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選集 · 略論黨內意見分歧

*（註：《略論黨內意見分歧》　這本小冊子是史達林於1905年4月底寫成的。它是對喬治亞孟什維克領袖諾·尼·饒爾丹尼亞的幾篇論文（在《社會民主黨人報》上發表的《多數派還是少數派？》和在《旅行家》雜誌上發表的《什麼是黨？》等等）的答覆。布爾什維克中央國外局很快就知道了《略論黨內意見分歧》出版的消息，1905年7月18日，國外局秘書娜·康·克魯普斯卡婭寫信給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高加索聯合會委員會索取這本小冊子。這本小冊子在南高加索各布爾什維克組織中傳播得很廣泛，先進工人們根據這本小冊子認識了黨內的意見分歧，認識了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的立場。這本小冊子是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高加索聯合會秘密印刷所（阿弗拉巴爾印刷所）用幾種文字（1905年5月用喬治亞文，同年6月用俄文和亞美尼亞文）印刷的，每種文字印了一千五百冊至二千冊。） 「社會民主黨是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的結合。」 ——卡爾·考茨基 我們的「孟什維克」真是太討厭了！我說的是梯弗利斯的「孟什維克」。他們一聽說黨內有分歧意見，就喋喋不休地說：不管你高興不高興，我們隨時隨地都要談論意見分歧，不管你高興不高興，我們反正總是要罵「布爾什維克」！於是他們就拚命地罵，好象發了瘋一樣。在一切十字路口，在自己人或外人中間，總而言之，不管在什麼地方，他們都是叫嚷著老一套：要提防「多數派」，這不是自己人，這是靠不住的人！單在「通常的」活動場所叫罵，他們還嫌不夠，還把「事件」搬到合法刊物上去，從而再次向世人表明自己……惹人討厭。 「多數派」究竟有什麼過錯呢？我們的「少數派」為什麼要這樣「生氣」呢？ 讓我們來看看歷史事實吧。 —— 「多數派」和「少數派」是在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註：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　於1903年7月17日—8月10日（公曆7月30日—8月23日）先後在布魯塞爾和倫敦舉行。大會的主要任務是根據《火星報》提出的思想原則和組織原則建立真正的政黨。列寧在大會上為在俄國建立革命的無產階級政党進行了鬥爭，並取得了勝利。在討論黨綱時，列寧堅決主張在黨綱中肯定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根本原則，著重指出農民的革命鬥爭的重大意義，並堅持把民族自決權列入黨綱，維護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大會通過了《火星報》提出的工人階級政黨的革命綱領。在討論黨章，特別是關於黨員資格的第一條條文時，列寧及其擁護者同爾·馬爾托夫等人展開了激烈的鬥爭。大會通過了列寧擬訂的黨章，但關於黨章第一條，卻以一票棄權，二十八票對二十二票的多數通過了馬爾托夫的條文。在選舉中央機關時，擁護列寧的人獲得多數票，反對列寧的人獲得少數票。從這時起，前者被稱為布爾什維克，後者被稱為孟什維克。關於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1903年）上開始產生的。在這次代表大會上，我們分散的力量應當團結成一個統一的強大的黨。我們這些黨的工作者對這次代表大會曾抱著很大的希望。我們當時歡呼：我們終於等到了這一天，我們就要團◎第25頁◎結成一個統一的黨了，我們就有可能按照統一的計劃活動了！……固然，在此以前我們也活動過，但我們過去的活動是分散的無組織的。固然，在此以前我們也曾企圖統一起來，正是為了這個目的，我們召開了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註：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次代表大會　於1898年3月1—3日（公曆13—15日）在明斯克秘密舉行。出席大會的有六個組織的九名代表：彼得堡、莫斯科、基輔和葉卡特林諾斯拉夫的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的代表各一名，基輔《工人報》小組的代表兩名和崩得的代表三名。列寧因被流放西伯利亞未能出席。大會選舉了中央委員會，批准了《工人報》為黨的正式機關報。中央委員會以大會名義發表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宣言》，宣告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成立。但實際上俄國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黨並沒有建立起來，因為這次大會既沒有制定出黨綱和黨章，也沒有形成中央的統一領導，各個馬克思主義小組和團體之間幾乎沒有任何聯繫。大會閉幕後不久，中央委員們就被捕了，因此中央委員會也沒能開展工作。）（1898年），甚至似乎是「統一起來了」，可是這種統一隻在口頭上存在：黨仍然分散為一些單個的集團，力量仍然是分散而需要統一的。所以，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應當是把分散的力量集合起來，並把它們團結成一個整體。我們應當建立一個統一的黨。 但事實證明，我們當時的希望在某種程度上是過早了。這次代表大會並沒有能夠使我們團結成一個統一而不可分的黨，它只是為這樣一個黨奠定了基礎。然而代表大會卻向我們清楚地表明：黨內存在著兩條路線，一條是《火星報》（指舊《火星報》）（註：《火星報》（《Искр》）是第一個全俄馬克思主義的秘密報紙，由列寧創辦。創刊號於1900年12月在萊比錫出版，以後在慕尼黑、倫敦出版，自1903年春起在日內瓦出版。參加《火星報》編輯部的有：列寧、格·瓦·普列漢諾夫、爾·馬爾托夫、亞·尼·波特列索夫、巴·波·阿克雪裡羅得和維·伊·查蘇利奇。自1901年4月起，娜·康·克魯普斯卡婭任編輯部的秘書。列寧實際上是《火星報》的主編和領導者。1900—1903年列寧在《火星報》上發表了五十多篇論文，闡述了有關黨的建設和俄國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基本問題，並對國際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作了評論。《火星報》從國外秘密運進俄國散發，其中一部分曾由國內秘密印刷所翻印。《火星報》在俄國國內有代辦員網，代辦員在俄國傳播《火星報》思想和建立火星派組織。《火星報》在建立俄國工人階級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承認它為黨的中央機關報。《火星報》在1903年10月出版第五十一號後，被普列漢諾夫支持下的一些孟什維克分子所篡奪。列寧於1903年11月1日退出了編輯部。從第五十二號起，《火星報》成了孟什維克的機關報。因此，人們把五十一號以前的《火星報》稱作舊《火星報》，以後的稱作新《火星報》。）的路線，一條是《火星報》反對者的路線。因此代表大會就分成兩部分，即「多數派」和「少數派」。前者擁護《火星報》路線，並團結在《火星報》周圍；後者則反對《火星報》而採取相反的立場。 這樣，《火星報》就成了黨內「多數派」的旗幟，而《火星報》的立場就成了「多數派」的立場。 《火星報》走的是什麼道路呢？它所維護的是什麼呢？ 要了解這一點，就必須知道它是在什麼條件下登上歷史舞台的。 《火星報》創刊於1900年12月。這是俄國工業開始發生危機的時候。伴隨有一系列同業罷工（1896—1898年）的工業繁榮，漸漸為危機代替了。危機一天天尖銳起來，而且成了同業罷工的障礙。雖然如此，工人運動還是為自己開闢道路，並向前發展：許多細流匯成一條洪流，運動日益帶有階級色彩，漸漸走上了政治鬥爭的道路。工人運動以驚人的速度發展起來了……不過當時還看◎第26頁◎不見先進部隊，還看不見能把社會主義意識灌輸到工人運動中去、把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結合起來因而賦予無產階級鬥爭以社會民主主義性質的社會民主黨（註：社會民主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進部隊，其中包括一切社會民主主義的戰士，不論他是工人或是知識分子。）