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代史綱要 · 第十三章 上古中晚期亞歐大陸之遊牧世界與土著世界（公元前一〇〇〇—公元六〇〇年）
上古時期的土著世界已在前幾章中講述了，故本章主要是講自公元前一〇〇〇年開始至公元六世紀期間，亦即上古中晚期亞歐大陸上的遊牧世界以及它與土著世界的關係。
從很早時候起，在亞歐大陸上從東到西就有許多遊牧民族在活動，亞歐大陸上的這些遊牧民族本身活動的世界是一個大草原—亞歐大草原。這個世界就其自然條件，亦即就當時的生產力對這個地方的自然條件所能利用的情況來講，這裡不能經營農業，人類生活主要靠畜牧，並且在多數地方主要是靠遊牧。當上古中晚期時，大草原世界的遊牧民族不斷地與土著世界發生接觸，並在某些地區對當地土著民族的歷史發展給予了重大的影響。所以這個大草原世界在全世界歷史上有其相當重要的地位。
一、亞歐大陸遊牧世界的地理範圍與種族
歐亞大草原的地理範圍很含混，不像土著地帶那樣各國都有著固定的界限，並且即使在整個遊牧地帶之內各個活動的種族之間也沒有清楚的界限。大致上從蒙古以西直到南俄——今烏克蘭地方，這一大片地區在過去就是這個大草原世界的總範圍。其主要地帶大部在今日中國和蘇聯兩國的國境之內，此外還包有今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全部，以及阿富汗、伊朗的一部分。
在亞歐大草原上活動著的種族對這個大草原並沒有留下一個固定的名稱，後來所有的一些名稱也多是土著地帶的人給它起的。而各個土著地帶的人們又各有各的稱呼，因此在歷史上一般地說它也沒有一個固定的和統一的名稱。如中國稱中國北方及西北以外的遊牧地帶為「西域」。但「西域」一名在中國歷史上應用時，其含義又有所不同：狹義的比較固定的範圍是指蔥嶺以東的地方，此狹義的「西域」，大體上等於今日之新疆省；廣義的意義則完全不固定，可大可小，任何一個時期中國所知道的，或曾發生過一些關係的中國西北邊疆以外的地方，都被中國籠統地稱為「西域」。印度雖然與這個世界關係很密切，常被這個世界的遊牧民族所侵害，但對這個世界並沒有一定的名稱。希臘羅馬則稱此地為塞其提亞（Scythia）。希臘羅馬人可能是根據此草原上與他們關係較密切的種族對自己的稱呼，而以之稱其所活動的地區為塞其提亞的。希臘羅馬人用此名時也有二種不同的含義：狹義的是指喀爾帕提（Carpates）山脈以東直至頓河（Tanais）之間的草原，這一帶是與希臘、羅馬人關係最密切的大草原的一部分；廣義的是指再往東的遠近不等的塞其提亞的世界。
在此亞歐大草原上活動的遊牧民族，其中有許多曾與中國發生過關係，中國曾給予他們以各種不同的名稱，就中則以匈奴人與中國關係最密切。中國歷史上對匈奴人也有種種稱謂，但這不過是字的寫法不同，音則都與「匈奴」相近。距離中國較遠地方的各遊牧民族，中國則籠統地稱之為「塞人」，大約就是那些被希臘羅馬稱之為「塞其提人」（Scythae）的人。
歷史這門科學所研究的對象主要是土著地帶，因為從新石器時代晚期以下，即從氏族社會轉入有階級社會以後，土著地帶是人類歷史發展的中心。不過，遊牧地帶也不能被忽略，因它在某些時期、某些地方對歷史的發展也曾發生了很大影響。
關於遊牧世界與土著世界的分化大體上是發生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在公元前三〇〇〇年以後，就舊大陸講，偏北的一部分是遊牧世界，偏南的部分漸變為土著世界。土著世界很快就轉入了有階級社會，而遊牧世界則仍較長期地停留在氏族社會。這些還處在氏族社會的遊牧世界中的人常侵掠土著地帶，因土著地帶開發較高，生活較優裕。遊牧者對土著地帶邊界地方的經常搶掠行為，有時也發展成為大規模的侵略行動，從而使自己定居在土著地帶。在上古史階段中曾發生過三次遊牧民族對土著世界的大規模的侵略，前兩次已在第五章中講過，第三次就是本章中所要提到的。
在公元四、五世紀之間，東西方幾乎是同時，發生了遊牧民族向土著地帶的大規模的侵略活動，東方主要是以匈奴人為主，西方則以日耳曼人為主。就遊牧世界——亞歐大草原的自然環境看，南北皆有天然的屏障：北邊是無法穿越的寒帶與半寒帶的原始森林，南邊則為許多大山脈所阻擋，山脈以南就是土著地帶。但在這些區界遊牧與土著地帶的大山脈之內卻有著幾個天然的山隘，可使遊牧民族長驅直入土著地帶。在中國方面，從正北，匈奴人可以經過今內蒙古與山西之間的陰山、雁門沖入晉北，或從西北經由陽關、玉門關進入今蒙古平原及黃河流域。在波斯、印度方面，遊牧民族可以經過印度高加索山（即印度庫施山）的山路進入伊朗高原及印度河流域。由此再往西，遊牧民族可以經過高加索山的出口進入亞美尼亞高原。再西，至歐洲，遊牧民族則可經過多瑙河下游的河谷進入巴爾幹半島，並可穿過赫列斯滂沱海峽進入小亞細亞。
同時在遊牧世界的生活條件下，有一個為遊牧民族加以很好利用了的條件，那就是關於馬的使用。馬能為人所利用後，不但對遊牧民族的歷史和生活發生了重大的影響，而且對上古甚至中古時代土著地帶的歷史和生活也發生了重大的影響。馬基本上是遊牧地帶的牲畜，最早馴服馬的是遊牧地帶的某一個地方。馬最初的功用與其他的牲畜一樣，也是用來馱物載重，後又用以輓車。但遊牧地帶之用馬輓車與土著地帶不同，它所挽的車主要是遊牧者的「行屋」。再後，遊牧民族更改變了車的製作方法，將之變成戰車，以馬挽之，作為一種作戰的工具。最早知道以馬拖戰車作戰的是遊牧民族，特別是西方的遊牧民族，時間約在公元前一八〇〇年左右時。不過在其同時或稍晚，中國也有了同樣的方法，西周時候開始有了清楚的記載，在周滅殷的大戰中，即已「檀車煌煌」（《大雅·大明》）。但中國絕不是從遊牧民族學來的，因當時與中國有關的遊牧民族都還不知使用戰車。關於馬的利用，更晚一步的發展便是「乘馬」。「乘馬」也是遊牧民族的貢獻，並且也將之用在作戰上，發明了騎射。至此，遊牧民族與土著地帶的關係乃發生了重大變化。
在近代科學發達以前，馬是陸地上最快的交通工具。在人能「乘馬」以前，遊牧地帶地曠人稀（因為生產力低下，故人口稀少），而且彼此間的交通又大成問題，故不可能在政治上結成一個有聯繫的較大整體。人能騎馬後，遊牧地區各地之間的交通問題才解決了，各地之間在政治上乃有了大規模的合作，這不但促進了遊牧種族自己內部經濟和文化的發展，而且自此以後，尤其在騎射成為一種戰術之後，遊牧種族間只要出現一個軍事天才，即可組織起來一支人數較多的隊伍，輕而易舉地向土著世界發動侵掠和進攻。土著世界很難抵擋。並且如當土著世界的階級社會中階級矛盾正激烈而致大亂，從而削弱了土著世界對遊牧種族的抵抗時，遊牧種族就能乘虛而入，傾覆了土著世界的國家，占領一塊土地，使自己成為當地的統治者。這種情況曾同時發生在舊大陸的東西兩部分。以下就東、西方分開來講。
二、塞人與希臘羅馬
