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選集 · 關於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四月聯席全會的工作

（1928年4月13日在聯共（布）莫斯科組織積極分子會議上的報告（註：在這篇報告中補進了當時報刊上沒有發表的幾段文字。——《史達林全集》俄文版編者注）） 同志們！剛剛結束的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註：有中央檢查委員會委員參加的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於1928年4月6—11日舉行。全會討論了本年度糧食收購工作和1928—1929年度糧食收購運動的安排、政治局特設委員會關於為克服因發生沙赫特案件而暴露出來的缺點所要採取的實際措施的報告、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全會1928年工作計劃。史達林在4月10日的會議上就政治局特設委員會的報告作了講話。全會通過了一個特別決定，規定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委員以及其他領導幹部每年至少參加地方工作一個半月到兩個月，以便加緊克服地方工作中的缺點，改進中央機關的領導。）具有一個和最近兩年來舉行的各次全會不同的特點。這個特點就是：這次全會完全是切實解決問題的會議，是沒有黨內爭吵的會議，是沒有黨內緊張局面的會議。 排在議程上的都是最迫切的問題：糧食收購問題，沙赫特案件（註：指1923—1928年頓巴斯的資產階級專家反革命組織進行暗害活動的事件，由於這個組織是1928年初在頓巴斯的沙赫特區破獲的，故稱沙赫特案件。1928年5月18日—7月6日，蘇聯最高法院特別法庭在莫斯科對這一案件進行了公開的審判。審判表明，沙赫特暗害分子執行過去煤礦老闆（俄國的和外國的資本家）和外國間諜機關交給的任務，對頓巴斯煤炭工業進行破壞。他們故意進行不合理的開採以減少採煤量，從國外採購質量低劣的過時的設備，毀壞貴重機器和通風設備，炸毀礦井，燒毀工廠和發電站。他們還有意破壞消費品的供應，違反蘇維埃勞動保護法，使礦工物質生活條件惡化，甚至生命安全也受到威脅。）問題，以及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全會的工作計劃問題。你們可以看出，這些問題都是相當重要的。雖然如此，全會上的討論還是完全切實的，而決議也是一致通過的。 這是因為全會上已經沒有反對派了。這是因為人們處理問題都採取嚴格的切實的態度，不要派別手腕，不進行派別煽動。這是因為只是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註：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於1927年12月2—19日在莫斯科舉行。列入大會議程的是：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和組織報告、中央檢查委員會的總結報告、中央監察委員會—工農檢查院的總結報告、聯共（布）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總結報告、制定發展國民經濟五年計劃的指示、農村工作等。史達林於12月3日作了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並於12月7日作了關於這個報告的結論。大會批准了中央委員會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委託中央委員會繼續執行維護和平及加強蘇聯國防力量的政策，用毫不減低的速度繼續推進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擴大和鞏固城鄉的社會主義成分，實行消滅國民經濟中資本主義成分的方針。大會作出了關於制定蘇聯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指示。大會通過了全力開展農業集體化的決議，擬訂了發展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計劃，並規定了實現農業集體化的方法。大會討論了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的問題，指出黨與反對派之間的意見分歧已經發展成為綱領上的分歧，托洛茨基反對派已經走上反蘇維埃鬥爭的道路，因而參加托洛茨基反對派和宣傳其觀點的人不能留在布爾什維克黨內。大會批准了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1927年11月）關於把列·達·托洛茨基和格·葉·季諾維也夫兩人開除出黨的決定，並把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的所有骨幹分子和民主集中派的全部成員開除出黨。）之後，只是在消滅了反對派之後，黨才有可能認真地和切實地處理實際問題。 這就是在我們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之後，在消滅了反對派之後，我們所進入的這個發展階段的好的方面，也可以說，無比有利的方面。◎第6頁◎ 一　關於自我批評 全會工作的特點，全會討論和全會決議的特點是：全會的工作自始至終都是在極嚴厲的自我批評的標誌下進行的。不僅如此，在全會的每一個問題上，在每一次發言中，都對我們工作的缺點進行了批評，我們的組織都進行了自我批評。對我們缺點的批評，黨、蘇維埃和經濟組織的真誠的布爾什維克的自我批評，——這就是全會工作的總的精神。 我知道，黨的隊伍里有一些人不喜歡批評，尤其不喜歡自我批評。這些人，我想可以把他們叫做「塗了漆的」共產黨員，（笑聲）他們逃避自我批評，經常發牢騷說：又是這該死的自我批評，又是揭發我們的缺點，——能不能讓我們安靜地過日子呢？顯然，這些「塗了漆的」共產黨員和我們黨的精神，和布爾什維主義的精神毫無共同之處。既然這些遠不是熱情地對待自我批評的人有這種情緒，那麼請問：我們需不需要自我批評？自我批評從何而來？它有什麼好處？ 同志們，我認為我們需要自我批評就象需要空氣和水一樣。我認為沒有自我批評，我們的黨就無法前進，就無法割開我們的膿瘡，就無法消滅我們的缺點。而我們的缺點是很多的。這一點必須公開地老實地承認。 