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簡史 · 第四十九章 歐洲的知識復興
許多跡象表明,在整個12世紀,歐洲人有閒暇時間與勇氣,重新開始探索知識。人們著手研究希臘早期的科學與知識,並開展像義大利哲學家盧克萊修(1)那樣的哲學探索。引起這種知識復興的原因複雜多樣,而最為重要的原因則是對私鬥的管制,「十字軍」行動結束後人們對安寧、舒適生活的追求,以及數次行動對人們思想的影響。這一時期,歐洲商業貿易逐漸復甦,城市也恢復了往日的安逸與寧和,教廷的教育水準不斷提升,並向普通民眾普及。13世紀和14世紀,許多已經獨立或半獨立的城市都得到了迅猛發展,比如威尼斯、佛羅倫薩、熱那亞、里斯本、巴黎、布魯日、倫敦、安特衛普、漢堡、紐倫堡、諾夫哥羅德、維斯比和卑爾根等。這些城市都是貿易城市,往來的旅行者很多,在那裡人們不僅開展商貿和旅遊,還進行思考與討論。教皇與王侯之間的論戰以及教廷對異教徒殘忍、野蠻的迫害,使得人們對教廷的權威產生質疑,並重新審視和探討一些根本性的問題。
我們在前面已經講過阿拉伯人是如何讓歐洲人重新閱讀亞里士多德的著作的,腓特烈二世又是如何讓阿拉伯哲學和科學在歐洲人的頭腦中再次復興的。實際上,猶太人對人們的思想影響更深,他們的存在本身就是對教廷教義的質疑。神秘且充滿誘惑的鍊金術得到了廣泛傳播,這激發了人們去研究那些煩瑣、隱秘卻富有成效的科學實驗。
這一次的思想覺醒不再為那些獨立且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分子獨有,就連普通民眾也加入其中,這種現象在人類此前的歷史中從未出現過。儘管教士的迫害與壓制仍然存在,但是基督教的教義無論傳到哪裡都能引起人們思想上的騷動。它在正義之神和個人良知之間建立了直接的聯繫,因此當個人覺得有必要時,就能鼓起勇氣對君主、教士或者信條傳達的理念做出自我判斷。
早在11世紀,歐洲就重啟了有關哲學問題的探討,巴黎、牛津、博洛尼亞以及其他中心城市都出現了許多優秀且發展迅速的大學。中世紀的經院哲學家們重新開始探討詞語的概念及意義,而詞語的概念及意義則是在開展科學研究過程中獲得清晰思維的必要前提。羅傑·培根(約公元1214年—1293年)是牛津大學方濟各會的修士,被譽為「近代實驗科學之父」,因天賦異稟而獨享盛名。在人類歷史上,羅傑·培根有著十分顯赫的地位,僅次於亞里士多德。
羅傑·培根在他的著作中對人類的無知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他直言自己所處的時代是無知的時代,這在當時可謂是冒天下之大不韙。如今,人們可以大膽地批判這個世界雖然莊嚴卻愚蠢至極,還可以妄議世界上所有的方法都過於幼稚、笨拙,甚至可以說一切教條都是天真的假設,這些做法都不會給人們帶來無妄之災。然而,在中世紀,但凡沒有被屠殺、沒有被餓死、沒有死於瘟疫的人,都虔誠地相信他們的信仰是完美無缺的,並且對質疑其信仰的人們都表現出了極大的怨恨。羅傑·培根的作品就像黑暗中突然閃現的亮光,他一方面抨擊那個時代的愚昧無知,另一方面又提出各種豐富人類知識的建議。他反覆強調開展科學實驗和積累知識的必要性,我們在他身上仿佛又一次看見了亞里士多德精神。羅傑·培根一再強調「實驗,再實驗」的重要性,這讓他身負重責。