。 當時的「社會民主黨人」（他們被稱為「經濟派」）究竟幹了些什麼呢？他們竭力讚揚自發運動，漫不經心地重複說：工人運動並不怎樣需要社會主義意識，沒有這種意識它也能很好地達到自己的目的，問題的實質在於運動本身。運動就是一切，而意識卻是微不足道的。沒有社會主義的工人運動，——這就是他們努力追求的目標。 既然如此，那麼俄國社會民主黨的使命究竟是什麼呢？他們斷定說：它應該是自發運動的馴服的工具。把社會主義意識灌輸到工人運動中去並不是我們的事情，領導這個運動也不是我們的事情，——這只是徒勞無益的強制；我們的義務只是傾聽這個運動的聲息並準確地記錄社會生活中所發生的事情，——我們應該做自發運動的尾巴。（註：我們的《社會民主黨人報》（《社會民主黨人報》是高加索孟什維克的秘密報紙，由喬治亞孟什維克領袖諾·尼·饒爾丹尼亞領導，於1905年4月20日—11月26日在梯弗利斯用喬治亞文出版，共出了六號。《社會民主黨人報》創刊號是作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梯弗利斯委員會機關報」出版的，後來該報自稱「高加索社會民主工人組織機關報」。）燃起了「批評」的熱情（見創刊號《多數派還是少數派？》一文），不過我應該指出，它對「經濟派」和「工人事業派」（他們彼此的區別不大）估計得不正確。問題並不在於他們「蔑視政治問題」，而在於他們做運動的尾巴和只是重複運動所提示給他們的東西。過去有一個時期僅僅舉行罷工。那時他們宣傳的是經濟鬥爭。到了遊行示威的時期（1901年），發生了流血事件，產生了失望情緒，於是工人就採用恐怖手段，以為這能拯救他們，使他們不受暴君的統治。這時「經濟派—工人事業派」也加入總的合唱隊並且神氣十足地宣稱：現在應該採取恐怖手段，襲擊監獄，釋放獄中同志等等了（見《工人事業》雜誌[《工人事業》（《Рaбочее　Дело》）是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國外聯合會的不定期機關刊物。主要編輯是經濟派著名領袖弗·巴·伊萬申、波·納·克里切夫斯基、亞·薩·馬爾丁諾夫等人。1899年4月—1902年2月在日內瓦出版，共出了十二期（九冊）。]《歷史性的轉變》一文）。可見這決不能說他們是「蔑視政治問題」的。該文作者是借用馬爾丁諾夫的話來進行「批評」的，但如果他去了解一下歷史事實，那就比較有益了。）一句話，社會民主黨被描繪成運動中的累贅。 誰不承認社會民主主義，誰也就不應該承認社會民主黨。正◎第27頁◎因為如此，「經濟派」才這樣固執己見，再三斷言無產階級政黨在俄國是不可能存在的。他們說：讓自由派去從事政治鬥爭吧，這種事情是比較合乎自由派的身分的。我們社會民主黨人應該幹些什麼呢？我們應該照舊以單個的小組形式存在，各小組在自己的圈子裡單獨活動。 需要的不是黨而是小組！——他們說。 這樣，一方面，工人運動發展起來了，它需要一個先進的領導的隊伍；另一方面，以「經濟派」為代表的「社會民主黨」，不但不去領導運動，反而否認自己的作用，做了運動的尾巴。 當時必須大聲疾呼地說明一個思想：沒有社會主義的自發工人運動就是在黑暗中摸索，即使有一天能摸索到目的地，但誰知道要到什麼時候並且要受多少痛苦，所以社會主義意識對於工人運動是極大意義的。 同時還必須說明，這種意識的體現者社會民主黨應該把社會主義意識灌輸到工人運動中去，應該始終走在運動的前頭，而不要冷眼旁觀，做自發工人運動的尾巴。 同時還必須說明一個思想：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直接責任是把無產階級各個先進隊伍集合起來，把它們團結成一個統一的黨，從而永遠結束黨內的分散狀態。 《火星報》著手規定的正是這些任務。 請看它在一篇綱領性的論文（見《火星報》創刊號）（註：指列寧所寫的《我們運動的迫切任務》一文。）中是怎樣說的：「社會民主黨是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的結合。」這就是說，沒有社會主義的工人運動或站在工人運動外面的社會主義，都是社會民主黨應該反對的一種不良現象。可是，因為「經濟派—工人事◎第28頁◎業派」崇拜自發運動，因為他們輕視社會主義的意義，所以《火星報》指出：「工人運動脫離了社會民主黨，就會變得煩瑣，並且必然會墮入資產階級的泥潭。」因此，社會民主黨的責任是「給這個運動指出最終目的，指出政治任務，保護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獨立性」。 俄國社會民主黨負有什麼責任呢？《火星報》繼續寫道：「由此自然產生出俄國社會民主黨所應該實現的任務：把社會主義思想和政治自覺灌輸到無產階級群眾中去，組織一個和自發工人運動有緊密聯繫的革命政黨。」這就是說，它應該始終走在運動的前頭，它的首要任務就是把工人運動中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力量團結成一個統一的黨。 《火星報》編輯部（註：當時《火星報》編輯部由普列漢諾夫、阿克雪裡羅得、查蘇利奇、馬爾托夫、斯塔羅維爾和列寧六人組成。）就是這樣論證它的綱領的。 《火星報》是否實現了這個出色的綱領呢？ 大家都知道它是怎樣努力實現這些極重要的思想的。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向我們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因為代表大會以三十五票的多數承認《火星報》為全黨的中央機關報。 既然如此，那麼某些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還要「謾罵」舊《火星報》，難道不是很可笑的嗎？ 請看孟什維克的《社會民主黨人報》對《火星報》所發的議論吧： 「它〈《火星報》〉（註：本選集引文中尖括號〈〉內的話和標點符號是史達林加的。——編者注）本應當分析『經濟主義』的思想，擯斥謬誤的觀點，採取正確的觀點，並把『經濟主義』納入新的軌道……可是事實上卻不是這樣。反對『經濟主義』的鬥爭引起了另一個極端，即輕視經濟鬥爭，對它採取鄙棄的態度，只承認政治鬥爭有首要的意◎第29頁◎義。沒有經濟學的〈應該說：「沒有經濟的」〉政治，——這就是新的方向。」（見《社會民主黨人報》創刊號《多數派還是少數派？》一文） 但是，可敬的「批評家」，這一切究竟是在什麼地方、在什麼時候、在哪個國家發生的呢？普列漢諾夫、阿克雪裡羅得、查蘇利奇、馬爾托夫和斯塔羅維爾做了些什麼？他們既然在編輯部中占多數，為什麼不把《火星報》引上「真理」之路呢？最可敬的「批評家」，在這以前你自己究竟幹什麼去了？你為什麼沒有警告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要是警告了的話，那它就不會承認《火星報》為中央機關報了。 但是，我們且把「批評家」撇開吧。 事情是這樣的：《火星報》正確地看出了「迫切的問題」，正是走上了我在上面說過的那條道路，並且努力地執行了自己的綱領。 列寧在他卓越的著作《怎麼辦？》一書中更明確、更令人信服地表明了《火星報》的立場。 我們就來談談這本書吧。 「經濟派」崇拜自發的工人運動，但誰不知道自發運動就是沒有社會主義的工人運動，「就是工聯主義」（註：列寧《怎麼辦？》。），而工聯主義是不願看見資本主義範圍以外的任何東西的。誰不知道沒有社會主義的工人運動就是在資本主義圈子裡踏步不前，在私有制周圍徘徊，即使有一天能達到社會革命，但誰知道要在什麼時候並且要受多少痛苦才能達到。工人們是在最近時期還是經過一個長時期、是經過容易的道路還是經過困難的道路才能踏上「樂土」，這些問題對於他們難道都是無所謂的嗎？顯然，誰讚揚自發運動並崇拜自發運動，誰就不由自主地在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之間挖掘鴻溝，誰就輕視◎第30頁◎社會主義思想體系的意義，誰就把這個思想體系逐出實際生活之外，並且不由自主地使工人受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支配，因為他不了解「社會民主黨是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的結合」（註：考茨基《愛爾福特綱領解說》中央委員會版第94頁。），不了解「對工人運動自發性的任何崇拜，對『自覺因素』的作用即社會民主黨的作用的任何輕視，完全不管輕視者自己願意與否，都是加強資產階級思想體系對工人的影響」。 我們來比較詳細地說明一下。