的臉就像泥塑的一樣，眯縫眼，頜骨猶如拳頭。衣著講究，深藍色真絲西裝，就像盛夏時節的打扮，白色真絲領帶，而腳上的鞋卻像舉重運動員穿的。他們看上去塊頭很大，其實個子並不特別高。我向他們點點頭，他們臉上依舊毫無表情。我環顧四周。護牆板上全是照片，有的掛著，有的貼著，那麼多，深棕色的牆板就像被照片壁紙蓋住了。每個發現都伴隨著一種奇怪的驚恐，我弄明白了，牆上的照片全都是同一個人：貝諾博士。然後我才看見鐵窗對面牆上有一個壁龕，裡面放著莫克那個放蕩不羈的雕塑傑作，那個一絲不掛的「假」施台爾曼，達芙妮，只不過現在是青銅的，她雙手像舉槓鈴一樣托著自己的乳房。當我感受著這雕像時，對面的雙開門打開了，裡面走出第三個光頭保鏢來，比皮椅上那兩個更加強壯，也穿得更考究。他抱來一個滿臉皺紋身子蜷曲的怪物，像四歲孩子那麼大。怪物穿一件怪異的、領口很低的黑色連衣裙，綴著一顆藍寶石，在矮小佝僂的身體上閃閃發光。
「我是莫妮卡·施台爾曼。」怪物說。
我站起來，「施派特，律師。」
「哦，哦，一個律師，」大腦袋的小怪物說。聲音好恐怖，聽起來仿佛是另一個人從這怪物身體裡說出來的。那是一個女人的聲音：「你來我這兒幹什麼？」
保鏢抱著怪物一動不動。
「莫妮卡……」
「施台爾曼女士，」怪物更正道，然後拽拽自己的裙子：「迪奧，很時髦，不是嗎？」這聲音里有一絲冷靜而優越的嘲諷。
「施台爾曼女士，達芙妮不想再回到你身邊了。」
「是她讓你告訴我的？」怪物問。
「她讓我轉告你。」我答道。
難以猜得出來，怪物聽到這消息時是怎樣的心情。
「威士忌呢？」她問。
「遵命。」
似乎還沒等到怪物發出信號，我身後的雙扇門就開了，第四個光頭保鏢端來蘇格蘭威士忌和冰塊。
「純的？」她問。
「加冰。」
第四個保鏢斟上酒，站在一邊。先前那兩個也站起來。
「你覺得我的僕人怎麼樣，律師？」怪物問道，那個抱著她的保鏢把酒送到她嘴邊。
「令人敬佩，」我說，「我以為他們是您的保鏢。」
「令人敬佩，但很愚蠢，」她答道，「烏茲別克人。俄羅斯人在中亞什麼地方撿到了他們，安插進了紅軍隊伍，後來他們成了德國人的俘虜。由於納粹人類學家們確定不了他們屬於哪個種族，他們才倖存下來。我父親在一家種族研究所里把他們買來了，當初這樣的苦工還是很便宜的，被當作人類無用的尾貨。我覺得他們是烏茲別克人，因為我喜歡這個詞。你看見了那些花園侏儒嗎，律師？」
我臉上冒出汗來。房間裡太熱了。
「像一支大軍，施台爾曼女士。」
「有時候，我也站到那些女侏儒中，」怪物笑著說，「雖然我動來動去，但卻沒人發現我。乾杯。」
那個抱著她的烏茲別克人又把威士忌送到她嘴邊。她喝著酒。
「祝您健康，施台爾曼女士。」我邊說邊喝酒。
「你坐下，施派特律師。」她命令道。我坐到皮椅上。那個烏茲別克人站在我面前一動不動，懷裡抱著怪物。
「達芙妮不想再回我身邊，」她說，「我早知道，她總有一天不會再回來的。」在那碩大的、幾乎沒有頭髮的腦門下，布滿皺紋的小臉上有一雙大眼睛，裡面噙著淚水。
還沒等到我能說什麼，烏茲別克人忽然把怪物放到我懷裡，把她的威士忌塞到我空著的手中，與其他三個一起向著窗戶跪拜。他們額頭觸地，無比肥大的屁股高高地撅起。怪物緊緊地摳住我，我手拿兩隻酒杯有些不知所措。
「他們又在禱告。每天五次。這時，他們大多時候都把我放在一個柜子上。」她說。
怪物然後命令道：「喝。」
我把酒杯送到她嘴邊。
「難道奧林匹亞-海因茨不是美麗過人嗎？」她突兀地問道，然後才一口氣把威士忌喝乾了。
「確實美麗過人。」我一邊回答，一邊把空杯放在皮椅旁邊的地毯上。怪物險些從我懷裡掉下去。
「無聊，」她陰沉地說，口氣里滿是自卑，「貝諾是一個荒淫墮落俗不可耐的紈絝子弟，我愛上了他。我總是愛上俗氣的男人，因為達芙妮總是愛上俗氣的男人。」
我抱在懷裡的怪物摸上去像一副微小的骨架。
「我把自己的名字給了達芙妮，好讓她去過上我想過的生活，她也這麼過了，」她說，「我恐怕也會和任何人上床。你跟她睡過嗎？」怪物突然乾巴巴地問。
「沒有，施台爾曼女士。」
「停止禱告！」她命令道。
烏茲別克人都站了起來。那個把怪物抱進來的又把她接了過去。我同樣不由自主地站起來，手裡還一直端著那杯加冰的威士忌。我已經完成了使命，打算告辭了。
「你坐回去，律師。」她命令道。我服從了。她從烏茲別克人的手臂中俯視著我。她的眼睛裡此刻放射出某些咄咄逼人的東西。被禁錮在這樣一具瘦小蜷曲的軀殼裡，她只能通過眼睛和聲音來表達自己。
「拿把刀來。」她說。
一個烏茲別克人打開一把折刀，遞給她。
「到貝諾的照片那兒。」怪物說。
烏茲別克人把她抱到牆上的照片前，她開始不慌不忙地劃著照片，就像做手術似的，劃破了微笑的貝諾博士，劃破了用餐和坐著的貝諾博士，劃破了沉思、睡覺、神采奕奕、喝酒的貝諾博士，劃破了身著燕尾服、黑禮服、定製西裝和騎馬裝的貝諾博士，劃破了射擊手槍的貝諾博士，劃破了化裝舞會上扮成海盜、身著泳裝和不穿泳裝的貝諾博士，劃破了奧運會賽場身穿擊劍服的貝諾博士、劃破了穿網球服的貝諾博士，劃破了身著睡衣的貝諾博士，劃破了打獵的貝諾博士。我們讓開地方，烏茲別克人站在我周圍，那個抱著小怪物的人在這地獄般酷熱的小房間裡一圈圈地繞著我們走，地板漸漸地鋪滿了劃碎的照片。所有的照片都劃碎之後，我們各就各位，就像什麼都沒發生過。怪物又被放回我懷裡。我像一個抱著怪胎孩子的父親坐在那裡。
「這下讓我舒心了，」她平靜地說，「現在我撒手不管達芙妮了。我會讓她變成她曾經的樣子。」
她向上看著我。皺巴巴的面孔看上去衰老不堪，仿佛怪物早在人類出現之前就來到了這世上。
「代我向老柯勒問個好。」她說，「他常來看我。要是他一意孤行惹我生氣，我就在書架上爬來爬去，拿書扔他。可他總能按自己的意志行事。現在他還掌管著我的生意。從監獄裡。我們沒有進入光學和電子領域，而是生產裝甲武器、空中防禦武器、迫擊炮和榴彈炮，這都是柯勒的功績。你想想，是呂德維茨有這樣的本事，還是我？你瞧瞧我這樣子。」
怪物沉默了。
「我腦子裡除了淫亂沒別的。」她然後說道，這個畸形的怪物又讓人感受到了她面對自己所表現出的那般嘲諷和鄙視。
「抱走吧。」她命令道。
烏茲別克人又抱起她。
「再見，施派特律師。」她說，而她的聲音里又帶有那冷靜而優越的嘲諷之意。雙扇門打開了，烏茲別克人抱著莫妮卡·施台爾曼走出去。門又合上了。我獨自與那兩個帶我進來的人為伍。他們走到我的皮椅前，其中一個拿走我的酒杯，我想站起來，另一個卻把我按了下去。隨後那杯威士忌潑在了我臉上，冰已經化掉了。兩人把我提起來，抬出小房間，穿過大廳，出了大門，走下花園，經過花園侏儒，打開花園大門，把我扔在我的保時捷車前。一對老夫婦正沿著人行道散步，吃驚地瞪著我和那兩個烏茲別克人。那兩人消失在花園裡。
「外籍工人。」我邊說邊取下警察夾在雨刷上的罰款單。出口不許停車。
報道關於報道的報道：在我拜訪瓦格納直坡三天之後，那篇公報就刊登在了我們那個世界知名的地方報紙上，是由某個名叫艾希斯伯格的國會議員撰寫的，這人是特魯格醫療輔具股份公司的代理律師。公報內容是，那個十年前離開法國科達祖爾一所寄宿學校後就混跡於社會、以各種醜聞讓我們的城市不得安寧的人並不是莫妮卡·施台爾曼，她冒充其人，聲稱有特魯格醫療輔具股份公司罹患嚴重殘疾的女繼承人好心的許可，她叫達芙妮·米勒，生於1930年9月9日，是伯爾尼州尚瑙市女教師歐內斯蒂娜·米勒（死於1942年12月2日）與阿道夫·溫特，本地大學副教授（1955年3月25日死於謀殺）的非婚女。這篇符合國會議員性格的粗暴報道引起了艾希斯伯格企圖得到的轟動，之前考慮周到的媒體變得無所顧忌，就連「布萊廷酒店」的鬥毆都被詳加報道。佩德羅里公開說，貝諾欠了他三個月的房錢和飯錢。他本以為施台爾曼女士最終會付賬，可現在此女非彼女，達芙妮和貝諾也不知去向。那幫暴徒又向我衝來，艾希斯伯格暗示過，說我去看過真正的施台爾曼。伊爾瑟·弗洛伊德像頭母獅似地反抗，幾個記者還是擠到我跟前，我說得模稜兩可，含含糊糊，這樣應付過去，讓他們去問林恩哈德，草率地說出了佩德羅里對此隻字未提的庫薩文。暴徒們又擁到萊姆斯去，太晚了，庫薩文的新瑪莎拉蒂車在試駕時爆炸，庫薩文和王子都被炸得粉身碎骨。記者們又在我們這座城裡包圍了「蒙利普斯」公館，在瓦格納直坡那兒排起長長的車隊。不讓任何人進入花園，更不用說進別墅了。一個不要命的記者帶著全套技術裝備半夜翻牆爬了進去。第二天早上，他發現自己赤條條地躺在花園大門外的爛泥里，衣服和幾架相機都不翼而飛，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伴隨著這篇公報，秋天也在一夜之間徹底崩潰了，狂風把樹上的鐵鏽色和土黃色一掃而光，人們在殘枝敗葉中艱難跋涉。接著開始下起雨，後來又是雪，然後又是雨，城市泡在髒兮兮的爛泥里，而那位記者就這樣站在爛泥里挨凍。然而，醜聞不僅攪動了媒體，也點燃了想像。在我們這座城裡，到處都在醞釀著一些極其無聊的、我卻久久沒有感知到的流言蜚語。我一心忙著自己的事情。我的客戶開始流失，加拉加斯出差告吹了，那樁十分看好的離婚案泡了湯，稅務局也沒人肯相信我。充滿希望的開端忽然顯得沒有希望了。我已經花光了柯勒的預付款。我覺得自己仿佛在一場馬拉松時以百米衝刺的速度開始了，然而，要等到事務所盈利，我面前還有無盡的路程。伊爾瑟·弗洛伊德已經在找新工作了。我找她談話。
她坐在接待室的辦公桌前，把一面小鏡子豎在打字機鍵盤上，把嘴唇塗成火紅色。她的頭髮昨天還是麥秸黃，現在又成了夾著藍條的黑色，看上去綠幽幽的。當時是六點過五分。
「你在窺伺我，博士先生！」伊爾瑟·弗洛伊德一邊抗議，一邊繼續化著妝。
