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選集 · 在黨的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摘錄）

（1934年1月26日） *（註：聯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會於1934年1月26日—2月10日在莫斯科舉行。列入大會議程的是：中央委員會的總結報告、中央檢查委員會的總結報告、中央監察委員會－工農檢查院的總結報告、聯共（布）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總結報告、第二個五年計劃、組織問題（黨的建設和蘇維埃的建設）等。史達林於1月26日作了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大會根據史達林的報告通過決議，完全贊同聯共（布）中央的政治路線和實際工作。大會指出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重大成就，肯定黨的總路線已經取得了勝利。大會根據維·米·莫洛托夫和瓦·弗·古比雪夫的報告通過了關於發展蘇聯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1933—1937年）的決議，要求在計劃期間完成蘇聯整個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更迅速地提高工農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大會根據拉·莫·卡岡諾維奇的報告通過了關於組織問題（黨的建設和蘇維埃的建設）的決議，要求提高一切部門的工作質量，首先是提高組織領導和實際領導的質量。大會決定撤銷中央監察委員會－工農檢查院，成立聯共（布）中央黨的監察委員會和蘇聯人民委員會蘇維埃監察委員會。大會還通過了新的黨章。） 三　黨 現在談談黨的問題。 這次代表大會是在列寧主義取得完全勝利的旗幟下，在各種反列寧主義集團殘餘被肅清的旗幟下舉行的。 托洛茨基分子的反列寧主義集團被擊潰、被驅散了。這個集團的組織者們現在在國外資產階級政黨的後院裡混日子。 右傾分子的反列寧主義集團被擊潰、被驅散了。這個集團的組織者們早已拋棄自己的觀點，現在正竭力設法向黨贖罪。 各種民族主義傾向分子的集團被擊潰、被驅散了。這些集團的組織者們不是和主張武裝干涉的流亡者完全勾結在一起，就是低頭認罪了。 這些反革命集團的大多數參加者不得不承認黨的路線正確而向黨投降了。 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註：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於1927年12月2—19日在莫斯科舉行。列入大會議程的是：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和組織報告、中央檢查委員會的總結報告、中央監察委員會—工農檢查院的總結報告、聯共（布）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總結報告、制定發展國民經濟五年計劃的指示、農村工作等。史達林於12月3日作了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並於12月7日作了關於這個報告的結論。大會批准了中央委員會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委託中央委員會繼續執行維護和平及加強蘇聯國防力量的政策，用毫不減低的速度繼續推進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擴大和鞏固城鄉的社會主義成分，實行消滅國民經濟中資本主義成分的方針。大會作出了關於制定蘇聯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指示。大會通過了全力開展農業集體化的決議，擬訂了發展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計劃，並規定了實現農業集體化的方法。大會討論了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的問題，指出黨與反對派之間的意見分歧已經發展成為綱領上的分歧，托洛茨基反對派已經走上反蘇維埃鬥爭的道路，因而參加托洛茨基反對派和宣傳其觀點的人不能留在布爾什維克黨內。大會批准了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1927年11月）關於把列·達·托洛茨基和格·葉·季諾維也夫兩人開除出黨的決定，並把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的所有骨幹分子和民主集中派的全部成員開除出黨。——第6、48、57、64、95、229、329頁。）上還不得不證明黨的路線正確，還不得不和一些著名的反列寧主義集團進行鬥爭，在第十六次代表大◎第329頁◎會（註：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於1930年6月26日—7月13日在莫斯科舉行。