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回憶錄 · 交代思想問題
戴笠私情未忘
帽子扣下比石頭還重
共產黨改造罪犯的政策是「勞動鍛煉與思想改造相結合」。目的是要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使犯罪的人能認罪服法，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在執行這一政策時，是原則不變，但對具體的人採用具體辦法，也就是說運用時有靈活性、伸縮性，不是一成不變死板板的。所以，對有些人是以勞動為主，有些人是以學習為主，對待高級犯人——戰爭罪犯就更靈活了。因為這些人過去不少是參與制定國民黨內外政策的人，要不就是獨當一面或是統率重兵，都是上層統治者。他們在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這一基本國策下，都能自己根據具體情況和需要，可以自己制定一些臨時性的法規。甚至一句話也成了一個地區或多少萬人必須執行的法令。在大發雷霆時，桌子一拍，就人頭落地。對於這樣一些人，單靠勞動一下，能夠改造好他們的思想嗎？
唯物主義者不同於唯心主義者的主要方面是實事求是，具體情況具體對待，所以，我們這些人多年來一直是以學習為主，即從思想上進行改造。當然，也得要勞動勞動，起碼不會像我小時候那樣。我在吃飯時掉了滿地飯粒，父親質問我：「這樣糟蹋糧食，你知道這些東西是怎樣來的嗎？」回答得那麼肯定：「誰不知道，這是廚房裡的王二挑來的！」
在秦城農場去勞動時，除農忙偶爾全天勞動外，基本上維持半天勞動半天學習。不過我們當中有那麼幾位，他們的言論至今仿佛仍在我耳邊打擾著我。他們一開口，總是說：「看你這樣拖拖拉拉地干，將來釋放你，讓你去自食其力的時候，你怎麼能活得下去，難道還有臉向政府伸手要救濟費嗎？」
我每聽到這樣的話，總忍不住要暗自發笑，並且還忍不住要在背後議論他們幾句。有一次，不知怎麼讓他們聽到了，便質問我：「你說我們比共產黨還左，我們受得了嗎？這不僅僅是打擊我們，而是污衊共產黨還不如我們！」好大的帽子，這比西藏過去一些奴隸主挖奴隸的眼睛時使用的石頭帽子還重得多。那種石頭帽子扣在頭上，只把眼睛擠出來好把眼球摘掉，而他們這種帽子好像要讓我連舌頭也壓出來，以便讓他們割掉才甘心。
當然，我並不太傻，也懂得「急流勇退」這門巧計，馬上來個自我批評，比他們準備加在我頭上的罪名還要重，把什麼我想要造反，想要藉此來誣衊共產黨，達到推翻共產黨的目的等都搬了出來，即使是說我有一點「大帽子底下開小差」之嫌，但我總承認了自己有嚴重思想問題，借題發揮這樣一頂他們認為恰如其分的帽子，也可以鳴金收兵了。
養尊處優慣了，要勞動改造
我雖不是一個「睚眥之怨必報」的人，但也不是什麼忠厚長者，而是一個愛說俏皮刻薄話的人。這幾個過去批過我的同學，他們幾乎都有那麼一種相同的認識，釋放出去，靠自己自食其力，沒有戰犯管理所舒適；在那裡既不要出房飯錢，連水電費也免收，到時還發衣服帽鞋及日用品，每天只需用嘴巴批這個斗那個一下，就混過一天，所以，他們幾位都是在裡面安度了20多年的清閒生活，於1975年因全部戰犯都一起特赦，他們才跟著走出來。當然，這樣的「假左真右」分子，是不會讓他們留在北京而被送回原籍去安置。我每年出去參觀視察或避暑等，遇到其中的兩三位時，我總向他們表示一下謝意，如果沒有他們那樣認真幫助我，可能我出來還會犯原則性錯誤，所以，我照例在我住的賓館請他們吃一頓飯，以示酬謝！可能這幾位仁兄已變得比我忠厚一點，他們還很謙虛一番表示未能早日爭取出來。我只好真心實意安慰他們幾句：「君不見京戲一開場，總是跑龍套的先出來，主角最後才亮相，從整場戲來說，唱壓軸戲的也都是名角。」他們點點頭，不知道是表示什麼？因為我非他們，不能知道他們究竟是怎麼個想法。不過也不外是感到後悔沒有老老實實去改造，或者自我安慰一下：「老子雖然遲出來十多年，但總算是看到大家都出來了，沒有讓一個落後分子留下來，這難道不是老子們幫助別人的功勞？」果真如此，那自然應高翹大拇指，連喊：「佩服！佩服！」
我說勞動鍛煉比思想改造要容易，這是自己親身體會出來的，絕對不是關上書房門吐著煙圈圈，冥思苦想，編造一套。
