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遺產六講 · 再談歷史文獻學

時間：1982年7月 地點：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研究所 來客：客丙、客丁 客丙：我們讀到您在《史學史研究》上四篇答客問，很有興趣。在第四篇末尾，看到您好像是不準備再談了。我們很希望您繼續談下去，多發表幾篇「答客問」。這大半年，自中央提出了整理古籍的號召後，不少人願意參加這個工作，這跟歷史文獻學很有關係。您是不是可以再談談與歷史文獻學有關的一些問題？ 答：去年6月間，發表了那一篇《談歷史文獻學》以後，繼續考慮了一些問題。也有一些同志，特別是楚圖南同志鼓勵我，把「答客問」寫下去，不只是四篇、五篇地寫下去，而是要四五十篇地寫下去。這種鼓勵給我增加了不少的力量。儘管新意不多，但提出來跟大家商量，也是應該做的。現在我們就從歷史文獻學開頭，再談一些有關史學遺產的問題。 客丁：聽說有些高等學校要開歷史文獻學這門課程，但不知要講些什麼。您是不是可以就有關歷史文獻學總的方面，談一談您的意見？ 答：歷史文獻學這門學科還沒有建立起來。從總的方面來討論，是很需要的。但我也只能談一點粗淺的意見。我想，歷史文獻學，或者更正確地說，中國歷史文獻學，可以包含四個部分。① 理論的部分；② 歷史的部分；③ 分類學的部分；④ 應用的部分。這樣的分法，未必合適。現在這樣分，也只是便於說明問題。 理論的問題，現在考慮到的，有這樣的幾個方面：① 歷史和歷史文獻；② 歷史學和歷史文獻學；③ 歷史文獻作為史料的局限性；④ 歷史文獻的多重性；⑤ 歷史文獻和有關的學科。 歷史，指的是客觀的歷史，即歷史發展過程的本身；歷史文獻，是指關於歷史的記錄或歷史現象在文字上的反映。這種區別本來很明白易懂。但歷史本身是一去不復返了，我們對於歷史的認識主要是依靠歷史文獻，因而不少的人把兩者混淆起來，甚至有不少有學問的人也認為研究歷史文獻就是研究歷史。我們說，把文獻作為歷史資料去研究，目的在於通過資料去了解歷史，這才是研究歷史。如果把研究興趣僅限於歷史文獻的考訂，那只能說是研究歷史文獻，而不能說是研究歷史。當然，研究歷史文獻對於研究歷史是有所幫助的，但兩者不能等同起來。把兩者等同起來，既不利於歷史研究，也會把歷史文獻的研究目的弄模糊了。弄清楚這一點，是很必要的。 歷史文獻跟歷史有區別，但歷史的研究又離不開歷史文獻。從學科的關係上說，歷史學包含的內容比較多。這首先是歷史觀點。無論是有意的或無意的，一定的史學工作總是以一定的觀點做指導的。在一定的觀點指導下，通過對材料的分析和綜合，可以充實原有的觀點或改變原有的觀點，而得出新的結論。這是史學工作經常經歷的過程。史學的著作總要有一定的表現形式。這種形式包含兩個方面，一個是著作的結構，一個是文字的表述。我的看法是關於歷史觀點、歷史資料、史書的結構和文字表述的研究，都屬於史學的範圍。而歷史文獻只是屬於歷史資料的範圍而占有重要地位的。歷史文獻的研究是史學工作中必不可缺的，但也只是史學的一部分。 歷史文獻作為歷史資料，還有它的局限性。第一，歷史文獻資料只是史料的一部分，考古學的資料和民間的口碑也都在史料中占有相當的地位。解放以來，古文化遺址和歷代文物不斷有大量的新發現，其中有很多東西可以補文獻的不足。民族地區的歷史、社會和民間文學的調查，以及其他各種社會調查，都提供了豐富的史料內容。研究歷史，單靠文獻資料有時是不夠的，要把文獻資料、考古學資料和社會調查資料結合起來才更有用。反過來說，離開了文獻資料，單憑考古學資料，對於有文字記載時期的歷史來說，也是不夠的。我們應該知道歷史文獻的不足，同時也要善於利用歷史文獻。第二，文獻資料有不少失實的東西。其中，有的是由於史官的有意歪曲，有的是由於記錄人的認識不足，有的是由於傳聞的失誤。還有由於多年的傳抄、刊刻，文字上的偽誤脫衍倒錯也不少。像這樣的材料都有待考訂以後，才能使用。第三，不少文獻資料是脫了線的。