列入大會議程的是：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和組織報告、中央檢查委員會的總結報告、中央監察委員會的總結報告、聯共（布）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總結報告、關於工業五年計劃的執行情況、集體農莊運動和農業的發展、工會在改造時期的任務等。史達林於6月27日作了黨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並於7月2日作了關於這個報告的結論。大會一致贊同黨中央委員會的政治路線和各項工作，責成中央今後繼續保證社會主義建設的布爾什維克速度，爭取五年計劃四年完成，堅定不移地在全線舉行大規模的社會主義進攻並在全盤集體化的基礎上消滅富農階級。大會委託黨中央委員會繼續執行和平政策，鞏固蘇聯的國防力量。大會作出了關於全力發展重工業並在蘇聯東部建立新的煤炭鋼鐵基地、關於改造一切群眾組織的工作和加強工會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關於吸引全體工人和勞動群眾參加社會主義競賽等指示。大會揭露了右傾機會主義，並宣布右傾反對派的觀點和聯共（布）的黨籍不能相容。大會責成各級黨組織加強反對民族問題上的大國沙文主義傾向和地方民族主義傾向以及對這兩種傾向的調和態度的鬥爭，堅決執行列寧的民族政策，保證廣泛發展蘇聯各民族的具有民族形式和社會主義內容的文化。）上也還不得不把這些集團的最後一批信徒徹底擊潰，而在這一次代表大會上，既沒有什麼要證明的，大概也沒有什麼人要打擊的了。大家都看得見，黨的路線勝利了。（掌聲如雷） 國家工業化的政策勝利了。它的成果現在是有目共睹的。有什麼可以反駁這個事實呢？ 消滅富農和實行全盤集體化的政策勝利了。它的成果也是有目共睹的。有什麼可以反駁這個事實呢？ 我們國家的經驗證明，社會主義在單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是完全可能的。有什麼可以反駁這個事實呢？ 顯然，所有這些成就，首先是五年計劃的勝利，把各種各樣的反列寧主義集團打得一敗塗地，打得粉碎了。 必須承認，黨現在比從前任何時候都更加團結一致了。（熱烈鼓掌，經久不息） 1.政治思想領導問題 但這是不是說，鬥爭已經結束，社會主義的繼續進攻已經成為多餘的呢？ 不，不是這個意思。 這是不是說，我們黨內一切都很好，黨內再不會出現任何傾向，因此現在可以高枕無憂了呢？ 不，不是這個意思。 黨的敵人，形形色色的機會主義者和各種各樣的民族主義傾向分子都被擊潰了。但是，他們的思想體系的殘餘還留在個別黨員的頭腦中，並且時常流露出來。決不能把黨看做一種和周圍的人們隔絕的組織。黨是在它周圍的人們中間生存和活動的。有一些不健康的情緒往往從外界滲入黨內，這是不足為奇的。而滋長◎第330頁◎這種情緒的土壤在我國也無疑是有的，這至少是因為我國城市和農村居民中至今還存在著一些中間階層，他們就是這種情緒的培養基。 我們黨的第十七次代表會議（註：聯共（布）第十七次代表會議於1932年1月30日—2月4日在莫斯科舉行。會議討論了格·康·奧爾忠尼啟澤關於1931年度工業發展的總結和1932年度的任務的報告、維·米·莫洛托夫和瓦·弗·古比雪夫關於制定發展蘇聯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1933—1937年）的指示的報告。會議指出，黨的歷次代表大會關於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和保證蘇聯經濟獨立的決議已經順利實現。會議批准了1932年度社會主義工業發展計劃。會議在關於制定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指示中規定了這個五年計劃的基本政治任務和經濟任務，指出它的主要的和具有決定意義的經濟任務是在最新的技術基礎上完成整個國民經濟的改造。）說過，實現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基本政治任務之一，就是「肅清經濟中和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餘」。這種思想是完全正確的。但是能不能說我們已經肅清了經濟中的一切資本主義殘餘呢？不，不能這樣說。更不能說我們已經肅清了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餘。所以不能這樣說，不僅因為人們意識的發展落後於人們的經濟地位，而且因為資本主義的包圍仍然存在，這種資本主義的包圍力圖復活和支持蘇聯經濟中和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餘，我們布爾什維克對這種資本主義的包圍必須時刻戒備。 很明顯，這些殘餘不能不是已被擊潰的反列寧主義集團的思想體系在我們個別黨員的頭腦中復活起來的良好土壤。此外，如果注意到我們大多數黨員的理論水平不很高，黨機關的思想工作薄弱，我們黨的工作人員擔負的純粹實際工作過重而使他們不可能充實自己的理論知識，你們就會了解，個別黨員頭腦中對列寧主義的一些問題的糊塗觀念是從什麼地方來的，這種糊塗觀念往往傳播到我們的報刊上，並有助於已被擊潰的反列寧主義集團的思想體系殘餘復活起來。 