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削繁 · 序二

史之有例，其必與史俱興矣。沮誦以來，荒遠莫考。簡策記載之法，惟散見於左氏書。說者以為周公之典也。馬、班而降，體益變，文益繁，例亦益增。其間得失是非，遂遞相掎摭而不已。劉子玄激於時論，發憤著書，於是乎《史通》作焉。夫《春秋》之義，以例而隱，先儒論之詳矣。前有千古，後有萬年，事變靡窮，紀載異致，乃一一設例以限之，不已隘乎？然聖人之筆削，如化工之肖物，執方隅之見以窺之目，愈穿鑿而愈晦蝕；文士之紀錄，則如匠氏之制器，無規矩準繩以絜之，淫巧偭錯，勢將百出而不止。故說經不可有例，而撰史不可無例。 劉氏之書，誠載筆之圭臬也。顧其自信太勇，而其立言又好盡，故其抉摘精當之處，足使龍門失步，蘭台變色；而偏駁太甚，支蔓弗翦者，亦往往有之，使後人病其蕪雜，罕能卒業。並其微言精義，亦不甚傳，則不善用長之過也。注其書者凡數家，互有短長。浦氏本最為後出，雖輕改舊文，是其所短，而詮釋較為明備。偶以暇日，即其本細加評閱，以授兒輩。所取者記以朱筆，其紕繆者以綠筆點之，其冗漫者又別以紫筆點之。除二色筆所點外，排比其文尚皆相屬，因鈔為一帙，命曰《史通削繁》，核其菁華，亦大略備於是矣。昔郭象注莊子書，蓋多刪節。凡嚴君平《道德指歸論》所引，而今本不載者，皆象所芟棄者也。例出先民，匪我作古，博雅君子，諒不駴之。 乾隆壬辰人日，河間紀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