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選集 · 關於黨的任務

（在有小組長、爭論俱樂部成員和支部委員會委員參加的俄共（布）紅色普列斯尼亞區委員會擴大會議上的報告）（1923年12月2日） 同志們！首先我必須說明，在這裡我不是代表黨中央，而是以個人名義來做報告的。如果會議願意聽取這樣的報告，我就來談談。（喊聲：「請講吧。」）這並不是說，我在這個問題上和中央有什麼分歧，——絕對沒有。我以個人名義講話，只是因為中央關於制定改善黨內狀況辦法的委員會（註：指根據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1923年9月23—25日舉行的俄共（布）中央全會的決議成立的委員會。）最近就要向中央呈報自己工作的結果；這個結果還沒有呈報，所以我現在還沒有正式權利代表中央講話，雖然我相信，我現在要對你們講的基本上會把中央對這些問題的態度表達出來。 爭論是黨堅強有力的標誌 我想在這裡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報刊上和支部里正在進行的爭論的意義問題。這次爭論說明什麼呢？它標誌著什麼呢？這是不是一場闖入黨內平靜生活的暴風雨？這次爭論是不是象有些人說的那樣，是黨瓦解和崩潰的標誌，或者象另一些人說的那樣，是黨蛻化的標誌？◎第144頁◎ 同志們，我認為都不是：既不是蛻化，也不是瓦解。實際情況是，黨在最近時期壯大了，它清除了大量的廢物，它更加無產階級化了。你們知道，兩年前我們至少有七十萬黨員，你們知道，當時有好多萬黨員退出了黨或者被驅逐出黨。其次，在這段時間內，由於工業的發展使工人階級的物質生活狀況有所改善，由於熟練的老工人從農村歸來，由於在產業工人中掀起了文化高漲的新浪潮，黨的成分改善了，黨的質量提高了。 一句話，由於這一切條件，黨壯大了，質量更高了，它的要求提高了，它的要求更加嚴格了，它想比以前更多地知道一些東西了，它希望比以前更多地解決一些問題了。 已經展開的爭論不是黨軟弱的標誌，更不是黨瓦解或蛻化的標誌，而是黨有力的標誌，黨堅強的標誌，黨的成員質量改善的標誌，黨的積極性提高的標誌。 爭論的原因 擺在我們面前的第二個問題是：為什麼恰恰在目前時期，恰恰在今年秋天，黨內政策問題具有尖銳的性質。怎樣解釋這一點呢？原因在哪裡呢？同志們，我認為這裡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今年8月我國某些地區因工資問題而掀起的不滿和罷工浪潮。問題在於這次罷工浪潮暴露了我們一些組織的缺點，暴露了我們一些黨組織和工會組織不過問企業中所發生的事件的現象；這次罷工浪潮也暴露了我們黨內存在著一些力求瓦解黨的、實質上是反共的秘密組織。所有這些因罷工浪潮而暴露出來的缺點都以如此耀眼的閃光，如此令人清醒的光線映射到黨的◎第145頁◎身上，使黨感到必須改變黨內狀況。 黨內政策問題恰恰在這個時期尖銳化的第二個原因是我們黨員同志大批休假。休假當然是完全合理的，但是休假的人很多就使得黨內生活的節拍恰恰在工廠里產生不滿情緒的時候大大地緩慢了，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積累下來的缺點恰恰在今年秋天這個時期暴露出來。 黨內生活的缺點 我已經講過，我們黨內生活的缺點是在今年秋天暴露出來的，這些缺點提出了改善黨內生活的問題。這些黨內生活的缺點究竟是什麼呢？是不是象有些同志所想像的那樣是黨的路線不正確？或者黨的路線是正確的，但在實踐中卻離開了正確的道路，由於某些主觀和客觀的條件而被歪曲了？ 我認為我們黨內生活的主要缺點是：雖然體現在我們歷次代表大會決議中的黨的路線是正確的，但地方（當然不是任何地方，而是某些地區）上的實踐是不正確的。雖然我們黨的無產階級民主路線是正確的，但地方上在實踐中用官僚主義的態度歪曲了這一路線。 這就是主要的缺點。歷次代表大會（第十次、第十一次、第十二次）所確定的黨的基本路線和我們的地方組織在執行這一路線時的實踐之間存在著矛盾，——這就是黨內生活一切缺點的根源。 