正因為如此，不能說鬥爭已經結束，社會主義的進攻政策再也不需要了。 可以舉出列寧主義中的幾個問題來說明已被擊潰的反列寧主義集團的思想體系殘餘在某些黨員中間還有多大的生命力。 例如拿建成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問題來說吧。黨的第十七次代表會議說過，我們正向著建立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前進。◎第331頁◎當然，無階級社會是不會按所謂自流的方式到來的。它是必須由全體勞動者共同努力，用加強無產階級專政機關、展開階級鬥爭、消滅階級、消滅資本主義階級殘餘等手段，在反對內外敵人的戰鬥中爭得和建成的。 問題看來是很明白的了。 可是，誰不知道，這個明白淺顯的列寧主義論點的宣布竟在一部分黨員中間引起了不少的糊塗觀念和不健康的情緒呢？我們走向無階級社會，這個論點是當做口號提出的，而他們卻了解為自發的過程。於是他們就這樣想：既然說是無階級社會，那就是說，可以削弱階級鬥爭，可以削弱無產階級專政，而且可以根本取消國家，因為國家反正在最近必然會消亡。於是他們就欣喜若狂，等待著很快就會沒有任何階級，就是說，不會再有階級鬥爭，就是說，不必再操心和擔憂，就是說，可以放下武器，高枕而臥，等待無階級社會的降臨。（全場大笑） 毫無疑問，這種糊塗觀念和這些情緒同大家知道的右傾分子的觀點一模一樣。按照這種觀點看來，舊東西必然會自流地成長為新東西，總有一天我們必然會不知不覺地進到社會主義社會。 由此可見，已被擊潰的反列寧主義集團的思想體系殘餘還完全能夠復活起來，它還遠沒有喪失自己的生命力。 很明顯，如果這種糊塗觀點和這些非布爾什維克的情緒掌握了我們黨的大多數黨員，那麼我們黨就會渙散而被解除武裝。 其次，拿農業勞動組合和農業公社的問題來說吧。現在大家都承認，勞動組合在目前條件下是集體農莊運動唯一正確的形式。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一）勞動組合正確地把莊員的個人生活利益和他們的公共利益結合起來；（二）勞動組合成功地使個人生活利益適應公共利益，從而有助於以集體主義精神教育昨天的◎第332頁◎個體農民。 公社和勞動組合不同，勞動組合只把生產資料公有化，而公社直到不久以前為止不僅把生產資料公有化，而且把每個社員的生活也公共化了，就是說，公社社員和勞動組合成員不同，他們沒有私有的家禽、小家畜、奶牛、穀物和宅旁園地。這就是說，在公社中，與其說是照顧到社員的個人生活利益，把它和公共利益結合起來，不如說是為了達到小資產階級的平均主義而用公共利益把社員的個人利益壓抑下去了。很明顯，這是公社的最大弱點。正是由於這個緣故，公社沒有得到廣泛發展，而只有幾個或幾十個。也是由於這個原因，公社為了維持自己的生存而避免垮台，就不得不放棄生活公共化的辦法，開始按勞動日計工，把穀物分給各戶，允許社員私養家禽、小家畜、奶牛等等，但是由此產生的結果是公社實際上改為勞動組合了。這並沒有什麼不好，因為群眾性集體農莊運動正常發展的利益要求這樣做。 這當然不是說公社根本不需要了，它不再是集體農莊運動的高級形式了。不，公社是需要的，它當然是集體農莊運動的高級形式，但不是目前的在技術不發達和產品不足的基礎上產生並且自然改為勞動組合的公社，而是將來的在技術更發達和產品十分豐富的基礎上產生的公社。目前的農業公社是在技術不很發達和產品不足的基礎上產生的。正是由於這個緣故，它實行了平均主義，很少照顧到社員的個人生活利益，因此現在不得不改為把莊員的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合理地結合起來的勞動組合。將來的公社是從發達的富裕的勞動組合中成長起來的。將來的農業公社是在勞動組合的田地上和養畜場中有了十分豐富的穀物、家畜、家禽、蔬菜和其他各種產品的時候，在勞動組合中附設有機械化洗衣坊、現代化廚房、食堂、麵包廠等等的時候，在莊員看見從養畜場領取肉◎第333頁◎類和乳類比自己飼養奶牛和小家畜便宜的時候，在女莊員看見在公共食堂吃飯、向麵包廠取麵包、在公共洗衣坊洗衣比自己料理這些事情方便的時候產生出來的。將來的公社是在更發達的技術和更發達的勞動組合的基礎上，在產品十分豐富的基礎上產生出來的。什麼時候才會這樣呢？當然不是很快的。但是一定會這樣。如果人為地加速勞動組合轉變為將來的公社的過程，那就是犯罪。那就會打亂一切而幫助我們的敵人。勞動組合轉變為將來的公社的過程應當隨著全體莊員對這種轉變的必要性的確信程度而逐步地進行。 關於勞動組合和公社的問題就是這樣。 問題看來是很明白的，而且幾乎是很淺顯的。 可是在一部分黨員中間對這個問題有一大堆糊塗觀念。他們認為黨既然宣布了勞動組合是集體農莊運動的基本形式，那就是遠離了社會主義，從公社即從集體農莊運動的高級形式向低級形式後退了。試問，為什麼呢？原來是因為在勞動組合里沒有平等，因為在勞動組合里還保存著其成員的需要和個人生活上的差別，而在公社裡卻有平等，因為在公社裡社員的需要和個人生活狀況都是平均的。但是，第一，我國現在已經沒有這種在需要和個人生活方面都拉平，都實行平均主義的公社了。實踐證明，如果公社不放棄平均主義，不在實際上改為勞動組合，那麼它們就一定會滅亡。所以不必去援引世上已經不存在的東西。