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選集 · 十月革命和俄國共產黨人的策略
（《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書序言（註：史達林的《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書在1925年1月和5月出了兩版，收入這本書中的文章和演說編入了《史達林全集》第三卷。作者在1924年12月寫完該書序言，序言全文只在《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書中發表過。序言的大部分用《十月革命和俄國共產黨人的策略》的標題刊載在史達林的《列寧主義問題》一書各版和各種文集中，並印成單行本發行。序言的另一部分作為《反對聯邦制》一文的作者注發表於《史達林全集》第三卷。））
一 十月革命的內外環境
有三個外部情況使俄國無產階級革命能夠比較容易地打斷了帝國主義鏈條，從而推翻了資產階級政權。
第一個情況：十月革命是在兩個主要帝國主義集團，即英法集團和德奧集團進行殊死鬥爭的時期開始的，當時這兩個集團忙於決死鬥爭，既沒有時間，也沒有物力來認真注意撲滅十月革命。這個情況對於十月革命有巨大的意義，因為它使十月革命能夠利用帝國主義內部的激烈衝突來鞏固和組織自己的力量。
第二個情況：十月革命是在帝國主義戰爭進行中開始的，當時受戰爭極度折磨而渴望和平的勞動群眾被事物的邏輯引到無產階級革命這條擺脫戰爭的唯一出路。這個情況對於十月革命有極重大的意義，因為它使十月革命掌握了強有力的和平工具，使十月革命易於把蘇維埃革命和結束可恨的戰爭聯結起來，因而使十月革命在西方工人和東方被壓迫民族中間獲得廣大的同情。
第三個情況：在歐洲有雄偉的工人運動，在西方和東方有長期的帝國主義戰爭所造成的日益成熟的革命危機。這個情況對於俄◎第276頁◎國革命有不可估量的意義，因為它保證了俄國革命在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鬥爭中有可靠的國外同盟者。
可是，除了外部情況，十月革命還有許多使它易於獲得勝利的內部有利條件。
其中主要的條件如下：
第一，十月革命受到俄國工人階級絕大多數人的最積極的擁護。
第二，它受到渴望和平與土地的貧苦農民和大多數士兵的最可靠的擁護。
第三，它有布爾什維克黨這樣一個久經考驗的政黨為統帥，為領導力量，而這個政黨所以有力量，不僅因為它有經驗和多年來形成的紀律，而且因為它和勞動群眾有密切的聯繫。
第四，十月革命遇到的是這樣一些比較容易戰勝的敵人，如較為軟弱的俄國資產階級、被農民「騷動」弄得頹喪不堪的地主階級、在戰爭進程中完全破產的妥協政黨（孟什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註：社會革命黨 是俄國的小資產階級政黨，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團體和小組合併而成。社會革命黨人的觀點是民粹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大雜燴，他們「竭力用機會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時髦』批評』的補釘來修補民粹主義的破洞」（《列寧全集》第9卷第295頁）。社會革命黨人否認農民內部的階級矛盾，反對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領導作用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社會革命黨人多數支持沙皇俄國的戰爭政策，少數反對戰爭，形成了後來的左派社會革命黨的核心。1917年二月革命後，社會革命黨人同孟什維克、立憲民主黨人一起充當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主要支柱，黨的領袖亞·費·克倫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齊也夫、維·米·切爾諾夫等在臨時政府內擔任要職。1917年11月，社會革命黨的左翼組成了獨立的左派社會革命黨。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在一段時間內承認蘇維埃政權，同布爾什維克合作，但很快又開始反對蘇維埃政權。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則始終敵視十月革命。1918—1920年外國武裝干涉和內戰時期，社會革命黨人曾多次策劃反革命的破壞活動，策動富農叛亂，暗害共產黨和蘇維埃國家的領導人。內戰結束後，它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被蘇維埃政權粉碎。——第137、230、277、431、488、507頁。））。
第五，它擁有新國家的廣大地域，它在這個地域內能夠自由迴旋，能夠在環境要求退卻時實行退卻，能夠暫時休息，能夠集結力量等等。
第六，十月革命在反對反革命的鬥爭中能夠指望得到國內充足的糧食、燃料和原料。
這些內外情況配合起來，就造成一種特殊環境，使十月革命比較容易地獲得勝利。
這當然不是說，十月革命在內外環境方面沒有不利的條件。例如十月革命處於相當孤獨的地位，它旁邊和鄰近沒有一個可以依靠的蘇維埃國家，這個不利條件有多重大的意義呢？毫無疑問，◎第277頁◎例如德國未來的革命在這方面就會處於比較有利的狀況，因為它鄰近有我們蘇聯這樣一個實力強大的蘇維埃國家。至於無產階級在國內不占多數，這個對十月革命不利的條件我就不談了。
可是，這些不利條件只是使十月革命上述內外特殊條件的巨大意義更加明顯了。
一分鐘也不可以忘記這些特殊條件。在分析1923年秋季的德國事變（註：德國危機 指1923年德國的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當時德國國內展開了聲勢浩大的群眾革命運動，工人開始大批地從社會民主黨轉到共產黨方面來。在薩克森和圖林吉亞成立了工人政府，在漢堡發生了武裝起義。德國革命運動被鎮壓下去以後，資產階級反動勢力在整個歐洲猖獗起來，對蘇維埃共和國進行新的干涉的危險也增大了。——第172、278、309頁。）時，特別應當記住這些特殊條件。托洛茨基首先應當記住這些特殊條件，因為他竟籠統地把十月革命跟德國革命類比，並放肆地痛斥德國共產黨的真正的和虛構的錯誤。
列寧說：「俄國在1917年那種非常獨特的具體歷史形勢下，開始社會主義革命是容易的，而要把革命繼續下去，把革命進行到底，卻比歐洲各國困難。我還在1918年年初就已經指出了這個情況，在這以後的兩年來的經驗也完全證實了這種論斷是正確的。俄國當時的特殊條件是：(1)有可能把蘇維埃革命同結束（通過蘇維埃革命）使工農痛苦萬分的帝國主義戰爭聯結起來；(2)有可能在一定時期內利用全世界兩個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強盜集團之間的生死鬥爭，當時這兩個集團不能聯合起來反對蘇維埃這個敵人；(3)有可能堅持比較長期的國內戰爭，其中原因之一是俄國幅員廣大和交通不便；(4)當時在農民當中掀起了非常深刻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無產階級政黨就採納了農民政黨（即社會革命黨，他們多數黨員是激烈反對布爾什維主義的）的革命要求，並且由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而立即實現了這些要求。這些特殊條件，目前在西歐是沒有的，而且重新出現這樣的或類似的條件也不是很容易的。除開其他一些原因以外，這也是西歐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為什麼比我國困難的一個原因。」
列寧的這些話是不可以忘記的。◎第278頁◎
二 論十月革命的兩個特點，或十月革命和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
十月革命有兩個特點。要了解十月革命的內容和歷史意義，首先必須認清這兩個特點。
這是些什麼特點呢？
第一，在我國誕生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以無產階級為領導、以無產階級和勞動農民群眾聯盟為基礎的政權。第二，在我國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是社會主義在一個資本主義不大發達的國家裡獲得勝利的結果，而在其他資本主義比較發達的國家仍然保存著資本主義。這當然不是說十月革命沒有其他特點。可是，現在對於我們重要的正是這兩個特點，這不僅因為它們清楚地表現出十月革命的實質，而且因為它們十分明顯地揭露了「不斷革命」論的機會主義本性。
我們來簡略地研究一下這兩個特點。
