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言志辨 · 二 詩體正變
六朝論文，可以梁昭明太子和元帝兄弟為代表。昭明《文選序》別裁經、子、辭、史，以為都不是文；他注重「綜緝辭采」，「錯比文華」，舉「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為文的標準。「事」是事類，就是典故；「藻」指譬喻，也兼指典故。「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是善於用事，善於用比的意思。元帝《金樓子·立言》篇說：「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又說：「文者，惟須綺穀紛披，宮征靡曼，唇吻遒會，情靈搖盪。」所謂「綺穀紛披」，也當指用事用比而言。六朝論詩，可以鍾嶸和劉勰為代表。《詩品序》指出：「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盪性情，形諸舞詠。」可是當時的詩：
顏延、謝莊尤為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理乎？
《文心雕龍·明詩》篇也道：
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
「競須新事」明指用事，「辭必窮力而追新」似乎也指的用事用比，都可見當時風氣。但由鍾、劉兩家的話，知道求「新」更為當時作者所重。
「新」是創造，對舊而言是「變」；隋、唐以來，「新變」往往連稱。《南齊書》五十二《文學傳論》道：
習玩為理，事久則瀆。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
這裡說能求「新變」才能獨自成家，雄長一代。《梁書》四十九《庾肩吾傳》道：
齊永明中，文士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為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尚麗靡。
用事用比之外，聲律也是求得「新變」的一條路。又《梁書》三十《徐摛傳》說他：
屬文好為新變，不拘舊體。
當時不滿這類「新變」的，或以為「拘攣補衲」而失自然，或以為「轉拘聲韻」而「傷真美」；但「不拘舊體」也該是貴古者的一種口實。《隋書》十五《音樂志》道：
開皇中，……有曹妙達、王長通、李士衡、郭金樂、安進貴等，皆妙絕弦管，新聲奇變，朝改暮易，持其音技，估炫王公之間，舉時爭相慕尚。高祖病之，謂群臣曰：「聞公等皆好新變，所奏無復正聲，此不祥之大也。……」
這裡「正聲」與「新變」對舉。樂尚「新變」，「無復正聲」；文好「新變」，「不拘舊體」，道理是一樣的。隋高祖以「無復正聲」為病，也該有人以「不拘舊體」為病。《文心雕龍·通變》篇就有這個意思，下文詳論。
風雅正變的「變」，指的「政教衰」、「紀綱絕」，指的時世由盛變衰。這裡並不曾應用那影響巨大的《易傳》的「變」的哲學。《易·繫辭傳》道：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下）。
這似乎是「變」的哲學的綱領。「變」與「通」是連著的，而「通」與「窮」是對著的。「通」才能「久」，「久」便無窮。《繫辭傳》又道：
變通莫大乎四時（上）。
荀爽註：「四時相變，終而復始也」（《周易集解》十四）。這似乎是一種循環論。但是無論如何
變通者，趣（趨）時者也（下）。
「趣時」就不至於固執了。又道：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上）。
道與器都可以「變」「通」而成事業，所以
變而通之以盡利（上）。
通變之謂事（上）。
「變」的作用如此之大，風雅正變的「變」顯然跟這種「變」不相干。「新變」的「變」倒似乎有意無意間在應用著這種哲學。我們可以說梁、陳以至隋、唐之際，文論開始採用了這種「變」的哲學。
通變說的應用固然可以解釋求新，而在求新成為風氣之後，這一說卻也可以幫助復古論者張目。《文心雕龍·通變》篇就有這個傾向。
