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方法導論 · 評丁文江的《歷史人物與地理的關係》

（與顧頡剛書中的一節） 這篇文章我非常的愛讀，當時即連著看了好幾遍。我信這篇文章實在很有刺激性，就是說，很刺激我們從些在歐洲雖已是經常，而在中國卻尚未嘗有人去切實的弄過的新觀點，新方術，去研究中國歷史。又很提醒我們些地方。但這篇文章的功績，在此時卻只是限於這個胎形，看來像是有後文，我們卻不能承認其中證求得的事實為成立。而且這種方法也不是可以全不待討論的。丁先生的文章我只看見過《中國與哲嗣學》的下半篇和這篇和「科玄之戰」的文章。從科玄之戰的文章看來（特別是後一篇），可以知道作者思想的堅實分析力，在中國現在實在希有，決非對手方面的人物所能當，而他這一些文章，都給我一個顯然的印觀，就是丁君在求學問的線路上，很受了Sir Francis Galton、Prof. KarlPearson一派的影響，而去試著用統計方法於各種事物上，包括著人文科學。這實在是件好事。我們且於丁先生的施用上，仔仔細細看一下子。 （點一）拿現在的省為單位去分割一部「二十四朝之史」（從曾毅先生的名詞）中的人物，不能說沒有毛病。把現在省拿來作單位，去分割元明清三朝的人物是大略可以的；拿省作單位去分割前此而上的人，反而把當時人物在當時地理上的分配之真正perspective零亂啦。略舉一兩個例，漢時三輔三河七郡合來成一個司隸校尉部區，三輔是京畿，而三河每可說是京畿文物之別府，文物最高的地方。這實在是一個單位。而若拿現在省劃分，使得三輔與當年的邊塞為一單位，三河大部分與汝漢為一單位，小部分與雁門代郡為一單位，便把當時人物照當時地理（就是說郡國）分配的樣子失啦。丁先生的表是個英語文法在漢語中分配的表，而從此推論到「即如前漢的都城在陝西，而陝西所出的人物，還抵不上江蘇，更不必說山東河南了」。仿佛像是幾百或千年後北京劃得與東蒙車臣汗沙漠同區，統名薊北部，有歷史家曰，「薊北是千年建都之地，而所出人物，反不及今一中部，更不必說大部了」。這話可以行嗎？假如我們不拿現在的省為單位，而拿當年的郡國為單位，恐怕這話就不這樣了。東漢於郡上有了州，說起來容易些。東漢的陝西所以人物少者，因為當時的陝西（司隸校尉）的大部分精華在省外，而省內有些與當時的陝西毫無相干的地方（朔方迤南，當時邊塞，不屬畿輔）。江蘇的人物所以多者，也正以當時的江北老把江南的分數帶著提高。不然，吳郡自身在西漢恐怕也不過和東漢樣的。況且今之省域，不即合於當時的國界。所以這表中直隸、甘肅之在北宋（燕雲十六州已屬契丹，甘肅已屬夏），河南、安徽、江蘇之在南宋（交界區）……都是困難的物事。又如把南宋的中國和現在列省中的中國為一般的排對比，自然事實上出入很多。 但既不用一貫的百分單位，比起來，又怎麼辦？我回答說，我根本上不贊成這個表。如果制一個表，必須比這個詳細的多。不在當年「中國」的境內的即不應一般待遇去百分，而當年國界、省界也要註明。或者把省分為數部（如今道區），比起來可以不太妨礙；當時區劃也不妨礙一統一體的比較。余詳下文。 （點二）丁君從他所造的表中推比了許多事實和現象，但這些事實和現象和這個表中的數目字，嚴格說起，多毫無有直接的關係，這些推比也但是些預期Anticipations而已。換句話說，這些推比的事件多是我們時常所想及，如建都的關係，都城外更有文化中心一種事實，地方與「龍興」的關係，物質與文物，殖民同避亂的影響等等，都是我們讀起歷史來便引想到的題目。但我們對於這些題目，有意思而有的意思無界略，總而言之，都是些多多少少模糊著待考的意思。現在丁先生這表中的數目字，也並不能給我們這些待考的意思一判然的決定。這些意思與這些間的關係，只是聯想，不相決定的「因數」。