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相物語 · 論文
（上篇）
近日買到沈啟無編《近代散文鈔》下卷（北平人文書店出版），連同數月前購得的上卷，一氣讀完，對於公安竟陵派的文章稍微知其涯略了。此派文人的作品，雖然幾乎篇篇讀得，甚近西文之familiar essay（小品文），但是總括起來，不能說有很偉大的成就，其長處是，篇篇有骨氣，有神采，言之有物；其短處，是如放足婦人。集中最好莫如張岱之《岱志》《海志》，但是以此兩篇與用白話寫的《老殘遊記》的游大明湖聽書及桃花山月下遇虎幾段相比，便覺得如放足與天足之別。
真正豪放自然，天馬行空，如金聖歎之《水滸傳序》，可謂絕無僅有。大概以古文做序、跋、遊記、題詞、素描，只能如此而已。「簡練」是中文的特色，也就是中國人的最大束縛。但是這派成就雖有限，卻已抓住近代文的命脈，足以啟近代文的源流，而稱為近代散文的正宗。沈君以是書名為《近代散文鈔》，確係高見。因為我們在這集中，於清新可喜的遊記外，發現了最豐富、最精彩的文學理論、最能見到文學創作的中心問題。
又證之以西方表現派文評，真如異曲同工，不覺驚喜。大凡此派主性靈，就是西方歌德以下近代文學普通立場，性靈派之排斥學古，正也如西方浪漫文學之反對新古典主義，性靈派以個人性靈為立場，也如一切近代文學之個人主義。其中如三袁弟兄之排斥仿古文辭，與胡適之文學革命所言，正如出一轍。這真不能不使我們佩服了。
一 性靈
西洋近代文學，派別雖多，然自浪漫主義推翻古典主義以來，文人創作立言，自有一共通之點與前期大不同者，就是文學趨近於抒情的、個人的：各抒己見，不復以古人為繩墨典型。一念一見之微都是表示個人衷曲，不復言廓大籠統的天經地義。而喜怒哀樂、怨憤悱惻，也無非個人一時之思感，因此其文詞也比較真摯親切，而文體也隨之自由解放，曲盡纏綿，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了。
近代文學作品所表的是自己的意，所說的是自己的話，不復為聖人立言，不代天宣教了。所以近代文學之第一先聲，便是盧騷的《懺悔錄》，所言者是盧騷一己的事，所表的是盧騷一己的意，將床笫之事、衷曲之私，盡情暴露於天下，使古典主義忸怩作態之社會，讀來如晴天霹靂，而掀起浪漫文學之大潮流。
ludwing lewisohn在最近出版《美國之表現》（expression in america，這是一部最好的美國文學史）序言概論近代文學一段說：「literature，in other words，has bee more and more lyrical and subjective in both origin and appeal.」「換言之，文學之來源與感力，愈來愈是抒情的與主觀的。」就是說，近代文學由載道而轉入言志。袁中郎《雪濤閣集序》說：「古之為詩者，有泛寄之情，無直書之事，而其為文也，有直書之事，無泛寄之情，故詩虛而文實。晉唐以後，為詩者，有贈別，有敘事，為文者，有辨說，有論敘，架空而言，不必有其事與其人，是詩之體已不虛，而文之體已不能實矣。」也一半是指散文轉入抒情的意思。所以說性靈派文學，是抓住近代文的命脈，而足以啟近代散文的源流。
性靈就是自我。代表此派議論最暢快的，見於袁宗道《論文》上下二篇。下篇開始說：則「（上艹下熱）香者，沉則沉煙，檀則檀氣，何也？其性異也。奏樂者，鐘不藉鼓響，鼓不假鍾音。何也？其器殊也。文章亦然。有一派學問，則釀出一種意見，有一種意見，則創出一般言語。無意見則虛浮，虛浮則雷同矣。故大喜者必絕倒，大哀者必號痛，大怒者必叫吼動地，髮上指冠。惟戲場中人，心中本無可喜事，而欲強笑，亦無可哀事，而欲強哭，其勢不得不假借摸擬耳。