關於城鄉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的問題，關於把這些群眾爭取到無產階級方面來的問題，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最重要的問題。在奪取政權的鬥爭中，城鄉勞動人民支持誰，支持資產階級還是支持無產階級，城鄉勞動人民成為誰的後備軍，成為資產階級的後備軍還是成為無產階級的後備軍，——革命的命運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鞏固都取決於這一點。法國1848年革命和1871年革命所以失敗，主要是因為農民後備軍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十月革命所以勝利，是因為它從資產階級那裡奪得了農民後備軍，它把這個後備軍◎第279頁◎爭取到無產階級方面來，無產階級在這個革命中成了城鄉千百萬勞動人民的唯一領導力量。
誰不了解這一點，誰就永遠不了解十月革命的性質、無產階級專政的本質、我國無產階級政權對內政策的特點。
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老練的戰略家」用心地「巧妙地」「挑選出來」並「合理地依靠」某些居民階層的普通政府的上層機關。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和勞動農民群眾在以無產階級為領導力量的條件下，為推翻資本和取得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而結成的階級聯盟。
所以，這裡所說的不是對農民運動的革命能力「稍微」估計不足或「稍微」估計過高，象某些耍外交手腕的「不斷革命」論者現在愛說的那樣。這裡所說的是十月革命勝利後產生的新的無產階級國家的本質。這裡所說的是無產階級政權的性質，是無產階級專政本身的基礎。
列寧說：「無產階級專政是勞動者的先鋒隊——無產階級同人數眾多的非無產階級的勞動階層（小資產階級、小業主、農民、知識分子等等）或同他們的大多數結成的特種形式的階級聯盟，是反資本的聯盟，是為徹底推翻資本、徹底鎮壓資產階級反抗並完全粉碎其復辟企圖而成立的聯盟，是為最終建立並鞏固社會主義而成立的聯盟。」
其次：
「如果我們把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歷史學的、哲學的、科學的拉丁名詞譯成普通話，那就是說：
在推翻資本壓迫的鬥爭中，在推翻這種壓迫的過程中，在保持和鞏固勝利的鬥爭中，在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的事業中，在完全消滅階級的◎第280頁◎全部鬥爭中，只有一個階級，即城市的和一般工廠的工人，即產業工人，才能領導全體被剝削勞動群眾。」
列寧所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就是這樣。
十月革命的特點之一在於這個革命是實現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典範。
有些同志以為這個理論只是和俄羅斯實際情形有關的純粹「俄國的」理論。這是不對的。這是完全不對的。列寧說到無產階級所領導的非無產階級勞動群眾時，指的不僅是俄羅斯農民，而且是蘇聯境內那些不久以前還是俄國殖民地的邊疆地區的勞動分子。列寧始終不倦地一再說，俄國無產階級不和其他民族的這些群眾結成聯盟就不能獲得勝利。列寧在他論述民族問題的文章中以及在共產國際各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中再三說過，沒有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和被奴役殖民地的被壓迫民族間的革命聯盟，革命同盟，世界革命是不可能勝利的。而殖民地豈不就是被壓迫的勞動群眾，首先就是勞動農民群眾嗎？誰不知道，殖民地解放問題實質上就是非無產者階級勞動群眾擺脫金融資本的壓迫和剝削的問題呢？
由此應當得出結論：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並不是純粹「俄國的」理論，而是世界各國必須採用的理論。布爾什維主義不只是俄國的現象。列寧說：「布爾什維主義」是「可供各國效法的策略模範」。
十月革命第一個特點的特徵就是這樣。
從十月革命的這個特點來看，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是怎麼一回事呢？◎第281頁◎
我們不來多講托洛茨基在1905年的立場，當時他「簡直」忘掉了農民是革命力量，提出了「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口號，即不要農民參加革命的口號。現在，甚至拉狄克這位愛耍外交手腕的「不斷革命」論者也不得不承認，「不斷革命」在1905年是離開現實而「向空一躍」。現在，看來大家都認為不值得再理會這個「向空一躍」了。
我們也不來多講托洛茨基在戰爭時期的立場，例如在1915年的立場，當時他在他的《為政權而鬥爭》一文中，根據「我們生活在帝國主義時代」，帝國主義「不是把資產階級民族和舊制度對立起來，而是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民族對立起來」這一點，作出結論說農民的革命作用一定會減少，沒收土地的口號已經沒有它從前所有的那種意義。大家知道，列寧在評論托洛茨基的這篇文章時，責備托洛茨基「否定」「農民的作用」，說「托洛茨基事實上是在幫俄國自由主義工人政治家們的忙，他們認識到』否定』農民的作用就是不願意發動農民去革命！」
我們最好來看看托洛茨基關於這個問題的較晚的著作，看看他在無產階級專政已經確立，他已經有可能根據事實來檢查他的「不斷革命」論並改正他的錯誤的時期內所發表的著作。就拿托洛茨基在1922年為《一九○五年》一書所寫的《序言》來看吧。托洛茨基在這篇《序言》中關於「不斷革命」是這樣說的：
「正是在1905年一月九日事變到十月罷工這個期間，本書作者對於俄國革命發展的性質形成了獲得』不斷革命』論名稱的那些觀點。這個奇妙的名稱表達了這樣一個意思：直接擺在俄國革命面前的雖然是資產階級的目的，◎第283頁◎可是它不能停留在這些目的上面。除非使無產階級執掌政權，革命就不能解決它當前的資產階級任務。而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後，又不能以革命的資產階級範圍來限制自己。恰恰相反，無產階級先鋒隊正是為了保證自己的勝利，還在它統治的初期，就不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資產階級所有制。在這種情形下，它不僅會和那些在無產階級革命鬥爭初期支持過它的一切資產階級集團發生敵對的衝突，而且會和那些協助過它取得政權的廣大農民群眾發生敵對的衝突。在農民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落後國家內，工人政府所處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國際範圍內即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決。」（註：黑體是我用的。——約·史達林注）
托洛茨基關於他的「不斷革命」就是這樣說的。
只要把這段引文和上面從列寧論無產階級專政的著作中引出的幾段話對照一下，就會看出橫在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和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之間的鴻溝了。
列寧說無產階級和勞動農民階層的聯盟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而托洛茨基卻說「無產階級先鋒隊」會和「廣大農民群眾」發生「敵對的衝突」。
列寧說無產階級領導被剝削的勞動群眾。而托洛茨基卻說「在農民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落後國家內，工人政府所處地位有矛盾」。
列寧認為革命首先要從俄國本國的工人和農民中間汲取力量。而托洛茨基卻認為只有「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汲取必要的力量。
如果國際革命竟來遲了，那又怎麼辦呢？我國革命有沒有什麼光明的前途呢？托洛茨基認為沒有任何光明的前途，因為「……工人政府所處地位的矛盾，只有……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舞台上，◎第283頁◎才能求得解決」。按照這個計劃看來，我國革命只有一個前途：在本身所有各種矛盾中苟延殘喘，在等待世界革命中連根腐爛。
在列寧看來，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麼呢？
無產階級專政是依靠無產階級和勞動農民群眾的聯盟來「徹底推翻資本」和「最終建立並鞏固社會主義」的政權。
在托洛茨基看來，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麼呢？