夫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有常之體也。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此無方之數也。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於新聲。故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然綆短者銜渴，足疲者輟塗。非文理之數盡，乃通變之術疏耳。……搉而論之，則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艷，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及訛，彌近彌澹。何則？競今疏古，風味氣衰也。
今才穎之士刻意學文，多略漢篇，師範宋集。雖古今備閱，然近附而遠疏矣。夫青生於藍，絳生於蒨，雖逾本色，不能復化。桓君山云：「予見新進麗文，美而無采，及見劉、楊言辭，常輒有得。」此其驗也。故練青濯絳，必歸藍蒨；矯訛翻淺，還宗經誥。斯斟酌乎質文之間，而櫽栝乎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矣。……若乃齷齪於偏解，矜激乎一致，此庭間之回驟，豈萬里之逸步哉！
文中承認「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數必酌於新聲」。但像當時那樣「競今疏古」，蔽於偏而不知全，便不免千篇一律，「風味氣衰」。文中論「宋初訛而新」，「訛」，化也，又有「妖」義；「新」而不「雅」，「新」而失正，「新」得過了分，便是「訛」。「訛」自然不會「淳」，「淳」是濃，是厚，不淳就薄了，「澹」了。這時候好像「文理之數盡」，走投無路；其實也不然。只要「矯訛翻淺，還宗經誥」，「斟酌乎質文之間，而櫽栝乎雅俗之際」，還可通變起去，路還是「無窮」的。清代紀昀評這一段道：
彥和以通變立論。然求新於俗尚之中，則小智師心，轉成纖仄。……故挽其返而求諸古。蓋當代之新聲既無非濫調，則古人之舊式轉屬新聲。復古而名以通變，蓋以此爾。
這番話透徹的說出復古怎樣也是通變，解釋劉氏的用意最為確切。
劉氏以復古為通變，雖然近於循環論，但確是創見；他針對當時的情形，給指出了一條新路。不過他的意見在當時似乎沒有發生什麼影響，他的影響直到唐代才顯著。首先以復古號召的是陳子昂，他在《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的敘里劈頭便道：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征者。仆嘗暇時觀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嘆。竊思古人，常恐逶迤頹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陳伯玉文集》一）
他要將詩還到風雅，還到漢、魏；他作《感遇詩》三十八章，是學阮籍的。盧藏用給他的文集作序，說道：「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卓立千古，橫制頹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又說：「至於感激頓挫，微顯闡幽，庶幾見變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際者，則《感遇》之篇存焉。」（《全唐文》二三八）所謂「質文一變」，所謂「變化之朕」，正是《文心·通變》的意思。李白繼子昂之後提倡詩「復古道」，他說「梁、陳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與！」（《本事詩·高逸》第三）他的古風第一首論的更詳：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荊榛；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揚、馬激頹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聖代復玄古，垂衣貴清真。群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眾星羅秋旻。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李太白集》三）