自我批評口號不能認為是一個新口號。它是布爾什維克黨的基礎。它是無產階級專政制度的基礎。既然我國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而領導專政的是一個黨，是不和而且也不能和其他政黨分◎第7頁◎掌政權的共產黨，那麼，我們要前進，我們自己就應當揭露和糾正自己的錯誤，這難道還不明顯嗎？此外不會再有人來揭露和糾正這些錯誤，這難道還不明顯嗎？同志們，自我批評應當成為推動我們向前發展的一個極重要的力量，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自我批評口號在我們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之後特別有力地貫徹下去了。為什麼呢？因為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消滅了反對派之後，黨內形成了一種不能不引起我們注意的新情況。 這種新情況表現在什麼地方呢？表現在我們這裡再也沒有或者幾乎再也沒有反對派了。表現在我們黨內由於輕而易舉地戰勝了反對派（這個勝利本身對黨非常有利）而可能產生一種高枕無憂、安然自得、對我們工作中的缺點熟視無睹的危險。 輕而易舉地戰勝了反對派，這對我們黨是非常有利的。但是這個勝利本身包含著特別不利的方面，那就是黨內可能滋長自滿自足、自以為是的情緒而安於既得的成就。而安於既得的成就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我們再不用前進了。為了不使這種情形發生，我們就需要自我批評，但不是反對派所進行的那種惡意的、實質上是反革命的批評，而是真誠的公開的批評，布爾什維克的自我批評。 我們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估計到這種情況，提出了自我批評的口號。從那時起，自我批評的浪潮就日益高漲，它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四月聯席全會的工作上也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如果怕我們的敵人（國內的敵人和國外的敵人）利用我們對缺點的批評來叫囂：嘿，他們布爾什維克那裡並不是一切都很順利呵，——那就奇怪了。如果我們布爾什維克怕這一點，那就奇怪了。布爾什維主義的力量正是在於它不怕承認自己的錯誤。讓黨，◎第8頁◎讓布爾什維克，讓我國一切誠實的工人和勞動者來揭發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我們建設中的缺點；讓他們指出消滅我們這些缺點的途徑，使我們的工作、我們的建設不會有保守、停滯和腐敗的現象，使我們的全部工作、我們的整個建設事業日益改進，從勝利走向勝利。現在主要的就是這一點。至於我們的敵人，那就讓他們去亂談我們的缺點吧，——這種無聊的事情是不會也不應當使布爾什維克不安的。 最後，還有一種情況推動我們去進行自我批評。我指的是關於群眾和領袖的問題。最近我們這裡領袖和群眾之間開始形成了某種特殊的關係。一方面，我們這裡出現了、歷史地形成了一批領導者，他們的威信越來越高，同時幾乎成了群眾所無法接近的人物。另一方面，一般勞動群眾，首先是工人階級群眾，卻上升得非常慢，他們開始眯著眼睛從下面向上望領袖，並且往往怕批評自己的領袖。 當然，我們這裡形成了一批上升得非常高並且有很高的威信的領導者，這個事實本身是我們黨的巨大的成就。顯然，沒有這樣一批有威信的領導者，要領導一個大國是不可設想的。但是，領袖上升的時候逐漸離開群眾，而群眾開始從下面向上望他們，不敢批評他們，這個事實就不會不產生領袖脫離群眾、群眾離開領袖的某種危險。 這種危險會使領袖驕傲自大，認為自己十全十美。而領導上層驕傲自大，開始從上面向下看群眾，這會有什麼好處呢？顯然，除了黨遭到毀滅以外，什麼結果也不會有。可是，我們要的是前進，改進自己的工作，而不是毀滅黨。正是為了前進並改善群眾和領袖之間的關係，就應當時時刻刻敞開自我批評的大門，應當使蘇維埃人有可能「責罵」自己的領袖，批評他們的錯誤，使領袖不會驕◎第9頁◎傲自大，而群眾也不會離開領袖。 有時人們把群眾和領袖的問題同提拔的問題混為一談。同志們，這是不對的。雖然提拔新的領袖一事值得黨嚴重注意，但是問題不在這裡。問題在於要保存已經提拔起來而且極有威信的領袖，並在他們和群眾之間建立經常的牢不可破的聯繫。問題在於要通過對我們缺點的自我批評和批評來組織黨內的廣泛的輿論，來組織工人階級的廣泛的輿論，使之成為一種生動銳敏的道義上的監督；極有威信的領袖如果要保持黨和工人階級對他們的信任，就應當傾聽這種監督的呼聲。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報刊的作用，我們黨的和蘇維埃的報刊的作用，的確是不可估量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不能不歡迎《真理報》（註：《真理報》（《црαβδα》）是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機關報。它最初是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日報，是遵照列寧的指示，由史達林、米·斯·奧里明斯基和尼·古·波列塔也夫發起創辦的。創刊號於1912年4月22日（公曆5月5日）在彼得堡出版。從1917年3月5日（公曆18日）起，《真理報》成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的中央機關報。）創辦《工農檢查院專頁》（註：《工農檢查院專頁》是《真理報》在1928年3月15日—1933年11月28日辦的一個定期專刊，目的是吸引廣大勞動群眾參加反官僚主義的鬥爭。）來經常批評我們工作中的缺點。不過，批評必須力求嚴肅深刻，不應該流於表面。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也應當歡迎《共青團真理報》（註：《共青團真理報》（《Κομсоμоπъскαя　црαβδα》）是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和莫斯科委員會的機關報（日刊），1925年5月24日創刊。）帶頭向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展開猛烈而熱情的進攻。 