羅傑·培根也曾冒犯過亞里士多德。這是因為當時人們沒有勇氣去面對現實,而只是躲在家中鑽研亞里士多德著作的拉丁文譯本。這些譯文雖極為拙劣,卻是當時唯一能找到的譯本。羅傑·培根曾言辭激烈地說道:「如果我可以隨心所欲,那我會把亞里士多德的所有書籍都燒掉,因為研究它們只會浪費時間、產生謬論和增加無知。」如果亞里士多德可以重返人間,那麼他會發現人們並沒有在閱讀,而只是在崇拜他的著作,而且如羅傑·培根所說的那樣,他們所使用的還是最不靠譜的譯本,或許亞里士多德也會同意羅傑·培根的這種說法吧。
由於害怕遭受牢獄之災或面臨其他更糟糕的情況,羅傑·培根不得不表面上與正統理論保持一致,這使得他的作品多少都有些掩飾的成分。但不可否認的是,他的作品始終呼籲人們「清醒地看看這個世界,不要再受權威和教條的控制」。他揭示和譴責了造成人類無知的四大原因,即崇拜權威、因循舊習、固執偏見以及狂妄自負。他認為只要克服這些問題,一個充滿力量的世界將會向人們敞開:
「人們能夠建造如在江河和海洋上的巨型船舶那樣航行的機器,沒有槳手,但是它的速度比滿載槳手時還快。人們還能夠製造出高速運行的車子,不必用人力或者牲畜作為動力,而是靠無限的動力推動,就像古人的戰車上裝有鐮刀一樣。將來還可能製造出飛行器,人坐在其中只要轉動曲柄,就能像鳥那樣扑打翅膀在空中飛行。」
雖然羅傑·培根在13世紀的時候就大膽做出了預言,但是直到3個世紀之後,人們才開始系統地嘗試探索被人類紛繁事務所掩藏的巨大能量與利益。
阿拉伯人不僅給基督教世界帶來了哲學和冶金術,還帶來了造紙術。可以說,紙張的廣泛使用是歐洲知識復興的重要前提。造紙術起源於中國,大約在公元前2世紀(2),中國人就已經開始使用紙張。公元751年,撒馬爾罕的阿拉伯軍隊與中國唐朝軍隊激戰,取得勝利,他們俘獲了一些技術嫻熟的造紙工人,從這些工人身上學會了造紙的技術。9世紀時阿拉伯人寫的紙本手稿仍然保存至今。造紙術傳入基督教國家,或是通過希臘,又或是通過西班牙,因為基督教徒收復西班牙時繳獲了摩爾人的造紙坊。但是,在西班牙基督教徒的管理下,造紙術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直到13世紀末,歐洲的基督教界才製造出了質量較好的紙張。後來,義大利的造紙術不斷發展,處於世界領先水平。14世紀時,造紙術傳入德意志。到了14世紀末期,德意志人運用造紙術製造出了大量價格低廉的紙張,使得書籍印刷演變成了一種切實可行的商業業務。於是,印刷術就這樣自然而然且勢不可當地發展起來。此後,人類的知識生活進入了一個全新且更加充滿活力的階段,知識的傳播不再只是如涓涓細流,而是匯聚成了洶湧澎湃的洪水,湧入千萬人的腦海之中。
印刷術發展的直接成果之一就是《聖經》的印刷數量在全世界範圍內猛增;另外一個則是學校的教科書變得更便宜了。人們廣泛地閱讀書籍,知識得到了迅速傳播。不僅書籍的數量大大增加,就連書籍內容的質量也有所提升,更易於人們閱讀與理解。讀者完全可以一邊閱讀一邊思考,而不再是埋頭深究文章中晦澀詞語的含義。閱讀變得越來越方便,讀者也變得越來越多,書本不再只是華麗的裝飾品,也不再只是學者的秘技。學者寫作時也把普通民眾納入受眾範圍,改用日常語言,不再使用拉丁語。公元14世紀,歐洲文學開始萌芽。