「大雅久不作」，「正聲何微茫」，「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也將「正」「變」對舉。所謂「正聲」，就是《詩譜序》的「風雅正經」；不過「廢興萬變」的「變」，卻是「以其人」兼「以其時」，「憲章已淪」也如此。「綺麗」似乎側重「其人」，側重詩體的「變」，但也還是「時為之」，所以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詩末說唐代「復玄古」，「貴清真」；「清真」就是《詩品序》所謂「自然」，也就是太白《贈江夏韋太守良宰》詩里所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集》十一）。「綺麗」是「文勝質」，他要的是「文質相炳煥」，《文心》所謂「斟酌乎質文之間」。他雖然說過「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本事詩·高逸》第三），可是還只作五七言詩，而七言更多；七古和七絕兩體且都成立在他手裡。他的復古其實是革新，其實也是通變。
韓愈是提倡古文的第一個人。他在《與馮宿論文書》里將「應事」而作的「俗下文字」與「古文」對立（《韓昌黎集》十七）；又在《答劉正夫書》里說為文「宜師古聖賢人」（《集》十八）。他所師的古聖賢人，《進學解》列出詳目：
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云、相如，同工異曲。（《集》十二）
這就是《答李翊書》中所謂「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集》十六）。他「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所謂「通其辭」，便是「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題歐陽生哀辭後》，《集》二十二）。他雖說過要「直似古人」（《與馮宿書》），但「取其句讀不類於今」，其實正是「惟陳言之務去」（《答李翊書》），是自造新語。《舊唐書》一六○本傳說得好：
〔愈〕常以為自魏、晉已還為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矣。故愈所為文務反近體，杼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
李翱《祭吏部韓侍郎文》也道：「六經之學，絕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於文」（《李文公集》十六）。韓愈的復古還只是通變。後來到了宋代，古文已成正宗，所以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說「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東坡先生全集》十七）。在唐為變，在宋卻成「正」了。通變而以復古號召，就是利用這種循環論，以便取得正宗的地位。韓愈門下還有個皇甫湜，論文尚奇，更見出「務反近體」，自造新語的師傳。他有《答李生第二書》道：
夫謂之奇，則非正矣，然亦無傷於正也。謂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謂不如常者，謂不如常，乃出常也。無傷於正而出於常，雖尚之亦可也。……夫文者非他……言之華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務奇，然亦無傷於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難也。（《皇甫持正文集》四）
「奇正」本是兵家語，《孫子》卷五《勢》篇道：
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
所以「變」有「奇」義，《文選·西京賦》「盡變態乎其中」，薛綜註：「變，奇也。」六朝論文，就有「奇變」的話。《宋書》六十九《范曄傳·獄中與諸甥侄書》道：「『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可見皇甫湜尚奇，也不外乎求變。
唐代古文雖一直以復古為通變，詩卻從杜甫起多徑趨新變，而且「奇變不窮」。杜甫並不卑視齊、梁，而是主張「轉益多師」；又頗用心在新興的律詩上，他要「遣辭必中律」（《橋陵詩》三十韻《杜少陵集詳註》三），並且自許「晚節漸於詩律細」（《遣悶呈路曹長》，《集》十八）。他「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集》十），明王世貞《藝苑卮言》卷四說他「以獨造為宗」，是不錯的。作詩這樣「以獨造為宗」的，杜甫以後，得推韓愈。歐陽修《六一詩話》道：