儘管資料內容很好，但時間和地點都不可考，都不易利用。第四，在文獻資料中有一個傳統的毛病，就是記載籠統，有時還多過於誇大。比方說，記載中形容社會凋零景象，愛說「十室九空」，這顯然是誇張之詞，是不應該輕易置信的。所有這些局限，都是需要由歷史文獻學的工作去解決的。 以上關於這三個問題，我說的只是老生常談。但還是應該注意的。 客丁：對這些問題，我們確是注意得不夠。特別是歷史和歷史文獻的區別，說起來也懂得，但在工作中往往就忽略了。我記得李大釗同志把寫的歷史和活的歷史分開，也就是這個意思。 答：李大釗同志有一本《史學要論》，在中國近代史學的發展上，是一本很重要的書。大釗同志在《史學要論》第一章中就著重談了這個問題。《史學要論》是1924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是百科小叢書的一種，一向注意的人很少。《李大釗選集》只收了這本書的很少的一部分。前年，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研究所出了個單行本，校印得不精，但還是應該介紹給大家看的。 客丁：您說的歷史文獻的多重性是什麼意思？這好像是一種新的提法。 答：多重性這種提法，可能不確切，我們姑且這麼說。我說的多重性，第一，是說一種歷史文獻總是反映一定的歷史現象，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第二，把不同的、有代表性的歷史文獻聯繫起來，去偽存真，去粗存精，從而觀察規律性的東西。這就超出了一個一個的具體歷史記載的範圍以外了。這種性能不一定是文獻本身所固有的，往往是史學工作者所賦予的。第三，文獻不一定是死的東西，其中有不少是一直到現在還有生命力的東西。我的意思包含兩點：歷史文獻，從內容到形式，有不少東西對於我們今天的史學工作還產生著影響，這是一點。歷史文獻中的具體記載在一般的政治資料以外，還有思想資料、藝術資料、文學資料、科技資料等等。在這些資料中，也是有一些值得我們現在還可以學習的東西。這是又一點。對於歷史文獻學的專業工作者來說，考訂文獻可以說就是他們的本職工作。但思想活躍一些、視野開闊一些、聯繫的方面多一些，對一個文獻工作者來說，可能是有更多好處的。 客丙：現在是不是可以談歷史文獻和其他學科的關係？ 答：歷史文獻本身有各種不同的門類，也就需要分別地同相應的學科發生聯繫。比如，《氾勝之書》、《齊民要術》的整理需要有豐富的農學知識，石聲漢同志在這方面做的工作就做得不錯。《算經十書》的整理，需要豐富的數學知識，錢寶琮同志就整理得好。其他如《夢溪筆談》、《天工開物》等書的整理，更需要豐富的科學知識和工藝知識。歷史文獻的工作者不可能精通各種學科，但他最好能懂得一些比較多的學科。 我在《史學史研究》1981年第2期里的那篇文章里說：「歷史文獻學還包含有古漢語、古民族語文、甲骨文字、金石文字、年代學、歷史地理學等等。」這句話有毛病。這些學科都有它們的獨立性或相對獨立性。它們是歷史文獻學所要聯繫的學科，不能說它們是屬於歷史文獻學的範圍。究竟哪些學科同歷史文獻學的關係最密切，這要看具體情況。一般地說，年代學和歷史地理學跟歷史文獻學的關係是最密切的。它們一個是講時間，一個是講空間，是歷史發展過程中所不能離開的。當然，研究中國文獻，要精通古漢語，還要精通近代漢語。研究兄弟民族歷史文獻，要學習有關的民族語文。 客丁：現在換一個問題談談吧。歷史文獻學有歷史的部分，這是不是跟史學史差不多呢？ 答：像很多事物有自己的發展史一樣，歷史文獻也有自己的發展史。一般的看法，好像歷史文獻都是很死板的東西，只有這一文獻跟那一文獻的不同、這一時期的文獻跟那一時期的文獻不同，而談不到有什麼發展史。這種看法只是看到文獻是一個一個的存在，而沒有注意到歷史文獻自出世以後所經歷的長時期的變化。每一歷史文獻不能脫離它的時代，不能不帶有時代的烙印。每一時期的歷史文獻不能不受前一時期的影響，也不能不影響後一時期的歷史文獻。