到目前為止,我們只討論了阿拉伯人在歐洲知識復興中發揮的作用。現在,讓我們來談談蒙古帝國的征伐對其所造成的影響。蒙古人極大地激發了歐洲人在地理方面的想像。在大汗統治時期,亞洲與西歐曾一度相互往來,交通道路暢通無阻,各國的使節紛紛來到哈拉和林的宮廷。亞歐之間因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宗教恩怨造成的隔閡有所消減。羅馬教皇對蒙古人改信基督教抱有很大的希望,但是當時蒙古人仍然只信仰原始的薩滿教。一時間,教皇的使節,印度的佛教僧侶,阿拉伯的官員,義大利、巴黎和中國的工匠,拜占庭和亞美尼亞的商人,波斯和印度的天文學家、數學家,都聚集在蒙古人的宮廷中。人們在歷史資料中聽到過太多蒙古人征戰和殺戮的故事,卻很少知道他們對知識的好奇與渴望。實際上,蒙古人在知識和方法的傳播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從蒙古民族兩位偉大領袖成吉思汗和忽必烈那模糊而充滿神奇色彩的故事來看,他們至少與浮華、自負的亞歷山大大帝,政治幽靈的招魂者、精力充沛卻目不識丁的神學家查理曼大帝一樣,都是極具悟性和創造性的君王。
在這些蒙古宮廷的來訪者中,最有趣的當數一個叫馬可·波羅的威尼斯人,他後來把自己的經歷寫成了一本書。大約在公元1272年,馬可·波羅跟隨他的父親和叔叔一起來到了中國。這兩位長者之前已經造訪過中國,大汗對他們的印象十分深刻,因為那是大汗第一次見到拉丁人。於是,大汗請他們返回歐洲邀請學識淵博的人士和學者來中國,向他介紹基督教以及那些令他感到好奇的歐洲事物。因此,這次他們帶著馬可·波羅來謁見。
上一次他們取道克里米亞,這次則是途經巴勒斯坦而來。他們帶著大汗的金牌和其他信物,一路上方便了不少。因為大汗曾說過想要一些耶路撒冷聖墓教堂里的燈油,所以他們先去了耶路撒冷,再借道西里西亞來到亞美尼亞。但是因為當時埃及蘇丹正大舉進攻蒙古人的領地,所以他們向北繞了很遠的路。他們又經過美索不達米亞來到波斯灣的荷姆茲,似乎準備走水路。他們在荷姆茲遇到了來自印度的商人。後來,由於某些原因,他們沒有坐船離開,而是轉向北方,穿過波斯沙漠,進入巴爾赫,又越過帕米爾高原到達喀什噶爾,接著經過和田和羅布泊進入黃河流域,最終抵達北京。大汗在北京備宴熱情地款待他們。
馬可·波羅年少聰明,而且十分精通韃靼語,所以他深得忽必烈的喜愛。忽必烈授予馬可·波羅官職,還多次派他前往中國西南部處理事務。在馬可·波羅的描述中,中國是一個繁榮、安寧的國度,有密集分布的城鎮,有優美的葡萄園、田野和花園,路上還有許多供旅客休憩的豪華客棧;他們為佛教僧侶修建了眾多寺院,還製作出了精美的塔夫綢和織錦。一開始,歐洲人民對馬可·波羅的描述深表懷疑,之後便激發了他們對中國大地的幻想。馬可·波羅還提到緬甸,講述了蒙古弓箭手如何擊退緬甸那支由數百頭大象組成的龐大軍隊,蒙古人最後又是如何征服勃固城的。他還談到了日本,不過他誇大了日本的黃金儲藏量。馬可·波羅曾以總督的身份治理揚州3年,他對中國老百姓而言,與其說是外國人,不如說更像是韃靼人。此外,他還可能曾被派往印度。根據中國史料的記載,公元1277年曾有一個叫波羅的人在中國朝廷當官,這對證明《馬可·波羅遊記》的真實性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後來,根據馬可·波羅口述寫成的《馬可·波羅遊記》在歐洲出版,對歐洲人民的想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歐洲文學,尤其是15世紀的歐洲傳奇小說中出現了契丹(中國北方)、汗八里(今北京)這樣的地名,而這些地名在馬可·波羅的遊記中都曾提到過。