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為文章末事。故其詩曰：「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和席》八十二韻，《集》十）也。然其資談笑，助諧謔，敘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
「資談笑，助諧謔」，已經是「獨造」了，而《薦士詩》稱孟郊「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集》三十二），也是自白，更見出他「獨造」的工夫。他雖「以詩為文章末事」，可是獅子搏兔，還是用全力的。杜、韓兩家影響宋詩最大。但宋人有說韓詩是「押韻之文」的，有說他「以文為詩」的；似乎他的「獨造」比較杜為甚，他是更趨向新變些。杜、韓兩家卻都並「不自知其變」；得等到宋代才有以他們為變的讀者。第一個能察變的人該推蘇軾。他《書黃子思詩集後》道：
余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跡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為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全集》六十七）
又曾說道：
書之美者莫如顏魯公，然書法之壞自顏始。詩之美者莫如韓文公，然詩格之變自韓始。（《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十七引）
所謂「天成」「自得」「超然」「高風絕塵」，只是自然和渾成的意思，跟書法的「蕭散簡遠，意在筆畫之外」相通。蘇氏看出李、杜、韓極詩之變，恰如顏、柳「極書之變」一般；但那「高風絕塵」的衰息，他還是在低徊惋惜著的。文體的變是有意的復古的主張，所以他說「復歸於正」；詩體的變只是自然的求新的趨向，所以他不免懷古的口吻。後來朱子也論到詩體的變，他《答鞏仲至（豐）書（四》）道：
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為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為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為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朱文公文集》六十四）
所謂「古人之風」，也指的「高風遠韻」。但他以「高風遠韻」為「根本準則」，便和蘇氏有些出入。他說「坡公病李、杜而推韋、柳，蓋亦自悔其平時之作而未能自拔者」（《答鞏書》三，《集》六十四），就指的《書黃子思詩集後》那一篇里的話。「病李、杜」顯然不合蘇氏原意；說他「自悔其平時之作」，似乎也出於成見。
不過這種以「高風遠韻」為正宗的意見，後來卻成了一般的意見。如劉克莊的《韓隱君詩序》道：
後人盡誦讀古人書，而下語終不能仿佛風人之萬一，余竊惑焉。或古詩出於情性，發必善，今詩出於記問博而已。自杜子美未免此病。（《後村先生大全集》九十四）
又《竹溪詩序》道：
唐文人皆能詩，柳尤高，韓尚非本色。迨本朝則文人多，詩人少。三百年間，雖人各有集，集各有詩，詩各自為體，或尚理致，或負材力，或逞辨博，少者千篇，多至萬首，要皆經義策論之有韻者，亦非詩也。（同上）
劉氏對杜、韓兩家都有微詞。嚴羽《滄浪詩話》也道：
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蓋於一唱三嘆之音有所歉焉。（《詩辨》）
所謂「仿佛風人」，所謂「一唱三嘆之音」，都就是「高風遠韻」。這種意見又是復古的傾向，但也還是為的通變。原來宋詩自黃庭堅以來，有意的求新求變求奇。他指出「以俗為雅，以故為新」的法門，說是「舉一綱而張萬目」，並且說這是「詩人之奇」（《再次韻楊明叔詩》引，《山谷詩內集》十二）。又倡所謂奪胎換骨法，說道：
詩意無窮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窺入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冷齋夜話》）