第二，任何一個列寧主義者，只要他是一個真正的列寧主義者，都知道在需要和個人生活方面的平均主義是一種反動的小資產階級謬論，這種謬論適合於某種原始的禁欲主義教門，但是不適合於按照馬克思主義組織起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因為不能要求所有的人的需要和口味都一樣，所有的人的個人生活方式都一樣。最後，難道在工人中間不◎第334頁◎是保存著需要和個人生活上的差別嗎？這是不是說，工人比農業公社社員距離社會主義更遠呢？ 看來，這些人以為社會主義要求社會成員的需要和個人生活都是平均的，相等的，一律的。不用說，這種設想和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毫無共同之處。馬克思主義所了解的平等，並不是個人需要和日常生活方面的平均，而是階級的消滅。這就是說：（一）在推翻和剝奪資本家以後，一切勞動者都平等地擺脫剝削而得到解放；（二）在生產資料轉歸全社會公有以後，對於大家都平等地廢除生產資料私有制；（三）大家都有盡各人能力勞動的平等義務，一切勞動者都有按勞取酬的平等權利（社會主義社會）；（四）大家都有盡各人能力勞動的平等義務，一切勞動者都有各取所需的平等權利（共產主義社會）。同時，馬克思主義認為，無論在社會主義時期或共產主義時期，各人的口味和需要在質量上或在數量上都不是而且也不能是彼此一樣，大家平等的。 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平等觀。 任何其他的平等都是馬克思主義沒有承認過而且現在也不承認的。 如果由此做出結論，說社會主義要求社會成員的需要都是平均的，相等的，一律的，要求他們的口味和個人生活都是一律的，說按馬克思主義者的計劃大家都應當穿一樣的衣服，吃一樣的和同量的飯菜，那就是胡說八道，誣衊馬克思主義。 現在應當了解，馬克思主義是平均主義的敵人。馬克思和恩格斯還在《共產黨宣言》中就痛斥了原始的空想社會主義，因為它鼓吹「普遍的禁欲主義和粗陋的平均主義」（註：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81頁。——編者注）而稱它為反動的社會◎第335頁◎主義。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論》一書中，用了整整一章來嚴厲批判杜林提出來和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相對立的那種「激進派的平均社會主義」。 恩格斯說：「無產階級平等要求的實際內容都是消滅階級的要求。任何超出這個範圍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於荒謬。」（註：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46頁。——編者注） 列寧也這樣說： 「恩格斯說得萬分正確：平等的概念如果與消滅階級無關，那就是一種極端愚蠢而荒謬的偏見。資產階級的教授們企圖用平等這個概念來證明我們想使一個人同其他的人平等。他們企圖用他們捏造的這種無稽之談來責備社會主義者。但是他們由於自己無知，竟不知道：社會主義者，即現代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說過，如果不把平等理解為消滅階級，平等就是一句空話。我們要消滅階級，從這方面說，我們是主張平等的。但是硬說我們想使所有的人彼此平等，那就是無謂的空談和知識分子的愚蠢的捏造。」（列寧的演說《關於用自由平等口號欺騙人民》，《列寧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293—294頁）（註：見《列寧選集》第2版第3卷第838頁。——編者注） 看來是很明白的了。 資產階級作家們喜歡把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描繪成過去沙皇時代的兵營，那裡一切都服從平均主義「原則」。但是，馬克思主義者是不能對資產階級作家們的無知和愚蠢負責的。 毫無疑問，個別黨員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的這種糊塗觀點和對農業公社的平均主義傾向的迷戀是同我們「左派」糊塗蟲的小資產階級觀點一模一樣的。「左派」糊塗蟲有一個時候把農業公社理想化到這種地步，甚至企圖在工廠里建立公社，在公社裡，熟練工人和非熟練工人各干各的工種，但是必須把工資交出來合在一起，然後再平均分配。大家知道，「左派」糊塗蟲的這些平均主義◎第336頁◎的兒戲使我們的工業受到了多大的損害。 由此可見，已被擊潰的反黨集團的思想體系殘餘還有相當大的生命力。 很明顯，如果這些「左派的」觀點在黨內獲得了勝利，黨就會不成其為馬克思主義的黨，而集體農莊運動就會完全瓦解。 又如拿「使全體集體農莊莊員成為生活富裕的人」這一口號來說吧。這個口號不僅和莊員有關。它更和工人有關，因為我們要使全體工人成為生活富裕的人，成為過富裕的和十分文明的生活的人。 看來問題是很明白的。如果我們不是要使我國人民過美滿生活，那就用不著在1917年10月推翻資本主義，進行多年的社會主義建設了。社會主義不是要大家貧困，而是要消滅貧困，為社會全體成員建立富裕的和文明的生活。 可是，這個很明白而且實在很淺顯的口號在一部分黨員中間竟引起了許多疑慮、糊塗觀念和混亂思想。他們說，這個口號不是回到「發財吧」那個被黨屏棄的舊口號去了嗎？