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回憶錄 · 胡臨聰不聰

想家要挨批，思想要改造 國民黨四十一軍軍長鬍臨聰是川軍部隊將領，我和他原來同是北京戰犯管理所挑飯菜組的成員，後來他又當了我的學習組長。我們相處的幾年中，對於他為人正派我很有好感，因為他當學習組長時，與有些學習組長不同。有那麼幾個學習組長，在學習時，總是鼓勵別人「把壞思想拋出來」！這樣既顯得組長領導有方，又可以抓住這些「拋出來的壞思想」進行一系列的幫助、批評和自我檢討。這樣，一次學習後，寫起「小組學習情況匯報」來，他們也不愁沒有東西寫。所以，許多有識之士，真正有重要的思想問題，寧肯寫成報告送給管理所負責人去解決，也不願在小組發言時暴露。老實說，彼此的水平都相差無幾，半斤對八兩，都是一個樣。暴露出來除了得到一大堆不著邊際的廢話外，什麼也不能解決。 胡臨聰 我是深有體會，也可以說是上過當的。有一次，我思念在香港的母親、妻子與親人，想托在京的一位民主人士轉封信去，又怕別人不轉或領導上不同意，所以，便以退為進，自作聰明，借暴露思想為名而達到托人轉信的目的。沒想到這一思想剛一暴露，幾位「左」字號同學便袖子一卷，精神馬上振作起來。他們輪番侃侃而談，我洗耳恭聽了幾個半天的學習時間。結論只要幾句話就可以概括得完，但他們卻費了那麼大的氣力，真有點「槽內無事豬拱豬」。我裝模作樣地「認真」記錄下這幾位「熱情」、「善意」的金玉良言之後，悄悄一看，連我自己都忍不住要笑出來，好在我極力忍了下來，不然又得幫助我幾個半天。 長達20多個小時幫助我的發言，翻來覆去他老是說：「現在是應當集中全部精力和時間來加速思想改造的時候，居然還去想家，這是什麼態度？還有臉好意思說得出來，不想想你過去是怎樣弄得多少人家妻離子散的……」好像弄得多少人家妻離子散與他們帶兵打仗的毫無關係似的。我有臉還敢說出來，這比他們在夢中大叫自己的老婆孩子總要坦白一點吧！ 一個學習單元結束，應談的文件都沒有談幾句，而為我這個「壞思想」卻費去百分之九十幾的時間。我接受這麼多幫助之後，思想上仍舊是擀麵杖吹火——一竅不通。 小組長花了兩個半天勞動時間，才把這一單元學習情況寫完送了上去。有一位好心的同學還在替我擔心，怕領導要批評我，說我這就是不安心學習改造的具體表現。我只是笑了一笑。當然，也感謝他對我的關心。 大約是這一份「學習匯報」送上去三四天之後，正是進行另一單元學習時，我們那位不怕麻煩的小組長一開始就問我：「上次暴露出來的那個阻礙改造的思想經過大幫助之後，是不是真正解決了？如果沒有徹底解決，還可以繼續談談。這就是『理論聯繫實際』的解決問題的最好辦法，不要害怕，暴露出壞思想，就是一種求進步的好表現……」我立即表示了對大家的熱情幫助萬分感謝，思想問題完全解決了，再也不會想它，更不會妨礙我的學習改造。 照例要大家點頭表示通過，也滿意於我的態度。我卻暗地裡感到實在太可笑了，我才不再上當，再去求什麼「進步的好表現」呢！ 領導識做人，通信沒問題 正當小組長又在問別人還有什麼思想要暴露時，管理員走到學習室門口，輕輕地叫一聲：「〇〇六三，到辦公室去談話。」 這裡要補充說明一下，我的代號前面為什麼有〇〇呢？