這又是「以故為新」的節目。黃氏開示了這種法門，給後學無窮方便；大家都照他指出的路子「窮力追新」，這就成了江西詩派——惟其有法門可以傳授，才能自立宗派。但宗派既成，沿流日久，又不免劉勰說的「齷齪於偏解，矜激乎一致」，「競今疏古，風味氣衰」。於是乎從朱子起又有了復古論。這回的復古的理論到了明代實現，所謂「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但也造成了一種新風氣。
文到六朝成為專科之學。范曄作《後漢書》，創立《文苑列傳》，鍾嶸定《詩品》，劉勰論《文心》，都在此時。而劉氏更注重文體的代變。《時序》篇開端道：「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接著就從陶唐敘到江左，作一斷語：
故知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
《文心》上篇論列各體，也都詳述源流遷變。在前沈約已經論到文體的變，《宋書》六十七《謝靈運傳論》中道：
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為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
以下直敘到宋代的顏、謝為止。但劉氏論文，專門名家，詳備自然遠在沈約之上。他們這些文字卻都是我國文學史的開山之作，見出獨具手眼。根柢在他們能識變；而這又是跟當時追求「新變」的風氣相應的。劉勰以後，論「文變」的便多起來。唐人修六朝史書，多有文苑傳或文學傳，傳各有序或論，皆論「文變」；並且多引《易傳》「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二語（《賁卦彖辭》，《周易》三）為論據，正見出六朝以來的風氣。文士著作中也有論的，前引盧藏用的《陳子昂集序》末雲，「故粗論文變而為之序」，便是一例。這些都是通論歷代「文變」；至於專論一代的，似乎從宋祁《唐書》二○一《文藝傳序》創始。他說「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王、楊是一變，燕、許是一變，韓愈又是一變。專論詩體的變的也有通論和斷代的分別。嚴羽《滄浪詩話》有《詩體》一篇，辨析歷代詩體最細；他分唐詩為「唐初」「盛唐」「大曆」「元和」「晚唐」五體，是至今通行的「四唐」說的源頭。
「文變」是指詩文體的變；這個「變」是「患凡舊」，是「化而裁之」，是「趣時」。復古也罷，求新也罷，「變」的總是新的；「變」能成體，這新的就是好的，即使未必是更好的。「變則通，通則久」，「變」是可喜的。明白了通變的道理，便不至於一味的隆古賤今，也不至於一味的競今疏古，便能公平的看歷代，各各還給它一副本來面目。分體或分期，就為的看清楚這些個本來面目。唐代的詩比歷代盛，也比文盛，所以嚴氏分體最多。後來論詩體的也特別注重唐代。元時楊士弘選錄唐詩，成《唐音》一集，敘目里說唐人選唐詩多載中晚唐人詩，盛唐詩甚少，宋人選唐詩也多載晚唐人詩。他原來也只能讀到這些選本，後來才得著人家收藏的許多初唐、盛唐詩，「於是審其音律之正變，而擇其精粹，分為『始音』，『正音』，『遺響』，總名曰《唐音》。」他將嚴氏的五體並為「唐初」，「盛唐」，「中唐」，「晚唐」四體；所謂「中唐」，包括「大曆體」「元和體」，是楊氏新立的名目。這樣就見得整齊了。唐、宋人選詩側重中晚唐，正是《文心》所謂「近附而遠疏」；楊氏採取嚴羽的理論，分期精擇，便公平得多。他特別注重音律，所以集名《唐音》，又以「音」「響」標目。敘目里道：
夫詩之為道，非惟吟詠情性、流通精神而已，其所以奏之郊、廟，歌之燕、射，求之音律，知其世道，豈偶然哉？
律體新創於唐代，古詩和律詩的分別就在音律上；重音律正是唐詩的面目。楊氏看清楚了這副面目，所以說「審其音律之正變」，又說「求之音律，知其世道」，「世道」就是「時」。「音律之正變」雖「以其時」，更「以其人」、以其詩，所以他的「正音」里有「唐初」和「盛唐」，也有「中唐」和「晚唐」，前二者為一類，後二者又為一類。他說「世次不同，音律高下雖各成家，然體制聲響相類」，可見所重在「其人」、其體、其詩。他的「始」「正」之分是「以其人」兼「以其時」；「正」「遺」之分是以其詩、「以其人」兼「以其時」。
明初高棅的《唐詩品匯》承《唐音》而作，《總敘》里說得明白；他也採取嚴羽的詩論，並見《總敘》中。《總敘》論唐詩的變道：
