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通釋 · 自序
《詩經》三百零五篇都是尹吉甫的作品，也都是他的自傳；透過他的自傳，使我們知道宣王三年（公元前八二五）到幽王七年（公元前七七五）這五十年間的史事。這是駭人聽聞的發現，也是使人不敢相信的發現，然確是如此，這部《詩經通釋》就在一字一句做證明。甲骨文、鐘鼎文固然是最古老、最可靠的史料；但三百篇才真正是更翔實、更有用、更有系統、更生動的史料。不，不僅是史料，簡直就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國古代史。
這種發現，絕不是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得來。我沒有那麼大的膽量敢假設三百篇是一個人所寫。我是先從三百篇里尋求出許許多多原理法則，然後再依據這些原理法則來一字一句解釋三百篇，最後才發現這個事實。世人之所以不敢相信我，是由於受《詩譜》《毛序》《毛傳》《鄭箋》《詩集傳》的束縛太深，因而也就不肯面對三百篇的本身來研究。實際上，所謂「詩譜」就是「樂譜」，也就是六經中的《樂經》。樂章是斷章取義的「歌詩以合意」，並不是詩的本來面目。可是一受《詩譜》的束縛，大家都限定在各國國風或二雅三頌里尋找詩義，無怪乎要驢唇不對馬嘴，愈找愈糊塗，愈糊塗愈找，開始是「《詩》無達詁」，到後來也就迷了途徑。如能打破《詩譜》的束縛，從三百篇的本身找出一些原理法則，面對三百篇本身來追尋一字一句的意義，不僅知道了它的意義，並發現了篇與篇之間的關係，自然也就聯結起來而為一個人的作品了。
清儒已經發明了許許多多研究三百篇的方法，可是他們對這些方法有時用，有時不用；有利時用，無利時就不用，因而得不出全盤的結果。現代學者，偶爾也用清儒的方法來治三百篇，然是一鱗半爪、雞零狗碎地來使用，沒有把清儒所發明的方法綜合起來運用，所以也得不出全盤的結果。再者，西洋治文學的方法，近達四十八種之多（實際上還不止此），內中與清儒所發明的固有相同，但大多數則為我國所沒有，而近代學者真能運用西洋方法來研究文學者則甚少。學術進步由於方法的進步，有新方法就有新見解，無新方法就只有人云亦云。連胡適之先生這麼博聞多識的學術界泰斗，十數年前聽到我說西洋有三十七種方法來研究文學（那時我只知道有三十七種）他還大吃一驚！現代學者既不能將清儒所發明的方法綜合運用，又不能接受西洋的治學方法，只有抱殘守缺，在古人的解說里打轉。有時發現一點真實，但大多數都是將工夫白費。全面的知才是真知，知道了全面然後才能知道細微，可是把完整的三百篇大卸八塊，分為十五國風、大小雅、三頌，限定在這個範圍里來鑽研，真所謂瞎子摸象，愈摸愈不知象的全面目了！「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正好拿來形容兩千年來《詩經》研究的現象。
如能打破《詩譜》的束縛而又能在《詩經》本身發現許多原理法則，那麼，一個新世界、一個新境界就顯現在我們眼前。這時，《竹書紀年》所記載的從宣王三年到幽王七年的事跡就成了三百篇的時代綱領，因而也就在三百篇里發現一些綱領詩，這些詩都有確切的年月可考而把三百篇的先後次第連貫起來。其次，還可發現一些鑰匙詩，這些詩在表面上並無年月，然將其表現的事跡與綱領詩做一對照，就發現了它的寫作年月而與綱領詩配合起來。一與綱領詩配合，不僅了解了它本身的意義，又能打開其他詩篇之門，所以稱之為鑰匙詩。三百篇就由綱領詩與鑰匙詩這兩種交互配合而組織成一個完整的史跡。換言之，也就是從宣王三年到幽王七年的斷代史。到這時，《詩經》里的歷史事實，在金文、石鼓文、《尚書》《左傳》《史記》《漢書》《三國志》，凡涉及古代史的典籍里都可找出證據，證明三百篇的一字一句沒有不是寫實。甚至如《吉日》篇「吉日庚午」的「庚午」、「吉日維戊」的戊日，《十月之交》篇「十月之交，朔日辛卯」的「辛卯」、「彼月而微」的月食、「此日而微」的日食，都可算出是哪一天來。