亞歐大草原上，上古中晚期西方的遊牧民族主要是塞人。塞人也是印度歐羅巴人的一種。塞人的部族很多，最早與希臘人發生關係的塞人部族也不止一個。在公元前八〇〇年以前，希臘人稱與之接觸的遊牧民族為其美里人。公元前七世紀以下，希臘人又稱這種與之接觸的遊牧民族為塞其提人，公元前三世紀以下則稱他們為薩馬提人（Sarmatae），一般的泛稱則都是用「塞其提人」一詞。
關於塞人的生活，據希臘人的記載可知完全是遊牧式的。他們的主要財產就是馬、牛、羊，他們的生活必需的一切都出自此：牛羊的糞便是他們習用的燃料；牲畜的皮或牲畜的毛壓成的呢便是他們作衣服的料子，同時也是搭制他們的房屋—營帳的原料；飲食更不必說。作戰在塞人生活中占很重要的地位，戰爭性質除向外侵略外，各部族之間也經常發生戰爭。馬是他們作戰時的重要工具，他們很善於騎射。同時每人皆佩有短刀，在短距離內交鋒時則以短刀相接。塞人的全部服裝都與騎馬有關，主要有絝、長靴馬褂和小帽。遊牧民族要騎馬必須先解決服裝問題，而騎馬服裝的首要問題則在「絝」上。人知道用馬拉車代步之後，在有緊急事情來不及套車或無車之時往往也「坐馬」，但坐馬不能疾駛，疾駛則必須騎馬，而騎馬必須先解決絝的問題。最初人穿的衣服，無論東、西方，都是分上衣與下衣兩部分，上衣約長至膝，下衣則是一塊布作的裙，兩者在中國合稱「衣裳」。天冷時則往往用布片或皮片裹在腿上，以後乃作成兩隻筒狀物套在腿上，稱「套絝」，再後又在其上加上一橫腰將兩隻絝腿聯起，就成為了「開襠絝」，世界各地區都曾發展到這一步。大約在公元前一〇〇〇年左右，大草原西部的塞人最先進一步解決了「襠」的問題，變開襠絝為合襠絝，即中國古代所謂「褌」或「窮絝」。這是為騎馬而準備的服裝。解決了這個問題以後，人就可以騎馬了。馬不但能走長途，而且是古代最快的交通工具，遊牧民族會騎馬後，解決了大草原地區長距離之間交通的大問題，各地區人的交往和商業關係密切起來了。但在騎射發明後，遊牧民族侵略土著世界的事也嚴重起來，所以就從發明騎射的上古中期起，直到上古晚期，遊牧民族乃開始大規模地侵略土著世界。在此時期中最早在西方活動的主要就是塞人。
希臘人最早在公元前八世紀時與塞人發生了接觸。當時塞人仍處在氏族社會，生產水平很低，不過他們已征服了一些土著地方，故能以土著地區的物產以補其不足。塞人與希臘人之間曾保持著密切的商業關係：他們曾在黑海北岸與希臘人進行貿易，以糧食（主要是麥）來交換希臘的各種手工業品，特別是紡織品。但他們用以進行交換的糧食並不是他們自己的出產，而是由被其征服的土著地方的人入貢來的。這些糧食曾成為希臘商業城市糧食的一個重要來源。
塞人的活動範圍很廣，從南俄直到今蒙古高原以西皆屬其活動範圍。在此範圍以西，亦即今西歐一帶活動的則是科爾提人。科爾提人是公元前一六〇〇年以後第二批大遷徙的印度歐羅巴人的一支，後來的高盧人即是科爾提人中的一種。在此範圍以東活動的則是大月氏人。塞人活動範圍中東部的塞人又被稱為「塞卡」（Saca，Sacae是一個波斯名詞）人，西部的塞人則被稱為「塞其提」人。塞其提人又可分為三部分。最早與希臘人接觸的這部分塞其提人，在征服了南俄地方原來經營農業的土人後，即以此為其政治中心。他們中間有一部分人到後來也開始過土著生活了。這些塞其提人曾以南俄為中心向外發展，向西南與希臘發生了接觸，特別是與馬其頓爭奪特拉其（Thrace）東部地方，雙方戰爭很多。後來這些塞其提人曾在黑海以北建立起了一個強大的塞人國家。此外，黑海以東的一部分塞其提人，曾越過高加索山到達了黑海的東南岸，開始定居下來過著土著生活，但他們並不以農業為主，而主要是經營畜牧，特別是養馬來大批出賣。這些塞其提人建立的國家即是公元前一世紀時曾與羅馬發生過衝突的滂沱國。黑海以南的塞其提人，則曾與波斯發生接觸，雙方時起衝突，曾成為波斯歷史上的嚴重邊患。到公元前三世紀時，黑海以北的塞人國家內部政治情況發生了變化，另一種被稱為「薩馬提」的塞人將當地的塞人——塞其提打敗，此後此塞人國家即行分裂：一部分人向南逃遷，進入克里米亞半島；一部分投降了薩馬提人，到後來逐漸與薩馬提人混合起來，演化為後來之斯拉夫人，主要為東斯拉夫人—俄羅斯人。當這批塞人再見於歷史時，已是屬俄國史範圍之內了。
東部靠近中亞地方的塞人，即波斯史上的塞卡人，占有藥殺水和烏滸水流域，建立了大夏國。後此國為亞歷山大所征服，接受了希臘的文化。亞歷山大死後，此地屬敘利亞（條支）國。到公元前三世紀中期，此地又脫離敘利亞國獨立。公元前二世紀末此國又為受匈奴人壓迫自中國西北邊疆向西遷移的大月氏人所並。大月氏人曾在這裡建立起了貴霜帝國，並一度向南發展，過印度河征服了印度西北部，是即印度歷史上之貴霜王朝（公元四五—二二五年）。
上古世界遊牧民族，特別是塞人對世界文化的貢獻主要是馬的馴服與使用。馬的馴服最早是以大草原地帶為主的。馬的使用步驟則是先只用以載重和輓車，再進一步發展為挽戰車，最後則以馬為乘騎。而騎馬又首先是在草原上活動的塞人發明的。
人會騎馬後，不但解決了遊牧世界及土著世界的交通問題，並且促使了這兩個世界的關係日益密切。在土著世界，馬的使用更使得大帝國成立有了可能，如波斯（公元前五五〇年左右）和中國（公元前二二一年），這兩個大帝國成立後，中央政府要想能夠控制遼闊的地區，必須要解決交通問題，而當時交通則主要靠馬來解決。因此說，馬的被人乘騎給予了土著世界的歷史發展以很大影響。此外，人能騎馬以後，特別是發明了騎射以後，作戰的技術有了很大改變。馬給人的印象非常深，故而後來有「馬力」這一名詞出現。
遊牧民族的另一貢獻是他們的騎馬服裝。這種服裝後來全部傳至土著世界。中國較晚約在戰國初期至公元前四〇〇年左右時即開始接受了這種服裝。西方則更早一些，科爾提人最先接受了塞人的影響，開始穿絝、騎馬，後科爾提人又影響了日耳曼人、希臘人和羅馬人，使得土著世界的服裝發生了一個根本性的變化。直到今日整個世界的服裝，尤其是男子的服裝，基本上還是遊牧世界的色彩。在此以前男子服裝中的長袍到中古時候已基本上消滅了，如果穿長袍也只是一種裝飾而已，如歐洲只教士穿長袍，中國只統治階級穿長袍。在女子服裝上，今日在多數地方尚較多的保留了古代服裝的裝飾性作用，如裳即始終保留著。
亞歐大草原在很長時間中曾是亞歐大陸東西之間的交通特別是商業交通的必經地帶，因而也就成為了東西文化交流的必然媒介。遊牧世界在遠東和泰西之間的文化和經濟交流上的重要地位直到公元十六世紀時始發生了變化。由於十六世紀後發現了新航路，經過印度洋、大西洋，遠東和泰西可以直接交通了，因而大草原地帶在這方面不再占居重要地位。
三、中國歷史上的遊牧民族
中國歷史上的遊牧民族問題，在上古時代基本上就是匈奴人的問題。過去中國歷史上所謂的「匈奴」究竟是什麼種族？今日尚無足夠材料來證明，因為古代既沒有留下關於這方面的材料，而現在匈奴人作為一個有組織的部族來看又已經消滅了，過去匈奴的血統基本上已分散到了各種族之中去，所以無法考證。據西方記載說匈奴人的像貌很特別，可見他不是印度歐羅巴種族。今日一般意見大致認為匈奴或者是蒙古人，或者是突厥人。