這些國民黨的方面大員，或國民黨的重要骨幹，並不像五六十年代一些電影描繪的那樣，國民黨的將軍和大官都是飯桶草包（當然不是沒有那樣的典型人物，但不都是那樣），共產黨的偵察人員，隨便化裝什麼「長官」，就可以問什麼答什麼，要什麼給什麼，一點也不懷疑，直到被活捉才恍然大悟：「上當了！」我們每次看到這樣的電影後，常常彼此悄悄問一聲：「你是不是這樣被活捉的？」可能是死要面子的關係，我還沒有聽到哪一位「同學」承認和電影中所描寫的一模一樣。相反，只常聽到說：「如果真是那樣，勝利者也沒有什麼值得驕傲！」或者說：「今天我還不會是那樣草包，十年前我會是那樣愚蠢嗎？」還有些人說得更露骨：「如果真是那樣輕易打垮了國民黨，成百萬的烈士要大叫冤枉，他們怎麼會死在不會吃人的紙老虎口中呢！」
從勞動中很清楚地看得出，這些過去四體不勤、五穀不分、養尊處優慣了的人，要是放下了過去的臭架子，學一門就會一門。誰會相信曾經統率近百萬大軍的杜聿明，不但能剪裁縫製衣服，而且是嫁接果木修剪葡萄的能手；代理過山東省主席的第二綏靖區中將副司令牟中珩能成為手藝高超的理髮員；二十五軍軍長陳士章、洛陽警備司令邱行湘等能成為干農活的內行和多面手？
當然，在不太長的時間內，這些人學什麼會什麼，主要是從思想上解決了一個問題：人活下來，不只是為了自己，還得做一些對人類、對社會、對國家有益的事，否則，奴隸主的皮鞭下，是抽打不出這種出自內心的覺悟和幹勁的！說是奇蹟也可，說是一種必然的規律也未嘗不可，真理總是真理嘛！懂得了做人的道理的人，誰又不願去多做一點為子孫後代所稱讚、而不會被人咒罵的事呢！
十個指頭都不會一樣齊，個別想不通的人還是有，特別是年齡較大、一向有牴觸情緒的人，往往會產生：沒有幾年好活了，再爭取還不是一名戰犯！有這種思想的幾個人，他們都得到耐心的幫助和教育。我的日記中，曾記下杜聿明幫助有這樣思想的一位「同學」時，說過這樣的幾句話：「人沒有不犯錯誤的，只要錯而能改，總會得到人們的原諒，對於我們來說，戰犯只是一個過渡的名詞，今後肯定還有一段時間讓我們自己把自己的歷史寫好，都還沒有到蓋棺論定的時候，應當分秒必爭才不負此生嘛！」所以，在勞動鍛煉中，雖有些人揀輕避重，但多數是爭挑重擔，卻沒有發現一個公開表示不接受勞動鍛煉的。
我們正式從事體力勞動的鍛煉遠沒有思想改造的時間長，更沒有思想改造時那麼困難、曲折和複雜。勞動不勞動，可以看得出來，思想是看不見的。不過也不是完全看不出，思想表現於每個人的言行上，一句話，甚至一點頭、一搖頭，都能表達出一個人的思想立場來，在某種情況下，比勞動更加容易看得出來。不過要仔細觀察和正確的分析、研究才能弄清楚。
為了能起拋磚引玉的帶頭作用，我先來解剖自己一下，再舉出幾個典型人物，這樣也比較公平合理，至少可以避免指責我只會醜化別人而專門美化自己之嫌吧！
思想改造困難而複雜
我在11年改造過程中，有不少思想問題，有的已解決了，有的解決得不徹底，有的直到今天還沒有完全解決。為了不願占太多篇幅，我只舉出三件較為重要一點的談談。
第一，我對認罪問題有過不少牴觸。那還是在重慶學習時，幾個和我同在軍統局的老同事指出，我在軍統中曾長期從事逮捕、綁架、暗殺等工作，而且還培植出大量從事這類工作的學生，他們認為死在我手中的共產黨員和民主人士、愛國青年等是數不勝數的。一開始，我不承認我幹這些事是什麼罪行。因為那些人在國民黨統治區從事反國民黨的工作，我當然要抓要殺，因為我如果到共產黨統治區去從事反共產黨的工作，他們也一樣要抓我殺我，這是各為其主。說有罪雙方都有罪；無罪雙方都無罪。如果國民黨不打敗仗，我不但是無罪而是有功。至於在我手中殺掉過多少人，我自己是有數的，雖然記不清姓名，大致上有多少我是記得的，說數不勝數，我認為太誇張了。我當時特彆強調，我長期是奉命而行，只有在雲南快解放時，由於情況很亂，我來不及請示，也不容許我遲疑，我才自己決定殺過一些人。當然，這種思想一亮出來，批和斗是不會少的。我是怎樣解決的呢？這就說來話長，不是幾千字可以說清，但也可以長話短說。我最後是由自己作出了比較正確的認識，既說出又寫出，結論是對別人的幫助誠懇接受，並且口服心服。管理所的領導也認為可以了。
第二，我不承認什麼階級鬥爭，我只是承認我過去所作所為是為了國民黨和自己的利益。有一次，在一些好心的「同學」幫助我時，他們讓我敞開思想，談我是怎樣為了自己利益的典型事例，我舉出了1949年9月9日晚上，我在雲南省昆明市主持的一次大逮捕來作說明。