這類，看起來像很科學的，而實在是「預期」之件，頗有危險。 （點三）第一表所以不見得能得好成就者，因為包羅太寬大，立意上太普遍，而強從一個無從分析的表中去分析事實。至於第二表，卻是一件極好的作品，這一表之所以成功，正因為題目是有限而一定，不如上一表一樣。這個表中的意思，也或者可以有斟酌的地方。鼎甲數雖然不受省分的制限，但恐怕也不能說是完全自由競爭的結果，尤其不見得鼎甲是能代表文化。我很疑心有下列二種分數在其中有貢獻。（一）考試官與投考者鄉族的關係。如考官中多是昔年的鼎甲，恐即有偏於其同鄉的趨勢（典試不密書）。（二）考殿試竟成了一種專門的技術，如某一地方最便宜於殿試所需要的各種質素，則這一地方所出之科甲為多，然我們卻不能竟拿它出科甲的數目為文化最高的數目。此兩點均可於我們貴縣在清朝多出狀元一件事實中證明。但如果明朝不如清朝在考試上之腐敗，則此層即不成問題了。不過我們看來，明朝晚年士林中，那種講師生門第交遊等等一切的淨惡習慣，恐怕好不到那裡去。言歸正傳，這一個表卻是把他所要證明的東西之一件證明了，就是下一個消極證，官定的各省科舉額，不足代表各省的程度，不過分數上尚有斟酌呵！ （點四）丁先生謂在兩漢的時代，中國文化分布的不平均，後漸平均，到了明朝至平均，這恐怕也是因為拿著現在的單位去比量才有這個現象。浙江之在西漢，猶之乎今之吉林，恐尚不及福建等省，則等於黑龍江阿山道之間。所以在後漢，廣東、貴州、雲南、奉天「都是零」。與其說是文化不平均，毋寧謂為這些地方之為中國，意義上尚不盡完全。如果我們做一個中華民國時代的表，勢必至於外蒙、西藏（康省除外）、青海下面加零，吉黑三特別區，新疆、阿山、貴州下面加一個很小的分數，其相貌或與漢朝差不多。至於在各種意義上，完全為中國之地方，如關、洛、汝、漢、淮、泗及沿著黃河的郡國，細比起來，其平均或不平均，恐與今之各省之平均相等。是則丁君所謂古不平均今平均，又一幻境也。總而言之，這事實與其謂為當年文化之不平均，毋寧謂是現在的中國大得多了。 把上列幾點約起來，我對於這篇文章的一個一般的印象，是覺著把統計方法應用在歷史一類的研究上尤其要仔細。普通說起，凡是分布上凌遲出入的事實，都可應用統計方法，而這樣分布上凌遲出入的事實，幾乎是可研究的事實之大部分。但統計方法的收效，也以它所施用的材料之性質為斷。統計方法最收效的地方，是天文。豈特如此，我們竟可說天文是統計學的產生地。因為統計方法之理論，幾乎都是從天文學中造端，而近代統計學方法之立基柱者Quetelet，自身是比利時的欽天監。這正因為天文學上的數目，我們用來做統計學的比較的，總是單元（Homogeneous），而所用數目，多半是由我們所限定的標準造出的。就是說，我們對於這些數目有管轄之可能。幾乎到了生物學的事實上，就不這樣便宜。雖然這些數目還是由我們定的標準產出，然而事實的性質已遠不如天文事實之單元，實在是些復元的（Heterogeneous）。至於歷史現象，我們不能使它再回來，去量一下子，又是極復元的物事，故如不從小地方細細推求比論，而以一個樣子定好如當代歐美都市統計表一般的形狀，加上，恐怕有點疏誤。歷史本是一個破罐子，缺邊掉底，折把殘嘴，果真由我們一整齊了，便有我們主觀的分數加進了。我不贊成這個以現在省為二千年歷史的總單位，去百分國土大小很不相等的各時的人，正是因為這表太整齊，這表裡面的事實卻是太不整齊。 研究歷史要時時存著統計的觀念，因為歷史事實都是聚象事實（mass-facts）。然而直接用起統計方法來，可須小心著，因為歷史上所存的數目多是不大適用的。 假如丁君把這一個大表變散為小點去研究，恐怕收效比現在多得多。現在略舉幾個提議：—— （一）以當年的州郡為單位，去求方里數目、戶口數目、財賦數目三件之互相比例。假如能畫成地圖，以比例率之輕重為顏色上之淺深，或者其分配上更可提醒些事。