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與中國社會 · 梁山泊的社會基礎
一 流氓集團
在中國歷史上，有爭奪帝位的野心者不外兩種人，一是豪族，如楊堅、李世民等是。二是流氓，如劉邦、朱元璋等是。此蓋豪族有所憑藉，便於取得權力，流氓無所顧忌，勇於冒險。
豪族所憑藉的是什麼？吾國自古以農立國，土地是唯一的生產工具，也是唯一的權力基礎。但是四民之中，農民最苦。吾國的遺產繼承制，以諸子均分為主，縱是大農，一傳再傳之後，土地亦必細分，由大農變為小農，土地的生產已經不能維持一家的生活，而租稅又以田賦為主，農民受了苛稅的壓迫，結果便如晁錯所言：
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亡日休息……勤苦如此，倘復被水旱之災……賦斂不時……當具有者半價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
宋時司馬光亦說：
農民值豐歲，賤輸其所收之粟以輸官，比常歲之價或三分減二，於斗斛之數或十分加一，以求售於人。若值凶年，無谷可糶，吏責其錢（田賦）不已，欲賣田則家家賣田，欲賣屋則家家賣屋，欲賣牛則家家賣牛。無田可售，不免伐桑棗，撤屋材，賣其薪，或殺牛賣肉，得錢以輸官。一年如此，明年將何以為生乎？
農民窮苦如是，豪族則乘農民的窮苦，兼併了許多土地。豪族多出身於官僚，依政治上的權力，以武斷於鄉曲。春秋時代已有「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以作亂……殺子駟（當國）、子國（司馬）、子耳（司空），劫鄭伯以如北宮」之事。降至秦代，商鞅變法，「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漢興，循而未改，雖然西漢初年曾徙郡國豪傑以實園陵，然而強宗大族的勢力並不少衰，吾人觀刺史以六條問事，其中一條乃察「強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另一條又察「二千石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即可知之。然此壓制未必就有效果，宣帝時代有「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之言。到了東漢，「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三國時代，北方則「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地」。南方豪族亦「勢利傾於邦君，儲積富乎公室……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此種兼併經南北朝而至隋唐，雖然北朝及隋唐均施行公田之制，然田之分配並不平均，而豪族且有封固山澤之事。唐自永徽以後，「豪富兼併，貧者失業」。降至宋代，即在梁山泊草寇尚未出現以前，「勢官富姓占田無限，兼併冒偽，習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而他們又無科輸，國家復將他們所免繳的田賦分配給平民負擔，故史云：「強宗巨室阡陌相望，而多無稅之田，使下戶為之破產。」這種豪族不必自己耕耘，可將土地借給佃農，按時收租，遨遊都市，上結官府，下交遊士。一旦天下有變，他們常築塢堡以自衛。而有野心者則可率其部曲，做爭奪帝位的豪舉。