那次我預計要逮捕400多人，都是政治上有問題的。一開始，我叫昆明警察局看守所所長騰出十多間大房間準備關人，指揮由刑警大隊隊員、保安警察和憲兵混合組成的20個小組，按名單去搜捕。不一會兒，看守所所長來向我報告，說十多間房間已經滿了，睡下去連身都不能翻，我桌子一拍：「我抓他們是來坐牢的，坐牢就是坐著，誰叫你讓他們睡大覺的？」所長低著頭走了，一會兒又來報告：「坐也坐不下了！」「站！」我只回答他一個字。不一會兒，他又來報告：「站也站不下了，不能再抓，沒地方可以關了！」我略一考慮便叫他把所有的強盜、小偷、流氓、扒手等刑事犯全部釋放，騰出房間來關政治犯。他站著不走，囁嚅地說：「要是那樣做，整個昆明的社會不是亂成一團糟？」我猛地站了起來，大聲呵斥他：「快照我的命令去辦，釋放刑事犯只是亂了社會，亂不了國家！強盜搶不了你也搶不到我，政治犯是要我們的政權，要我們的命的！不執行馬上槍決你！」
我像說故事一樣剛說出來，站在一旁聽我講的管理員立即指出：「你不承認有階級，也不承認有階級鬥爭，這就是最生動最具體的一場階級鬥爭，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爭奪政權的激烈鬥爭，你可以好好想想……」我聽了好像明白又好像不太明白。散會時，卻來了一個節外生枝的小插曲。
事實證明自己非無產階級
由於平日管理人員在我們學習中有爭論時，一般不馬上下結論，因為一作結論，許多人即使不服氣也不便（說不敢更確切些）再去批鬥那些他們認為的「頑固分子」，又少了一次他們表現自己的大好機會。他們對我不承認什麼階級和階級鬥爭，原來準備至少六七個半天，經管理員這樣一說，讓我好好想想，就可以收場了。偏偏我這頭還保留不少牛脾氣的湖南騾子，常常不信邪，不懂就不懂，不通就不通。正當他們感到有點遺憾，沒能按照預定計劃斗我一星期，太便宜了，我卻在提起小板凳準備回到寢室去休息時，冒出一句：「今天我也變成無產階級了！」「放屁！你配做無產階級！」「你還膽敢誣衊、侮辱無產階級，你這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大資產階級……」還有幾位正在準備好舌劍唇槍向我猛攻狂襲時，我把手一擺，搶先大聲叫了起來：「今天我洋房、汽車、黃金，甚至一家老小都沒有了，只剩下光棍一個，筷子一雙，還不算是無產階級嗎？」
自然，這更是嚴重的思想問題了，這就得加上一倍的時間來批鬥我了。說也奇怪，這回是管理員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去和我談了一個多鐘頭。他當場宣布，這是一個認識問題，由他幫助我。他和我談的主要方面是說明兩個階級的不同點，從出身、人生觀等談到在國內革命和世界革命中的立場、觀點許多方面的不同表現、代表什麼人的利益等。這裡就不詳談了。
我雖然沒有對這一問題作過書面及口頭的檢討，承認我冒充無產階級，但從多年的事實的確使我認識到了，我稱不上是無產階級。
1960年，我得到特赦後，報上曾經稱我為「愛國人士」。1949年，我被人用槍口頂在我腰上而在起義通電上籤了名的檔案，盧漢把它壓在雲南30年。後來因管理檔案發現而承認我的起義，1980年，遂把我改為「起義將領」，家屬也成為革命幹部家屬。這幾年我又成為「知名人士」，由於我不參加任何民主黨派又成為「無黨派民主人士」了。有了這麼多的光榮稱呼，卻還不能稱無產階級，我又有點犯老毛病了，可能由於我不僅工資高稿費收入多，國外親友常有饋贈，我家早已全部電器化和有不少存款了。既然資產階級的帽子早摘掉，那麼，我今天究竟算什麼呢？我想了很久，便自己給自己加上一個我認為恰如其分的帽子，既不屬於剝削別人的資產階級，又還不是大公無私的無產階級，那就算是「有產階級」吧！
冒死救戴笠成今日罪證
我的第三個思想問題，是對多年培植過我的軍統特務頭子戴笠的私情未能忘懷。雖然他過去帶著我幹了許多反共反人民的工作，我認識到那是不易得到人民原諒的罪行，但他對我曾經是那麼照顧，私人間的感情總是無法能一刀兩斷的。每到他摔死的那天，我常常提醒在一起改造的軍統老同事：「今天是3月17日。」下文不用說，誰都知道我是在懷念戴笠。絕大多數的人總是勸我「不要談這些」，怕我犯錯誤。但也有那麼一個，比我們進步幾寸的，便在小組的生活檢討會上對我提出嚴厲的批評，並揭我的老底，說戴笠的飛機失蹤後蔣介石決定要派一名將級人員持他的手令到解放區去營救戴笠，別人不肯去，只有我願前往。因為估計飛機一定迫降在解放區，所以毫無消息，如果降落在國民黨統治區，絕不會聯絡中斷。要去解放區是很危險的，還要從高空跳傘下去就更危險了。抗戰勝利後，大特務都發了不少接收財，我也不例外搶到了大城市的洋房、汽車，可以享享勝利後的快樂日子，但出於私情，我不管家人的攔阻，決定要去。後因情報不靈，從事情報等特務工作的頭頭摔死在首都南京附近三天才被發現，我才沒有去冒險。但這也足以構成批鬥我的最好材料，何況我還在提醒別人不要忘記他是3月17日摔死的。