有唐三百年詩，眾體備矣，故有近體、往體長短篇，五七言律、絕句等制。莫不興於始，成於中，流於變，而陊之於終。至於聲律、興象、文詞、理致，各有品格高下之不同。略而言之，則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殊。
「詳而分之」：「貞觀、永徽之時」是「初唐之始制」，「神龍以還，洎開元初」是「初唐之漸盛」。「開元、天寶間」是「盛唐之盛」。「大曆、貞元中」是「中唐之再盛」。「下洎元和之際」是「晚唐之變」，「降而開成以後」是「晚唐變態之極；而遺風餘韻猶有存者焉」。這是後來所謂「四唐」；初、盛、中、晚各有定限，不僅僅是分體，而且是分期。按這個分期，初唐不包括高祖時代，中唐也太短，還不甚適用。明末沈騏在《詩體明辨》的序里分唐詩為「四大宗」，修正了這兩處。後來便照兩家所論，限年分期：初唐從高祖武德元年算起，到玄宗開元初，約一百年間（西元六一八至七一三）。盛唐從開元元年到代宗大曆初，約五十年間（七一三至七六六）。中唐從大曆元年到文宗太和九年，將高氏所謂「晚唐之變」併入，約八十年間（七六六至八三五）。晚唐從文宗開成元年到昭宗天祐三年，約七十年間（八三六至九○六）。至今通行的四唐說便是如此。雖然有人根本反對這個分期，也有人推敲各期的界劃，但是四唐說漸漸為一般論詩者所公認，並且流行至今；因為它給人方便，讓人更清楚的看見唐詩的種種面目。在我國文學史上，四唐說是唯一的斷限的分期；一般論文的人總害怕「支離割剝」，所以嘗試這種斷限的分期的絕無僅有。從現在看來，這一說實在是一個重要的創始。而這個創始還是以「文變」說為依據。《品匯·總敘》說選詩「校其體裁，分體從類，隨類定其品目，因目別其上下，始終正變，各立序論」。品目有九，稱為「九格」。初唐是「正始」。盛唐是「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是「接武」。晚唐是「正變」，「餘響」。方外異人等是「旁流」。初、盛、晚各自為「正」，中唐「接武」自然也有其為「正」者。《總敘》又道：
誠使吟詠性情之士觀詩以求其人，因人以知其時，因時以辯其文章之高下，詞氣之盛衰，本乎始以達其終，審其變而歸於正，則優遊敦厚之教，未必無小補雲。
這裡以詩為主，因詩及人，因人及時，再因時及詩，跟風雅正變說專「以其時」的大不相同了。「審其變而歸於正」一語雖然側重在「正」，但這個「正」並不是風雅正變的「正」，而是「變之正」，「趣時」的「正」；高氏以為一「時」的詩自有其「正」，他對於「時」是持著平等觀的。
論「文變」的人，對於「時」多少持著平等觀，但也還不免貴遠賤近或「競今疏古」的偏見；前者如《滄浪詩話》詆抑中晚唐詩，後者如《唐音》不錄李、杜、韓三家。明末清初以來，公正不頗的平等觀才漸漸出現。顧炎武《日知錄》二十一《詩體代降》條云：
《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辭》，《楚辭》之不能不降而漢、魏，漢、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勢也。用一代之體，則必似一代之文，而後為合格。
詩文之所以代變，有不得不變者。一代之文沿襲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語。今且千數百年矣，而猶取古人之陳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為詩，可乎？故不似則失其所以為詩，似則失其所以為我。李、杜之詩所以獨高於唐人者，以其未嘗不似而未嘗似也。知此者「可與言詩也已矣」。
所謂「沿襲已久」，便是《南齊書·文學傳論》說的「彌患凡舊」。顧氏能從詩體上確切斷定詩有「不得不變」之「勢」，是他的獨到處；雖然他又說「不能不降」，還不免「伸正而詘變」的意思。至於「未嘗不似而未嘗似」，該是前引汪琬所謂「變而不失正者」，不過顧氏專就詩體立論罷了。稍後葉燮作《原詩》，論盛衰正變，更見通達明曉。他道：
自有天地以來，古今世運氣數，遞變遷以相禪。古雲，天道十年一變，此理也，亦勢也。無事無物不然。寧獨詩之一道膠固而不變乎？今就《三百篇》言之，風有正風、有變風，雅有正雅、有變雅。風雅已不能不由正而變，吾夫子亦不能存正而刪變也。則後此為風雅之流者，其不能伸正而詘變也明矣。
這裡「不能伸正而詘變」，真是一語破的。又道：
詩之為道，未有一日不相續相禪而或息者也。但就一時而論，有盛必有衰；綜千古而論，則盛而必至於衰，又必自衰而復盛。非在前者之必居於盛，後者之必居於衰也。（《內篇》）
又道：