今之文士，浮浮泛泛，原不曾的然做一項學向，叩其胸中，亦茫然不曾具一絲意見，徒見古人有立言不朽之說，又見前輩有能詩能文之名，亦欲搦管伸紙，入此行市，連篇累牘，圖人稱揚，夫以茫昧之胸，而妄意鴻鉅之裁，自非行乞左馬之側，募緣殘漏，盜竊遺矢，安能寫滿卷帙乎？試將諸公一論，抹去古語成句，幾不免於曳白矣！其可愧如此！」這段話，比陳獨秀的革命文學論更能抓住文學的中心問題而做新文學的指南針。
二 排古
文章者，個人之性靈之表現。性靈之為物，惟我知之，生我之父母不知，同床之吾妻亦不知。然文學之生命實寄託於此。故言性靈之文人必排古，因為學古不但可不必，實亦不可能。言性靈之文人，亦必排斥格套，因已尋到文學之命脈，意之所之，自成佳境，決不會為格套定律所拘束。所以文學解放論者，必與文章紀律論者衝突，中外皆然。後者在中文稱之為筆法、句法、段法，在西洋稱為文章紀律。這就是現代美國哈佛教授白璧德教授的「人文主義」與其反對者爭論之焦點。白璧德教授的遺毒，已由哈佛生徒而輸入中國。紀律主義，就是反對自我主義，兩者冰炭不相容。其實，一七九五年，英人楊氏(edward young)在conjecture on original pos這篇奇文中，早已認清文學的命脈系出於個人思感，而非所可勉強仿效他人。楊氏說：「我們越不模擬古人，越與古人相似。」所以不肯模擬古人，一則因為無暇，二則因為古人為文也是憑其性靈而已。袁宗道的《雪濤閣集序》也說：「夫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襲古人語言之跡，而冒以為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
三 金聖歎代答白璧德
中國的白璧德信徒每襲白氏座中語，謂古文之所以足為典型，蓋能攫住人類之通性，因攫住通性，故能萬古常新；浪漫文學以個人為指歸，趨於巧，趨於偏，支流蔓衍，必至一發不可收拾。殊不知文無新舊之分，惟有真偽之別。凡出於個人之真知灼見，親感至誠，皆可傳不朽。因為人類情感，有所同然，誠於己者，自能引動他人。金聖歎尤能解釋此理，與西方歌德所言吻合。《答沈匡來書》說：「作詩須說其心之所誠然者，須說其心之所同然者。說心中之所誠然，故能應筆滴淚，說心中之所同然，故能使讀我詩者應聲滴淚也……若唐律詩亦只作得中之四句，則何故今日讀之猶能應聲滴淚乎？」
凡人作文，只怕表情不誠，敘物不忠，能忠能誠，自可使千古讀者墮同情之淚。聖嘆言「忠」一字甚好。《水滸傳序三》說：「格物亦有法，汝應知之。格物之法，以忠恕為門。何為忠？天下因緣生法，故忠不必學而至於忠，天下自然無法不忠。吾既忠，眼亦忠。故吾之見忠。鍾忠，耳忠，故聞無不忠。吾既忠，則人亦忠，盜賊亦忠，犬鼠亦忠，盜賊犬鼠無不忠者，所謂恕也。」古人為文，百世以後讀之應聲滴淚，就是因為耳忠眼忠而物亦忠，吾既忠，人亦忠。於己性靈耳目思感不忠的人，必不能使人亦忠。作者與讀者關係，說來無過如此。
四 金聖歎之大過
聖嘆看來，似西歐文藝復興時期人物，對於人生萬物，每有拍案驚奇之讚嘆。觀其論詩，謂：「詩如何可限字句？詩者人之心頭忽然之一聲耳，不問婦人孺子，晨朝夜半，莫不有之。」（《與許青嶼書》）真如已入室升堂，知道文章孕育所在了。所謂「吾書至此句，此句以前，已疾變滅。」亦甚佳妙。又觀其論唐詩句無雷同，實已窺到創造之心境。