這件事當時十分出乎我的意料，我是做好了一切最壞的思想準備的，結果，竟是由管理所的負責人指出：只要不是承認戴笠過去反共反人民是對的，而去稱讚他的這些，相反還能批判這些東西，只是在私情上懷念，這不是什麼嚴重錯誤，共產黨允許子女對反革命父母在思想上劃清界限後，私人間還是可以往來。這在當時，還是第一次很出人意料地處理這樣的嚴重思想問題，使許多人都感到奇怪。不過叫我以後至少不能再去提醒別人「今天是3月17日」。自己怎麼想，放在自己心裡，不要去影響別人。這點我當然可以做到。
一個軍統大特務在和共產黨打交道時，毫無疑問，是要經過考驗的。同樣，我也是要注意共產黨人說過的話是否能兌現，在對待戴笠這個問題上，我不但在我特赦時的思想總結上把它如實地寫了上去，而且在我寫的回憶錄《我這三十年》上面，都詳細地寫了1964年3月間去南京等地參觀時，我專門去靈谷寺看了戴笠的墳墓。除吳稚暉寫的墓碑不存在外，墓還是完好未動，因為是我親自主持修建的。當時就怕人恨他而毀壞，所以是用水泥砂石攪拌在墓穴，使棺木與整個墓穴凝結成為幾公尺厚的一大塊。我仔細看了一遍，完全沒有動過。我在這一段文章中特意表達了我對他「難以忘懷」的私情。我女兒在給我整理時，竟大吃一驚！她笑我有點老糊塗了，怎麼把這些只能放在心裡的話也寫上去？她正準備把這一大段塗去時，我堅決不同意。她有點擔心了：「送去審查能通過嗎？」「試試看」，我滿有信心地回答。
說墳被挖是閉門造車
當送審稿退回時，我急忙翻開這段一看，全文一個字都未刪去，這反而使我感動得用手按在原稿上，久久說不出話來。因為前幾年我看到香港一本刊物上有一位老同事寫了一段與我完全不同的情況，他說：南京剛一解放，南京人民就把戴笠這殺人魔王的墳挖開，對他進行鞭屍泄恨……這種閉門造車的寫法，真是漏洞百出。南京剛一解放，人民要做的事可以說是千頭萬緒，即使把這種事當成頭等大事，也不是一下能挖開的。共產黨都寬恕了的一個死了的老上司，何必要在筆尖下來鞭撻一下已燒焦了的屍體呢？我估計這位老同事可能在戴笠下葬那天，他和某一位縣太爺一樣，一聽人稟報撫台大人的夫人死了，便馬上吩咐「備轎」，連午飯也來不及吃就要去弔孝。剛上轎，又聽人稟報：不是撫台大人的夫人死了，而是撫台大人死了。縣太爺便立即下轎吃飯，自然還照樣來三杯。可能是戴笠下葬時，這位老同事因吃飯喝酒未趕上飛機而沒去，未能親眼看到那墳修得那麼結實，絕不是人民（當然是指老百姓）不用炸藥而能挖得開的。也有可能，貴人多忘，挖墳掘墓在南京確實有過那麼一次，那是抗日勝利後，不是新中國成立後。時間是1946年1月21日深夜，國民黨七十四軍的五十一師工兵營，在軍長邱維達和陸軍總司令部工兵指揮官馬崇六等的指揮下，奉命將埋在南京明孝陵附近梅花山的汪精衛的墳墓用150千克TNT炸藥炸開，也沒有鞭屍，只是用火連棺木一起燒掉，執行的人只在汪精衛穿的馬褂口袋內搜出一張三寸多長的白紙，上寫「魂兮歸來」，下款署名陳璧君。可惜當時他們把這一張由日本招魂歸來的紙條撕掉了，如果保留它幾百年，不是可以和拿破崙寫給約瑟芬的情書、貝多芬的手稿，以及彼得大帝擤過鼻涕的手帕一樣拿到英國、美國的拍賣行去高價出售，不是可以給後人留下一筆不小的遺產嗎？
王凌雲愛談往事
舉止非文官，貌不似將軍
我從重慶戰犯改造所轉到北京的第三天或第四天，發現挑飯的幾個同學當中有一位穿得與別人不同。別人最多衣褲上有兩三個補過的地方，而他的衣褲上卻有五六處之多，還有一兩處是大補丁上又加上小補丁，不用問，一看就能知道這是一位「節約標兵」。
我從他的舉動便肯定他不是一位文官。除了他那一身氣力與粗獷、豪放的動作和言語外，幾位大文官我差不多都認識或見過了，而這一位，細看那一副眉濃眼不大的面孔，又似曾相識，但一時卻想不起來。我不願用不尊敬他的話來形容他，但總有一點「望之不似將軍」的感覺。
我懷著一種好奇又急於想知道此君是誰的心情，悄悄問了一下軍統老同事郭旭。他是一位非常忠厚的財神爺（他在軍統一向主管經費），北京監獄中的老資格。1950年，我和他在昆明監獄分手後，他便被送到北京，他的代號是一〇七，可見其年資之老，連杜聿明都遠不如他（杜編為二〇一）。1956年，我和許多調到北京的都屬〇〇多少，這可能是區別於那些老同學的最明顯標誌。
當我從郭旭口中打聽到此人是王凌雲時，便立刻想起，我還與他有過兩面之緣呢。
聞、李被暗殺，軍統未知情
我第一次見到他，是1946年7月間，是在曾經轟動全國的民主人士李公朴和著名詩人聞一多在昆明被人暗殺後。那次我隨同剛剛走馬上任的警察總署署長唐縱一道去偵破這一案件。開始，連蔣老先生也弄不清，氣急敗壞地從廬山打電話到南京，責問軍統頭子毛人鳳，為什麼干出這種引起全國人民指責的蠢事？