無產階級專政是和「廣大農民群眾」發生「敵對的衝突」而只有「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設法解決「矛盾」的政權。
這個「不斷革命論」和否定無產階級專政思想的著名的孟什維主義理論有什麼區別呢？
實質上是毫無區別的。
這是不容置疑的。「不斷革命論」並不是對農民運動的革命能力的一種簡單的估計不足。「不斷革命論」是一種會導向否定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對農民運動的估計不足。
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是孟什維主義的變種。
十月革命的第一個特點就是這樣。
十月革命的第二個特點的特徵怎樣呢？
列寧在研究帝國主義特別是戰爭時期的帝國主義時，發現了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和政治不平衡發展、跳躍式發展的規律。按照這個規律的含義說來，各個企業、各個托拉斯、各個工業部門、各個國家的發展是不平衡的，不是按照既定的次序，不是一個托拉斯、一個工業部門或一個國家始終走在前面，其他托拉斯或其他國家依次跟在後面，而是跳躍式的，即一些國家的發展停頓，另一些國家在發展中卻跳到前面去了。同時，落在後面的國家「完全合乎情理地」力圖保持舊陣地，而超越到前面的國家也同樣「合乎情理地」力圖奪取新陣地，結果就使帝國主義國家的軍事衝突成為不可避◎第284頁◎免的必然的事情。例如德國的情形就是這樣，在半世紀以前，德國同英法比較起來還是一個落後的國家。日本當時同俄國比較起來也是這樣。可是大家知道，在二十世紀初，德國和日本已經跳躍很遠，德國超過了法國，並開始在世界市場上排擠英國，日本超過了俄國。大家知道，不久以前的帝國主義戰爭就是從這些矛盾中產生的。
這個規律的出發點是：
(1)「資本主義已成為極少數』先進』國對世界上大多數居民實行殖民壓迫和金融扼制的世界體系。」
(2)「瓜分這種』贓物』的是兩三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從頭到腳武裝的強盜（美、英、日），他們把全世界捲入他們為瓜分自己的贓物而進行的戰爭。」
(3)金融壓迫的世界體系內部的矛盾的增長和軍事衝突的必然性使帝國主義世界戰線容易被革命攻破，使這條戰線很可能被個別國家突破。
(4)這種突破最可能發生在帝國主義戰線的鏈條最薄弱的地方和國家，即在帝國主義防衛最差而革命最容易展開的地方和國家。
(5)因此，在其他國家（即使這些國家的資本主義比較發達）還保存著資本主義的情況下，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即使這個國家的資本主義不大發達）內勝利是完全可能的，是可以肯定的。
簡單說來，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基礎就是這樣。
十月革命的第二個特點何在呢？◎第285頁◎
十月革命的第二個特點在於這個革命是實際運用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模範。
誰不了解十月革命的這個特點，誰就永遠不了解這個革命的國際性質，這個革命的雄偉的國際力量，這個革命的獨特的對外政策。
列寧說：「經濟和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或者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這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既然剝奪了資本家並在本國組織了社會主義生產，就會起來反對其餘的資本主義的世界，把其他國家的被壓迫階級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在這些國家中掀起反對資本家的起義，必要時甚至用武力去反對剝削階級及其國家。」因為「沒有各社會主義共和國對各落後國家的相當長期的頑強鬥爭，便不能實現各民族在社會主義中的自由聯合」。
各國機會主義者斷言，無產階級革命只能在工業發達的國家開始（如果按照他們的理論，無產階級革命畢竟會在什麼地方開始的話）；這些國家的工業愈發達，社會主義勝利的機會就愈多。在他們看來，在一個國家內，何況是在資本主義不大發達的一個國家內，社會主義的勝利是完全不合乎情理的，是絕對不可能的。還在戰爭期間，列寧就依據帝國主義國家發展不平衡的規律，提出他的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即使這個國家的資本主義不大發達）內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來駁斥機會主義者。
大家知道，十月革命完全證實了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是正確的。
從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理論來看，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是怎麼一回事呢？◎第286頁◎
就拿托洛茨基的小冊子《我們的革命》（1906年）來看吧。
托洛茨基寫道：
「沒有歐洲無產階級直接的國家援助，俄國工人階級就不能保持政權，就不能把自己暫時的統治變成長期的社會主義專政。這是一分鐘也不能懷疑的。」
這一段話說明什麼呢？說明「沒有歐洲無產階級直接的國家援助」，就是說，在歐洲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以前，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這裡說的是在俄國）內勝利是不可能的。
這個「理論」和列寧的社會主義可能「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勝利的論點有什麼共同之點呢？
很明顯，這裡沒有任何共同之點。
假定說，因為托洛茨基的這本小冊子是在1906年出版的，當時還難於確定我們的革命的性質，所以其中含有一些無意的錯誤，而不完全符合托洛茨基較晚時期的觀點。那麼我們就拿托洛茨基的另一本小冊子，他的《和平綱領》來看吧。這本小冊子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夜出版的，現在（1924年）編入《一九一七年》一書再版了。托洛茨基在這本小冊子裡批評列寧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並拿歐洲聯邦口號來和它對立。他斷言：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是不可能的；社會主義勝利只能是歐洲幾個聯合為歐洲聯邦的主要國家（英、俄、德）的勝利，否則社會主義勝利是完全不可能的。他直截了當地說：「德國不發生革命，俄國或英國就不能有勝利的革命，反過來說也是一樣。」
托洛茨基說：「為反對聯邦口號而提出的唯一的多少是具體的歷史性的理由，曾由在瑞士出版的《社會民主黨人報》（註：《社會民主黨人報》（《Сол-Демокр》）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的秘密機關報，於1908年2月—1917年1月出版，共出了五十八號。創刊號在俄國出版，第二至三十二號（1909年2月—1913年12月）在巴黎出版，第三十三至五十八號（1914年11月—1917年1月）在日內瓦出版。根據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的決定，編輯部由布爾什維克、孟什維克和波蘭社會民主黨人的代表組成。在編輯部內，列寧堅持布爾什維克路線，同孟什維克取消派進行了鬥爭；列·波·加米涅夫和格·葉·季諾維也夫對取消派採取調和態度；孟什維克爾·馬爾托夫和費·伊·唐恩實行怠工，同時又在他們的《社會民主黨人呼聲報》上公開為取消主義辯護。1911年6月，馬爾托夫和唐恩退出了編輯部。自1911年12月起，《社會民主黨人報》由列寧主編。該報先後刊登了列寧的八十多篇文章、短評和史達林的許多篇文章。）〈當時布爾什維克的中央機關報。——約·史達林注〉歸結為下面的一句話：』經濟和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社會民主黨人報》由此得出結論說，社會主義可能在◎第287頁◎一個國家內勝利，因而每一個別國家的無產階級專政無須以建立歐洲聯邦為其先決條件。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不平衡的，這是完全無可爭辯的意見。可是，這個不平衡本身又是非常不平衡的。英國、奧國、德國或法國的資本主義水平是不一樣的。可是，跟非洲和亞洲比較起來，所有這些國家都是已經成熟到實現社會革命的資本主義』歐洲』了。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應當在自己的鬥爭中』等待』其他國家，這是一個淺顯的道理，為使國際間同時行動的思想不致為國際間消極等待的思想所代替，把這個道理反覆加以說明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我們不等待其他國家而在本國的基礎上開始鬥爭並繼續下去，深信我們的倡導會推動其他各國的鬥爭；假如事實並不如此，就休想革命的俄國能在保守的歐洲面前站得住腳，或社會主義的德國能在資本主義世界中孑然獨存，這是歷史上的經驗和理論上的推論都證明了的。」
