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方法導論 · 第一章　史料之相對的價值

第一節　直接史料對間接史料 史料在一種意義上大致可以分做兩類：一、直接的史料；二、間接的史料。凡是未經中間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轉寫的，是直接的史料；凡是已經中間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轉寫的，是間接的史料。《周書》是間接的材料，毛公鼎則是直接的；《世本》是間接的材料（今已佚），卜辭則是直接的；《明史》是間接的材料，明檔案則是直接的。以此類推。有些間接的材料和直接的差不多，例如《史記》所記秦刻石；有些便和直接的材料成極端的相反，例如《左傳》、《國語》中所載的那些語來語去。自然，直接的材料是比較最可信的，間接材料因轉手的緣故容易被人更改或加減；但有時某一種直接的材料也許是孤立的，是例外的，而有時間接的材料反是前人精密歸納直接材料而得的：這個都不能一概論斷，要隨時隨地的分別著看。 直接史料的出處大致有二：一、地下，二、古公廨、古廟宇，及世家之所藏。不是一切東西都可在地下保存的，而文字所憑的材料，在後來的，幾乎全不能在地下保存，如紙如帛。在早年的幸而所憑藉者是骨，是金，是石，是陶，是泥；其是竹木的，只聽見說在乾燥的西域保存著，在中國北方的天氣，已經很不適於保存這些東西於地下。至於世家，中國因為久不是封建的國家，所以是很少的，公廨廟宇是歷經兵火匪劫的。所以敦煌的巨藏有一不有二，汲冢的故事一見不再見。竹書一類的東西，我也曾對之「寤寐思服」，夢想洛陽周冢，臨淄齊冢，安知不如魏安僖王冢？不過洛陽陵墓已為官匪合作所盜盡，臨淄濱海，氣候較濕，這些夢想未必能實現於百一罷？直接材料的來源有些限制，所以每有偏重的現象。如《殷卜辭》所紀，「在祀與戎」，而無政事。周金文偏記光寵，少記事跡。敦煌卷子少有全書。（其實敦煌卷子只可說是早年的間接材料，不得謂為直接材料。）明清內閣大庫檔案，都是些「斷爛朝報」。若是我們不先對於間接材料有一番細工夫，這些直接材料之意義和位置，是不知道的；不知道則無從使用。所以玩古董的那麼多，發明古史的何以那麼少呢？寫鐘鼎的那麼多，能借殷周文字以補證經傳的何以只有許瀚、吳大澂、孫詒讓、王國維幾個人呢？何以翁方綱、羅振玉一般人都不能呢？（《殷虛書契考釋》一書，原是王國維作的，不是羅振玉的。）珍藏唐寫本的那麼多，能知各種寫本的互相位置者何以那麼少呢？直接材料每每殘缺，每每偏於小事，不靠較為普通、略具系統的間接材料先作說明，何從了解這一件直接材料？所以持區區的金文，而不熟讀經傳的人，只能去做刻圖章的匠人；明知《說文》有無窮的毛病，無限的錯誤，然而丟了他，金文更講不通。 以上說直接材料的了解，靠間接材料做個預備，做個輪廓，做個界落。然而直接材料雖然不比間接材料全得多，卻比間接材料正確得多。一件事經過三個人的口傳便成謠言，我們現在看報紙的記載，竟那麼靠不住。則時經百千年，輾轉經若干人手的記載，假定中間人並無成見，並無惡意，已可使這材料全變一翻面目；何況人人免不了他自己時代的精神：即免不了他不自覺而實在深遠的改動。一旦得到一個可信的材料，自然應該拿他去校正間接史料。間接史料的錯誤，靠他更正；間接史料的不足，靠他彌補；間接史料的錯亂，靠他整齊；間接史料因經中間人手而成之灰沉沉樣，靠他改給一個活潑潑的生氣象。我們要能得到前人所得不到的史料，然後可以超越前人；我們要能使用新得材料於遺傳材料上，然後可以超越同見這材料的同時人。那麼以下兩條路是不好走的： 一、只去玩弄直接材料，而不能把他應用到流傳的材料中。例如玩古董的，刻圖章的。 二、對新發現之直接材料深固閉拒的，例如根據秦人小篆，兼以漢儒所新造字，而高談文始，同時說殷墟文字是劉鐵雲假造的章太炎。 標舉三例，以見直接間接史料之互相為用。 例一　王國維君《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 王靜安君所作《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兩篇（《觀堂集林》卷九），實在是近年漢學中最大的貢獻之一。原文太長，現在只節錄前篇的「王亥」、「王恆」、「上甲」三節，下篇的「商先王世數」一節，以見其方法。其實這個著作是不能割裂的，讀者仍當取原書全看。 王君拿直接的史料，用細密的綜合，得了下列的幾個大結果。一、證明《史記》襲《世本》說之不虛構；二、改正了《史記》中所有由於傳寫而生的小錯誤；三、於間接材料之矛盾中（《漢書》與《史記》），取決了是非。這是史學上再重要不過的事。至於附帶的發現也多。假如王君不熟習經傳，這些材料是不能用的；假如熟習經傳者不用這些材料，經傳中關涉此事一切語句之意義及是非是不能取決的。那麼，王君這個工作，正可為我們上節所數陳的主旨作一個再好不過的實例。 王　亥 卜辭多記祭王亥事，《殷虛書契前編》有二事，曰「貞於王亥」（卷一第四十九葉），曰「貞之於王亥，牛，辛亥用」（卷四第八葉），《後編》中又有七事，曰「貞於王亥求年」（卷上第一葉），曰「乙巳卜□貞之於王亥十」（下闕。同上，第十二葉），曰「貞於王亥」（同上第十九葉），曰「於王亥」（同上第二十三葉），曰「癸卯□貞□□高祖王亥□□□」（同上第二十一葉），曰「甲辰卜□貞，來辛亥於王亥，卅牛，十二月」（同上第二十三葉），曰「貞登王亥羊」（同上第二十六葉），曰「貞之於王亥□三百牛」（同上第二十八葉）。《龜甲獸骨文字》有一事曰「貞於王亥，五牛」（卷一第九葉）。觀其祭日用辛亥，其牲用五牛，三十牛，四十牛，乃至三百牛，乃祭禮之最隆者，必為商之先王先公無疑。案：《史記·殷本紀》及《三代世表》商先祖中無王亥，惟云：「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索隱》「振，《系本》作核」，《漢書·古今人表》作垓。然則《史記》之振當為核，或為垓字之訛也。《大荒東經》曰：「有璃民國，句姓而食，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方食其頭。王亥托於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殺王亥，取仆牛。」郭璞注引《竹書》曰：「殷王子亥，賓於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師於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殺其君綿臣也（此《竹書紀年》真本，郭氏隱括之如此）。」今本《竹書紀年》：「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賓於有易，有易殺而放之。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綿臣。」是《山海經》之王亥。古本《紀年》作殷王子亥，今本作殷侯子亥。又前於上甲微者一世，則為殷之先祖冥之子、微之父，無疑。卜辭作王亥，正與《山海經》同。又祭王亥皆以亥日，則亥乃其正字，《世本》作核，《古今人表》作垓，皆其通假字；《史記》作振，則因與核或垓二字形近而訛。夫《山海經》一書，其文不雅馴，其中人物，世亦以子虛烏有視之，《紀年》一書，亦非可盡信者。而王亥之名竟於卜辭見之，其事雖未必盡然，而其人則確非虛構。可知古代傳說存於周秦之間者，非絕無根據也。 王亥之名及其事跡，非徒見於《山海經》、《竹書》，周秦間人著書多能道之。《呂覽·勿躬篇》：「王作服牛。」案，篆文作，與亥字相似，王亦王亥之訛。《世本·作篇》「胲作服牛」，（《初學記》卷二十九引，又《御覽》八百九十九引《世本》，「作服牛」，亦胲之訛。《路史》注引《世本》「胲為黃帝馬醫，常醫龍」。疑引宋衷注。《御覽》引宋注曰「胲，黃帝臣也，能駕牛」，又雲「少昊時人，始駕牛」。皆漢人說，不足據。實則《作篇》之胲，即《帝系篇》之核也。）其證也。服牛者，即《大荒東經》之仆牛，古服、仆同音。《楚辭·天問》：「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又曰：「恆秉季德，焉得夫朴牛？」該即胲，有扈即有易（說見下），朴牛亦即服牛。是《山海經》、《天問》、《呂覽》、《世本》皆以王亥為始作服牛之人。蓋夏初奚仲作車，或尚以人挽之，至相土作乘馬，王亥作服牛，而車之用益廣。《管子·輕重戊》云：「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以為民利，而天下化之。」蓋古之有天下者，其先皆有大功德於天下。禹抑鴻水，稷降嘉種，爰啟夏周。商之相土、王亥，蓋亦其儔。然則王亥祀典之隆，亦以其為製作之聖人，非徒以其為先祖，周秦間王亥之傳說，胥由是起也。 