這是北京戰犯管理所成立後，除原在北京監獄的戰犯是從一號開始編代號的仍保持原有的代號外，凡是1956年從外地選調到北京戰犯管理所來的，便是從〇〇一號起，我是選調來的第63個，所以給我加上〇〇。這還表示有臨時調來，隨同北京戰犯所大規模去東北等地參觀時暫編的代號，因參觀後，有不少仍被送回山東、四川等戰犯改造所。我雖留在北京沒有回四川去，但編的代號仍然表示與原來的有差別。 當管理員叫我去辦公室談話時，幾位「幫助」過我的同學十分得意，認為我保准得挨管理所的領導一頓狠狠的批評，說不定還……有幾個則替我擔心，怕我會吃虧。我自己呢？啞巴吃湯圓——心裡有數。這種事誰會沒有？當了犯人不想家的，除非是無家可想的人。 一走進管理所的辦公室，一位領導坐在一張大辦公桌旁邊，在他的前面放了一個信封和兩張信紙。我進去像小學生見到教師一樣，先行個禮，立正聽候批評。這位領導略一起身，可能是表示對我向他敬禮的回答吧！「坐下！」他指指靠牆的一張靠椅。我剛坐好，他便說：「聽說你想和在香港的家屬通信，這是可以的，二〇一（杜聿明的代號）和美國的家屬都有書信往來了。你如果想先問問北京的老朋友，就寫封信去問候吧！以後這一類事，可以隨時向我們反映，不必作為思想問題在學習會上談，那樣浪費學習時間。」說完，他把桌上的信封、信紙遞給了我，我連忙站起身來，向他表示了謝意便退了出來。我剛一轉身，就聽到那位領導告訴叫我去的那個管理員，要他告訴我那組學習組長，以後不要再花時間扯這類小事了。 我高高興興地把信紙、信封握在手中，心中真有說不出的喜悅，當然，主要是可能有希望和家人取得聯繫，再則也是對那些批評我的人一個諷刺。不過我快走到小組學習室時，還是把信紙等折好放進口袋，若無其事地走回去，為了使那幾位幸災樂禍的「同學」得到滿足，我還故意裝出一副像挨過批的小學生一樣，低著頭，慢慢走到我的座位，誰也不看一眼，並不停地用手撥弄衣服上邊用布條編成的紐扣。這時全組都緊張了幾秒鐘，誰也看不出我內心裡是多麼愉快！ 胡臨聰當學習組長有一個最可取的地方。他在主持學習時，不要小組的人輪流擔任記錄。別的小組大多是小組長只當掌握會場的「主席」，記錄是同學輪流或專人擔任。這有什麼好處呢？因為萬一反映問題發生糾紛，由記錄負責，另外是組長可以清閒一點，好集中精力專門抓別人的「小辮子」。 悔恨落了水，胡臨聰不聰 沒有在戰犯管理所學習改造的人，很難想像這些國民黨的黨、政、軍、特高級領導人，被俘當了戰犯後變得這麼自私、這麼膽小，有些甚至可以說會那樣臉厚心黑！為了希望自己能討得領導上的好感，什麼損人利己的事都做得出來。誰會想到共產黨對這些人的改造，正是要他們改變這種作風，變得老老實實，不再搞過去那一套，而且處處是從大的方面去衡量一個人，不是從小的事情上或一件兩件事情上來對每個人作結論。所以，我一想起當時許多情況，到今天還覺得可笑。如果按照某些「左」得出奇的偽裝進步的人的意見，許多人連共產黨都沒有殺掉的，而在他們手下卻是絕不讓活下來的。不過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些最最最「進步」的「同學」，往往沒有能爭取到提前特赦！ 胡臨聰每當發現同學在發言中涉及思想問題時，他總要重複問一句：「你是這樣說的嗎？」或讓人再說一次，他一定要等他記好，才讓別人繼續發言。