流氓呢？中國的流氓與羅馬時代的貧民不同，羅馬時代的貧民乃出身於公民階級，他們有公權（選舉權），他們可利用公權向國家及富豪勒索金錢，以維持自己的生活。他們在經濟上雖然沒有直接的貢獻，而卻有間接的作用。羅馬是奴隸社會，一切生產事業均由奴隸擔任，而奴隸則由戰爭的俘虜而來。所以羅馬只有不斷地打勝仗，不斷地侵服鄰國，不斷地擴張領土，而後奴隸的來源才不會斷絕。但是要向外國開戰，須有軍隊，而組織軍隊的人則為公民。因此，他們雖然窮苦，而在政治上及社會上尚有相當的勢力。中國的流氓既然沒有公權，而在經濟上又只有破壞的作用，沒有建設的作用，何以他們也有勢力？
中國的流氓又與現代的勞動階級不同，現代的勞動階級在許多國家雖然過著窮苦的生活，但是他們乃是生產要素之一，只要他們停止工作，社會的經濟就發生恐慌。中國的流氓不曾勞動，也不想勞動，社會並不依靠他們而存在，他們卻要依靠社會討生活。他們完全是一種過剩人口，縱令他們全部滅亡，也不妨害社會的存在，反而他們的滅亡卻可使社會的秩序因之安定。他們的地位既然如斯，何以他們竟有勢力？
中國是農業國家，中國的農業甚見幼稚。技術的幼稚已可妨害生產力的發達，而過小地耕種又令技術不容易改良。其結果，農民當然沒有儲蓄，而致再生產只能在同一規模上，不斷地反覆著。然而地力是有限的，收穫是遞減的，年年在同一的土地，作同一的耕種，收穫何能不年年減少。西漢在文帝時代，「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東漢時代生產力似已提高，「畝收三斛」。由三國而至晉代，一畝之收「或不足以償種」。降至唐代，「一頃出米五十餘斛」。到了宋代，太宗時，「畝約收三斛」，神宗時，「大約中歲畝一石」。然據呂惠卿之言，「田歲收來四五六斗」。生產力如斯低落，而又加之以水旱之災、賦稅之重，百姓遂「棄田流徙為閒民」。閒民增加，貧窮已經成為普遍的現象。
貧窮的普遍化就是暗示中國社會快要發生大亂了。王莽時代，「四方皆以饑寒窮愁，起為盜賊，稍稍群聚，常思歲熟，得歸鄉里，眾雖數萬，不敢略有城邑，轉掠求食，自闋而已」。晉惠帝時代，「頻歲大飢，百姓乃流移就谷」，「至於永嘉，喪亂彌甚，人多飢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終而引起流民作亂之事。隋煬帝時代，「百姓困窮，財力俱竭，安居則不勝凍餒，死期交急，剽掠則獲得延生，於是始相聚為群盜」。唐僖宗時代，「天下盜賊蜂起，皆出於饑寒」。至宋，稅重役繁，百姓多棄田不耕，「民罕上著」。而花石綱又復擾民，「方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游手之徒，起為亂，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此種歷史都可以證明：因貧窮而作亂的，多由流氓發動。他們沒有「身家性命」，而生活又不安定，生的快樂既未嘗過，死的苦痛也不恐怖。他們最肯冒險，由九死一生之中，突然地置身於雲霄之上。他們個人雖然沒有勢力，而成群結隊之後，就可以橫行江湖。紳士怕他們搗亂，農民怕他們魚肉，他們在中國社會上，乃是化外之民，隱然成為一個勢力。
流氓在中國歷史上曾演過重要的角色。他們常常變為流寇，先向最沒有抵抗力的農民肆行劫掠，而使疲敝不堪的農村，連餘喘也不能保。農村破壞之後，政府因田賦的減少，財政也日益窮匱，不能不用苛捐雜稅來刮索人民，然而一切刮索最後都轉嫁在農民身上。例如南宋理宗淳祐八年，陳求魯曾說：
常賦之入尚為病，況預借乎。預借一年未已也，至於再，至於三。預借三歲未已也，至於四，至於五。竊聞今之州縣有借淳祐十四年者矣。
其結果也，不但不能挽救國家財政的窮匱，並且還使農村愈益破產，於是政府成為怨府，而朝代隨之更易。西漢的綠林赤眉，東漢的黃巾，晉代的許多流寇，隋的竇建德、劉黑闥，唐的王仙芝、黃巢，宋的方臘、宋江，元的劉福通、徐壽輝，明的李自成、張獻忠，都使中央政府疲於奔命，朝祚因之斷絕，甚者且把整個的中國送給漠北民族。