（二）把世族（姑假定有二人同出一家同有傳者即為世族，更於其中以年代分類）按州郡列一個表，再把非世族之人物照州郡之分配者和它一比，恐怕使我們顯然見得文化低的地方多非世族，文化高的地方多世族（母系有可考者即列，如楊惲為司馬子長外孫之類）。（三）把歷代的世族比較一下，比較他們在人物中的百分數目，在各類職業文官、武將、文學等的分配比較，或者更有些事實可得到。此時沒有根據，但人們免不了泛著去想由東漢至唐，世家之漸重，實在是當時社會組織上很大的一個象徵。宋後世族衰，是一個社會組織上很大的變化，這三件正是偶然想起，其實中國歷史上可用數目表圖研究的題目很多。Richter拿字數統計去定Plato語之先後，何況歷史上的實事呢。但總以從有界畫的題目做去，似乎才妥當。 我可以把上文總結起來，說：丁君這一種方法，將來仔細設施起來，定收很好的效果，不過他這文（特別是第一表）卻但是一個大輅的椎輪，我們不取這篇文章所得的結果，因為它們不是結果；但取這篇文章的提議，因為它有將來。 至於他論唐朝與外族的一段，完全和我的意思一樣。漢唐決不能合作一個直線去論，我曾於《中國歷史分期的研究》詳細說過。這篇文章大約是民國七年春天登在《北京大學日刊》上的，錯字連篇。原稿我仿佛交給你了。是麼？我在這篇文章用所謂「元經」的話。謂陳亡是「晉宋齊梁陳亡，中國亡」。永嘉南渡前為「第一中國」。南渡後失其故地，而尚有第一中國之半，猶一線也。隋唐兩代實是以五胡拓拔為原始，合著有踏踐的剩餘再造的。所以唐朝文物習慣從南朝，而生活的精神反截然和南朝兩樣。這個第二中國，固然在文化上仍是因襲第一中國，然一要部分亦以苻秦拓拔為根據（苻秦拓拔都有中國以外的領土，又恰恰這個時候是西域文化最高的時候，故即無人種變化，亦甚能使文化歷史入一新期）。大野三百年一統後（這個一統之為一統，也和我們五族共和之為共和一樣），大亂上一回，生出了一個文化最細密的宋朝。在許多地方上，宋朝是中國文化最高點。這第二中國與第一中國之為一線，不是甚深的現象。其內容上所謂南北朝之紛亂，決不等於三國唐季，而實是一個民族再造的局面，恐怕這個時期是歷史上最大的關節了。漢朝盛時只是中國的，唐朝盛時頗有點世界的意味。這固然也由於漢朝接觸的外國除西域很小的一部分外都蠻夷，而唐朝所接觸恰在西域和亞剌伯文化最盛期，但要不是自身民族上起了變化，就是說等於社會組織和生活的趨向上起了變化，這外來的影響究竟不容易濟事。梁陳的「冢中枯骨」局面是不能使民族的生命繼續下的。或者殷周之際，中國的大啟文化，也有點種族關係正未可知。要之中國歷史與中國人種之關係是很可研究的。 （按，此書寫於一九二四年正月二月間，丁氏原文載在《努力周刊》。頡剛記。） （原載1928年1月3日《國立第一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第一集第十期） 附：歷史人物與地理的關係 歷史同地理的關係，是近代科學上最有興味的問題，也是最沒有解決的問題。布克兒（T·Ruckl）是19世紀用科學知識研究歷史的第一個人。照他的學說：凡人類的歷史，都是氣候、土壤、交通的關係。這種物理派的歷史觀，在他的《文化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出版的時候很有勢力。到了19世紀末紀，遺傳性的研究，漸漸進步，於是注重種族的比注重環境的學者要多。美國的格蘭特（Grant）就是極端主張種族論的人，但是他的研究方法是不科學的，不足以做遺傳性歷史論的代表。最近美國學者如伍治（F. A. Woods）用遺傳性研究歐洲歷史上的人物，貢獻很多。他的主張是一國的歷史，是種族的根性同偶然發生的首領所造成的。他所著的書，如《皇族與遺傳性》（Heredity in Royalty）是近代歷史學上的名著。