兩個世紀後,在《馬可·波羅遊記》的讀者中,一位來自熱那亞的水手克里斯多福·哥倫布萌生了向西航行環繞世界到達中國的想法。在塞維利亞,存留著一本哥倫布做了注釋的《馬可·波羅遊記》。哥倫布產生這種想法的原因有很多。首先,君士坦丁堡在公元1453年被土耳其人占領之前,一直都是連接東西方世界的商業貿易中心,熱那亞人在那裡自由地開展貿易。但是,熱那亞人的死敵拉丁系威尼斯人一直是土耳其人對抗希臘人的盟友與幫手,當土耳其人占領君士坦丁堡後,熱那亞商人就遭受了不友好的對待。其次,被遺忘很久的地圓說重新出現在人們腦海中,因此,人們自然而然會產生向西航行便可到達中國的想法。此外,人們還受到了兩件事的啟發:一是那時指南針已經出現,人們不再依靠夜晚和星空來決定他們航行的方向;二是諾曼人、加泰羅尼亞人、熱那亞人和葡萄牙人都已經遠渡大西洋,抵達了加那利群島、馬德拉群島以及亞速爾群島。
然而,哥倫布歷盡艱辛才實現了自己的航海夢。他四處尋找可用於航行的船隻,奔波於歐洲各國王室之間,最後終於在格拉納達這片剛脫離摩爾人統治的土地上尋得了費迪南德和伊莎貝拉的幫助,帶領三艘小船橫渡未知的海洋。經過兩個月零九天的航行之後,哥倫布來到他以為是印度的地方。實際上,那是一塊新大陸,此前舊大陸的人們都不知道它的存在。之後,哥倫布帶著黃金、棉花、珍禽異獸以及兩個眼神凶煞且全身塗滿顏料的印第安人回到了西班牙。這兩個人之所以被稱為「印第安人」,是因為哥倫布至死相信他發現的那片大陸就是印度。直到若干年後,人們才知道這塊美洲新大陸是地球的另一部分。
哥倫布航海成功極大地推動了海外事業的拓展。公元1497年,葡萄牙人繞過非洲航行到了印度,又於公元1515年抵達了爪哇島。公元1519年,受僱於西班牙的葡萄牙水手麥哲倫帶領五艘船從塞維利亞出發,一直向西航行,其中一艘名為「維多利亞號」的船隻於公元1522年回到了塞維利亞,這也是世界上第一艘環遊地球航行的船隻。麥哲倫帶隊出發時,總共有280人,最後只有31人存活下來,麥哲倫本人也在菲律賓群島被殺害。
紙質印刷書籍、繞地球航行、發現新大陸、新奇的動植物物種、奇特的風俗習慣以及其他的天上地下之物,突然之間都紛紛湧入歐洲人的頭腦之中。希臘經典著作在塵封多個世紀之後又被世人重新印刷、研讀,人們的思想再次浸染了柏拉圖的夢想以及共和時代自由與尊嚴的色彩。羅馬時期,西歐建立了法律與秩序,之後拉丁教廷又使得這些意識重新復甦。遺憾的是,在羅馬天主教和其他異教的統治之下,創新與求知都只能從屬於宗教組織並受其約束。到了此刻,拉丁思想的統治時代已經結束。公元13世紀到16世紀,由於受到閃米特人、蒙古人以及古希臘經典的影響,歐洲的雅利安人終於擺脫了拉丁傳統的控制,重新引領人類在思想與物質上進一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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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盧克萊修是公元1世紀的古羅馬哲學家。
(2) 到目前為止,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紙張是公元105年時由東漢蔡倫發明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