卜辭言王亥者九，其二有祭日，皆以辛亥，與祭大乙用乙日、祭大甲用甲日同例，是王亥確為殷人以辰為名之始，猶上甲微之為以日為名之始也。然觀殷人之名，即不用日辰者，亦取於時為多，自契以下，若昭明，若昌若，若冥，皆含朝莫明晦之意，而王恆之名亦取象於月弦。是以時為名或號者，乃殷俗也。夏後氏之以日為名者，有孔甲，有履癸，要在王亥及上甲之後矣。 王　恆 卜辭人名，於王亥外又有王。其文曰「貞之於王」（《鐵雲藏龜》第一百九十九葉及《書契後編》卷上第九葉）。又曰「貞之於王」（《後編》卷下第七葉）。又作「王」，曰「貞王□」（下闕，《前編》卷七第十一葉）。案，即恆字。《說文解字》二部：「，常也，從心，從舟在二之間，上下心以舟施恆也。，古文，從月，《詩》曰：『如月之恆。』」案，許君既雲古文從月，復引《詩》以釋從月之意，而今本古文乃作，從二從古文外，蓋傳寫之訛，字當作。又《說文》木部：「，竟也，從木，聲。，古文。」案，古從月之字，後或變而從舟，殷虛卜辭，朝莫之朝作（《後編》卷下第三葉），從日月在間，與莫字從日在間同意，而篆文作，不從月而從舟。以此例之，本當作。曶鼎有字，從心從，與篆文之從者同，即之初字，可知、一字。卜辭字從二從（卜辭月字或作或作），其為、二字或恆字之省無疑。其作者，《詩·小雅》「如月之恆」。毛傳「恆，弦也」。弦本弓上物，故字又從弓。然則、二字確為恆字。王恆之為殷先祖，惟見於《楚辭·天問》。《天問》自「簡狄在台嚳何宜」以下二十韻，皆述商事（前夏事後周事）。其問王亥以下數世事曰：「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床先出，其命何從？恆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昏微遵跡，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此十二韻以《大荒東經》及郭注所引《竹書》參證之，實紀王亥、王恆及上甲微三世之事，而《山海經》、《竹書》之「有易」，《天問》作「有扈」，乃字之誤。蓋後人多見有扈，少見有易，又同是夏時事，故改易為扈。下文又云：「昏微遵跡，有狄不寧。」昏微即上甲微，有狄亦即有易也。古狄、易二字同音，故互相通假。《說文解字》辵部，逖之古文作逷。《書·牧誓》「逖矣西土之人」，《爾雅》郭注引作「逷矣西土之人」。《書·多士》「離逷爾土」，《詩·大雅》「用逷蠻方」，《魯頌》「狄彼東周」。《畢狄鍾》「畢狄不龔」，此逖、逷、狄三字，異文同義。《史記·殷本紀》之簡狄，《索隱》曰「舊本作易」，《漢書·古今人表》作簡逷。《白虎通·禮樂篇》「狄者，易也」，是古狄、易二字通，有狄即有易。上甲遵跡而有易不寧，是王亥弊於有易，非弊於有扈，故曰扈當為易字之誤也。狄、易二字不知孰正孰借，其國當在大河之北，或在易水左右（孫氏之說）。蓋商之先，自冥治河，王亥遷殷（今本《竹書紀年》，帝芒三十三年，商侯遷於殷，其時商侯即王亥也。《山海經》注所引真本《竹書》，亦稱王亥為殷王子亥。稱殷，不稱商，則今本《紀年》此條，古本想亦有之。殷在河北，非亳殷，見余撰《三代地理小記》），已由商丘越大河而北，故遊牧於有易高爽之地，服牛之利，即發見於此。有易之人乃殺王亥，取服牛，所謂「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者也。其雲「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床先出，其命何從」者，似記王亥被殺之事。其雲「恆秉季德，焉得夫朴牛」者，恆蓋該弟，與該同秉季德，復得該所失服牛也。所云「昏微遵跡，有狄不寧」者，謂上甲微能率循其先人之跡，有易與之有殺父之讎，故為之不寧也。「繁鳥萃棘」以下，當亦記上甲事，書闕有間，不敢妄為之說，然非如王逸《章句》所說解居父及象事，固自顯然。要之，《天問》所說，當與《山海經》及《竹書紀年》同出一源，而《天問》就壁畫發問，所記尤詳，恆之一人，並為諸書所未載。卜辭之王恆與王亥，同以王稱，其時代自當相接。而《天問》之該與恆，適與之相當，前後所陳，又皆商家故事，則中間十二韻自系述王亥、王恆、上甲微三世之事。然則王亥與上甲微之間，又當有王恆一世。以《世本》、《史記》所未載，《山經》、《竹書》所不詳，而今於卜辭得之。《天問》之辭，千古不能通其說者，而今由卜辭通之，此治史學與文學者所當同聲稱快者也。 上　甲 《魯語》「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是商人祭上甲微，而卜辭不見上甲。郭璞《大荒東經》注引《竹書》作「主甲微」，而卜辭亦不見主甲。余由卜辭有、、三人名，其乙、丙、丁三字皆在匚或中，而悟卜辭中凡數十見之（或作），即上甲也。卜辭中凡田狩之田字，其□中橫直二筆皆與其四旁相接，而人名之，則其中橫直二筆或其直筆必與四旁不接，與田字區別較然中十字，即古甲字（卜辭與古金文皆同）。甲在□中，與、、之乙、丙、丁三字在匚或中同意。亦有□中橫直二筆與四旁接而與田狩字無別者，則上加一作以別之。上加一者，古六書中指事之法，一在上，與二字（古文上字）之一在一上同意，去上甲之義尤近。細觀卜辭中記或者數十條，亦惟上甲微始足當之。卜辭中雲「自（或作）至於多後衣」者五（《書契前編》卷二第二十五頁三見，又卷三第二十七頁，《後編》卷上第二十頁各一見），其斷片雲「自至於多後」者三（《前編》卷二第二十五頁兩見，又卷三第二十八頁一見），雲「自至於武乙衣」者一（《後編》卷上第二十頁）。衣者，古殷祭之名。又卜辭曰「丁卯貞，來乙亥告自」（《後編》卷上第二十八頁）；又曰「乙亥卜賓貞，□大御自」（同上，卷下第六頁）；又曰「（上闕）貞，翌甲□自」（同上，第三十四頁）。凡祭告皆曰「自」，是實居先公先王之首也。又曰「辛巳卜大貞之自元示三牛，二示一牛，十三月（《前編》卷三第二十二頁）」；又雲「乙未貞，其求自十又三示牛，小示羊」（《後編》卷上第二十八頁），是為元示及十有三示之首。殷之先公稱示，主壬、主癸，卜辭稱示壬、示癸，則又居先公之首也。商之先人王亥始以辰名，上甲以降皆以日名，是商人數先公當自上甲始，且之為上甲，又有可征證者。殷之祭先，率以其所名之日祭之，祭名甲者用甲日，祭名乙者用乙日，此卜辭之通例也。今卜辭中凡專祭者皆用甲日，如曰「在三月甲子□祭」（《前編》卷四第十八頁），又曰「在十月又一（即十有一月）甲申□祭」（《後編》卷下第二十頁），又曰「癸卯卜翌甲辰之牛吉」（同上，第二十七頁），又曰「甲辰卜貞，來甲寅又伐羊五卯牛一」（同上，第二十一頁）。此四事，祭有日者，皆用甲日。又雲「在正月□□（此二字闕）祭大甲」（同上第二十一頁），此條雖無祭日，然與大甲同日祭，則亦用甲日矣。即與諸先王先公合祭時，其有日可考者，亦用甲日。如曰「貞，翌甲□自」（同上），又曰「癸巳卜貞，肜日自至於多後衣，亡它，自□在四月，惟王二祀」（《前編》卷三第二十七頁），又曰「癸卯王卜貞，翌日自至多後衣，亡它，在□在九月，惟王五祀」（《後編》卷上第二十頁）。此二條以癸巳及癸卯卜，則其所云之肜日、翌日，皆甲日也。是故之名甲，可以祭日用甲證之。字為十（古甲字）在□中，可以、、三名乙、丙、丁在匚中證之，而此甲之即上甲，又可以其居先公先王之首證之。此說雖若穿鑿，然恐殷人復起，亦無易之矣。《魯語》稱商人「報上甲微」，《孔叢子》引《逸書》「惟高宗報上甲微」（此魏晉間偽書之未采入梅本者，今本《竹書紀年》武丁十二年報祀上甲微，即本諸此）。報者蓋非常祭。今卜辭於上甲，有合祭，有專祭，皆常祭也。又商人於先公皆祭，非獨上甲，可知周人言殷禮已多失實，此孔子所以有文獻不足之嘆歟！ 商先王世數 《史記·殷本紀》、《三代世表》及《漢書·古今人表》所記殷君數同，而於世數則互相違異。據《殷本紀》，則商三十一帝（除大丁為三十帝），共十七世。《三代世表》以小甲、雍己、大戊為大庚弟（《殷本紀》大庚子），則為十六世。《古今人表》以中丁、外壬、河亶甲為大戊弟（《殷本紀》大戊子），祖乙為河亶甲弟（《殷本紀》河亶甲子），小辛為盤庚子（《殷本紀》盤庚弟），則增一世，滅二世，亦為十六世。今由卜辭證之，則以《殷本紀》所記為近。案，殷人祭祀中，有特祭其所自出之先王，而非所自出之先王不與者。前考所舉「求祖乙（小乙）、祖丁（武丁）、祖甲、康祖丁（庚丁）、武乙衣」，其一例也。今檢卜辭中又有一斷片，其文曰「（上闕）大甲、大庚（中闕）、丁、祖乙、祖（中闕）一、羊一，南」（下闕，共三行，左讀，見《後編》卷上第五頁），此片雖殘闕，然於大甲、大庚之間不數沃丁，中丁（中字直筆尚存）、祖乙之間不數外壬、河亶甲，而一世之中僅舉一帝，蓋亦與前所舉者同例。又其上下所闕，得以意補之如左。 由此觀之，則此片當為盤庚、小辛、小乙三帝時之物，自大丁至祖丁皆其所自出之先王，以《殷本紀》世數次之，並以行款求之，其文當如是也。惟據《殷本紀》，則祖乙乃河亶甲子，而非中丁子，今此片中有中丁而無河亶甲，則祖乙自當為中丁子，《史記》蓋誤也。