同時研究地理學的人，還是主張文化是氣候的產物，不過他們不復如布克兒那麼極端，那麼簡單。漢亭頓（E. Huntington）就是這一派人中最有成績的。但是無論我們對於種族、環境同偶然產生的首領，這三種勢力，偏重在哪一種，總應該承認地理同歷史有密切的關係，因為廣義的地理，包括生在地上的人種。 中國人是最注重籍貫的，所以遇見了一個生人，問了他的尊姓大名，就要問他是哪一省哪一縣的人，因為我們腦筋裡頭覺得「湖北人」、「廣東人」、「江蘇人」、「山西人」……這種名詞，是代表這幾省人的特性；知道一個人的籍貫，就知道了他是我們心裡頭的哪一類。這不但中國人如此，就是歐美的人也是如此。說到了新下台的英相喬治，不知不覺就想起他是維爾司的人。美國選舉總統，第一個問題，就是他還是生在南幾省或是北幾省。所以若是我們把中國歷史上的有名的人物，照他們的籍貫，做一個統計，看看一個時代之中，哪一個地方的人，在政治上、社會上最有勢力、最有影響，豈不是很有興味的？ 這一種研究，最困難的是定歷史人物的標準。一個人有怎麼樣的資格，才配做歷史人物呢？伍治研究歐洲人物的時候，完全用一種客觀的方法。譬如他研究一個時代皇室的人物，就把所有那時代的書籍，細細的讀過。凡有提起皇室人物的地方，都抄了出來，做一個詳細的統計：看看哪一個最受人稱讚或是批評；稱讚、批評，又到如何程度；然後決定當時人的總判斷，拿來做標準。又如他研究近代有名的科學家，就把他所曉得的名字開了出來，請現代的科學家投票，這兩種方法，都是極其費工夫，而且對於中國的歷史，不很適用。我為簡便起見，暫時用了一個武斷的標準：把《二十四史》來做我的下手地方，凡有二十四史上有列傳的，都假定他是「歷史人物」，假定是我研究的一種單位，然後拿他們的籍貫來計算一時代中哪一個地方，歷史人物的數目最多。 用這一種方法，有兩個大缺點：第一是行業不同的人，混在一塊計算。文藝家同將帥，性質雖不相同；照我這種方法，都算是一個單位。第二是程度不同的人，沒有區別。絕大的人物，如張江陵、王守仁只算一個人；極小的人物，僅僅夠得上有列傳的，也要算一個人。所以進一步的研究第一是要分類，第二是要分等。但是分類、分等，都有主觀的毛病，而且很費時間的。這一次的研究，只能算一種粗淺的統計。好的統計的人數較多，兩種毛病都可以減少。因為無論一個人是甚麼事業，二十四史上有了列傳，總是那個時代的一個人物；對於社會政治，總有一種影響，不妨視為一類，與沒有列傳的人區別。至於有分等的毛病，只要地方的單位大，也就可以減除，譬如湖北出了一個大人物張江陵，當然同時明史上有傳的湖北人，就有許多小人物。以此類推，無論哪一省都是如此。假如拿省替省比，大小人物混在一齊，各省同時吃虧，同時占便宜，雖然不能全公道，也並非全不公道。 第二種困難，是地方單位問題。我們這種研究，是要知道人物與地理的關係，但是地理包括地文、人文兩種。若是以地文為標準，浙江的溫處台應該歸入福建，不能同浙西在一個單位之內。但是就文化而論，溫處台同福建的關係淺，同浙西的關係深。諸如此類，不勝枚舉。所以要求一個地文、人文相合，而且區域較大的地方來做單位，是不可能的。我再四斟酌，還是拿省來做單位，較為妥當。一來這種單位，不用說明；二來省是一種政治的地理單位，與政治有多少關係；三來現在的省份，雖不能合於科學的地文、人文標準，然而可以算折中於二者之間。 我所謂歷史人物，是指歷史上有勢力的人物而言，所以不論善惡邪正，只要當日他的言行，曾有影響於政治社會的，都一概收入。 這種統計，系各地方人物貢獻的比較，所以只能就統一的時代研究，因為分裂的時代，各省自然有各省的首領，無從混合計算。秦以前是封建政治；就是秦代，時間太短，也當然不在研究範圍之內。秦以後共分六期：一前漢，二後漢，三唐，四北宋，五南宋，六明。