有時人們罵批評者，說他們的批評不全面，說批評有時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確。人們往往要求批評的每一點都是正確的；如果批評不是完全正確的，他們對批評就加以指摘和謾罵。 同志們，這是不對的。這是一種危險的錯誤看法。你們只要提出這種要求，就會把成千上萬願意糾正我們的缺點但是有時不善於正確表達自己意思的工人、工人通訊員和農村通訊員的嘴巴堵住。這是墳墓，不是自我批評。 你們應當知道，工人有時對於我們工作中的缺點有點怕說實話。他們害怕，不只是因為怕說了會「挨整」，而且也是因為怕批評得不全面會遭到「嘲笑」。普通工人或普通農民雖然親身感到我們的工作和我們的計劃有缺點，但他們哪裡能夠頭頭是道地論證◎第10頁◎自己的批評呢？如果你們要求他們的批評百分之百的正確，那你們就會取消任何來自下面的批評的可能性，任何自我批評的可能性。正因為如此，我認為即使批評只有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的真理，也應該表示歡迎，細心聽取，看到它有好的地方。再說一遍，否則你們就一定會把成千上萬忠實於蘇維埃事業的人們的嘴巴堵住；他們雖然還不大善於批評，但他們說的卻是真理。 正是為了發揚自我批評而不是扼殺自我批評，正是為了這一點，必須細心聽取蘇維埃人的一切批評，即使批評有時不完全正確或者不是各方面都正確。只有這樣才能使群眾確信：他們不會因批評不全面而「挨整」，也不會因批評有某些錯誤而遭到「嘲笑」只有這樣，自我批評才能真正具有群眾性，才能真正得到群眾的響應。 不言而喻，這裡指的不是「任何」批評。反革命分子的批評也是批評。但這種批評的目的是要破壞蘇維埃政權的威信，摧殘我們的工業，瓦解我們黨的工作。顯然，我們指的不是這樣的批評。我說的不是這樣的批評，而是那種來自蘇維埃人的批評，是為了改善蘇維埃政權機關、改進我們的工業、改進我們黨的工作和工會工作而進行的批評。我們需要批評是為了鞏固蘇維埃政權，而不是為了削弱它。正是為了加強和改進我們的工作，正是為了這一點，黨才宣布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口號。 我們期待於自我批評口號的首先是什麼呢？如果自我批評口號得到正確的和誠實的執行，那麼它會給我們產生什麼結果呢？它至少會產生兩個結果。第一，它會提高工人階級的警惕性，加強他們對我們缺點的注意，使這些缺點容易糾正，使我們的建設工作不致於發生任何「意外」。第二，它會提高工人階級的政治水平，增強他們的國家主人翁感，使他們容易學會管理國家。◎第11頁◎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不僅沙赫特案件，而且1927年底的收購危機，對我們很多人都是「意外」呢？在這方面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沙赫特案件。一批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專家接受國際資本反蘇組織的指示活動了五年。五年來我們的組織草擬並分發了各種各樣的決議和決定。當然，我們的煤炭工業總還是上升的，因為蘇維埃經濟制度如此富有生命力，如此強大，儘管我們不用腦子而且有了錯誤，儘管專家們進行破壞活動，它還是占了上風。五年來，這批反革命專家在我們工業中進行暗害活動，炸毀鍋爐，毀壞渦輪機等等。而我們卻視而不見。「突然間」，好似晴天霹靂，——沙赫特案件發生了。 同志們，這是正常的嗎？我認為極不正常。掌著舵，睜著眼，但是當某種災難臨頭之前，竟什麼也看不到，——這不能算是領導。布爾什維主義不是這樣理解領導的。要領導就應當有預見。而預見，同志們，不是什麼時候都容易做到的。 一種情況是：十來個領導同志在注意和發現我們工作中的缺點，而工人群眾卻不願意或不能夠注意和發現缺點。這裡一定會忽略一些缺點，不能把所有的缺點都發現出來。另一種情況是：千百萬工人和十來個領導同志一起來注意和發現我們工作中的缺點，揭露我們的錯誤，擔負起共同的建設事業，並指出改進工作的途徑。這裡就更能保證不會發生意外，保證及時發現不良現象並及時採取措施來消除這些現象。 我們必須使工人階級的警惕性不斷提高，而不要使它喪失；我們必須使千百萬工人都擔負起社會主義建設的共同事業；我們不僅必須使十來個領導者，而且必須使千百萬工人和農民都十分關注我國建設的進程，指出我們的錯誤，揭露我們的錯誤。只有這樣，我們這裡才不會發生「意外」。但是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對我◎第12頁◎們的缺點展開來自下面的批評，我們必須使批評成為群眾性的批評，我們必須領會並貫徹自我批評的口號。 最後，談一談和實行自我批評口號有關的問題，就是提高工人階級的文化力量，培養他們管理國家的技能的問題。列寧說過： 「我們所缺少的主要的東西就是文化，就是管理的本領。……新經濟政策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證我們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問題『只』在於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的文化力量。」（註：見《列寧全集》第33卷第220—221頁。——編者注） 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我們建設的基本任務之一，就是要培養工人階級管理國家、管理經濟、管理工業的技能和本領。 不發揮工人的力量和才能，不發揮工人階級優秀分子的力量和才能來批評我們的錯誤，指出我們的缺點並推進我們的工作，能不能培養工人階級的這種技能和這種本領呢？顯然不能。 為了發揮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者的力量和才能，並使他們能夠獲得管理國家的技能，需要做些什麼呢？這首先需要真誠地以布爾什維克的精神進行自我批評，真誠地以布爾什維克的精神對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展開來自下面的批評。工人們能夠公開和直接地批評工作中的缺點，改進和推動我們的工作，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工人積極參與了國家、經濟和工業的領導工作。而這就不會不增強工人的國家主人翁感，不會不提高他們的積極性、警惕性和文化水平。 工人階級的文化力量問題是具有決定意義的問題之一。為什麼呢？因為在過去和現在的一切統治階級中，工人階級這一統治階級在歷史上所處的地位是有點特殊和不十分有利的。