「誰讓你這麼毫不遮掩地跟職業中介所打電話。」我自我辯解道。
「打聽消息總是可以的吧，」她化好妝後說道，「但我現在不會遺棄你的，因為我們有大活要干。」
「什麼大活？」我吃驚地問。
伊爾瑟·弗洛伊德並不急於回答，而是先把豪華挎包放在桌上，把鏡子和化妝筆一股腦丟進去。
「博士先生，」她說，「你雖然看樣子心地好，可對律師而言過於善良，律師們必須是另一副模樣。我所認識的律師要麼讓人看著放心，要麼有藝術家風範，像鋼琴家，只是沒穿燕尾服，可是你，博士先生……」
「你到底想說什麼？」我不耐煩地打斷她。
「我想說，你是個人精，博士先生。你看上去不像律師，而卻是律師。你想把那個無罪的議員從監獄裡解救出來。」
「你胡說些什麼，伊爾瑟？」我吃驚地問。
「要不然你怎麼會從柯勒那裡獲得一萬五千法郎支票呢？」
我驚得不知所措，「你是怎麼知道這事的？」我嚴厲地訓斥道。
「我畢竟時不時清理一下你的辦公桌，」她吼叫著回敬道，「你搞得亂七八糟。你現在還會變得無禮。」
她擦擦眼睛，「可是你會成功的。你會把那位善良的議員救出來。我會留在你身邊！像一根藤！我們倆會成功的，博士先生！」
「你相信老柯勒是無辜的？」我震驚地問道。
伊爾瑟·弗洛伊德嫵媚地站起身，挎上包，儘管令人欽佩的肥胖。
「全城都知道怎麼回事，」她說，「也知道兇手是誰。」
「這樣說我可是滿懷期待啊。」我說著突然打起了冷顫。
「是貝諾博士，」伊爾瑟解釋說，「他曾是瑞士射擊冠軍。現在所有的報紙都這樣說。」
後來我跟莫克一起在「劇院酒店」吃飯。是他請我去的，對老吝嗇鬼來說可是少有的事。我接受了邀請，雖然我知道莫克只有肯定對方會回絕時才會發出邀請。然而我還是好奇，想知道莫克是不是人們說的那樣，自溫特死後就總在那張桌子上用餐。確實如此。出乎我的意料，莫克高興地跟我打招呼。可我還沒坐下，警長就坐在了我們身邊。這是我初次認識他，事實也表明，他來就是為了結識我。這次會面本來就是警長安排的，他做東，最後也全是他付的賬。莫克不過是個幌子。警長點了肝丸湯、羅西尼牛排配土豆餅和豆子，還有一瓶香貝坦葡萄酒。他說這是為了向溫特致敬，雖然溫特是個誇誇其談的人，令人害怕，但卻是個出色的吃貨。看著他吃飯總是一種享受。我點了同樣的菜。莫克從送菜小車上選了烤牛肉配土豆泥。這頓飯吃得有些沉悶。我們沉默地吃著，莫克其實根本用不著把助聽器取下來放在盤子旁邊。他這麼做本來是為了不受打擾地用餐。後來警長點了份巧克力慕斯，我向他講述了我與伊爾瑟·弗洛伊德的談話。
「你不知道，施派特，你那獨一無二的女秘書說得多好啊。這個流言出自監獄。監獄長和看守發誓說柯勒絕不可能是兇手。鬼知道，老滑頭是怎麼辦到的。一旦有人開始相信無稽之談，別人也會相信。就像雪崩，人云亦云，越滾越多。警察局專案組的人自己最先相信了。就是這樣，這事其實跟你施派特毫不相干，可是大家討厭赫倫中尉。如果逮捕柯勒證明是個錯誤的話，他手下的人就會喜出望外。要說警察局其他人，他們一直嫉妒專案組的人，而消防隊和公交職員又覺得自己低警察一等。這樣一來，雪崩就不可阻擋了，傳到了老百姓那裡。他們本來就樂於看見我們工作不順。尤其對我。如此這般，兇手就已經變成了無辜的羔羊。再說這是一樁盡人皆知的謀殺案，正中某些人的下懷。而且那些行會以及柯勒圈子中的人，議員們、國會議員們、政府議員、州議員、市議員等等，誰知道還有哪些人摻和進來了，所有的總經理和經理，還有老闆和上司們，都為葉梅林的強硬做法和法官的倒戈感到氣惱。他們不反對判決，但他們指望的是能判成緩刑，或者宣布兇手無責任能力而釋放，這些都不會讓一個政客失去行為能力。柯勒的無罪恐怕是許多傷口上的一貼狗皮膏藥，施派特。」
莫克推開盤子，把助聽器塞進耳朵里。
「你從老柯勒那兒接受了一項十分奇特的委託，現在又有了無聊透頂的流言蜚語，說柯勒是無辜的，兇手是貝諾這個輕浮的傢伙。因為他曾是射擊冠軍，所以這個國家裡每個人就都想像著他是兇手。可這個蠢蛋為什麼非要躲起來不可呢，」警長說著邊說邊吃著面前的巧克力慕斯。「不好吃。柯勒的委託、傳言，貝諾的失蹤，這一切都息息相關。」
「施派特落入一個陷阱里。」莫克邊說邊開始用碳筆在桌布上畫，畫的是一隻老鼠，已經夾在捕鼠器里了，可仍在啃著肥肉。
帳篷街上，林恩哈德坐在我辦公室里。
「你是怎麼進來的？」我氣憤地問。
「這不重要，」林恩哈德答道，指著辦公桌說：「這些報告。」
「你也認為柯勒無罪嗎？」我滿懷疑慮地問。
「不。」
「莫克說，我落入了陷阱。」我氣惱地說。
「看你自己了。」林恩哈德答道。
一百五十頁，寫得密密麻麻，電報風格。我所期待的是一份推論報告，模模糊糊的關聯，而面前的都是事實。一個陌生人被一個名字取而代之。這些報告本身會得到各種各樣的評價，總體上會被小心地接受。肖恩貝希勒對證人進行問詢：證人相互矛盾，但矛盾的程度令人吃驚。比如：一位女招待聲稱說，她聽見柯勒叫了聲「豬狗」，而正在旁邊桌上吃飯的一個女式內衣店經理（「我身上還濺到了一點湯汁」）陳述說，柯勒說了「你好，老朋友」。第三個證人說，他看見議員還和教授握了握手。又有人說柯勒打倒溫特以後撞到了林恩哈德。林恩哈德打了問號，並給予說明：「我沒在那兒。」另一些矛盾的證詞達五十多頁。現在並不存在一個客觀的證人。每個證人都傾向於為所經歷的東西不知不覺地摻進一些想像的東西。一個有證人的事件不僅發生在證人之外，也發生在證人的心裡。人人以自己的方式感知事件，把它印在自己的記憶里，記憶又重塑了事件：每種記憶都還原出一個不同的事件。矛盾成堆，因為與警察相反，肖恩貝希勒問詢了所有的證人。證人越多，證詞就越矛盾。五十多頁證詞矛盾重重。說到底也有時間上的差異：案子發生在大半年之前。想像力有時間去重塑記憶，再加上想像思維，自以為是，凡此種種。另外五十頁似乎都是那樣一些人的證詞；他們自以為曾在謀殺現場，其實並不在場。然而，肖恩貝希勒畢竟仔細地進行了調查。弗西廷的報告：他的方法最簡單明了。他直接詢問，之所以能做到，因為他從來都是直接詢問。他進行調查時，一點不引人注意。他什麼都不放過，連沒用的細節或者看似沒用的細節都要問個明白。最終，他的一個個小石子組合在一起，足夠艱辛地、靠著無數的馬提尼酒粘合起來，拼貼成一幅馬賽克圖像，這圖像令人可疑地證實了出現在肖恩貝希勒報告中不同證人的證詞。有幾個人聲稱說，當時貝諾博士也在「劇院酒店」；而另有一些人則說，貝諾在柯勒之前接近過教授；又有人說，他就坐在同一張桌上；甚至有一個證人說，他緊隨議員之後離開了酒店；一位酒吧侍女陳述說，溫特被殺害後不久，貝諾就衝進了她的酒吧，高興地跳起舞，打碎了好多酒杯，並大喊「那個吸血鬼死啦，那個吸血鬼死啦」。他故意碰碰在場的每一個人，並且說他這下要娶她了。人們以為他說的就是施台爾曼女士，祝他幸福，要他請大家喝喜酒。這一切都發生在「升天酒吧」，如同一個強盜窟，位於大教堂附近，因其辛辣的燒酒而得名。前些日子，人們常在這家店裡見到貝諾。所謂「前些日子」，在貝諾那裡長達兩年多。他出身名門，享受過良好的教育，學業有成，運動生涯斐然，社會成就輝煌，還與該城首富施台爾曼家訂了婚。貝諾忽然沉淪了，變了樣，誰都躲著他。大家都以為施台爾曼撤銷了婚約。他經常出國旅行，傳言說他賭博。起先他還能勉強維持與一些對他有利的豪門的關係，後來漸漸就沒人請他了，最後被拒之門外。他還是大手大腳過日子，後來變賣了以前光鮮時僅剩下的幾樣東西：版畫、家具、幾箱陳年波爾多酒。他變賣了各種不屬於他的東西，比如首飾之類，同時在打兩場官司（我就不詳述這位奧林匹亞-海因茨的債務了，那是災難性的，簡直是離奇，兩千多萬）。奇怪的是，弗西廷關於貝諾的報告在很多方面也與被殺的溫特如出一轍（除了債務）：出國參加了幾屆壓根兒就沒有舉辦過的國際筆會大會，他卻一談就是好幾個星期；傳言去賭場。溫特離開「劇院酒店」三樓的文學圈聚會後，也始終把歌德的名言四處掛在嘴上。在那裡，他跟我們這座城市的出版商、編輯、戲劇評論員和聖徒傳記的權威作者們坐在一起，好讓文化的統治力量不要從自己身邊溜走。那個尊貴的圈子雖然容忍了他，但總笑話他，要是他到下村那邊去看印度舞伎的表演，他們稱他為「印度的大地之神」。林恩哈德得出了結論：毫無疑問，如果排除柯勒是兇手，那麼只有貝諾可能是兇手。他以為達芙妮就是莫妮卡·施台爾曼。後來，他與溫特之間出現了一些紛爭。達芙妮跟貝諾分手，就是這個紛爭造成的後果，因此也毀了貝諾。作為施台爾曼的未婚夫，他恐怕會左右逢源；沒有施台爾曼，他就寸步難行。我滿腹狐疑。林恩哈德的說法與事實不符。達芙妮是被貝諾毆打之後才與他分的手；莫妮卡·施台爾曼也是在達芙妮與她分道揚鑣之後才放棄了貝諾。溫特和呂德維茨早就知道達芙妮並不是莫妮卡·施台爾曼，但知道此事的還大有人在。有人冒充別人的身份，讓自己銷聲匿跡，這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肯定還有其他知情人。想必主管當局裡也有人心知肚明。後來，柯勒也知道了。施台爾曼告訴過我。也許還有很多人知道。莫克說我落入的陷阱只能存在於我煽動人們相信柯勒無罪之中，不管我願意不願意，儘管我自己並不相信他無罪。我參與製造了這種看法，因為我接受了柯勒的委託。如果我屈從於柯勒不是兇手的假設，那我註定會拿另一個開刀；如果不是布魯圖斯刺殺了凱撒，那就是卡修斯；不是卡修斯，就是加斯卡。也許吧。也許監獄長和看守並不是說柯勒無罪的始作俑者，而是我自己。警長怎麼會知道我的委託呢？商量委託時看守莫瑟爾在場，克努珀夫婦、海倫娜、柯勒的私人秘書費德爾，肯定還有不同的律師，他們都知道，然後是林恩哈德，是他手下的人？伊爾瑟·弗洛伊德知道這事，她會守口如瓶嗎？也許柯勒的委託已經全城皆知了，儘管我堅信他殺人是出於科學上的好奇，然而因為委託，我的調查將人們的視線從柯勒身上引開了，而不是集中在他身上。難道這就是委託的意義所在？難道我是一個看不透的陰謀的始作俑者？難道我把那些調查報告交給了僱主？但是我陷入了窘迫之中。林恩哈德很快就會開出賬單。我需要錢，唯一的資金來源就是柯勒。我必須幹下去，無所顧忌。或者還有出路？我突然想到去找我的老東家史提西-盧平談談。我依然猶豫不決。後來我還是決定不去找他，也不提交調查結果，不管會發生什麼。可是後來我不再猶豫了。1956年11月30日到12月1日那天夜裡，也就是周五深夜到周六凌晨，貝諾博士來找我了。將近半夜時分。我記得清清楚楚。因為在這個夜晚，他的命運和我的命運已成定局。我正在第三次研讀報告，他拉開了辦公室的門。這辦公室原本屬於他，我坐在他的辦公桌前。他又高又壯，一綹長長的黑髮梳到了後面，遮住了禿頂。他踉踉蹌蹌地向我的辦公桌走來，看上去仿佛骨架都撐不住身體了。與肥胖的身軀相比，他的雙手小得簡直像孩子的。他把雙手撐在桌面上，瞪著我，半被檯燈光照亮。他不再是個清醒的人，一副絕望的樣子，無助得令人同情。我向後一靠。他黑西裝上有油污在閃亮。