元朝不但是蒙古人的世界，而且時間不長，政治上有特別的組織，暫時可以置之不論。至於前清，一則清史未成，沒有同二十四史一樣官書可以做根據，而且私家著述很多，材料較為豐富，應該提出另行研究。這一次的討論，只限於上邊所舉的六代。這六代有列傳的人，有六千多人；有簿貫可考的，也有五千七百多人。因為古今地名不同，逐一的考證起來，頗費時日；僅僅對過一遍，錯誤恐不能免，不過這種錯誤，對於各省的百分率數目，不能有很大的影響，所以我大膽先把現在研究的結果，做成一個表，一張圖，發表了出來，希望引起歷史學者的興味，多幾個人來用這種方法研究中國歷史。 我們把上邊表（見□頁—編者）上的數目，詳細分析起來，第一件可以引起我們注意的，是在一時代以內，各省人物的貢獻，數目至不平均。即如後漢一代，最多的是河南，百分率在三十七以上，其餘廣東、貴州、雲南、奉天，都是零；江西、湖南、福建、廣西，四省都在一以下；山西、江蘇、浙江、湖北，都在五以下。然而同一個省份，在六個時代之內一時代的貢獻，又與其他時代相距的很遠；即如河南在後漢是百分之三十七，到了明不過百分之七，江西在前後漢都在千分之五以下，到了明就有百分之十一以上。這種人物分數的變化，實足以代表文化中心的轉移。這又是甚麼原因呢？ 第一個最明顯的原因，是建都的關係。即如後漢、北宋都在河南建都，所以河南的人物最盛，南宋都城在浙江，唐的都城在陝西，所以浙江在南宋，陝西在唐，人物最盛。況且二十四史上的人物，雖不全與政治有關，但是最大的部分是官吏。官吏是從考試得來的，重要的考試，都在都城：離都近的省份，考試先占了便宜，人物也自然容易出頭，但是距都城遠近，不是人物貢獻的惟一原因，又有很明顯的證據。即如前漢的都城在陝西，而陝西所出的人物，還抵不上江蘇，更不必說山東、河南了。明的都城在直隸，然而江蘇、浙江、江西、安徽四省的人物，都比它多。無論哪一代，四川比湖北遠，而四川六代的平均分數是四，湖北是二；雲南、廣西都比貴州遠，然而有明一代，貴州的人物，不如雲南、廣西。足見得都城的地位，雖是很有關係，然而絕不是人物變遷的惟一原因。大概文化的中心比都城的地位重要。若是都城也是那時代的文化中心，建都的省份，人物自然比他省要多。不然，還是文化中心要緊。 續　表 皇室的籍貫，也是很有關係。「從龍」的固然大半是豐沛子弟，而且他們的子孫，襲了祖宗的餘蔭，變成功一種世家；故鄉的親戚朋友，又要攀龍附鳳；皇帝的同鄉，自然是很占便宜。江蘇在前漢時代，百分率是十一，安徽在明也是十一，都是占了漢高帝、明太祖的光。 經濟的發展，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無論甚麼時代，沒有幾分的經濟獨立，就無從講起教育。孔子若是要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哪裡還有功夫去敦詩說禮？到了後世，教育的中心，在重要的書院。書院裡的發達，又是靠地方上擔負的能力。地方上越富庶，教育越振興，人物也自然越增多。江蘇、浙江兩省在南宋以後，變成功中國的文化的中心，與兩省的經濟史，總有關係。在唐以前，錢塘江同揚子江之間，沿海都是鹽塘，同現在江北開鹽墾的地方差不多。直等到錢鏐築了海塘，沿海的田地，漸漸的成熟，南北運河一通，絲米都可以出口，江、浙兩省才成了全國最富庶的地方。同時這兩省所出的人物，也就駕於各省之上。影響於國民經濟最大的是戰爭。元以後北方的退化，明以後四川、江西、福建的衰落，多少都受了兵災的影響。北方不但遭了兵災的殘破，而且因為水利不興，旱地的收入，一年少似一年，恐怕也就可以使得經濟不振。但是我目前沒有精確的研究，可以證明北方農業的退化。 還有一個原因，是「生存優點」的變遷。