有時，別人說話快了，無意中暴露出不健康的思想，這人並不希望正式暴露出來，他卻會提醒一下：他是不是要暴露什麼思想問題？如果對方承認說急了說錯了，他從不「順藤摸瓜」，一定要追出一個什麼壞思想才善罷甘休。 我和胡臨聰相處一年左右之後，發覺這人還沒有存心去整過人，所以願意和他擺一擺「龍門陣」（四川人聊閒天）。有一次，我稱讚他「人如其名」，相當聰明。他一聽連忙否認，並說：「我名聰實不聰，我要聰明，就不會落到今天這樣了！」這是一句由衷之言，不是有相當交情、彼此信得過的人是不敢這樣說的。因為後面這句話，包含了多少對於當了戰犯的悔恨和不滿，要扣帽子，真是可以扣上一大堆。 不過他說完之後，又立刻察覺到這句話的分量，馬上補充一句：「我不聰的地方太多，有機會我可以慢慢告訴你一些。」我一聽大喜，因我雖無蒲松齡之生花妙筆，可以聽到人講的故事而寫成一部《聊齋志異》，但卻能滿足我這個年輕時當過「包打聽」（上海人稱偵探為包打聽）的人愛搜奇探異的欲望。從此，一有空，我就愛找他聊聊。 冬天中午休息時，我們擠在牆根下曬太陽取暖，他把兩手抄在袖子裡，冷風吹來，他就像小孩一樣，鼻涕從鼻孔往外流，直到集合在他鼻尖下面快要落下來時，他手也不伸出來，只是兩手一抬，像拉胡琴一樣，鼻涕就全擦在他的衣袖上面了。雖然這動作太不文明，但並不影響我聽他講往事的興趣。當了戰犯嘛，就顧不得許多了。 薛子正忠言，胡臨聰逆耳 他向我談過他不少的不聰明的往事，由於篇幅有限，這裡我只寫出兩件比較有點歷史意義的事情。 他認為，決定他下半生命運的頭一件事是發生在抗日戰爭勝利之後，他任四川部隊孫震率領的第二十集團軍參謀長時期。當時部隊駐防在老河口，不久，劉峙成立了豫鄂「剿總」，老河口劃為第五綏靖區，孫震兼綏靖區司令，他也兼任了第五綏靖區司令部參謀長。 當時由李先念率領的新四軍第五師和在伏牛山、桐柏山等地區的共產黨武裝部隊被國民黨二十幾個師四面包圍，當時正由美國出面，成立了軍事調處執行部。為調停國共兩軍的衝突，老河口方面也派來了軍事調處執行小組。共產黨的代表薛子正，也是四川人，一到老河口，就由孫震指派他與三人小組聯繫。他說薛子正一去就和他講同鄉關係，他當時並不願認這位同鄉，而是處處阻礙這位同鄉的工作。最使他後悔的是薛子正多次向他談到，國共兩黨應當好好合作建設中國，醫好戰後創傷，讓人民能安居樂業。他當時對這些話完全聽不進去，並一個勁地諷刺薛子正。如說國共合作建設抗戰八年後的中國時，他問薛子正：「你們拿出西北高原的黃土，只能種出小米，種不出機器鋼鐵。」薛子正除大笑之外，便向他很耐心地解釋兩黨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聽都聽不進去。他當時認為最得意的是，薛子正說，建設祖國需要大量人才，共產黨在這方面能做出重大貢獻時，他便反問一句：「靠你們小學畢業，都可以招收進去的抗日軍政大學畢業生，能製造出火車、輪船、汽車等嗎？」薛子正對他這種惡意攻擊並不生氣，總是耐心說服他，他哪裡高興聽。 說到這裡，他便長嘆一聲，我要聰明點，能交上這樣的老鄉做朋友，我怎會走上最後這種絕路。當他看到報紙上薛子正已當上了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時，更悔恨沒有聽他的話，如果不打那場內戰，又何至於當戰犯呢！ 