梁山泊所代表的是什麼？不消說，它的構成分子，以流氓為主，最初投到梁山泊的是晁蓋等七人，晁蓋雖是山東濟州鄆城縣的富戶，但他不喜歡結交文人，「專愛結識天下好漢」（《水滸傳》第十三回），其下有吳用為不第秀才，公孫勝為雲遊道人，劉唐漂泊江湖，沒有一定職業，三阮打魚為生，並做私商勾當，白勝則為閒漢。梁山泊的好漢大率出身於流氓，沒有正當的職業，或在山林「剪徑」，或在湖裡「揩油」，我們雖然佩服他們的義氣，而對於他們「逼上梁山」的環境，也該予以相當的同情，但不宜因佩服與同情，而諱言他們的出身。
二 經濟生活
「有福同享，有苦同受」，是他們的口號，「大秤分魚肉，小秤分珠寶」，是他們的生活。由這口號與生活觀之，可知梁山泊集團只是幫會，而非政黨。幫會依義氣而結合，政黨依主義而團結。在幫會，既已加入，就不許中途脫離；中途脫離，視為不義之事。在政黨，政見相同，是我的同志；政見改變，又變成我的敵人。改變之人道德上毫無過惡，視之為敵之人，道德上也無反於友誼。幫會只能橫行江湖，依「有福同享，有苦同受」的觀念，互相合作，縱有小愆，亦不能奪其「福」，而加以「苦」。反之，政治所需要者乃是刑賞，管子有言：
明主之治也，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
商鞅之言，更合於為政之道，他說：
有功於前，有敗於後，不為損刑。有善於前，有過於後，不為虧法。
這種不顧過去之功與善，只看目前之敗與損，在幫會是辦不到的。
幫會的組織均以下層階級為基礎。他們多無產業，所以他們的團體關於經濟方面，常接近於共產主義。不過他們的共產主義不是生產上的共產主義，而是消費上的共產主義。在古代，不但流氓團體只能實行消費上的共產主義，就是學者也只能主張消費上的共產主義。這不是因為他們思想幼稚，而是因為當時的經濟條件只能產生這種幼稚的共產主義。何以故呢？古代工業未曾發展為大工業，手藝匠乃個個獨立，而表現為生產上的個人主義。要令生產者合作，非常困難。反之，人們的生活條件卻很簡單，任誰都沒有特別的欲望，他們在消費方面頗能一致。因此之故，遂使古代的共產主義只能取消費形式，不能取生產形式。
梁山泊的共產主義是消費上的共產主義，不是生產上的共產主義。但是有了生產，而後才配談分配。他們不是生產者，他們的貨財從什麼地方得到呢？固然他們首領之下有許多嘍囉，他們的經濟生產就是築在嘍囉制度之上。但是嘍囉又和希臘羅馬時代的奴隸不同，不是用「汗」來生產主人的生活品，乃是用「血」來略掠別人的生活品，以供主人之用。但是他們的生活既然不依靠他們自己的生產，所以「仗義疏財」及「劫富濟貧」遂成為他們的最高道德。即他們的共產主義並不想改變生產形式，只想劫掠富人的貨財，把各種消費品另行分配。這種「劫富濟貧」的觀念，不但流氓階級視為最高道德，就是普通人民也視為合於天理。按古代財富的集中，就其原因與結果言，都與現代資本的集中不同。現代資本的集中由於競爭所致，而競爭可以改良技術，而增加工業生產力。古代財富的集中則由豪強利用高利貸的方法，尤其是政治手段，來剝削一般農民。這個方法是減低而不是提高生產力的。並且現代資本家在自由競爭之下，要想維持自己的存在，須將利潤儲蓄起來，藉以添置設備，改良技術，至於個人所得消費的不過其中小部分而已。反之，古代富人沒有這個必要。他們利潤的來源非在於技術的改良，而在於過度的刮索。他們刮索所得的金錢均供為個人享樂之用，所以財富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上，並不是生產力的發展，而只是消費品的集積。然而這種消費品又不是個人所能消費得完，所以把它分散給大家同用，不但不會減少社會的生產力，反而可以促進貨財的流通。古人以仗義疏財為最高道德，用此以結交朋友，用此以增加權力，其原因實在於此。
三 倫理觀念
人類的生活方式，決定了人類的倫理觀念。