他們還說，如果大家都成了生活富裕的人，而窮人再也沒有了，那麼我們布爾什維克在工作中究竟依靠誰呢？沒有窮人我們究竟將怎樣工作呢？ 也許這是很可笑的，但是在一部分黨員中間存在著這種幼稚的反列寧主義的觀點，這卻是無疑的不可忽視的事實。 看來，這些人不了解「發財吧」和「使全體集體農莊莊員成為生活富裕的人」這兩個口號之間隔著一道鴻溝。第一，能夠發財的只是個別人或個別集團，而生活富裕的口號關係到的不是個別人或個別集團，而是全體集體農莊莊員。第二，個別人或個別集團發財是為了支配其餘的人和剝削他們，而使全體集體農莊莊員在集體農莊生產資料公有化的條件下過富裕生活的口號排除了一些人剝◎第337頁◎削另一些人的任何可能性。第三，「發財吧」的口號是在新經濟政策的最初階段，當資本主義部分地恢復起來的時候，當富農還有力量、個體農民經濟在國內還占優勢、集體農莊經濟還處在萌芽狀態的時候提出的，而「使全體集體農莊莊員成為生活富裕的人」的口號是在新經濟政策的最後階段，當工業中的資本主義分子已被消滅、農村中的富農已被擊潰、個體農民經濟已被排擠到次要地位、集體農莊已變為農業中占統治地位的形式的時候提出的。更不用說，「使全體集體農莊莊員成為生活富裕的人」的口號不是孤立地提出的，而是和「使集體農莊成為布爾什維克的集體農莊」的口號不可分割地聯繫起來提出的。 「發財吧」的口號實質上是號召恢復資本主義，而「使全體集體農莊莊員成為生活富裕的人」的口號卻是號召用加強集體農莊經濟實力和使全體集體農莊莊員變為生活富裕的勞動者的辦法來徹底消滅資本主義的最後殘餘，這不是很明顯嗎？（喊聲：「對！」） 這兩個口號之間沒有而且不可能有絲毫共同之處，這不是很明顯嗎？（喊聲：「對！」） 至於說沒有窮人似乎就不能有布爾什維克的工作，就不能有社會主義，那是一種甚至不好意思說出口的蠢話。當有資本主義分子並且有受資本家剝削的窮人的時候，列寧主義者是依靠窮人的。但是當資本主義分子已被擊潰，窮人已擺脫了剝削的時候，列寧主義者的任務就不是要鞏固和保存已經被消滅了存在前提的貧窮現象和窮人，而是要消滅貧窮現象並把窮人提高到過富裕生活的水平。如果以為社會主義能夠在貧困的基礎上，在縮減個人需要和把人們的生活水平降低到窮人生活水平的基礎上建成，那就愚蠢了。何況窮人自己也不願意再做窮人，而是力求往高處走，過富裕生活的。誰需要這種所謂的社會主義呢？這並不是什麼社會◎第338頁◎主義，而是對社會主義的諷刺。社會主義只有在社會生產力蓬勃發展的基礎上，在產品和商品十分豐富的基礎上，在勞動者生活富裕的基礎上，在文化水平急速提高的基礎上才能建成。因為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不是要縮減個人需要，而是要竭力擴大和發展個人需要，不是要限制或拒絕滿足這些需要，而是要全面地充分地滿足有高度文化的勞動人民的一切需要。 毫無疑問，個別黨員對貧窮和富裕的這種糊塗觀點是我們「左派」糊塗蟲觀點的反映。「左派」糊塗蟲把窮人理想化了，他們以為在任何條件下窮人都是布爾什維主義的永久支柱，而把集體農莊看做殘酷的階級鬥爭的舞台。 由此可見，在這裡，在這個問題上，已被擊潰的反黨集團的思想體系殘餘還沒有喪失自己的生命力。 很明顯，如果這一類糊塗觀點在我們黨內獲得了勝利，集體農莊就不會有它們在最近兩年來所取得的成就，它們就會在最短期間瓦解。 再如拿民族問題來說吧。在這裡，在民族問題方面，也和在其他問題方面一樣，有一部分黨員持有一種危害頗大的糊塗觀點。我說過資本主義殘餘有生命力。應當指出，在民族問題方面，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餘比在其他任何方面都更有生命力。所以更有生命力，是因為它們有可能用民族外衣很好地偽裝起來。很多人認為斯克雷普尼克的墮落變節是個別的例外事件。這是不對的。烏克蘭的斯克雷普尼克和他的集團的墮落變節並不是例外事件。在其他民族共和國里，個別同志也有這種錯誤。 民族主義傾向，不管是大俄羅斯民族主義傾向還是地方民族主義傾向，是什麼意思呢？民族主義傾向就是使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政策遷就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政策。民族主義傾向反映出◎第339頁◎「自己的」「民族的」資產階級企圖破壞蘇維埃制度而恢復資本主義。可見這兩種傾向的根源是共同的。這個根源就是離開列寧的國際主義。如果你們想打擊這兩種傾向，那就首先應當打擊這個根源，打擊那些離開國際主義的人，不管他們傾向於地方民族主義還是傾向於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熱烈鼓掌） 有人在爭論：哪一種傾向是主要危險，是大俄羅斯民族主義傾向還是地方民族主義傾向？在目前條件下，這是一種表面的因而也是空泛的爭論。如果想提出一種對任何時間和條件都適用的辨別主要危險和非主要危險的現成方法，那就愚蠢了。世上根本沒有這種方法。主要危險就是人們停止和它作鬥爭因而讓它發展到危害國家的那種傾向。（長時間鼓掌） 在烏克蘭，烏克蘭民族主義傾向在不久以前還不是主要危險，但是當人們停止和它作鬥爭而讓它發展到和武裝干涉者結合起來的時候，這種傾向就成了主要危險。解決什麼是民族問題方面的主要危險的問題不是靠空泛的表面的爭論，而是靠對當時的實際情況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分析，靠研究這方面所犯的錯誤。 