這件暗殺案的確不是長於搞這一手的軍統特務乾的。大總統還沒有選出來，憲法也沒有頒布，誰這麼沒頭沒腦幹出這一打草驚蛇的笨拙勾當？連毛人鳳也猜不透。為及早弄清真相，以應付一下全國譁然的輿論，只好派出負責全國治安的頭頭、警察總署署長唐縱親自出馬。這總不能不說是對此案的特別重視，可以讓人民稍安毋躁，定有平息民憤的交代了。
唐縱是老軍統頭子。戴笠多年處心積慮籌劃的掌握全國警察大權的單位因戴笠摔死而落到他頭上之後，真是「喜從天降」。不料剛一上任，連總署的人事安排還未就緒，就碰上了這一棘手的大案，大有「禍自地來」的苦惱。他在南京與毛人鳳一商議，決定先飛重慶，那時我正在重慶處理軍統和中美合作所的財產、武器等。接到毛的電話，便把唐縱接到戴笠在重慶的一處豪華別墅。他便選好在重慶準備去南京還沒走成的原軍統人事處長、後任軍委會郵航檢查處長的李肖白，以及在軍統中負責過行動工作（專搞逮捕、綁架、暗殺等）的鄭修元、許建業和我四人隨同他去昆明。這位老謀深算的特才（特務中之幹才也）誠不愧為軍統的領導，他一下飛機，關照我辦的第一件事，是叫我立即去軍統在重慶的看守所中，挑選兩名違犯過軍統紀律的犯人帶到昆明，讓他們出面頂替暗殺李、聞的殺手。不問其罪行大小，只要在公審中承認自己是兇手，並且吞吞吐吐地暗示出和中共有關，但又不能承認是共產黨。這樣不但可使全國人民皆知不是國民黨乾的，而且意味著是共產黨所指使，更可避免中共方面要求參加審訊和反駁。所以，挑選的人要很適合條件，而一經「使用」過之後，等到執行死刑時，便可將其他判有死罪的犯人頂替。這兩人就可以派往東北或西北地區擔任較好的工作。
隱瞞真相，王凌雲不敢赴宴
我按照這一指示去看守所挑選，只有一個擔任過軍統局局本部文書科司書的王某合適。他很膽小，怕一旦承認下來宣判死刑後立即執行，來不及換他。他在軍統的時間雖不長，聽到過不少軍統常常使用「走馬換將」之類的手法，但更會使用「棄卒保車」。他擔心被利用後一下把他「棄」了，槍斃了也無法喊冤。我當即向他保證，絕不會當場執行，一定能有時間換他。可是他還有點擔心，直到我願先寫一個證明他是軍統人員的紙條讓他帶在身邊，最後關頭拿出來，以防萬一外，我還自行做主給他加了五兩黃金作為獎金，他才答應下來。
第二天一大早，我去陪唐縱吃早點，並把只挑選到一個合適的人告訴他。他叮囑我務必再挑一個才像那麼一回事，他說這叫一箭而三雕：既應付了「老頭子」，又平了民憤，還可以中傷一下中共。
我們的早點剛吃完，南京的長途電話來了，毛人鳳告訴唐縱：軍統雲南省站已查出了暗殺李、聞的兇手，要唐馬上去昆明。唐一聽十分高興，當然不用再帶假兇手去了。
當天下午，重慶航空檢查所把飛昆明的班機上的客人拉下五個，讓我們五人飛到了昆明。軍統雲南站長王巍等唐到了住的地方，剛一坐下，就把暗殺李、聞的情況，詳細向唐做了匯報。誰也沒有想到，此事竟是雲南省警備總司令霍揆彰派人干出來的。兇手由主持此案的情報處長王子民率領，一行30餘人（連同兇手們的家屬）由霍交與第二軍軍長兼滇西警備司令王凌雲，安置到大理後山無為寺內，用好酒好菜招待著。
霍與唐是湖南酃縣小同鄉，向有往來，唐便親自去找霍商談。霍一口否認他知道此事，反過來請唐代為破案。談了兩天毫無結果，雲南省警務處長李毓楨向唐報告，王凌雲已由大理到昆明，可不可找王從側面試探試探，唐便和李毓楨出面請王吃飯。請帖送出後，很快，王凌雲便到李家找李。我和鄭修元、許建業都住在李家，只有李肖白陪唐住在附近上海大營造廠老闆陸根泉家中。由於李不在家，我便接待了王。王表示因第二天一早又有事要回大理，唐、李請吃午飯他無法赴約。很顯然，這是霍揆彰怕他嘴不穩，在這些特務頭頭們面前喝醉了吐出真言，把他攆回去了。
死囚頂真兇，主犯升官去
第二次我和他見面，是1949年。他新任河南第一路挺進軍總司令後，在重慶見毛人鳳，請毛派人和派電台到他總司令部去。恰好我也去找毛，毛留我和王一道吃飯，這樣由一次見面而變成再次見面了。
王為人很有點江湖朋友味兒，他一聽說我也送到北京來了，便到我的房內找我。一見面，彼此幾乎都是同樣地問一聲：「你怎麼變成了這個樣子？」過去我們見面都是那麼神氣十足，今天都成了勞動者一樣，當然應當都有此感覺。不知是他先問我，還是我先告訴他，這都不必去考證了，總之，兩人第一次談話就是李、聞案的處理經過。由於軍統向「老先生」如實報告了霍揆彰是此案主謀，霍被找到廬山挨了一頓痛罵，並撤去雲南警備總司令職務，雖未查辦，但限他交出兇手。他只好拋出開槍打死李、聞兇手各一，即總部特務營連長湯時亮、李文山。經各方會審直認不諱後，宣判死刑。執行時，他們竟如此無師自通，臨時也是從軍法處監獄中拉出兩個別的案件判了死刑的犯人，用酒灌醉之後，綁赴刑場，沿途戒備森嚴，槍決後立即掩埋。而判死刑後還活下來的湯、李兩犯，直到全國解放才被搜捕出來。當然，他們是沒有資格坐飛機逃往台灣或去海外當寓公，只有硬著頭皮再直認不諱一次了。