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但是何者為優，何者為劣，在人類方面，全是看社會的習尚為準。假如社會崇尚忠實、誠懇，把社會上最高的位置，給忠實、誠懇的人，這種人自然是優勝，若是社會推重文學、美術，有文學、美術天才的人，就可以得勢。中國北方人，是忠實、誠懇的一路，揚子江下游的人，是比較的長於文學、美術。看上列的表，宋以前北方人占優勢，宋以後揚子江下游的人占優勢。或者是宋以後同宋以前社會的崇尚不同，生存的優點變遷，所以如此。但是細細研究：宋、明兩代長江下游的人物，忠實、誠懇的也是很多，宋以前的北方人也很多，長於文學，恐怕這還不是人物貢獻南北變遷的重要原因。 據我的研究，最重要的原因，是殖民同避亂。秦以前中國的文化中心在山東、河南。就是兩漢，除去了四川、江、浙、長江以南的省份，可算同中國歷史沒有什麼關係。湖南、廣東、江西、福建，都是唐末宋初因為殖民的結果，方才歸入中國文化範圍之內。貴州、雲南、廣西到了明，才可以算是中國的領土。東三省一大部分，始終在東胡族手裡，在中國歷史上，當然不能有甚麼重要的人物。避亂同殖民的性質，本是相同。但是殖民的人，不必一定是中國社會裡優秀分子，而東晉同南宋兩次渡江，隨從南行的，都是當日的士大夫，不肯受外國人統治的；聲明文物，自然是在這班人手裡。宋以後江蘇、浙江的勃興，大概很受這種避亂人的影響。至於北方受了外族統治，文化一定不能如前。五胡的時代，倡亂的外族，都還是受過中國文化的人居多，所以為害不大。金元兩代，北方全是野蠻人的天下，經他們蹂躪以後，一時不容易復原，也是意中的情事。 綜論起來，前漢時代，中國的文化，本來在山東、河南，所以這兩省出人最多。陝西是建都的關係，江蘇是皇室籍貫的關係，所以也比較的發達。其餘如湖南、福建、廣東、廣西、貴州、雲南，同東三省，都完全沒有開化。浙江、安徽、四川占的分數，也是極微，惟有湖北是因為是楚國的舊境，人材較多，可算是南方各省的例外了。後漢情形，同前漢相差不遠，不過河南是皇室籍貫同建都兩重的關係，特別人多，南方幾省，也漸有進步。唐代文化的中心在陝西，北方各省的程度，比兩漢較為平均。南幾省除去江蘇以外，仍舊不大發達。四川、安徽反為退化。北宋時雖因為建都的關係，河南特別出人，然而江、浙、四川、江西、福建，或是因為經濟發展，或是因為殖民移民，文化進化，大有一日千里之勢，漸漸要同北幾省爭衡。南宋北方不在版圖以內，自然沒有許多人物；文化中心，從此就到了長江下游。江西、福建都表現有史以來未有的盛況。明朝北方因為受了外族的統治，農業又復退化，仍然一蹶不振，江蘇、浙江、江西、安徽四省，遠出其他各省之上（安徽因為皇室同從龍功臣的籍貫關係，與其他省不同），西南也慢慢的露了頭角，與宋以前的中國，然是兩個世界了。 細細研究上列的表，還有一個要點。在宋以前，不但文化的重心，是在北方，而且文化的分布，很不平均。在兩漢的時代，山東、河南兩省所產生的人物，總在百分之三十以上。後漢時河南一省就有百分之三十七。漢以後各省的程度，漸漸平均，出人物的省份漸多，每省占的成分也漸多。在後漢的時代，最多的省份百分率是三十七，最少的省份是零；在明朝最高的是百分之十四，最低的是千分之十五；可見得從前中國人的文化，本來全在黃河下游，以後因為殖民避亂的關係，逐漸把這種文化普及全國。這是我們民族對於世界文明最大的貢獻。把遠東的許多野蠻人，變成功受中國文化的國民。這種事業，比羅馬人在西歐洲的功勞還大。但是普及同提高，往往不能同時並進；普及的成績好，提高的程度就差了。 各省文化逐漸平均，雖然是事實，然而表上所列的百分數，都不完全與事實相符。本篇所說的歷史人物，大部分與政治有關係的。自從科舉取士以後，要出身於政治界，首先要列名於科舉。明朝科舉不但舉人是各省有各省的定額，就是進士也是南北分界，所以各省出人物的機會，受了科舉定額的影響，不是自由競爭的結果。