聯繫不同時期的歷史文獻來看，它們也是從低級到高級發展，而每一歷史文獻都是變化發展過程中的個體。對歷史文獻必須歷史地看，要從各方面的聯繫中看歷史文獻，才能比較深刻地理解歷史文獻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在史學工作中的作用。從有歷史文獻的那一天起，如甲骨文，記載的就只有統治者的具體活動和思想意識。此後，官府的載籍一直是歷史文獻的主體。《尚書》、《雅》、《頌》、《易經》以及《國語》、《世本》等都是官書。《春秋》可說是私人著作的創始。而《春秋》和《左傳》也是根據官方材料寫成書的。戰國時期，私人著述的風氣漸盛。這些著作，就一個學派內部說，往往是帶有經典性的文獻。在我們今天來看，也頂多不過是學術性的文獻。如從數量上說，戰國時期傳留下來一些私人著作，較之當時的官府載籍恐怕是少得可憐。經秦火和項羽燒秦宮室之後，各國載籍多蕩然無存，在《史記》里只是略存其蹤跡。兩漢時期，官家文書記載和檔案制度逐漸具備，私人著述的史文辭賦和各種技藝書也多起來。此後，社會生產力有了進步，政權組織擴大了，文化水平提高了，造紙術發展了，印刷術也發展了，公私載籍越來越多了。大體說來，官家載籍在任何時期都是大量的，但能得到妥善的保管而流傳下來的總是比較少的，也可以說是非常少的。私家載籍，在數量上，在任何時期恐怕都不能跟官家的相比。但有了造紙術和印刷術後，能流傳下來的，顯然是越來越多了。目前，有人估計現存我國古籍有若干萬種，其中包含了不少的官書。但如就北京、南京和各地收藏的檔案來說，那數量就不知比現存古籍要多多少倍。記載經驗本身的長期積累，也可以促進公私文獻的發展，但陳舊的積習也會頑固地阻礙文獻工作的進步。研究歷史文獻本身的發展史，研究它們與當時社會生活的關係，研究官私文獻之不同的特點及其在發展進程中經歷的異同，這有助於對它們的認識，並可以從而考慮如何改善對它們的管理和傳播，如何進一步發揮它們的作用，使之為各種有關的建設事業服務。 章學誠對古籍提出了「記注」和「撰述」的區別。他在《文史通義·書教下》有一段話說： 《易》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間嘗竊取其義，以概古今之載籍。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擬神也。藏往，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為方。知來，欲其抉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為圓。周官三百六十，天人官曲之，故可謂無不備矣。然諸史皆掌記注，而未嘗有撰述之官。則傳世行遠之業不可拘於職司，必待其人而後行。非聖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極致，不足以與此。此《尚書》之所以無定法也。 這段話不大好懂。大概的意思是，他借用《易經》上的話，把載籍分為兩類，並說明其特點。一類是記注，粗淺地說，就是史事的記錄。記注的目的是要人們不要把過去的事情忘掉。它的要求是要詳細地、沒有遺漏地記述史事，它的體例有一定的規格。又一類是撰述，用現在的話說，就是著作。著作要展望未來的事情，對於它所涉及到的史事，有所選擇取捨，在體例上沒有一定的規格。記注，有專職的官來執掌，而撰述並沒有設官。章學誠認為，撰述是傳世行遠之業，不是一般的史官所能做到的，一定要有適當的人才能辦到。他認為《尚書》無定法，是符合於他所謂撰述的。他認為《尚書》的編定，如果不是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極致的人，是做不到的。章學誠這些議論，如對於《尚書》的看法，不一定就對。但關於記注和撰述的提法，我們也是可以借來說明歷史文獻方面的問題的。關於歷史的記注，這是歷史文獻的一大類。