可見在我們面前的還是那個社會主義在歐洲主要國家內同時勝利的理論，這個理論通常是排斥列寧的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革命論的。
不用說，為了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為了有免除舊制度恢復的完全保障，必須有幾國無產者的共同努力。不用說，沒有歐洲無產階級對我國革命的援助，俄國無產階級就抵擋不住總進攻；同樣，沒有俄國革命對西方革命運動的援助，西方革命運動就不能象它在俄國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以後那樣迅速地發展。不用說，我們是需要援助的。但什麼是西歐無產階級對我國革命的援助呢？歐洲工人對我國革命的同情，他們破壞帝國主義者武裝干涉計劃的決心，——這是不是援助，是不是很大的幫助呢？當然是很大的幫助。沒有這種不僅來自歐洲工人，而且還來自殖民地國家和附屬國的幫助，俄國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處於困難的境地。到現在為止，這種同情和這種幫助，再加上我們紅軍的實力和俄國工農挺身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的決心，——這一切是不是足夠擊退帝國主義者的進攻，取得必要的環境來進行真正的建設工作呢？是足夠的。◎第288頁◎這種同情是在增強還是在減弱呢？無疑是在增強。這樣，我們有沒有有利條件來不僅推進組織社會主義經濟的工作，並且援助西歐工人和東方被壓迫民族呢？是有的。俄國無產階級專政七年的歷史明顯地說明了這一點。能不能否認我國已經開始了雄偉的勞動高潮呢？不，不能否認。
既然如此，托洛茨基所謂革命的俄國不能在保守的歐洲面前站得住腳的說法能有什麼意義呢？
只能有一個意義：第一，托洛茨基沒有感覺到我國革命的內部力量；第二，托洛茨基不了解西方工人和東方農民給予我國革命的精神援助的不可估量的意義；第三，托洛茨基沒有覺察到現在腐蝕著帝國主義的那種內部虛弱症。
托洛茨基熱中於批評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在他的1917年出版、1924年再版的小冊子《和平綱領》中卻不知不覺地把自己徹底擊潰了。
也許托洛茨基的這本小冊子也陳舊了，也由於某種原因而不再符合他現在的觀點了吧？那麼我們就拿托洛茨基在無產階級革命在一個國家內即在俄國勝利以後所寫的最近的著作來看吧。例如，我們就拿托洛茨基在1922年給他的小冊子《和平綱領》新版所寫的《跋》來看吧。他在這篇《跋》中寫道：
「在《和平綱領》中一再重複的關於無產階級革命不能在一國範圍內勝利完成的論斷，在某些讀者看來也許已被我們蘇維埃共和國將近五年的經驗推翻了。但這樣的結論是沒有根據的。工人的國家在一國而且是在落後的一國抗住了全世界，這個事實證明無產階級有雄偉的力量，這種力量在其他比較先進比較文明的國家裡是真能做出奇蹟來的。可是，我們雖然在政治上和軍事上保持為一個國家，但是我們並沒有達到甚至還沒有走近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階段……當其餘的歐洲國家還是資產階級掌握著政權的時候，我們為了打破經濟孤立的局面，不得不設法和資本主義世界達成協議；同時可以◎第289頁◎確信地說：這種協議至多只能幫助我們治癒某些經濟創傷，獲得某些進展，可是俄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真正高漲只有無產階級在歐洲幾個最重要的國家內獲得勝利以後（註：黑體是我用的。——約·史達林注），才會是可能的。」
托洛茨基這樣說，顯然是違背實際情況，頑固地想把「不斷革命論」從完全破產中挽救出來。
原來，不管怎樣辯解，也是不僅「沒有達到」甚至還「沒有走近」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階段。原來有人曾希望「和資本主義世界達成協議」，但是這些協議原來也不會有絲毫結果，因為不管怎樣辯解，只要無產階級還沒有「在歐洲幾個最重要的國家內」獲得勝利，「社會主義經濟的真正高漲」是不會有的。
那麼，既然西方還沒有勝利，俄國革命也就只能「二者取其一」：或者連根腐爛，或者蛻化為資產階級國家。
無怪乎托洛茨基說我們黨「蛻化」已經說了兩年。
無怪乎托洛茨基在去年預言我們國家定會「滅亡」。
這個奇怪的「理論」怎能和列寧的「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理論相容呢？
這個奇怪的「前途」怎能和列寧所說的新經濟政策使我們能夠「建成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的前途相容呢？
這種「不斷的」失掉希望的思想怎能和列寧的下面一段話相容呢？
列寧說：「社會主義現在已經不是一個遙遠將來，或是什麼抽象幻景，或是什麼神像的問題了。我們對神像依然保持著非常不好的舊有的看法。我們把社會主義拖進日常生活中了，我們應當弄清這一點。這就是我們當前的任務，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任務。讓我在結束講話時表示一個信念：不管這個任務是多麼困難，不管它和我們從前的任務比起來是多麼生疏，不管它◎第290頁◎會給我們帶來多少困難，只要我們大家同心協力，不是在明天，而是在幾年以內，我們大家同心協力無論如何會解決這個任務，這樣，新經濟政策的俄國將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
托洛茨基的這種前途「不斷」黯淡的思想怎能和列寧的下面一段話相容呢？
列寧說：「的確，國家支配著一切大生產資料，無產階級掌握著國家政權，無產階級和千百萬小農及最小農結成聯盟，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領導已有保證等等，難道這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一切，難道這不是我們通過合作社，而且僅僅通過合作社，通過我們從前鄙視為買賣機關，並且現時在新經濟政策下我們從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視的合作社來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的一切嗎？這還不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但這已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而且足夠的一切。」
很明顯，這裡沒有而且不可能有任何相容的地方。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是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否定；反過來說，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是「不斷革命」論的否定。
不相信我國革命有力量和有本領，不相信俄國無產階級有力量和有本領，——這就是「不斷革命」論的根源。
直到現在，通常都只指出「不斷革命」論的一方面——不相信農民運動具有革命能力。現在為了公允起見，除這一方面以外還須補充以另一方面——不相信俄國無產階級有力量和有本領。
托洛茨基的理論同孟什維主義的沒有無產階級革命「在西歐幾個主要國家內」預先勝利，社會主義在一國而且還是在落後的一國內就不可能勝利這個普通的理論有什麼區別呢？
實質上是毫無區別的。
這是不容置疑的。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是孟什維主義的◎第291頁◎變種。
近來在我們的刊物上出現了一些腐敗的外交家，他們力圖偷運「不斷革命」論，說它是和列寧主義相容的東西。他們說，這個理論在1905年當然是不適用的。可是，托洛茨基的錯誤在於他當時跑得太遠，企圖在1905年的環境裡運用當時不能運用的理論。他們說，可是後來，例如在1917年10月，當革命已經完全成熟的時候，托洛茨基的理論就完全適用了。不難猜到，這些外交家中最主要的是拉狄克。不妨聽聽他的話：
「戰爭在渴望爭得土地與和平的農民和小資產階級政黨之間掘了一道深溝；戰爭把農民交給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了。可能實現的已經不是工人階級和農民的專政，而是依靠農民的工人階級的專政。羅莎·盧森堡和托洛茨基在1905年提出來反對列寧的那個主張〈即「不斷革命」。——約·史達林注〉，事實上成了歷史發展的第二個階段。」