黨的路線說，我們黨的實踐中的最重要問題（當然，那些急待解決的或者有關軍事秘密和外交秘密的問題除外）一定要在黨的會議上進行討論。黨的路線就是這樣說的。但是黨的地方（當然◎第146頁◎不是任何地方）上的實踐卻認為：黨內實踐中的一些問題實在沒有多大必要在黨的會議上進行討論，因為中央和其他領導組織自己會解決這些問題。 黨的路線說，如果沒有象黨齡等等不可克服的障礙存在，我們黨的負責人就一定要由選舉產生。你們知道，按黨章規定，省委書記必須是十月革命前入黨的，縣委書記必須有三年黨齡，支部書記必須有一年黨齡。但是黨的實踐卻往往認為，既然需要黨齡，那就是說不需要真正的選舉了。 黨的路線認為，必須使黨員群眾了解經濟機關、企業和托拉斯的工作，因為我們的黨支部對企業中的缺點對非黨群眾負有道義上的責任。然而黨的實踐卻認為，既然有中央委員會向經濟機關發布指示，既然經濟機關受這些指示的約束，即使沒有黨員群眾自下而上的監督，這些指示也是會被執行的。 黨的路線認為，各部門的負責工作人員，不論是黨的工作人員、經濟工作人員、工會工作人員或軍事工作人員，儘管他們在自己的工作中各有專業，但是他們相互之間還是要有聯繫，他們都是一個整體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因為他們都是為無產階級的共同事業工作，而這個事業是不能分裂成幾部分的。黨的實踐卻認為，既然有工作上的專業化，有黨本身的工作、經濟工作、軍事工作等等的分工，黨的工作人員就可以不對經濟工作人員負責，經濟工作人員就可以不對黨的工作人員負責，他們之間的聯繫就必然削弱甚至失掉。 同志們，在我們歷次代表大會（從第十次代表大會到第十二次代表大會）的一系列決議中所確定的黨的路線和黨的實踐之間的那些矛盾，總的說來就是如此。 我決不因為黨的路線被這樣歪曲而責備地方組織，因為，如果◎第147頁◎分析一下，這裡與其說是我們地方組織的過錯，不如說是它們的不幸。這種不幸表現在哪裡，事情怎麼會變成這樣，——這一點我在下面要講到，但是，我想把這一事實肯定下來，以便解釋這種矛盾，然後試圖提出改進辦法。 我也決不認為我們中央沒有過錯。它同其他一切機關和組織一樣也有一些小過錯，——中央在這裡也有一部分過錯和一部分不幸，中央的這一部分過錯，至少表現在它由於某種原因而沒有及時揭露這些缺點，沒有設法克服這些缺點。 但是現在問題不在這裡。現在問題是要弄清我剛才講過的這些缺點產生的原因。這些缺點究竟是怎樣造成的呢？怎樣才能把它們消滅呢？ 造成缺點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我們的黨組織還沒有剷除或者至今還沒有剷除戰爭時期的某些殘餘，這個時期雖然已經過去，但是在我們工作人員的頭腦中留下了黨內軍事作風的殘餘。我認為這些殘餘表現在下面這種對黨的看法上：黨不是一個有主動性的機體，不是無產階級的有主動性的戰鬥組織，而是類似某種機關係統，類似某種擁有高低級職員的一系列機關的綜合體的東西。同志們，這是一種極端錯誤的看法，它和馬克思主義毫無共同之處。這種看法是戰爭時期給我們遺留下來的殘餘，那時我們使黨軍事化，不得不把黨員群眾的主動性問題挪到次要地位，那時戰鬥命令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我不記得這種看法曾經以完備的形式表現出來，但是這種看法或者這種看法的因素仍然對我們的工作有重大影響。同志們，我們◎第148頁◎必須竭盡全力同這種看法作鬥爭，因為它是最現實的危險之一，這些危險為在實踐中歪曲我黨實質上正確的路線造成有利條件。 第二個原因是我們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僚主義的國家機關對黨和黨的工作人員有某種壓力。1917年，當我們向上走的時候，向十月革命走的時候，我們是這樣想的：我們將要有公社，這種公社將是勞動者的聯合；我們將消滅機關中的官僚主義；如果不在最近時期內，那末經過兩三個短短的時期，國家就能變成勞動者的聯合。