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相物語 · 序言

每個國家都有他文化之特質，而此特質是常與國民性有關，國民性影響文化，文化也影響國民性。所謂文化不是指文明，是比較無形的風俗習尚處世接物的精神表現。一國所不敢為，他國為之；一國所做不到，他國做得到。十九世紀日本之發奮圖強與中國之抱殘守缺就看得出來。大戰以後，日本與德國之自力更生，便是國民性表現的好例。說他是文化不同，還不如說國民性不同。 且以英法二國比較。十八、十九世紀，英法二國都在開發殖民地，伸張國力，擴大版圖。後來法國節節失敗，加拿大現為英國民族所有。但是當初法國勢力範圍甚大，至今東部魁北克州，當地人還是說法文，其範圍一直伸到美國中北部之芝加哥。所以芝加哥之讀音，芝字還是念「希」，不念為「欺」。美國南部聖路伊st』louis之s，還（依法文）不讀出來。louisiana州之neworleans可以說以前全是法國的地盤，後來拿破崙打仗沒錢，整個省分賣給美國。但是美國東南部沿岸還是法商出入的地方，如keywest港這種地名，key原是法文之quai（即港）。美國獨立時代，美國與法國之關係，讀美國歷史的人都知道。他如遠東近東都是如此。埃及人的現代文化知識都是用法文最通行。近東如黎巴嫩，本來也是法國的勢力範圍。（第二次大戰時，戴高樂被邱吉爾弄得氣不過來。）說到我們中國，十九世紀法國之在廣州灣及安南，何嘗有異於英國之在長江流域？你說英法國民性什麼不同，看看法人之治安南及英人之治香港，便清楚了。 中華民族與西方國家比較，進取不足，保守有餘，勇毅有為之精神不足，而動心忍性之功夫甚深。有時我想：探南北極或登喜馬拉雅山，並非我們民族的專長，回家含飴弄孫倒是我們的慣技。忍辱負重，他人不如我，睚眥必報，我不如人。得過且過是表示我們祖傳的涵養，勵精圖治是東洋人及西洋人的作風。總而言之，中國的文化是靜的文化，西洋的文化是動的文化。中國主陰，外國主陽；中國主靜，西洋主動。 中國人的美德是靜的美德，主寬主柔，主知足常樂，主和平敦厚；西洋之美德是動的美德，主爭主奪，主希望樂觀，主進取不懈。中國人主讓，外國人主攘。外國人主觀前，中國人主顧後。這在英文aggressive一字，看得出來，這字是指「攻奪」、「侵伐」，看來似是不好的字面，但是用起來倒是稱讚某人之進取精神。如說公司請到一位aggressive總經理，意思是他很有作為有節節前進除舊革新的勇氣。又如「挑戰」二字似乎不大文雅，而西文challenge卻是好的，是激發應戰的話。我們東方人最愛和平，西人要到東方傳教，也是教人和平，但必說是不信耶教之異教徒，向他們「挑戰」，他們應該應戰而來。中國農民和和平平耕織之不暇，何嘗向誰「挑戰？」這還不過是說中國人未聞耶穌道理，他們應當起來傳道，大有投筆從戎之意罷了。說句老話，也可以說，中國人尚文，西方人尚武。這話雖不盡確，但也差不了多少。 這動的人生觀與靜的人生觀，在中西之交流接觸，在政治上或私人上未免使人感覺似乎我們少了一種動力，而容易陷於聽天由命得過且過的態度。中國人比西方民族，似乎少了一種奮發勇往邁進的生命力。這是國父在心理建設所關懷，及總統求新求速所時時訓勉的。不求改進謂之聽天由命，得過且過謂之息事寧人。這樣的天下，大家就可以相安無事，高枕無憂了。這不是說，中國人沒有刻苦耐勞．堅苦卓絕的精神。華僑在各國的成就，都沒有人敢說中國人懶。凡是吃苦耐勞，有忍字耐字，中國人都做得到。忍字是靜的美德，並非動的美德。若說與私人無關的社會事業，多做一事不如少做一事，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古有名言。少開口，多吃飯，也是文人的寶訓。這樣的社會，仿佛人情味就重而工作效能就差了。所謂安身立命，身已安，命已立，天下事沒什麼可講了。天人既已合一，四大皆空，我們不但未有作為，且不必有什麼作為了。 這靜的人生觀，非孔子之過，更非孟子之過。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孔子就少有靜觀宇宙的話。自首至尾，孔子還是身體力行的。注重在行，不注重在坐。孔子很少仰視天象，最多渡河不得而發水乎水乎之嘆而已。子思才有仰視天象的感嘆。孔子過蔡過匡，在陳絕糧，還是以天下為職志，而為出世派的隱士如長沮桀溺所看不起。孟子起而有大丈夫之論，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言善養吾浩然之氣，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這浩然之氣還是動的。孟子之言仁，不是三月不違，木訥之仁，是講氣魄，有人氣之仁。這種有氣魄有人氣，才是「仁」，才近於西洋所謂manhood。也就是孟子的大丈夫——但是這已經是一場消逝的夢了。看看賈政、賈赦、賈璉一般男子就明白。誰也不能說孟子之學是靜的哲學，因為孟子不曾參過禪。「人皆可以為堯舜」，「聖人與我同類」——這種氣魄多大！可惜這大丈夫的理想，久已不談了，而人的理想也漸漸由動轉入靜了。《孟子》一書，我不主張初中就要念，卻主張大學一年級的學生，人人非念不可。二年級、三年級、四年級每年自己重讀一遍，總是好的。少年老成的老少年，翻翻一看，也可保存一點人氣。 我所以說這些話，只看見我們偉大民族之保守與西洋人之進取，覺得在此群雄角逐的國際場中，與人並駕齊驅，非改變作風不可。不願意看見黃帝子孫辦事效能比西人不如。外國人做事的精力，常常比黃帝子孫強兩倍。何以孔孟動的哲學變為靜的哲學？墨子還是動的，有外國精神。一是老莊和光同塵的藏拙藏暉的看法，主虛、主靜、主牝、主柔、主無為、主不見可欲，得宇宙之蘊，見玄妙之門，道理愈宏博大，幹事的興味也愈薄弱。加之佛家看破世情之法，天下事越無可為了。宋儒出濂溪、橫渠、二程，沒有一個不是出入禪學十幾年，才回來歸儒，既已歸儒，就用入室操戈的老技，無形中卻已是受禪學之影響極深，雖未「看破世情」，卻要「滅盡人慾」，主靜、主敬、主常惺惺。於是儒教也變為靜的哲學，而一般踧踖不安，正襟危坐，說話吞吞吐吐的道學先生出現。靜者何，就是凡事「不要動」，「不許動」，而東亞病夫之模型乃立。這就是顏習齋所指罵為程朱所教出來的「弱人，病人，無用人」的時時切切戒慎恐懼的老先生——去孟子之大丈夫甚遠了。 說我們民族不是第一流的氣質就冤枉。而假道學之危及我們的氣質，使我們變為虛偽粉飾的社會，卻是真的．我凡讀人家辭嚴義正、大義凜然的文章，或深文周納的文字，就知道我們還是包圍在道學的氣氛中的社會。人家經典主義給文學的浪漫主義衝破而趨入現實的近情主義已有二百年，我想我們的社會觀、人生觀，至少落後人家二百年。辭嚴義正假道學的氣氛，一時改不過來，再三五十年可能不同，慢慢地來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