山大王當官，官匪分不清
霍揆彰為什麼無故要派人打死李、聞，主要是軍人性子太急，他想兼雲南省主席，想討好討好「老先生」，因他常常聽到「老先生」罵這些民主人士幫共產黨而不幫他，所以霍便投其所好。不料為時太早，正如1947年他在長沙新建的別墅嵩莊招待我吃便飯時說的：「如果現在殺這些搗亂的人，那就不是犯錯誤而是立功勞了。」雖然為時過早一點，但功勞簿上並沒有漏掉他。他剛把新居建好，還沒享受幾個月，掌握湘北軍政大權的第十六綏靖區司令官的顯赫官職，不又落到他的頭上了嗎？
我第一次在昆明見到王凌雲時，一聽他是第二軍軍長，便以為他一定是中央嫡系重要骨幹，從這個軍的番號來看，誰也不會想到是「雜牌子」。第二次毛人鳳請他吃飯，他剛一走，毛就對我說：這位「山大王」對我們工作很有幫助。我這才知道他是搞過打家劫舍的寨主。所以在戰犯所中，我對此人便有另一種興趣。我沒有當過「山大王」，卻很想知道幹這一行當的內幕。
有一天，我和他一同去挑早上的洗臉熱水，這只用兩個人就行，但要早點去，等管理員開鐵門領我們去廚房，所以我們總是早十分鐘去等。那天管理員來得比較晚，我們兩人便可暢談一下。王這人確很豪爽，一開口就自己承認是當土匪出身，我連忙說：是干「劫富濟貧」的工作，在「替天行道」。他笑一笑：「是劫富拉貧！替自己升官發財！」我開始有點誤會，以為是「劫富拉平」，經他解釋才明白，他劫富人、拉窮人入伙，等有了人和槍，經政府一收編，就成了官。
他說在河南先當土匪後當官，是正當的出路，許多新中國成立前有名的軍人如劉鎮華、張治公、樊鍾秀、孫殿英等許多人，都是先當土匪後招安的。如1926年的豫陝甘剿匪總司令劉鎮華統轄的幾萬人，都是從土匪中編過來，又擔任上剿匪的任務，連他們自己也弄不清，究竟是官還是匪。當時老百姓叫這些隊伍為「官匪」是最恰當的，因為他們既有官名而又暗中干匪的事。
王凌雲原名王仙舉，河南伊陽常渠鄉蟒莊村人，1929年，在伊陽縣城防大隊長王建昭部當隊長，後來王被別的土匪打死，他就當上大隊長，並將占領伊陽的土匪趕跑。當時的河南省主席萬選才委任他為臨汝、伊陽、平等、自由四縣的剿匪司令，1930年，編入張鈁統率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路軍，不久，又編入國民革命軍三十二軍宋天才部，任第三師師長。1931年，張鈁率領他們這些軍師長去漢口見了蔣介石總司令，每個師長都得到500塊銀圓的「賞號」。
王凌雲有次問我：過去與土匪打過交道沒有？我告訴他，抗戰開始不久，我20多歲時，任常德警備司令部稽查處長，司令唐生明是有名的花花公子，很信任我。由於轟炸重慶的日本飛機經常從常德等地經過，有時把在重慶沒有扔乾淨的炸彈順便向常德丟上一兩顆，有時也派一兩架飛機小炸一下常德等沿洞庭湖的縣城，幾乎天天放空襲警報，司令官便帶著如花似玉的夫人——標準美人徐來住在離城十多里的黃土坡，後來連司令部也搬到那裡去了，城內只留下稽查處擔任治安工作。一年多後，警備司令部撤銷，把稽查處改為常德軍警稽查處，仍由我任處長。這兩年多時間中，一直是我在負責維持城區治安。我原來想把我在上海警備司令部偵察大隊的一套辦法搬到常德，有一個老資格的組長告訴我：湘西土匪不但多，而且敢於攻打中小縣城，最好不要得罪他們，來一個「官匪協定」為最上策。我開始很不以為然，由於少年氣盛，加上有軍統作後台，不肯聽他的，直到商會會長等地方紳士們也一再勸我，應當與土匪們有一個默契，保持井水不犯河水，可保常德平安無事。既有這麼多人說，我不能不調查研究一下，這才知道在湘西的大股匪除陳渠珍外，還有兩股人數上萬的瞿伯階和彭叫驢子，經常在附近活動。
王凌雲一聽我說出「彭叫驢子」感到十分驚異，他忙問我：「怎麼你們那裡的土匪沒有黑話而直呼其頭兒為叫驢子？」我問他：「你們那裡的黑話把驢子叫什麼？」他說：「我們自己把當土匪叫『拉杆子』，馬叫作『虱子』，驢叫『鬼子』，狗叫『皮子』，老百姓叫『林子』，如聽到狗叫，便喊『皮子炸了！』老百姓追上來，叫『林子發了！』」
被劫女學生，願當壓寨夫人