聰明臨陣逃，不聰當俘虜 不過他認為，那時他是相信三個月可以消滅共產黨的，所以，當時絕不會考慮到什麼國共應繼續合作建國的問題。當日不聰明還情有可原，而最不聰明的是淮海戰役中他任川軍十六兵團司令孫元良部的軍長時，沒有兵團司令孫元良聰明，老早就準備好一套半新不舊的便衣和鞋帽，到「犧牲已到最後關頭」時，就三十六計「走為上計」了！ 可是他卻忠心耿耿，還認為養兵千日，用在一朝。當黃維的十二兵團在雙堆集被圍困時，十六兵團奉命去策應突圍，以徐州西南15公里之孤山集作為第一攻擊目標，經過兩天兩夜的激戰，總算把孤山集和白虎山攻占下來，他又指揮四十一軍一二二師乘勢去占領孤山集東南之紗帽山。這麼一點小勝，孫元良和杜聿明都打電話向他祝賀，兩人都很高興地告訴他，國防部新聞局發言人張師六現陪同美國記者數人，並特別指明其中有麥克阿瑟元帥派來考察戰況的一名高級軍官，偽裝記者，一同要到前線視察、觀戰。孫、杜兩人對這些人都非常重視，認為與今後能否獲得美援有關，命他特別努力，督勵部隊格外奮勇攻擊。 為了占領紗帽山，他下令一二二師要不惜一切犧牲，務求攻占，除令軍部直屬野炮營，及臨時撥歸指揮之七十七軍野炮營以強大炮火協同步兵作戰外，他還親臨前線指揮，發射的炮彈近2000發，小小紗帽山已差不多被夷成平地，總算在美國記者們一片「頂好」聲中，攻下了這一彈丸之地。 他原來以為只要占領了紗帽山，就可進出曹村車站了，便命令一二四、一二二兩師繼續向南進攻。只要拿下蘆村砦和圓山，曹村車站就不成問題穩可攻下。 美國記者們剛走，一群男女立法委員又從南京乘專機趕來四十一軍軍部所在地的白虎山指揮所觀戰。當然，他更加感到高興，滿以為從此便能逐步轉敗為勝了！ 沒有料到這兩批觀戰的人一走，士氣也隨之而去，可能是因為外國通訊社和中央通訊社發出的戰場捷報已被許多報紙刊登出來，不但眼看到手的曹村車站沒有能攻下，而且連原來攻占的幾個據點也被解放軍又奪了回去。 他始終不忘的是1948年11月29日那天下午，兵團司令孫元良突然到前線集合四十一、四十七兩軍的軍、師長召開緊急會議，宣布：「剿總」已奉命放棄徐州退守淮河南岸之線。所有各兵團定即日經蕭縣、永城地區向淮河南岸撤退。十六兵團擔任掩護大軍主力撤退。 這一幾十萬大軍的偉大撤退「壯舉」，他滔滔談過幾次，這裡就不多說，只提一件令人發笑的事。在撤退途中，四十一軍奉令派一個團去接替第二兵團王屏南補充旅的陣地，誰知王沒有等到派去的部隊接防就被解放軍消滅掉了。去接防的部隊也不弄清情況，就毫無戒備地進入村莊，被守候在那裡的解放軍突然襲擊，因猝不及防，一個團很快就被全部消滅了。真是送上門去讓人繳械，當了一次義務武器輸送隊。 1949年1月10日，第十六兵團全部與第十三兵團李彌部同在蕭縣西南大小陳莊、趙家樓、僖山一帶被解放軍圍殲，當時兩個兵團司令孫元良、李彌都化裝潛逃。胡臨聰和四十七軍軍長汪匣鋒及副軍長、參謀長等均被活捉。當然，胡臨聰永遠不會忘記這一天。 但他在談到這一天被俘的時候，往往久久不語，這是在後悔沒有能像何基灃、張克俠等戰場起義，也沒有像孫元良、李彌一樣臨陣逃脫，結果當了俘虜。我曾開玩笑地和他說過：「如果你也和他們一樣聰明的話，那我們就不可能成為要好的朋友了。」