與許祈年書的全文甚好，抄錄於下：「弟口誦唐人七言近體，隨手間自鈔出，多至六百餘章，而其中間乃至並無一句相同。弟因坐而思之，手之所捻者筆，筆之所蘸者墨，墨之所著於紙者，前之人與後之人，大都不出雲山花木沙草蟲魚近是也。舍是則更無所假託焉。而今我已一再取而讀之，是何前之人與後之人，雲山花木沙草蟲魚之猶是，而我讀之之入之心頭眼底，反更一一有其無方者乎？此豈非一字未構以前，胸中先有渾成之一片，此時無論雲山乃至蟲魚，凡所應用，彼皆早已盡在一片渾成之中乎？不然，而何同是一雲一山一蟲一魚，而入此者不可借彼，在彼者，更不得安此乎？」這簡直就是edward young的《文章孕育論》，也就是croce的《藝術單純論》(the unity of a work of art)，因為他表章文人之文是出於文人個性自然之發展，非可仿效他人，亦非他人所可仿效，非能剝奪他人，亦非他人所能剝奪。
但是不知如何，聖嘆始終纏綿困倒於章法句法之中，與袁枚及公安諸子等所言文章無法大相悖謬。我於他處曾經指出聖嘆之病，現在又（左糹右由）繹其言，知道並不冤枉他。我也坐思其故，聖嘆實一極有理性之人，有科學頭腦，無科學題材，故在文學上運用其理智，發明章法句法及為唐詩分解，這些嘗試，都含有hegel窮探邏輯的意味。
《答韓貫華書》中說：「弟比來……止是閒分唐人律詩前後二解，自言樂耳……弟因尋常見世間會說話人，先必有話頭，既必有話尾。話頭者，謂適開口，渠則必然如此說起，蓋如此說起，便是說話，不如此說起，便都不是說話也。話尾者，既已說過正話，便又亟自轉口雲……今弟所分唐律詩之前後二解，正是會說話人之話頭話尾也。」他雖然知道不可限詩字句，但他所感到趣味的，是這些語言邏輯上的承轉的問題。
何以說不冤枉他？試讀以下《水滸傳序三》之論《史記》莊生與《水滸》之文。「吾舊聞有人言，莊生之文放浪，《史記》之文雄奇，始亦以之為然，至是忽（左口右至）然其笑。古今之人，以瞽語瞽，真可謂一無所知，徒令小兒腸痛耳。」讀者至此覺得甚妙，以為聖嘆將揭穿宇宙文章寄託性靈之大秘奧。又說下去：「夫莊生之文何嘗放浪，《史記》之文何嘗雄奇，彼殆不知莊生之所云，而徒見其忽言化魚，忽言解牛，尋之不得其端，則以為放浪，徒見《史記》所記皆劉項爭鬥之事，其他又不出於我人報仇，捐金重義為多，則以為雄奇也。」
讀者似可見《史記》莊生行文之秘奧，而「得其端」了，及讀接句下文，聽聖嘆發揮行文之「端」，乃大失望。接句下文是：「若誠以吾讀《水滸》之法讀之，正可謂莊生之文精嚴，《史記》之文亦精嚴……何謂之精嚴？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嗚呼，子長莊生豈知字法句法章法之為何物乎？嗚呼，吾雖不欲使聖嘆下第，其可得歟？
莊生，文之最放者，取其最放，而誣以精嚴，裹其女足，授以尖鞋，使天下之士賴句法章法裹足尖鞋以效莊生，豈非滑天下之大稽乎？
（下篇）
數月前讀沈啟無編的《現代散文鈔》二卷，得其中極多精彩的文學理論，爰著《論文》篇，登《論語》十五期，略闡性靈派的立論；意猶未盡，屢思續作，不圖一期過一期，至今未果。性靈二字，不僅為近代散文之命脈，抑且足矯目前文人空疏浮泛雷同木陋之弊。吾知此二字將啟現代散文之緒，得之則生，不得則死。蓋現代散文之技巧，專魚冶議論情感於一爐，而成個人的筆調。此議論情感，非自修辭章法學來，乃由解脫性靈參悟道理學來。桎梏靈之修辭章法，鈍根學之，將成啞吧，慧人學之，亦等鈍根。
蓋其所言在膚革，不在骨子，在客貌，不在神髓。學者終日咿唔摹仿，寫作出來，何嘗有一分真意見，真情感流露出來？無意見無情感則千篇一律，枯燥乏味，讀之昏昏欲睡，文字任何優美，名詞任何新鮮，皆死文學也。性靈之啟發，乃文人根器所在，關係至巨，故不憚辭費，再為下篇，以明文章之孕育取材及寫作確不能逃出性靈論範圍也。吾知士大夫將不直吾言，然吾說我心中要說的話，士大夫之論不足畏也。士大夫豈懂得性靈為何物乎？