可是實踐表明，這對我們說來還是一種遙遠的理想，要使國家擺脫官僚主義分子，要把蘇維埃社會變成勞動者的聯合，人民必須有高度的文化水平，周圍必須有完全有保障的和平環境，有了這種環境就沒有必要保存大量的常備軍，保存常備軍是需要大量的開支和龐大的機構的，因此它的存在就會影響其他一切國家機關。我們的國家機關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僚主義的機關，而且在長時期內還會是這樣的機關。在這個機關里工作的有我們的黨員同志，而這個官僚主義機關的環境——據我看來是氣氛——是這樣的：它促使我們的黨的工作人員、我們的黨組織官僚化。 同志們，造成缺點的第三個原因是我們的一些支部缺乏積極性，落後，有的甚至全部是文盲，邊疆地區尤其是如此。這些地區的支部很不積極，政治上和文化上都落後。毫無疑問，這種情況也給歪曲黨的路線造成了有利條件。 第四個原因是地方上缺乏足夠數量的受過訓練的黨員同志。不久以前，我在中央委員會聽過一個烏克蘭組織的代表的報告。作報告的同志極有才能，前途遠大。他說，一百三十個支部中有八十個支部的書記是由省委會委派的。有一種意見認為這個組織這樣做是不對的，對此，這位同志擺出如下事實：支部里沒有識字的人、沒有夠黨齡的人，是支部自己請求派書記給它們等等。我可以說，◎第149頁◎這位同志有百分之五十是說得過火的，事實上，這裡的問題不但在於支部里沒有受過訓練的人，而且在於省委會過於熱心和沿襲舊傳統。但是，如果省委會有百分之五十正確，那麼，既然在烏克蘭有這樣的支部，在組織很年輕、黨員幹部和識字的人都比烏克蘭少的邊疆地區就更應該有這樣的支部，這難道還不明顯嗎？這也是為在實踐中歪曲我黨實質上正確的路線造成有利條件的一個原因。 最後，第五個原因是通報工作做得很差。我們的通報工作，首先是中央的通報工作做得不好，這可能是因為它的工作過於繁忙。地方上也很少向我們匯報。應該結束這種情況了。這也是我們黨內的缺點積累起來的一個重要原因。 怎樣消滅黨內生活的缺點？ 必須採取哪些辦法來消滅這些缺點呢？ 第一，必須用一切辦法不倦地反對我們黨內的戰爭時期的殘餘和習慣，反對下面這種錯誤的看法：我們黨似乎是一個機關係統，而不是積極思考、有主動性、充滿活力、破壞舊事物和創造新事物的無產階級的戰鬥組織。 第二，必須提高黨員群眾的積極性，黨員群眾所關心的一切問題，只要可以公開討論，都讓他們進行討論，對於各級黨機關所提出的一切建議，保證能夠自由地進行批評。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使黨的紀律成為真正自覺的真正鐵的紀律。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使黨員群眾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的經驗豐富起來。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為黨員群眾準備必要的條件，逐步地從下層選拔出新的積極的工作人員和新的領導者。◎第150頁◎ 第三，如果沒有象黨齡不夠等等不可克服的條件存在，那麼一切黨組織和負責人必須真正由選舉產生。在提拔某些同志擔任黨的負責工作時，必須從實踐中剷除忽視組織內大多數人的意志的現象，必須真正貫徹選舉原則。 第四，在中央委員會、省委員會和州委員會下面必須有常設的各部門負責工作人員（經濟工作人員、黨的工作人員、工會工作人員、軍事工作人員）會議；必須定期召開會議，在會上提出會議認為必須提出的問題；必須使各種工作人員之間的聯繫不致中斷，使所有這些工作人員感到自己是一個黨的大家庭里的一員，是在為一個共同的、不可分割的事業即無產階級的事業工作；必須在中央和地方組織周圍造成一種環境，使黨能夠取得和檢驗我們各部門負責工作人員的工作經驗。 第五，必須把我們生產部門的黨支部吸引到與企業和托拉斯的工作進程有關的問題方面來。必須使支部了解我們企業和聯合企業的管理機關的工作，使它們能夠影響這一工作。你們是支部的代表，你們一定知道我們生產部門的支部在企業的工作進程方面向非黨群眾所負的道義上的責任多麼大。