我告訴他：湖南人把玩弄女人的男人稱為愛叫的驢子，不是尊稱。這頭叫驢子的部下還給我添過一次麻煩，但也很夠朋友。原來我和土匪們有一協定，雖未形之於文字，卻是一言為定。他們保證不到常德城內來「做生意」（搶劫和綁架肉票），但是到常德採購物品或向逃兵逃官購買槍彈等我不能抓。他們也不在常德郊外活動，這樣本可相安無事，不料那頭叫驢子的部下蹂躪了農村拖大辮子的小姑娘和梳「巴巴頭」的年輕農婦還不滿足，而看中了城內穿白衣黑短裙的女學生。那時許多從江、浙、皖、贛等省向大後方遷逃的學校、學生常通過陸路經湘西去貴州、四川，彭叫驢子的部下便帶人埋伏在公路上，把滿裝女學生的兩輛大車上的女學生全部劫走。
發生劫案的地點雖不在常德縣的範圍內，由於這些學生的家長告到湖南省的保安司令部，當時常德警備司令部已撤銷，我是常德軍警稽查處長，本來可以不管，但由於我兼了湖南第二區保安司令部的偵察組組長，第二區是管湘西地區的，所以，省保安司令部命令我一定要把這些被劫走的女學生營救回來，我只好派我手下那個與土匪們有往來的組長去設法。
三天後，他向我匯報，彭叫驢子的部下說不使我為難，同意把女學生送出來，條件是每100發七九步槍子彈換一個。那時我正從桃源附近的小河中，沒收到一些漁民撈到的一批子彈，那是軍政部的一隻木船翻在河中，他們只把一些貴重器材撈到後便走了，漁民們打魚時撈出有幾千發子彈，被我派人沒收了。我帶的稽查員和士兵都是短槍，所以用不上，我便滿口答應下來。
誰料把子彈送去換人時，除了有30多個女學生願意回來外，還有12個居然甘心當壓寨夫人不願回來，這就大出我的所料。
據去的人回來告訴我，彭叫驢子的部下搶到那些女學生後，大擺筵席慶賀，那個頭目自己先挑了一名體育老師和兩名籃球健將，他手下的九名隊長每人挑一位，其餘則交給慰勞所，讓別的土匪去享受。那個慰勞所原有40多個農村婦女，都是彭叫驢子的部下玩過後感到不滿意然後送到這裡的。那12個當了壓寨夫人的學生，每人都寫一封信交去的人帶回給她們的家長，表示不回去而願過那種強盜生活。我便叫去的人除按協定100發子彈換回一人外，多餘2000多發，全部送給彭叫驢子的部下，希望他們不要再給我添麻煩。彭叫驢子的部下非常高興，便叫人帶一件禮物給我，以示禮尚往來。
寧當土匪頭，不願當軍長
這件禮物雖不是稀世之珍，但可以稱得上是罕見之物，說出來也夠駭人的。這是用人皮蒙的一副馬鞍，腳蹬是銀制的。據說一張人皮還不夠呢。它的韁繩是從人的大拇指一直拉到大腳趾才夠製成這條韁繩。在籠頭套上，鑲有滿滿的大拇指甲，看來令人毛骨悚然，連我這個過去長期干過綁架、暗殺的人也感到有點兒驚異。據說使用這種人皮馬鞍在土匪中是坐第一把交椅的，才夠資格，我既不想當山大王，也不能公然騎著有這種鞍子的馬在大街上去，所以試也沒有試過一次。後來給我母親知道了，這位天天吃齋念佛的老太太大發脾氣，令我立即把它深埋到地下，還叫我燒香燒紙。這些被土匪殺掉還剝皮的人總算最後享受了一次香火和祭奠。
王凌雲認為，兩省土匪有許多不同之處，他說在河南先當土匪後當官雖一樣，但卻分為流竄與割據一方兩大類型。他是屬於流竄一類的，即「南邊收了南邊去，北邊收了北邊游，南北兩邊皆不收，黃河兩岸度春秋」。他們是哪裡豐收了就竄到哪裡去享受。除了解決吃穿住等外，看上哪家的姑娘、媳婦漂亮時，派人去通知一聲，準備去過夜，誰要違抗不從，一般是去搶光但不殺光，有時是砍去這家人的家長手腳，以示警告，所以，被害者大都是寧可受侮辱也不敢違抗。也許是說得太高興了，不知怎的，他竟脫口而出：「我認為過去當土匪頭子，比我後來當軍長師長還要舒服得多！」
他的這句話剛一出口，連我還沒有來得及表示時，他馬上意識到，此時此地說這種話，該當何罪！所以他立刻改口說：「我過去當流匪是危害過不少老百姓的，現在……」我連忙把手一擺：「今天不是開思想檢討會，甭來這一套！」
後來他還是和我談過一些占地為王的土匪情況，那比當流寇要安定一些，但也要費神費事得多，沒有當流寇簡單痛快。
他舉出河南有名的內鄉土皇帝別廷芳為例。別在內鄉、鎮平、鄧縣、淅川等縣割據稱霸多年，敢與國民黨河南省主席公然「對抗」，實際上是在省政府的包庇下，官員暗中分享別廷芳從老百姓身上剝削來的大量財物，這樣假手於人，以免自己直接出面。所以，別廷芳能在那個地區當土皇帝20多年，到抗日戰爭發生時，南陽行政督察專員朱玖瑩還保舉他擔任了河南省第六區自衛軍司令。實際上他還是那個地區的土皇帝，不過加了一個更好聽的官名。
是官又是匪，姦殺兼搶霸