且據此則大甲之後有大庚，則大戊自當為大庚子，其兄小甲、雍己亦然，知《三代世表》以小甲、雍己、大戊為大庚弟者，非矣。大戊之後有中丁，中丁之後有祖乙，則中丁、外壬、河亶甲自當為大戊子，祖乙自當為中丁子，知《人表》以中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皆為大戊弟者非矣。卜辭又雲「父甲一牡、父庚一牡、父辛一牡」（《後編》卷上第二十五頁），甲為陽甲，庚則盤庚，辛則小辛，皆武丁之諸父，故曰父甲、父庚、父辛，則《人表》以小辛為盤庚子者非矣。凡此諸證，皆與《殷本紀》合，而與《世表》、《人表》不合。是故殷自小乙以上之世數，可由此二片證之，小乙以下之世數，可由祖乙、祖丁、祖甲、康祖丁、武乙一條證之。考古者得此，可以無遺憾矣。 附殷世數異同表 例二　陳寅恪君《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考》 例一所舉雖系史學上之絕大問題，然或有人嫌其多半仍是文字學的問題，不是純粹史學的問題（其實史學語學是全不能分者）。現在更舉一個純粹史學的考定。我的朋友陳寅恪先生，在漢學上的素養不下錢曉徵，更能通習西方古今語言若干種，尤精梵藏經典。近著《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考》一文，以長慶唐蕃會盟碑為根據，「千年舊史之誤書，異國譯音之訛讀，皆賴以訂」。此種異國古文之史料至不多，而能使用此項史料者更屬至少，苟其有之，誠學術中之快事也。文不長，茲全錄之如下： 《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一）（《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 小徹辰薩囊台吉著《蒙古源流》，其所紀土伯特事，蓋本之西藏舊史。然取新、舊《唐書·吐蕃傳》校其書，則贊普之名號，往往不同，而年代之後先，相差尤甚。夫中國史書述吐蕃事，固出於唐室當時故籍，西藏志乘，雖間雜以宗教神話，但歷代贊普之名號世系，亦必有相傳之舊說，決不盡為臆造。今唐蕃兩地載籍互相差異，非得書冊以外之實物以資考證，則無以判別二者之是非，兼解釋其差異之所由來也。 《蒙古源流》卷二雲「穆迪子藏（坊刊本作減，誤）瑪、達爾瑪、持（坊刊本作特，誤）松壘、羅壘、倫多卜等，兄弟五人。長子藏瑪出家，次子達爾瑪持松（松下略一壘字，滿文本已如是。）自前歲戊子紀二千九百九十九年之丙戌年所生。歲次戊戌年十三歲，眾大臣會議輔立即位，歲次辛酉年三十六歲，歿。汗無子，其兄達爾瑪即位」云云。按，小徹辰薩囊台吉以釋迦牟尼佛涅般後一歲為紀元。據其所推算，佛滅度之年，為西曆紀元前二千一百三十四年，故其紀元前之戊子元年為西曆紀元前二千一百三十三年。其所謂「自前戊子紀二千九百九十九年之丙戌年」，即西曆紀元後八百六十六年，唐懿宗咸通七年。戊戌年即西曆紀元後八百七十八年，唐僖宗乾符五年。辛酉年即西曆紀元後九百零一年，唐昭宗天復元年。惟《蒙古源流》此節所紀達爾瑪、持松壘贊普之名號年代，皆有訛誤。茲先辨正其名號，兼解釋其差異之所由來，然後詳稽其年代之先後，以訂正唐蕃兩地舊史相傳之訛誤，或可為治唐史者之一助歟？ 名號之訛誤有二：一為誤聯二名為一名，一為承襲蒙古文舊本字形之訛而誤讀其音。 何謂誤聯二名為一名？按《唐書·吐蕃傳》：「贊普（指可黎可足，即彝泰贊普）立幾三十年。死。以弟達磨嗣。」《資治通鑑考異》卷二十一《唐紀》十三文宗開成三年，吐蕃彝泰贊普卒，弟達磨立條云：「彝泰卒及達磨立，《實錄》不書。《舊傳》、《續會要》皆無之，今據《補國史》。」坊刊本《蒙古源流》卷二：「汗（指持松壘）無子，其兄達爾瑪，癸未年所生，歲次壬戌，年四十歲，即位。因其從前在世為象時，曾設惡願，二十四年之間，惡習相沿，遂傳稱為天生邪妄之朗達爾瑪。」（按，藏語謂象為朗glan。）又藏文嘉剌卜經Rgyal-rabs者（聞中國有蒙文刊本，予未見），本書譯本子注及《四庫總目提要》，皆言其與小徹辰薩囊台吉所紀述多相符合。今據Emil Schalgintweit本《嘉剌卜經》藏文原文第十二頁第十二行，其名亦為Glan-darma，即本書之朗達爾瑪也。而本書之持松壘，在嘉喇卜經則稱為ral-pa-chan，與朗達瑪為二人，章章明甚。又乾隆中敕譯中文《首楞嚴經》為藏文時，章嘉胡圖克圖言此經西藏古譯本為五百年前之浪達爾瑪汗所毀滅云云（見《清高宗御製文集·藏譯楞嚴經序》），持松壘與達爾瑪孰為兄弟，及浪達爾瑪汗是否生於乾隆前五百年，以至《首楞嚴經》乾隆以前有無藏文譯本，皆不必論，而持松壘與達爾瑪之為二人，則中國史籍、《蒙古源流》本書及西藏曆世相傳之舊說，無不如是。今景陽宮所藏《蒙古源流》滿文譯本，誤聯達爾瑪、持松壘二名為一名，此必當日滿文譯者所據喀爾喀親王成袞札布進呈之蒙文本，已有此誤，以致輾轉傳訛，中文譯本遂因而不改，即彭楚克林沁所校之中文譯本（曾見江安傅氏轉錄本），亦誤其句讀。以予所見諸本，惟施密德氏Isaac Jacob Schmidt之蒙文校譯本，二名分列，又未省略，實較成袞扎布本為佳也。 何謂承襲蒙文舊本字形之訛而誤讀其音？此贊普名號諸書皆差異，今據最正確之實物，即拉薩長慶唐蕃會盟碑碑陰吐蕃文（據前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所藏繆氏藝風堂拓本）補正其省略訛誤，並解釋其差異之所由來焉。 按長慶唐蕃會盟碑碑陰吐蕃文首列贊普名號，末書唐長慶及蕃彝泰紀元，其所載贊普之名號為Khri-gtsug lde-brtsan。近年西北發見之藏文寫本亦同（見F. W. Thomas: Tibetan Documents conccrning Chinese Turkestan PP.71.72.76.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Jan. 1928）。茲取此碑碑陰蕃文，歷校諸書，列其異同於左。 《新唐書·吐蕃傳》：「元和十二年贊普死，可黎可足立為贊普。」按可黎可足即碑文之Khri-gtsug，其下之ldebrtsan則從省略，且據此可知當時實據藏文之複輔音而對音也。 《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九唐紀五十五：「憲宗元和十一年二月，西川奏吐蕃贊普卒，新贊普可黎可足立。」又卷二百四十六唐紀六十二：「文宗開成三年吐蕃彝泰贊普卒，弟達磨立。」按會盟碑碑陰末數行吐蕃年號為Skyid-rtag，即彝泰之義，然則可黎可足之號為彝泰贊普者實以年號稱之也。 《菩提末》（Bodhimör）此書紀贊普世系，實出於藏文之《嘉剌卜經》，據施密德氏蒙文《蒙古源流》校譯本第三百六十頁所引《菩提末》之文，此贊普之名為Th-iaTsong-lTe-bDsan。按此書原文予未見，此僅據施密德氏所轉寫之拉丁字而言，Thi者藏文Khri以西藏口語讀之之對音，嚴格言之，當作Thi。lTe者據會盟碑蕃文應作lDe，蒙文dt皆作形無分別，bDsan即碑文及西北發見之藏文寫本之brTsan，此乃施密德氏轉寫拉丁字之不同（藏文古寫僅多一r），非原文之有差異也。惟atsong一字，則因蒙文字形近似而訛，蓋此字依會盟碑蕃文本，及西北發見之藏文寫本，應作gtsug，蒙文轉寫藏文之（g）作乛形，轉寫藏文之（a）（或作h）作形，ug，ük作形，ung或ong作形，字體極相似故訛。或《菩提末》原書本不誤，而讀者之誤，亦未可知也。 《蒙古源流》施密德校譯本　據此本。此贊普名作Thi-btsonglte，此名略去名末之brtsan。至btsong者，gtsug之訛讀，藏文（g）字，蒙文作，與蒙文の（b）字形近故訛，蒙文之ug轉為ük亦以形近誤為ong，見上文《菩提末》條。 《蒙古源流》滿文譯本　《蒙古源流》中文譯本非譯自蒙文，乃由滿文而轉譯者，今成袞扎布進呈之蒙文原本，雖不可得見（予近發見北平故宮博物院藏有《蒙古源流》之蒙文本二種：一為寫本，一為刊本。瀋陽故宮博物館亦藏有蒙文本，蓋皆據成袞札布本抄寫刊印者也）。幸景陽宮尚藏有滿文譯本，猶可據以校正中文譯本也。按滿文本，此贊普名凡二見，作Darmakriltsung-Lui，一作Darmakribtsung，皆略去Brtson字，此名誤與達爾瑪之名聯讀，已詳上文。惟藏文之Khri，滿文或依藏文複輔音轉寫，如此名之Kni即其例，或依西藏口語讀音轉寫，如持蘇隴德燦（Cysurong tetsan）之Cy（滿文）即其例，蓋其書之對音，先後殊不一致也。ung乃ug轉為ük之誤，見上文《菩提末》條。又藏文LDe所以訛成壘者，以蒙文t字d字皆作d形，o字u字皆作d形，又e字及i字結尾之形作及，皆極相似，頗易淆混，故藏文之LDe，遂訛為滿文之Lui矣。或者成袞札布之蒙文原本，亦已訛誤，滿文譯本遂因襲而不知改也。 