匈奴自古以來就是中國西北邊疆的大患。中國歷史稱匈奴雖有各種不同的名字，但其音則大致相同。如殷代稱之為鬼方，殷周之際稱之為鬼戎、混夷、犬夷、昆夷、串夷或畎夷，西周時則稱之為犬夷、西戎或獗狁，到東周春秋時代，與匈奴關係密切的一些國家，如秦國稱之為西戎，晉國稱之為狄，齊國與燕國則以山戎名之。但春秋以前的匈奴人尚不是會騎射的部族，因此對中國威脅不大。匈奴之成為中國的大威脅是自戰國時代開始的，此時才出現了「匈奴」之名，或亦稱「胡」。因為此時遊牧世界西部的騎射已傳至了遊牧世界的東部，所以在戰國初年匈奴人已學會了騎射，從而對中國的進攻加緊了。中國為抵禦匈奴，於是也只好學騎射。在公元前四〇〇年左右中國開始騎射作戰。（後中國歷史學家曾誤認為中國是在趙武靈王時至公元前三〇七年始胡服騎射，這種誤解主要是由於《戰國策》的錯誤記載所致。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一事，只可能說明趙國在這一年開始大規模擴充騎兵。）防禦匈奴入侵的第二個辦法就是築長城，因為除了天然的地形外，只有長城才有效地遏止疾沖的騎兵的長線堡壘。所以在戰國時代，北方的三個國家——秦、趙、燕都修建了長城。
騎射傳入中國後，使得中國內部的戰術也有了很大的改變，首先是騎射之後戰爭不再是春秋時代的那種斯文戰爭—坐在戰車上很斯文地射箭了，現在則是疾捷地以騎兵為主的戰爭了，同時各國之間為了防禦彼此的騎兵的奇襲，除非有天然的屏障，都要修築長城以資對付了。秦始皇統一天下後，才拆除了中國內地的長城，而加強了北方邊境上的長城。
秦漢之際匈奴的勢力中心約在後日歷史上的內蒙一帶（包括今內蒙及以南一小部地方），其活動範圍南達陝北與晉北。秦始皇認為這種錯綜遼闊的與匈奴為界的邊疆太不易守，故在公元前二一五年令蒙恬率軍攻取了「河南之地」（今河套地方），基本上與匈奴人的接觸線拉平了。翌年又在這條接觸線上加修了長城，將戰國時秦、趙、燕三國的長城聯接起來，同時將河南之地全部圈入了長城。從此以後長城以內便成了中國的固定邊疆。這是土著對遊牧部族的一大勝利。而中國只有當此之時才能做到這一點，則是因為中國在此時才達到了全國的統一，而只有在統一之後，才可能集中中國的全部力量來解決邊疆的問題。但在秦末漢初時匈奴人更加強大起來，與中國長期地在邊疆上進行著鬥爭。冒頓單于（約公元前二〇九—公元前一七四年）在位時，匈奴人以冒頓作中心建立起了一個大帝國。冒頓曾向西發展吞併了大月氏（使大月氏人被迫離開湟中地方向西逃遷），並自大月氏地方繼續向西發展，控制了西域地方，向東則吞併了東湖之地（今熱河一帶與遼寧），向北占據了漠北，向南則乘中國秦漢之間大亂之際進入長城線，重又奪回了河套——河南之地。
漢高帝統一了中國後，注意到北邊匈奴的嚴重問題，並曾親自率軍征討匈奴，但在公元前二〇〇年那一年其軍隊反被匈奴包圍於平城達七日。因此自公元前一九八年起，漢乃不得不用和親政策來緩和邊疆問題。此後，歷文景時代的六七十年，中國對匈奴始終實行著和親政策，這是迫不得已的，因當時中國歷經大亂之後，國內經濟尚未獲得恢復，因此無力用武力來解決這個問題。直到漢武帝時（公元前一四〇—公元前八七年），中國始有力量主動攻擊匈奴，最後在衛青、霍去病領軍時候才屢敗匈奴（公元前一二九—公元前一一九年），首先重又占領了河套地方。繼而在公元前一二一年斷匈奴之右臂，即攻占了過去大月氏地方，切斷了匈奴與今甘、新、青一帶的氐、羌遊牧民族的聯繫，然後繼續向西北發展，以求控制西域地方。公元前一一九年又斷匈奴之左臂，即攻占了原匈奴所奪取的東胡地方。從戰略觀點上看，中國只有控制了西域和東胡地方，才能完成對匈奴的反包圍攻勢，所以當斷匈奴左右臂的戰略取得勝利之後不久，中國即將匈奴驅逐到了大漠以北，確保了中國邊疆的安全。此後匈奴問題始不再像過去那樣嚴重了。武帝以後，匈奴因受到外來打擊，內部混亂起來。公元前五七年匈奴內部有五人爭作單于，互相混戰，削弱了自己的實力。公元前五三年乃正式向中國投降。在公元前五一年和公元前四九年匈奴呼韓邪單于曾兩次親到長安朝見中國皇帝。在此以後的西漢時代，北部邊疆的匈奴問題等於徹底解決了。
但到西漢末王莽時期，中國內部混亂起來，匈奴又開始擾邊。由於此時中國對西域已無力控制，西域也獨立起來，並且西域一部分小國又被匈奴征服，匈奴對中國重新形成包圍之勢。中國北部邊疆問題又嚴重化了。但匈奴卻始終未能再像以前那樣強大，內部也時常發生內亂。到公元四八年時，匈奴內部大亂後分成為南、北兩部分。南匈奴單于自稱為呼韓邪，因其力量較弱，抵禦不住北匈奴，故投降了中國，請共御北匈奴。中國乃令南匈奴守其本土，並將中國北方一些據點（今內蒙自治區之呼和浩特一帶）交與南匈奴防守。公元六二年北匈奴曾南侵，結果為南匈奴與中國的聯合力量打敗。此後中國即利用匈奴人的分裂，與南匈奴一起一步步地壓迫北匈奴，企圖解決中國北部及西北的邊疆問題。公元七三年竇固與南匈奴聯合進攻北匈奴，占領了西域東部當地稱為伊吾盧的地方（今哈密一帶）。當中國占領了此地後，西域各國由於北匈奴壓迫太甚，亦於公元七四年脫離了北匈奴的控制，並派質子到中國來，表示與中國親善。匈奴的右臂又被切斷。公元八九至九一年竇憲乃大規模征伐北匈奴，大破之。中國西北邊疆重形穩定。公元九一年班超為西域都護，中國徹底控制了西域地方。此後北匈奴即開始向西遷徙，不再見於中國歷史。
南匈奴在此後的長時期內，大體上是代中國防守著北部邊疆，並且其本身也由遊牧生活逐漸變為半遊牧半農業生活的民族。當中國內亂時，南匈奴雖也間或附亂，但始終並不成為中國的憂患，直到西晉末年，由於中國的統治階級對人民以及少數民族壓榨過甚，並且統治階級內部也發生了內亂至八王之亂（公元三〇〇年），南匈奴始乘機起來。公元三〇四年劉淵自稱漢王，脫離了中國政府的控制，並自晉北向晉南發展，之後渡過了黃河，滅亡了西晉，造成了中國史上「五胡亂華」的局面。
在南匈奴引起的「五胡亂華」後不久，北匈奴在其長期向西遷移的過程中最後到達了黑海，吞併了先已在當地定居的東哥特人，並壓迫西哥特人，使其退入羅馬帝國內部，因而如前章所述，間接地促成了羅馬帝國的崩潰分裂。
四、日耳曼人與羅馬帝國西部羅馬政權之顛覆
「日耳曼人」一詞並非日耳曼人的自稱。日耳曼人的許多部族雖各有自己的名稱，但因他們始終沒有一個統一的或聯合的組織，所以也始終沒有一個總稱。「Germani」之名是最早和他們發生接觸的高盧人稱呼他們的名字，其所居地則稱為「Germamia」。
日耳曼人的早期歷史很不清楚，但可推知他們就是公元前一六〇〇年左右時向外遷徙的印度歐羅巴人中的一支，是由東（裏海西北）向西（歐洲）遷徙的一批人數較多的印度歐羅巴人。大約在公元前一〇〇〇年左右時，他們已移動到了斯堪的那維亞半島南部（丹麥）及易北河與奧得河之間地方（今德國中東部）。當時易北河以西為科爾提人—高盧人，故高盧人最先與他們發生了接觸。