所有以前◎第13頁◎的統治階級——奴隸主、地主和資本家，同時又是富有階級。他們有可能使自己的子弟學到管理所必需的知識和技能。工人階級和他們不同的地方，就在於它是貧窮階級，它過去沒有可能使自己的子弟學到管理的知識和技能，只有現在，在取得政權以後，才得到了這種可能。 我國文化革命問題的迫切性也就在於此。固然，蘇聯工人階級在其統治的十年內，在這方面所獲得的成就比地主和資本家在幾百年內所獲得的要大得多。但是，從國際和國內情況來看，我們取得的成績還遠遠不夠。因此，凡是能夠提高工人階級文化力量的發展水平的手段，凡是能夠有助於培養工人階級管理國家、管理工業的技能和本領的手段，我們都應當儘量利用。 根據上面所說的應當得出結論說：自我批評口號是用來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力量，培養工人階級管理技能的極重要手段之一。由此又得到一個根據，證明貫徹自我批評口號是我們的迫切任務。 要求我們把自我批評口號作為當前口號的根據大體上就是如此。 因此，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四月聯席全會的工作在自我批評的標誌下進行是毫不奇怪的。 現在我們來談談糧食收購問題吧。 二　關於糧食收購問題 首先，我來略為談談去年年底在我國爆發的糧食收購危機的實質。實際情況是這樣：從去年10月起，我們的收購量開始下降，◎第14頁◎12月降到最低點，到去年年底，我們在糧食收購方面有了一億三千萬普特（註：普特是俄國重量單位，一普特等於十六點三八公斤。——編者注）的缺額。我們本年度的收成大概不比上年度壞，也可能比上年度稍差一點。過去積存的糧食本年度比上年度多，一般認為本年度我國的商品糧食不比上年度少而比上年度多。 根據這種情況，本年度的收購計劃訂得比上年度稍微高些。但是，儘管如此，收購量卻下降了，到1927年底，我們有了一億三千萬普特的缺額。這樣就造成了一種「奇特的」現象：國內糧食很多，而糧食收購量卻在下降，使城市和紅軍受到飢餓的威脅。 這種「奇特的」現象該怎麼解釋呢？這裡是不是有什麼偶然性呢？有許多人喜歡這樣解釋：說我們打瞌睡了，說我們忙於對付反對派了，因而忽略了一些事情。說我們真的打瞌睡了，這當然是對的。但是在這裡拿打瞌睡來解釋一切，那就大錯特錯了。更不能把收購危機說成是偶然的。這樣的事情不會是偶然的。這種解釋未免太不值錢了。 那麼，造成收購危機的條件究竟是什麼呢？ 我認為這裡至少有三個條件。 第一，在我國所處的國際和國內環境中，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是有困難的。首先，我指的是發展城市工業的困難。本來應當拿各種各樣的商品投放農村，以便從農村取得最大數量的農產品。為此就必須比現在更迅速地發展我國工業。但是要更有力地發展工業，就必須有更快的社會主義積累的速度。可是，同志們，要達到這樣的積累速度並不是那麼容易的。由此就產生了農村商品供應不足的現象。 其次，我指的是我們在農村建設方面的困難。同志們，農業增◎第15頁◎長得很慢。本來農業應當一日千里地發展，糧食應當愈來愈便宜，收成應當不斷提高，肥料應當儘量使用，糧食生產的機械化應當加速發展。但是，同志們，這種情況在我們這裡沒有出現，而且也不會很快出現。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農業是小農經濟，很難有重大的改進。統計數字說明，戰前我們全國約有一千六百萬個體農戶，現在我們約有二千五百萬個體農戶。這就是說，我們是一個真正的小農經濟國家。小農經濟是什麼呢？這是最沒有保障、最原始、最不發達、提供商品最少的經濟。同志們，全部實質就在這裡。肥料、機器、農學知識以及其他改進辦法，這都是些在大農場中可以有效地採用，而在小農經濟中沒有採用或者幾乎沒有採用的東西。這就是小農經濟的弱點。這也就是它競爭不過富農的大農場的原因。 一般說來，我們農村中是不是有採用機器、肥料、農學知識等等的大農場呢？是的，是有的。第一，這就是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但是，同志們，我們的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還很少。第二，這就是富農的大農場（資本主義農場）。這種農場在我國並不算少，它們在農業中仍然起著相當大的作用。 我們在農村中能不能走鼓勵私人的資本主義大農場的道路呢？顯然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要加緊在農村中發展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類型的大農場，努力把它們變成國家的建立在現代科學基礎上的糧食工廠。正因為如此，我們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提出了全力展開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建設的口號。 如果以為集體農莊只能由貧農階層組成，那就錯了。同志們，這是不對的。我們的集體農莊應當是貧農和中農的農莊，即不是只包括一批人，而是包括整個村子的農莊。應當給中農指出前途，◎第16頁◎告訴他們：通過集體農莊，他們能夠最順利最迅速地發展經濟。既然中農不能上升成為富農，而下降又是不合理的，那就應當給他們指出前途：他們可以通過集體農莊建設來改善經濟。 但是，目前我們的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還很少，少得不象話。由此就產生了我們在農村建設方面的困難。由此就產生了我們糧食生產不足的現象。 第二，由此可見，我們在城市和農村建設中的困難就是收購危機得以爆發的基礎。但是這還不是說，收購危機正應當在本年度爆發。大家知道，這些困難不僅本年度有，而且上年度也有。可是，為什么正是在本年度爆發了收購危機呢？秘密何在呢？ 秘密在於富農在本年度已經有可能利用這些困難來抬高糧價，進攻蘇維埃價格政策，從而阻撓我們的收購工作。而他們所以能夠利用這些困難，至少有兩個原因： 第一，三年的豐收起了作用，富農在這個時期內成長起來了，整個農村，特別是富農，在這個時期內都積下了糧食，因此，富農就有試圖操縱價格的可能了； 第二，富農得到城市投機分子的支持，這些投機分子哄抬糧價，使價格上漲。 當然，這還不是說，富農是糧食的主要持有者。持有大部分糧食的主要和基本的群眾是中農。但是富農在農村中有一定的經濟權威，所以在價格問題上有時能使中農跟著他們走。