大量的官書，和一些私人的歷史記載，都屬於這一類。這一類的文獻，無論它是否可靠，目的都在於反映社會情況。那些有意於作偽的人，也不過是要反映偽造的社會情況。記注如現存的歷史檔案，其中包含了一些可貴的原始的資料，但有不少弄虛作假的東西。這類文獻，總的說來，是沒有加過工的資料，其可貴的地方在此，價值不高的地方也在此。撰述是要知來，對於史料的運用，不是講完備，而是有取有舍，重要的在於作者的思想和表述的組織，這都是對史料加工提高以後的成果。這一類的文獻，其中有時未免失真。但一般地說，對於讀者可能有更多的幫助。它們雖非原始的東西，但往往可能比較集中地表述了歷史的真相。從思想資料、藝術資料、文學資料以及其他學術方面的資料來看，這類文獻提供的比較多一些。目前有一部分同志認為，只有原始資料才是更寶貴的，發現一件不經常見的文獻，往往表現得相當激動，而對於歷史的撰述的重要性，往往估計不足。這是帶有片面性的。我們研究歷史文獻，也要把這兩類文獻加以區別，分別觀察它們的發展史、它們相互之間的關係史。當然，這兩種分類也不是絕對的，要看以哪一類的性質為主。班固的《漢書》是撰述，但帶有很濃厚的記注性質。歷代官修的史書，多屬於記注性質，但也往往有撰述的因素，這是要具體分析的。 歷史文獻的發展史，還可以從好幾方面來說。這裡有歷史記錄條件在完備程度上的發展，有書寫工具的發展，保管和傳播的發展，著錄和考訂的發展，還有歷史文獻學本身也有它的發展史。 歷史記錄條件完備程度，指的是時間、地點、人物、活動等。在甲骨文里，有好多地方的記載是具備了這四個條件的。在時間的記載上，有的只記了日，而沒有記年月。有的記了年、月、日，而是在記載的開頭記日，在末尾記月，緊接著再記年。例如，《殷虛書契》前編卷三有這樣的寫法：「癸未，王卜……在四月，佳王二祀。」在金文里，如《大盂鼎》在開端寫「佳九月，王在宗周令盂」，而在結尾寫「佳王廿又三祀」。《小盂鼎》在開端寫「佳八月既望，辰在甲申」，而在結尾寫「佳王廿又五祀」。這是先寫月，寫日，最後寫年。還有一種寫法，是一開頭就寫出年月日來。如《頌鼎》：「佳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邵宮。」最後這種寫法逐漸成了歷史文獻中一個固定通用的形式。後來皇帝有了年號，又要用年號去記時間。近代中外關係頻繁以後，既要用中國的曆法，又要寫上西曆。共和國成立後，西曆就成了我們記年的形式。此外，在文獻上有標題，在某些文書上有事由的摘要，這也屬於記載條件的範圍。記載條件具備的程度，也反映了歷史文獻的發展水平。 書寫工具，最初是用金屬工具刻在獸骨、龜甲上，後來雕鏤在金石上，再後是寫在竹木簡上、寫在帛上。有了紙，書寫才有了很多的方便。文獻的保管，最初都在官府。後來有了私人的收藏。又後來，有了私人藏書家的出現。但官府所藏，一直是數量最大的。近代才有公家的收藏，如學校的圖書館、地方的圖書館以及社會集團的圖書館。這既不是官家的，也不是私人的。保管的方法，也長期地積累了不少的經驗。文獻的傳播，最初只是極少量的傳抄，還有靠口頭流傳的。造紙術發明了，傳抄有了便利。印刷術出現了，傳播有了更大的便利。活字版、印刷機、影印術的出現，為傳播提供了越來越大的方便。文獻的著錄是關於文獻的登記和說明，為使用文獻的人提供檢索的方便。文獻的考訂是對某種文獻進行版本上和一定內容上的考證。我們平常所說的考據學，實際上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而是附屬於各個學科之內的。對文獻的考訂，就是歷史文獻學內的考據學。以上這些問題都可以進行研究，都有它們豐富的歷史內容。至於歷史文獻學本身，過去的前輩們做了不少實際的工作，也有不少的貢獻。但有意識地把它樹立起來，成立一門學科，這還是我們今天應該承擔的任務。我們應該總結前人在這方面的成果，加以提高。 客丁：您說的關於歷史文獻學的歷史部分，看來需要研究的問題還很多。但歷史文獻學的歷史部分跟史學史有什麼區別，您還沒有說出來，您是不是可以簡單地談一談呢？ 