「貝諾博士，」我說，「你去哪兒了？媒體到處找你。」
「別管我去哪兒了，」他喘息著說，「施派特，別起訴了。我求你。」
「起訴什麼呢，貝諾博士？」我問。
「你在起訴我。」他沙啞地說。
我搖搖頭。「沒有人起訴你，貝諾博士。」我解釋道。
「你撒謊，」他叫道，「你撒謊！你派了林恩哈德來對付我，派了凡特、肖恩貝希勒，還有弗西廷。你也唆使媒體跟蹤我。你知道，我有殺死溫特的動機。」
「那是柯勒乾的。」我答道。
「連你自己都不相信是這樣。」他渾身發抖。
「沒有任何人懷疑這一點。」我試圖安撫他。
貝諾瞪著我，用一塊骯髒的手帕擦擦額頭，「你會起訴我的，」他低聲說，「我完了，我知道，我完了。」
「你說什麼呢，貝諾博士。」我答道。
他踉蹌地走到門口，慢慢打開門走了，沒有再理睬我。
不在現場證明：又被中斷了。命運的打擊。這次是因為魯奇。在他的陪同下，出現了一個傢伙，魯奇向我介紹他是「侯爵」。（由於我作為書寫者跳出了這個不祥的事件，但也作為行動者糾纏在其中，那我就必須公開表明我的觀點：在一個罪惡的世界裡，我自己變成了罪人：我確信，檢察官先生，你一定會贊同這話。當然我還要有限定，我也把你連同你因為公職而代表的社會算作這個罪惡世界的一部分，不僅僅只有魯奇、侯爵和我。）要說這個類似人的傢伙，他是從納沙泰爾流竄到此的。開著一輛敞篷美洲豹。一張帶著微笑的嘴臉，仿佛他是來自科鎮的，神氣就像是兜售高級香皂的。當時是星期天晚上快十點（這篇報告寫於1958年7月底，小小的嘗試，想讓我的稿子有個頭緒）。外面下著暴雨，電閃雷鳴，十分嚇人，雨嘩啦啦地下個不停，可是一點也不涼快，天氣還是那麼悶熱。樓下傳來頌歌：「沉沒吧，世界，沉沒在基督懷中，快樂地沉沒吧。」還有：「神聖的主啊，讓電光和霹靂落到我們這些罪孽者身上吧。」魯奇有點不自然地來回捋著他的絡腮鬍子，我覺得他有點緊張。他那雙聖徒似的眼睛也閃現出苦思冥想的光芒，我之前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感受：魯奇顯然在沉思。兩人都身穿雨衣，卻基本上是乾的。
「我們需要一個不在場證明，」魯奇低聲低氣地說，「侯爵和我，需要剛才兩小時的。」
侯爵裝模作樣地微笑著。
「那麼兩小時之前呢？」我問。
「我們不在場可有鐵證啊，」魯奇邊說邊試探地看著我，「我們跟吉賽勒和瑪德萊娜在『摩納哥』酒吧。」
侯爵點頭證實。
我想知道他們是不是神不知鬼不覺地來找我。魯奇一如既往總那麼樂觀。「沒有任何人認出我們，」他說，「現在傘還是很有用的。」
我思忖著。「你們把傘放哪兒了？」然後我邊問邊從椅子上站起來，把紙收好。
「放樓下了。放在了地下室門背後。」
「那是你們的傘？」
「我們找來的。」
「哪兒找的？」
「也是從『摩納哥』。」
「就是說兩小時前你們是帶著傘出來的？」
「下雨了嘛。」
魯奇感到惴惴不安，因為我對他的回答不以為然。於是他滿懷希望地從雨衣里掏出一瓶拿破崙白蘭地來，侯爵也變戲法似地掏出一瓶同樣的酒放在辦公桌上。
「太好了，」我點點頭，「這才有點人情味兒。」
接著，兩人各放下一張千元大鈔。
「我們可是大方的生意人。」魯奇肯定地說。
我搖搖頭，「親愛的魯奇，」我遺憾地說，「原則上我不會為假話陪你坐著。」
「明白。」魯奇說。
兩人又各拿出一張千元大鈔。
我不會為之所動，「傘的故事太蠢啦。」我說。
「可警察又不會因為傘來找我們。」魯奇反駁道，可是他顯然覺得事情不妙。
「但他們會因為傘而懷疑你們。」我警告他們。
「懂了。」魯奇說。
兩人又各獻出一張千元大鈔。
我愣住了，「你們准成富翁啦？」
「人各有生財之道，」魯奇說，「只要我們一得到餘款，就會遠走高飛。去國外。」
「什麼餘款？」
「剩下的酬金。」侯爵解釋說。
「什麼酬金？」我滿腹狐疑地問。
「為一個我們已經完成的使命，」魯奇明確地說，「我們一到尼斯，就把吉賽勒和瑪德萊娜讓給你。」
「我也把我的姑娘讓給你，」侯爵說，「納沙泰爾人很實際。」
我仔細檢查了鈔票，折好塞進褲子後兜。魯奇還想再說些什麼，被我攔住了：「下不為例。你們為什麼需要不在場證明，我也不想知道。」
「勞駕了。」魯奇謙恭地說。
「把你們的香菸都拿出來。」我命令道。
魯奇口袋裡塞滿了煙：駱駝、登喜路、黑與白、超級皇帝、皮卡迪利。桌上堆了一大堆煙盒。
「我有個女朋友開了間報亭。」他解釋說。
「侯爵先生抽什麼？」
「很少抽。」他尷尬地囁嚅著。
「你沒帶煙？」
侯爵搖搖頭。
我又坐到辦公桌前。我們必須行動了。
「現在我們抽半小時煙，」我命令說，「儘量快抽多抽。我抽駱駝，魯奇抽加長版超級皇帝，侯爵，看在老天的份上你就抽登喜路吧。把煙抽到還能看得出商標，然後就掐滅在同一個菸灰缸里。最後每人都帶一盒打開的煙走。」
我們沒死沒活地吞雲吐霧。我們很快就把四支煙並在一起抽，然後它們自行燒盡。外面又下起了雷雨，樓下在吼叫著頌歌：「上帝啊，粉碎我們這些奸人吧；耶穌啊，滅掉我們的財產吧，因為我們殺死了你，我們褻瀆了神聖的主。」
「其實我平常絕對不抽菸。」侯爵呻吟著說。他特別難受，簡直變得有點人樣了。
半小時後，菸灰缸里堆滿了菸蒂。空氣簡直嗆死人，因為我們關著窗子。我們離開房間，剛下了一層樓，就迎面撞上一隊警察。但他們不是來找我們的，而是來找烏特里聖徒的。鄰居們提出了抗議，因為他們寧可入地獄，也不願意聽頌歌。肥胖的風紀警察史圖伯推了推門，兩個同來的巡邏警滿腹狐疑地看著我們，因為我們三個可是有名的人物。
「嗨，史圖伯，」我說，「你是風紀警察，聖人們與你不相干啊。」
「你還是看好你的聖人們吧。」史圖伯低聲說著，讓我們過去。
「妓女律師！」其中一個巡邏警在我背後喊道。
「我們最好還是馬上去警察局。」魯奇嘆息著說。警察讓他顏面掃盡。侯爵好像嚇得在禱告。我感覺自己可能捲入了某些可疑的事情里。
「胡說八道，」我給兩人打氣說，「我們恐怕遇不上比警察更好的事了。」
「那傘……」
「回頭我來處理吧。」
新鮮空氣讓我們感到愜意。雨停了，街道上熱鬧起來，到了下村街，我們走進「摩納哥酒吧」。吉賽勒還在那兒，瑪德萊娜已經不見影了（現在我知道她的名字），不過有科琳娜和寶萊特，她們是魯奇的新人，剛從日內瓦弄來的，三個都打扮得很漂亮，貨真價實，也都接過幾次客了。
「侯爵看上去臉色發綠，」吉賽勒邊喊邊招手示意，「你們虐待他了？」
「我們打了兩小時撲克，」我解釋說，「侯爵也得陪著吸菸。活該，誰讓他想把你從魯奇手中奪走呢。」
「我怎麼不知道這事呢？」寶萊特用法語說。
「生意是在無聲無息中做成的。」
「結果呢？」
「現在我是你的律師。」我說。寶萊特愣住了。我轉向阿爾方斯。這位侍者生就一張兔唇，正在櫃檯後面洗酒杯。我要威士忌。他端來三杯69威士忌放在我們面前。我一口氣幹了一杯，告訴侍者「這兩位付賬。」然後離開了「摩納哥酒吧」。我還沒走出門十步遠，就聽見有車停下來。我仔細看去，發現警長帶著專案組三個警探進了酒吧。我溜過一個街角，躲進下一個酒吧里。後來我也挺走運（起碼有一次）：一個小時後，當我返回鏡街時，史圖伯和兩個巡警已經走開了。一片寂靜，烏特里的信徒們一定也已經散去了。在地下室門背後，我找到了那兩把傘。我本想把它們拿到地下室里藏起來。這時，我忽然有了別的想法。我走上樓，教派會所前一片寂靜。門沒上鎖，即使上了鎖，我也能用這把門鑰匙打開它，因為很多老房子都有一把通用的鑰匙。
我走進前廳，只有樓梯間的燈光微弱地照進來。門旁有一個傘架，上面插著幾把傘。我把這兩把濕傘插到其中，小心翼翼地關上門，上樓到了我的房間。我打開燈。窗子大開著。警長坐在扶手椅上。
「這兒抽過很多煙，」他邊說邊望著堆滿菸蒂的菸灰缸，「是我把窗戶打開的。」
「魯奇和侯爵來過我這裡。」我解釋道。
「侯爵？」
「這樣一個來自納沙泰爾的怪人。」
「他叫什麼？」
「我不想知道。」
「亨利·祖佩，」警長說，「他們是什麼時候來你這兒的？」
「從七點到九點。」
「他們來時已經下雨了嗎？」警長問。
「他們下雨之前來的，」我答道，「不然就全淋濕了。為什麼問這個？」
警長打量著菸灰缸。「風紀警察史圖伯看見你九點離開房間時，與魯奇和侯爵在一起。你們後來去哪兒了？」
「我？」
「你。」
「去『霍克酒吧』了，我喝了兩杯威士忌。魯奇和侯爵去了『摩納哥酒吧』。」
「這我知道，」警長說，「我在那兒逮捕了他們。可是現在我不得不放了他們。他們有不在場證明。他們在你這兒抽過煙。兩個鐘頭之久。」他再次注視著菸灰缸，「我必然會相信你，施派特。一個在乎正義的人是不會為殺人犯提供不在場證明的，不然就太奇怪了。」