因此，農村富農分子就有可能利用我們建設中的困難來進行投機，抬高糧價。 如果象富農投機分子所做的那樣，把糧價抬高百分之四十至五十，那麼這是什麼意思呢？首先，這就是降低工人的實際工資。假定說，那時我們提高了工人的工資。但是，在這種情況下也就不得不提高工業品的價格，從而即使工人階級也使貧農和中農在物◎第17頁◎質生活方面受到打擊。而這意味著什麼呢？這無疑是意味著直接破壞我們的整個經濟政策。 但是問題還不限於此。假定說，我們在今年1月或今年春季即準備播種之前把糧價提高百分之四十至五十。這會產生什麼後果呢？那時我們的工業原料基地就會遭到破壞。棉農就會不種棉花而改種糧食，因為種糧食更有利。麻農就會不種亞麻，也改種糧食。種甜菜的農民也會這樣做。以此類推。簡單說來：我們的工業原料基地就會由於農村資本主義分子的投機野心而遭到破壞。 但是還不僅如此。假如我們在今年春季提高了糧價，那麼我們一定會害了貧農，因為貧農在春天既需要買口糧也需要買種子。貧農和下中農也就有充分權利對我們說：你們欺騙了我們，因為去年秋天我們按低價把糧食賣給你們，可是你們現在卻要我們按高價來買糧食，——蘇維埃人先生們，你們到底保護誰？保護窮人還是保護富農？ 正因為如此，黨對富農抬高糧價這一投機進攻必須予以回擊，以便打破富農投機分子拿飢餓來威脅工人階級和我們紅軍的妄想。 第三，毫無疑問，假如沒有另一種情況幫助農村資本主義分子，他們就不可能把我們建設中的困難利用到他們在事實上所利用到的這種程度，而收購危機也不會這樣嚴重。這種情況是什麼呢？ 這就是我們收購機關的鬆懈現象，彼此之間沒有統一戰線，相互競爭，不願意對哄抬糧價的活動進行堅決的鬥爭。 再就是我們糧食收購地區的黨組織消極懈怠，不願意以應有的態度來過問糧食收購運動，不願意過問這件事情和消除收購戰線上普遍的鬆懈現象。◎第18頁◎ 我們的收購機關和黨組織陶醉於上年度收購運動的成就，認為本年度收購工作可以聽其自流，讓一切都聽從「上帝的意志」，這樣就為富農投機分子掃清了活動場所。而富農所期待的也正是這個。幾乎用不著懷疑，如果沒有這種情況，收購危機是不會這樣嚴重的。 不應當忘記，我們，也就是我們的收購機關和其他組織，在供應農村工業品方面差不多掌握了百分之八十，在農村中的收購方面差不多掌握了百分之九十。不用說，這種情況使我們有可能在農村中控制住富農，只要我們的組織善於利用這個有利條件。可是我們沒有利用這個有利條件，一切都聽其自流，這樣就便利了（當然是無意的）農村資本主義分子反對蘇維埃政權的鬥爭。 同志們，造成去年年底收購危機的條件就是如此。 這樣，你們可以看出，收購危機決不能認為是偶然的。 你們可以看出，收購危機反映著農村資本主義分子在新經濟政策的條件下，在我國建設的最重要問題之一即糧食收購問題上，對蘇維埃政權發動的第一次嚴重進攻。 同志們，這就是糧食收購危機的階級背景。 你們知道，為了消除收購危機和制止富農的投機野心，黨和蘇維埃政權不得不採取一系列的實際措施。關於這些措施，我們的報刊上已經講得很多，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的決議中也講得相當詳細。因此，我想不必在這裡重複了。 我只想談一談由於非常情況而採取的一些非常措施。當然，只要這種非常情況不再存在，這些措施也就會取消。我指的是使用對付投機活動的第一○七條法律（註：指《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刑法典》（1926年本）第一○七條：「以收買、隱匿或囤積商品為手段蓄意抬高商品價格的，處一年以下的剝奪自由，並沒收全部或部分財產，或不沒收財產。上述行為如查明有商人串通的，處三年以下的剝奪自由，並沒收全部財產。」根據這條法律，法庭可將拒絕按固定價格把糧食賣給國家的富農和投機分子判罪，並沒收其糧食。）。這條法律是中央執行委員會在1926年通過的。這條法律我們在上年度沒有使用。為什麼呢？因為正如大家所說的，糧食收購工作進行得正常，所以沒有理由使用◎第19頁◎這一條。只是在本年度，1928年初，才想起了這一條。所以想起了這一條，是因為富農的投機勾當在我們這裡造成了一些非常情況，使我們受到飢餓的威脅。顯然，假如下一個收購年度不再發生非常情況，收購工作進行得正常，那麼第一○七條也就不會使用了。相反地，假如發生非常情況，資本主義分子又開始「搗鬼」，那就又用得上第一○七條了。 如果根據這一點便說要「取消」新經濟政策、「恢復」餘糧收集制等等，那就愚蠢了。現在只有蘇維埃政權的敵人才會想到取消新經濟政策。現在新經濟政策對蘇維埃政權比對任何人都有利。但是，有人認為新經濟政策不是意味著加強對包括富農在內的資本主義分子的鬥爭以戰勝他們，而是意味著停止同富農及其他資本主義分子作鬥爭。不用說，這種人和列寧主義毫無共同之處，因為我們黨內沒有也不可能有這種人的位置。 黨和蘇維埃政權為了消除糧食危機而採取的措施所產生的結果，你們也都是知道的。簡單說來，有下面幾點： 第一，我們彌補了虧空，收購了糧食，趕上了甚至有些地方超過了上年度的收購速度。大家知道，在1—3月這三個月期間，我們已經收購了二億七千多萬普特糧食。當然，我們所需要的不止這一些。我們還需要收購一億多普特。但這畢竟是一種必要的成績，它使我們有可能消除收購危機。現在我們有充分權利說，黨和蘇維埃政權在這條戰線上已經獲得極大的成就。 第二，我們整頓了，多多少少整頓了我們各地的收購機關和黨組織，在實踐中考查了它們的戰鬥準備，清除了它們中間那些不承認農村中有階級並且不願意同富農「吵嘴」的顯然已經腐化的分子。 第三，我們改進了農村工作，孤立了富農，稍微得罪了富裕的◎第20頁◎中農上層，使貧農更加靠近我們，使絕大多數中農跟著我們走。這樣，我們就實現了列寧還在我們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註：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於1919年3月18—23日在莫斯科舉行。列入大會議程的是：中央委員會的總結報告、俄共（布）黨綱、共產國際的建立、軍事狀況和軍事政策、農村工作、組織問題等。列寧在會上作了中央委員會的總結報告、關於黨綱的報告和關於農村工作的報告。大會通過了列寧起草的新黨綱。大會討論的最重要問題之一是如何對待中農的問題。列寧所作的農村工作報告和代表大會就這一問題作出的決議，規定黨要對中農採取新的政策，即從中立中農的政策轉到同中農建立鞏固的聯盟並在這個聯盟中保持無產階級領導作用的政策。大會根據列寧制定的黨的軍事政策的基本原則，通過了建立具有嚴格紀律的正規紅軍的決議。大會駁斥了否認黨在蘇維埃工作中的領導作用的薩普龍諾夫——奧新斯基機會主義集團，還通過了關於普遍重新登記黨員和改善黨的社會成分的決議。）