三百篇，就像是一件打碎了的周鼎，在地下埋藏幾千年，長滿了銅銹，蓋滿了泥土，這個人說它是這個，那個人說它是那個，誰也不確知它到底是什麼；現在細心把泥土洗掉，銅銹刮掉，漸漸地露出它原來面目。先把幾個大的破片支撐成一個輪廓，然後再依碴口、花紋、形狀、厚薄，將細片一一湊合起來，居然成了一件完整的物件。這是一種多麼令人興奮、多麼令人高興的工作！這樣，整整花了我二十年時間。我從一九四九年就開始摸索，直到一九六九年才完成，再加上兩年的修正，現在竟有出版機會，高興的程度絕非筆墨可以形容！
然而這是一件反傳統，甚至可以說是革命的工作，於是衛道之士就出來反對了。除過譏諷、謾罵、批評外，還公開以《村佬佬信口開河》《李辰冬可以休矣》做題目來嘲笑。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補助我研究《詩經》已經兩年了，自從我發現三百篇是尹吉甫一個人的作品後，反而停止了補助，認為補助我這樣的研究是科學會的恥辱！二十年來，我就是在這種彷徨、苦悶、不安、冷漠、譏諷、笑罵、孤獨、沉悶、矛盾、衝突中過活。在這段黑暗中尋求光明的期間，並不是沒有了解我、鼓勵我的人；也就因為他們給我勇氣、給我信心，才使我完成這件工作。謹將他們的鼓勵記述於下，永誌不忘。
最先要感激的是梁實秋先生。當《我怎樣發現尹吉甫是〈詩經〉作者》發表時，沒有人不表示懷疑，獨獨梁先生對我說：「辰冬，你的路子走對了，西洋有這種方法，我跟著你走。」梁先生是研究莎士比亞的，研究莎士比亞的方法就有三十多種，他深深了解這些方法，也深深知道這些成就，所以他敢肯定地來鼓勵我。從此以後，我每有《詩經》的撰述都請他指教。我有勇氣來完成這部著述，他的鼓勵最大。
其次要感激的是趙友培先生。趙先生看到我的《我怎樣發現尹吉甫是〈詩經〉作者》後，有一天在和平東路遇到，很遠他就對我搖手說：「不可能，不可能。」我問他：「你看過我的文章沒有？」「沒有。」「請你看過以後再指教好嗎？」下次碰到他，我問：「你看了拙文沒有？」「看過了，有點可能。不過我是反對黨。」有人反對就好，於是我將每篇有關《詩經》的撰述都寄給他，他每次都提出許多極重要的問題而使我日夜思考，這位反對黨給我的協助實在大。他繼續看我的論文，繼續提出疑難，最後他說「我是支持你的反對黨」，反對黨成了極支持我研究的人。人生的旅途上，難得有這樣的知己！他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毫無成見，對就是對，不對就是不對，而成了我的畏友。此書臨出版前他還誠懇告誡：「不要有矛盾，自己立的原則，自己要死守，不可予人以可乘之機。」這種純摯的友誼，實在使我感動得流淚。此書的最後一校，他原想再看一遍的，因忙不克如願；但他如何重視這部書，可以想見了。
第三位是徐高阮先生。徐先生對我發表的有關《詩經》文章都看過，他時常同王德昭先生談論我的問題。及至他看到我在《文壇月刊》發表的《釋詩六月》，他給該刊發行人穆中南先生寫信說：「李先生這種研究，是史學上的偉大成就，不是淺學之流可以了解的！」這時我還不認識徐先生，藉此與他通信，感謝他對我的鼓勵。此書殺青後，我從新加坡將全稿寄給他，他除在信中鼓勵外，還在《學藝培植重於獎勵》（《陽明雜誌》第三十二期）中以我為例，象徵自由思想之可貴。現在《詩經通釋》問世，而他去世了，不能共享這書出版的愉快，思之悵然！能多有幾位像徐先生這樣提倡新風氣的人，我相信台灣的學術風氣不會這麼沉悶！
第四位是虞君質先生。虞先生是我最敬畏的朋友，我每篇文章寫成後，不先請他指正，幾乎不敢發表。有關《詩經》論文，當然也先請他過目。他很知道我的研究精神，所以他在《藝苑精華錄》中（三七二頁）說：「李先生對於《詩經》研究，十多年來是無日不讀《詩》，無日不談《詩》，而且無日不窮搜博覽有關這方面的典籍文獻，常常弄到深夜二三點鐘才去休息，但在早上六七點鐘他又起床做《詩經》研究了。……這是一種極專門的中國學問，絕非靠常識做直覺性的判斷所可解決。」真是知己之言！