文津閣本及坊刊本漢譯《蒙古源流》　中文《蒙古源流》既譯自滿文，故滿文譯本之誤，中文譯本亦因襲不改，此二本中，此贊普名一作達爾瑪持松壘，一作達爾瑪持松，滿文Kri作持者，依藏文口語讀之也。按義淨以中文詫為梵文·tha字對音（見高楠順次郎英譯《南海寄歸內法傳》），則·thi字固可以滿文之（cy）字，中文之持字對音。又此本持字俱作特，乃誤字，而先後校此書者皆未改正，松字乃滿文Tsung之對音，其誤見上文《菩提末》條。 蒙文書社本漢譯《蒙古源流》　此本此贊普名一作（達爾瑪）哩卜崇壘，一作（達爾瑪）持松哩卜崇。第一名作哩者，依滿文Kri而對哩音，其作卜者，滿文譯本固有b字音也。第二名則持哩二字重聲，松崇二字亦壘音，殆當時譯者並列依原字及依口語兩種對音，而傳寫者雜糅為一，遂致此誤歟？余見上文。 此贊普之名號既辨正，其年代亦可得而考焉。《唐會要》卷九十七：「元和十一年西川奏吐蕃贊普卒，十二年吐蕃告哀使論乞冉獻馬十匹，玉帶金器等。」《舊唐書·吐蕃傳》：「憲宗元和十二年吐蕃以贊普卒來告。」《新唐書》：「憲宗元和十二年贊普死，使論乞髯來（告喪），可黎可足立為贊普。」《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九《唐紀》五十五：「憲宗元和十一年二月西川奏吐蕃贊普卒，新贊普可黎可足立。」《新唐書·吐蕃傳》：「贊普立（指可黎可足）幾三十年，死，以弟達磨嗣。」《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六《唐紀》六十二：「文宗開成三年吐蕃彝泰贊普卒，弟達磨立。」《資治通鑑考異》卷二十一《唐紀》十三，會昌二年十二月吐蕃來告達磨贊普之喪，略雲「《實錄》丁卯吐蕃贊普卒，遣使告喪，贊普立僅三十餘年，據《補國史》，彝泰卒後，又有達磨贊普，此年卒者，達磨也。《文宗實錄》不書彝泰贊普卒，《舊傳》及《續會要》亦皆無達磨，《新書》據《補國史》，疑《文宗實錄》闕略，故他書皆因而誤。彝泰以元和十一年立，至此二十七年，然開成三年已卒，達磨立至此五年，而《實錄》雲僅三十年，亦是誤以達磨為彝泰也。」《蒙古源流》卷二：「持松壘歲次戊戌，年十三歲。眾大臣會議輔立即位，在位二十四年，歲次辛酉，三十六歲歿。」據小徹辰薩囊台吉書所用之紀元推之，戊戌為唐僖宗乾符五年，西曆紀元後八百七十八年，辛酉年為唐昭宗天復元年，西曆紀元後九百零一年。（諸書之文，前已徵引，茲再錄之以便省覽而資比較。）按《蒙古源流》所載年代太晚，別為一問題，姑於此不置論。而諸書所記彝泰贊普嗣立之年，亦無一不誤者。何以言之？唐蕃會盟碑碑陰蕃文，唐蕃年號並列，唐長慶元年，當蕃彝泰七年，長慶二年，當彝泰八年，長慶三年，當彝泰九年。又《新唐書·吐蕃傳》：「長慶二年劉元鼎使吐蕃會盟還，虜元師尚塔藏館客大夏川，集東方節度諸將百餘，置盟策台上，遍曉之，且戒各保境，毋相暴犯，策署彝泰七年」云云。考《舊唐書·吐蕃傳》，長慶元年十月十日命崔植、王播、杜元穎等與吐蕃大將訥羅論等會盟於長安，盟文末有大蕃贊普及宰相缽闡布尚綺心兒等先寄盟文要節之語，則是劉元鼎長慶二年所見虜帥遍曉諸將之盟策，即前歲長慶元年之盟策，故彝泰七年即長慶元年，而非長慶二年。梁曜北玉繩《元號略》及羅雪堂振玉丈重校訂《紀元編》，皆據此推算，今證以會盟碑碑陰蕃文，益見其可信。故吐蕃可黎可足贊普之彝泰元年，實當唐憲宗元和十年，然則其即贊普之位至遲亦必在是年。《唐會要》、新、舊《唐書》及《資治通鑑》所載年月，乃據吐蕃當日來告之年月，而非當時事實發生之真確年月也。又《蒙古源流》載此贊普在位二十四年，不知其說是否正確，但憲宗元和十年，即西曆紀元後八百十五年，為彝泰元年，文宗開成三年，即西曆紀元後八百三十八年，亦即《補國史》所紀可黎可足贊普卒之歲，為彝泰末年，共計二十四年，適相符合。予於《蒙古源流》所紀年歲，固未敢盡信，獨此在位二十四年之說，與依據會盟碑等所推算之年代，不期而暗合，似非出於臆造所能也。 綜校諸書所載名號年代既多訛誤，又復互相違異，無所適從。幸得會盟碑陰殘字數行，以資考證，千年舊史之誤書，異國譯音之訛讀，皆賴以訂正。然中外學人考證此碑之文，以予所知，尚未有證論及此者，故表而出之，使知此邏片石，實為烏斯赤嶺（此指拉薩之赤嶺而言）之大玉天球，非若尋常碑碣，僅供攬古之士賞玩者可比也。 例三　《集古錄》與《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 以金文證經典雖為較近之事，然以石文校史事，宋朝人已能為之。如歐陽永叔《集古錄跋尾》，其中頗有勝義，即如下例，可見其旨趣。 《魏受禪碑》……按，《漢·獻帝紀》，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遜位，魏王稱天子。又按《魏志》，是歲十一月葬士卒死亡者，猶稱令。是月丙午（集本作寅），漢帝使張愔奉璽綬，庚午，王升壇受禪，又是月癸酉，奉漢帝為山陽公。而此碑云：「十月辛未，受禪於漢。」三家之說皆不同。今據裴松之注《魏志》，備列漢魏禪代詔冊書令群臣奏議甚詳。蓋漢實以十月乙卯策詔魏王，使張愔奉璽綬，而魏王辭讓，往返三四，而後受也。又據侍中劉奏問太史令許芝，今月十七日己未，可治壇場；又據尚書令桓階等奏雲，下太史令，擇元辰，今月二十九日，可登壇受命。蓋自十七日己未，至二十九日，正得辛未。以此推之，漢魏二紀皆繆，而獨此碑為是也。《漢紀》乙卯遜位者，書其初命，而略其辭讓往返，遂失其實爾。《魏志》十一月癸卯猶稱令者，當是十月，衍一字爾。丙午張愔奉璽綬者，辭讓往返，容（集本作殆）有之也。惟庚午升壇最為繆爾。癸卯去癸酉三十一日，不得同為十一月，此尤繆也。禪代，大事也，而二紀所書如此，則史官之失，以惑後世者，可勝道哉？ 北宋人的史學分析工夫到這個地步，所以才能有《唐書》、《通鑑》那樣的製作。到了近代顧亭林、朱竹垞等，以石文校史書，時有精論，而錢竹汀「乃盡……出其上，遂為古今金石學之冠」（見《集古錄跋尾·王昶序》）。《廿二史考異》、《金石文之跋尾》，皆同一意義之工作，現在摘錄兩條，以見其精詣所至。其實竹汀此書論石各篇，皆是精能之作，原書易得，不復多舉。 《後魏孝文帝吊比干文碑陰》：……《北史》太和十九年，詔遷洛人死葬河南，不得還北，於是代人南遷者悉為河南洛陽人。又雲，太和二十年正月，詔改姓元氏。今此碑立於太和十八年冬，宗室已系元姓，代人並稱河南郡，則史所載歲月恐未得其實矣。諸臣稱河南郡者，元氏而外，若丘目陵氏、萬忸于氏、侯莫陳氏、乙旃氏、叱羅氏、吐難氏、伊婁氏、獨孤氏、拔拔氏、莫耐婁氏，並見《魏書·官氏志》，而譯字小有異同。如丘目陵之目作穆，萬忸於之萬作勿，吐難之吐作土，莫耐婁之耐作那，是也。陸氏本步六孤氏。太和十九年，詔稱穆陸賀劉樓於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勛著當世位盡王公者也。穆即丘目陵，於即萬忸於，劉即獨孤。諸人皆未改氏，而陸昕等已單稱陸氏，而陸氏之改又在穆賀諸姓之先矣。大野氏、郁久閭氏、俟呂氏，魏志俱失載。以予考之，郁久閭乃蠕蠕姓，後亦單稱閭氏。《周書》太祖賜韓褒姓俟呂陵氏（此《廣韻》所引，今本俟訛作侯），當即俟呂氏也。後魏末有南州刺史大野拔，大野亦代北著姓矣。又有俟文福一人，則未知其俟氏歟（《官氏志》俟奴氏後改俟氏），抑別有俟文氏也？若干氏賀拔氏不稱河南而稱代郡，蓋代人之未南遷者。斛律氏稱高車部人，雖入處中國，尚未有所隸州縣也。馮誕以尚樂安公主拜駙馬都尉，此但云駙馬而去都尉。從俗稱也。史稱傅永字脩期，此直雲傅脩期，蓋以字行也。公孫良據傳為燕郡廣陽人，此雲遼東郡，則舉郡望言之。於勁嘗為司衛監，李預兼典命下大夫，皆本傳所未載。陸昕傳作昕之，當以石刻為正。其書姑臧為姑藏，河間為河澗，龍驤為驤，傅脩期作傅期，皆當時承用別體字，若萬忸於之或作乎，陸希道作怖道，則翻刻之訛。（此段以石文訂史所記。） 《後魏石門銘》　右《石門銘》，蓋述龍驤將軍梁秦二州刺史泰山羊祉開通石門之功。《魏書·宣武紀》：「正始四年九月甲子，開斜谷舊道。」即其事也。碑云：「起四年十月十日，至永平二年正月畢功。」而史書於四年九月者據奉詔之日言之耳。《北史·羊祉傳》不書開斜谷道事，此史文之闕漏，當據石刻補之。碑雲「皇魏正始元年漢中獻地」，即梁天監三年也。是歲夏侯道遷背梁歸魏，《梁史》書「魏陷梁州」於二月，當得其實。魏收史書於閏十二月，溫公《通鑑》據長曆梁置閏在次年正月，後遂移於後一年，非也（訂歷）。 《唐景龍三年法琬法師碑》　右《法琬法師碑》。法琬，中宗之三從姑，太祖景皇帝之玄孫女也。父臨川公德懋，嘗官宗正卿，兵部尚書，諡曰孝，皆史所不載。史稱永徽二年，襄邑王神符薨。而碑雲六年薨，與史不合。據碑，法琬以襄邑王薨之歲奏請出家，時年十有三。垂拱四年卒，春秋卌有九。今以永徽六年年十有三推之，祗四十六歲耳。竊意神符薨於永徽二年，史文未必誤。其年德懋請舍所愛女為亡父祈福，奉勅聽許，而法琬之出家則在其明年，年始十三也。