上就已經提出的布爾什維克的老口號：依靠貧農，善於和中農建立鞏固的聯盟，一分鐘也不停止對富農的鬥爭。 我知道有些同志不大樂意接受這個口號。如果認為在無產階級專政已經鞏固的情況下工農聯盟就是工人和包括富農在內的全體農民的聯盟，那就奇怪了。同志們，不是的，我們不主張也不能主張這樣的聯盟。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情況下，在工人階級政權已經鞏固的條件下，工人階級同農民的聯盟是：依靠貧農，聯合中農，反對富農。誰認為在我們的情況下同農民聯盟就是同富農聯盟，誰就和列寧主義毫無共同之處。誰想在農村中實行一種使富人和窮人皆大歡喜的政策，誰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傻瓜，因為，同志們，世上是沒有這種政策的。（笑聲，鼓掌）我們的政策是階級的政策。 我們加強糧食收購工作的措施所產生的結果大體上就是如此。 毫無疑問，在實行這些措施的時候，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中有過許多過火行為和歪曲黨的路線的事實。大家知道，在許多場合由於我們不用腦子，歪曲了我們的政策，首先打擊了貧農和中農，不正確地運用了第一○七條等等。我們現在嚴懲並且將來還要嚴懲犯了這些歪曲行為的人。但是，如果因為有這種歪曲行為就看不到黨採取的措施（不採取這些措施我們就不能擺脫收購危機）所獲得的良好的和真正重大的結果，那就奇怪了。這樣做就是閉眼不看主要的東西，而把個別的和偶然的東西提到首位。這樣做就是用我們的路線遭到歪曲的個別現象這一勺水淹沒收購運動極其重大的成績，其實這些個別現象完全不是從黨所採取的那些措施中◎第21頁◎產生的。 我們這裡是不是有一些情況使我們的收購運動容易獲得成功，並使我們容易對付農村資本主義分子的進攻呢？ 是的，是有的。這樣的情況至少可以指出兩種： 第一，我們是在我們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之後，在消滅了反對派之後，在黨消滅了黨內敵人而達到了最高度的統一之後，由黨出來干預收購運動並打擊富農投機分子的。不能認為對富農進行鬥爭是輕而易舉的事。要粉碎富農投機分子的詭計而又不致在國內引起任何混亂，就必須有絕對團結的黨、絕對鞏固的後方和十分鞏固的政權。幾乎用不著懷疑，這些條件的存在，在迫使富農立刻退卻這一點上是起了重大作用的。 第二，我們做到了把壓制富農投機分子的實際措施同工人階級、紅軍和農村無產階層大多數人的切身利益結合起來。富農投機分子使城鄉勞動群眾遭受飢餓的威脅，同時違反蘇維埃政權的法律（第一○七條），這種情況不能不使我們在對農村資本主義分子的鬥爭中得到農村大多數人的擁護。富農傷天害理地進行糧食投機，給城鄉造成極大的困難，同時違反蘇維埃政權的法律，也就是違反工人、農民和紅軍代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意志，——這種情況一定會便於我們孤立富農，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於是，在某種程度上也就發生了1921年發生過的那種情形（當然是有一定的附帶條件的）。當時以列寧為首的黨鑒於國內發生饑荒，就提出了沒收教會貴重物品用以購買糧食救濟災區的問題，並在這個基礎上開展了極廣泛的反宗教運動；當時神父們抓住貴重物品不放，實際上就是反對挨餓的群眾，因而激起了群眾對整個教會，也對宗教偏見，尤其對神父及其領導者的憤怒。那時在我們黨內有一些怪人，他們以為列寧只是在1921年才懂得同教會作◎第22頁◎鬥爭的必要性，（笑聲）在這以前，好象他並不懂得這一點。同志們，這當然是荒謬的。列寧在1921年以前當然也懂得同教會作鬥爭的必要性。但是問題完全不在這裡。問題在於：要把廣泛的群眾性的反宗教運動和爭取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鬥爭結合起來，並且要做到使這個運動為群眾所了解，為群眾所支持。 關於今年年初黨因糧食收購運動而採取的措施也必須這樣說。有人以為黨只是到現在才懂得同富農危險作鬥爭的必要性。同志們，這當然是荒謬的。黨向來就懂得這種鬥爭的必要性，並且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實際上進行了這種鬥爭。今年年初黨所採取的措施的特點是：黨在今年已經有可能把反對農村富農投機分子的堅決鬥爭同維護廣大勞動群眾切身利益的鬥爭結合在一起，因為把兩者結合起來了，黨就做到了使農村大多數的勞動群眾跟著自己走而使富農陷於孤立。 布爾什維克政策的藝術決不在於不考慮時間和地點，不考慮群眾支持領導上這些或那些步驟的決心，不加選擇地在各個戰線上用所有的大炮同時開火。布爾什維克政策的藝術在於善於選擇時間和地點並估計到各種情況，以便把火力集中到那個最可能獲得最大戰果的戰線上。 三年以前，我們還沒有得到中農的擁護，中農滿懷仇恨並攻擊我們的鄉執行委員會主席，貧農對新經濟政策的結果感到困惑不解，我們的播種面積只有戰前的百分之七十五，擺在我們面前的主要問題是在農村中擴大糧食和原料的生產，我們還沒有為工業建立可靠的糧食和原料基地。如果我們那時給富農極嚴重的打擊，事實上我們現在會得到怎樣的結果呢？ 我不懷疑，這樣做我們就會失敗，就不能把播種面積擴大到現在這樣的規模，就會破壞為工業建立糧食和原料基地的可能性，就◎第23頁◎會使富農容易壯大，就會使中農脫離我們，也許現在國內就會發生極嚴重的政治混亂。 今年年初我們農村中的情況怎樣呢？播種面積擴大到了戰前規模，為工業建立了鞏固的原料和糧食基地，大多數中農擁護蘇維埃政權，貧農多少是組織起來了，農村黨組織和蘇維埃組織已經改善並鞏固了。只有在這種情況下，組織對富農投機分子的打擊才能指望得到巨大的成就，這難道還不明顯嗎？只有害神經病的人才不能了解在組織廣泛的群眾性的反對農村資本主義分子的鬥爭方面這兩種情況之間的全部差別，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這就是一個例子，這個例子說明：不考慮時間和地點，不考慮鬥爭力量的對比，不加選擇地在各個戰線上用所有的大炮同時開火是多麼愚蠢。 同志們，關於糧食收購問題就是如此。 現在我們來談談沙赫特案件吧。 三　沙赫特案件 沙赫特案件的階級背景怎樣？沙赫特案件的根源何在？這個反革命經濟事件是在怎樣的階級基礎上發生的？ 有些同志認為沙赫特案件是偶然的。他們一般都說：我們在這裡瞌睡打得太厲害了，疏忽大意了；如果我們不打瞌睡，那我們這裡是不會發生任何沙赫特案件的。這裡有人在打瞌睡而且打得很厲害，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拿打瞌睡來解釋一切，那就是不了解問題的實質。