日耳曼人在其繼續向外發展的過程中，內部亦開始分化，漸分裂為三支：西支、東支和北支。西支在公元前一〇〇〇年後即開始與易北河以西的科爾提人爭奪土地，將科爾提人壓迫到了萊茵河以西的地方。萊茵河以東、斯堪的那維亞以南地區成為了西支日耳曼人的活動區域。到公元前二〇〇年時，他們已發展到了麥因河流域。公元前一〇〇年時又占據了今日南德地方。至此為止，今日德國地方基本上已成為了他們的勢力範圍。此後西支日耳曼人且曾企圖向西渡過萊茵河與科爾提人——高盧人爭奪高盧，但在此時羅馬人也正計劃攻取高盧，因而兩者間發生了爭奪高盧的戰爭。後愷撒將西支日耳曼人打敗，羅馬征服了全部高盧。
西支日耳曼人最初原是畜牧與農業兼營的部族。羅馬人塔其屠（公元五五—一一七年）在公元一世紀末時曾在他們中間生活了一時期，仔細地考察了這些日耳曼人的生活，後著了Germania一書，述及他們的社會情況。按照他的記載，此時西支日耳曼人已完全發展成為農業部族了。
東支日耳曼人在公元前六〇〇年至二〇〇年間，越過了波羅的海，沿維斯吐拉河逆流而上，至喀爾帕提山附近，開始定居下來。這一支日耳曼人到後來即發展成為後日之阿蘭（Alani）、伯根第（Burgundi）和哥特人。東支日耳曼人的最東一部分人最後又遷移到了黑海沿岸，在公元二一四年始見到有關於這批人的記載，這批日耳曼人主要即後之哥特人。
北支日耳曼人是仍然停留在斯堪的那維亞半島上，並長期定居下來的那一支日耳曼人。到後發展成為後日之冰島人、挪威人、瑞典人和丹麥人。北支日耳曼人始終未與羅馬直接接觸過。
希臘人與羅馬人很早就知道了日耳曼人。據希臘人的記載，在公元前三五〇年左右，希臘商人Pythea到波羅的海去經商時曾遇到過他們，這是希臘最早的有關日耳曼人的記載。羅馬人最早知道這種人則是在公元前二二五年左右之時，此時日耳曼人已與羅馬發生了接觸，後更逐漸對羅馬形成為一種強大的壓力和威脅。羅馬人也曾注意到這個邊患問題，公元九年奧古斯督曾派羅馬大將Quintilius Varus統率大軍渡過萊茵河深入日耳曼人的內地去征服他們，但結果反而在今日德國西部一個地方（Teutoburger Wald）被日耳曼首領亞敏尼沃（Arminius）打得大敗。從此，羅馬乃放棄了征服日耳曼人的計劃，而日耳曼人卻日益嚴重地成為羅馬整個歐洲邊疆的大問題。這種形勢一直發展為公元三七六年西哥特人正式進入羅馬帝國，並在三七八年與羅馬帝國發生直接衝突的事件。
公元三七八年羅馬帝國為西哥特打敗後，內部曾一度混亂。到提沃竇舍於公元三七九年即位為皇帝（公元三七九—三九五年）後，乃開始一面極力克服國內蠻人之擾亂，一面鎮壓內部之人民起義，至公元三九四年基本上平定了混亂局面，成為統治羅馬全國的唯一皇帝。但他在位時羅馬帝國的統一隻是暫時的，這完全是靠提沃竇舍個人一時的才幹，故在他死後帝國即又分裂。而這次分裂是最後的，也是無可挽回的。事實上，統一的羅馬大帝國分崩了。此後帝國大體上分為了東西兩部分，由其二子分別統治。東帝為阿卡底沃（Arcadius，公元三九五—四〇八年），在其統治之時，東部帝國無甚大事發生，能夠維持其正常的統治。西帝為赫諾略（Honorius，公元三九五—四二三年）。以前羅馬帝國的西方的皇帝為抵禦蠻人的侵襲，多居住在義大利北部的米丟蘭儂（米蘭），西帝最初亦以此地為都，但此地海上交通雖便利，卻距內陸較遠，對統治整個西部帝國則不甚方便，故公元四〇二年後，西帝乃遷都於義大利東北岸之拉分那（Ravenna）。此後拉分那始終是一個重要城市。至此時，西部帝國境內羅馬統治勢力與蠻族勢力的對比已發生了很大變化，日耳曼人已大批擁入西部帝國境內，有許多日耳曼人在名義上投降了帝國，代其防守邊境，同時西部帝國的軍隊也大多是由這些日耳曼人為其主幹，故日耳曼人已控制了西部帝國的軍隊。西帝赫諾略即位時年歲甚幼，最初政權即實際掌握在一個汪達里（Vandali）武人—將軍斯提里科（Stilicho）之手。後西帝雖曾將斯提里科殺死，但並不能從此擺脫日耳曼武人的控制。為了維持其帝國之繼續存在，仍然不得不依靠這個或那個握有軍事實力的日耳曼武人作為其政治支柱，甚至不能不承認在西部帝國境內割據起來的許多日耳曼人的小王國。這樣一來，不管在政權內部或地方上日耳曼人的勢力都已遠蓋過了羅馬統治者的勢力，可以說自此以後西部帝國境內的實際統治者是日耳曼人。
公元三九五年後羅馬帝國實際雖已為東西兩部分，但在名義上、形式上、制度上卻仍為一個統一的大帝國，東西並非對立的兩部分，帝國政府所發布之命令皆系由兩帝共同署名，甚至仍然保持著共和國的虛名，如元老院仍然存在，東西兩帝國首都除各有一個皇帝外，仍有一個執政。西部帝國的執政且始終按照傳統習慣住在羅馬城。直到公元四七二年西部執政始被廢除，而公元四七六年西帝亦被日耳曼武人通過元老院廢掉。後來東部執政在公元五四一年亦被廢除。此後帝國最高統治者在名義上始只有東帝一人了。
公元三九五年後羅馬帝國的最後分治，以及此後東、西兩部分發展途徑不同的根本原因，還在於帝國東西兩部分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東部原比西部發展高，故在帝國波斯化之後，能夠在比較穩定的基礎上逐漸轉入封建社會，並有力量克服了蠻人的擾亂，維持了自己的存在。東部帝國此後繼續維持了一千餘年，直到十五世紀時始為土耳其人所滅亡。西部則因在羅馬帝國成立後，由於建立在對外掠奪基礎上的奴隸制度逐漸崩潰，使帝國臨於癱瘓狀態，因而無力抵禦蠻人的侵擾，終於在蠻人的打擊下逐漸四分五裂起來。公元三七八年後，西部帝國境內即在服從帝國政府的形式下建立起了許多日耳曼人的小王國，這種形勢最後導致了公元四七六年西部帝國羅馬政權的最後被顛覆，使西部帝國完全成為了日耳曼人統治的世界，開始了所謂「黑暗時代」。然而此後西部帝國也即逐漸轉入了封建社會。
公元三七八年後存在西部帝國內部的日耳曼人和日耳曼國有如下幾個：
（一）西哥特 西哥特人自公元三七八年打敗羅馬帝國後，先在東部騷擾了一個時期，但因東部政權較穩固，不易得手，故到五世紀初，在其首領亞拉利克（Alaricus）領導下，又由東向西侵擾，首先進入了義大利半島。在公元四一〇年輕易地攻下了羅馬城。西哥特人之輕易取得羅馬城主要是得力於羅馬城內奴隸的應接。此時日耳曼人內部雖已有了奴隸，但他們待遇奴隸較羅馬人好得多，並且羅馬奴隸中有相當大數量的日耳曼人，故羅馬城內的奴隸乘午後奴隸主都在睡午覺之時，打開了城門，歡迎日耳曼人入城解放他們。所以羅馬城被攻陷一事，實已含有奴隸起義的性質。
羅馬城的陷落，對羅馬人心發生了極大的震動作用，因羅馬人特別是羅馬統治階級一向把羅馬的統治看作是「永恆」的，稱羅馬城為「永恆城」，現在這種思想猛然被打破了，因而激起了羅馬人心的極度的不安。在這種情況下，基督教北非西波（Hippo）城的主教奧斯丁（Augustinus）發表了一種理論，認為羅馬帝國之歷史使命已經完結，而教會則將要代替羅馬帝國成為世界上之最高統治機構。
