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祖榮文集 · 序二(1)

這本文集，是我的老師，新中國成立以前私立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校長沈祖榮先生所著，並於一九一八年至一九四四年在國內公開發表過的文章。 我怎麼搜集到這些文章的呢？早在一九八四年秋，看了教育部辦公廳於一九八四年八月七日頒布的（84）教編廳字009號關於編寫校史的通知後，我就希望圖書館界有一部系統反映文華圖專的校史問世，以供國內圖書館界同仁研究參考。無如等了四年，還沒有看見。文華圖專是一九五三年全國大專院校調整時，合併於武漢大學，成立圖書館學專修科繼續辦下去的。近年，經過武大領導和各級負責同志的努力，已發展為武漢大學的圖書情報學院。一九八八年六月，我帶上機關介紹信訪問了武漢大學檔案室。發現一九四七年春，由我和宋澤同志經手從重慶搬回武昌的原文華圖專的檔案，在「文革」中損失了十分之九（宋澤同志當時是圖專有文化的木匠師傅，他於一九四八年冬，參加了新四軍，目前是一位縣級機關的老幹部）。同時，沈祖榮先生的個人檔案也沒有了。剩下還不到十分之一的檔案，據說還是「文革」後武大領導指示檔案室同志搶救整理出來的。至此，我才理解，等了四年還不見文華圖專校史問世的原因。 從一九八八年七月起，我開始搜集文化圖專校史資料和沈祖榮先生傳記資料。先從湖北省圖書館和浙江省圖書館提供的資料中，發現了我以前沒有讀到過的一些沈祖榮先生的文章。一九八八年十月，第一次讀到了錢亞新老同學贈我的《杜定友先生遺稿文選》（初集）。與此同時，我又把《劉國鈞圖書館學論文選集》中的新中國成立以前的十四篇文章重讀了一遍。我察覺到，沈祖榮先生文章的內容與杜、劉兩先生同時期的文章相比，有其相同之處，也有其不同之處。相同的原因，在於事業相同，在於為民族素質提高，為國家富強的奮鬥目標相同；不同的原因，在於各自的工作崗位有異，接觸圖書館學的時間早晚有異，對社會的接觸面廣狹有異。從而使我聯想到，作為沈、杜、劉三位先生的晚輩的我們這一代，如果想把近百年前期的中國圖書館發展史、圖書館教育思想史、圖書館學教育史、檔案管理學教育史弄清楚，就很有必要把沈祖榮先生的文章更多地搜集起來，加以編注重新發表。於是我又向北京圖書館、四川省圖書館、杭州大學圖書館和幾個老校友繼續搜集，結果，共得三十一篇。從發表的時間看，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三六年，是國內軍閥混戰時期；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四年，是抗日戰爭時期。先是社會動盪不安，繼而是半壁河山破碎。敵占區，是哀鴻遍野，民不聊生；解放區和大後方，均過著不同程度的非常艱苦的生活。當此之時，四萬萬炎黃後代中，無論軍政、經濟、文教各條戰線，均有一部分人為了民族的生存，祖國的復興，不惜犧牲地堅守各自的崗位，苦撐大局。推算到文教戰線的圖書館學，很可以作為代表的，當數沈祖榮、杜定友、劉國鈞三人。三人中，最早投身於圖書館事業的，乃是沈祖榮先生。最早培育圖書館管理人才，繼而創始性的兼顧培育檔案管理人才，領導文華圖專直到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仍是沈祖榮先生。沈祖榮、杜定友、劉國鈞三位先生相處的關係，也是值得後輩效法的，他們始終堅持團結，堅持互相尊重。我的一部杜著《校讎新義》，是聽了沈祖榮先生推薦後才去買來的。我的一本劉著《圖書館學要旨》，也是聽了沈祖榮先生高度評價，才全部手抄下來的。劉國鈞先生主編《圖書館學季刊》時，多次向沈祖榮先生索稿。杜定友先生在《我與圖書館學教育》一文中寫道：「一九二一年，我畢業回國後，全國圖書館專家，只有沈祖榮、胡慶生二人在武昌主辦文華圖書館專科學校。其後，胡氏改業銀行。始終其事的，惟沈氏一人而已。」這些表現，可以作為他們之間相互尊重的明證。 近十年來，我所接觸的原文華圖專的老師和老同學們，也一致希望有一部系統記敘文華圖專的校史和一部沈祖榮先生的傳記問世。經過初步交流想法，決定先由我來搜集資料，然後以適當的方式，或「先取眾謀而後獨斷」，或由幾個人合作，編寫出《文華圖專校史》、《中國圖書館界先驅沈祖榮先生傳略》各一本，編注《中國圖書館界先驅沈祖榮先生文集》一本，交出版社出版，廣為宣傳。宣傳的目的，主要是使它有利於繼承艱苦創業的優良傳統，有利於發揚愛國主義的精神，促使中國圖書館教育事業日趨繁榮。 目前，先出版的這本文集，反映了新中國成立以前四個年代國內圖書館的發展概況；反映了國內圖書館教育工作的思想概況；反映了圖書館學教育和檔案管理學教育的開創與推進的史實；也介紹了一些歐美和日本圖書館的概況，是一本珍貴的圖書館教育歷史文獻。讀者只要瀏覽一下，就會感覺到的。 為了便於閱讀，編者對於原來沒有標點的文章，補加了標點；對文中少數典故和歷史情節，作了必要的注釋。謄寫時，對繁體字均換成了簡體。對於個別明顯的錯別字，作了改正。讀者發現錯誤時，希予指正！ 丁道凡 一九九〇年六月 ———————————————————— (1) 此序言為丁道凡先生為自己搜集編注的《中國圖書館界先驅沈祖榮先生文集》所寫的序言。——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