關於一般政策方面的右傾和「左」傾也必須這樣說。在這方面也和在其他方面一樣，我們的個別黨員有不少糊塗觀點。他們在進行反右傾鬥爭的時候往往丟開了「左」傾，減弱了反「左」傾的鬥爭，認為它不危險或者不很危險。這是一種嚴重而危險的錯誤。這是對「左」傾讓步，黨員是不容許這樣做的。所以不容許這樣做，尤其是因為最近「左派」已經完全滾到右派的立場上去了，實質上已經和右派毫無區別了。 我們一向都說，「左派」就是右派，不過用左的詞句掩飾了右的實質。現在「左派」自己證實了我們的這個說法。就拿去年的托洛茨基派《公報》（註：《公報》即《反對派公報》(《БюππemeнъOnnoзuuuu》)是托洛茨基派刊物，1929—1941年先後在巴黎、柏林、紐約等地出版，共出了八十七期。）來看吧。托洛茨基派先生們在公報里要求什麼，寫◎第340頁◎些什麼呢？他們「左的」綱領表現在什麼地方呢？他們要求：解散國營農場，因為國營農場不能贏利；解散大部分集體農莊，因為這些集體農莊有名無實；放棄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恢復租讓政策，把我國的許多工業企業租出去，因為這些企業不能贏利。 這就是卑鄙的懦夫和投降主義者的綱領，這就是要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的反革命綱領！ 這個綱領和極右派的綱領有什麼區別呢？顯然毫無區別。由此可見，「左派」為了和右派結成聯盟進行共同的反黨鬥爭，公開地附和了右派的反革命綱領。　　既然如此，怎麼能說「左派」不危險或者不很危險呢？說這種蠢話的人是在為列寧主義的死敵張目，這不是很明顯嗎？ 由此可見，在這裡，在離開黨的路線的各種傾向方面，不管是一般政策上的傾向還是民族問題上的傾向，人們意識中和我們的個別黨員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餘也是有充分的生命力的。 這就是我們政治思想工作中的幾個嚴重而迫切的問題。在這些問題上，一部分黨員有模糊觀點、糊塗觀念，甚至有完全離開列寧主義的傾向。要知道，可以拿來證明個別黨員有糊塗觀點的問題還不止這些。 既然如此，能不能說我們黨內一切都很好呢？ 顯然不能。 我們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的任務是： (1)把黨的理論水平提到應有的高度； (2)在黨的一切環節中加強思想工作； (3)在黨的隊伍中不倦地宣傳列寧主義； (4)以列寧的國際主義精神教育黨組織及其周圍的非黨積極分子；◎第341頁◎ (5)不要掩飾而要大膽地批評某些同志離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傾向； (6)不斷地揭露敵視列寧主義的派別的思想體系及其殘餘。 2.組織領導問題 我講過了我們的成就，講過了黨的路線無論在國民經濟和文化方面還是在克服黨內各種反列寧主義集團方面所取得的勝利，也講過了我們的勝利的世界歷史意義。但這並不是說，在一切地方，在各個方面都取得了勝利，所有的問題都已經解決了。世界上根本沒有這樣的成就和勝利。我們還有不少尚未解決的問題和各種各樣的缺點。在我們面前有一大堆需要解決的任務。但這無疑是說明大部分刻不容緩的當前任務已經勝利解決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黨獲得了極偉大的勝利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這裡有一個問題：這個勝利是怎樣造成的，它實際上是怎樣獲得的，經過什麼鬥爭，經過哪些努力？ 有些人以為只要制定正確的黨的路線，把它公布出來，把它製成一般的提綱和決議並一致通過，勝利就會自行到來，即所謂自流地到來。這當然是不對的。這是很大的錯誤。只有不可救藥的官僚主義分子和文牘主義分子才會這樣想。事實上這些成就和勝利不是自流地取得的，而是在爭取執行黨的路線的殘酷鬥爭中取得的。勝利任何時候都不會自行到來，它通常是由人們爭取來的。有了貫徹黨的總路線的好決議和好宣言，這只是事情的開始，因為它們只表示爭取勝利的願望，而不是勝利本身。在正確的路線提出以後，在對問題做出正確的決定以後，事情的成功就取決於組織工作，取決於組織實現黨的路線的鬥爭，取決於正確地挑選人才，取決於檢查領導機關的決議的執行情況。否則，黨的正確路線和◎第342頁◎正確決議就會有遭到嚴重破壞的危險。不僅如此，在正確的政治路線提出以後，組織工作就決定一切，其中也決定政治路線本身的命運，即決定它的實現或失敗。 事實上，勝利是通過不斷和執行黨的路線的道路上的各種困難進行殘酷的鬥爭，通過克服這些困難，通過動員全黨和工人階級去克服困難，通過組織克服困難的鬥爭，通過撤換不中用的工作人員，挑選能夠和困難作鬥爭的優秀工作人員而達到和取得的。 這是些什麼困難，它們隱藏在什麼地方呢？ 這些困難是我們組織工作的困難，是我們組織領導的困難。這些困難隱藏在我們自己身上，隱藏在我們的領導工作人員身上，隱藏在我們的組織裡面，隱藏在我們黨組織、蘇維埃組織、經濟組織、工會組織、共青團組織和其他一切組織的機關裡面。 應當了解，我們黨組織、蘇維埃組織、經濟組織和其他一切組織及其領導者的力量和威信增長到了空前的程度。正因為他們的力量和威信增長到了空前的程度，所以現在一切事情或者幾乎一切事情都取決於他們的工作。藉口所謂客觀條件是沒有理由的。