在我們這個時代只能存在著兩種思想體系：資產階級思想體系和社會主義思想體系。它們之間的區別，也在於前者，即資產階級思想體系，較後者要老得多，傳播的範圍要廣得多，在生活中紮下的根要深得多，無論在自己人中間或外人中間，到處都可以碰到資產階級的觀點，而社會主義的思想體系則剛剛開始走了幾步，剛剛給自己開闢道路。不用說，如果就思想的傳播來講，那麼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即工聯主義的意識，比剛剛走了幾步的社會主義思想體系，傳播起來要容易得多，對於自發工人運動的影響也要廣泛得多。這一點之所以正確，尤其是因為自發運動——沒有社會主義的工人運動——本來「就恰恰導致運動受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支配」。而受資產階級思想體系支配就是排斥社會主義思想體系，因為這兩種思想體系是互相否定的。 有人會問我們：怎麼？難道工人階級不是傾向社會主義的嗎？是的，它是傾向社會主義的。不然的話，社會民主黨的活動就會是毫無結果的了。然而同樣正確的是：反對和阻礙這個傾向的，有另一個傾向，即接受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傾向。◎第31頁◎ 我剛才說過，我國社會生活中浸透了資產階級思想，所以資產階級思想體系比社會主義思想體系傳播起來要容易得多。不要忘記，資產階級的思想家這時也並沒有打瞌睡，他們照自己的辦法裝扮成社會主義者，竭力想使工人階級受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支配。如果社會民主黨人也象「經濟派」一樣地毫不在意，做自發運動的尾巴（社會民主黨採取這種態度時，工人運動就是自發的），那麼不言而喻，自發的工人運動就將沿著這條老路走去並受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支配，當然要到長期的摸索和痛苦迫使它和資產階級思想體系斷絕聯繫而奔赴社會革命的時候為止。 這就叫做接受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傾向。 請看列寧是怎樣說的： 「工人階級自發地傾向社會主義，然而最流行的（而且時刻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復活起來的）資產階級思想體系，卻自發地而又最猖狂地迫使工人接受它。」正因為如此，所以自發的工人運動，當它還帶著自發性的時候，當它還沒有和社會主義意識結合起來的時候，就要受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支配並且有受這種思想體系支配的傾向。如果不是這樣，那麼社會民主主義的批評、社會民主主義的宣傳就是多餘的了，那麼「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的結合」也是多餘的了。 社會民主黨一定要反對這種接受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傾向，而促進另一種傾向，即接受社會主義的傾向。當然，將來有一天，經過長期的摸索和痛苦之後，自發運動沒有社會民主黨的幫助也會達到自己的目的，也會走到社會革命的門前，因為「工人階級自◎第32頁◎發地傾向社會主義」。但在那時以前怎麼辦呢？在那時以前我們應該做些什麼呢？象「經濟派」那樣袖手旁觀並且讓位給司徒盧威和祖巴托夫一伙人嗎？屏棄社會民主主義而促成資產階級的工聯主義思想體系的統治嗎？忘掉馬克思主義而不把「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結合起來」嗎？ 不！社會民主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進部隊，它的責任是始終走在無產階級前頭，它的責任是「使工人運動脫離這種投到資產階級羽翼下去的工聯主義的自發趨勢，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羽翼下來」。社會民主黨的責任是把社會主義意識灌輸到自發的工人運動中去，把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結合起來，因而賦予無產階級鬥爭以社會民主主義的性質。 有些人說，某些國家的工人階級自己已經創立了社會主義思想體系（科學的社會主義），並且其他國家的工人階級自己也會創立這種思想體系的，因此，他們說，把社會主義意識從外面灌輸到工人運動中去完全是多餘的。但這是極大的錯誤。要創立科學的社會主義，就必須領導科學，就必須用科學知識武裝起來，並善於深刻地研究歷史發展的規律。而工人階級，當它還是工人階級時，是不能領導科學、推進科學併科學地研究歷史規律的，因為它既沒有時間，也沒有經費來做這件事情。卡·考茨基說：科學的社會主義「只有在深刻的科學知識的基礎上才能產生出來。……但掌握科學的人並不是無產階級，而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黑體是卡·考◎第33頁◎茨基用的〉，因為現代社會主義就是在這一階層的個別人物的頭腦中產生的，他們把這個學說傳授給才智出眾的無產者……」（註：《新時代》（《DieNeueZeit》）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理論雜誌。1883—1923年在斯圖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為月刊，後改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編輯為卡·考茨基，以後為亨·庫諾。1885—1894年該雜誌發表了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和恩格斯的許多文章。恩格斯經常關心和幫助雜誌編輯部的工作，並且不時地對它背離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提出批評。1895年恩格斯逝世後，《新時代》開始系統地刊登修正主義者的文章。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該雜誌採取中派主義立場，實際上支持社會沙文主義者。） 因此，列寧說：凡是崇拜自發的工人運動和對它袖手旁觀的人，凡是經常輕視社會民主黨的意義而讓位於司徒盧威—祖巴托夫一夥的人，都以為這個運動本身就能創立科學社會主義。「但這是極大的錯誤。」有些人以為在九十年代舉行罷工的彼得堡工人已經有了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但這也是錯誤的。他們並沒有這種意識，「本來也不可能有……這種意識〈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進去。各國的歷史都證明：工人階級單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聯主義的意識，即確信必須結成工會，必須同廠主鬥爭，必須向政府爭取頒布對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令，如此等等。而社會主義學說則是由有產階級的有學識的人即知識分子創造的哲學的、歷史的和經濟的理論中發展起來的。現代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們的社會地位來說，也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列寧繼續寫道：這當然不是說，「工人不參加創立思想體系的工作。但他們不是以工人的身分來參加，而是以社會主義理論家的身分、以蒲魯東和魏特林〈他們兩個都是工人〉一類人的身分來參加的，換句話說，只有當他們能在某種程度上掌握他們那個時代的知識並把它向前推進的時候，他們才能在相應的程度上參加這一工作」。 這一切可以大致設想如下。存在著資本主義制度。有工人，◎第34頁◎也有廠主。他們之間進行著鬥爭。科學社會主義暫時還沒有在任何地方出現。當工人已在進行鬥爭時，科學社會主義在任何地方卻還無影無蹤……對的，工人在鬥爭著。然而他們是各自反對自己的廠主，和自己的地方當局發生衝突：那裡在罷工，這裡在舉行群眾大會和遊行示威；那裡在向當局要求權利，這裡在宣布抵制；有些人在談論政治鬥爭，另一些人則在談論經濟鬥爭，如此等等。