而當時定科舉額子的人，要使得各省人都有出身，雖然文化較盛的省份，額子較多，文化較低的省份，免不了濫竽。我曾拿明代進士題名錄來做了兩個表：一個是有明一代各省所出的進士的數目，一個是同一時代各省所出鼎甲的數目。進士是有額子限制，鼎甲是完全自由競爭的。所以前者是當日政府對於各省文化所定的一種標準，後者是各省自由競爭所得的成績。 明代科甲表 續　表 拿這兩個表來一比較，就知道官定的各省科舉額，不足以代表各省的程度。浙江、江西、江蘇、福建四省的進士，占百分之四十六；這四省的鼎甲，占百分之七十。可見得若是當時進士沒有限制，邊遠的省份，還要吃虧。又各省進士的數目，同各省人物的數目，竟大致相同。科舉額子的影響，可以想見。 第二件可以注意的是，是新殖民地的勃興。四川是秦時才入中國版圖，在前漢時已占有將近百分之二，在浙江、安徽之上，而且其中有司馬相如、揚雄一代的文學家。到了後漢更是發達，竟占有百分之五，六八，為揚子江流域各省之冠。江西、福建，都是唐末才有中國人去殖民。北宋時代，江西的人物，如歐陽修、王安石都是當時的人傑，百分率在百分之五以上。較之唐代恰好增加十倍。福建在北宋的地位，同江西相仿，而且漸漸的變化文化中心。閩刻的宋版書，同浙刻一樣的重要。政治理學，福建人都是重要分子。這幾省勃興的理由，當然是很複雜的，然而最重要的原因，是一種舊民族忽然遷移到一個新世界裡面，就能發展許多新事業起來。譬如關內的豆子，種在東三省，收成就比從前加一倍，一樣的道理。近五十年來湖南、廣東同最近的東三省人，也都是新殖民地勃興的好例。 唐朝社會風尚，自成一代，同漢朝迥不相同。如文學美術的發達，宗教的自由，男女的交際，都是唐人的優點，漢人所不及的。唐人的弱點，是政治沒有軌道，組織沒有能力，習尚過於放蕩，這又都不及漢人。所以我早就疑惑唐代的人種，受了外族的混雜，已經不是漢族原有的文化。即如唐代皇室自稱為李廣之後，久居隴西，究竟同李陵之後的龍居李氏，甚麼關係。唐書的世系表是否可信，本來是個疑問。唐高祖的皇后是拓拔，更是無疑義的。現在看此次所列的表，新舊唐書上外國人有傳的有五十人之多，幾占總數百分之四，其中如高麗的李師古占據山東三代之久，真可令人驚駭。這還是專指真正的外族，唐書所不認為中國人的，若是把南北朝遺留下來已經同化的外族計算起來，至少也應該有總數百分之十以上。 唐史外族列傳表 續　表 《唐書》的宰相世系表，最可研究。統計唐代宰相，為裴、劉、蕭、竇、陳、封、楊、高、房、宇文、長孫、杜、李、王、魏、溫、戴、侯、岑、張、馬、褚、崔、於、柳、韓、來、許、辛、任、盧、上官、樂、孫、姜、陸、趙、閻、郝、郭、武、騫、沈、蘇、薛、韋、汪、邢、傅、史、宗、格、歐陽、狄、袁、姚、婁、豆盧、周、吉、顧、朱、唐、敬、桓、祝、鄭、鍾、宋、源、牛、苗、呂、第五、常、喬、關、渾、齊、董、賈、權、皇甫、令狐、段、元、路、舒、白、夏侯、蔣、畢、曹、徐、孔、獨孤、烏，同龍居李氏，共為九十八姓。其中竟有十一族，不是漢人！ 此外尚有格氏、狄氏兩姓，似乎也不是漢族，足見當時經過南北朝人種混雜之後，北方的民族，絕不是純粹的漢人，而且宰相的民族，有百分之十一不是漢人，無怪當時種族的觀念很淺，將帥藩鎮，往往要用純粹的外國人了。 是篇之作，動機在三年以前。去歲移居天津，得借用梁任公先生藏書，始著手統計。今夏科學社開會於南通，曾講演一次，然其時僅有總表，文字未脫稿也。11月復以英文講演於北京協和醫學校，乃發憤竭兩日之力成之。討論切磋，得益於任公及胡君適之者甚多。抄寫核算，則雷君英廣貫任其勞。余弟文浩間亦襄助，爰書數語道謝，且以志服官經商者讀書作文之不易也。 （原載1923年3月11日《努力周報》第43、4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