碑以二年為六年，特書者之誤爾（此段以史所記訂石文）。 最近三十年中，繆荃蓀、羅振玉、王國維皆於石刻與史傳之校正工夫上續有所貢獻，然其造詣之最高點，亦不過如錢竹汀而已。 例四　流沙墜簡 近來出土之直接史料，可據以校正史傳者，尚有西陲所得漢簡。此種材料，法人沙畹德人康拉地皆試為考證，而皆無大功，至王靜安君手，乃蔚成精美之史事知識。現錄其一段如下（《流沙墜簡補遺考釋》第一頁）： 三、晉守侍中大都尉奉晉大侯親晉鄯善、焉耆、龜茲、疏勒 四、于闐王寫下詔書到 右二簡文義相屬，書跡亦同，實一書之文，前排比簡文印本時，尚未知其為一書，故分置兩頁中，今改正如右。亦行下詔書之辭也。晉守侍中大都尉奉晉大侯親晉鄯善、焉耆、龜茲、疏勒、于闐王者，若析言之，則當雲，晉守侍中大都尉奉晉大侯親晉鄯善王，晉守侍中大都尉奉晉大侯親晉焉耆王，以下仿此。蓋晉時西域諸國王皆得守侍中大都尉奉晉大侯位號。以此十字冠於五國王之上，而不一一言之者，文例宜然，亦如親晉二字之為五國王通號，此人人所易首肯也。案，中國假西域諸國王以官號，自後漢始。《後漢書·西域傳》：光武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承制立莎車王康為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國皆屬焉。十七年，更賜以漢大將軍印綬。順帝永建二年，疏勒王臣磐遣使奉獻，帝拜臣磐為與漢大都尉，其子孫至靈帝時猶稱之。（案，傳但言拜臣磐為漢大都尉，漢字上無與。然下文雲，疏勒王與漢大都尉於獵中為其季父和得所射殺，時疏勒王外，非別有漢大都尉，不得言與。疑與漢二字當連讀，與漢猶言親漢也。上雲拜臣磐為漢大都尉，漢字上脫與字）《魏略·西戎傳》，魏賜車師後部王壹多雜守魏侍中，號大都尉，受魏王印，此西域諸王受中國官號之見於史籍者也。考漢魏時本無大都尉一官，求其名稱，實錄都護而起。前漢時本以騎都尉都護西域，（見《漢書·百官公卿表》及《甘延壽段會宗傳》）後遂略稱西域都護。新莽之後，都護敗沒，故竇融承制拜莎車王康為西域大都尉，使暫統西域諸國，惟不欲假以都護之名，又以西域諸國本各有左右都尉，故名之曰西域大都尉，使其號與西域都護騎都尉相埒云爾。嗣是莎車既衰，而疏勒王稱與漢大都尉，魏車師後部王又單稱大都尉，皆不冠以西域二字，其號稍殺。故此簡西域諸國王皆有此位號，疑自魏時已然矣。或以此簡之晉守侍中大都尉與魏賜車師後王位號同，又下所舉五王中無車師後王，疑此亦晉初車師後王之稱，故此簡之中實得六國。然魏時車師後王既受王印，則其號當雲魏守侍中大都尉親魏車師後部王，今但云晉守侍中大都尉，但舉其所受中國官號，而不著其本國王號，必無此理。故曰，晉守侍中大都尉者，乃鄯善、焉耆、龜茲、疏勒、于闐王之公號也。奉晉大侯亦然。以國王而受晉侯封，故謂之大侯，以別於西域諸國之左右侯，亦猶大都尉之稱，所以別於諸國之左右都尉也。親晉某王者，亦當時諸國王之美稱。案，漢時西域諸國王但稱漢某國王，《漢書·西域傳》雲，西域最凡國五十，自譯長至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其印文雖無傳者，然《匈奴傳》雲，漢賜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已下乃有漢，言章。西域諸王雖君一國，然其土地人民尚不如匈奴諸王，則漢所賜印必雲漢某某王章，無疑也。後漢之初，莎車王號尚冠以漢字，中葉以後，始有親漢之稱。《後書·西域傳》，順帝永建元年，班勇上八滑為後部親漢侯。然但為侯號而非王號，其王猶當稱漢某某王也。唯建安中封鮮卑沙末汗為親漢王，魏晉封拜皆襲此稱，如《魏志·外國傳》有親魏倭王，古印章有親晉羌王親趙侯等是也。其官號上冠以魏晉字者，所以榮之，其王號上冠以親魏、親晉字而不直雲魏晉者，所以示其非純臣也。此簡所舉五國，西域長史所轄殆盡於此。案，西域內屬諸國，前漢末分至五十，後漢又並為十餘，至魏時僅存六七。《魏略》言且末小宛精絕樓蘭（此謂樓蘭城）皆並屬鄯善，戎盧扞彌渠勒皮穴（《漢書》作皮山）皆屬於闐，尉犁危須山王國皆並屬焉耆，姑墨溫宿尉頭皆並屬龜茲，楨中莎車竭石渠沙西夜依耐蒲犁億若榆令捐毒休脩（《漢書》作休循）琴國皆並屬疏勒，且彌單桓畢陸（《漢書》作卑陸）蒲陸（《漢書》作蒲類）烏貪（《漢書》作烏貪訾離）諸國皆並屬車師。此外漢時屬都護諸國，惟烏孫尚存，仍歲朝貢，見於《魏志》。然烏孫國大地遠，其事中國亦當與康居大月氏同科，自後漢以來蓋已不屬都護長史。則魏時西域內屬諸國，僅上六國而已。右簡所舉又少車師一國，蓋晉初車師後部當為鮮卑所役屬。《魏志·鮮卑傳》注引王沈《魏書》雲，鮮卑西部西接烏孫。《晉書·武帝紀》，咸寧元年六月，西域戊已校尉馬循討叛鮮卑破之。二年，鮮卑阿羅多等寇邊，西域戊已校尉馬循討之。時鮮卑當據車師後部之地，故能西接烏孫，南侵戊已校尉治所矣。右簡令諸國王寫下詔書，而獨不雲車師王者，當由於此。然則晉初屬西域長史諸國，惟鄯善、焉耆、龜茲、疏勒、于闐五國而已。此西域諸國之大勢，得由右簡知之者也。此簡所出之地，當漢精絕國境，《後書》言後漢明帝時精絕為鄯善所並，而斯氏後十年在此地所得木簡見於本書簡牘遺文中者，其中稱謂有大王有王有夫人，隸書精妙，似後漢桓靈間書。余前序中已疑精絕一國漢末復有獨立之事，今此簡中無精絕王，而詔書乃到此者，必自鄯善或于闐傳寫而來，可見精絕至晉初又為他國所並矣。自地理上言之，則精絕去于闐近，而去鄯善較遠，自當並屬於闐，而《魏略》則雲並屬鄯善，然無論何屬，此時已無精絕國可知。此尼雅一地之沿革，得由右簡知之也。二簡所存者不及三十字，而足以裨益史事如此。然非知此二簡為一書，亦不能有所弋獲矣。 例五　吳大澂「文」字說 以上所舉的幾個例之外，尚有其他近來出土之直接史料，足以憑藉著校正或補苴史傳者。例如敦煌卷子中之雜件，頗有些是當時的箋帖雜記之類，或地方上的記載，這些真是最好的史料。即如《張氏勛德記》等，羅振玉氏據之以成《補唐書張義潮傳》（丙寅稿第一葉至四葉）。可見史料的發見，足以促成史學之進步，而史學之進步，最賴史料之增加。不過這些文字，或太長，或太瑣，不便舉列，故今從闕。 近數十年來最發達的學問中，金文之研究是一個大端。因金文的時代與諸史不相涉（除《史記》一小部外），而是《詩》、《書》的時代，所以金文之研究看來似只有裨於經學，然經學除其語言文字之部分外，即是史學智識。不過金文與《詩》、《書》所記不相干者多，可以互補，可以互校文字文體之異同，而不易據以對勘史事。雖金文中有很多材料，可以增加我們對於古代史事知識，但，求到這些知識，每每須經過很細的工夫，然後尋出幾件來。因此，關於金文學之精作雖多，而專於詩書時代史事作對勘之論文，還不曾有。此等發明，皆零零碎碎，散見各書中。現在且舉吳大澂君文字說，以為一例。此雖一字之校定，然《大誥》究竟是誰的檔案，可以憑此解決這個二千年的紛擾。《大誥》一類極重要的史料賴一字決定其地位，於此可見新發見的直接史料，對於遺傳的間接史料，有莫大之補助也。 「文」字　書文侯之命，「追孝於前文人」。《詩·江漢》：「告於文人。」《毛傳》云：「文人，文德之人也。」濰縣陳壽卿編修介祺所藏兮仲鍾云：「其用追孝於皇考己伯，用侃喜前文人。」《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追敦》云：「用追孝於前文人。」知「前文人」三字為周時習見語。乃《大誥》誤文為寧，曰：「予曷其不於前寧人圖功攸終。」曰：「予曷其不於前寧人攸受休畢。」曰：「天亦惟休於前寧人。」曰：「率寧人有指疆土。」「前寧人」實「前文人」之誤。蓋因古文文字有從心者，或作，或作，或又作。壁中古文《大誥》篇，其文字必與寧字相似，漢儒遂誤釋為寧。其實《大誥》乃武王伐殷大誥天下之文，寧王即文王，寧考即文考，「民獻有十夫」，即武王之亂臣十人也。「寧王遺我大寶龜」，鄭注「受命曰寧王」，此不得其解而強為之說也。既以寧考為武王，遂以《大誥》為成王之誥。不見古器，不識真古，安知寧字為文之誤哉？ 以上所標七例，皆新發見的直接史料與自古相傳的間接史料相互勘補的工作。必於舊史史料有工夫，然後可以運用新史料；必於新史料能了解，然後可以糾正舊史料。新史料之發見與應用，實是史學進步的最要條件；然而但持新材料，而與遺傳者接不上氣，亦每每是枉然。從此可知抱殘守缺，深固閉拒，不知擴充史料者，固是不可救藥之妄人；而一味平地造起，不知積薪之勢，相因然後可以居上者，亦難免於狂狷者之徒勞也。 第二節　官家的記載對民間的記載 官家記載和私家記載的互有短長處，也是不能一概而論的。大約官書的記載關於年月、官職、地理等等，有簿可查有籍可錄者，每校私記為確實；而私家記載對於一件事的來源去脈，以及「內幕」，有些能說官書所不能說，或不敢說的。但這話也不能成定例，有時官書對於年月也很會錯的，私書說的「內幕」更每每是胡說的。我們如想作一命題而無違例，或者可說，一些官家湊手的材料，及其範圍內之記載，例如表，志，冊子，簿錄等，是官家的記載好些，而官家所不湊手或其範圍所不容的材料，便只好靠私家了。