此後西哥特人繼續向西進入了高盧（公元四一二年），停留不久後又南下進入西班牙，在公元四一五—四一九年間與先已到達西班牙並已定居了的日耳曼族汪達里人爭奪土地。最後西哥特人將汪達里人逐出了西班牙，自己在此地建立了一個國家，而羅馬帝國只好承認既成事實，在公元四一九年承認了此西哥特王國。不過在名義上西班牙地方仍算是羅馬帝國的土地，而西哥特人僅是「奉」皇帝之命令，代其統治此地方而已。所以從「帝國」這個概念上講，蠻人在帝國境內之割據，在理論上並不意味著羅馬帝國的滅亡，不過實際統治者在西部來說則將易手了。
（二）汪達里 汪達里人在公元四〇〇年後首先進入高盧地方，繼而又自此南下到了西班牙，開始定居下來。公元四二九年為西哥特所逐，乃逾海進入北非，在北非建立了國家（公元四一九—四三一年）。公元四三五年羅馬帝國亦承認了他們是代皇帝統治北非地方。公元四三九年汪達里人又攻占了原迦太基地方，開始建都於此地，並逐漸成為了航海民族，活躍在西地中海上，作海盜生涯，搶劫過往的商船。其中有一批汪達里人且曾在公元四五五年越海在義大利登陸，洗劫了羅馬城。經過這次洗劫，羅馬城破壞的情形還較公元四一〇年西哥特人攻陷羅馬城時來得更嚴重，不少貴重物品被搶劫一空，並且城內在文化、歷史上有價值的古代建築、雕刻、圖書等物也多被毀壞。因此在歐洲留下了一個汪達里人的典故，即對野蠻的破壞文化的系統活動稱之為「汪達里主義」，此字德文為Vandalismus，法文為Vandalisme，英文為Vandalism，俄文為BaHAaЛИ丞М。
（三）伯根第伯根第人亦於公元四〇〇年後進入高盧，他們在羅丹諾河（隆河）流域建立了國家。
（四）盎格婁（Angli）、薩克森（Saxo）、猶提（Jutae）盎格婁、薩克森和猶提原是在今日德國北部的日耳曼人的三個部族。在公元四〇七—四四二年間，羅馬帝國因腹地需要軍隊防禦日耳曼人之入侵，故由皇帝下令陸續撤退羅馬帝國在不列顛島（羅馬西北邊疆偏遠的一省）上駐守的防軍，自動放棄了這塊土地。當羅馬軍隊撤守後，日耳曼人即時侵入不列顛島，公元四四一年薩克森人首先進入了不列顛，之後在一百五十年之內（公元四四一—六〇〇年），上述三族相繼進占了不列顛島的主要部分——英格蘭。
進入公元五世紀後，本身正在逐漸衰亡中的西部羅馬帝國，其存在已完全依靠日耳曼武人來維持了。日耳曼武人與其領導之以日耳曼人為主幹組成的軍隊是西部帝國的支柱力量。由於日耳曼人此時方才進入階級社會，因此各部族之間尚未有一種統一的觀念和要求，他們並想不到聯合起來推翻羅馬帝國，建立一個日耳曼人的帝國，反而願意保持西部羅馬帝國的政權、法統來作為維持自己個人或部族的勢力、地盤的手段，並且彼此之間也互相爭奪得很厲害，到西帝羅穆盧·小奧古斯督（Romulus Augustulus，公元四七五—四七六年）時，西部帝國當權之武人奧竇瓦卡（Odoacer）在公元四七六年取得了羅馬元老院的同意，廢掉了西帝，但西部帝國政權的全套機構在名義上卻仍保留未變。奧竇瓦卡並經由元老院向東帝國請求羅馬帝國此後只有東部一個皇帝已足，不必再有兩個皇帝，至於西方可以由奧竇瓦卡作羅馬主（Patricius）來對其統治。東帝也只好承認既成事實，同意奧竇瓦卡為羅馬主。
公元四七六年所發生的這一次事變，一向為歷史學家所特別重視，認為自此以後西歐歷史無論在法統上和在社會性質上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一般意見往往認為自公元四七六年始，維持了五百年的統一的羅馬大帝國即不復存在了，至少也是覆亡了一半，故稱這次事變為「西羅馬帝國的滅亡」，同時認為西歐之轉入封建社會亦自此時開始。我們認為這兩個意見是值得重新考慮和明確的。
首先就理論上和法統意義上講，統一的羅馬大帝國在形式上並未因西帝的被廢而消失。西部羅馬帝國境內的日耳曼人所割據的一些小王國，在法統上仍然是羅馬帝國的組成部分。羅馬帝國的一切機構和制度在公元四七六年後依然如舊，帝國並未發生任何突出的變化，至少與過去由公元三九五年東西分治以來的幾十年間的形勢相比並沒有任何的突出變化，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兩個皇帝現在只剩下一個了而已。但這種事在當時羅馬人中間也並未發生異常的震動，認為帝國是滅亡了一半。因為在他們的意識里始終就沒有所謂「東帝國」和「西帝國」的觀念，因此對一個皇帝和兩個皇帝的問題也不太重視，並且兩個皇帝的存在本系一時權衡之計，原非定製。所以在西帝被廢而代之以一個「羅馬主」後，東帝仍然是整個帝國的元首，在理論上、法統上羅馬國家仍然是一個統一的大帝國。故所謂「西羅馬帝國滅亡」的說法值得考慮。
就社會性質而言，羅馬帝國之西部由奴隸社會完全轉入封建社會自然是一個長期過程，決不是可以拿哪一年來截然劃分的。帝國西部之向封建社會轉化的過程早已開始，而到公元四七六年還在繼續。因為羅馬帝國自三世紀以來在奴隸制度面臨崩潰的時期即已在經濟上萌芽了封建因素，並在政治上以波斯化來適應了它的發展。不過，這個封建化的過程只有在東部才得到了穩定的發展，而在西部卻發展得比較緩慢，而且後來西部封建制度真正地出現，並不是像東部地區那樣獨立發展出來的，而是和日耳曼人的進入帝國西部境內有關。只有當日耳曼人在羅馬奴隸社會末期的社會生產力基礎之上結合著自己的末期氏族社會制度，由部族內的貴族們占有著土地，而把原來羅馬的奴隸，甚至某些倒霉的奴隸主和本族的奴隸以及氏族成員變成了農奴之後，才出現了如後來歷史家所稱的那種典型的封建剝削制度——西歐型的封建制度。這樣看來，無論就西部羅馬帝國本身封建化的過程來說，抑或就日耳曼人促成西部真正封建制度的出現的作用說，公元四七六年都不是一個開始的階段。
公元四七六年的事變，實際遠不如四一〇年羅馬城的陷落那樣重要，自三七八年以來的一個世紀間，帝國曾經受到了多次的打擊，任何一次打擊都可看作是帝國崩裂過程中的重要標誌，後來歷史學家不過是習慣於把四七六年的事變看作最醒目的標誌而已。
五、最後百年之拉丁文學
公元五世紀時期，實際上可說已沒有文學了。在此時期中唯有作品傳留下來的人是西竇尼沃·亞波林那理（Sidonius Apollinaris，公元四三一—四八四年）。西竇尼沃·亞波林那理是高盧地方的拉丁人，出身於統治階級。他喜歡寫詩和寫信，這些詩和信的唯一特點就是極端考究修辭，可是並沒有什麼文學價值。但是由於他一生都經歷著帝國最後的崩潰階段，作為羅馬帝國統治階級的一個代表，他的作品真實而清晰地反映了末日窮途的羅馬統治階級的絕望心情。所以，他的作品可以作為崩潰時期的補充史料。
六、羅馬帝國傾覆中之基督教教會