王凌雲對這個土皇帝多少有點羨慕，也有點嫉妒。他說別廷芳挖空心思想保持住自己控制的地區，他對外也搞宣傳，叫什麼「皖西自治」，實則是由他為所欲為。後來他統治的地方擴大到皖屬13個縣，魚肉人民，任意宰殺，沒有人過問。開封的一家報紙《大同報》曾刊載過，別廷芳對他管制下的老百姓揭發過他的罪行的，僅七峪一帶被他滿門殺絕的有73家之多。王凌雲還能背誦出當地老百姓暗中流傳的一首民歌：「別廷芳搞的皖西自治，全憑姦殺搶霸四個字，哪家百姓不遭搶，哪個美女不受奸，啥時能除別廷芳，涼水當飯心也甘。」我當時匆匆記下來，還有幾句沒能記上，不過也由此可見其兇狠殘暴了。
我問王凌雲，知不知道後來別廷芳是怎麼死的呢？他說謠傳很多，因為他離開了河南，沒有弄清楚。我倒給他補充了一下，因我聽到軍統局在河南工作過的老同事告訴過我：抗戰開始後，衛立煌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時，派其舊部鮑庚接替朱玖瑩為南陽行政專員。他走馬上任第一件事，是把前任扣押起來，說朱玖瑩勾結別廷芳，搜刮老百姓，要嚴行查辦。這個膽小如鼠又愛財如命的人，嚇得魂飛天外，為了免死，只好把別廷芳送他的錢分一部分給了鮑庚，才被釋放出來到洛陽向衛立煌報到。衛的幾個部下又把他囚禁在一間小房子裡，恐嚇他，說司令長官要槍斃他！朱又只好再拿出一筆錢來，總算買回一條老命。
電燈泡不亮，未把開關帶來
鮑庚收拾了朱玖瑩，又準備收拾別廷芳。他先把別的侄兒南陽民團司令別光漢叫去告訴他，現在抗戰期間，軍事第一，軍隊要集中使用，南陽民團司令部所有部隊立即交出來，司令部也撤銷，還叫他告訴別廷芳，把他統率的民團也集中聽候點編，連兵工廠也要一起交出來。別光漢回到內鄉，把這一情況向別廷芳一說，別當場氣得吐血。他本想立刻和衛立煌鬧翻臉，又估計打不過衛立煌一戰區幾十萬大軍。他知道衛立煌不像劉峙一樣同意和他分贓，不敢輕舉妄動。後來衛叫他去洛陽，召見他時又訓了他幾句，回來後他更是氣上加氣，1940年初，便這樣氣死了。當時外間謠傳是衛立煌請他吃飯時下了毒藥毒死的，其實衛立煌根本沒有請他吃過飯，而且他回內鄉兩個多月才死去，當時衛還沒有那種可拖延到兩個月才發作的慢性毒藥。
王凌雲聽我講完後十分高興，說他一直弄不清別廷芳死去的原因，經我一說，才明白了。我看到他聽這些往事津津有味，還希望他多告訴我一點河南土匪的事情，我又講了一個湘西土匪鬧過的笑話給他聽。
這是一件真的事情。有次彭叫驢子和瞿伯階兩股土匪合力打下湘西大縣沅陵後，他們看到夜間電燈那麼亮，雖然不能在電燈泡上吸燃香菸，但看東西非常清楚。那時沅陵沒有工廠，白天沒有人用電，只有黃昏後居民才用電燈照明，所以白天停電，一到夜晚燈就亮了。後來國民黨派兵團攻沅陵，他們撤走之前，不少土匪把電燈剪下帶走。一回到他們的山寨，立刻把電燈懸掛起來。可是一到夜間，電燈沒有一盞發亮，他們百思不得其解。還是彭叫驢子見多識廣，他進城玩過妓女，看見人開關過電燈。他便宣布：這次太匆忙，走時只把電燈帶出來，沒有開的東西，燈怎麼會發亮呢！大家這才恍然大悟，說下次打進城時，千萬不要忘記把和電燈裝在一起的開關也帶出來。
山大王無兵，王凌雲被俘
我愛說笑話，而且說得別人笑自己能不笑，正當王凌雲和在旁邊的幾位同學笑過一陣之後，我還希望聽聽王凌雲講河南土匪時，卻接到龐鏡塘遞給我一張小紙條，我回到寢室悄悄打開一看，上面寫了這樣幾句話：「不管一個人說得多好，你要記住：當他說得太多的時候，終究會說出蠢話來。」他是抄了大仲馬說過的一句名言來提醒我。是的，我說的話太多，而在那種場合中，說得太多就會說出一些犯錯誤受批評挨斗的話。我當時十分感激這位「同學」對我的照顧，所以我看完之後，恭恭敬敬地交還給他。這是表示我誠心誠意領受他的好意，並且把他這種按原則來說也屬於溫情主義、僅僅次於落後思想的東西，原物奉還，使他不用擔心我去揭發他。他接過之後也只點點頭，把火爐門打開，往裡一送。犯人和犯人之間，這是一種深厚交情的表現，它與一般人要不同得多，不身歷其間，是不容易理解到的。
王凌雲是怎樣被活捉的？他在第四批特赦之後，在北京見到我時才詳細告訴我，那時已無任何顧忌，真是能暢所欲言了。
1949年初，他的部隊被打垮之後，他並不甘心於自己的失敗，估計還可以和當年楚霸王一樣，尚能在河南徵集到一批子弟兵跟他一道打江山，與共產黨爭奪河南。所以，他被委任為河南第一路挺進軍總司令，「老先生」召見他時，當面告訴他，能收復河南省，則河南省軍政大權都歸他，收復一個區、一個縣，只要立得下足跟，也給他一個省的名義，他滿有信心地接受了這一艱難的任務。但畢竟由於時代變了，人心也變了，願意跟隨山大王當嘍囉的實在少得可憐，所以他帶的那一小撮人馬，雖有逐鹿中原的雄心壯志，可是一挺進河南境內，很快便全軍覆沒，他也當了俘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