既然黨的政治路線的正確性已經為多年的經驗所證實，而工人和農民擁護這條路線的決心又是不容置疑的，那麼所謂客觀條件的作用就縮小到最低限度，而我們的組織及其領導者的作用就成為決定性的獨一無二的了。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今後我們工作中產生缺陷和缺點的責任十分之九不在「客觀」條件，而在我們自己身上，並且僅僅在我們身上。 我們的黨有兩百多萬黨員和候補黨員。我們的共青團有四百多萬團員和候補團員。我們有三百萬以上的工農通訊員。我們的國防航空化學建設促進協會有一千二百多萬會員。工會有一千七百萬以上的會員。我們獲得成就應該歸功於這些組織。如果儘管◎第343頁◎有這些有助於獲得成就的組織和可能性，而我們在工作中還是有不少缺點，還是有不少缺陷，那就只能歸咎於我們自己，歸咎於我們的組織工作，歸咎於我們的組織領導不好。 管理機關的官僚主義和文牘主義，「一般領導」的空談代替了實際的具體領導，各組織實行職能管理制（註：職能管理制是通過職能機構分散地進行管理的制度，其特點是機關和企業設置大量的職能機構和副職領導人員，職能機構在基層生產單位有自己直屬的組織或特派人員，可以越過生產單位的領導而直接干預生產。蘇聯在1934年以前，由於幹部文化水平低，缺乏管理複雜經濟的經驗，曾經採用過這種制度，結果造成了經濟管理中的一些缺點，例如：職能機構各自為政，基層生產單位的領導不能掌握完成生產計劃的各種手段，不能獨立解決生產中的迫切問題，形成無人負責現象；對執行情況無法進行檢查；許多技術幹部脫離生產，集中在管理機構的辦公室里；公文報表繁多，行政開支增大等。為了改進經濟的管理，聯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會決定取消一切蘇維埃機關和經濟機關中的職能管理制，從基層生產環節起到人民委員部止都按生產和地區原則加以改組，擴大機關和生產領導人的職能、權限和責任。）而缺乏個人負責制，工作中的無人負責現象和工資制度中的平均主義，對執行情況缺乏經常的檢查，害怕自我批評，——這就是我們的困難的根源，這就是目前我們的困難藏身的地方。 如果以為用決議和決定就能克服這些困難，那就太天真了。官僚主義分子和文牘主義分子早就善於在口頭上表示忠實於黨和政府的決議，而在實際上把這些決議束之高閣。要戰勝這些困難，必須消除我們的組織工作落後於黨的政治路線的要求的現象，必須把國民經濟各個方面的組織領導的水平提高到政治領導的水平，必須做到使我們的組織工作能夠保證黨的政治口號和決議的切實執行。 要戰勝這些困難並獲得成就，必須組織克服這些困難的鬥爭，必須吸引工農群眾參加這個鬥爭，必須動員黨本身，必須清除黨和經濟組織中的不可靠的、不堅定的和蛻化的分子。 為此需要做些什麼呢？ 為此需要組織下列工作： (1)開展自我批評，揭露我們工作中的缺點； (2)動員黨組織、蘇維埃組織、經濟組織、工會組織和共青團組織去和困難作鬥爭； (3)動員工農群眾為實現黨和政府的口號和決議而鬥爭； (4)在勞動者中間開展競賽和突擊運動； (5)廣泛建立機器拖拉機站和國營農場的政治部，使黨和蘇◎第344頁◎維埃的領導接近農村； (6)縮小人民委員部、總管理局和托拉斯的規模，使經濟領導接近企業； (7)消除工作中的無人負責現象，消滅工資制度中的平均主義； (8)取消「職能管理制」，加強個人負責制，採取廢除委員會制的方針； (9)加強對執行情況的檢查，採取改組中央監察委員會和工農檢查院的方針以進一步加強對執行情況的檢查； (10)把熟練的工作人員從辦公室調到更接近生產的地方； (11)揭發不可救藥的官僚主義分子和文牘主義分子，把他們從管理機關驅逐出去； (12)把違反黨和政府的決議的人、欺上瞞下的人、愛說廢話的人撤職，而另外提拔新人，即提拔能保證具體領導所擔負的工作並能保證加強黨和蘇維埃紀律的認真辦事的人； (13)清洗蘇維埃組織和經濟組織，精簡人員； (14)最後，把不可靠的和蛻化的人清洗出黨。 黨為克服困難，為把我們組織工作的水平提高到政治領導的水平以保證黨的路線的實現而必須採取的辦法，基本上就是這些。 你們知道，我們黨中央在報告所涉及的時期內正是這樣進行組織工作的。 中央在這裡所遵循的是列寧的英明思想：組織工作中最重要的是挑選人才和檢查執行情況。 關於挑選人才和撤換那些不稱職的人，我想說幾句話。 除了我們一致認為必須撤職的那些不可救藥的官僚主義分子和文牘主義分子以外，還有兩種工作人員阻撓著我們的工作，妨礙◎第345頁◎著我們的工作，不讓我們前進。 一種工作人員是那些過去有過一些功勞而現在已經成為要人的人，他們認為黨的紀律和蘇維埃的法律不是為他們而是為傻瓜制定的。這些人並不認為執行黨和政府的決議是自己的義務，因而破壞黨和國家紀律的基礎。他們違反黨的紀律和蘇維埃的法律是指靠什麼呢？他們指靠蘇維埃政權會因為他們過去有功而不去觸犯他們。這些妄自尊大的要人認為他們是了不起的人物，他們可以違反領導機關的決議而不受懲罰。對這種工作人員該怎麼辦呢？必須毫不猶豫地撤銷他們的領導職務，不管他們過去有過什麼功勞。（喊聲：「對！」）必須把他們降職並把這件事在報紙上公布。（喊聲：「對！」）所以必須這樣做，是為了打掉這些妄自尊大的官僚主義要人的傲慢習氣，叫他們安分一些。所以必須這樣做，是為了在我們整個工作中加強黨和蘇維埃的紀律。（喊聲：「對！」鼓掌） 現在來談第二種工作人員。我指的是那種愛說廢話的人，可以說是一些愛說廢話的老實人，（笑聲）是一些忠誠於蘇維埃政權但是沒有能力做領導工作，沒有能力做組織工作的老實人。