但這並不是說工人已經具有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也不是說：他們的運動的目的是要摧毀資本主義制度，他們確信推翻資本主義和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就象確信旭日必然東升一樣，他們認為爭取自己的政治統治（無產階級專政）是達到社會主義勝利的必要工具等等。 與此同時，科學在發展著。工人運動逐漸引起科學的注意。大部分學者有了一種想法，認為工人運動是些不安分守己的人的騷亂，不妨用皮鞭去開導他們。另外一些學者則以為富人應該分給窮人一點殘羹剩飯，即認為工人運動是乞丐運動，目的是要討得一些施捨。在一千個這樣的學者中間，也許只有一個能夠科學地觀察工人運動，科學地研究全部社會生活，注意階級間的衝突，傾聽工人階級的怨聲，並且終於科學地證明：資本主義制度決不是什麼永恆的東西，它也和封建制度一樣是暫時的，隨之而來的必然是把它否定了的社會主義制度，而社會主義制度只能由無產階級經過社會革命來建立。一句話，科學社會主義正在被創立著。 當然，假如沒有資本主義和階級鬥爭，也就不會有科學社會主義。但同樣正確的是：少數的幾個人，比方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假如他們沒有掌握科學的知識，也就不能創立科學社會主義。 什麼是沒有工人運動的科學社會主義呢？——這好象是放在船上不用的羅盤，只會生鏽，結果只好把它扔到海里去。◎第35頁◎ 什麼是沒有社會主義的工人運動呢？——這好象是一隻沒有羅盤的大船，雖然也能駛到彼岸，但是有了羅盤，到達彼岸就會快得多，危險也會少一些。 把這兩者結合起來就會有一隻很好的大船，它會一直駛向彼岸，安然靠近碼頭。 把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結合起來就會有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它會一直向前猛進，到達「樂土」。 所以，社會民主黨（而不只是社會民主黨的知識分子）的責任就是把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結合起來，把社會主義意識灌輸到工人運動中去，因而賦予自發的工人運動以社會民主主義的性質。 列寧就是這樣說的。 某些人斷定說，似乎在列寧和「多數派」看來，工人運動如果不和社會主義思想體系聯結起來，就會趨於滅亡，不能達到社會革命。然而這是一種臆說，是一些閒人的臆說，這種臆說恐怕只能從阿恩之流的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頭腦中產生出來（見《旅行家》雜誌（註：《旅行家》是一種喬治亞文的歷史－考古學和地理－民族學雜誌，於1901—1905年11月在梯弗利斯出版。從1905年1月起，《旅行家》成了喬治亞社會民主黨人的文藝政治周刊，由菲·馬哈拉澤主編。它除刊登布爾什維克的文章外，還刊登孟什維克的文章。）第6期《什麼是黨？》一文）。 列寧確定地說：「工人階級自發地傾向社會主義。」列寧之所以沒有詳細說明這一點，只是因為他認為用不著去證明本來已經證明了東西。此外，列寧並沒有打算研究自發運動，他只是想向實際工作者說明他們應該自覺地做些什麼。 列寧在和馬爾托夫論戰的另一個地方又說過如下一段話： 「『我們黨是不自覺過程的自覺表現者。』正是如此。並且正因為如此，所以力求使『每一個罷工者』都能自稱為黨員的這一傾向是不正確的，因為假使『每次罷工』都不只是強大的階級本能和必◎第36頁◎然引向社會革命的階級鬥爭的自發表現，而是這個過程的自覺表現……那麼我們的黨……就會一下子把整個資產階級社會消滅掉。」 可見在列寧看來，即使不能稱為社會民主主義的那種階級鬥爭和階級搏鬥，也必然會把工人階級引向社會革命的。 如果你們對另外一些「多數派」代表的意見也感興趣，那麼就請你們聽聽吧。他們中間的哥林同志在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說道： 「如果讓無產階級自行其是，那麼事情會怎樣呢？這就會和資產階級革命前夜所發生的事情相似。資產階級革命家未曾有過任何科學的思想體系。然而資產階級制度還是產生了。沒有自己的思想家的無產階級，當然，歸根到底也會朝著社會革命方面工作的，不過是本能地工作……無產階級也會本能地實行社會主義，但它不會有社會主義理論。這一過程不過是緩慢而較為痛苦罷了。」（註：《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記錄》第129頁。） 這段話是無須解釋的。 總之，自發的工人運動，即沒有社會主義的工人運動，必然會變得煩瑣而帶有工聯主義的性質，它一定會受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支配。能否由此得出結論說，社會主義就是一切，工人運動卻是微不足道的呢？當然不能！只有唯心主義者才這樣說。經過很長時期以後，總有一天經濟的發展必然把工人階級引向社會革命，因而將迫使它和資產階級思想體系斷絕任何聯繫。問題只在於這將是一條很漫長很痛苦的道路。◎第37頁◎ 另一方面，沒有工人運動的社會主義，不管它是在什麼樣的科學基礎上產生的，終究還是一句空話，毫無意義。能否由此得出結論說，運動就是一切，社會主義卻是微不足道的呢？當然不能！只有那些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才會發出這樣的議論，他們認為意識既然是社會生活本身產生的，因而也就沒有任何意義。社會主義可以和工人運動結合起來，從而由空洞的詞句變成銳利的武器。 結論呢？ 結論就是：工人運動必須和社會主義相結合，實踐活動和理論思想必須融合為一，從而賦予自發的工人運動以社會民主主義的性質，因為「社會民主黨是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的結合」（註：《愛爾福特綱領解說》中央委員會版第94頁。）。於是，和工人運動結合起來的社會主義就會由空洞的詞句變成工人手中極大的力量。於是，變成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自發運動就會循著正確的道路迅速地走向社會主義制度。 那麼，俄國社會民主黨的使命何在呢？我們應該做些什麼呢？ 我們的責任，社會民主黨的責任，就是使自發的工人運動離開工聯主義的道路而走上社會民主主義的道路。我們的責任就是把社會主義意識（註：即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的意識。）灌輸到這個運動中去，並把工人階級的先進力量團結成一個集中的黨。我們的任務就是始終走在運動的前頭，毫不倦怠地和一切阻礙這些任務實現的人作鬥爭，不管他們是敵人也罷，「朋友」也罷。 大體說來，「多數派」的立場就是如此。 我們的「少數派」不喜歡「多數派」的立場，他們說，這個立場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是和馬克思主義「根本矛盾的」！最可敬的先生們，真是這樣的嗎？究竟在什麼地方、在什麼時候、在什麼行星◎第38頁◎上有這種事情呢？他們說：讀一讀我們的論文，你們就會相信我們是對的。好，我們就來讀一讀吧。 我們面前有一篇叫做《什麼是黨？》的文章（見《旅行家》雜誌第6期）。「批評家」阿恩是怎樣責備黨內「多數派」的呢？「他們〈「多數派」〉……自稱為黨的首腦……硬要別人服從他們……為了替自己的行為辯護，甚至常常臆造出一些新理論，譬如說，工人群眾靠自己的力量不能領會〈黑體是我用的〉『崇高理想』等等。」 試問：「多數派」現在或過去什麼時候是否提出過類似的「理論」呢？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都沒有提出過！恰恰相反，「多數派」的思想代表列寧同志十分確定地說，工人階級很容易領會「崇高理想」，很容易領會社會主義。請聽吧： 「人們常常說：工人階級自發地傾向社會主義。在下述意義上說，這是完全正確的，就是社會主義理論比其他一切理論都更深刻更正確地斷定了工人階級受苦的原因，因此工人也就很容易領會這個理論。」 可見在「多數派」看來，工人是很容易領會那些叫做社會主義的「崇高理想」的。 那麼阿恩為什麼要異想天開，他這個奇怪的「發現」是從什麼地方挖掘出來的呢？讀者們，原來「批評家」阿恩所指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指的是《怎麼辦？》一書中的一段話，列寧在那裡講到了創立社會主義並斷言工人階級靠自己的力量不能創立科學社會主義。