支部要能夠在工廠里領導並帶領非黨群眾，能夠對企業的工作進程負責（對於企業中的缺點，支部無條件地要向非黨群眾負道義上的責任），就應該了解這些工作，就應該有可能這樣或那樣地去影響這些工作。因此，必須吸引支部討論與企業有關的經濟問題，必須經常舉行有托拉斯內部各企業的支部代表參加的經濟會議來討論與托拉斯各項工作有關的問題。這是為豐富黨員群眾在經濟方面的經驗以及組織自下而上的監督所必需的可靠方法之一。 第六，必須提高我們黨支部的質量。季諾維也夫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說過，我們某些地方的黨支部在質量上落後於周圍的非黨◎第151頁◎群眾。 當然，這種說法不能概括和適用於所有的支部。確切些說大概是這樣：如果我們沒有把我們的黨支部弄得很空虛，如果我們沒有從這些支部里調人出來擔任經濟、行政、工會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工作，那麼這些支部的文化水平要比現在高得多，在非黨群眾中也會享有更高的威信。如果近六年來我們從支部調走的所有工人同志、所有幹部都回到自己的支部，那麼這些支部就會比一切非黨工人，即使是很有見識的非黨工人強好幾倍，這難道還用證明嗎？正因為黨沒有另外的幹部來改善國家機關，正因為黨今後仍然不得不利用這個源泉，如果我們不採取緊急辦法來改善我們支部的質量，那麼它們的文化水平今後還是不能很快提高。首先必須在支部里儘量加強黨的教育工作。此外，必須拋棄我們的地方組織有時在接收工人同志入黨時表現出來的那種多餘的形式主義。我認為不應當醉心於形式主義；黨可以而且應當放寬從工人階級隊伍中接收新黨員的條件。地方組織已經開始進行這項工作。黨應當掌握這項工作並開展一個有組織的運動，以促進從產業工人中吸收新黨員。 第七，必須加強非黨工人工作。這也是一種能夠改善黨內狀況、提高黨員群眾積極性的辦法。我必須指出，我們的組織對吸引非黨工人參加我們蘇維埃機關至今還很少注意。比如拿現在正在進行的莫斯科蘇維埃選舉來說。我認為這次選舉的一個重大缺點就是非黨人士當選太少。據說組織上決定至少要有一定數量的非黨人士當選，要占一定的比例等等。但是，我看到實際上他們當選的人數要少得多。據說群眾似乎拚命想選共產黨員。同志們，我對這一點表示懷疑。我認為，如果我們不對非黨人士表示某種最低限度的信任，非黨人士就會相應地對我們的組織表示很大的不◎第152頁◎信任。同志們，對非黨人士的這種信任是絕對必要的。必須促使共產黨員放棄自己的候選資格。不要老是說只選共產黨員，要鼓勵非黨人士，要吸收他們參加管理國家的工作。我們一定能因此得到好處，我們的組織一定能因此得到非黨人士的相應的信任。莫斯科的選舉就是一個例子，它說明我們的組織是怎樣不去擴大自己的活動範圍，不去逐步地把非黨人士團結在自己的周圍，而開始閉關自守起來。 第八，必須加強農民工作。我們有些地方的農村支部枯萎了，它們的成員有時跑掉了，它們沒有得到農民很大的信任（這一點必須承認）。我不知道為什麼不能向這些支部提出一些實際任務，例如提出下面兩項任務：第一，解釋和宣傳同農民生活有關的蘇維埃法令；第二，宣傳和普及農藝基本知識，例如必須適時耕地，必須選種等等。同志們，你們是否知道，如果每個農民都有決心花一點工夫去選種，那麼不經過任何土壤改良，不使用新的機器，每俄畝（註：俄畝是俄國地積單位，一俄畝等於一點零九公頃，合十六點三五市畝。——編者注）的產量就可以增加十普特（註：普特是俄國重量單位，一普特等於十六點三八公斤。——編者注）左右？每俄畝的收成增加十普特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總產量每年增加十億普特。這一切是不用花很大力量就可以得到的。我們的農村支部為什麼不能做這些工作呢？難道這不比談論寇松的政策重要嗎？只有這樣做，農民才能了解共產黨員已經停止空談，已經行動起來；只有這樣做，我們的農村支部才能得到農民極大的信任。 關於在能夠提供新幹部的青年中、在紅軍中、在婦女代表中以及在一切非黨人士中加強黨的教育工作和政治教育工作對改善和活躍黨的生活是多麼必要，我就不講了。