這裡每字每句都是顛倒是非。
在戰爭時期「可能實現的已經不是工人階級和農民的專政，而是依靠農民的工人階級的專政」，這話不對。實際上，1917年的二月革命所實現的是按特殊方式同資產階級專政交織在一起的工人階級和農民的專政。
拉狄克不好意思提到的「不斷革命」論是羅莎·盧森堡和托洛茨基在1905年提出的，這話不對。實際上，這個理論是帕爾烏斯和托洛茨基提出的。現在，過了十個月，拉狄克來自行更正，認為應當罵帕爾烏斯提出「不斷革命論」。可是要做到公道，拉狄克應當也把帕爾烏斯的同伴托洛茨基罵一頓。
被1905年的革命屏棄了的「不斷革命論」在「歷史發展的第二個階段」即在十月革命時期是正確的，這話不對。十月革命的全部進程，十月革命的整個發展，表明並證明「不斷革命」論是完全沒有◎第292頁◎根據的，是和列寧主義基礎完全不相容的。
用甜蜜的話和腐敗的外交手腕是掩蓋不了「不斷革命」論和列寧主義之間的鴻溝的。
三 關於布爾什維克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的策略的幾個特點
要了解布爾什維克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的策略，至少必須弄清楚這個策略的幾個特別重要的特點。所以必須這樣，尤其是因為在許多論述布爾什維克策略的小冊子中往往正是把這些特點忽略了。
這是些什麼特點呢？
第一個特點。聽了托洛茨基的話，會以為在十月革命準備史中只有兩個時期，即偵察時期和起義時期，除此以外，都是鬼話。1917年的四月遊行示威（註：四月遊行示威 指1917年4月20—21日（公曆5月3—4日）彼得格勒群眾的遊行示威。1917年4月18日（公曆5月1日），俄國臨時政府外交部長巴·尼·米留可夫照會盟國，聲明要把戰爭進行到底，並完全遵守對盟國承擔的義務。4月20日，布爾什維克黨中央號召群眾抗議臨時政府的帝國主義政策。4月20—21日，約有十萬工人和士兵群眾激於反戰義憤，在彼得格勒舉行了遊行示威。提出的口號是：「打倒戰爭！」「公布秘密條約！」「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等。莫斯科、烏拉爾、烏克蘭等城市和地區的群眾也舉行了遊行示威。反革命軍官曾下令向示威群眾開槍，但軍隊拒絕執行。四月遊行示威標誌著臨時政府危機的開始，加速了俄國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是什麼呢？「比預定』更左的』四月遊行示威，是檢驗群眾的情緒和群眾與蘇維埃內大多數人的相互關係的一次偵察性攻擊。」而1917年的七月遊行示威（註：七月遊行示威 指1917年7月3—4日（公曆16—17日）在彼得格勒舉行的群眾遊行示威。俄國資產階級臨時政府遵照英法帝國主義的意旨，堅持進行帝國主義戰爭，激起了工人和士兵的極大憤慨。7月3日（公曆16日），維堡區工人和士兵自發地開始了反對臨時政府的遊行示威，而且有發展成為反對臨時政府的武裝起義的趨勢。布爾什維克黨中央考慮到當時俄國的革命危機尚未成熟，反對在這種不利的情況下實行武裝發動，但在看到勸阻群眾舉行遊行示威已不可能時，便於7月3日深夜作出了參加遊行示威的決定，以圖把它變成和平的有組織的運動。這次遊行示威儘管是和平性質的，仍遭到臨時政府的血腥鎮壓。）是什麼呢？按照托洛茨基的說法，「實質上這一次遊行示威也不過是在運動的新的更高階段上的一次新的規模更大的偵察」。不用說，依照我們黨的要求舉行的1917年的六月遊行示威（註：六月遊行示威 指1917年6月18日（公曆7月1日）彼得格勒工人在革命烈士墓旁舉行的遊行示威。提出的口號是：「打倒戰爭！」「打倒十個資本家部長！」「全部政權歸蘇維埃！」這次遊行示威顯示了群眾革命情緒不斷高漲，布爾什維克黨的影響和威信大大提高，同時沉重打擊了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以及臨時政府。列寧指出：「6月18日的遊行示威，成了革命無產階級的力量和政策的示威，無產階級指出了革命的方向，指出了擺脫絕境的道路。」（《列寧全集》第25卷第95頁）。），在托洛茨基看來，更應當稱為「偵察」了。
這樣說來，布爾什維克還在1917年3月就有了由工農組成的現成的政治軍隊，布爾什維克在4月、6月、7月都沒有調用這支軍隊舉行起義，而只進行了「偵察」，這是因為而且只是因為當時的◎第293頁◎「偵察情報」沒有提供有利的「材料」。
不用說，這種對我們黨的政治策略的簡單化的看法無非是把通常的軍事戰術和布爾什維克的革命策略混為一談罷了。
實際上，所有這些遊行示威首先是群眾自發施加壓力的結果，是群眾激於反戰義憤而湧現街頭的結果。
實際上，當時黨的作用在於給予自發產生的群眾發動以一定形式並加以領導，使之按照布爾什維克的革命口號進行。
實際上，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3月沒有而且不可能有現成的政治軍隊。布爾什維克只是在1917年4月至10月間的鬥爭和階級衝突進程中才建立這支軍隊（到1917年10月終於建立了這支軍隊），它是通過四月遊行示威、通過六月遊行示威和七月遊行示威、通過區杜馬和市杜馬的選舉、通過反科爾尼洛夫叛亂（註：科爾尼洛夫叛亂 指1917年8月間俄國資產階級和地主策劃的一次反革命叛亂。指揮這次叛亂的是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任命的俄國軍隊最高總司令、沙皇將軍拉·格·科爾尼洛夫，準備叛亂的中心是設在莫吉廖夫的大本營。資產階級臨時政府是準備這次叛亂的同謀者。科爾尼洛夫於8月25日調集軍隊，企圖占領彼得格勒，消滅蘇維埃，建立反革命軍事獨裁政府。布爾什維克黨組織工人和革命士兵奮起保衛革命，於8月底粉碎了這次叛亂。——第231、294、323頁。）的鬥爭、通過對蘇維埃的爭奪來建立這支軍隊的。政治軍隊不是軍事軍隊。軍事指揮部在開始作戰時就已經擁有現成的軍隊，而黨卻要在鬥爭進程中，在階級衝突進程中，在群眾根據親身經驗相信黨的口號正確，相信黨的政策正確的時候建立自己的軍隊。
當然，每一次這樣的遊行示威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眼睛看不見的力量對比，在一定程度上起偵察作用，但是偵察在這裡不是遊行示威的動機，而是遊行示威的自然結果。
列寧分析十月起義前的事變並拿這些事變和4月至7月間的事變比較時說道：
「這時的情形恰巧跟4月20—21日前夜、6月9日前夜、7月3日前夜的情形不同，因為當時所發生的是自發激動，而這種激動是我們黨沒有察覺到的（如4月20日），或者是加以制止而使它形成為和平遊行示威的（如6月9日和7月3日）。因為當時我們清楚地知道，蘇維埃還不是我們的，農民還相信李伯爾唐恩和切爾諾夫的道路，而不相信布爾什維克的道路（起義），所◎第294頁◎以大多數人民決不會跟著我們走，所以起義還為時過早。」
很明顯，單靠「偵察」是做不出大事的。
問題顯然不在於「偵察」，而在於：
(1)黨在十月革命整個準備時期的鬥爭中始終依靠群眾革命運動的自發高漲；
(2)黨依靠自發高漲，同時保持了自己對運動的獨掌領導；
(3)對運動的這種領導使黨易於編組群眾政治軍隊去舉行十月起義；
(4)這樣的政策不能不使十月革命的全部準備工作在一個黨即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進行；
(5)十月革命的這種準備工作又使政權在十月起義勝利後落到一個黨即布爾什維克黨的手裡。
總之，一個黨即共產黨的獨掌領導是十月革命準備工作的基本要素，——這就是十月革命的特徵，這就是布爾什維克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的策略的第一個特點。
未必用得著證明，沒有布爾什維克策略的這個特點，無產階級專政在帝國主義環境中的勝利就會是不可能的。
這就是十月革命優異於法國1871年革命的地方。法國1871年革命的領導由兩個黨分擔，而其中哪一個黨也不能稱為共產黨。
第二個特點。這樣，十月革命的準備工作是在一個黨即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進行的。可是，黨是怎樣進行這種領導的，這種領導是循著什麼路線進行的呢？這種領導是循著使妥協政黨——在革命總爆發時期內最危險的集團陷於孤立的路線，即循著使社◎第295頁◎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陷於孤立的路線進行的。
列寧主義的基本戰略原則是什麼呢？
這個原則是承認：
(1)在革命即將總爆發的時期，妥協政黨是革命敵人的最危險的社會支柱；
(2)不使這些黨陷於孤立，就不能推翻敵人（沙皇制度或資產階級）；
(3)因此，革命準備時期的主要鋒芒應當指向使這些黨陷於孤立，使廣大勞動群眾離開它們。