且夫風雅之有正有變，其正變系乎時，謂政治風俗之由得而失，由隆而污。此以時言詩，時有變而詩因之。時變而失正，詩變而仍不失其正。故有盛無衰，詩之源也。吾言後代之詩有正有變，其正變系乎詩，謂體格、聲調、命意、措辭新故升降之不同。此以詩言時，詩遞變而時隨之。故有漢、魏、六朝、唐、宋、元、明之互為盛衰，惟變以救正之衰。故遞衰遞盛，詩之流也。（同上）
他指出詩在「相續相禪」，無日或息，就是說詩老是在「變」；其間「遞衰遞盛」，不能說在前必盛，在後必衰。而「後代之詩」「正變系乎詩」，系乎體，「詩遞變而時隨之」，所以當「以詩言時」，跟風雅正變說「以時言詩」不同。他又道：
或曰：「溫柔敦厚，詩教也。漢、魏去古未遠，此意猶存，後此者不及也。」不知溫柔教厚，其意也，所以為體也，措之於用則不同。辭者，其文也，所以為用也，返之於體則不異。漢、魏之辭，有漢、魏之溫柔敦厚；唐、宋、元之辭，有唐、宋、元之溫柔教厚。……（同上）
這也就是高棅說的「審其變而歸於正，則優遊敦厚之教未必無小補」，不過更為直截了當罷了。詩體正變說經葉氏這一番闡發而大明。
歷來倡復古的都有現成的根據；主求新的卻或默而不言，或言而不備。葉氏論詩體正變，第一次給「新變」以系統的理論的基礎，值得大書特書。他說「詩之源流本末、正變盛衰，互為循環」，「惟正有漸衰，故變能啟盛」：
如建安之詩，正矣，盛矣，相沿久而流於衰。後之人力大者大變，力小者小變。六朝諸詩人間能小變，而不能獨開生面。……迨開、寶諸詩人始一大變。……杜甫之詩，包源流，綜正變，……巧無不到，力無不舉，長盛於千古，不能衰，不可衰者也。……唐詩為八代以來一大變，韓愈為唐詩之一大變，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為鼻祖。……愈嘗自謂「陳言之務去」。……晚唐詩人亦以陳言為病，但無愈之力，故日趨於尖新纖巧。至於宋，人之心手日益以啟，縱橫鉤致，發揮無餘蘊。……如蘇軾之詩，其境界皆開闢古今之所未有，天地萬物，嬉笑怒罵，無不鼓舞於筆端而適如其意之所欲出。此韓愈後一大變也，而盛極矣。自後或數十年而一變，或百餘年而一變，或一人獨自為變，或數人而共為變，皆變之小者也。其間或有因變而得盛者，然亦不能無因變而益衰者。（同上）
變有小大，「有因變而得盛者」，也有「因變而益衰者」。「伸正而詘變」並非全無理由；只是向來「伸正而詘變」的不加辨別，一筆抹殺，卻不合道理。這段話發揮「變」的意義最為詳切，真可算得「毫髮無遺憾」。葉氏竭力攻擊明代的復古派，但又似乎不願意贊助求新的公安派和竟陵派，因為一個太率，一個太僻。他所以自辟蹊徑來論盛衰正變；他的求新的傾向其實還是跟那兩派一致的。稍後王士禎倡「神韻」，再後沈德潛倡「格調」，又都以復古為通變。但袁枚接著倡「性靈」，翁方綱接著倡「肌理」，詩又趨向新變。直到「文學革命」而有新詩，真是「變之極」了。新詩以抒情為主，多少合於所謂「高風遠韻」，大概可以算得變而「歸於正」罷。
葉氏說詩的正變盛衰，「互為循環」；又說「惟正有漸衰，故變能啟盛」，就是「循環」的註腳。在前明代王世貞也曾偶然見到這裡，他在《藝苑卮言》卷四中道：
衰中有盛，盛中有衰，各含機藏隙。盛者得衰而變之，功在創始；衰者自盛而沿之，弊由趨下。……此雖人力，自是天地間陰陽剝復之妙。
這裡論盛衰正和葉氏合拍，而語更詳。按這個說法，我們也可以說「變中有正，正中有變」。「變」本來還有「更相生」一義，見於《淮南子·原道》篇高誘注，正可以用在此處。正變相生是「循環」，王世貞的話是一例。但說「循環」的倒不一定相信循環論，照《原詩》所說，這個「環」其實是越來越大的。所以變而成體，就那一體而論，變固然是好的；綜所有的體而論，這一變有加富增華之功，又是更好的。向來論「文變」的多說「變」而少說「正」，好像有變而無正似的。其實不然。他們的意思，變不一變，正也非一正；由正而變，變可以成正，但後正跟前正不一樣，所謂「措之於用則不同」，「返之於體則不異」；而這個後正又將復變，如此的循環不窮。蘇軾說韓愈出而天下之文「復歸於正」，高棅說「審其變而歸於正」，該都是變而成正的意思。這個「正——變——正」便是「文變」的程式，和德國大哲海格爾「正——反——合」的辯證法頗有相似處；而變總是有道理的，也合於他所說「凡現實的都是有道理的」。「文變」雖然兼詩文體而言，而以《易傳》「變」的哲學為依據，但是六朝、隋、唐以至宋代，論「變」的都隱含「正」義，明、清以來，更顯舉「正」名，足見還是從風雅正變說推衍而出。不過不用來解詩，而用來評詩並指示作詩門徑罷了。所以說這是「旁逸斜出」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