不過這話仿佛像不說，因為好似一個「人者，人也」之循環論斷，我們還是去說說他們彼此的短處罷。 官家的記載時而失之諱。這因為官家總是官家，官家的記載就是打官話。好比一個新聞記者，想直接向一位政府的秘書之類得到一個國家要害大事之內容，如何做得到？勢必由間接的方法，然後可以風聞一二。 私家的記載時而失之誣。人的性情，對於事情，越不知道越要猜，這些揣猜若為感情所驅使，便不知造出多少故事來。史學的正宗每每不喜歡小說。《晉書》以此致謗；《三國志注》以此見識。建文皇帝游雲南事，明朝人談得那樣有名有姓，有聲有色，而明史總只是虛提一筆。司馬溫公的《通鑑》雖采小說，究竟不過是借著參考，斷制多不從小說；而他采《趙飛燕外傳》的「禍水」故事，反為嚴整的史家所譏。大約知道一件事內容者，每每因自己處境的關係不敢說，不願說，而不知道者偏好說，於是時時免不了胡說。 論到官家記載之諱，則一切官修之史皆是好例，所修的本朝史尤其是好例。禪代之際，一切欺人孤兒寡婦的逆跡；剪伐之朝，一切兇殘淫虐的暴舉，在二十四史上那能看得出好多來呢？現在但舉一例：滿洲的人類原始神話，所謂天女朱果者，其本地風光的說法，必不合於漢族之禮化，於是漢士修滿洲原始之史，不得不改來改去，於是全失本來的意義。［陳寅恪先生語我云：王靜安在清宮時有老閹導之看坤寧宮中跳神處，幔後一圖，女子皆裸體，而有一男老頭子。此老閹云：宮中傳說這老頭子是賣豆腐的。此與所謂天女者當有若何關係。今如但看滿洲天典禮，或但看今可見坤寧宮中之殺豬處，何以知跳神之禮，尚有此「內幕」耶？（猶之乎順治太后下嫁攝政王，在清朝國史上是找不出一字來的。）其實此等事照滿洲俗未可謂非，漢化亦未可謂是。史事之經過及其記載皆超於是非者也。（「Jenseits von Gut und Bose.」）］清朝人修的《太祖實錄》，把此一段民間神話改了又改，越改越不像。一部二十四史經過這樣手續者，何其多呢？現在把歷史語言研究所所藏的稿本影印一葉以見史書成就的一個大手續——潤色的即欺人的手續。 論到私書記載之誣，則一切小說稗史不厭其例。姑舉兩個關係最大謬的。元庚申帝如非元明宗之子，則元之宗室焉能任其居大汗之統者數十年，直到竄至漠北，尚能致遠在雲南之梁王守臣節？而《庚申外史》載其為宋降帝瀛國公之子，則其不實顯然。這由於元代七八十年中漢人終不忘宋，故有此種循環報應之論。此舉韓山童之建宋號，是同一感情所驅使的。又如明成祖，如果中國人是個崇拜英雄的民族，則他的豐功偉烈，確有可以崇拜處，他是中國惟一的皇帝能跑到漠北去打仗的。但中國人並不是個英雄崇拜的民族（這個心理有好有壞。約略說，難於組織，是其短處，難於上當，是其長處），而明成祖的行為又極不合儒家的倫理，而且把「大儒」方正學等屠殺的太慘酷了，於是明朝二百餘年中，士人儒學沒有誠心說成祖好的。於是乎為建文造了一些遜國說，為永樂造了一個「他是元朝後代的」的罵語（見《廣陽雜記》等）。這話說來有兩節，一是說永樂不是馬後生，而是妃生，與周王同母，此是《國榷》等書的話。一是說妃為元順帝之高麗妾，虜自燕京者，而成祖實為庚申帝之遺腹子。（此說吾前見於一筆記，一時不能舉其名，待後查。）按妃不見明《后妃傳》，然見《南京太常寺志》。且成祖與周王同母，隱見於《明史·黃子澄傳》，此說當不誣妄。至其為元順帝遺腹說，則斷然與年代不合。成祖崩於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六十五，其生年實為元順帝至正二十年（1360）四月，去明兵入燕尚有十年（洪武元年為1368），冒填年齡不能冒填到十年。且成祖於洪武三年封燕王，十三年之藩。如為元順帝遺腹子其母為掠自北平者，則封燕王時至多兩歲，就藩北平時，至多十二歲；兩歲封王固可，十二歲就藩則不可能。以明太祖之為人，斷無封敵子於勝國故都，新朝第一大藩之理。此等奇談，只是世人造來泄憤的，而他人有同樣之憤，則喜而傳之（至於妃如為高麗人，或是成祖母，皆不足異。元末貴人多蓄高麗妾，明祖起兵多年，所虜宦家當不少也。惟斷不能為庚申帝子耳）。所以《明史》不採這些胡說，不能因《明史》的稿本出自明遺臣，故為之諱也。《清史》稿出於自命為清遺臣者，亦直謂康熙之母為漢人遼東著姓佟氏也。 官府記載與野記之對勘工夫，最可以《通鑑考異》為例。此書本來是記各種史料對勘的工夫者，其唐五代諸卷，因民間的材料已多，故有不少是仿這樣比較的。因此書直是一部史料整理的應用邏輯，習史學者必人手一編，故不須抄錄。 第三節　本國的記載對外國的記載 本國的記載之對外國的記載，也是互有短長的，也是不能一概而論的。大致說起，外國或是外國人的記載總是靠不住的多。傳聞既易失真，而外國人之了解性又每每差些，所以我們現在看西洋人作的論中國書，每每是隔靴搔癢，簡直好笑，然而外國的記載也有他的好處，他更無所用其諱。承上文第二節說，我們可說，他比民間更民間。況且本國每每忽略最習見同時卻是最要緊的事，而外國人則可以少此錯誤。譬如有一部外國書說，中國為藍袍人的國（此是幾十年前的話），這個日日見的事實，我們自己何嘗感覺到呢？又譬如歐美時裝女子的高跟鞋，實與中國婦女之纏足在心理及作用上無二致，然而這個道理我們看得明顯，他們何嘗自覺呢？小事如此，大者可知。一個人的自記是斷不能客觀的，一個民族的自記又何嘗不然？本國人雖然能見其精細，然而外國人每每能見其綱領。顯微鏡固要緊，望遠鏡也要緊。測量精細固應在地面上，而一舉得其概要，還是在空中便當些。這道理太明顯，不必多說了。例也到處都是，且舉一個很古的罷。 （《史記·大宛傳》）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須髯。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 這不簡直是我們現在所見的西洋人嗎？（這些人本是希臘波斯與土人之混合種，而憑亞里山大之東征以攜希臘文化至中亞者。）然而這些事實（一）深眼，（二）多須髯，（三）善市賈，（四）貴女子，由他們自己看來，都是理之當然，何必注意到呢？外國人有這個遠視眼，所以雖馬哥孛羅那樣胡塗荒謬，亂七八糟的記載，仍不失為世上第一等史料；而沒有語言學人類學發達的羅馬，不失其能派出一個使臣答西塗斯（Tacitus）到日耳曼回來，寫一部不可泯滅的史料（De Cermania）。 第四節　近人的記載對遠人的記載 這兩種記載的相對是比較容易判別優劣的。除去有特別緣故者以外，遠人的記載比不上近人的記載。因為事實只能愈傳愈失真，不能愈傳愈近真，譬如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其中多有怪事，如記李易安之改嫁，辛稼軒之獻諛，文人對此最不平，我也曾一時好事將此事記載查看過一回，覺得實在不能不為我們這兩位文人抱冤。這都由於這位作者遠在西蜀，雖曾一度參史局，究未曾親身經驗臨安的政情文物；於是有文書可憑者尚有辦法，其但憑口傳者乃一塌糊塗了。這個情由不待舉例而後明。 第五節　不經意的記載對經意的記載 記載時特別經意，固可使這記載信實，亦可使這記載格外不實，經意便難免於有作用，有作用便失史料之信實。即如韓退之的《平淮西碑》，所謂「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者，總算經意了罷；然而用那樣《詩》、《書》的排場，那能記載出史實來？就史料論，簡直比段成式所作的碑不如。不經意的記載，固有時因不經意而亂七八糟，輕重不忖，然也有時因此保存了些原史料，不曾受「修改」之劫。 例如《晉書》、《宋史》，是大家以為詬病的。《晉書》中之小說，《宋史》中之紊亂，固是不可掩之事實；然而《晉書》卻保存了些晉人的風氣，《宋史》也保存了些宋人的傳狀。對於我們，每一書保存的原料越多越好，修理的越整齊越糟。反正二十四史都不合於近代史籍的要求的，我們要看的史料越生越好！然則此兩書保存的生材料最多，可謂最好。《新五代史記》及《明史》是最能鍛煉的，反而糟了。因為材料的原來面目被他的鍛煉而消滅了。班固引時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抄賬式的修史，還不失為中醫，因為雖未治病，亦未添病，歐陽《五代史記》的辦法，乃真不了，因為亂下藥，添了病。 第六節　本事對旁涉 本事對旁涉之一題，看來像是本事最要，旁涉則相干處少，然而有時候事實恰恰與此相反。因為本事經意，旁涉不經意，於是旁涉有時露馬腳，而使我們覺得實在另是一回事，本事所記者反不相干矣。有時這樣的旁涉是無意自露的，也有時是有意如此隱著而自旁流露個線索的，這事並不一樣。也有許多既非無意自露，又非有意自旁流露，乃是考證家好作假設，疑神疑鬼弄出的疑案。天地間的史事，可以直接證明者較少，而史學家的好事無窮，於是求證不能直接證明的，於是有聰明的考證，笨伯的考證。聰明的考證不必是，而是的考證必不是笨伯的。 史學家應該最忌孤證，因為某個孤證若是來源有問題，豈不是全套議論都入了東洋大海嗎？