去年我曾經和這樣一個同志談過話，這個同志很受人尊敬，但他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愛說廢話的人，能夠把任何一件活生生的事情淹沒在廢話中。下面就是這一次的談話。 我問：你們的播種工作怎樣了？ 他答：史達林同志，你問播種工作嗎？我們已經動員起來了。（笑聲） 我問：那麼結果怎樣呢？ 他答：我們把問題直截了當地提出來了。（笑聲） 我問：那麼以後又怎樣呢？◎第346頁◎ 他答：史達林同志，我們有了轉變，馬上就會有轉變。（笑聲） 我問：究竟怎樣了？ 他答：我們那裡有了一些進展。（笑聲） 我問：可是你們的播種工作究竟怎樣了？ 他答：史達林同志，我們的播種工作暫時還毫無頭緒。（全場哈哈大笑） 這就是愛說廢話的人的面目。他們動員起來了，把問題直截了當地提出來了，他們既有轉變，又有進展，可是工作卻沒有動起來。 這和不久以前一位烏克蘭工人所描述的某一組織的情況完全一樣，當有人問他這個組織有沒有路線時，他回答說：「路線嗎……路線當然是有的，只是工作看不見。」（全場大笑）看來這個組織也有愛說廢話的老實人。 當我們把這些愛說廢話的人撤職，把他們遠遠地調離實際工作的時候，他們就攤開雙手困惑不解地問道：「究竟為什麼要把我們撤職？難道我們沒有把一切必要的事情都做了嗎？難道我們沒有召集突擊隊員大會嗎？難道我們沒有在突擊隊員會議上宣布黨和政府的口號嗎？難道我們沒有把中央政治局全體委員選為名譽主席團嗎？（全場大笑）難道我們沒有給史達林同志拍致敬電嗎？——你們究竟還要我們做些什麼呢？」（全場哈哈大笑） 對這些不可救藥的愛說廢話的人該怎麼辦呢？要知道，如果仍然讓他們擔任實際工作，他們就會把任何一件活生生的事情淹沒在滔滔不絕的廢話中。顯然，必須撤銷他們的領導職務，派他們去做別的非實際的工作。實際工作中是不容許有愛說廢話的人的。（喊聲：「對！」鼓掌） 關於中央如何指導了蘇維埃組織和經濟組織中挑選人才的工◎第347頁◎作，如何設法加強了對執行情況的檢查，我已經簡略地報告過了。在進行代表大會第三項議程的時候，卡岡諾維奇同志會更詳細地向你們報告。 關於今後如何加強對執行情況的檢查，我想說幾句話。 正確地組織對執行情況的檢查，在反對官僚主義和文牘主義的鬥爭中有決定的意義。領導機關的決議是在執行呢，還是被官僚主義分子和文牘主義分子束之高閣了？這些決議是在正確地執行呢，還是被歪曲了？機關是在誠實地以布爾什維克的精神進行工作呢，還是在空忙？——這一切只有對執行情況進行很好的檢查才能及時地知道。對執行情況進行很好的檢查，這是隨時幫助查明機關的工作狀況並揭發官僚主義分子和文牘主義分子的探照燈。可以肯定地說，我們的缺點和缺陷十分之九是由於沒有對執行情況正確地組織檢查而產生的。毫無疑問，如果對執行情況有這樣的檢查，缺點和缺陷是一定能夠防止的。 但是，對執行情況的檢查要達到目的，至少必須有兩個條件：第一，對執行情況的檢查必須是經常的，而不是時斷時續的；第二，在黨組織、蘇維埃組織、經濟組織各個環節中領導對執行情況的檢查的必須不是一些無關緊要的人，而是一些有充分威信的人，即各組織的領導者自己。 正確地組織對執行情況的檢查，對於各中央領導機關有極大的意義。工農檢查院按其組織來說，不能夠滿足對執行情況進行很好的檢查的要求。幾年以前，當我們的經濟工作還比較簡單，還不大令人滿意，還可以指望有可能檢查各人民委員部和各經濟組織的工作的時候，工農檢查院是勝任的。但是現在，我們的經濟工作已經擴大並更加複雜了，已經既沒有必要又沒有可能由一個中央機關來檢查經濟工作了，因此，工農檢查院應當改組。現在我們◎第348頁◎需要的不是一般的檢查，而是對中央決議的執行情況的檢查，——現在我們需要的是對中央決議的執行情況的監督。現在我們需要一個不以檢查所有一切為目的，而能集中全力搞好監督工作，集中全力檢查蘇維埃政權中央機關決議的執行情況的組織。只有蘇聯人民委員會蘇維埃監察委員會才能成為這樣的組織。蘇維埃監察委員會按照人民委員會的指示進行工作，在各地有不屬地方機關領導的代表。為了使蘇維埃監察委員會有充分的威信，使它能夠在必要時處分任何負責工作人員，必須使它的人選由黨的代表大會提名，經蘇聯人民委員會和中央執行委員會批准。我認為只有這樣的組織才能加強蘇維埃監督工作和蘇維埃紀律。 至於中央監察委員會，大家知道，它首先而且主要是為防止黨內分裂而成立的。你們知道，有一個時候我們黨內確實存在過分裂的危險。你們知道，中央監察委員會及其所屬各組織防止了分裂的危險。但是現在我們不再有分裂的危險了。現在我們迫切需要一個能夠集中全力檢查黨和黨中央委員會決議的執行情況的組織。只有聯共（布）中央黨的監察委員會才能成為這樣的組織。黨的監察委員會按照黨和黨中央的指示進行工作，在各地有不屬地方組織領導的代表。很明顯，這樣一個負責的組織應當有很高的威信。為了使這個委員會有充分的威信，使它能夠處分任何一個犯錯誤的負責工作人員，包括中央委員在內，必須使它的委員只有黨的最高機關即黨的代表大會才能選舉和撤換。毫無疑問，這樣的組織完全能夠保證對黨中央機關決議的執行情況的監督並加強黨的紀律。 關於組織領導的問題就是這樣。 我們在組織工作方面的任務是： (1)今後也要使我們的組織工作適應於黨的政治路線的◎第350頁◎要求； (2)把組織領導提高到政治領導的水平； (3)使組織領導能夠完全保證黨的政治口號和決議的實現。 載於1934年1月28日《真理報》第27號 選自《史達林全集》第13卷第307—331頁。◎第35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