公元三九二年羅馬帝國正式承認基督教為國教，這是基督教發展史上的極其重要的關鍵，決定了它成為帝國統治機構的一部分。至此基督教已經全部完成了它的變質過程，最初所具有的人民性和進步性已完全消失了。與其徹底變質相適應，為了使教會能成為一個完整的有效的統治機構，公元三九二年後基督教在宗教經典的修訂、教會的組織、宗教禮節和儀式以及宗教理論—神道學等方面都有著一些與此前不同的整頓和創造。
在宗教經典方面，這時有了公認的宗教經典——《聖經》（希臘文為Biblia，拉丁文為Canon）。此《聖經》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猶太教的經典，即中國天主教稱之為《古經》，耶穌教稱之為《舊約》（Vetus Testamentum）的。但當時被據以為《聖經》的這部分猶太教經典已不是猶太文的原本，而是由一些分散在羅馬帝國境內各地的猶太人，特別是在地中海區域以亞歷山大里亞城為中心的一些已經希臘化了的猶太人所翻譯的希臘文譯本，此希臘文譯本因是由七十二人分別譯出的，故又總稱「七十」（Septuaginta）。除猶太教經典外，另一部分的基督教《聖經》則是公元一世紀最早的一些基督徒所寫下來的東西，這些文獻一直在基督教內部流傳著，到公元四世紀時經教會之審訂，亦被公認為基督教的經典。這部分經典，中國天主教稱之為《新經》，耶穌教稱之為《新約》（Novum Testamentum）。最初基督教的《聖經》，無論《舊經》《新經》都只有希臘文本，稍晚才又有了耶婁尼摩（Hieronymos，公元三四八—四二〇年）所譯的拉丁文本出現，流行於西方。這種拉丁文本的《聖經》被稱為「Vulgata」，後來變成為西方教會所用的標準本。今日天主教的《聖經》仍以此拉丁文本為準。
在教會組織方面，此時出現了幾種新制度。其中以主教掌握「神權」的制度最足以說明基督教之變質與教會之統治機構化。教會中的統治階級—教士中本以主教地位最重要，而此時主教集團不但已完全變成基督教內部的最高統治者，並且又被認為是具有神權的人。主教具有神權的理論是說，耶穌曾將其神權親自授予了他的十二個弟子（中國天主教稱之為十二宗徒，耶穌教稱之為十二使徒），而主教則又自十二宗徒處繼承了這種神權。這就等於說主教就是耶穌的人間代表，主教有支配教徒的絕對權力，所以主教具有神權的統治理論成立後，主教甚至在形式上也不再是早期基督教內部為信徒服務的教徒內部的一分子了，而是以其神權來絕對支配所有信徒的統治者了。主教神權的實際內容有三：一是關於教會信條和制度的決定權。二是《聖經》的解釋權。因《聖經》內容非常龐雜，特別是猶太教經典的那一部分，包括有種種與宗教無關的文學、歷史、哲學等方面的內容，因而在用基督教觀點來牽強附會時，就往往會發生許多不同的解釋。當然，出身於不同社會階層的信徒和教會內部各種地位的教士都要提出有利於自己的解釋，在這種時候，主教有權決定《聖經》的「正確」解釋，也就是說此後對《聖經》的解釋絕對只能有利於教會中的統治階級，也就是有利於社會上的統治階級。三是基督教內部長期口傳下來的一些不見於明文的傳統（traditio），這種傳統要由主教決定其是否有效。從上述種種說法可以看出此時教會機構已完全把持在少數主教手中。此外，與主教神權確立之同時，主教派立方法也有了改變。最初主教的派立完全是由信徒群眾選舉的，此時這種傳統雖不能廢除，但是由信徒群眾的選舉並不能將神權給予主教，所以信徒的選舉，只被當作是公眾所表示的意見，而被選舉出來的主教必須由鄰區的主教給他「祝聖」——即傳授神權後，始能正式作主教。
每個主教有自己管理的一定的「教區」（dioecesis），在這個區域內他有權處理一切有關教會的事務。有關整個教會的大問題，亦即各教區之間的共同問題則需召開公議會來決定。這種公議會制度的創始就是公元三二五年君士坦丁大帝所召開的尼基亞公議會。公議會的召開沒有一定規定的期限，有需要討論的問題就隨時召集。
此時在教士階級中又出現了一種特殊的人物—修士。修士起源於修道制度的建立，而修道制度之成為教會制度的一部分與修士之成為教士階級的一分子則經過一個由人民運動發展為統治機構的過程。修道這種辦法原是基督教內部的反對教會變質的一個人民運動。在公元二世紀初期許多中上層階級中人加入基督教後，基督教即開始變質，於是一些反對教會制度化和統治化的信徒便脫離團體開始在家修行，但在家修行不免有許多瑣事煩擾，故到二世紀末三世紀初時，最先在敘利亞、埃及等地有許多基督徒離家到曠野中去修行，過一種苦修生活。到三世紀末、四世紀時，修道已成為一種廣泛的運動。當時出家苦修的多是一般貧苦信徒，他們以修道的辦法來反對主教對教會的控制，所以修道運動實際是基督教內部反對基督教變質的一種運動。主教集團最初曾反對和禁止這種運動，甚至誣衊它為「異端」。但是他們的反對和禁止並不能發生作用，相反地參加這個運動的信徒反而日益增多。因此主教集團到後只好改變了手段，由壓迫轉而為軟化，即承認了這個運動的合法性，使這個自發的運動變成為由他們所控制和領導的有組織的運動。四世紀時乃由教會出來設立了一些修道院，組織信徒在內修行，同時承認修士為教士，即基督教統治階級中的一分子。這等於是瓦解了這個信徒群眾的反教會運動。此後修道院就成為了基督教內部統治機構之一。修道院成立後教士階級（elericus）開始分為世務（saecularis）教士——主教、神父等和入會（regularis）教士——修士兩種。
在宗教禮節和儀式方面，有禮拜日制度的規定。這種制度原系繼承自猶太教的安息日制度。猶太教本以每周的第七天（星期六）為安息日，基督教摹仿此制度設立了禮拜日的制度，但因傳說耶穌復活那一日是星期日，故基督徒乃選定此日作禮拜，而不用猶太教的星期六。此外，基督徒又有必須舉行的聖事（sacramentum，意即宗教禮節），在四、五世紀時，此聖事包括四種禮節：一是聖洗，即洗禮，每個人參加基督教和信徒小兒初生時都要舉行一次聖洗，表示洗去過去罪孽，重新作人；二是堅振，小孩生下後先受一次洗禮，到十二歲左右時再由教士重新給他行一次禮，稱堅振，即堅定其信仰之意；三是聖體，即東方宗教中原有聖餐，基督教接受了東方宗教中的一種說法，認為聖餅聖酒在教士禱祝後即變成了神的血肉，人吃了以後就可以獲得神力；四是告解，即信徒先向教士懺悔自己所犯的罪行（告），然後由教士用神的名義赦免他的罪惡（解）。在此時，由於教士階級故意發展迷信，以利於他們對教徒的統治，聖像（icon）的崇拜乃逐漸流行起來。基督教最初並沒有任何物質的崇拜對象，因為他們認為神是無影蹤可尋的。後來在耶穌受難事跡的傳說下，為表示他們對耶穌的信仰，開始崇拜起十字架來，架上有時還雕有耶穌受難的形象。後又崇拜所謂宗徒們的聖骨。到基督教成為統治機構後，乃故意加強迷信信仰，製造和附會出許多神和聖徒出現或示意的奇蹟，於是便無中生有地繪製出了許多聖人、天使、耶穌、聖母等的所謂真容像來，使之成為信徒的崇拜對象。