「誰被殺了？」我問。
「達芙妮，」警長答道，「那個冒稱莫妮卡·施台爾曼的姑娘。」
我坐在辦公桌前。
「我知道，你心裡清楚，」警長說，「你拜訪過真正的莫妮卡·施台爾曼，她放任了那個假的。於是達芙妮·米勒就去當了街頭妓女。沒有跟魯奇和祖佩說好。在希爾申廣場旁邊的停車場，有人發現她死在自己的梅賽德斯車裡。快八點半時。她七點鐘就到了那兒，卻一直待在車裡。那時雨大得要死。哼，現在魯奇和祖佩有不在場證明，而且身上沒有武器，他們的雨衣也是乾的。我只好放他們走。」他不說了。「一個美麗絕頂的姑娘，」他過了一會兒說，「你跟她睡過嗎？」
我沒有回答。
「這也沒有什麼大不了。」警長說著點起一支巴伊亞諾雪茄，咳嗽起來。
「你抽得太多了，警長。」
「我知道，施派特，」警長答道，「我們都抽得太多了。」他又望著菸灰缸，「但我發現你挺關注我。那麼，我對你也要有所關註：像你這樣一個令人捉摸不透的人，我還從來沒遇到過。你真的沒有朋友嗎？」
「我也不想跟人結仇，」我答道，「你要審問我，警長？」
「只是好奇，施派特，」警長把話繞開，「你還不到三十歲。」
「我可沒錢荒廢我的學業。」我答道。
「你曾是我們最年輕的律師，」警長說，「可現在你不再是律師了。」
「監督委員會不過是照章辦事。」我說。
「我要是能對你有所了解的話，」警長說，「就會更容易地明白你在想什麼了。但我卻一點也不了解。我剛認識你時，你為正義的鬥爭讓我眼前一亮，我自慚形穢。現在，我眼前亮不起來了。我依然相信你的不在場證明，但我再也不相信你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正義。」
警長站起身來。「你讓我感到遺憾，施派特。你捲入了一樁荒謬的事件，我一清二楚，你自己在這個過程中也變得很古怪，這恐怕難以改變了。我想你就是因此才自暴自棄吧。柯勒又寫信了嗎？」
「從牙買加。」我答道。
「他走了多久了？」
「一年多，」我說，「快一年半了。」
「這人在地球上穿來穿去，」警長說，「不過也許過不了多久，他就會回來的。」
說完他就走了。
補記。又過了三天：我跟達芙妮睡過，沒有告訴警長。他也不再追問，這事他覺得並不重要。我想了很久要不要把這事寫下來。不過警長是對的，一切都變得這麼毫無意義，再隱瞞什麼也根本沒意思：現實包括一些無比無恥下賤的事，我在達芙妮的毀滅中所扮演的角色屬於無恥下賤之行，儘管她的死因是「真」莫妮卡·施台爾曼報復行動所致。這個醜聞爆出以後，達芙妮一年多不知去向。沒有人知道她在哪兒，林恩哈德也不知道。她在奧羅拉街上的公寓空著，房租一直有人支付。誰付的，不得而知。後來她又出現了。還是那麼光鮮，就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只是有了新的追隨者。以前她生活奢靡，現在她以此為業。朋友們不再理睬她，她開著她的白色梅賽德斯到處跑，要價高得嚇人，又財源滾滾，交過地方稅、國稅、國防稅、養老和傷殘保險等稅後依然如此。能跟她睡被視為幸事。好了，閒話少說，我不想隱瞞，她只來過我這兒一次：快半夜兩點時，她來鏡街敲響了我的房門。我從沙發鋪上爬起來，心想可能是魯奇。我打開燈，開了門，她走了進來，環顧四周。窗戶半開著，房間冰冷（當時是二月中）。俗氣的牆紙上貼著《觀察者報》的彩圖，我的衣服在辦公椅上，大衣搭在扶手椅上。她穿著一件灰鼠皮大衣——肯定貨真價實，要不就是「真」施台爾曼還在為她付賬——她脫光衣服，全扔到扶手椅上，然後躺在沙發上。我躺在她身邊。她很美，屋裡又很冷。她沒待多久。她又穿上衣服，拿起皮衣，把一張千元鈔票放在我的寫字檯上。當我抗議時，她就揮起右手狠狠地扇了我一耳光。這樣的事誰願意去說呢，我也沒跟任何人說過。我之所以現在又肯寫出來，也是因為一切都破滅了。今天早上快六點時，風紀警察史圖伯老兄來告訴我說，魯奇和侯爵在措利孔附近被人從湖裡撈了上來（案發地點不遠就是施台爾曼的一所別墅）。史圖伯高興地走了，我感覺有些受辱：他連問都不問，警長怎麼也能派個專案組的人來找我吧。魯奇和侯爵沒有能夠迅速逃往國外。就這樣，1958年8月1日，我們的國慶節就十分沉悶地開始了。再說還是個周五，也是達芙妮下葬的日子，法醫允許將她下葬。上午10點。8月1日只是上午工作，掘墓人也一樣。對一個小國家來說，國慶節放一整天假太多了，它知道自己的大小。我剛離開房間，外面就打起雷來，這個夏天雷雨多得成了家常便飯。我的大眾車還在修理廠。（有一天，我不知在湖上什麼地方吃過飯，在野外的夜空下開著我的保時捷——就這樣，檢察官先生，這事我也得懺悔。忽然我連人帶車還有瑪德萊娜［是瑪德萊娜吧？］從蒂夫路上什麼地方滑到了一片樹叢中。魯奇料理了一切，小姑娘在醫院躺了兩個月，我又開上了老大眾。曾經。我早就可以把它取出來，可我在修車行不能賒賬了。我害怕賬單。）於是我只能搭乘有軌電車去參加達芙妮的葬禮。可我為什麼要按下烏特里聖徒會的門把手，門開了之後，為什麼要將六天前放在那兒的傘拿一把，再也說不清楚了。這麼做是出於心不在焉，還是出於一種陰鬱的幽默，我再也弄不明白了。才九點半，天空卻已經變得烏黑，我穿過老城向貝爾維尤方向奔去，拿傘當手杖用。所有人都行色匆匆，我也走得很急，像每次暴雨來臨之前一樣。這場即將來臨的暴雨一定很特別，因為現在才是上午。天公也不忘達芙妮，我心想著。我在貝爾維尤上了電車。其實這種天去參加葬禮很傻，可我還是不由自主地上了擠滿人的車廂。太陽不時穿過黑色的雲牆，像探照燈一般忽明忽暗。十字廣場站上來一個笨重的黑衣男子，小個子，光禿禿的腦袋閃閃發光，留著整齊的黑色絡腮鬍，裡面夾雜著幾綹白須，戴一副金質無框眼鏡。我一時不由得相信他就是被殺的溫特，他作為幽靈回來參加女兒葬禮。這人跟死去的那個多麼相像，他手裡還拿著一個花環，不過我看不清輓聯上的字。墓地已經來了很多人，名流悉數到場，人人都難免懷舊傷感。她的新客人一個都沒有來。可達芙妮·米勒並不是人們來到這漂亮整潔的墓園的唯一原因。她旁邊的墳墓里，也要讓檢察官葉梅林安息。他的逝世也引起了普遍的哀悼，沒有比再也無法怨恨更悲傷的事了。幸好悲傷中摻進了幸災樂禍，他的結局不無滑稽。他每周都去洗桑拿浴，赤條條地坐在赤條條的林恩哈德身邊。這次驚嚇他沒能挺過去。人們咬牙切齒地致哀。同時下葬也有好處。人們可以共同參加兩個葬禮。我思量著誰是來參加哪場葬禮的，有市長，有檢察官弗伊瑟爾是來送別葉梅林的，還有幾個無罪釋放的亂倫犯，人都死了他們還要來氣氣他。林恩哈德、勞平格、史托斯和史提西-盧平兩個都參加。弗里德里、呂德維茨、蒙德申可能只是來參加達芙妮葬禮的。每個人都拿著一把傘。森恩牧師站在達芙妮墓前，瓦滕維爾牧師站在葉梅林墓前，兩人都已準備就緒。我不耐煩地等著，重心在兩條腿上換來換去。天上打起了雷，森恩牧師和瓦滕維爾牧師卻都沒有開始禱告。我在電車上見過的那個老男人放下了花環（除此之外棺木上沒有別的花環），上面寫著獻給同父異母妹妹達芙妮，胡格·溫特。這一定是小學教師溫特吧。雷聲又響起來，這次震耳欲聾。颳起一陣風。所有人都等啊等啊，旁邊墓上的人都朝這邊看，人們在等著什麼。我一直不知道他們在等什麼，後來終於明白了：「真」莫妮卡·施台爾曼坐在輪椅上，一位瘦高的護士邁著大步把她從墓園大門口一直推到棺材前。矮人化著濃妝，頭戴一頂朱紅色假髮，與達芙妮的發色相仿，假髮讓小矮人的腦袋看起來更大。她身穿一條小裙子，像童裝似的，一條珍珠項鍊穿過兩條小彎腿垂在輪椅上。她懷裡抱著一個用黑布包起來的東西。一個穿深色西裝的矮壯男人——西裝太短太緊——走在她身邊，正是那位非常富有的大傻瓜，國會議員艾希斯伯格，他身後也拖著一個花環。甚至連市長和弗伊瑟爾，還有掘墓人都離開了葉梅林的墓，走到達芙妮·米勒的墓前，只剩下瓦滕維爾牧師孤零零地站著。他也恨不得走過來。雷聲又一次震耳欲聾，狂風大作。
「見鬼。」我旁邊有人說。是警長。
護士把施台爾曼推到敞開的墓前，艾希斯伯格把花環扔到棺木上，輓聯上寫著獻給我永遠熱愛的莫妮卡，你的莫妮卡。
森恩牧師走上前來，被突然響起的雷聲驚得縮成一團，所有在場的人也都走上前來。我不情願地被擠到了施台爾曼身後，站在護士和警長之間，警長前面是艾希斯伯格，護士前面是史提西-盧平。棺材被放進墓室里。旁邊墓地上，葉梅林的棺材卻沒人放，瓦滕維爾牧師還在向這邊張望。森恩牧師安詳地打開聖經，宣布將朗讀約翰福音第8章第5至11行，卻沒讀成。莫妮卡·施台爾曼將懷裡的東西高高舉起，用令人難以置信的力量擲進墓里，那東西撲通一聲重重地砸在達芙妮棺材上，喀啦裂開了：原來是莫克為「假」莫妮卡·施台爾曼塑的青銅頭像。瓦滕維爾牧師向這邊奔來，森恩牧師驚得不知所措，不由自主地說道：「讓我們祈禱吧。」
可就在這時，沉甸甸的雨點已經開始掉下來，陣風凝成了暴風，雨傘紛紛張開。我站在施台爾曼後面，想護住她，所以也打開了我的傘。我一按手柄近旁的按鈕，傘蓋忽然飛了，嚇了我一跳。它高高飛起，在哀悼的人群頭頂打旋。這時大風忽然停止，傘蓋像只大黑鳥落進了達芙妮的墳里。很多人都在忍著笑聲。我盯著手裡的傘柄：這一把三棱刀。我覺得，仿佛我手持殺人兇器站在被害人墓前守墓，而牧師則在禱告上帝。然後，掘墓人開始掄起鏟子幹活，葉梅林的棺材也終於放了下去。護士把施台爾曼推走，我必須給她讓路，卻還一直舉著三棱刀站著，而其他傘都已收了起來：雷雨虔敬地繞過了墓園，跑到市中心上空傾瀉而下。直到晚上還有人從被淹的地下室往外抽水。不知從哪兒傳來幾聲爆竹，有人已經開始慶祝。陽光熾烈地潑灑在湧向墓園出口的人群和掄著鏟子的掘墓人身上。森恩牧師也急著儘早離開，瓦滕維爾牧師糊裡糊塗地站著，市長和弗伊瑟爾也都已經走了。只有林恩哈德站在葉梅林墓前，看著墳墓被一點點填滿。從我身邊走過時他在哭泣。他失去了一個敵手。我再次盯著手中的三棱刀。刀尖呈深褐色，刀鋒旁邊的凹槽也是。