在反對沙皇制度的時期，在準備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時期（1905—1916年），自由君主派即立憲民主黨（註：立憲民主黨 （或稱人民自由黨）是俄國自由君主派資產階級的主要政黨，成立於1905年10月，領袖是巴·尼·米留可夫。立憲民主黨企圖用立憲君主制的形式保存沙皇君主制。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該黨支持沙皇政府的對外侵略政策。1917年二月革命後，立憲民主黨人在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中占據領導地位。十月革命勝利後，立憲民主黨人多次策劃反革命陰謀和暴亂。在武裝干涉和白衛分子被擊潰後，立憲民主黨上層的大部分人逃亡國外，繼續進行反對蘇維埃俄國的活動。——第134、227、296、409、535頁。）是沙皇制度的最危險的社會支柱。為什麼呢？因為立憲民主黨是妥協政黨，是主張大多數人民即全體農民和沙皇制度妥協的黨。自然，黨在當時把主要打擊指向立憲民主黨人，因為不使立憲民主黨人陷於孤立，就不能指望農民和沙皇制度決裂，而不保證有這種決裂，就不能指望革命勝利。許多人當時不了解布爾什維克戰略的這一特點，而責備布爾什維克過分「仇恨立憲民主黨人」，斷言布爾什維克以反對立憲民主黨人的鬥爭「遮掩了」反對主要敵人即沙皇制度的鬥爭。可是，這些毫無根據的責備暴露出他們根本不了解布爾什維克的戰略，不了解這個戰略要求使妥協政黨陷於孤立，是為了促進並加速對主要敵人的勝利。
未必用得著證明，沒有這樣的戰略，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就會是不可能的。
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各種鬥爭勢力的重心移到新的方面來了。沙皇不存在了。立憲民主黨由妥協勢力變成當權勢力，變成帝國主義的統治勢力了。鬥爭已經不是在沙皇制度和人民之間進◎第296頁◎行，而是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進行了。在這個時期，小資產階級民主政黨即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是帝國主義的最危險的社會支柱。為什麼呢？因為這些黨在當時是妥協政黨，是主張勞動群眾和帝國主義妥協的黨。自然，布爾什維克的主要打擊當時指向了這些黨，因為不使這些黨陷於孤立，就不能指望勞動群眾和帝國主義決裂，而不保證有這種決裂，就不能指望蘇維埃革命勝利。許多人當時不了解布爾什維克策略的這一特點，而責備布爾什維克「過分憎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責備布爾什維克「忘記了」主要目標。可是，十月革命整個準備時期雄辯地說明，布爾什維克只有採用這樣的策略，才得以保證十月革命的勝利。
這個時期的特徵是勞動農民群眾更加革命化，他們對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失望，他們離開這些黨，他們轉而直接團結在無產階級這一能把國家導向和平的唯一徹底的革命力量的周圍。這個時期的歷史是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同布爾什維克爭奪勞動農民群眾，爭取掌握這些群眾的歷史。聯合政府時期，克倫斯基統治時期，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拒絕沒收地主土地，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爭取繼續作戰，前線六月進攻，士兵死刑，科爾尼洛夫叛亂，——這些事實決定了這場鬥爭的命運。而這些事實是以證實布爾什維克戰略的正確來決定這個命運的。因為當時不使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陷於孤立，就不能推翻帝國主義者的政府，不推翻這個政府，就不能擺脫戰爭。使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陷於孤立的政策原來是唯一正確的政策。
總之，使孟什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陷於孤立是十月革命準備工作的基本領導路線，——這就是布爾什維克策略的第二個特點。
未必用得著證明，沒有布爾什維克策略的這個特點，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群眾的聯盟就會懸在空中。◎第297頁◎
值得注意的是，托洛茨基在他的《十月的教訓》中一點也沒有說到，或者幾乎一點也沒有說到布爾什維克策略的這個特點。
第三個特點。這樣，黨對十月革命準備工作的領導是循著使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陷於孤立的路線，循著使廣大工農群眾離開這些黨的路線進行的。可是，黨是怎樣具體實現了這種孤立，以什麼形式，在什麼口號下實現了這種孤立的呢？這種孤立是以爭取建立蘇維埃政權的群眾革命運動的形式，在「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下，通過把蘇維埃由動員群眾的機關變為起義的機關、變為政權機關、變為新的無產階級國家機構的鬥爭來實現的。
為什麼布爾什維克正是抓住蘇維埃作為能夠促使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陷於孤立、能夠推進無產階級革命事業並負有把千百萬勞動群眾引導到無產階級專政勝利的使命的基本組織槓桿呢？
蘇維埃是什麼呢？
列寧還在1917年9月就說過：「蘇維埃是新型的國家機構，第一，它保證有工農武裝力量，並且這個武裝力量不是象過去的常備軍那樣同人民隔離，而是同人民極密切地聯繫著的；在軍事方面，這個武裝力量比從前的軍隊強大得不可比擬；在革命方面，它是無可替代的。第二，這個機構保證同群眾，同大多數人民有極其密切的、不可分離的、容易檢查和更新的聯繫，這樣的聯繫從前的國家機構是根本沒有的。第三，這個機構的成員不是經過官僚手續而是依民意選出和更換的，所以它比從前的機構民主得多。第四，它保證同各種各樣的行業有緊密的聯繫，所以它能夠不要官僚而使各種各樣的極深刻的改良容易實行。第五，它保證有先鋒隊即被壓迫工農階級中最覺悟、最有力、最先進的部分的組織形式，所以它是被壓迫階級的先鋒隊能夠用來發動、教育、訓練和領導這些階級全體廣大群眾的機構，而這些群眾向來都是完全處在政治生活以外，處在歷史以外的。第六，它保證能夠把議會制的長處和直接民主制的長處結合起來，就是說，把立法的職能和執行法律的職能在選出的人民代表身上結合起來。同資產階級議會制比較起來，這是在民主發展過◎第298頁◎程中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一大進步。……
假如革命階級的人民創造力沒有建立起蘇維埃，那麼無產階級革命在俄國就是沒有希望的事情，因為毫無疑義，無產階級決不能利用舊的機構來保持政權，而新的機構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建立起來。」
正因為如此，布爾什維克就抓住蘇維埃作為便於組織十月革命和建立無產階級國家的新的強大機構的基本組織環節。
「全部政權歸蘇維埃！」這個口號從它的內部發展方面來看經過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在布爾什維克的七月失敗以前，在兩個政權並存時期）和第二個階段（在科爾尼洛夫叛亂失敗以後）。
在第一個階段，這個口號意味著使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同立憲民主黨人的聯盟破裂，由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組織蘇維埃政府（因為當時蘇維埃是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的），使在野黨（即布爾什維克）有自由鼓動權，使各政黨在蘇維埃內可以自由鬥爭，預期布爾什維克能夠按革命和平發展的方式通過這種鬥爭來奪取蘇維埃並改變蘇維埃政府的成分。這個計劃當然還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但是它無疑有助於準備保證專政所必需的條件，因為它既然使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執掌政權，迫使他們實施他們的反革命政綱，就更快地揭露了這些黨的真正本質，使它們更快地陷於孤立，使它們更快地脫離群眾。可是，布爾什維克的七月失敗中斷了這個發展過程，使反革命勢力（將軍－立憲民主黨）占了優勢，把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拋入反革命勢力的懷抱。這個情況使黨不得不暫時收回「全部政權歸蘇維埃！」這個口號，等到革命再度高漲時再把它提出來。◎第299頁◎
科爾尼洛夫叛亂的失敗是第二個階段的開始。「全部政權歸蘇維埃！」這個口號重新提到日程上來了。但是現在這個口號已經跟第一個階段不同了。它的內容根本改變了。現在這個口號意味著和帝國主義完全決裂並使政權轉歸布爾什維克，因為大多數蘇維埃已經是布爾什維克的了。現在這個口號意味著革命經過起義直接進到無產階級專政。而且，現在這個口號意味著組織無產階級專政並使無產階級專政具有國家形式。