公元三九二年以後，適應著基督教完全變質的另一重要發展，就是一套系統完整的宗教理論—神道學的完成。神道學不同於基督教最初產自人民當中的樸素的宗教信仰和傳說——原始教義，而是企圖從基督教的立場出發，像一般哲學思想一樣地來解釋整個的宇宙和人生的宗教理論。就這種宗教理論的哲學部分來說，系源於希臘哲學，當基督教傳入羅馬帝國後，即大量地吸收了希臘哲學的唯心部分，主要是柏拉圖以來的唯心哲學。神道學的出現，早在公元三九二年以前，並且種類繁多，這種不易為一般信徒群眾所理解的煩瑣的宗教哲學的出現，有兩方面的背景：一個就是意味著基督教早期階段的變質，因為把顯明的一般人民易懂的樸素的宗教信仰複雜化，有利於當時在基督教團體內部逐漸增多的社會中上層的教徒為了本身利益對原始教義的曲解；一個就是為了吸收知識分子來參加基督教，因為當時羅馬帝國的知識分子都多少懂得一些希臘哲學，如要他們把自己哲學的宇宙觀和人生觀改為基督教的宇宙觀和人生觀，那起碼得把宗教哲學化，否則他們便認為基督教沒有哲學理論，過於簡單，而許多知識分子加入基督教後自然地又促進了神道學的發展。但公元三九二年以前基督教中還沒有一套系統而完整的占統治地位的神道學。三九二年以後，隨著基督教的完全變質，教會完全成為統治機構，一套目的在於說明教會統治的合理化以及維持現世秩序的神道學成熟了，並且以羅馬城的陷落（公元四一〇年）為契機，通過奧斯丁（S.Aure lius Augustinus，公元三五四—四三〇年）正式出現了。
奧斯丁最初並不信基督教，他曾涉獵各家哲學，對希臘羅馬的各種哲學思想皆有研究，是一個大知識分子，到三十餘歲時始信基督教，於是就成為了基督教中的神道學大師，因而也就受到教會內部統治階級的青睞，地位上升很快，不久就作了北非地方西波城的主教。公元四一〇年羅馬城陷落之時，他仍在西波城任主教。羅馬城的陷落對羅馬人心震動極大，特別是羅馬的統治階級，因為他們一向就陶醉在羅馬永恆城的迷夢中，一時很難清醒，於是許多不信基督教的羅馬元老就歸罪於基督教，認為這全是由於羅馬人不信羅馬舊教而信了異教之故。當時奧斯丁就在西波城的禮拜堂中，作了一系列的演講，用一套宗教哲學的理論，主要是有關歷史哲學方面的理論來反駁那些非難基督教的羅馬元老的說法。這套演講後匯集成書，名《上帝國》（De Civitate Dei）。這是一整套的從基督教會立場出發的歷史哲學，就是以基督教為中心，從人類的起源講起，一直到人類的末日為止，對人類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整個歷史過程進行了一番解釋和預言。全書總的精神與最終結論有二：一是教會應該是現世世界上的最高統治機構，一切國家機構都要從屬於教會，順便也就否定了羅馬人認為了不起的羅馬城陷落的意義。二是不要觸動現世的社會秩序，這樣就完全否定了基督教原始的革命思想。而這兩個論點後來一直是基督教以及直到今日為止的天主教會的根本精神。因此奧斯丁的宗教理論也就成為了直到今日為止的天主教教會方面的官方理論。所以我們說奧斯丁的宗教歷史哲學是過去許多神道學理論的一個總結，是適應著基督教的完全變質而出現的。
奧斯丁的《上帝國》在說明上述兩個論點的時候，主要就是根據他在曲解基督教原始教義中附會出來的「天堂」說。他首先從猶太教，亦即基督教的神話講起。按猶太教的神話，人類本來是永遠不會死的，只是由於後來犯了罪被上帝處罰了才會死的，並且死後靈魂還要下地獄。然而上帝憐憫人類，不願人類死後都下地獄，於是就選中了猶太人為「選民」，使教主在猶太人中間降生，猶太人皆信仰之，便可得救。然後其他國家的人再信猶太教便都可得救，這樣地上便會出現了「天國」，也就是奧斯丁稱為的「上帝國」。顯然按照原始教義，這個「天國」是在地上的。但奧斯丁由此又進一步發揮，他認為上帝本來想先把猶太變成上帝國，但因為猶太人不信教主，反而把耶穌殺死了，所以上帝最初的計劃也就落空了。至於現在「上帝國」的解釋，奧斯丁便把它分成了兩部分，他說真正的上帝國是在天上，亦即「天堂」，但要想進入真正的上帝國，則又必須要先通過一個地上的上帝國，只有到人們全加入了地上的上帝國之後，真正的上帝國才會實現，所以地上的上帝國是為真正的天上上帝國的最後實現作準備的。
首先奧斯丁說現在地上的上帝國不是別的什麼，而是現世的教會，因此只有當教會成為世界上最高的統治機構，亦即人們都信了基督教之後，天堂才可能實現。所以羅馬城的陷落並不是不幸的事，相反地，它正表示了羅馬世俗國家的歷史使命已然終結，新的世界已來臨了，教會將代替羅馬帝國控制統一全世界，以完成實現上帝交付與它的使命。一切國家今後最主要的任務就是促使上帝國早日實現，所以它們應該屬於教會，為教會服務。這套理論說明了教會成為一個統治機構的合理合法性，所以以後中古時代西歐的教會在這個理論支配下，不是壓倒了國家機構，就是與統治者攜手合作。
教會後來能夠和統治者密切合作，或是統治者有時能夠真正從屬於教會之下的原因，就在於奧斯丁理論的另一個根本論點是大大有利於世俗統治階級的，因為他否定了基督教原始教義中來自人民中間的革命思想。人民最初所理想的「天國」，本來是指現實世界的太平世界而言。原始的「天國」一詞原是人民中間所流行的一句口語「救主復臨」（此字在猶太人所熟用的亞蘭米語中為Maranatha），傳至希臘羅馬後，希臘文譯為（Parousia，拉丁文譯為Adventus），兩人見面打招呼，或寫信時在信的結尾皆用此語。此語的含意有此世的「千年太平」之意，絕不是企望來世的快樂。對現實生活來說，他們希望耶穌再回來（「救主復臨」），把舊的統治機構完全摧毀，耶穌成為人民之王，於是「千年太平」的「天國」也就實現了。直到公元二、三世紀時，基督教中的「天國」思想仍是這樣為一般信徒所理解的，但到三世紀末四世紀初時，教會的變質嚴重化了，教士階級中人開始反對這種說法，甚至說這種思想是異端，而認為現世的社會秩序是不可推翻的，但尚未能建立一整套的理論來代替原始天國的說法，直到奧斯丁的《上帝國》發表後，才正式用宗教理論的形式把此世天國曲解為來世天堂，因而對現世世界的社會秩序主張完全接受，因為基督徒的希望是在來生而非今世。奧斯丁並用上帝的名義肯定了奴隸制度，他說：「奴隸制度是上帝所命定的，誰要取消奴隸制度，就是背叛上帝。」不但承認了奴隸制度，而且還認為它是萬世不變的。所以這種形而上的宗教哲學，無怪它不但為當時的統治階級—奴隸主所歡迎，而且一直到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時也為封建主和資本家所熱烈擁護了。
自此之後，這種反原始教義的神道學既然成為了基督教會的正統理論，從而為現世的統治階級服務，那麼奧斯丁以後各個時代在基督教內部所產生的人民意識便不能不以企圖恢復原始基督教義的形式表現出來。但這種類型的基督教內部的人民運動首先便被教會宣布為異端，然後再在世俗統治者支持下利用政治力量進行殘酷的鎮壓，以至大規模的屠殺。所以「異端」運動很少有成功的，即使有個別有所成就的，也很快就被統治者收買和利用，與原來的教會合流了。