「你的傘不能用了，施派特。」警長在旁邊說，隨後從我手中拿走與傘柄相連的三棱刀，轉身向墓園出口走去。
出售：柯勒從廣島發來的明信片讓我平靜下來，他要去新加坡。終於到了報告這關鍵的事的時候，儘管這關鍵的事原本就是件蠢事，任何經濟上的困境也不能為之開脫。我把那些報告寄給了史提西-盧平。兩天後，他在城郊家裡的客廳接待了我。客廳這個詞太保守了，應該叫沒住人的大廳才對。這房間是正方形，我估計有40平米見方，三面都是玻璃牆，一扇門都看不到。透過一面牆能俯瞰下面一座小古城。老城幸好免遭了高速公路之害，無盡的車流穿梭而過，賦予暮色中的城市風景某些生機勃勃幽靈似的東西，一串串燈光穿過古老牆垣的血管。透過另兩面玻璃牆，可以看到一些打著背光的石塊，沉重的巨石無規律地擺放著。莫克雕琢粗獷，一些用花崗岩雕成的、在人類出現之前就統治著地球的神祇。高山從深谷里拔起，將一個個大陸拆開。整塊的巨石猶如巨型生殖器，將它們的影子投入當時空蕩蕩的大廳。大廳里除了一架三角鋼琴之外，就只有對角線上的兩張安樂椅。三角鋼琴擺得離門口很近，可想而知，放的不是地方,就在一個通向樓上的木樓梯旁邊。樓上肯定還有很多不太大的房間。然而，當我開著保時捷抵達時，這房子看上去只有一層，以前從城裡看去，留在我記憶中的是一座平頂洋房。我當年的老闆坐在其中一張安樂椅上，裹著睡袍，一動不動，只有椅子之間的落地燈照著他。我輕輕咳嗽一聲，他一動不動，我走過大廳地上色彩各異、精心鋪設的大理石地板，史提西-盧平依然一動不動。我坐在另一張安樂椅上，陷入了一片皮革的海洋。我發現椅子旁邊的地板上放著一隻小籃子，裡面有一瓶開了塞的紅葡萄酒，一隻小小的鬱金香形水晶玻璃杯，還有一碗核桃。大約四米開外，史提西-盧平坐的椅子旁邊也放著同樣的東西，只是面前地上多了一部電話。我看看史提西-盧平。他睡著了。我想起瓦爾蘭畫的肖像，以前我總覺得畫得誇張，現在才發現畫家看這位律師時獨到的天才眼光：一團雪白的亂髮之下，是寬大的四方額頭，刻畫得粗獷而恰如其分。鼻子如同植物的塊根，深深的皺紋，向著如同鑿出來似的下巴延伸。難以名狀的固執而又柔和的嘴巴。我端詳著這張臉，就像一片熟悉而神秘的風景，因為我對史提西-盧平知之甚少，雖然他當過幾年我的上司，私下裡從沒與我說過一句話，也許這就是我沒有留在他事務所的原因。
我等著。突然，那孩童般好奇的眼睛透過無框眼鏡直盯著我。
「你怎麼不喝，施派特，」他說，清醒得就像根本沒有睡過似的（也許他沒有睡），「你給你斟上酒，我也給我斟上。」
我們喝著酒。他觀察著我，沉默著，觀察著。
在我們開始談論困難之前，他開口說道，一邊望著眼前，他可以想像困難在哪兒，個人的看法，與目前糾纏著我的種種麻煩息息相關，因此我才心急火燎地跑來找他——不就這樣嗎？也不全對，我是開著保時捷來的，高級，高級啊。
他笑了起來，不知什麼東西讓他覺得特別愜意。他一邊喝酒，一邊接著說，他有沒有給我講過他的人生。沒有？也是的，講它幹嗎。好吧。他是一個山民之子，他的家族自稱為史提西-盧平，為了不跟史提西-比爾林混淆。他們兩家自人類有思想起，就在為一塊土豆地爭鬥不休。那塊田如此陡峭，每年都得辛辛苦苦地重新平整，而且常常不止一次。要是運氣好，這塊地長出的土豆能做三四塊土豆餅。可兩家就為此官司不斷，又鬥毆，又互相謀害。現在依然如此。簡而言之，年輕的同行，他大學一畢業就回到家鄉當了律師，就在史提西村，它就叫這名字。村里不光史提西-盧平和史提西-比爾林是對頭，還有史提西-莫西和史提西-蘇特林這一對仇家，所有的史提西家族彼此都結了怨。但那只是村子剛剛落成的時候，如果它有個開端的話。如今每一個史提西家都與其他家打得不可開交。就在這麼一個小山溝里，施派特，這麼個小村里，在一團亂麻般的鄰里糾紛、謀殺、亂倫、偽證、盜竊、侵占和誹謗中，他作為鄉村律師度過了自己的學習時代。那裡的人們管他叫說情人。他不是為了將法制引入了這山溝，而是為了讓法制遠離它。製造假象說老娘出了事故，又娶女傭為妻的農夫，用砒霜把老爹送進墳墓後又嫁給男傭的農婦，這樣的男女在山村里比在監獄裡有用得多。監獄空著會為國家節省更多錢，農舍空著，草場就會荒蕪，家鄉的土地會滑落山谷。
他獨自笑起來。
「天哪，那可是一段難以忘懷的歲月啊！」他驚訝地說，「後來，我一定是鬼迷心竅了，娶了個梅爾奇奧家的女人，來到我們這座狗屎城市，成了大名鼎鼎的律師。天氣怎麼樣？」
「有熱風。對12月而言太熱了，」我答道，「就像春天。」
「我們到外面去？」
「很樂意。」我回答。
「到外面去可能不是確切的說法。」他邊說邊按下安樂椅扶手上一個按鈕，巨大的玻璃牆隨之沉到地下去了，巨大的石像背後的燈光也熄滅了。我們坐在活動地板上，就像在露天一樣，只有落地燈還照著。
誇張賣弄的設計，他說，眼睛盯著前方。他覺得自己就像帝國政府元首。可是，施派特，你想說什麼呢，作為大律師，他必須請得起范德豪森這樣的人來設計，儘管他更喜歡弗里德里的小市民風格。命運讓你變得時尚。而現在，他孤零零地坐在這裡。在這大廳里，曾經舉辦過一次又一次狂歡，小城圈子裡的人抱怨了，還有那些狗屁小民，直到——好啦，這一切於事無補。之後，他讓人把家具都弄走了。全都是時尚家具。
然後，他一邊給自己斟酒一邊說：「我們言歸正傳吧，施派特。」
我講述了名譽博士柯勒給我的委託。
我知道，史提西-盧平打斷我的講述，喝著酒。克努珀夫婦也來過他那兒。海倫娜，柯勒的女兒把我的委託跟他說了，林恩哈德及其同黨的調查他也仔細看過。
我講述了我關於柯勒作案動機的想法，講述了海倫娜懷疑她父親是被迫殺人的，還有我與達芙妮的邂逅、拜訪真莫妮卡·施台爾曼家、貝諾出現在我辦公室，我都一一講給他聽。
「年輕人，你有機會了。」史提西-盧平驚訝地說，又給自己斟上酒。
「我不明白你要說什麼。」我不安地回答。
「你當然明白，」史提西-盧平反駁道，「不然的話，你就不會來找我了。我們一起來玩柯勒的遊戲吧。假設他不是兇手，另一個兇手便可以輕而易舉地找到。那只能是貝諾，所以他才嚇成那樣。他從那個冒充的施台爾曼手裡揮霍了兩千多萬，溫特把這事跟真施台爾曼講明了，婚約破裂，貝諾毀了。在『劇院酒店』的人堆里槍殺了溫特。就這樣。這正是你的委託人需要的說法，也將是你需要的說法。」
史提西-盧平舉起酒杯對著落地燈的燈光。小古城裡傳來一陣汽車喇叭聲，響了好幾分鐘之久，根據一直亮著不動的前燈推斷，車流擁擠成一堆。
史提西-盧平笑著說：「本世紀最美妙的再審案件恰恰必然會落在像你這樣一個青瓜蛋子頭上。」
「沒人委託我進行再審。」我說。
「你所接受的委託就會導致再審。」
「柯勒殺了溫特。」我肯定地說。
史提西-盧平感到驚訝，「那又怎麼樣？」他說，「難道你在現場？」
在這房間後面，有一個黑影走下木樓梯，一瘸一拐地向我們走來。他走近時我看清了，是個牧師，拎著一隻小黑包。他停在史提西-盧平面前三米遠的地方咳嗽起來，玻璃牆升起，背光燈隨之閃亮，花崗岩神像的身影投入又封閉起來的室內。牧師年邁，歪歪斜斜，滿面皺紋，跛著一隻腳。
「你夫人已經行過塗油禮了。」他說。
「好的。」史提西-盧平說。
「我會為她祈禱。」牧師許諾說。
「為誰？」史提西-盧平問。
「為你夫人。」牧師明確地說。
「那是你的本分。」史提西-盧平漫不經心地答道，看也不看他一眼。牧師咕噥著一瘸一拐地向門口走去。先前領我進來的女僕為他打開門。
「我妻子快要死了。」史提西-盧平漫不經心地說，並喝乾了杯中酒。
「這樣的話……」我一邊結結巴巴地說，一邊站了起來。
「上帝啊，施派特，瞧你拘謹的樣子，」史提西-盧平說，「還是坐下吧！」
我坐下來，他又給自己斟上酒。玻璃牆再次消失於地下，射燈熄滅，我們又坐在露天裡。
史提西-盧平盯著前方。
「我妻子的偉大就在於讓我免受親眼看著她死去的痛苦，」他說，這話聽上去無動於衷，「牧師曾守在她身旁，現在她身邊還有一位醫生和一位護士。我妻子，施派特，不光死愛享樂，而且富得要命，虔誠得要命，她也美得要命。我們的瑞士德語好可笑。她騙了我一生。坐在她身邊的醫生就是她的最後一個情人。不過我理解她。像我這樣的男人是女人的毒藥。」
他兀自笑起來，然後突然換了話題。
他說我是個傻瓜，我認為伊薩克·柯勒博士有罪。他，史提西-盧平也一樣。雖然所有證人都互相矛盾，雖然兇器一直沒找到，雖然缺少殺人動機。儘管如此，我們認為他有罪。為什麼？因為謀殺發生在一個人滿為患的飯館裡。那些在場的人會以某種方式有所察覺，即使他們的話自相矛盾。也就是說，我們不是非得知道是怎麼回事，但我們絕對相信是怎麼回事。這讓他在庭審時就感到驚訝。既沒有追問手槍，也沒有審問證人，甚至法官也對警長的陳述表示了滿意。雖然警長當時就坐在兇殺現場近旁，但他既沒有說自己是否親眼目擊了兇殺過程，也沒說是否審問過證人。再說辯護律師是草包一個，葉梅林則處於亢奮狀態。我們要把我們可愛的努力、我們知道柯勒有罪與我們相信柯勒有罪平衡起來。我們所知道的踉踉蹌蹌地尾隨著我們所相信的。一個精明的辯護律師單憑這個矛盾就能判定無罪開釋。可我們畢竟還會給我們善良的葉梅林一個尋找動機的機會。柯勒把這個有利可圖的委託送給了我，因為我對檯球一竅不通。我從中得出結論——他洗耳恭聽了我的話——，柯勒之所以殺人，只是為了進行觀察；之所以謀殺，只是為了研究社會法則。因此，他沒有說出他的動機，因為法庭上不會有人相信這種說法。親愛的朋友，他只能就此說，這樣一個動機太有想像力了，只有文學家才會構思出這樣的動機。儘管他也相信，像柯勒這樣的人一定有非同尋常的動機。但到底是什麼呢？
