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征服者史 · 中譯者前言

志費尼的《世界征服者史》是研究蒙古歷史的一部重要著作。他的三卷波斯文本，由米爾咱·穆罕默德·可疾維尼校勘，分別刊行於1912年、1916年和1937年，收在吉伯叢書中。波伊勒的英譯本就是根據這個權威的波斯文本翻譯的。 儘管《世界征服者史》早已為學術界公認為具有第一手的史料價值，而且為多桑和巴爾托德這樣的著名學者所引用，它長期來沒有一個歐洲文字的譯本，因此波伊勒是第一個把全書用一種歐洲語言介紹給廣大讀者的人。據波伊勒自己的敘述，他最早接觸到志費尼書是在1938年秋，而到1958年英譯本問世，其間足足有20年。從譯文本身看，也從譯者所加的注釋看，英譯者在這部著作上確實花費了巨大的勞動，致使這部因辭藻過於華麗而難以卒讀的史書能夠為歐洲讀者所接受，同時給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便利條件。我們看到英譯本問世後，立即受到重視，有人甚至評論它為20世紀最重要的一部譯著。 波伊勒是波斯語專家，而他在史學範圍內的專長是13世紀的波斯史和蒙古史。他的翻譯，沒有滿足於依樣畫葫蘆，也就是說，沒有滿足於機械地把可疾維尼校勘的波斯文本譯為英文。在翻譯過程中，波伊勒對志費尼書及有關的史實作了進一步的研究，訂正了可疾維尼編本中的一些錯訛，提出了自己的見解。舉幾個例子就能說明這點。 志費尼最早記錄了成吉思汗西征後分封他的四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和拖雷；第三子和他的繼承人窩闊台的封地，據原波斯文的記載（第1卷第31頁）是在AYMYL和QWNAQ地區。前一地名無疑地就是《元史》中葉密立（Emil）的對音，今新疆的額敏河流域，在元代也是一城名。後一地名QWNAQ，波伊勒據伯希和的意見把它訂正為QWBAQ，即Qobaq，額敏河以東一條河名，清代文獻中的霍博克河或和博克河，發源於和博克賽里山。據《元史》《太宗本紀》，成吉思汗死後，窩闊台「自霍博之地來會喪」，可以證實志費尼的Qonaq為Qobaq之誤，而窩闊台系從他的分地去赴喪。 這類訂正還可舉出若干。察合台的一個孫子Yesün-Toqa，在原書（第1卷。第205頁）中訛為YSNBWQH，即Yesün-Buqa，其殘名保存在《元史》卷三《憲宗本紀》的〔也〕孫脫〔花〕中。他因反對蒙哥登基，據志費尼說先跟腦忽和失烈門囚在一起，後來又給充軍。又如西遼在八剌撒渾興建的城市Quz-Baligh、Ghuz-Baligh，即虎司八里（虎司斡耳朵），在原書中均誤為Qur-Baligh（第1卷，第43頁），Ghur-Baligh（第2卷，第87頁）。顯然，這些訂正對閱讀原著是有幫助的。 波伊勒指出如下一個事實：為避免提到一些蒙古宗王的真名，志費尼常使用他們死後的稱號。最顯明的是窩闊台，他在《世界征服者史》中又叫做Qa'an。Qa'an是我國北方少數民族統治者的稱號，突厥人的可汗。《元朝秘史》中漢譯為合罕，成吉思汗及其繼承者均有此尊稱。但當志費尼單獨使用它時，那就是特指窩闊台了。這必定是窩闊台死後在社會上流行的稱呼，因為我國的歷史文獻中有許多例證。1276年龍門神禹廟蒙漢文令旨碑中曾提到「成吉思皇帝匣罕皇帝聖旨里」，這裡的匣罕，正如馮承鈞的注釋說，即太宗窩闊台。另兩塊碑，即1296年和1297年河南安陽白龍王廟聖旨碑，又寫作哈罕皇帝。此外，劉秉忠在和林的上書中兩次出現合罕皇帝之名，也指的是窩闊台（《元史》卷157《劉秉忠》）。王惲的《秋澗大全集》卷87，更明確地把窩闊台稱為「太宗合罕皇帝」。 拖雷在志費尼書中有時被稱作Ulugh-Noyan。波伊勒指出，突厥語的Ulugh訓為大，Ulugh-Noyan義為大那顏，它的蒙語同義詞是Yeke-Noyan，這是拖雷死後的稱呼。據《元史》《祭祀志》，睿宗（拖雷）題曰「太上皇也可那顏」，也可那顏當即Yeke-Noyan的音譯。王國維據此證實《聖武親征錄》中的「四太子也可那顏」七字連讀，指拖雷而言，非為兩人。可見拖雷死後常被稱為大那顏。他的寡妻，唆魯禾帖尼，在志費尼書中寫作Sorqotani Beki，省稱Beki，義為后妃。查《元史》《順帝本紀》，我們看到這樣的記載：「至元元年（1335年）三月，中書省臣言，甘肅甘州路十字寺奉安世祖皇帝別吉太后於內，請定祭祀，從之。」別吉顯然就是Beki的對音，唆魯禾帖尼死後的稱號。 但是，波伊勒的考訂並不都是正確的，值得商榷的地方也不少。在這方面我們僅舉一兩個例子。 在《合罕言行錄》一章中，志費尼極力頌揚窩闊台的樂施好善。