◎第153頁◎ 加強我在前面所談到的通報工作即加強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通報工作對於我們是多麼必要，我也不多講了。 同志們，這就是中央早在今年9月規定的必須自下而上實行的改進辦法，也就是黨內民主的方針。 現在我想談談《真理報》（註：《真理報》（《Прaвбa》）是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機關報。它最初是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日報，是遵照列寧的指示，由史達林、米·斯·奧里明斯基和尼·古·波列塔也夫發起創辦的。創刊號於1912年4月22日（公曆5月5日）在彼得堡出版。從1917年3月5日（公曆18日）起，《真理報》成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的中央機關報。）上一些爭論性的短文中所暴露出來的關於工人民主問題的兩種極端的過分的看法。 第一種極端看法涉及選舉問題。這就是有些同志竭力主張「徹底」選舉。既然要選舉，那就儘量選舉吧！黨齡嗎？為什麼要它呢？選你願意選舉的人吧。同志們，這種看法是錯誤的。這種看法黨是不能接受的。當然，現在我們沒有戰爭，我們處在和平發展時期。但是，我們有新經濟政策。同志們，這一點是不能忘記的。清黨不是在戰時而是在戰後開始的。為什麼呢？因為在戰時，黨面臨生死存亡的問題，失敗的恐懼使黨團結成一個整體，黨內的一些腐化分子也不得不執行黨的總路線。現在我們的頭上已經沒有這些箍了，因為已經沒有戰爭了，現在我們有新經濟政策，我們容許資本主義存在，資產階級正在復活。誠然，這一切都使黨純潔，使黨鞏固，但是另一方面，有一種資產階級出生和成長的新氣氛籠罩著我們，資產階級雖然還不是那麼強大，但是已經能夠在國內商業方面擊敗我們某些合作社和商業機關了。正是在新經濟政策實行以後黨才開始清黨，把黨員的人數減少了一半；正是在新經濟政策實行以後黨才決定：為了保護我們的組織，使它不受新經濟政策的影響，必須使非無產階級分子入黨的條件更嚴格，必須規定黨內負責人的黨齡等等。黨制定了這些限制「擴大的」民主的預防辦法，是否做得對呢？我認為是做得對的。正因為如此，我認為民主是必需的，選舉是必要的，但是第十一次和第十二次代表大會所規定的限制辦法，至少是其中的一些主要辦法，也應當仍然是有◎第154頁◎效的。 第二種極端看法涉及爭論的範圍問題。這就是有些同志竭力主張無限制的爭論。他們認為討論問題是黨的工作的全部，而忘記了黨的工作的另一方面，即要求實現黨的決議這一積極方面。至少拉德津的短文給我的印象就是這樣，拉德津企圖援引托洛茨基的話來論證無限制爭論的原則，說托洛茨基似乎講過「黨是思想一致者的自願聯盟」。我在托洛茨基的著作中找過這句話，但是沒有找到。托洛茨基未必會把這句話當做黨的定義的完善公式說出來，即使他說過，也未必說到這裡就完了。黨不僅是思想一致者的聯盟，而且是行動一致者的聯盟，是在共同的思想基礎（綱領、策略）上進行鬥爭的行動一致者的戰鬥聯盟。我認為這樣援引托洛茨基的話是不對的，因為我知道托洛茨基是最愛強調黨的工作的積極方面的中央委員之一。因此我認為拉德津的定義應該由他自己負責。這個定義會引起什麼後果呢？會引起下面兩種可能性中的一種：或者是黨墮落成為宗派、哲學學派，因為只有在這種狹小的組織內才可能有完全的思想一致；或者是黨變成爭論不休的俱樂部，永遠討論，永遠議論，直到形成派別，直到分裂。這兩種可能性中的任何一種我們黨都是不能接受的。正因為如此，我認為討論問題是必要的，爭論是必需的，但是，爭論一定要有範圍，以便防止黨這個無產階級的戰鬥部隊墮落成為爭論俱樂部。 同志們，在我結束我的報告的時候，我必須提醒你們不要走這兩種極端。我想，如果我們擺脫了這兩種極端看法，老老實實地堅決貫徹中央早在今年9月規定的關於黨內民主的方針，我們就一定能夠改進我們黨的工作。（鼓掌） 載於1923年12月6日　選自《史達林全集》第5卷 《真理報》第277號　第289—302頁◎第15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