史提西-盧平思索著。
「你得出了錯誤的結論，」他然後說，「因為你對檯球一竅不通。柯勒打的是台邊球。」
「台邊球，」我想起來了，「柯勒這麼說過。在『劇院酒店』打檯球時。『台邊球，就得這麼打貝諾。』」
「他是怎麼打的？」史提西-盧平問。
「我記得不太清了，」我回憶著，「柯勒把球打到台邊，球撞到台邊後滾回來，撞到了貝諾的球。」
史提西-盧平給自己斟上酒。
「柯勒槍殺了溫特，是為了除掉貝諾。」
「到底為什麼？」我不解地問。
「施派特，你簡直太幼稚了，」史提西-盧平吃驚地說，「再說施台爾曼已經提示過你。柯勒掌管著她的生意，坐牢也不耽誤。他不只是在那兒編籃子。施台爾曼需要柯勒，柯勒也需要施台爾曼，呂德維茨是個傀儡。但誰是主子，誰是奴才？不管怎麼說，柯勒的女兒說得有理。謀殺是為了幫人忙。為什麼不是呢？也是一種敲詐。億萬家財是施台爾曼的，那兩千萬是她的兩千萬，所以柯勒不得不服從，於是他就通過溫特除掉了貝諾，按照施台爾曼的意願。也許她壓根兒就不用把這個意願說出來。也許只是他自己猜到的。」
「一個比真相更瘋狂的推論，」我說，「施台爾曼愛過貝諾，因為達芙妮愛過他。達芙妮離開了他，施台爾曼也就放棄了他。」
「一個比真相更現實的推論。真相往往是難以置信的。」他反駁道。
「沒有人會接受你的推論。」我說。
「真相是不會有人接受的，」他答道，「法官不會，陪審員不會，就連葉梅林也不會。真相發生在司法高不可及的地方。如果案子再審，唯一能讓司法部門信服的推論，就是貝諾博士是謀殺者。只有他有確鑿的動機。即便他是無辜的。」
「即便他是無辜的？」我問。
「這礙你什麼事？」他答道，「他的無辜也是一個推論。他是唯一能讓手槍消失的人。親愛的，只要你完成了這再審，過不了幾年，你就會跟我一樣了。」
電話響了起來，他拿起聽筒又放下。
「我妻子死了。」他說。
「深表哀悼。」我結結巴巴地說。
「不值一提。」他說。
他又想給自己斟上酒，可是瓶子已經空了。我站起來，把我的酒給他斟上，又把酒瓶放在他的酒瓶旁邊。
「我還得開車。」我說。
「明白，」他答道，「保時捷也值不少錢。」
我沒有再坐下，「我不接手再審案子，史提西-盧平先生，也不想再跟那委託有什麼關係。我要毀掉這些調查結果。」我聲明說。
他舉起酒杯對著落地燈。
「預付了多少？」他問。
「一萬五，還有一萬手續費。」
樓梯上走下來一個拎包的男人，顯然是那個醫生，猶猶豫豫，思量著要不要過來。接著女僕走來，把他領出去了。
「你要掙到這些錢得費些力氣，」史提西-盧平說，「總共是多少？」
「三萬，外加手續費。」我答道。
「我給你四萬，你把調查的結果都交給我。」
我猶豫著。
「你打算進行再審。」
他仍在端詳著自己那杯太保紅酒。「那是我的事。你把這些材料賣給我好嗎？」
「我大概只能這麼做。」我答道。
他喝乾杯中酒，「你不是必須這麼做，你想這麼做。」他又斟滿一杯，對著燈光看。
「史提西-盧平，」我說，感覺自己與他不相上下，「要是打官司，我就是貝諾的辯護律師。」
我走了。當我走到一尊花崗岩雕像影子前時，他還在說：「你不在現場，你可想好了，施派特，你不在現場，我也不在現場。」
說完，他把酒一口喝乾，又睡著了。
……名譽博士伊薩克·柯勒發電報告訴我他抵達的時間：他將於後天從新加坡飛回來，22點15分降落。我會槍殺他，然後自殺。這樣一來，我還有兩夜時間來寫完這份報告。他的通知出乎我的意料，也許是因為我不相信他還會回來吧。坦誠地說，我喝醉了。我去過「霍克酒吧」，最近一段時間總泡在「霍克酒吧」里，坐在長木桌旁，周圍都是醉漢。我靠著吉賽勒和另外幾個姑娘過活，她們是在侯爵死後被弄到這兒來的，不是從納沙泰爾，而是從日內瓦和伯爾尼。而這裡有好多姑娘又去了日內瓦和伯爾尼，一場大規模重組開始了，但與我毫不相干。公開吧，我什麼事都不許做，而私下裡，我沒有什麼事可做，只有等待著後天22點15分這個時刻。魯奇的職位由蘭花-諾爾蒂接手，據說他來自索洛圖恩，在法蘭克福飛黃騰達。他很有氣派，他的姑娘們現在都戴著蘭花。警察很憤怒，因為不能禁止人戴蘭花。有一個巴塞爾的女法學家凌晨一點走在貝爾維尤附近的街上，襯衫上別著一朵蘭花——她剛參加完電視台一場關於婦女選舉權的討論——，被逮捕了，當時身上沒帶證明身份的東西。這事成了爆炸性醜聞，警方和警察局長——他因為笨拙的闢謠——落得貽笑大方。蘭花-諾爾蒂擁有無限的統治力，他現在聘用了律師維切爾滕，我們最有名望的律師之一。出於社會原因，維切爾滕願意為某些畢竟也納稅的女士爭取權益，並贊成引入按摩院。而我呢，蘭花-諾爾蒂暗示我說，就我的「生活態度」而言，他的生意可負擔不了，但他不會不管我，因為他不能對不起魯奇。他說他跟自己的「員工」商量過，允許我暫且在「霍克酒吧」容身。警長也沒再找過我麻煩，魯奇和侯爵是怎麼喪命的，好像沒有人對此感興趣，就連達芙妮不明不白的死也被遺忘了。就這樣，我雖然不是皮條客，卻也在這一行混飯吃。在「霍克酒吧」，碰上有人問我要姑娘的地址——老年男士居多——，我常常隨手撂給他們幾個，也不跟他們要錢，這些人隨後請我喝威士忌，不過是大方而已，其實也是理所當然。這就是我醉酒狀態、自作自受和急急慌慌的理由。老實說，當我看到柯勒的電報時，我就先沿路喝個不停，稀里糊塗回到鏡街，二十個小時後坐在我的寫字檯前。幸好我還有一瓶尊尼獲嘉，感覺挺奇怪。但我現在想起了那個來自圖恩的牙醫，他在「霍克酒吧」找過我，我在「摩納哥酒吧」把他介紹給了吉賽勒——我是從「摩納哥酒吧」回來的，不是從「霍克」，我可能就是這樣說的——，書寫時這樣急急慌慌，不僅使所書寫的東西難以辨認，而且也使之離題太遠——那瓶尊尼獲嘉是應得的。吉賽勒對牙醫不感興趣，嫌他噁心，他喝凱歌香檳時——已經是第二瓶——把假牙取出來，先取出上牙，又取出下牙，假牙都是他自己做的，指著上牙左智齒上他的姓名縮寫C.V.讓我們看。他還把假牙拿在手裡，一張一合試圖要去咬吉賽勒的乳房。坐在旁桌上的辛德爾曼笑得眼淚都流到肚子上了，特別當牙醫的假牙掉到桌子底下時，不僅掉到我們的桌下，而且也掉到辛德爾曼的桌下，這傢伙和瑪麗蓮坐在一起，一個從奧爾滕新來的女子，蘭花-諾爾蒂也來自那裡——不，來自索洛圖恩——，或者就是奧爾滕。牙醫隨之不得不趴在地上找來找去，沒人肯幫他撿起假牙，他們只是用鞋把它從一張桌下踢到另一張桌下。最後吉賽勒打算幫一幫，大家笑著鬧到很晚，而我得到了我的尊尼獲嘉。辛德爾曼的狂笑讓我生氣，因為審判柯勒案子時，他是起訴方一個極其糟糕的代表。是審判，不是再審。所有人都期待著史提西-盧平會盯著再審，但他提交給司法部的申訴出人意料。名譽博士伊薩克·柯勒從來都沒有承認過在「劇院酒店」槍殺了日耳曼學教授阿道夫·溫特。如果嫌疑人不承認犯罪，僅憑目擊證人的證詞不足以定罪，證人也會搞錯。因此，柯勒的案子應由陪審法院來審理，而不是州最高法院。正因為如此，必須採取一切可能的法律手段，宣布原判決無效，將柯勒的案子移交給適用他的陪審法院。史提西-盧平的申訴引起了人們熱火朝天地翻閱所有的檔案和記錄，令司法部長莫澤·施普倫林感到震驚的是，這些材料證實了有罪供述的缺陷——人們把柯勒思辨般的套話當成了認罪——，其導致的結果是，司法部長責令首席法官耶格雷納提前退休，訓斥了四位陪審法官以及檢察官葉梅林，將柯勒的案子指派給了陪審法院——一個在法律上有點倉促的過程。葉梅林的瘋狂發作無濟於事，他提交給聯邦法院的申訴被以驚人的速度拒絕了，可以說迅雷不及掩耳，對這個因為工作負擔沉重、拖拖拉拉運轉的當局來說絕無僅有。簡而言之，柯勒的案子於1957年4月重新立案。葉梅林不肯讓步，他執意要再次作為公訴人出庭，但他被史提西-盧平以抱有成見為由拒絕了。他像撒旦似地抗拒，直到聽說史提西-盧平也要請林恩哈德出庭，這才退卻下來。當然，弗伊瑟爾也不是史提西-盧平的對手。這時，我發現還沒有描述案件本身以及警長在其中扮演的可悲角色。他供述說，他沒有看見柯勒開槍，他只是這麼推測。其實史提西-盧平使出了渾身解數，他確實出類拔萃，我承認。出庭的證人說辭如此矛盾不堪，以至於陪審員總得強忍住笑，聽眾則被逗得咯咯直樂。一直沒有找到兇器這個事實，史提西-盧平打出了事先策劃好的牌，這個情況在第一次審判時被忽略了，所以案件缺少物證，本來已經可以單憑證據不足這一個理由將柯勒無罪釋放。然而，史提西-盧平卻漸漸地將嫌疑引到了貝諾身上，他案發時在「劇院酒店」，畢竟是瑞士射擊冠軍，大批槍支收藏者。據林恩哈德說，貝諾出於經濟上的需要，打算變賣這些收藏——大廳里響起一陣嗡嗡聲。接著，他暗示貝諾博士與溫特教授不和，於是傳喚貝諾刻不容緩。所有人都急切地等待著傳喚，可貝諾博士卻沒有到庭。我已經找了他好幾天。我下定決心要為他辯護，就像我對史提西-盧平宣布過的那樣，所以急需從貝諾那兒得到足夠的信息，好對柯勒進行調查。可是在「升天酒吧」也沒有人知道他在哪兒。弗西廷猜他可能藏在達芙妮家，她是個善良的女人，不會對老情人撒手不管。一個名叫艾米爾·E的人，一個除草劑代理商最後給住在奧羅拉街的達芙妮那裡留下了一個月的工資，他有印象，她公寓裡還有個人。但他始終不見蹤影。人們懷疑他逃跑了。警察局全力以赴，國際刑警也介入其中，差不多就是當初逮捕伊薩克·柯勒時的陣勢。達芙妮故意阻撓，要求出示合法手續才能搜查她的房子。第二天早晨，當伊爾瑟·弗洛伊德走進帳篷街我的辦公室時，發現那位瀟灑的擊劍手兼射擊冠軍吊在吊燈上被穿堂風吹得晃來晃去，因為窗戶大開著，她又開了門。貝諾一直留著自己以前辦公室的鑰匙。