據社會學者所言，澳洲土人不以殺兒為不道德的行為，因為他們過的是遊牧生活。生了一個兒子，未到四五歲，而又生了一個兒子，不但無法養育，而且行動不便，所以只有把後生的殺死。美洲土人對其家中老人，往往置之死地，而不視為悖理的事。因為他們過的也是遊牧生活，而生產力又甚幼稚，一人一天的生產只能維持一人一天的生活。年老的人既然不能隨群奔走，而又無法覓食，所以只有聽其死亡，使他不受現世的苦痛。
倫理觀念隨生活方式而不同，而生活方式又隨階級而不同。
紳士生在財主家裡，幼有保姆看護，壯有師傅訓導，到了長大，又繼承祖宗的財產，過其安樂的生活。試問他們的生活何以這樣安樂？因為他們有財產。他們的財產從哪裡得來？由於祖宗遺留。他們享受現世安樂的生活，不能不回想到安樂生活的來源，既然回想到安樂生活的來源，當然對於祖宗，感恩戴德，油然發生一種孝的情緒。紳士以「孝為百善先」，是有理由的。但是祖宗的財產何以不被別人搶去？因為有國家的保護。國家是誰人的國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國家當然是皇帝的國家。我們現在安樂的生活，由於祖宗的財產，而祖宗的財產所以能夠存在，又由於國家的保護，即由皇帝的保護，則我們為了感恩戴德，而須盡孝於祖宗，當然也須感恩戴德，而盡忠於皇帝了。
紳士階級的道德是「忠」、「孝」二字。
流氓呢？流氓生在窮人家裡，他們自呱呱墜地以來，除了母親的乳汁之外，未嘗受過祖宗的餘蔭，有時連母親的乳汁，還要讓給財主的子弟去吸。他們幼年的生活未必比雞豚為優，因為雞豚養大了之後，可以賣給別人，其利益是直接的，而兒子有沒有「出息」，還是不可知之數。他們稍稍長大，就幫助父母，從事各種勞動，或入山陵討柴，或到河邊撈魚，或則上街賣油條，家庭的幸福既未享過，對於家庭，當然沒有愛情。反之，他們討柴、撈魚、賣油條的時候，為了預防野獸及暴徒的來襲，則常結伴同行。這個時候，朋友是他們寂寞的安慰者，又是他們生命的扶助者。到了他們長大，流浪江湖，朋友的重要更見增加。他們看重朋友，以義氣為最高道德，實是環境使然。朋友愈多，則他們的義氣範圍愈廣，超過一定限度之後，很容易由愛惜朋友的義，變為愛惜人類的仁。
流氓階級的道德是「義」字，而發揚光大之後，則成為「仁」。
梁山泊是流氓所組織的團體，所以他們重義而不重孝。孝子王進不上梁山，而最初出現於《水滸傳》的好漢便是氣死母親的史進（《水滸傳》第一回）。宋江雖有孝義黑三郎的綽號（《水滸傳》第十七回），但若研究其生平行為，尚不能稱為養志。其他的人更談不到什麼「孝」字。李逵雖然動於孝思，回家取娘，然而半路就送給老慮充飢（《水滸傳》第四十二回）。這個事情可謂世上最悲慘的事，然而李逵回山，訴說殺虎一事，宋江竟然大笑，眾好漢也沒有安慰的話（《水滸傳》第四十三回）。假使李逵所取的非其母，而是其友，則難保梁山泊諸好漢不責李逵謀事不慎。重友而不重親，不是因為他們沒有道德，乃是因為他們的倫理觀念與紳士的倫理觀念不同。
然而他們卻極重視義氣，魯智深在菜園舞起鐵禪杖，因為林沖一聲喝彩，即認為知己（《水滸傳》第六回）。後來，林沖受了高太尉陷害，刺配滄州，魯智深便一路跟去，暗中保護，走到野豬林之時，董超、薛霸將林沖縛在樹上，舉起水火棍，望林沖腦袋劈了下去，而樹後忽然飛來了鐵禪杖，救林沖於將死，魯智深又直送林衝到滄州（《水滸傳》第八回）。這種義氣還可以說是林沖是他的知己。「士為知己者死」，這句話只唯下層階級方能做得出來。楊雄吃酒半醉，途中為張保等搶去財物，石秀挑著一擔柴來，路見不平，便放下了擔，一拳一個，都打得東倒西歪，楊雄方才脫身，而與石秀結拜為兄弟（《水滸傳》第四十三回）。此種路見不平，奮不顧身，恐非士大夫能夠做到。他如武松為施恩而打蔣門神，施恩亦三入死囚牢去看武松，這都是出於「義」字。吾人以「義」為下層階級的倫理觀念，並不杜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