答：史學史的對象包括歷史觀點、歷史文獻學、歷史編著的研究和歷史文學，而歷史文獻學的歷史部分，只講歷史文獻。史學史的目的在探索史學在歷代的成就及其發展規律，主要是以歷代有突出成就的史書或史論為時代的標誌。歷史文獻學所關心的，是書寫工具的發展、保管和傳播的發展、著錄和考訂的發展等，在史學史里並不占有什麼地位。反之，史學史所重視的時代的代表作，從歷史文獻學的歷史部分來看，倒也不一定顯得多麼重要，最多也不過是一些較好的文獻而已。總之，史學史的研究對象和研究目的跟歷史文獻的歷史部分的對象和目的都不一樣。史學史雖包括歷史文獻學，但指的是歷史文獻學的歷史、歷史文獻學與史學其他部門的關係史，而不是一般的歷史文獻。歷史文獻跟歷史文獻學有密切的聯繫，但並不是一樣的東西。區別兩種類似或接近的學科，往往不容易談清楚。不知我對你們所要我作出的區別，說清楚沒有？ 在工作中，還碰到有些同志問到「史學概論」同歷史文獻學的關係。我想在這裡，也順便談一談。史學概論是一個有待建立的學科，究竟要講些什麼，還有待於研究。顧名思義，史學概論應該論及古今中外的史學，為有志於史學的青年提供一個入門的階梯。按目前我國史學界的現狀，能先就中國史學來概論一番，也就不錯了。我的意思是，史學概論應說到歷史和歷史學的含義、史學的某些重要方面、史學與其他學科的關係，更應比較詳細地有重點地論述一下中國近代史學的發展。對於歷史文獻，不可能占很多的篇幅，但也要說出一個大概的情況。對歷史文獻學的內容及方法，也要說一說，要明確歷史文獻學在史學中的應有地位。我想，史學概論跟歷史文獻學的關係是比較清楚的，用不著多說了。 客丙：您說的歷史文獻學的分類學部分，是否就是目錄學？ 答：某些學科對研究對象的分類，是一項很重要的科學工作。圖書館的圖書分類法也是圖書管理中的一項重要工作。文獻的分類也應該是歷史文獻研究中的重要工作。文獻分類，應該有理論上的原則，有具體的處理方法，問題還相當複雜，所以應該有一門講文獻分類的學問，不妨姑且名之曰歷史文獻學的分類學。舊日所謂目錄學，跟這種分類學似不相同。目錄學也講分類，但目是書目，錄是解題，一般是就書論書，提高到有系統有理論的「學」的程度的，似沒有多少。分類學有統觀全局的要求，這跟一般對目錄學的要求是不同的。自《七略》以下，以至章學誠所說「考鏡源流，辨章學術」，都可以說是屬於分類學的範圍，但還沒有提到應有的高度。關於分類學這個問題，希望大家多研究研究，我還說不出來多少意見。 客丁：目錄學跟文獻學不同，當然不只說它們之間沒有任何聯繫。如果從歷史文獻學之應用的方面考慮，一般所謂目錄學的用處是不是顯著些？ 答：我去年發表的談歷史文獻學那篇文章說到，歷史文獻學可以包含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輯佚學和辨偽學等。這都是從應用的方面說的。現在我們談論的關於歷史文獻學的問題，比那時考慮的要多些。那篇文章所提到的目錄學等，都已經作了一些說明，現在不再重複了。 以上我所提的四個方面的問題，不一定都對，是提出來跟同志們共同研究的。如果這些問題值得研究，並通過研究取得成果，對歷史文獻學的建立，可能多少有點用處。當然我們需要做的工作還很多，也很艱巨，但是也很有意義。 客丙：您看關於歷史文獻學的工作，當前最重要的是什麼？ 答：我看當前最重要的工作有兩個：一個是展開學術性的討論；又一個是要培養人。比如說我們集合一些同志，辦一個歷史文獻講習班，招收幾十個學員。經過幾年的培養，是不是就會培養一點人才。這件事，也容易也不容易，但是應該努力。 客丙、客丁：我們很希望有這樣一個講習班的出現。我們也願意當這個講習班的第一批學生。 答：哪裡，還要請你們當教師呢。 客丁：今天就談到這裡吧。您這幾天一連拔了六顆牙，還給我們講了這麼多，謝謝您！ 答：還是謝謝你們吧。你們要是不提出問題，我也想不起來很多。 客丙、客丁：謝謝。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