當我在達芙妮那兒尋找他的下落時，他爬上了我的辦公桌，也就是他以前的辦公桌。而我還在達芙妮那兒，想要找到貝諾的下落——接連好幾天，我身上都散發著那個代理商艾米爾·E留下的各種化學藥劑味……我之所以不願意多說這個案子，原因也許在於：這樣一來，我與達芙妮的新關係也可能會被說出來，而且是當著海倫娜的面。要是史提西-盧平審問達芙妮的話，他肯定會這樣做的，那麼貝諾恐怕不會搶先於他自殺的；他這樣做，人們就會以為他認罪了：名譽博士伊薩克·柯勒風風光光地被釋放了。他離開審判大廳經過我身邊時，他停了下來，用那冷淡、缺乏感情的眼睛看著我說，現在所發生的一切，是我陷入財政危機後最糟糕的解決辦法，上帝啊，這是可以理解的，我為什麼沒去找他呢，而是把那些調查文件都交給了史提西-盧平，他一手導演了這場醜惡的司法鬧劇。無罪釋放，呸，見鬼去，不得不像無辜羔羊似地站在那兒令人尷尬，誰是這樣一個無辜羔羊呢。然後他說了一句話，氣得我七竅生煙，也讓我明白，殺死柯勒是我的義務，因為總得有人伸張，免得它會徹底淪為笑話：因為他說，要是我把那些調查文件交給他，而不是賣給史提西-盧平，那麼就算沒有再審，貝諾也會掛在吊燈上晃蕩的。他說著推了我一把，仿佛我是一隻癩皮狗。我踉踉蹌蹌地撞到了身後的莫克，他正把助聽器放進背心口袋裡，還說了聲「也是的」。柯勒離開了審判庭。「螞蟻餐廳」行會舉行了勝利慶典。市長用六音步詩致賀詞。然後就飛往澳大利亞。我帶著手槍去追，但沒追上。人們熟悉這個故事。現在已經過去一年半了，又到了秋天。總是秋天。上帝啊，又醉了，我擔心自己的字跡無法辨認。時間是中午11點——還有35個小時15分鐘——我繼續酗酒，管它發生什麼災難。可怕啊，如果海倫娜還愛著我的話，那會是我的死刑判決。我只能確信我愛過她，也許依然愛著，雖然她上了史提西-盧平老骨頭的床。最近我看見她跟弗里德里在一起，他用右手摟著她的肩膀，仿佛她早就是他的財產。可這真的也沒什麼大不了。沒有必要寫我們的愛情，也沒必要寫剛才我與伯格，那個教派牧師在樓梯上的談話——剛才我又去過「霍克酒吧」，但一無所獲，沒喝到威士忌，客人們在看足球賽，心情不好，因為瑞士隊踢得很差。那些平日總跟我要地址的傢伙也心情不好。「摩納哥」關門了。我身上沒錢，忘了帶錢包。可我必須有威士忌，我搖搖晃晃地走到「劇院酒店」。那兒也空空如也，阿爾弗雷多——是阿爾弗雷多吧——奇怪地看著我，艾拉和克拉拉果斷地從後面走出來。有人叫我的名字。史提西-盧平坐在詹姆斯·喬伊斯常坐的桌邊，招手請我過去。艾拉和克拉拉見了有點不高興，但史提西-盧平就是史提西-盧平。他讓我扣上褲子扣，等我坐下後，他說我過得太不像樣了，同時給自己的咖啡里倒櫻桃酒。我要一瓶威士忌，我神思恍惚地說，我的處境無望了，我知道，沒有威士忌我就活不下去了，我被恐懼攫住了，恐懼自己搞不到威士忌。我身體裡的一切都反對我改喝別的，比如葡萄酒或啤酒、燒酒甚至流浪漢喝的酸蘋果酒（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有酒精肝，卻不得風濕病）。我心裡最後一絲人的尊嚴要求我，只喝威士忌，為了正義，為了毀掉我的正義。這時，艾拉已經把一杯酒放在我面前。史提西-山谷又需要一個律師，史提西-盧平乾巴巴地說。他的繼任者，說情人史提西-蘇特林在打獵時中槍而亡了，有人把他當成了一隻岩羊，不是史提西-比爾林，就是史提西-弗西，或者史提西-莫西成了懷疑對象。弗洛廷根的調查法官把這個案子擱置起來了，要查清真相毫無希望。這個職位也許適合我，我似乎是第一個不姓史提西的說情人。我重新獲得律師從業許可證，這是可以辦到的。你只對我一人提出這個建議嗎，我回應道，把威士忌一口乾了。只對你，他說。明白嗎，施派特，他接著說，該是我從這一切中得出結論的時候了，如果他史提西-盧平熱衷於從司法的血盆大口中也把有機會可以逃脫的罪人救出來的話，只是打個比方而已，那也並不是為了愚弄法律。律師不是法官，不論他是否相信正義，是否相信從這種理念中推導出來的法律條文，都是他的事，這終究是個形而上的問題，就像詢問數字的本質一樣。但作為律師，他必須研究，一個被訴諸法律的人到底該不該被法律看作有罪或無罪，不管是有罪還是無罪。海倫娜跟他說過我的懷疑，但我的調查不夠充分。海倫娜當時是空姐——天哪，那時人們還覺得這份工作有點了不起——，但她不在英國部長回國乘坐的那架飛機上。部長是乘坐一架英國軍用飛機返回的，恐怕不需要瑞士航空的空姐吧。當初海倫娜回答我的問題時有些含含糊糊，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她沒有立刻弄明白這個問題的重要性。相反，要說他從莫克那兒聽到了柯勒針對我所說的一些話，他就覺得不可理喻了。柯勒打算重新打官司，為了不是作為無辜的天使站在法庭上，那他就得聲明他確實崩掉了筆會成員溫特，他是怎麼讓槍消失的，見鬼去吧。他，史提西-盧平有種特別不好的感覺。為老傢伙爭取到無罪釋放，這本來是他的司法職責，可現在他擔心自己放出了一頭猛獸，一個獨來獨往的傢伙，總是那麼兇險莫測。柯勒行為的背後隱藏著一個動機，可他難以說得清楚。他先是相信施台爾曼利用了柯勒，現在覺得柯勒利用了施台爾曼。溫特、貝諾、達芙妮、兩個皮條客，已經死了很多人了，要是我不見好就收的話，也會突然被人從希爾河裡撈上來。好啦，然後我還是得到了一瓶，怎麼來到了鏡街，我也弄不明白。在史提西-盧平跟我大談他的聰明智慧時，艾拉又給我端來一杯威士忌。我真的還能把他的話寫下來，這是一個奇蹟，現在是夜裡一點半，這期間我一定睡著了——還有二十多個小時——十九個，我看錯了，現在是兩點半——柯勒就要——名譽博士伊薩克·柯勒——與西蒙·伯格的談話一定是在樓梯上進行的。當時，我帶著史提西-盧平給的威士忌回到鏡街。自從烏特里剩徒們沉寂以來，想必已經過去了好幾個星期，他們突然停止嚎叫了——風紀警察史圖伯來找過我，毫不含糊地暗示說，警方正式懷疑我與組織賣淫有牽連，當時那個教派正唱到「耶穌基督，在你的傷口上」，卻戛然而止，繼之一陣大喊大叫、抗議、哭嚎，無與倫比的吵鬧，接著是樓梯上許多叮叮咣咣的腳步聲，然後就是一片死寂。史圖伯又接著講述他的推測：因此，我在樓下會所門前遇到教派的牧師時，本應該感到吃驚才是。他背靠門，一動不動。我想從他身邊過去，他跌跌撞撞倒向我；要是我不扶住他，那他準會倒地的。當我把他從我身上推開時，發現他的臉燒毀了，而且沒有了眼睛。我嚇得要走，上樓去，進我房間。但他不放開我，抱著我大叫道，他凝視著太陽，為了看看上帝，他一看見上帝，就能看見一切，之前他是個瞎子，但他現在看見了，看見了，他大喊大叫，把我也拽倒了，我們隨之一起倒在通向我的房間的樓梯上。我記不清他給講述的一切，我酩酊大醉，什麼也聽不明白，也許他胡說八道，說他看到了太陽的裡面，看到了籠罩在那裡的絕對黑暗，它與隱身的上帝融為一體；只有讓太陽燒掉眼睛後，你才能看得出那隱身的上帝，然後才會感受到上帝是太陽裡面完美的黑暗中一個無邊無際的點，不斷地深入，以無盡的渴望將太陽吸進去、大聲地喝進去，而沒有變得更大，仿佛它是一個無底洞，是深淵的深淵，太陽向內越來越虛化，也越來越擴大，人們什麼都發現不了，但到了明天夜裡10點半，就會到如此地步，太陽僅僅變成光，就會光芒四射，不斷膨脹，以光的速度，烤焦一切，地球將在無比強烈的光芒中蒸發，大概這樣說道。他像喝醉似的衝著當時醉醺醺的我說。我現在更加醉醺醺的，不知道為什麼要寫這牧師。他蒙著面走到信徒面前，向他們宣告世界將要毀滅，並且要求他的信徒要像他一樣讓太陽燒毀眼睛，從頭上撕下頭布：我聽到了叫喊聲、抗議聲、嚎叫聲、無與倫比的吵鬧聲，那些丁丁咣咣跑下樓梯的信徒就是答案。我又把所寫的東西讀了一遍。大約三個小時後，我就得出發去機場。警長早上七點半已經來過了，或者更早些，他坐在我的沙發前，我醒來時看見他坐在那兒，感到吃驚。也就是說，我嘔吐完後，從廁所回來要往沙發上躺時，才發現他坐在那兒。警長問要不要他來煮點咖啡，沒等我回答，就向小灶房走去。我又睡了過去。等我再次醒來時，咖啡已經備好，我們沉默地喝著。警長然後問我知不知道，我是每十個人中的一個。我問他，這個奇怪的問題是什麼意思，他回答說，每十個人中他會放過一個，而我就是其中之一。不然的話，他必定會在達芙妮的墓前逮捕我。他像我一樣當過律師，像我一樣一事無成，只是偶爾作為法庭指定的辯護律師出過庭。於是他落腳到警察局。黨派的朋友們給他這個社會主義者在市警察局刑偵處謀了個法律顧問的差使，雖然他們為私事需要律師時，恐怕做夢也不會想到要去找他。他步步高升，最終當上了警長，這並非是因為做出了什麼了不起的成就，而是被政治上的勾心鬥角推上去的。司法機器的其他部門同樣如此。並非他要談腐敗，然而司法對於某些客觀的東西的要求，一個徹底遠離任何社會顧慮和偏見的機制，距離現實存在如此遙遠，以至於他無法像我一樣悲觀地看待柯勒的案子。毫無疑問，從我這方面來說，接受委託並把資料賣給史提西-盧平，這是個錯誤。史提西-盧平因此才會逼得貝諾上吊，並贏得官司。但是——關於柯勒是否有罪說來說去——，其實每個人都心知肚明，州議員打死了教授，連警長對此也毫不懷疑——如果他現在一邊看著我，一邊心裡想著，我對抗一種從法律角度來看超乎尋常、但卻無懈可擊、因此也合乎法理的無罪釋放,這已經把我帶到了什麼樣的境地——儘管正義因此已經被置於死地——那麼，倘若我還要在這件事上匡扶正義，我就別無選擇，只能判處柯勒和我自己死刑，對兩個人執行死刑判決，拿起藏在沙發後面的手槍，把柯勒和我自己都送上西天。