◎第24頁◎ 事實說明了什麼呢？沙赫特案件的材料說明了什麼呢？ 事實說明：沙赫特案件是一部分以前掌管煤炭工業的資產階級專家所製造的反革命經濟事件。 其次，事實說明：這些結成秘密集團的專家，是從現在流亡國外的舊主人那裡和從西方資本主義反蘇反革命組織那裡取得經費，來進行暗害活動的。 最後，事實說明：這個資產階級專家集團是遵照西方資本主義組織的指示進行活動，破壞我國工業的。 這一切說明什麼呢？ 說明我們在這裡遇到的是西歐資本主義反蘇組織對我國工業的經濟干涉。有一個時期發生了軍事政治干涉，這種干涉被我們用勝利的國內戰爭粉碎了。現在我們遇到的是經濟干涉的嘗試；要粉碎它，我們並不需要進行國內戰爭，但是我們還是必須粉碎它，而且我們正在用一切可以運用的手段來粉碎它。 如果以為國際資本會讓我們安靜地過日子，那就愚蠢了。不，同志們，這是不對的。階級還存在，國際資本還存在，它是不會平心靜氣地看著一個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發展的。從前國際資本想用直接的軍事干涉來推翻蘇維埃政權。這種嘗試沒有成功。現在國際資本竭力設法而且今後還會竭力設法用隱蔽的、不總是可以察覺的、但是相當強大的經濟干涉來削弱我國的經濟實力；它組織暗害活動，在這些或那些工業部門中製造種種「危機」，從而使將來的軍事干涉更有可能實現。這裡的一切都和國際資本與蘇維埃政權之間的階級鬥爭密切相連，根本談不到什麼偶然性。 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我們今後仍將執行革命政策，把各國無產者和被壓迫者團結在蘇聯工人階級的周圍，——那時國際資本將千方百計地阻◎第25頁◎撓我們前進； 或者我們放棄自己的革命政策，對國際資本作若干原則性的讓步，——那時國際資本大概不會反對「幫助」我們把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變為「和善的」資產階級共和國。 有人認為我們可以既執行以解放為使命的對外政策，同時又博得歐美資本家的讚揚。我不想來證明，這些天真的人和我們黨是沒有而且不可能有絲毫共同之處的。 比如說，英國要求我們和它在某些地方，如波斯、阿富汗或土耳其劃分侵略性的勢力範圍，同時它保證，如果我們能作這種讓步，它就同意和我們建立「友誼」。試問，同志們，能作這種讓步嗎？ 全場高喊：不能！ 史達林：美國要求我們根本放棄支持別國工人階級解放運動的政策，如果我們能作這種讓步，那麼一切都好辦。試問，同志們，能作這種讓步嗎？ 全場高喊：不能！ 史達林：如果我們同意和日本瓜分滿洲，我們就可以和日本建立「友好」關係。我們能作這種讓步嗎？ 全場高喊：不能！ 史達林：又譬如，有人要求我們「放鬆」對外貿易壟斷並且同意償付戰時和戰前的一切債務。同志們，能這樣做嗎？ 全場高喊：不能！ 史達林：正因為我們不能作諸如此類的讓步，不能背叛自己，所以我們必須估計到國際資本今後將繼續給我們製造各種各樣的禍害，不管是沙赫特案件還是其他類似的什麼事件，反正都是一樣。◎第26頁◎ 這就是沙赫特案件的階級根源。 為什麼當時國際資本能夠對我國進行軍事干涉呢？因為在我們國內有整批整批的軍事專家，將軍和軍官，資產階級和地主的子弟，他們時刻準備著破壞蘇維埃政權的基礎。如果沒有國際資本在財政上、軍事上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支持，這些軍官和將軍能不能對蘇維埃政權發動一場大規模的戰爭呢？當然不能。如果沒有這批白衛軍官和將軍的幫助，國際資本能不能組織起大規模的武裝干涉呢？我認為不能。 當時我們有些同志認為：軍事干涉是偶然的，如果我們不把克拉斯諾夫和馬蒙托夫等人從監獄裡釋放出來，那就不會發生干涉了。這當然是不對的。釋放馬蒙托夫、克拉斯諾夫等白衛將軍，在國內戰爭的發展上起過作用，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但是，軍事干涉的根源不在這裡，而在於蘇維埃政權和國際資本及其俄國走狗將軍們之間的階級矛盾，這一點也是毫無疑問的。 某些資產階級專家，從前的礦主，如果沒有國際資本在財政上和精神上的支持，如果不是指望國際資本會來幫助他們推翻蘇維埃政權，他們能不能在我們這裡製造沙赫特案件呢？當然不能。如果在我國沒有資產階級，其中包括我國一批恨不得用一勺水淹死蘇維埃政權的資產階級專家，國際資本能不能對我國組織象沙赫特案件這樣的經濟干涉呢？顯然不能。一般說來，我國有沒有這樣一些決心進行經濟干涉、破壞蘇維埃政權的資產階級專家呢？我認為是有的。我認為這些人不會很多。但是，我國有數目不大的比軍事干涉時期少得多的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專家，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 這兩種力量結合在一起，就造成了對蘇聯進行經濟干涉的基礎。◎第27頁◎ 這就是沙赫特案件的階級背景。 現在來談一談從沙赫特案件得出的實際結論。 我想談談沙赫特案件提示我們的四個實際結論。 列寧說過，挑選人才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問題之一。沙赫特案件表明，我們的經濟幹部挑選得不好，不但挑選得不好，而且使這些幹部處於難以發展的條件下。人們提到第三十三號命令，特別是隨這個命令頒布的《標準條例》（註：指蘇聯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1926年3月29日頒發的第三十三號通令《關於組織工業企業管理》及其附件《關於金屬工業和電器工業中技術廠長的權利和義務的總則》。）。這個標準條例的特點就是：它幾乎把一切權力都交給了技術廠長，正廠長的權限只是調解糾紛、「代表」本廠、彈彈三弦琴而已。顯然，在這種條件下，我們的經濟幹部是不能充分發展的。 這個命令在當時是絕對必要的，因為那時我們根本還沒有自己的經濟幹部，我們還不會管理工業，因而不得不把主要的權力交給技術廠長。但是現在這個命令已經變成了桎梏。現在我們已經有了自己的有經驗的、能夠發展成為我國工業真正領導者的經濟幹部。正因為如此，現在已經到了廢除過時的標準條例而代之以新條例的時候了。 有人說，共產黨員，特別是做經濟工作的工人共產黨員，不可能掌握化學公式和一般技術知識。同志們，這是不對的。世界上沒有勞動者和布爾什維克攻不下的堡壘。（鼓掌）我們在同資產階級的鬥爭中攻下了更難攻的堡壘。全部問題在於：要有掌握技術知識、以堅定不移的決心和布爾什維克堅忍不拔的精神來武裝自己的願望。