把蘇維埃變為國家政權機關這一策略的不可估量的意義在於它使千百萬勞動群眾擺脫帝國主義，揭露孟什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是帝國主義的工具，並把千百萬勞動群眾直接引向無產階級專政。
總之，把蘇維埃變為國家政權機關這一政策是使妥協政黨陷於孤立而使無產階級專政獲得勝利的最重要的條件，——這就是布爾什維克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的策略的第三個特點。
第四個特點。如果我們不說明布爾什維克怎樣和為什麼能把自己的黨的口號變成了千百萬群眾的推進革命的口號，布爾什維克怎樣和為什麼不僅能使先鋒隊和大多數工人確信黨的政策正確，而且能使大多數人民確信黨的政策正確，那麼情況就不全面了。
問題在於：要取得革命的勝利（如果這個革命是有千百萬群眾參加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單只黨的口號正確是不夠的。要取得革命的勝利，還必須有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就是使群眾根據親身經驗確信這些口號的正確。只有這樣，黨的口號才會成為群眾自己的口號。只有這樣，革命才會成為真正的人民革命。布爾什維克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的策略的特點之一在於它能夠正確地確定道路和轉折點，這樣就自然而然把群眾引到黨的口號下，可以說是引◎第300頁◎到革命的門口，從而使群眾易於根據親身經驗感到、察知並認清這些口號的正確。換句話說，布爾什維克的策略的特點之一在於它不把對黨的領導和對群眾的領導混為一談，它清楚地看見第一種領導和第二種領導之間的差別，因而它不僅是領導黨的科學，而且是領導千百萬勞動群眾的科學。
召開和解散立憲會議（註：立憲會議於1917年11—12月選舉，1918年1月5日（公曆18日）在彼得格勒召開。召開立憲會議是在反對沙皇專制的鬥爭中得到廣泛傳播的口號，俄國社會民主工黨1903年的綱領包括了這項要求。1917年二月革命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發展，但布爾什維克黨並沒有簡單地拋棄這個口號。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形式上把召開立憲會議作為它的主要任務，實際上卻百般拖延，始終沒有兌現。十月革命後，人民委員會於10月27日（公曆11月9日）批准立憲會議選舉日期。立憲會議選舉是按照臨時政府原來制定的條例進行的，其結果並沒有反映當時真正的政治力量對比。但為了揭穿立憲會議的反革命實質，布爾什維克黨仍決定召開立憲會議。會上，在立憲會議中占多數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立憲民主黨人拒絕承認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和平法令、土地法令以及關於政權轉歸蘇維埃的決議，並拒絕討論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的《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布爾什維克黨團當即退出了立憲會議，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也隨之退出。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於1918年1月6日（公曆19日）通過法令，解散了立憲會議。——第135、137、301、614頁。）的經驗是表現出布爾什維克策略的這個特點的明顯例子。
大家知道，布爾什維克還在1917年4月就提出了蘇維埃共和國這一口號。大家知道，立憲會議是根本和蘇維埃共和國基礎相矛盾的資產階級議會。布爾什維克向著蘇維埃共和國前進，同時又要求臨時政府立刻召開立憲會議，怎麼會有這種事情呢？布爾什維克不僅參加選舉，而且自己召開立憲會議，怎麼會有這種事情呢？在舉行起義前一個月，在由舊制度向新制度過渡時，布爾什維克竟認為蘇維埃共和國可以和立憲會議暫時配合，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呢？
「發生」這種事情是因為：
(1)立憲會議思想是當時在廣大民眾中間最得人心的思想之一；
(2)立刻召開立憲會議的口號易於揭露臨時政府的反革命本性；
(3)要使立憲會議思想在人民群眾心目中威信掃地，就必須引導這些群眾帶著他們對土地、和平和蘇維埃政權的要求走到立憲會議門前，使他們和實際存在的立憲會議接觸；
(4)只有這樣才能使群眾易於根據親身經驗確信立憲會議的反革命性和把它解散的必要性；
(5)這一切自然就預定了蘇維埃共和國和立憲會議暫時配合◎第301頁◎是可以容許的，因為這是消除立憲會議的手段之一；
(6)這種配合如果是在全部政權轉歸蘇維埃的條件下實現的，那就只能使立憲會議服從蘇維埃，使立憲會議變為蘇維埃的附屬品，使立憲會議無能為害地消亡。
未必用得著證明，沒有布爾什維克的這種政策，立憲會議的解散就不會進行得那樣順利，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後來在「全部政權歸立憲會議！」這個口號下的發動就不會遭到那樣可恥的破產。
列寧說：「1917年9—11月間，我們參加了俄國資產階級議會，即立憲會議的選舉。我們當時的策略是否正確呢？……我們俄國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9—11月間，豈不是比西方任何一國的共產黨人都更有理由認為議會制度在俄國在政治上已經過時了嗎？當然是這樣，因為問題不在於資產階級議會存在得久不久，而在於廣大勞動群眾對於採用蘇維埃制度、解散（或容許解散）資產階級民主議會的準備（思想上、政治上、實踐上），達到了什麼程度。1917年9—11月間，由於種種特殊條件，俄國城市工人階級、士兵和農民對於採用蘇維埃制度和解散最民主的資產階級議會已經有了非常充分的準備，這是絲毫不容爭辯的、完全確定了的歷史事實。雖然如此，布爾什維克還是沒有抵制立憲會議，而是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前和以後都參加了立憲會議的選舉。」
為什麼布爾什維克沒有抵制立憲會議呢？列寧說，這是因為：
「甚至在蘇維埃共和國勝利以前幾個星期，甚至在勝利以後，參加資產階級民主議會，不僅對革命無產階級沒有害處，反而會使它易於向落後群眾證明為什麼這種議會應該解散，易於把這種議會解散，易於促使資產階級議會制度』在政治上過時』。」
值得注意的是，托洛茨基不了解布爾什維克策略的這個特點，◎第302頁◎把立憲會議和蘇維埃配合的「理論」看做希法亭主義（註：這裡是指魯·希法亭在德國十一月革命中對蘇維埃地位問題所持的機會主義立場。1919年2月9日，希法亭在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機關報《自由報》上發表文章，主張蘇維埃可以變為國家組織，但要同資產階級議會即「國民會議」並存共處。希法亭的這一主張隨即變成了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的口號。列寧指出，希法亭等人是「企圖把資產階級專政同無產階級專政結合起來」。）而嗤之以鼻。
他不了解，在提出起義口號和蘇維埃可能勝利的條件下容許這種配合而召開立憲會議是唯一革命的策略，它同把蘇維埃變成立憲會議附屬品的希法亭主義策略毫無共同之點；某些同志在這個問題上所犯的錯誤並不能使他有理由指責列寧和黨主張在一定條件下成立「聯合的國家機構」這一完全正確的立場。
他不了解，布爾什維克如果沒有對立憲會議採取這種特殊政策，就不能把千百萬人民群眾爭取到自己方面來，而布爾什維克如果沒有把千百萬人民群眾爭取過來，就不能把十月起義變為深入的人民革命。
有趣的是，托洛茨基甚至對那些在布爾什維克的文章中出現的「人民」、「革命民主派」等等字眼也嗤之以鼻，認為使用這些字眼是有傷馬克思主義者的體面的。
托洛茨基顯然忘記了，列寧這位不容置疑的馬克思主義者甚至在1917年9月即在無產階級專政勝利前一個月還寫道：「必須使全部政權立即轉歸革命無產階級所領導的革命民主派掌握。」
托洛茨基顯然忘記了，列寧這位不容置疑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引證馬克思給庫格曼的一封談到摧毀官僚軍事國家機構是大陸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決條件的有名的信（寫於1871年4月）時，清清楚楚地寫過下面一段話：◎第303頁◎