第五位是巴壺天先生。巴先生接任新加坡義安學院中文系主任後的第一個念頭就是希望我去教書。他看到我所發表的《詩經》論文，就決定讓我教《詩經》，使我感到榮幸而且高興！巴先生通今博古，智慧超群，今竟贊同我的研究方法而讓我教這門功課，這是何等的鼓勵，到新加坡後，我們住在一起，請教方便，每寫一章，就先請他過目，他提出許多疑問，我一一為之解答。老實講，假如不是去新加坡六年，這部《詩經》研究恐怕要胎死腹中，永遠沒有完成的一天！因為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不再補助我以後，僅憑那每月只夠十天生活的師範大學薪水，絕對養不活四口之家，將自己零賣是勢所必然。到了新加坡，生活既無問題，我可全心全意地從事研究，所以在六年內完成了我十數年來想完成而無法完成的心愿。我在《詩經通釋》的末尾所以特別註明完成於新加坡，就是為此。親友們都以為我從新加坡帶回多少錢來，實際上，並未帶錢而是帶回一百萬字，這比帶回一百萬元要欣慰得多！
第六位是李曰剛先生。他看過我的全部原稿後，第一句話就是「工程浩大」。他又說：「不廢江河萬古流。」他解釋說：「我所以要引杜甫這句詩，因為他當時受人輕蔑，故借王楊盧駱來自喻。你現在的情形正與他相同，所以這句詩對你最合適。」他的美意使我至為感奮。我從新加坡回國後，他排除萬難，使我重回師範大學，並開「《詩經》」這門課程，使我有與學生討論的機會。深情厚誼，終身不忘！
其他如楊一峰老師、張儐生老師、田培林老師以及新加坡的連士升先生都給我莫大的鼓勵，使我感激不盡。
談到出版方面，我要感謝的有三位：就是高亞偉、劉彥俊與彭誠晃先生。我一到師範大學教書就住在師大第一宿舍，與高亞偉先生的後窗相對，聲音相聞，我日夜研究《詩經》的情形，他知道得很清楚。從新加坡回來後，他就約我為《新時代》撰寫關於《詩經》的文章，這樣引起了劉彥俊先生的注意。劉先生又從亞偉兄那裡聽到我二十年如一日的《詩經》研究情形，願意介紹出版。我一聽十分有感。我二十年來勤奮耐勞，只知耕耘，不問收穫。試問：這二十年來我吃盡辛苦為的是什麼？名嗎？人人在反對，人人在懷疑，認為我不懂學問。利嗎？收不到稿費。現在有人肯印我這部書，高興的情形，真比寫完這部稿子時還有過之。因為從新加坡帶回這部稿子後，出版發生問題。一般書店認為字數太多——《詩經通釋》六十萬字，另有《詩經研究》四十萬字，合共一百萬字，且太專門，與營利的目的不合，根本不予考慮。易靜正先生很熱心地介紹到「國立」編譯館，滿以為可以接受，因為該館是在提倡學術呀！誰知館方認為太新，怕受指責，他們印的是四平八穩而毫無問題的書，所以被拒絕了。現在有彭經理來印，怎不值得慶幸呢？果然應驗了梁實秋先生鼓勵我的話：「德不孤，必有鄰！」
還有我不得不感激的是內子王志敬女士。二十年來，我能全心全意從事研究工作都離不開她的輔助。結婚以來，家庭經濟我從不過問，只知道把微薄的薪津交給她就不管了。她為維持這一家的生活，不得不到實踐家政專科學校教書以彌補家用。我為研究方便，不得不購買大批參考圖書，每月的購書費都在幾百幾千，也得由她來付。兩個孩子的教育，也完全由她負責。只要是她能做的事，絕不麻煩我。我每有稿子，都由她再抄一遍。不僅止抄，有時還提出意見來討論。我不同意時，爭得臉紅耳赤，而最後還是聽從她的，因為她的常識比我豐富。《詩經通釋》與《詩經研究》整整改了七遍，而她也抄了七遍，手指生了厚胝，兩眼也因此昏花。在人們懷疑、反對、謾罵，沒有收入的情況下，她沒有說過一句怨言。朋友們都好意勸我停止這種無益的工作，她從來沒有灰心，勸我停止。我請她抄，她就抄，往往能在一天之內抄出一萬多字而沒有一點錯誤。這部書所以獻給她，就由這個緣故。
至於校對方面，沈謙君徹底校了第四校，改正一些錯字並提出一些寶貴的意見。鄭明娳同學校了第一校，省去我許多時間，都值得感激。
最後關於書名要略加說明。書名曾經三次更易：最初叫《詩經研究》，後來改為《詩經的三種觀點與三種解釋》。發現作者是尹吉甫後，就又決定用《詩經通釋》。為什麼稱「通釋」呢？因為不僅將三百篇串通來解釋，而且由尹吉甫的生平貫通來解釋，所以稱為「通釋」。從新加坡返台後，看見王靜芝先生也有一部《詩經通釋》。既然有人用了這個名稱，就再三考慮要改換，想來想去，沒有再比這個名稱更合適的，故仍之。一九六二年六月，我就用《詩經通釋》這個名稱在《師大學報》第七期發表我初期的研究。臨付印時，我還同劉彥俊先生、彭誠晃經理商議，要不要改個名稱。後來決定不需要，因為名稱雖同，而內容完全殊異；既不是偷襲，也就不避同名了。
一九七一年六月六日序於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