可是為了改變我們經濟幹部的工作條件，幫助他們成為真正的、有充分權力的管理者，就必須廢除舊的標準條例，拿新的來代替它。否則，我們就會有毀壞我們的人才的危險。 難道我們那些墮落的經濟工作人員本來就比我們中間任何人都要壞嗎？為什麼這一類的同志墮落腐化起來，在生活上和資產◎第28頁◎階級專家混在一起呢？這是因為在我們經濟方面的實際工作中有不正確的地方，我們挑選經濟工作人員的條件以及他們的工作條件阻礙了他們的發展，把他們變成資產階級專家的尾巴。同志們，必須消滅這種現象。 沙赫特案件提示我們的第二個結論是：我們在我們的高等技術學校里沒有把幹部訓練好，沒有把我們的紅色專家培養好。這是無論如何都不能迴避的結論。比如說，為什麼我們許多年輕專家不適合於工作，對工業沒有用處呢？因為他們學的是書本上的東西，他們是書本上的專家，沒有實際經驗，和生產脫節，他們自然會遭到失敗。難道我們需要的是這樣的專家嗎？不，我們需要的不是這樣的專家，即使他們是非常年輕的專家我們也不需要。我們需要的專家，不管他們是不是共產黨員，必須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實際經驗上、在和生產的聯繫上都是很強的。 那些沒有見過礦井也不願意下礦井的年輕專家，那些沒有見過工廠也不願意在工廠里弄髒自己的年輕專家，是永遠不能戰勝舊的、經過實際工作鍛煉的、但是仇視我們事業的專家的。因此，很容易理解，為什麼不僅舊的專家，不僅我們的經濟工作人員，就連工人也往往很不歡迎這種年輕專家。但是為了不再發生這種意料不到的事情，必須改變對他們的教育，並且必須這樣改變：使年輕專家從進入高等技術學校學習的頭兩年起就和生產、工廠、礦井等有密切的聯繫。 第三個結論是關於吸引廣大工人群眾參加管理工業的問題。從沙赫特案件的材料來看，這方面的情況如何呢？很壞。壞得不象話，同志們。事實證明：勞動法規遭到破壞，地下六小時工作制並不經常遵守，勞動保護條例遭到踐踏。但是工人忍受著，工會默不作聲，黨組織也不設法消滅這種不象話的現象。◎第29頁◎ 不久以前有一位同志到過頓巴斯，他下到礦井裡去，向礦工了解他們的工作條件。值得注意的是，沒有一個礦工認為對工作條件有發牢騷的必要。這位同志問他們：「同志們，你們的生活怎麼樣？」礦工們回答他說：「同志，沒有什麼，生活不錯。」這位同志說：「我要到莫斯科去，你們有什麼話要我轉達中央？」礦工們回答他說：「你到那裡就說我們的生活不錯。」這位同志對礦工們說：「同志們，聽我說，我又不是外國人，我是俄國人，我到這裡來就是要向你們了解真實情況。」礦工們回答他說：「同志，我們對誰都一樣，不管對外國人或者對自己人我們都只說真實情況。」 你們看，這就是我們礦工的面貌。這不是普通的工人，而是英雄。我們已經在工人心中積累的精神資本的寶藏也正是在這裡。真難以設想：我們竟象揮霍十月革命極其偉大遺產的敗家子一樣，如此肆無忌憚地、罪惡地糟蹋這種無比珍貴的精神資本！同志們，長久地依靠原有的精神資本，任意糟蹋這種資本是不行的。已經到了消滅這種現象的時候了。早已是時候了！ 最後，第四個結論是關於檢查執行情況的問題。沙赫特案件表明：一切管理部門，不管是黨的，還是工業的和工會的，在檢查執行情況方面都糟透了。只是寫決議，發指示，但是誰也不想問問自己：這些決議和指示執行得怎樣了？是確實執行了還是束之高閣了？ 伊里奇說過，管理國家的重要問題之一是檢查執行情況的問題。但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搞得糟透了。領導——這並不等於寫決議和發指示。領導——這就是檢查指示的執行情況，不僅檢查指示的執行情況，而且檢查指示本身，從生動的實際工作的觀點來檢查這些指示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如果以為我們所有的指示都百分之百的正確，那就可笑了。同志們，這樣的事情是沒有而且◎第30頁◎也不可能有的。檢查執行情況正是要我們的工作人員在實踐的烈火中，不僅檢查我們指示的執行情況，而且檢查指示本身是否正確。因此，這方面有缺陷，也就是我們的整個領導有缺陷。 例如，就拿純粹黨的系統的檢查執行情況的工作來說吧。我們通常都是叫專區委員會和省委員會的書記到中央來匯報工作，以便檢查中央指示的執行情況。書記們作了匯報，也承認了自己工作中的缺點。中央就指摘他們，通過老一套的決議，指示說，要深入工作，要展開工作，要強調這點那點，要著重注意這點那點等等。書記們帶著這種決議回到各地。以後又叫他們來，同樣又是深入、展開等等一套。我不是說，所有這一套沒有一點好處。不，同志們，從教育和督促各級組織的意義上來說，這樣做有它好的一面。但是應當承認，這種檢查執行情況的方法已經不夠了。應當承認，這種方法必須拿另一種方法來補充，那就是把我們黨和蘇維埃上層人員派去做地方工作。（有人喊道：「這個辦法好！」）我說的是派我們的領導同志暫時到地方上去工作，不是去做指揮員而是去做聽從地方組織指揮的普通工作人員。我認為這個辦法很有前途，如果老老實實地誠心誠意地加以執行，它可以改進檢查執行情況的工作。 如果中央委員、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委員、正副人民委員、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團委員、各工會中央委員會主席團委員等經常到地方上去，在那裡進行工作，以便了解工作情況，研究一切困難、一切缺點和優點，那麼你們可以確信，這將是對執行情況的最切實有效的檢查。這將是豐富我們可敬的領導者的經驗的最好方法。如果這個方法成了一種制度（而這是必須成為制度的），那麼你們可以確信，我們這裡擬定的法律，我們制定的指示，就會比目前的要切合實際和正確得多了。◎第31頁◎ 同志們，關於沙赫特案件的問題就是如此。 四　總結 我們有國內敵人，也有國外敵人。同志們，這一點是一分鐘也不能忘記的。 我們有過收購危機，現在已經消除了。收購危機標誌著農村資本主義分子在新經濟政策的條件下對蘇維埃政權發動的第一次嚴重進攻。 我們有沙赫特案件，現在已在清理，而且無疑一定會清理好。沙赫特案件標誌著國際資本及其在我國的代理人對蘇維埃政權發動的一次嚴重進攻。這是對我國內政的經濟干涉。 不用說，無論從內部來的或外部來的諸如此類的進攻，是可能重演而且看來是會重演的。我們的任務就是要有最高度的警惕，時刻戒備。同志們，如果我們警惕起來，我們將來也一定會打敗我們的敵人，正象我們現在和過去打敗了他們一樣。（長時間熱烈鼓掌） 載於1928年4月18日 選自《史達林全集》第11卷 《真理報》第90號第25—54頁◎第3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