所以就旁涉中取孤證每每弄出「亡是公子」、「非有先生」來。然若旁涉中的證據不止一件，或者多了，也有很確切的事實發見。舉一例：漢武帝是怎麼樣一個人，《史記》中是沒有專篇的，因為「今上本紀」在西漢已亡了。然而就太史公東敲西擊所敘，活活的一個司馬遷的暴君顯出來，這雖不必即是真的漢武帝，然司馬子長心中的漢武帝卻已藉此出來了。 第七節　直說與隱喻 我們可說，這只是上節本事對旁涉的一種；不過隱喻雖近旁涉，然究不可以為盡等於旁涉，故另寫此一節。凡事之不便直說，而作者偏又不能忘情不說者，則用隱喻以暗示後人。有時後人神經過敏，多想了許多，這是常見的事。或者古人有意設一迷陣，以欺後人，而惡作劇，也是可能的事。這真是史學中最危險的地域呵！想明此例，且抄俞平伯先生《〈長恨歌〉及〈長恨歌傳〉的傳疑》一篇（抄全實太長，然不抄全無以明其趣）。 長恨歌及長恨歌傳的傳疑 嘗讀元人《秋夜梧桐雨》雜劇，寫馬嵬之變。玉環之屍被軍馬踐踏，不復收葬，其言頗閃爍牽強。至洪昉思《長生殿》則以屍解了之，而改葬之時，便曰：「慘淒淒一匡空墓，杳冥冥玉人何去！」兩劇寫至此處，均作曲筆。而《長生殿·雨夢》一折更有新說，惟托之於夢。其詞曰：「只為當日個亂軍中禍殃慘遭，悄地向人叢里換妝隱逃，因此上流落久蓬飄。」而評者則曰：「才情竭處忽生幻想，真有水窮山盡坐看雲起之妙。」洪君此作自為文章狡獪，以波折弄姿，別無深意；但以予觀之，此說殆得《長恨歌》及《長恨歌傳》之本旨。茲述其所見於後，佐證缺少，難成定論，姑妄言之，姑忘聽之，亦所不廢乎？ 若率意讀之，《長恨歌》既已乏味，而傳尤為蛇足。歌中平鋪直敘，婉曲之思與淒艷之筆並少，視《琵琶行》、《連昌宮詞》且有遜色。至陳鴻作傳，殆全與歌重複，似一言再言不嫌其多者然。其故殊難索解。夫以一代之名手抒寫一代之劇跡，必有奇思壯采流布文壇，而今乃平庸拖沓如此，不稱所期許，抑又何耶？ 其間更有可注意者，馬嵬之變，實為此故事之中心，玉環縊死，以後皆余文也。以今日吾人行文之法言之，則先排敘其寵盛，中出力寫其慘苦，後更抒以感嘆，或諷刺，如《長生殿彈詞》之作法，稱合作矣。而觀此歌及傳卻全不如此，寫至馬嵬坡僅當全篇之半，此後則大敘特敘臨邛道士，海山樓閣諸跡，皆子虛烏有之事耳，而言之鑿鑿焉。且以釵盒之重還與密誓之見訴，證方士之曾見太真。夫太真已死於馬嵬，方士何得而見之？神仙之事，十九寓言，香山一老豈真信其實有耶？其不然明矣，明知其必不然，而故意以文實之，抑又何耶？ 即此可窺歌傳之本意，蓋另有所在也。一篇必有其警策，如《琵琶行》以「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為主意；《秦婦吟》以「一身苦兮何足嗟，山中更有千萬家」為主意；獨此篇之主恉，屢讀之竟不可得。必不得已，只以「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當之。既以「長恨」名篇，此兩語自當其點睛之筆，惟僅觀乎此仍苦不明白，曰「此恨綿綿」，曰「長恨」，究何所恨耶？若以倉卒慘變為恨，則寫至馬嵬已足，何必假設臨邛道士，玉妃太真耶？更何必假設分釵寄語諸艷跡耶？似馬嵬之事不足為恨，而天人修阻為可恨者，抑又何耶？在《長恨歌傳》之末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潤色之，則與時消沒，不聞於世，樂天深於詩多於情者也，試為歌之，如何？樂天因為《長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也。歌既成，使鴻傳焉。世所不聞者，予非開元遺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明皇本紀》在。今但傳《長恨歌》云爾。」在此明點此歌之作意，主要是感事，次要是諷諫。夫事既非真，感人何為？則其間必明明有一事在焉，非寓言假託之匹；雲將引為後人之大戒，則其事殆醜惡，非風流佳話也。樂天為有唐之詩史，所謂以出世之才記希代之事，豈以欣羨豪奢，描畫燕昵為能事哉？遇其平鋪直敘處俱不宜正看，所謂繁華，其淫縱也；所謂風流，其醜惡也。按而不斷，其意自明。陳鴻作傳，惟恐後人不明，故點破之。 至作傳之故，在此亦已明言。若非甚珍奇之事，則只作一歌可矣，只作一傳亦可矣，初不必作歌之傳，屋上架屋，床上疊床也。使事雖珍奇而歌意能盡且易知者，則傳雖不作亦可也。惟其兩不然，此傳之所以作也。可分三層述之：歌之作意，非傳將不明，一也；事既隱曲，以散文敘述較為明白，二也；傳奇之文體，其時正流行，便於傳布，三也。其尤可注意者為「世所不聞者」以下數語，其意若曰當時之秘密，我未親見親聞，自不得知，若人人皆知，明皇貴妃之事，則載在正史，又不待我言，我只傳《長恨歌》中所述這一段異文而已。總之，白陳二氏僅記其所聞，究竟是否真確，二君自言非開元遺民不得知，遑論今日我輩也？予亦只釋《長恨歌》云爾，究竟歌中本意是否如此，亦無從取證他書，予只自述其所見云爾。 《長恨歌》立意於第一句已點明，所謂「漢皇重色思傾國」，是明皇不負楊妃，負國家耳。開門見山，斷語老辣。至於敘述，若華清宮馬嵬坡皆陪襯之筆，因既載《明皇本紀》，為世所知，所感者必另有所在而非僅此等事，陳鴻之言本至明白。結語所謂「此恨綿綿」，標題所謂「長恨」，乃家國之恨，非僅明皇太真燕私之恨也。否則太真已仙去，而「天上人間會相見」，是有情之美滿，何恨之有，何長恨之有？論其描畫，敘繁華則近荒，記姝麗則近褻，非無雅筆也，乃故意貶斥耳。傳所謂樂天深於詩，觀此良確。綜觀此篇，其結構似疏而實密，似拙而實巧，其詞筆似笨重而實空虛，其事跡似可喜而實可丑；家弦戶誦已千年矣，而皆被古人瞞過了，至為可惜。 旁證缺乏，茲姑以本文明之。此篇起首四句即是史筆，「漢皇重色思傾國」，自取滅亡也。「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明明真人面前打謊語，史稱開元二十三年冬十二月冊壽王妃楊氏，至天寶四載秋七月冊壽王妃韋氏，八月以楊太真為貴妃。太真為壽王妃十餘年之久，始嬪於明皇，乃曰「初長成」、「人未識」，非惡斥而何？若曰回護，則上諱尊者，正宜含胡掩飾，何必申申作反語哉？今既云云，則惟恐後人忽視耳。且其言與傳意枘鑿。傳云：「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宏農楊元琰女於壽邸，既笄矣。」其中亦有曲筆，如不曰壽王妃而曰楊女，不曰既嬪而曰既笄，然外宮與深閨其不同亦甚矣。讀者或以「宛轉蛾眉」之句，疑玉環若未死於馬嵬，則於文義為牴牾，請以此喻之，試觀此二語，亦可如字解否？可知《長恨歌》中實有些微詞曲筆，非由一二人之私見傅會而云然，以下所言始不病其穿鑿。上半節鋪排處均內含諷刺，人所習知，惟關係尚少。最先宜觀其敘述馬嵬之變，歌曰：「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傳曰：「上知不免而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之而去，蒼黃展轉，竟就絕於尺組之下。」其所敘述有兩點相同，可注意：（1）傳稱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之去，是玉環之死，明皇未見也。歌中有「君王掩面」之言，是白陳二氏說同。（2）歌稱「宛轉蛾眉馬前死」，即傳之「蒼黃展轉竟就絕於尺組之下」也，宛轉即展轉，而傳意尤明白，蒼黃展轉，似極其匆忙搗亂，而竟就絕於尺組之下者，與夫死於馬前之娥眉，究竟是否貴妃，其孰知之哉？而明皇固掩面反袂未見其死也。歌中「花鈿」句，似有微意，此二句就文法言，當雲花鈿、翠翹、金雀、玉搔頭、委地無人收，詩中云云，葉律倒置耳，諸飾物狼藉滿地，似人蟬脫而去者然。《太真外傳》云：「妃之死日，馬嵬媼得錦襪一隻，相逢過客一玩百錢，前後獲錢無數。」不特諸飾物紛墮，並錦襪亦失其一，豈不異哉？使如正史所記，命力士縊殺貴妃於佛堂，輿屍置驛庭，召玄禮等入觀之，其境況殆不至如此也。 竊以為當時六軍嘩潰，玉環直被劫辱，掙扎委頓，故釵鈿委地，錦襪脫落也。明皇則掩面反袂，有所不忍見，其為生為死，均不及知之。詩中明言「救不得」，則賜死之詔旨當時殆決無之。傳言「使牽之而去」，大約牽之去則有之，使乎使乎？未可知也。後人每以馬嵬事訾三郎之負玉環，冤矣。其人既杳，自不得不覓一替死鬼，於是「蛾眉」苦矣。既可上覆君王，又可下安六軍，驛庭之屍俾眾入觀者，疑即此君也。或謂玄禮當識貴妃，何能指鹿為馬？然玄禮既身預此變而又不能約束亂兵，則裝聾做啞，含胡了局，亦在意中；故陳屍入視，即確有其事，亦不足破此說。至《太真外傳》述其死狀甚悉，樂史宋人，其說固後起，殆演正史而為之。 玉環以死聞，明皇自無力根究，至迴鑾改葬，始證實其未死。