但他，警長，雖然認為這麼做是合乎邏輯的，卻也毫無意義。因為，在正義面前，如果絕對把它當作理念來看的話，我的境況並不比柯勒好，他只需想想我在達芙妮之死上所扮演的角色就夠了。在正義面前，我與柯勒同樣是殺人犯。相反，法官在履行著一種值得討論的職責。他要讓一個不完美的機構運行起來，司法機關現在就是這樣，其作用就是負責讓人類的遊戲規則在塵世上得到一定程度的遵守。就個人而言，法官不必秉持多少公正，就像教皇不必秉持多少虔誠一樣。然而，如果一個人想要獨當一面履行正義，這樣做是極不人道的。這樣的人沒有注意到，坑蒙拐騙時而會比正確無誤更人道，因為世界的運轉時不時需要潤滑，這是一種我們這個國家特別擅長的運轉方式。這樣一個正義狂自己必須是正義的，而我是不是這樣，答案就在我身上。你瞧瞧，警長，我能把我們的交談——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你的報告，因為我一句話都沒說，一直躺著，吐得一塌糊塗，只能洗耳恭聽——按照它的意思原原本本地複述出來。我也感到奇怪，你猜到了，我從一開始就決定要做什麼，也許正因如此，我自暴自棄；有可能正因如此，我幫魯奇和納沙泰爾的侯爵偽造了不在場證明；大概正因為如此，我才變成了現在這副樣子，就是為了以我的方式讓我像名譽博士伊薩克·柯勒一樣變成罪人。這種模樣甚至對一個蘭花-諾爾蒂來說也太可鄙，而且不及他所代表的女人尊嚴。然而，這樣一來，我的判決以及由我來執行這個判決就成了世界上最公正的事，因為正義只能在同樣有罪的人之中實現。就像只有釘在十字架上一樣，也就是畫在伊森海姆祭壇畫上的樣子，一個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巨人掛在上面，一具醜惡的屍體，在其重壓下，他被釘在上面的橫杆彎曲了，一個基督，比那些麻風病人還要可怕，祭壇畫就是為他們而作的。當他們看見上帝這樣掛著時，在他們與這個神之間就產生了一種公正，因為按照他們的信仰，畢竟是上帝把麻風病帶給了他們：對他們來說，上帝被公正地釘在了十字架上。我在清醒地書寫，檢察官弗伊瑟爾先生，我在清醒地書寫，正因為如此，我求你別責怪警長，他本該收走我的槍。警長這番談話，或者更確切地說，他這番誠實正派的演說並非出於慈父心腸，所謂每十個人中他會放走一個的故事，誰愛信就信吧。要是每十個罪犯中他會抓到一個的話，那他可能也會高興。這一切不過是挑釁：他事後將會感到懊惱，當時沒有在葬禮上逮捕我；在下葬時，我的傘蓋飛掉後，他從我手裡奪走了三棱刀。但我了解他，他思維敏捷，心裡明白，這樣一來，不僅必然會重新提出是誰殺害了可憐的達芙妮的問題，而且還要追問兇手之兇手，這樣他就會陷入莫妮卡·施台爾曼的勢力範圍里。有誰願意跟一個正打算重新進入武器產業的假肢帝國過不去呢。可是，如果我在兩小時以後——更確切地說是兩小時十三分鐘以後——向名譽博士伊薩克·柯勒開槍，警長就會動手，即使子彈不起作用。檢察官先生，我們畢竟要朝著這個方向達成共識：一方面，警長竭盡全力要以那番感人肺腑的演說阻止，要是我開了槍的話，會造成危險；警長先生，你真的不會想到，我早已用真子彈替換了空彈（我又跟你說話了）。因此，我在此之前從沒有仔細說過樓下舊貨商的事。出於本能，好讓你別對他了解太多。那個獨眼龍可是個怪物，在他那兒，不曾有過辦不到的事。絕對不曾有過。因為這現在已經是往事了，舊貨商三個星期前搬走了，樓下的商店和二樓的居室都空著。烏特里聖徒會那裡也變得寂靜和空空如也。此外，我昨天（或前天或大前天）發現有封掛號信，已經來了好幾個月，但我一直沒看，內容是鏡街那所房子屬於文物保護建築，因年久失修而急需修繕，由弗里德里承辦，他要改建內部，將老房子變成豪華住宅，這是他新攬的活兒，於是我必須於10月1日前搬離我的住處。由於10月1日早就過了，我不得不在全城東遊西盪，只為找到最後一瓶威士忌，不知什麼時候，昨天吧，我在「劇院酒店」從史提西-盧平那兒得到了一瓶。不然的話，我在獨眼龍的住處就算弄不到威士忌，也能弄到一瓶格拉巴酒。就這樣，我在他的舊貨店裡一隻長號喇叭口中找到了真子彈，警長先生，你之前裝在我槍里的空彈倒了進去，裝上了真子彈。名譽博士伊薩克·柯勒和我將會在民歌聲中死去。然而，在我——即使我的清醒越來越咄咄逼人，如此咄咄逼人，以至於我感覺眼前出現了一個太陽，我不由自主地要像那個瘋牧師一樣盯著它——還有不到一小時驅車去機場（開著我的大眾，它只是馬馬虎虎地修了，也就是說，我不讓再修了，缺錢）前，還有一句話對你說，警長先生：我收回我的懷疑。你的行動是正當的。你想把選擇的自由留給我，不想觸犯我的尊嚴。我感到遺憾，我做出了另外的決定，不是你所希望的。現在是最後的坦白：在這場關於正義的遊戲中，我不僅輸掉了自己，也輸掉了海倫娜，那個被我殺的人和殺了我的人的女兒。我將先打死了他，接著將不得不開槍自殺。第二將來時。我又想起了拉丁文課，是孤兒院一位老牧師教給我的，為了備考本城的文理高中。我常常喜歡說起孤兒院，甚至在莫克那兒也說起過，儘管跟他聊天很難。當時有個作家在講自己母親的死，顯然他對母親的感情非常深。而我則大談起孤兒院的好處，說家庭是罪惡的孳生地，人們永遠頌揚的家庭之愛實則令人作嘔，這些話顯然讓作家十分惱怒。莫克笑了起來。人們從來不知道莫克聽見了什麼，沒聽見什麼——他又把助聽器放得找不著了，他能從你的嘴唇上看到你說什麼。我猜是這樣的，但他不承認（又是他的一個花招）。當我吹噓的時候，他說，在他看來，沒有父母的成長是可怕的。慶幸的是，他繞著圈子說——作家早就走了——我成了律師，沒想過從政，雖然從政總有可能。然而，一個熱衷於孤兒院的人要比一個年輕時與父親或母親，或與雙親都斗得不可開交的人更糟糕。就像他，莫克。他就像憎恨瘟疫一樣憎恨那兩個老傢伙，他這樣說，儘管他們都是心地善良的基督徒，但他憎恨他們，因為他們生了八個孩子之後居然還生了他，卻從來沒有問過這群非同尋常的孩子中的任何一個，到底他們願不願意來到世上。造孩子是一種無可比擬的罪行。當他如今在一個切姆普（他這樣稱呼一塊石頭）上狂怒地鑿來鑿去時，雖然他幻想著這就是他的父親或母親，自己在向他或她復仇，但對於我他就得問問了，像我這個嚮往孤兒院的人到底是怎麼樣的人。是的，他，莫克，肚子裡有一股仇恨，仇恨懷了他、生了他而又沒把他就近扔進垃圾箱的人，他把這仇恨從石頭裡雕出來，雕出一個形象，他愛這個形象，因為他創造了它，而這個形象如果有感情的話，也會反過來憎恨他，就像他憎恨父母一樣，他們則愛著他這個不肖之子，這一切都是人之常情，是創造者與被創造者之間愛與恨的循環。然而，他反過來想想我這樣的人，我並不恨是誰生了我，也不恨活在世上，而是愛一個造就並調教了我的機構，我命中注定會對某種不合人情的東西產生熱情，對一種意識形態、或只是對一種原則，比如對正義。如果他再想想的話，像我這樣一個人，要是人家不符合他的原則，就說正義原則吧（可是哪裡會有人符合這個原則呢），那他會怎麼與人相處呢；誰要是符合這原則，那他就會嚇得直冒汗。他的仇恨是建設性的，我的仇恨卻是破壞性的，是殺人犯的仇恨。「天哪，施派特，」他結束了他那難以理解的思緒，「你讓我感到遺憾。你徹底走上了邪道。」之後我就再沒去過他的工作室。我為什麼要講述這次談話呢，警長先生：因為這個雕塑家說得好極了，他剛在威尼斯受到熱烈歡迎。我是個試管人，在一家重點實驗室被培育出來，按教育學家和心理學家的原則接受了引導，教育學家和心理學家是我們這個國家除了高級鐘錶、精神藥物、銀行機密和永遠中立之外所造就的。我恐怕是這家試驗機構的模範產品，只是其中少了一樣東西：檯球桌。於是，我被置於這個世界上，而看不透它，因為我從來就沒有研究過它，因為我想像著，我在其中成長起來的世界裡，肯定存在著孤兒院秩序。我毫無準備地被扔進了人類的叢林秩序中；我毫無準備地要面對成就了這秩序的種種欲望：貪婪、仇恨、恐懼、狡詐、權力；但我最終同樣無助地遭受著那些使叢林秩序變得人道的情感的磨難：尊嚴、準則、理性、愛情等。我被人類的現實所驅趕，就像一個不會游泳的人掙扎在激流中，與自己的滅亡作鬥爭，在滅亡中自己也變成了野獸，我與史提西-盧平那夜談話之後變成了野獸。在那裡，我將資料賣給了他，它要用於釋放殺人犯。他女兒來了：海倫娜在帳篷街我的事務所里等著我，在我從貝諾手裡接過來的豪華的三居室里。現在我才想起來，她並沒有在房子前面而是在裡面等我，坐在我寫字檯前的椅子上。她對這房子了如指掌。但是貝諾——誰能不受他的引誘呢。就這樣，她來了，因為她信任我；就這樣，她獻出了自己，因為我渴望得到她。然而，我沒有勇氣也把自己託付給她；也不再相信她因為愛我也渴望得到我。我們就這樣錯過了愛情。我沒告訴她，她父親不是被迫殺人的（儘管那個惡魔般的女侏儒希望如此）；她父親只喜歡在這渺小可憐的星球上扮演上帝的角色；我被人收買過兩次，被他和一位大律師，他樂於把司法遊戲玩到頭，像一個大師，他豪爽地接過了一個新手開啟的棋局。就這樣，我們睡在了一起，沒有彼此交流，不知道世上並不存在無言的幸福。也許只存在片刻的幸福，我在那個夜晚所感受到的幸福。當時，我就預感到我將會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一種難以置信的可能，就存在於我的內心，但我卻沒有使之變成現實。因為那時我是幸福的，一夜之久，我深信自己會成為我沒能成為的人。當我們第二天早晨面面相覷時，我們都心裡明白，一切都結束了。現在我必須去機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