但你們會說：怎麼會是這樣的呢？創立社會主義是一回◎第39頁◎事，領會社會主義則是另一回事。為什麼阿恩忘記了列寧明白地說到領會「崇高理想」的那些話呢？讀者們，你們是對的，但阿恩既然很想做一個「批評家」，他應該怎麼辦呢？你們想一想，這是多麼英勇的事情：編造出自己的一套「理論」，把它硬套在對方的頭上，然後就對準自己幻想出來的果實開火。這就是所謂批評！阿恩「靠自己的力量不能領會」列寧的《怎麼辦？》一書，這倒是毫無疑義的。 現在我們就打開所謂《社會民主黨人報》來看看吧。《多數派還是少數派？》（見《社會民主黨人報》創刊號）一文的作者說了些什麼呢？ 他勇氣十足、大喊大叫地攻擊列寧，因為在列寧看來，「工人運動的自然的〈應當是「自發的」〉發展不是走向社會主義，而是走向資產階級思想體系」（註：《社會民主黨人報》創刊號第14版。）。可見作者並不懂得自發的工人運動就是沒有社會主義的工人運動（讓作者去證明不是這樣吧！），而這樣的運動一定會受資產階級的工聯主義的思想體系的支配，一定會傾向於它，因為我們這個時代只能存在著兩種思想體系，即社會主義思想體系和資產階級思想體系，凡是前者不存在的地方，後者就一定出現並占據其地位（你證明這是相反的吧！）。是的，列寧正是這樣說的。但同時他並沒有忘記工人運動所特有的另一種傾向，即社會主義的傾向，這種傾向不過是暫時被那種接受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傾向所遮蔽罷了。列寧直截了當地說「工人階級自發地傾向社會主義」，並且正確地指出社會民主黨的任務是除其他辦法外，也採取和「經濟派」作鬥爭的辦法來加速這種傾向的勝利。可◎第40頁◎敬的「批評家」，為什麼你的文章里不引用列寧的這些話呢？難道這些話不也就是這位列寧說的嗎？這樣做是於你不利的，對不對？ 作者又說：「依照列寧的意見……工人按其地位〈黑體是我用的〉來說，與其說是社會主義者，不如說是資產者……」（註：《社會民主黨人報》創刊號第14版。）真是蠢話，即使這樣的作者我也沒有料到會說出這樣的蠢話！難道列寧指的是工人的地位嗎？難道他斷言工人按其地位來說是資產者嗎？該要多麼蠢的人才會說被剝奪了生產工具、靠出賣勞動力過活的工人按其地位來說是資產者呢？不！列寧所說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問題在於一個人按其地位來說可能是無產者而不是資產者，但他同時也可能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地位，因而受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支配。這裡談到的工人階級的情形正是如此。而這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作者總是愛說空話，不加思考就脫口而出！例如作者一味固執地說「列寧主義是和馬克思主義根本矛盾的」（註：《社會民主黨人報》創刊號第15版。），他這樣反覆地說，卻不了解這種「思想」會把他引到哪裡去。假定我們暫時相信他，以為列寧主義確實「是和馬克思主義根本矛盾的」，往下又怎樣呢？由此會得出什麼結論呢？結論如下：「列寧主義把《火星報》〈舊《火星報》〉拉過去了」（這是作者也不否認的），可見《火星報》也「是和馬克思主義根本矛盾的」。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以三十五票的多數承認《火星報》為黨的中央機關報，並且對它的功績大加稱讚，可見這次代表大會及其綱領和策略也「是和馬克思主義根本矛盾的」……讀者們，這豈不可笑嗎？◎第41頁◎ 作者仍繼續說：「照列寧的意見，自發的工人運動是去和資產階級結合的……」是的，是的，作者無疑是去和愚蠢結合了，如果他能離開這條道路，那就好了。 但是，我們且把「批評家」撇開，來請教馬克思主義吧。 可敬的「批評家」一味固執地說，「多數派」及其代表——列寧的立場是和馬克思主義根本矛盾的，因為無論是考茨基，或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說的，都和列寧所堅持的相反！真是這樣嗎？我們來看看吧！ 作者告訴我們說：「卡·考茨基在他的《愛爾福特綱領解說》中寫道：『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利益互相對立到這樣的程度，以致這兩個階級的意向不可能在較長的時間內相一致。在每個具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國家中，工人階級之參加政治活動遲早會使工人階級脫離資產階級政黨而成立獨立的工人政黨。』」 但是，由此得出的結論是什麼呢？結論只能是：資產階級的利益和無產階級的利益是互相矛盾的，無產階級「遲早」要脫離資產階級而成立獨立的工人政黨（請記住：是工人政黨而不是社會民主工黨）。作者以為考茨基在這裡是和列寧的意見分歧的！其實列寧是說無產階級遲早不僅要和資產階級脫離，而且要實行社會革命，即推翻資產階級。他又補充說：社會民主黨的任務就是竭力使社會革命儘可能迅速地實現，並且自覺地實現。是的，正是自覺地而不是自發地實現，因為列寧所說的正是這種自覺性。 這位「批評家」繼續從考茨基的書中引證說：「……在情況已經發展到建立獨立的工人政黨的地方，這個黨如果不是一開始就受到社會主義傾向的感染，遲早也必定能領會社會主義傾向，最終它◎第42頁◎一定會成為社會主義的工人政黨，即社會民主黨。」（註：《社會民主黨人報》創刊號第15版。） 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只是說工人政黨將領會社會主義的傾向。難道列寧否認這一點嗎？根本沒有這回事！列寧直截了當地說：不僅工人政黨，而且整個工人階級也在領會社會主義。既然如此，這個《社會民主黨人報》和它那位大撒其謊的英雄為什麼要胡說八道呢？他們為什麼要亂說一通呢？俗語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們這位迷糊了的作者正是這樣。 可見考茨基在這裡是和列寧沒有絲毫分歧的。但這一切卻異常清楚地證明了作者的思考不周。 考茨基是否說過什麼有利於「多數派」立場的話呢？請看，這就是他在一篇分析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的出色論文中說過的一段話： 「在我們那些修正主義的批評家〈伯恩施坦的信徒〉中，有許多人以為馬克思似乎曾經斷言經濟發展和階級鬥爭不僅造成社會主義生產的條件，而且還直接產生認識到社會主義生產是必要的那種意識〈黑體是卡·考茨基用的〉。於是這些批評家就反駁道，資本主義最發達的英國，對於這種意識卻是最陌生的。根據草案〈奧地利草案〉可以想見：……這一……觀點，奧地利綱領的起草委員會也是贊成的。草案上寫道：『資本主義的發展越是使無產階級的人數增加，無產階級也就越是不得不進行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並且也越有可能來進行這個鬥爭。無產階級就會意識到』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這樣一來，社會主義意識就成了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必◎第43頁◎然的直接的結果。但這種觀點是完全不正確的。……現代社會主義意識，只有在深刻的科學知識的基礎上才能產生出來。……但掌握科學的人並不是無產階級，而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黑體是卡·考茨基用的〉。因為現代社會主義就是在這一階層的個別人物的頭腦中產生的，他們把這個學說〈科學社會主義〉傳授給才智出眾的無產者，後者又……把它灌輸到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中去。可見，社會主義意識是一種從外面灌輸到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中去的東西，而不是一種從這個鬥爭中自發地產生出來的東西。因此，舊海因菲爾德綱領（註：海因菲爾德綱領　是1888年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在海因菲爾德召開的建黨大會上通過的綱領。這個綱領的原則部分包含一些正確闡明社會發展進程和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任務的論點。