袁中郎敘陳正甫《會心集》曰：「……迨夫年漸長，官漸高，品漸大，有身如梏，有心如棘，毛孔骨節，俱為聞見知識所縛。」此種不知趣之士大夫何足論文？知趣是學文之始。不相信士大夫，是學問之始。
一 性靈之摧殘與文學之枯乾
有意見始有學問，有學問始有文章，學文必先自解脫性靈參悟道理始。古文盛行時，文字成一問題，故修煉辭藻，可虛糜半世工夫。今則皆用質直文字，文章即說話，能說話便能做文章。巧話有巧文，陋話有陋文。故今文人所苦者，無話可說而已，無話可說，乃無病呻吟，萎靡纖弱，甚有盈篇累牘，讀完仍不見說一句真知灼見的話。嘗推其故：塾師教作文，不教說心中要說的話，心中不可不說的話，只教說得體的話，是摧殘性靈之第一歲。
將來小學生成士大夫，委員，秘書，起草宣言，滿篇皆得體文章，乃此種作文教學為厲之階也。及至士大夫發宣言，作演講，洋洋灑灑，無一句老實話，恬不知恥，報紙強迫刊載，學生引為楷模。於是朝野以應酬文章相欺相誆，是摧殘性靈之第二步。然發宣言作演講，猶系應酬文章，非文學也，宣誓必念總理，自述必言追隨，猶可說也。若文學而說得體於話，違心之論，則何足以傳？宣言演講之刊載，非人好刊載也，強迫人刊載也，非人好讀也，畏而疑之，不得不讀也。若文學作品，汝有何官方勢力迫人刊載，汝死後有何權力，迫人傳誦乎？是汝下台而妝文與汝共下台，汝死而汝文與汝共死。
文章何由而來，因人要說話也。然世上究有幾許文章，那裡有這許多話？是問也，即未知文學之命脈寄託於性靈。人稱三才，與天地並列；天地造物，儀態萬方。豈獨人之性靈思感反千篇一律而不能變化乎？讀生物學者知花瓣花萼之變化無窮，清新富麗，愈演愈奇，豈獨人之性靈，處於萬象之間，雲霞呈幻，花鳥爭妍，人情事理，變態萬千，獨無一句自我心中發出之話可說乎？風雨之夕，月明之夜，豈能無所感觸，有感觸便有話有文章。
惜世人為塾師所誤，文法所縛，不敢衝口而出，暢所欲言而已。拿起筆來，滿臉道學。扭捏作醜態，是以不能文也。吾心所感所僧所嗔所喜所奇所嘆何日何處無之。第因世人失性靈之旨，凡有寫作，皆不從心，遂致天下文章雖多，由衷之言甚少，此文學界之所以空疏也。試取今日洋洋灑灑之社論，究有幾句話，非說不可，究有幾個文人，有話要向我說，便知此中之空乏。人稱三才之一，而枯乾至此，不及花鳥，豈非大奇？
二 性靈無涯
性靈派文學，主「真」字。發抒性靈，斯得其真，得其真，斯如源泉滾滾，不舍晝夜，莫能遏之，國事之大，喜怒之微，皆可著之紙墨，句句真切，句句可誦。不故作奇語，而語無不奇，不求其必傳，而不得不傳，蓋「真有性靈之言，常浮出紙上，決不與眾言伍」（《譚友夏詩歸序》）。不與眾言伍，斯不能不傳。袁中郎曰：「夫天下之物，孤行必不可無，必不可無，雖欲廢焉而不能。雷同則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則雖欲存焉而不能。
故吾謂今之詩文不傳矣。其萬一傳者，或今閭閻婦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類，猶是無聞無識，真人所作，故多真聲，不效顰於漢魏，不學步於盛唐，任性而發，尚能通於人之喜怒哀樂嗜好情慾，是可喜也」（《小修詩敘》）。學文無他，放其真而已。人能發真聲，則其窮奇變化，亦如花鳥之色澤，雲霞之變態，層出無窮，至死而後已。