七、匈奴人及其他遊牧部族的下場
我們曾經講過的上古世界中所有的遊牧部族和土著種族相比較都具有一處弱點，即生產水平低，經濟基礎薄弱，同時人口較少，故而不能形成一個穩定的強大力量。所以他們雖然具有較強的戰鬥力，不斷地對土著種族進行侵略，但他們和土著種族鬥爭的結果，只是在較弱的土著地區才能另創新局面，以本族為主消滅、驅逐或是同化了當地的土著人口，重新創造出一種當地的文明，如閃人之在巴比倫，雅利安人之在古印度（身毒），阿卡亞人與鐸利亞人之在愛琴文化地區。然而在較強的土著地區則不能有所作為，雖然當這些土著國家極端混亂和衰弱之際也能乘虛而入，但最後則必然會造成自己的失敗，那就是被這些土著種族驅逐、消滅或同化。如喜克沙蘇人之見逐於埃及，北匈奴之見逐於中國，以及我們在這裡就要談到北匈奴西遷後又次第見逐於羅馬、波斯和印度（笈多王朝時代），日耳曼人之同化於羅馬，南匈奴、羯、鮮卑及氐、羌等五胡之被消滅或同化於中國。
匈奴人在中國東漢時代被擊潰之後，此後的活動大致可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是向西最後移到黑海沿岸的北匈奴人的活動；一部分是在向西遷移過程中留在中央亞細亞一帶的北匈奴人的活動；再一部分就是留在中國境內的南匈奴人的活動。
到達黑海沿岸的北匈奴人在公元三七五年吞併了東哥特人後，又自黑海沿岸繼續向西發展，首先占據了匈牙利高原，以此為中心，在東歐與中歐大規模地進行征服活動，先後征服了許多日耳曼部族，在羅馬帝國之北建立起了一個匈奴大帝國。公元五世紀匈奴帝國名王亞提拉（Attila，公元四二三—四五三年）在位時，是其國之極盛時期。亞提拉曾繼續向四方開拓疆土，向東發展到南俄（今烏克蘭），在公元四三五年將此地全部占領。公元四四五年且曾南下圍困了羅馬帝國東部首都君士坦丁堡，迫使羅馬帝國允許每年向之入貢後始行退兵。公元四五〇—四五一年間曾向西渡過萊茵河進入高盧地方，公元四五一年匈奴人與羅馬日耳曼人的聯軍在今日法國東部的一個名城Troyes附近的卡塔羅尼地方打了一個大仗，結果匈奴人大敗。今日一般人皆稱此次有名的戰役為「馬恩河上的沙浪戰爭」，因為沙浪也是戰場附近的一個城。這次戰爭決定了匈奴人在西歐地方的劣勢。此後亞提拉雖仍能在高盧地方立足兩年，且在公元四五二年時一度侵入義大利，但在公元四五三年亞提拉死後，這個歐洲部分的匈奴大帝國即行瓦解。這一部分的北匈奴人乃多集中在匈牙利高原地方，政治中心亦移至南俄，其勢已侷促於東歐了。此後雖仍陸續不斷地有一些匈奴人自東方進入匈牙利高原，稍微強化了一下匈奴人的勢力，使之能以南俄為政治中心在東歐又重新建立起了一個匈奴帝國，但顯然這是強弩之末，所以這個帝國僅維持了一個很短的時期即又行分裂了。這個北匈奴人西方的後期帝國分裂的原因和經過已不可得知了。
亞提拉王晚年匈奴人在西方遭到失敗的時期，在向西遷移過程中留在中央亞細亞藥殺水和烏滸水流域的北匈奴人仍很強大，公元四五五年這部分匈奴人開始南下，一支渡過了印度河進人印度，滅亡了印度的笈多王朝，停留在印度北部，直到六世紀初期才為印度人逐出。另一支則一直進入伊朗高原，打敗了波斯，波斯國雖未滅亡，但許多地方皆為匈奴人所占領。但至六世紀初期時，波斯人也把匈奴人驅逐了出去，並且和當時進入中亞的另一種遊牧部族突厥人聯合在一起，在中世紀中期反攻到這部分北匈奴人的根據地——烏滸水和藥殺水流域，滅亡了這個匈奴國家。
北匈奴在西方和中央亞細亞先後失敗後，在歐洲和中央亞細亞的歷史上即不再見強大的匈奴人集團出現。此後在中央亞細亞地方的一些零散的北匈奴人在中古時期陸續向西遷移，和原來西方後期匈奴帝國瓦解後的北匈奴人結合在一起，分別在東歐和北歐建立起了幾個以匈奴人為主幹的小國，如在匈奴人較集中的匈牙利高原建立了匈牙利國。有一批匈奴人則渡過了多瑙河，進入巴爾幹半島，征服了當地的斯拉夫人，建立了保加利亞國。一批則進入了北歐，在波羅的海岸建立了芬蘭國。又一批則在芬蘭之南建立了愛沙尼亞國。其中除保加利亞國外，匈牙利、芬蘭、愛沙尼亞三國直到今日基本上仍或多或少地保存著古匈奴人的語言。只有保加利亞，因匈奴人進入其地時人數較少，所以他們雖然成為了政治上的征服者，但後來卻終於被當地的斯拉夫人所同化，所以今日保加利亞仍是斯拉夫文化。
在北匈奴西遷後仍留居在中國境內的南匈奴人，在公元三〇四年乘西晉衰亂之際，脫離了中國政府的控制後更與羯人聯合在一起，於公元三一六年滅亡了西晉，開始了五胡十六國的局面。自公元三〇四—三五一年的幾十年間，南匈奴和羯人的劉姓和石姓在黃河流域中下游地方先後建立了前趙（漢）、後趙兩個國家。因他們對當地漢人統治極為殘暴，公元三五〇年時漢人冉閔起義，在漢人報復下匈奴人和羯人大部被殺，餘下的或逃走的少數匈奴人就逐漸為漢人或當時活動在黃河流域的其他遊牧部族同化。此後匈奴人即不再見於中國歷史。
至於西方日耳曼人的下場則有三種類型：第一種是進入了拉丁人居住地區的日耳曼人，後來都被拉丁人同化了，此後即失去了獨立的日耳曼人的風貌。第二種就是進入了不列顛島—英格蘭的日耳曼人。因為在他們入居不列顛島之前原在島上的拉丁居民已隨羅馬駐軍撤退，下余的少數拉丁人和當地的土人大部分被日耳曼人屠殺了，少數人則或向北逃往蘇格蘭，或向西逃到威爾斯，或逾海逃到今日法國西北角的地方，所以後來英格蘭島上全部是日耳曼人。因此這些日耳曼人能夠在其原有的文化基礎上吸收了拉丁文化，逐漸發展成了一種獨立的文化系統。他們是日耳曼人進入拉丁文化區未被同化唯一例外。第三種是居住在今德國境內的日耳曼人，由於這塊地區拉丁文化最初未能深入，所以這裡的日耳曼人也和不列顛島上的日耳曼人一樣，在西歐大陸上發展出了一種拉丁文化以外的德意志文化系統。
在中國「五胡亂華」時代，除上述之匈奴人和羯人外，所謂「五胡」還有另外三種遊牧部族，即氐、羌和鮮卑人。公元四三九年鮮卑人統一了中國的黃河流域，建立了鮮卑人的北魏王朝，開始了北朝時代。自此以後，鮮卑人成了統治階級，而氐、羌等遊牧部族和漢人一樣處於北魏王朝統治之下。但是包括鮮卑人在內的這些遊牧部族原來的社會生活本極簡單，進入了中原並且成為了中國北部的統治者後，由於逐漸接受了中國封建社會的生活方式，便感到自己的文化不能適應這個複雜的新環境，於是便有意識地逐漸接受了漢人的文化，到魏孝文帝拓跋宏（公元四一七—四九九年）時又以國家的法令規定了所有的胡族從語言到風俗必須全部漢化。此後這些遊牧部族即迅速而徹底的同化於漢族了。到了北齊、北周時，雖然仍然是鮮卑人的王朝，但皇室都已是漢化的鮮卑人。至公元五八一年楊堅建立隋朝時，楊堅皇室的血統則更難考證了。所以公元五八九年楊堅滅陳之時，基本上已經是以一個漢族王朝的身份來統一中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