後來，在1901年維也納代表大會上，它被含有修正主義原則的新綱領取代。）說得非常正確：社會民主黨的任務就是把認清無產階級地位及其任務的這種意識灌輸到無產階級中去。……」 讀者們，你們能否回憶起列寧對這一問題的類似的思想？你們能否回憶起「多數派」的那個眾所周知的立場？為什麼「梯弗利斯委員會」及其《社會民主黨人報》要隱瞞真情呢？為什麼可敬的「批評家」講到考茨基的時候在自己論文中卻不引證考茨基的這幾句話呢？那些最可敬的人是在欺騙誰呢？為什麼他們這樣「輕視」讀者呢？莫非因為他們……害怕真理，躲避真理，以為真理也是可以隱瞞的嗎？他們正象一種鳥，把頭藏在翅膀下面，就以為誰都看不見它了！他們正象這種鳥一樣糊塗。 既然社會主義意識是在科學基礎上創立的，既然這種意識要由社會民主黨（註：不僅是社會民主黨的知識分子。）努力從外面灌輸到工人運動中去，那麼很明顯，這一切都是因為當工人階級還是工人階級的時候，就不能領導科學，◎第44頁◎不能靠本身的力量創立科學社會主義：它既沒有時間，也沒有經費來做這件事情。 卡·考茨基在他的《愛爾福特綱領解說》中說過如下一段話： 「……無產者至多只能領會資產階級學者們所創造的一部分知識，並使之適合於自己的目的和需要，然而當他們還是無產者的時候，他們是沒有空閒時間和經費來獨立地把科學發揮到資產階級思想家所達到的範圍之外的。所以天生的工人社會主義不免帶有空想主義〈空想主義就是虛假的非科學的理論〉的一切重要特徵。」（註：《愛爾福特綱領解說》中央委員會版第93頁。） 考茨基繼續說：這種空想社會主義往往帶有無政府主義的性質，可是「……大家知道，凡是無政府主義運動〈即指無產階級空想主義而言。——卡·考茨基注〉真正深入群眾而成為階級運動的地方，儘管這種運動在表面上還帶有激進的色彩，但遲早總要變為最狹隘的純粹的工會運動」（註：《愛爾福特綱領解說》中央委員會版第94頁。）。 換句話說，工人運動若不和科學社會主義相結合，就不免會變得煩瑣而具有「狹隘工會運動的」性質，因而受工聯主義思想體系的支配。 「這是蔑視工人，這是抬高知識分子呀！」我們的「批評家」及其《社會民主黨人報》大喊大叫起來……不幸的「批評家」，可憐的《社會民主黨人報》！他們把無產階級看成一位任性的小姐，對她不能說實話，永遠只能恭維她，使她不至於跑掉！不，最可敬的人們！我們相信，無產階級會表現出超過你們所想像的堅強性來。我們相信它不會害怕實話！而你們……究竟對你們有什麼可說：你們現在還是害怕實話，而且在自己的文章中沒有把考茨基的真實觀點◎第45頁◎告訴讀者…… 總之，沒有工人運動的科學社會主義，永遠是些隨便說說的空話。 另一方面，沒有社會主義的工人運動，就是一種工聯主義的摸索，固然它有一天也會導致社會革命，可是要付出長期的磨難和痛苦的代價。 結論呢？ 「工人運動應和社會主義相結合」：「社會民主黨是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的結合。」（註：《愛爾福特綱領解說》第94頁。） 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考茨基就是這樣說的。 我們已經看到《火星報》（舊《火星報》）和「多數派」也是這樣說的。 我們已經看到列寧同志也是站在這個立場上的。 可見「多數派」是堅定地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的。 很明顯，孟什維克「批評家」喋喋不休地說出的所謂「蔑視工人」、「抬高知識分子」、「多數派的非馬克思主義立場」以及諸如此類的奇談，不過是梯弗利斯「孟什維克」的胡說和空想罷了。 相反地，我們可以看出，事實上「和馬克思主義根本矛盾的」是梯弗利斯「少數派」自己，是「梯弗利斯委員會」及其《社會民主黨人報》。但這一點容我們以後再說。我們暫時把注意力放在下面一點上吧。 為了證明自己的言論正確，《多數派還是少數派？》的作者引用馬克思（？）的一段話說：「某一階級的理論家在理論上得出的結論，乃是該階級本身在實踐中已經走到了結論。」（註：《社會民主黨人報》創刊號第15版。）◎第46頁◎ 二者必居其一。不是作者不懂喬治亞文，就是排字工人弄錯了。任何一個識字的人都不會說「已經走到了的結論」。正確的說法應該是：「已經得出了的結論」或者「正要得出的結論」。如果作者是指後一種說法（正要得出的結論），那就應當指出：他把馬克思的話轉述錯了，馬克思從來沒有說過這類的話。如果作者是指前一種說法，那麼他引證的句子就應當是這樣的：「某一階級的理論家在理論上得出的結論，乃是該階級本身在實踐中已經得出了的結論。」換句話說，如果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論上得出了推翻資本主義和建立社會主義是不可避免的這一結論，那麼，這就是說，無產階級在實踐中已經推翻了資本主義，已經打倒了資本主義制度並且在它的廢墟上建立了社會主義生活！ 不幸的馬克思！誰知道我們那些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還會把多少荒謬的言論加在他的頭上呵！ 馬克思真是這樣說的嗎？事實上他說的是：小資產階級的理論上的代表「在理論上得出的任務和作出的決定，也就是小資產者的物質利益和社會地位在實際生活上引導他們得出的任務和作出的決定。一個階級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們所代表的階級間的關係，都是這樣」（註：如果讀者手邊沒有《霧月十八日》（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１卷第６３２頁。——編者注），就請請參看《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記錄》第１１１頁，那裡引用了馬克思所說的這段話。）。 由此可見，馬克思根本沒有說「已經走到了」。這些「哲學」詞句是可敬的「批評家」捏造出來的。 在這種場合，馬克思的話完全是另外一種意思。 馬克思在上述論點中所發揮的是什麼思想呢？他所發揮的不過是：無論哪個階級的理論家都不能創造出一種在實際生活中沒◎第47頁◎有具備要素的理想，他只能看出未來事物的要素，並據此在理論上創造出本階級在實踐中要達到的理想。差別就在於理論家超過本階級而先看出未來事物的萌芽。這也就叫做「在理論上得出什麼結論」。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宣言》中說： 「因此，在實踐方面，共產黨人〈即社會民主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在理論方面，他們勝過其餘無產階級群眾的地方在於他們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 是的，思想家是「起推動作用」的，他們比「其餘的無產階級群眾」看得遠得多，全部要點也就在這裡。思想家起推動作用，正因為如此，所以思想、社會主義意識對於運動具有偉大的意義。 可敬的「批評家」，你就是為這一點攻擊「多數派」嗎？那麼你就和馬克思主義訣別吧，你要知道「多數派」正是以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自豪的。 「多數派」在這種場合同恩格斯在九十年代的情形很相似。 唯心主義者硬說思想是社會生活的泉源。在他們看來，社會意識是社會生活藉以建立的基礎，所以他們被稱為唯心主義者。 因此必須證明，思想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思想是生活本身產生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走上了歷史舞台並且卓絕地完成了這個使命。他們證明：社會生活是思想的泉源，因此社會生活是社會意識藉以建立的基礎。這樣，他們也就替唯心主義挖掘了墳墓，而替唯物主義掃清了道路。 某些半馬克思主義者卻這樣了解：似乎意識、思想在生活中只有極小的意義。◎第48頁◎ 因此必須證明思想的偉大意義。 於是恩格斯出來發表意見，在他的書信（1891—1894年）中強調說：誠然，思想不是從天上掉下來，而是生活本身所產生的，可是它一旦產生出來，就會獲得巨大的意義，它把人們聯合起來，組織起來，並且在產生它的社會生活上打下自己的烙印，——思想在歷史運動中有巨大的意義。 伯恩施坦及其夥伴高聲叫道：「這不是馬克思主義，這是叛變馬克思主義。」但馬克思主義者只是付之一笑而已…… 俄國也有過一些半馬克思主義者，即「經濟派」。他們硬說，既然思想是社會生活產生的，那麼社會主義意識對於工人運動也就只有微不足道的意義。 