《小修中郎先生全集序》曰：「至於今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靈無涯，搜之愈出，相與各呈其奇而互窮其變，然後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於楮墨之間，即方圓黑白相反，純疵錯出，而皆各有所長以垂不朽。」知心靈無涯，則知文學創作亦無涯。今日中國幾萬個作者，人人意見雷同，議論皆合聖道，誠為咄咄怪事。
三 文章孕育
文章有卓大堅實者，有萎靡纖弱者，非關文字修詞筆法也。卓大堅實，非一朝一夕可致，必經長期孕育。世事既通，道理既澈，見解愈深，則愈卓大堅實。性靈未加培養，事理不求甚解，人云亦云，及既舒紙濡墨，然後苦索飢腸以應付之，斯流為萎靡纖弱。《論語》收到稿件，每讀幾行，即知此人腹中無物，特以遊戲筆墨作荒唐文字而已。《論語》提倡幽默，幽默亦非一朝一夕可致，非敢望馬上成功也。
所刊載亦有萎靡纖弱文字，而中僅有一二句可喜者，此一時不能免之現象也。故提倡幽默，必先提倡解脫性靈，蓋欲由性靈之解脫，由道理之參透，而求得幽默也。今人言思想自由，儒道釋傳統皆已打倒，而思想之不自由如故也。思想真自由，則不苟同，不苟同，國中豈能無幽默家乎？思想真自由，文章必放異彩，放異彩，又豈能無幽默乎？
吾嘗謂文人作文，如婦人育子，必先受精，懷胎十月，至肚中劇痛，忍無可忍，然後出之。多讀有骨氣文章有獨見議論，是受精也。既受精矣，見月有感，或見怪有感，思想胚胎矣，乃出吾性靈以授之，出吾血液以育之，務使此兒之面目，為吾之面目，中途作官，名利纏心，則胎死。時機未熟，擅自寫作，是瀉痢腹痛誤為分娩，投藥打胎，胎亦死。多閱書籍，沉思好學，是胎教。及時動奇思妙想，胎活矣大矣，腹內物動矣，母心竊喜。倘有許多話，必欲迸發而後快，是創造之時期到矣。發表之後，又自誦自喜，如母牛舐犢。故文章自己的好。
四 會心之頃
一人思想既已成熟，斯可為文。然一人一日中之思想萬千，其中有可作文者，有不可作文者，何以別之？曰，在會心二字。凡可引起會心之趣者，則可為作文材料，反是則決不可。凡人觸景生情，每欲寄言，書之紙上，以達吾此刻心中之一感觸，而覺湛然有味，是為會心之頃。他人讀之，有同此感，亦覺湛然之味，亦系會心之頃。此種文章最為上乘。明末小品多如此。周作人先生小品之成功，即得力於明末小品，亦即得力於會心之趣也。其話衝口而出，貌似平凡，實則充滿人生甘苦味。
會心之語，一平常語耳，然其魔力甚大。似俚俗而實深長，似平凡而實閒適，似索然而實沖淡。施耐庵所謂「所發之言，不求驚人，人亦不驚，未嘗不欲人解，而人卒亦不能解者，事在性情之際，世人多忙，未嘗聞也。」（《水滸傳序》）
會心之頃，時時有之。施耐庵曰：「蓋薄暮籬落之下，五更被臥之中，垂首捻帶，睇目觀物之際，皆有所遇。」金聖歎曰：「詩者，人之心頭忽然之一聲耳，不問婦人孺子，晨朝夜半，莫不有之。」（《與許青嶼書》）此語與上引袁中郎「婦人孺子真聲」說正合。文人放棄此心聲，剽竊他人爛語，遂感覺無話可說，其愚孰甚？
陶靖節「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是何等平常話，亦是何等佳句。李太白「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亦是何等平常話，亦是何等佳句。吾人閱此景此情，何日無之，惜不敢見真。見真則俯仰之際，皆好文章，信手而出，皆東籬語也。
文章至此，乃一以性靈為主，不為格套所拘，不為章法所役。《譚友夏詩歸序》曰：「法不前定，以筆所至為法。趣不強括，以詣所安為趣。詞不准古，以情所迫為詞。」是謂天地間之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