除去那些浮誇之辭和不實之處外，這章內包含了窩闊台統治時期的一些重要史實。其中有如下一個有趣的事件。志費尼說，在契丹國有個叫做TAYMW的城市，該城的居民上書稱，他們欠了八百巴里失的債，請求下詔給債主，緩期歸還。窩闊台說，如果叫債主緩期，那債主要受到損失，如果置之不理，那人民又要傾家蕩產，因此，好心的窩闊台吩咐從國庫中償付。詔令一下，欠債的和收債的都前去國庫領取現金。這個故事，我們從《元史》中找得到若干條類似的例證，例如，《太宗本紀》曾載錄公元1240年窩闊台「以官民貸回鶻金償官者歲加倍，名羊羔息，其害為甚，詔以官物代還，凡七萬六千錠。」 志費尼提到的城名TAYMW，波伊勒把它訂正為TAYNFW，即Tayanfu，山西的太原府。這個訂正是缺乏根據的。志費尼書的各個抄本在著錄這個地名時均保留了鼻音M，拉施特的《史集》同。維爾荷夫斯基俄譯拉施特書把這個地名轉寫為Tai-min-fu，至少拉施特書的一個抄本實作此形（維爾荷夫斯基譯拉施特書，第52頁注 ）。志費尼書的一個抄本（D本）作TANMΓW，我們可以把它看作是Taminfu的訛誤。從這些線索看，志費尼所說的這個城市，不是山西的太原府，而應為河北的大名府，志費尼和拉施特均無錯誤。按《元史》卷152《王珍傳》載：「歲庚子（1240年），入見太宗，……珍言於帝曰：『大名困賦調，貸借西域賈人銀80鋌，及逋糧5萬斛，若復徵之，民無生者矣。』詔官償所借銀，復盡蠲其逋糧。」這裡說的官償所借銀，和志費尼的記述頗有相同之處，但志費尼的記述更為生動和詳細。大概在窩闊台統治時期，確實有過由政府償還大名府百姓欠債的事。 貴由登上寶座後，派遣兩名將官去攻打契丹蠻子國，其一是速不台，另一名，原波斯文作 ΓAN（第1卷，第211頁），波伊勒把它讀作jahan，蒙語的「象」。此人當即蒙古初期著名的大將，《元史》中的察罕。據《元史》《察罕傳》，定宗（貴由）即位，「命（察罕）拓江淮地」，與志費尼的記載吻合。考慮到漢語對這個人名的轉寫，伯勞舍把它讀作ČΓAN即chaghan「白」，是更為正確的。拉施特和《元史》對察罕的生平，所述極為近似，二者所依據的應為同一史源。 上述例子說明，波伊勒未能廣泛地參考和利用《元史》之類的漢文史料。儘管他在這方面作出了努力，並曾就教於一些學者。對於《世界征服者史》、《史集》等波斯史書的考訂和研究，漢文史料始終具有頭等重要的參考價值，例如蒙哥的異母兄弟撥綽，他母親名字在拉施特書中為一空白，但據《元史·牙忽都傳》、「撥綽之母曰馬一實，乃馬真氏」，可以知道他的母親是個乃蠻人，足以補拉施特書之缺。不僅在史實的訂正方面，就連志費尼和拉施特所述的蒙古風俗習慣等，都能用《黑韃事略》、《蒙達備錄》等書來作對比研究。在這個領域內，前人雖已作了不少工作，總的說來還大有探索的餘地。從這個角度說，波伊勒的翻譯和考釋顯得不足和遜色。 中國學者是經過洪鈞的介紹才知道志費尼的。洪鈞給志費尼作的簡短介紹，現在已無多大的意義，而且包含了一些明顯的錯誤，為後人盲目地承襲下來。志費尼的父親，名叫Baha-ad-D n，按《元史》的譯音是寶合丁，但洪鈞把他考證為《元史》《憲宗本紀》中輔佐阿兒渾管治阿母河等處行尚書省事的法合魯丁。法合魯丁也是個常見的回教人名，其對音為Fakhr-ad-Din，在志費尼書中另有其人，不是志費尼之父。儘管這樣，讀者仍能從洪鈞的《元史譯文證補》中間接地得知志費尼書的一些內容，作為開拓者，他的功勞是不可埋沒的。 繼洪鈞之後，馮承鈞翻譯出版了多桑的《蒙古史》。多桑書中大量引用志費尼的話，使讀者能夠更多地接觸到他的著作。但是，多桑只能根據巴黎圖書館當時保存的一個無足道的抄本，進行工作，因此有很大的局限性，一些重要的內容仍不能為中國讀者所知。60年代初，翁獨健先生提出翻譯志費尼書的計劃，由我來具體作這項工作，因種種原因，特別是「四人幫」的干擾破壞，工作時斷時續，任務一直未能完成。近年來，在翁先生的關懷和指導下，這項工作終於得以繼續進行。現在，我們根據波伊勒的英譯本，把《世界征服者史》譯為中文，使我國讀者得窺這部波斯文史書的全貌。至於根據原波斯文本作進一步的考訂和研究，則有待今後努力。 在譯名方面，我們主要採用《元史》的譯音，兼采《元朝秘史》。原則是儘量做到名從主人。如一些人名、地名，等等，在《元史》、《元朝秘史》及其他史料中沒有著錄，或者沒有考證出來，那就採用洪鈞、馮承鈞等的譯法，或自行翻譯。為便於查閱英譯本，我們在這個中譯本的頁邊上，標出英譯本的原頁數。在注釋中及索引中提到的「見……頁」，指的是英譯本的原頁數，並非指中譯本的頁數，這點是需要說明的。 中譯者 1980.2.1.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