因此必須證明，社會主義意識對工人運動有重大的意義，沒有這種意識，運動就是工聯主義的摸索，無產階級不知何時才能從這種摸索中擺脫出來而到達社會革命。 於是《火星報》出現了，它卓絕地完成了這個使命。《怎麼辦？》一書出版了，列寧在這部著作中強調社會主義意識的偉大意義。黨的「多數派」形成了，它堅定地走上了這條道路。 然而這時一些伯恩施坦的嘍羅們卻跑出來叫喊道，這「是和馬克思主義根本矛盾的」！ 「經濟派」的嘍羅們，你們可知道馬克思主義是什麼嗎？ —— 讀者會說：真奇怪！讀者會問：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為什麼普列漢諾夫寫了一篇批評的文章反對列寧（見新《火星報》第70號和第71號）？他為什麼非難「多數派」呢？難道梯弗利斯那些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和他們的《社會民主黨人報》不是重複著普列漢諾夫發表過的意見嗎？是的，他們是在重複，但重複得很蠢笨，簡直令◎第49頁◎人討厭。是的，普列漢諾夫發表了批評的意見。然而你們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嗎？普列漢諾夫跟「多數派」和列寧是沒有分歧的。不止普列漢諾夫一人，而且馬爾托夫、查蘇利奇、阿克雪裡羅得也是如此。真的，就我們上面講的那個問題來說，「少數派」的領袖和舊《火星報》是沒有分歧的。而舊《火星報》乃是「多數派」的旗幟。不要驚訝！請看事實吧。 我們讀過舊《火星報》上的一篇綱領性的論文（見上）。我們知道，這篇論文完全表明了「多數派」的立場。這篇論文是誰的呢？是當時的《火星報》編輯部的。誰參加了這個編輯部呢？列寧、普列漢諾夫、阿克雪裡羅得、馬爾托夫、查蘇利奇和斯塔羅維爾。他們中間現在只有列寧一個人是「多數派」，其餘五個人都在領導「少數派」，然而事實畢竟是事實，——《火星報》的這篇綱領性的論文是在他們負責編輯時發表的，因此他們不應當自食其言，他們大概相信自己所寫的東西吧。 但是，好吧，我們就撇開《火星報》不談。 且看馬爾托夫寫些什麼： 「這樣看來，社會主義思想最初並不是在工人群眾中間產生的，而是在資產階級出身的學者的書房中產生的。」（註：馬爾托夫《紅旗》第3頁。） 再看維拉·查蘇利奇寫些什麼： 「甚至整個無產階級的階級團結的思想……也不是這麼簡單而能從每個工人的頭腦中獨立產生出來的……社會主義……也決不是在工人的頭腦中『自然而然』生長起來的……社會主義理論是由生活和知識的全部發展過程準備起來的……並且是由具有這種知識的天才頭腦創造出來的。社會主義思想在工人中間的傳◎第50頁◎播，幾乎在整個歐洲大陸上，都是由那些在上層階級的學校里受過教育的社會主義者開始的。」（註：《曙光》雜誌（註：《曙光》（《Зaря》）是列寧創辦的俄國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政治雜誌，和《火星報》由同一個編輯部編輯，1901—1902年在斯圖加特公開出版，共出了四期（第2、3期為合刊）。）第4期第79—80頁。） 現在我們來聽一聽在新《火星報》（第70號和第71號）上鄭重其事地反對列寧的普列漢諾夫所說過的話吧。事情發生在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普列漢諾夫駁斥馬爾丁諾夫而為列寧辯護。當時，普列漢諾夫責備馬爾丁諾夫，說他抓住了列寧的一句話，而忽略了《怎麼辦？》一書的全文，然後普列漢諾夫繼續說： 「馬爾丁諾夫同志的手法使我想起了一個書報檢查官的話：把「我們的父」（註：見聖經《新約全書·馬太福音》第6章第9—13節。——編者注）那篇禱告詞給我，讓我從中抽出一句話來，我可以給你們證明，它的作者是應該判處絞刑的。』然而，不僅馬爾丁諾夫同志一個人而且還有其他許許多多的人對這句倒霉話〈列寧的話〉的一切責難全是出於誤解。馬爾丁諾夫同志引證恩格斯的話：『現代社會主義是現代工人運動在理論上的表現。』列寧同志也同意恩格斯的意見……但要知道，恩格斯的話乃是一般原理。問題在於究竟是誰最先闡述了這一理論上的表現。列寧所寫的不是一篇論述歷史哲學的學術論文，而是一篇反對『經濟派』的辯論文章，『經濟派』硬說：我們應當靜待工人階級不用『革命黴菌』〈即社會民主黨〉的幫助而獨自達到的結局。其所以禁止社會民主黨向工人進行宣傳，正因為它是『革命黴菌』，正因為它具有理論的意識。但如果你們把『黴菌』去掉，那就只剩下沒有覺悟而必須從外面把意識灌輸進去的群眾了。假如你們願意公正地對待列寧並把這部書仔細地讀一遍，那麼你們就會看到列寧所說的正是這一點。」（註：《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記錄》第123頁。） 普列漢諾夫在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就是這樣說的。◎第51頁◎ 然而，正是受馬爾托夫、阿克雪裡羅得、查蘇利奇、斯塔羅維爾等等唆使的同一位普列漢諾夫，過了幾個月再出來說話的時候，竟抓住他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所辯護過的列寧的同一句話，宣稱列寧和「多數派」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知道，如果從「我們的父」那篇禱告詞中抽出一句話來斷章取義地加以解釋，那麼它的作者恐怕要因背叛上帝而受絞刑的。他知道這樣做是不公正的，一個公正的批評家是不會這樣做的，但他還是從列寧的書中抽出這句話來，他還是不公正地做去，當眾打自己的嘴巴。而馬爾托夫、查蘇利奇、阿克雪裡羅得和斯塔羅維爾則附和著他，由他們自己負編輯責任，把普列漢諾夫的文章登在新《火星報》（第70號和第71號）上，因而再一次使他們自己丟臉。 為什麼他們表現得這樣沒有氣節，為什麼「少數派」的這些領袖們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為什麼他們否認由自己署名登在《火星報》上的那篇綱領性的論文，為什麼他們自食其言呢？什麼時候聽說社會民主黨內有過這樣顛倒是非的醜事？ 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以後和普列漢諾夫的文章發表以前這幾個月內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事情原來是這樣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從原有的六個編輯中只選出了三個即普列漢諾夫、列寧和馬爾托夫來擔任《火星報》的編輯。至於阿克雪裡羅得、斯塔羅維爾和查蘇利奇三人，代表大會則指定他們去擔任別的職務了。代表大會當然有權這樣做，而且每個人都應服從它的決定，因為代表大會是全黨意志的體現者，是黨的最高機關，誰反對它的決定，誰就是踐踏黨的意志。 可是這些固執的編輯卻沒有服從黨的意志，沒有服從黨的紀律（黨的紀律也就是黨的意志）。原來黨的紀律是專為我們這種普通工作者編造的！他們痛恨代表大會沒有把他們選為編輯，於是◎第52頁◎退到一邊，並把馬爾托夫勾引過去組成了反對派。他們對黨宣布抵制，拒絕黨的工作，並開始威嚇黨說，把我們選進編輯部、中央委員會和黨總委員會（註：黨總委員會　是在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根據黨章建立的全黨最高機關。它的基本任務是協調並統一中央委員會和中央機關報編輯部的活動。黨總委員會由五名委員組成：中央機關報編輯部代表二人（列寧、列·葉·加爾佩林），中央委員會二人（弗·威·林格尼克、弗·亞·諾斯科夫）以及第二次黨代表大會選出的委員一人（格·瓦·普列漢諾夫）。普列漢諾夫擔任總委員會主席。在這次代表大會以後的一段時期，黨總委員會曾站在布爾什維克的正確立場上。在普列漢諾夫轉向機會主義、孟什維克奪去了中央機關報以後，黨總委員會就成了孟什維克反對布爾什維克的工具。1905年召開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決定以黨的中央委員會為統一的中央領導機關，撤銷了黨總委員會。）去，不然我們就要製造分裂。於是分裂開始了。這樣，他們又一次踐踏了黨的意志。 下面就是這些罷工的編輯提出的要求： 「恢復《火星報》舊編輯部〈就是說，讓我們在編輯部占三個位置〉。 把一定數量的反對派分子〈即「少數派」〉加進中央委員會去。 讓反對派分子在黨總委員會中占兩個位置等等…… 我們提出的這些條件是使黨內不至發生威脅全黨生存的衝突的唯一保證。」（就是說，要滿足我們的要求，不然我們就要在黨內製造大分裂。）（註：《對同盟代表大會記錄的述評》第26頁。） 黨怎樣回答他們呢？ 