「馬克思說破壞官僚軍事國家機器是』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決條件』，這個非常深刻的見解是值得特別注意的。』人民』革命這一概念出自馬克思的口中似乎是很奇怪的，俄國的普列漢諾夫分子和孟什維克，這些願意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命的司徒盧威信徒，也許會說馬克思是』失言』。他們對馬克思主義做了非常貧乏的自由主義的歪曲：在他們看來，除了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的對立以外，再沒有任何東西，而且他們對這種對立的了解也是非常死板的。……
1871年，歐洲大陸上任何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都沒有占人民的大多數。當時只有把無產階級和農民都包括進來的革命，才能成為真正把大多數吸引到了運動中來的』人民』革命。當時的』人民』就是由這兩個階級構成的。這兩個階級因為都受』官僚軍事國家機器』的壓迫、摧殘和剝削而聯合起來。打碎這個機器，摧毀這個機器，——這就是』人民』，人民的大多數，即工人和大多數農民的真正利益，這就是貧苦農民同無產者自由聯盟的』先決條件』，而沒有這個聯盟，民主就不穩固，社會主義改造就沒有可能。」
列寧的這些話是不可以忘記的。
總之，善於用引導群眾走上革命立場的方法使群眾根據親身經驗確信黨的口號的正確，這是把千百萬勞動者爭取到黨的方面來的最重要的條件，——這就是布爾什維克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的策略的第四個特點。
我認為上面所說的完全足以使人認清這個策略的特徵了。
四 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開端和前提
毫無疑問，革命在歐洲主要國家內同時勝利的萬能理論，社會◎第304頁◎主義不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理論，是編造的沒有生命力的理論。俄國無產階級革命七年的歷史不是證實了這個理論，而是推翻了這個理論。這個理論不僅不可採用來作為世界革命發展的方案，因為它和有目共睹的事實牴觸。它尤其不可採用來作為口號，因為它不是發揮而是限制那些由於一定的歷史條件而有可能獨立突破資本戰線的個別國家的主動性；因為它不是推動個別國家積極進攻資本，而是推動個別國家消極等待「總解決」的時機；因為它不是在個別國家的無產者中間培養堅決革命的精神，而是培養「萬一別人不來援助」這種哈姆萊特（註：哈姆萊特 是莎士比亞悲劇《哈姆萊特》的主角，是一個內心矛盾、猶豫不決、耽於幻想而不能堅決行動的人的典型。）式的懷疑心理。列寧說得十分正確，無產階級在一國內勝利是「典型的情況」，「幾國同時發生革命」只能是「罕有的例外」。
可是，大家知道，列寧的革命論並不僅僅限於這一方面。它同時還是世界革命發展論（註：見《論列寧主義基礎》。——約·史達林注）。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不是獨立自在的任務。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革命不應當把自己看做獨立自在的東西，而應當看做用以加速世界各國無產階級勝利的助力和工具。因為革命在一個國家（這裡說的是在俄國）內勝利不僅是帝國主義不平衡發展和日益崩潰的產物，而且是世界革命的開端和前提。
毫無疑問，世界革命的發展道路已不象從前革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以前，發達的帝國主義即「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出現以前所能想像的那樣簡單了。因為出現了在發達的帝國主義條件下發生作用的資本主義國家發展不平衡的規律這樣一個新因素，這個規律說明軍事衝突不可避免，世界資本戰線全線削弱，社會主義可◎第305頁◎能在個別國家內勝利。因為出現了處在西方和東方之間，處在世界金融剝削中心和殖民地壓迫舞台之間的強大的蘇維埃國家這樣一個新因素，單是這個國家的存在就能使全世界革命化。
所有這些都是在研究世界革命道路時不能不估計到的因素（其他次要的因素我就不談了）。
從前人們通常認為革命將經過社會主義成分首先在那些最發達的「先進」國家內平衡「成熟」的道路發展起來。現在這個見解要大加改變了。
列寧說：「國際關係體系現在已成為這樣：歐洲的一個國家受著各戰勝國的奴役，這個國家就是德國。其次，西歐的一些國家，而且是一些最老的國家，因獲得勝利而能夠利用勝利向本國被壓迫階級作一些不大的讓步，這些讓步畢竟在推遲這些國家的革命運動，造成某種類似』社會和平』的局面。」
「同時東方許多國家，如印度、中國等等，正是由於最近這次帝國主義戰爭的影響而完全被拋出了自己的常軌。這些國家的發展已完全按照一般歐洲式資本主義的標準進行。在這些國家裡開始了一般歐洲式的波動。現在全世界的人都清楚，這些國家已經捲入了不能不引起整個世界資本主義危機的發展漩渦。」
因此，「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到社會主義……不會是象我們從前所期待的那樣完成的。它們這一種發展的過程，不會是經過社會主義在這些國家裡平衡』成熟』，而會是經過一些國家對另一些國家進行剝削，經過對帝國主義戰爭中第一個戰敗國家進行剝削，再加上對整個東方進行剝削的道路來完成的。另一方面，正是由於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的影響，東方已經最終加入了革命運動，最終捲入了全世界革命運動的總漩渦」
除此以外，不僅戰敗國和殖民地受戰勝國的剝削，而且一部分戰勝國也落入美國和英國這兩個最強大的戰勝國的金融剝削的羅網中；所有這些國家之間的矛盾是世界帝國主義解體的一個最重◎第306頁◎要的因素；除這些矛盾以外，這些國家中每一個國家內部還有一些極深刻的矛盾，而且這些矛盾正在發展；所有這些矛盾又由於偉大的蘇維埃共和國同這些國家並存而日益加深和尖銳化，——如果注意到這一切，那就可以比較全面地看到國際形勢的特點了。
最可能的是，世界革命將經過許多新國家的無產者在帝國主義國家無產階級的援助下用革命手段使這些國家脫離帝國主義國家體系的道路發展起來。我們看見，第一個脫離出來的國家，第一個獲得了勝利的國家，已經取得其他國家的工人和勞動群眾的援助。沒有這種援助，它就不能支持住。毫無疑問，這種援助將會增強和發展起來。同樣毫無疑問，第一個獲得勝利的國家內的社會主義鞏固得愈徹底，這個國家變成進一步擴展世界革命的基地，變成進一步瓦解帝國主義的槓桿愈迅速，世界革命的發展，許多新國家脫離帝國主義體系的過程就進行得愈迅速，愈徹底。
沒有幾國無產者的共同努力，第一個獲得解放的國家內的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就不可能，這個論點是對的；同樣，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給予其餘各國工人和勞動群眾的幫助愈切實，世界革命的發展就愈迅速愈徹底，這個論點也是對的。
這種幫助應當表現在什麼地方呢？
第一，這種幫助應當表現在獲得勝利的國家「盡力做到在一個國家內所能做到的一切，以便發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國的革命」
第二，這種幫助應當表現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既然剝奪了資本家並在本國組織了社會主義生產，就……起來反對其餘的資本主義的世界，把其他國家的被壓迫階級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在這些國家中掀起反對資本家的起義，必要時甚至用武力◎第307頁◎去反對剝削階級及其國家」
獲得勝利的國家所給予的這種幫助的特點不僅在於它加速其他國家無產者的勝利，而且還在於它以促進這個勝利來保證社會主義在第一個獲得勝利的國家內的最終勝利。
最可能的是，在世界革命的發展進程中，與個別資本主義國家的帝國主義策源地和這些國家的全世界體系並列，會出現個別蘇維埃國家的社會主義策源地和這些策源地的全世界體系，而這兩個體系間的鬥爭將充滿世界革命發展的歷史。
列寧說：因為「沒有各社會主義共和國對各落後國家的相當長期的頑強鬥爭，便不能實現各民族在社會主義中的自由聯合」。
十月革命的世界意義不僅在於它是一個國家在衝破帝國主義體系這一事業中的偉大創舉，它是帝國主義國家汪洋大海中的第一個社會主義策源地，而且還在於它是世界革命的第一階段，它是世界革命進一步發展的強大基地。
因此，不僅那些忘掉了十月革命的國際性質，說革命在一國內勝利純粹是一國的而且僅僅是一國的現象的人是不對的，而且那些雖然記得十月革命的國際性質，但是竟把這個革命看做一種只應接受外援的被動現象的人也是不對的。實際上，不僅十月革命需要其他國家革命的援助，而且其他國家革命也需要十月革命的援助，以便加速和推進推翻世界帝國主義的事業。
1924年12月17日
發表於1925年國家出版社選自《史達林全集》第6卷
出版的史達林《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書
第310—348頁。◎第30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