改葬之事，傳中一字不提，歌中卻說得明明白白：「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夫僅言馬嵬坡下不見玉顏，似通常憑弔口氣；今言泥土中不見玉顏，是屍竟烏有矣，可怪孰甚焉？後人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曰肌膚消釋（《太真外傳》），曰亂軍踐踏，曰屍解（均見上），其實皆牽強不合。予謂《長恨歌》分兩大段，自首至「東望都門信馬歸」為前段，自「歸來池苑皆依舊」至尾為後段，而此兩句實為前後段之大關鍵。覓屍既不得，則臨邛道士之上天下地為題中應有之義矣。其實明皇密遣使者訪問太真，臨邛道士鴻都客則託辭耳；歌言「漢家天子使」，傳言「使者」，可證此意。 觀其訪問之跡，又極其奇詭。傳曰：「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游神馭氣，出天界，沒地府以求之，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大海，跨蓬壺，見最高仙山上多樓闕，西廂下有洞戶東向，闔其門，署曰玉妃太真院。」歌曰：「排空馭氣奔如電，升天入地求之遍。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渺間。樓閣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膚花貌參差是。」最不可解者為碧落黃泉皆無蹤跡，而乃得之海山，人死為鬼宜居黃泉，即詩人之筆不忍以絕代麗質付之沈淪，升之碧落可矣，奚必海山哉？且歌傳之旨俱至明晰，傳雲旁求四虛，明未曾升仙作鬼，仍居人間也；歌雲兩處茫茫皆不見，意亦正同；「忽聞」以下，尤可注意，自「海上有仙山」至「花貌參差是」，皆方士所聞也。使玉妃真居仙山，則孰見之而孰言之，孰言之而孰聞之耶？豈如《長生殿》所言天孫告楊通幽耶？夫馬嵬坡下泥土中既失其屍矣，碧落黃泉既不得其魂魄矣，則羈身海山之太真，仙乎，鬼乎，人乎？明眼人必能辨之。且歌中此節，多狡獪語，「山在虛無縹渺間」，是言此亦人間一境耳，非必真有如此之海上仙山也。「其中綽約多仙子」，似群雌粥粥，太真蓋非清淨獨居，唐之女道士院本跡近倡家，非佳語也。「中有一人字太真」，上甫雲多仙子，而此偏曰中有一人，明明點出一「人」字；「雪膚花貌參差是」，是方士未去以前，且有人見太真矣。其境界如何，不難想見。 寫方士之見太真，正值其睡起之時，傳曰：「碧衣雲，玉妃方寢，請少待之。於是雲海沉沉，洞天日晚，瓊戶重闔，悄然無聲。方士屏息斂足拱手門下，久之而碧衣延入。」歌曰：「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里夢魂驚。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迤邐開。雲髻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依傳言，方士待之良久；依歌言，玉妃起得極倉皇，既曰「夢魂驚」，而「雲髻」「花冠」兩句又似釵橫鬢亂矣，其間有無弦外微音，不敢妄說。 傳為傳奇體，小說家言或非信史，雖陳鴻是史家，而白氏之歌行實詩史之巨擘，若所聞非實，又有關礙本朝，烏得而妄記耶？至少，宜信白氏之確有所聞，而所聞又愜合乎情理；否則，於尚論古人有所難通。吾輩既謂方士覓魂之說為非全然無稽，則可進一步考察其曾見楊妃與否；因使覓楊妃是一事，而覓著與否又是一事。依歌傳所描寫，委宛詳盡明畫如斯，似真見楊妃矣，然姑置不論。方士（姑以方士名之）持回之鐵證有二：一為鈿盒金釵，二為天寶十載密誓之語。夫釵盒或可偷盜拾取（近人有以「翠鈿委地」句為釵盒之來原，亦未必然），而密誓殊難臆造。觀傳曰：「夜殆半，休侍衛於東西廂，獨侍上，上憑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為夫婦……此獨君王知之耳。」歌曰：「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曰「獨侍」，曰「憑肩」，曰「無人私語」，是非方士所能竊聽也。竊聽既不得，臆造又不能，是方士確已見太真也。鈿盒金釵人間之物，今攜之而返，是且於人世見太真也。至於「天上人間會相見」，則以空言結再生之緣耳，正如玉溪生所云「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非有其他深意。「昭陽殿里恩愛絕，蓬萊宮中日月長」，明謂生離，不謂死別，況太真以貴妃之尊乃不免風塵之劫，貽闈壺之玷，可恨孰甚焉？故結之曰「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言其恥辱終古不泯也。否則，馬嵬之變，死一婦人耳，以長恨名篇，果何謂耶？ 明皇知太真之在人間而不能收覆水，史乘之事勢甚明，不成問題。況傳曰：「使者還奏太上皇，皇心震悼，日日不豫，其年夏四月南宮晏駕。」是明皇所聞本非佳訊，即卒於是年（肅宗寶應元年），而太真之死或且後於明皇也。按依章實齋氏所考，則其時太真亦一媼矣，而猶搖曳風情如此，亦異聞矣。吾以為其人大似清末之賽金花，而《彩雲曲》實《長恨歌》之嫡系也。惟此等說法，大有焚琴煮鶴之誚耳。 爬梳本文，實頗明白而鮮疑滯，惟缺旁證為可憾耳。杜少陵之《哀江頭》亦傳太真事，曰：「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曰去住，曰彼此，不知何指。若以此說解之，則上二句疑其已死，下二句又疑其或未死，兩說並存歟？惟舊注以上指妃子遊魂，下指明皇幸蜀，其說亦可通，故不宜曲為比附，取作佐證。且此事隱秘，事後漸流布於世，若樂天時聞之，在少陵時未必即有所聞也。他日如於其他記載續有所得，更當補訂，以成信說。 今日僅有本文之直證，而無他書之旁證，只可傳疑，未能取信。要之，當年之實事如何是一事，所傳聞如何另是一事；故即使以此新說解釋《長恨歌傳》十分圓滿，亦不過自圓其說而已，至多亦不過揣得作歌傳之本旨而已（即此已頗誇大）。若求當年之秘事，則當以陳鴻語答之曰：「世所不聞者，予非開元遺民不得知。」 （附記一）明皇與肅宗先後卒於同年，肅宗先病而明皇之卒甚驟，疑李輔國懼其復辟而弒之，觀史稱輔國猜忌明皇，逼遷之於西內，流放高力士，不無蛛絲馬跡。唐人亦有疑之者，韋絢《戎幕閒談》曰：「時肅宗大漸，輔國專朝，意西內之復有變故也。」此事與清季德宗西後之卒極相似。亦珍聞也。 （附記二）又宋王銍《默記》：「元獻（晏元獻）因為僚屬言唐小說：唐玄宗為上皇遷西內，李輔國令刺客夜攜鐵槌擊其腦，玄宗臥未起，中其腦，皆作磬聲，上皇驚謂刺者曰：『我固知命盡於汝手，然葉法善勸我服玉，今我腦骨皆成玉，且法善勸我服金丹，今有丹在首，固自難死，汝可破腦取丹，我乃可死矣。』刺客如其言，取丹乃死。」孫光憲《續通錄》云：「玄宗將死云：『上帝命我作孔升真人。』爆然有聲，視之崩矣，亦微意也。」此亦可與上節參看。 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留） 這是一篇很聰明的文章——對不對卻另是一回事——同時也是一篇很自知分際的文章。此文末節所說甚誠實，我們生在百千年以後，要體會百千年以前的曲喻，只可以玩弄聰明，卻不可以補苴信史也。 第八節　口說的史料對著文的史料 此一對當，自表面看來，我們自然覺得口說無憑，文書有證，其優劣之判別像是很簡單的。然而事實亦不盡然。筆記小說雖是著於文字的材料，然性質實在是口說，所以口說與著文之對當在此範圍內，即等於上文第二節所論列，現在不須再說，但說專憑口說傳下來的史料。 專憑口說傳下來的史料，在一切民族的初級多有之。《國語》（《左傳》一部分材料在內）之來源即是口說的史料，若干戰國子家所記的故事多屬於此類。但中國的文化，自漢魏以來，有若干方面以文字為中心。故文字之記載被人看重，口說的流傳不能廣遠；而歷代新興的民間傳說，亦概因未得文人為之記錄而失遺。宮帷遺聞，朝野雜事，每不能憑口說傳於數十年之後，反觀古昔無文字之民族，每有巫祝一特殊階級，以口說傳史料，竟能經數百年，未甚失其原樣子者（《舊約》書之大部分由於口傳，後世乃以之著史）。故祝史所用之語，每非當時之普通語言，而是早若干時期之語言。此等口傳的史料，每每將年代、世系、地域弄得亂七八糟，然亦有很精要的史事為之保留。轉為文書史料所不逮。漢籍中之《蒙古源流》，即其顯例也。 古代及中世之歐洲民族所有之口傳史料，因文化之振興及基督教之擴張而亡遺，獨其成為神話作為詩歌者，以其文學之價值而得倖存，然已非純粹之口傳史事矣。近代工業文明尤是掃蕩此等口傳文學與史事者，幸百年之前，德俄諸國已有學者從事搜集，故東歐西亞之此等文學與史料，尚藉此著於文字者不少，而伊蘭高加索斯拉夫封建之故事，民族之遺蹟，頗有取資於此，以成今日史事知識者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