黨的代表者（中央委員會）和其他同志向他們聲明說：我們不能違反黨代表大會的決議，選舉是代表大會的事情，可是我們仍然企圖恢復和平和一致，老實說，爭位置已經是可恥的了，而你們卻為了爭位置要來分裂黨，等等。 罷工的編輯們生氣了，他們不大自在，——他們確實是為了爭位置而發動鬥爭的，——他們把普列漢諾夫拉了過去（註：也許讀者要問：這位熱烈擁護過「多數派」的普列漢諾夫怎麼會轉到「少數派」方面去了呢？原來是他和列寧之間發生了意見分歧。當「少數派」暴怒起來並宣布抵制的時候，普列漢諾夫就認為必須完全讓步。列寧不同意他的意見。普列漢諾夫就漸漸傾向「少數派」了。他們之間的意見分歧更加擴大了，普列漢諾夫終於變成了列寧和「多數派」的反對者。關於這一點列寧寫道： 「……過了幾天，我真的同一位總委員會委員一起去見普列漢諾夫，當時，我們和普列漢諾夫的談話是這樣進行的： ——要知道，世界上有一種愛吵鬧的老婆〈即指『少數派』〉，對這樣的老婆必須讓步，免得她瘋瘋癲癲、當眾大吵大鬧起來。——普列漢諾夫這樣說道。 ——也許是這樣，但即使是讓步，自己也要保持力量，使更大的『吵鬧』不致發生。——我回答說。」 列寧和普列漢諾夫沒有達成協議。從這時起，普列漢諾夫就開始轉到「少數派」方面去了。 我們根據可靠的消息得知，普列漢諾夫又在離開「少數派」，並已創辦了自己的機關刊物《社會民主黨人日誌》（註：《社會民主黨人日誌》（《ДневнuкСоuuaл-Демокрama》）是格·瓦·普列漢諾夫主辦的不定期雜誌，1905年3月—1912年4月在日內瓦出版，共出了十六期。1916年《日誌》曾在彼得格勒復刊，但只出了一期。）。），開始干起◎第53頁◎他們的英雄事業來了。他們必須在「多數派」和「少數派」之間硬找出某種更「厲害的」「意見分歧」，藉以證明他們並不是為了爭位置。他們東找西找，結果在列寧的書中找到了一段話，如果把這段話同原文割裂開來，斷章取義地加以解釋，確實可以吹毛求疵地罵一通。「少數派」的領袖們暗中想道：這個主意妙極了，列寧是「多數派」的領導人，我們糟蹋了列寧，就能把黨拉到自己方面來。於是普列漢諾夫那一套論調就來了，說什麼「列寧及其追隨者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誠然，他們今天拚命攻擊的，就是他們昨天還在擁護的列寧書中的那種思想，但有什麼辦法：機會主義者之所以稱為機會主義者，正因為他們是不尊重原則性的。 這就是他們自己打自己嘴巴的緣故，這就是他們顛倒是非的根源。 但還不止於此。 過了一些時候，他們看出，除了幾個幼稚的人而外，誰也沒有理睬他們反對「多數派」和列寧的那種煽動，他們看到「事情」不妙，於是決定再來粉飾一番。同一個普列漢諾夫、同一個馬爾托夫和同一個阿克雪裡羅得又於1905年3月10日用黨總委員會的名義通過了一項決議，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同志們！〈他們向「多數派」說〉……雙方〈即「多數派」和「少◎第54頁◎數派」〉都曾屢次表示自己確信：現有的策略上組織上的意見分歧，並不是一種使雙方不能在統一的黨組織範圍內進行工作的意見分歧。」（註：《火星報》第91號第3版。）他們說，因此我們要召集同志裁判會（由倍倍爾等組成）來解決我們之間的小小爭執。 一句話，黨內的意見分歧不過是一種可以由同志裁判會來解決的意氣之爭，而我們大家——他們說——是一個統一的整體。 然而怎麼會這樣呢？人家居然號召我們這些「非馬克思主義者」到黨組織中去，說我們大家還是一個統一的整體等等……這是什麼意思呢？「少數派」的領袖們，要知道這是你們叛變了黨！難道可以委任「非馬克思主義者」擔負黨的領導職務嗎？難道社會民主黨內有「非馬克思主義者」立足的餘地嗎？或許是你們也叛變了馬克思主義，所以改變了陣線吧？ 然而，若要等待他們回答，就未免太幼稚了。原來這些妙不可言的領袖們在口袋裡裝著幾種「原則」，需要哪一種就掏出哪一種來。你看他們是多麼反覆無常呵！…… 所謂「少數派」的領袖就是這樣的。 不難想像，跟隨在這種領袖後面的嘍羅們，即梯弗利斯的所謂「少數派」該是些什麼樣的人了……還有一件不幸的事，就是尾巴有時不聽頭腦的指揮，不肯服從它。例如在「少數派」的領袖們認為可能調解並號召黨的工作人員取得一致時，而梯弗利斯的「少數派」及其《社會民主黨人報》卻繼續在那裡大鬧特鬧，說「多數派」和「少數派」之間的鬥爭是「生死存亡的鬥爭」（註：見《社會民主黨人報》創刊號。），所以我們一定要廝殺一番！真是各人唱各人的調子。 「少數派」埋怨我們把他們叫作機會主義者（無原則的分子）。◎第55頁◎可是，既然他們自食其言，既然他們出爾反爾，既然他們始終動搖，試問，這不叫作機會主義又叫作什麼呢？難道一個真正的社會民主黨人能常常改變自己的信念嗎？要知道，就連手帕也不是這樣經常更換的。 我們那些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一味固執地說，「少數派」具有真正的無產階級性格。真是這樣的嗎？好，我們來看看吧。 考茨基說：「無產者比較容易接受黨的原則，他傾向於不以一時情緒、不以個人利益或局部利益為轉移的原則性的政策。」 而「少數派」呢？他們也是傾向於這種不以一時情緒和其他東西為轉移的政策嗎？恰恰相反，他們經常搖擺，他們永遠動搖，他們憎恨堅定的原則性的政策，他們寧願採取無原則的立場，他們聽從一時的情緒的驅使。至於事實，我們早已知道了。 考茨基說：無產者喜愛黨的紀律，「無產者在他還是孤零零的個體時是沒有什麼力量的。他的全部力量，他走向進步的全部能力，他的一切希望和願望，都是從組織中……汲取來的。……」正因為如此，所以他不為個人利益所誘，不為個人榮譽所惑，他「在指定的任何崗位上都履行自己的職責，自願地服從那貫穿在他的全部情感和全部思想中的紀律」。 而「少數派」呢？他們也是這樣被紀律性所貫穿的嗎？恰恰相反，他們藐視黨的紀律，嘲笑黨的紀律（註：見《同盟代表大會記錄》。）。「少數派」的領袖們就是天字第一號破壞黨內紀律的人。請你們回想一下阿克雪裡羅得、查蘇利奇、斯塔羅維爾、馬爾托夫及其他不服從第二次代表大會決◎第56頁◎議的人們吧。 考茨基繼續說：「知識分子卻完全不是這樣的。」他服從黨的紀律是很勉強的，是迫不得已，而不是出於自願的。「他認為紀律只有群眾才需要去遵守，而上等人物是不必遵守的。至於他自己，當然是屬於上等人物之列的……李卜克內西是……理想的知識分子的榜樣，他充滿了無產階級的情緒，他……在指定給他的任何崗位上工作，他使自己完全服從於我們的偉大事業，並鄙視……知識分子一落到少數地位時……的那種頹喪的啜泣。這裡還可以舉馬克思為例，他從來沒有想要出什麼風頭，他在國際中不止一次地處於少數地位，每次他都十分嚴格地服從黨的紀律。」 而「少數派」呢？他們在什麼地方表現過「無產階級的情緒」呢？他們的行為象李卜克內西和馬克思那樣嗎？恰恰相反，我們看到「少數派」的領袖們並沒有使自己的「我」服從於我們的神聖事業；我們看到正是這些領袖們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落到少數地位時」，就沉溺於「頹喪的啜泣」；我們看到，在代表大會後，正是他們為了爭奪「頭等位置」而痛哭起來，並且正是為了爭奪這種位置而挑起了黨內的分裂…… 可敬的孟什維克，這就是你們的「無產階級性格」嗎？ 孟什維克向我們問道：那麼，為什麼某些城市的工人站在我們這方面呢？ 是的，不錯，在某些城市中工人們是站在「少數派」方面的，但這並不能證明什麼。在某些城市中工人們也跟著修正主義者（德國的機會主義者）走，但這並不是說修正主義者的立場是無產階級的立場，這並不是說他們不是機會主義者。有一次，連烏鴉也找到◎第57頁◎了玫瑰花，但這並不是說烏鴉就是夜鶯。難怪俗語說： 烏鴉一找到了玫瑰花， 就把自己當作夜鶯夸。 現在很清楚，黨內的意見分歧究竟是在什麼基礎上發生的。顯然，我們黨內暴露了兩種趨向：無產階級堅定性的趨向和知識分子動搖性的趨向。現在的「少數派」就是這種知識分子動搖性的表現者。梯弗利斯「委員會」及其《社會民主黨人報》就是這個「少數派」的馴服的奴隸！ 全部問題就在這裡。 誠然，我們那些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常常叫喊說他們反對「知識分子的心理」，並且他們還企圖責備「多數派」有「知識分子的動搖性」，但這很象一個賊偷了別人的錢，卻大聲叫喊：「捉賊呀！」 此外，大家知道，誰害什麼病，誰就老談這種病。 1905年5月由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選自《史達林全集》第1卷 高加索聯合會委員會印成小冊子第79—117頁 出版 原文是喬治亞文◎第5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